[125] 尽管此种比较的方法相当复杂，但证据表明，东南亚农民的实际人均收入，从1910年到
1929年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而从1900年到1940年间倒降低不少。关于越南这方面情况的令人信
服的证据，见桑瑟姆：《暴动的经济学》，第33—39页；J.谢诺：《越南民族的历史贡献》
（巴黎，1955），第9章；吴永隆：《革命之前》，第122—124页；特别是H.拉诺：《印度支那
的工业化》，载于《社会研究与经济调查》（1938年11月21日）。关于缅甸的情况，见J.S.弗
尼瓦尔：《殖民地的方针与实践》，第2版（纽约，1956），第103、192—193页；《人头税和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925—1927年》（仰光：缅甸政府，1949），第62—63页；《库珀报
告》，第2页或“摘要”，第49—50页。关于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见
于B.O.宾斯的关于战前缅甸农业的报告：《缅甸的农业经济》（仰光：缅甸政府，1948）。宾
斯的统计指出了水稻生产与人口之间的不平衡，表明了爪哇、印度支那以及暹罗的大米消费的
下降情况。至于菲律宾的情况，见G.里韦拉、R.麦克米伦：《菲律宾农村》（马尼拉，
1952），全书。我不太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但主要意见认为，那里的人均收入不是没有改
变，就是有所下降（见C.格尔茨的通信）。例如，参见A.M.P.A.谢尔特马：《爪哇和马都拉土
著居民的食品消费》，A.H.汉密尔顿的英译本（纽约，1936），全书。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所
有这些证据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否认农民的物质福利水平有所提高的论点，具有十分可靠
的事实根据。当然，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些统计资料的重要性远远不及经济安全保障
问题。
[126] 这并不是说爪哇的情况就是十分平静的；仅仅是说，比较而言，那里是相对平静的。见
S.卡托德迪奥的优秀论文：《爪哇农民激进主义的背景与发展》，收入C.霍尔特编：《印度尼
西亚的文化与政治》（伊萨卡，1971），第2章；及其后来的著作：《爪哇农村的抗议运动：关
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农民动乱的研究》（新加坡，1973）。
[127] 关于乡村互惠的弱化与淡季资源消失的详尽论述，可参见J.C.斯科特：《“保护人—委
托人”契约的消蚀与东南亚农村的社会变革》，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32卷第1期（1972年
11月），第25—30页。
[128] 这也许涉及农民是否真正出售自己产品的情况。只要地主和放债者按照市场价值计算其
佃户或债务人所偿付的大米，在这一范围内，农民就不能不受价格体系的支配。当然，生产像
水稻之类的市场农作物是占有优势的，因为水稻等作物属于主要食粮，不同于烟草、橡胶等作
物。
[129] 查耶诺夫：《关于农民经济的理论》，第137页。
[130] 《S.N.史密斯的陈述》，印度行政当局驻伊洛瓦底区特派员发表的意见，见《土地和农
业委员会的报告》（仰光：缅甸政府，1938），第2卷，第34页。
[131] 汉克斯：《稻谷与佃户》，第141页。
[132] 伯克：《荷属印度的经济结构》，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