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 C.罗比奎因：《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发展》（纽约，1944），第3章。
[193] 亨利：《印度支那的农业经济》，第37页。
[194] 布罗谢诺：《大领主》，第67页。
[195] 同上注。此类形式的事件可能在当时的诸如《反叛与交趾支那农民》、《印度支那人论
坛》等报纸上有详细的连续报道。
[196] 同上注。
[197] G.格兰：《越南与通向现代性的资本主义道路》，第218页。
[198] 同上书，第226页。
[199] 至于其他地区的情况，可参见B.J.柯克弗利埃特：《菲律宾新人民军革命前的农民动
乱》，载于《亚洲研究》，第9卷（1971年8月）；安德森：《关于班诗兰共同体的土地和社会
的若干方面》；M.G.斯威夫特：《经济集中化与马来人的农民社会》，见M.弗里德曼编：《社
会组织：献给R.弗思的论文》（伦敦，1967）；M.莱昂：《爪哇农村冲突的基础》（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专题论文集，第3卷，1970年12月）；派克：《中部平原
地区泰人社会的后农民村落》。
[200] 当然，稻谷价格的上涨也是提高地主利润的一种补偿途径。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
投机所引起的土地价值的增加，远远高于稻谷的市场价格。
[201] 鉴于其长远的安全保障，土地的较低利润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它不能不受比较利润率
的市场逻辑的影响。
[202] P.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债务与农业的清算》（巴黎大学，1939），第25页。梅林在
这里引用了殖民地官员的话。
[203] 《库珀报告》，第10页。
[204] 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债务与农业的清算》，第34—40页。
[205] A.伍德赛德的书信。另见阿代斯：《缅甸三角洲》，第188—189页。
[206] 程度不同的同一个过程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就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言，J.V.德·克
雷夫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爪哇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抵押掉自己的土地，
却几乎什么都得不到”。见《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农民和土地改革》，载于《东南亚
史杂志》，第4卷第1期（1963年3月），第42页。
[207] 阿代斯：《缅甸三角洲》，第188页。
[208] 关于法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见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债务与农业的清算》，第76—
82页；关于英国人的成就，见宾斯：《缅甸的农业经济》，附录B，第8页。
[209] 阿代斯：《缅甸三角洲》，第189页。这里所描述的模式很难说是东南亚所独有的。在美
国，谷物分成佃农协会在1931年得到发展，其主要推动力就在于地主拒绝按照惯例给佃农发放
周转资金和贷款。类似的违反惯例情况甚至延伸至协会参加者的道义经济中。见一位无畏的协
会会员的令人感动的陈述，T.罗森加滕：《上帝的一切危险》（纽约，1974），第287—310
页。
[210] 宾斯：《缅甸的农业经济》，第73页。
[211] 桑瑟姆：《暴动的经济学》，第41页。正如桑瑟姆所指出的，这些数字也对佃农的福利
水平下降作了粗略估计，因为工人们不利于现有佃农的出价能力会相应地推动地租上扬。
[212] 宾斯：《缅甸的农业经济》，第59页。宾斯把这种变化归因于人口因素；而且，事实上
有证据表明，早在萧条期之前，人均大米消费状况就已经恶化。
[213] 桑瑟姆：《暴动的经济学》，第41页，以及前文第72页的注1。
[214] 梅林：《交趾支那的土地债务与农业的清算》，第3页。
[215] 布罗谢诺：《大领主》，第69页。
[216] 布罗谢诺：《大领主》，第73页。
[217] 同上书，第71页。另见P.古鲁所叙：“在1930年前后由于稻谷价格的下跌而突发的危机
中，安南的土地所有者是最倔强的；他们不懂得有人会用补助金和可靠贷款引诱之而不强占其
所想要的土地——占有想要的土地始终是他们贷款的逻辑目标。”《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
第2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