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 关于萨敏派，参见哈利·J.本达和兰斯·卡斯尔斯的《萨敏运动》（1969）；关于万丹
起义，参见萨尔托诺·卡托迪尔德约的《1888年万丹农民起义》（海牙：马蒂纳斯·尼耶霍夫
出版社，1966），第63、104和280页；关于1926—1927年起义，参见哈利·本达和卢思·麦克
维伊的《1926—1927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起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专业现代印度
尼西亚课题，1960），第38、42和47页。
[225] 很难估计传统的东南亚君主所接受的道德训喻和形而上学信仰对其财政政策有何制约作
用。印度教和佛教关于国王对其臣民福祉应负职责的教义，完全可能促使一些君主在荒年谨慎
行事，并将大量国库岁入投入灌溉工程和民众赈济。这在传统文学中当然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
题。理想的国王总是“乐善好施，衣无衣者……食无食者。”翁戈加姆：《茉莉芬行政区》，
第16页，转引自Tjan Tjoe Siem的“Hoe Koeroepati Zijn Vruaw Verwief”（博士论文，莱
顿，1930）。又见萨默塞德·默尔托诺的《旧爪哇的国家与治国之术》（伊萨卡：康奈尔大学
东南亚专业现代印度尼西亚课题，1968）。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如果一个贪婪的东南
亚君主对其臣民压榨过狠，他就会立即付出沉重代价。参见苏王后对国王纳拉提哈帕特的警
告：“请考虑一下王国的状况。你没有黎民百姓，没有大量的男女同胞在你身边……。男女同
胞们滞留在外，不愿进入你的王国。他们畏惧你的统治；因为你，雍笈牙王朝的国王呀，乃是
一个凶狠的主人。所以，我作为你的奴婢，要给你讲述古来的事情；但你就是不愿意听。唉，
不要在国家的肚皮上凿洞……不要斩断国家的手足！”引自《玻璃宫缅甸国王编史》，佩貌丁
和G.H.卢思译（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3），第177页。
[226] 《土地税收制度委员会报告》，第2卷，第4、233页及后面数页。
[227] 保罗·贝尔纳：《印度支那的经济问题》，第50—55页。
[228] 伍德赛德：《社会与革命》，第153页。
[229] 本达、卡斯尔斯：《萨敏运动》，第222页。
[230] 《1930—1932年缅甸起义的根源》（仰光：缅甸政府，1934），第26页。
[231] 同上书，第33页。
[232] 赋税的变化无常肯定也激起了民愤。地方当局官员滥用权力，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朋
友牟利，同时诋毁他们的敌人。然而，尽管殖民地政府的财政压榨可能令人愤怒，但这似乎并
非殖民制度的显著特征，因为传统税收同样残酷或更加残酷。
[233] 查尔斯·蒂利：《社区有行动吗？》，载于《社会学调查》，第43卷第3—4期
（1973），第221页。
[234] 穆尼耶：《农民起义》，第329页。
[235] 同上书，第348页。
[236] 参见鲍里斯·波尔奇涅夫：《作为阶级战争的民众起义——让·尼皮埃德起义》，第42
—51页。该文收于伊塞尔·沃尔沃奇编的《旧政体下农民的生存状况与反抗》（纽约：霍尔特
—莱茵哈特出版社，1970）。
[237] 加布里埃尔·阿尔当：《关于赋税的社会学理论》，第4卷（巴黎，1965），第751—837
页。
[238] 卡托迪尔德约：《爪哇农村的抗议运动》，第43页。
[239] 同上书，第47页。
[240] 《人头税和户头税调查委员会报告，1926—1927年》（仰光：缅甸政府，1949），第1—
20页。下文简缩为《人头税调查委员会》。
[241] 同上书，第21页。
[242] 同上书，第3页。
[243] 《1930—1932年缅甸起义的根源》，第43页。
[244] 《人头税调查委员会》，附录，第42页。
[245] 《库珀报告》，第50—54页。
[246] 《人头税调查委员会》，第33页。
[247] 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罗德尼·利文斯顿译
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第166页。
[248] 《人头税调查委员会》，第62—63页。
[249] 宾斯：《缅甸的农业经济》，第16页。
[250] 《土地税收制度委员会报告》，第2卷，第3—4页。
[251] 同上书，第54页。
[252] 《马乌宾住区报告》，第60页。“似乎只是从1924—1925年度起，税务官才疏于依照
《土地税收手册》第122款的规定对完全绝产区作出评估。”
[253] 宾斯：《缅甸的农业经济》，第75页。
[254] 《土地税收制度委员会报告》，第2卷，第94页。
[255] 宾斯：《缅甸的农业经济》，附录B，L.道森的备忘录摘要，第17页。着重标记为引者所
加。
[256] 我还没有论述可以囊括在这一标题之下的其他财政措施，例如，由于食盐在制作鱼酱中
的重要作用，食盐税成为一种递减税，相当于沉重的人口税的25%。参见《库珀报告》，第50
页。
[257] 参见马尔：《越南反殖民运动》，第1—2章。
[258] 吴永隆：《八月革命前越南农民在法国人统治之下的生活状况》，第64—65页。该文系
后来出版的《革命之前》一书的雏形。
[259] 同上书，第68页。如果选择1928年（当时米价普遍很高）作为对比年份，尽管吴永隆计
算的差异不会如此巨大，但考虑到殖民地政权创立的许多附加税，这种悬殊也就不至于使人过
分误解。
[260] 谢诺：《越南民族的历史贡献》，第145页。
[261] 米尔顿·E.奥斯本：《1859—1905年法国人在交趾支那与柬埔寨的统治及反应》（伊萨
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9），第84页。
[262] 参见亨利·拉努：《印度支那的工业化》，原载于《社会学与经济信息公报》，1938年
11月21日。谢诺在其《越南民族的历史贡献》第9章和第3章注1中详尽地引证了该文，以作为补
充资料。
[263] 阮洪甲：《从民歌看殖民地时期（1884—1945年）越南农民的状况》（三级博士论文，
巴黎大学，1971），第47页。
[264] 每一例证中人头税的数量，除了另有注解之处，均来自吴永隆的《八月革命之前》之第3
章第59—80页中的资料。
[265] 同上书，第61—62页。
[266] 首先，它们仅将稻谷产量算作收入，而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东京，第二职业对于大多
数农业人口可能就像种水稻一样重要。其次，将1937年米价作为计算基础只能说明20世纪30年
代的情况，而几乎不能说明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因为那时的物价约为30年代的两倍。因此，
根据1927年的物价计算，就会将平均负担降低到吴永隆所说的水平的一半左右。
[267] 吴永隆前引书，第60页。
[268] 对安南南部海岸渔村的一项研究表明，官方掌握的人口数字是实际人口的75%。与吴永隆
有关传统村庄的报告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差距。甚至有某种理由认为，这一与世隔绝的村庄
可能能够逃避官方给予稻米主种植区内村庄的筛查。古斯塔夫·朗兰：《安南的社会与宗教生
活》（里尔，1945）。
[269] 谢诺：《越南民族的历史贡献》，第191页。
[270] 参见阮崇欢、吴达多和黄岛诸文，吴永隆译并附于《八月革命之前》。
[271] 阮洪甲：《越南农民状况》，第116页。
[272] 同上书，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