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6] 这一观念得自伯克的《荷属印度的经济结构》之第5章。伯克在书中将这一观念运用于爪
哇的乡村单元。
[287] 在1911—1925年间，法国文官数量翻番，殖民地总预算从1914年的4300万皮阿斯特增加
到1927年的8800万皮阿斯特，翻了一番还多。谢诺：《越南民族的历史贡献》，第195页。
[288] 《土地与农业委员会报告》，第1部分，第10—11页。
[289] 除非大多人口认为，就维系一个保证人身安全和合乎习惯的生存模式的社会秩序而言，
政府负有特殊责任，上层人士负有一般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经济危机可能在主观上体现了
殖民地政权“天赋治权”的失误，尽管它几乎从不直接承担责任。应当记得，殖民地时代之前
的政府，确实出面干预以控制市场力量并阻止粮食出口——殖民地政权则拒绝采取这些措施。
参见阿代斯：《缅甸三角洲》，第23页；詹姆斯·C.英格拉姆：《泰国的经济变革》（第2版，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第1—3章。
[290] 就土地所有者而言，这种情况在上缅甸、东京和安南并不完全如此。在这些地区，许多
土地所有者留在村庄之中。
[291] 《勃生住区》（修订本），引自《道森银行备忘录》，第11页。
[292] 同上注。
[293] 同上书，第49页。
[294] 《汉达瓦底住区》（第三次修订本），第12页。
[295] 这一术语在过去是用以描述1930—1931年间交趾支那与安南的骚动和起义的。
[296] 关于农村骚动的发端，参见印度支那总督府政治事务与公共安全管理处：《法属印度支
那政治运动的历史贡献》，第4卷：《印度支那共产党，1925—1933年》，附录15：《1930年5
月至1931年12月群众骚动及组织者表现记录》。
[297] 这些数据和以下许多有关交趾支那和安南的资料均出自收藏在巴黎的《海外档案》
（A.O.M.）中的文件，文件纸箱和卷宗号码均分类为《印度支那：新土地》（Indochine
NF）。下面所有此类引证均标注为A.O.M. Indochine NF，后面两个数字则分别指文件纸箱号和
卷宗号。这些预算数字和那些紧随其后的人头税收入数字引自《莫雷蒂1932年5月28日关于交趾
支那地方预算中金融状况的报告》，第10—21页，A.O.M. Indochine NF：285—2490。
[298] 《莫雷蒂1932年2月18日关于制订东京地区直接税法令的报告》，第27页，A.O.M.
Indochine NF：285—2490。在同一报告中，人口税的合理性得到另一位官员的支持。他的依据
是，它是体现了对生活在人人受益的“有序社会”中的明显好处的税收。出处同上，第23页。
[299] 《莫雷蒂1932年5月28日关于交趾支那地方预算中金融状况的报告》，第30页，A.O.M.
Indochine NF：285—2490。
[300] 吴永隆：《革命之前》，特别是其中所收黄岛和阮崇欢的译文，第179—218页。
[301] 格兰：《越南与资本主义道路》，第412页。
[302] 参见1930年5月至8月的《印度支那论坛》、《争鸣》和《交趾支那农民》。
[303] 伯纳德：《印度支那的经济问题》，第160页。着重标记为引者所加。
[304] 布罗谢诺：《大领主》，第71页。
[305] 梅林：《土地债务》，第3页。
[306] 格兰：《越南与资本主义道路》，第412页。
[307] 《法属印度支那政治运动的历史贡献》，第4卷：《印度支那共产党，1925—1933年》
（河内，1924），第32页。
[308] 谢诺：《越南民族的历史贡献》，第215页。
[309] 《印度支那共产党，1925—1933年》，附录15，第124—128页。
[310] 同上书，第124页。
[311] 《1930年5—6月交趾支那骚乱》，《报告》部分，第3—20页；《事实》部分，第4—5
页，A.O.M. Indochine NF：327—2641。
[312] 对于交趾支那农村日益增加的无产阶级而言，问题多少有所不同。因此，土龙木省油汀
地区臭名昭著的米舍兰橡胶种植园中的工人们，在发现他们的工资连同他们的大米配给额将由
于橡胶价低而一同被削减时举行示威活动。参见《米舍兰事件》，1930年2月10日，A.O.M.
Indochine NF：225—1839。
[313] 布罗谢诺：《大领主》，第69页。
[314] 埃里克·吕德：《历史上的群众——1730—1848年间法兰西与英格兰民众骚乱研究》
（纽约：威利出版社，1964）。
[315] 关于这次起义的大量重要资料由安南北方事件调查委员会搜集，下文以该委员会主席之
名称其为莫舍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及其所搜集的所有证据可见于巴黎《海外档案》中的
《印度支那：新土地》卷宗。笔者还发现，陈宜寥的研究著作《1930—1931年间越南义安—河
静的苏维埃》（河内外国语文出版社，1960）资料十分丰富，不过，在笔者看来，证据似乎表
明，共产党并没有起了如他所说的那样大的作用。还可参见一位党的战士的记述，即阮维祯的
《运动的高潮》，收在《在敌人的网中——革命回忆录》（河内外国语文出版社，1962），第9
—42页。
[316] 亨利：《农业经济》，第40—48页。
[317] 卡斯塔诺尔：《义安省农业专论》，见《印度支那经济公报》（1930—B），第823、828
页，A.O.M. Indochine NF：336—3694。又见古鲁：《印度支那土地的使用》，第77—78页，
第114页，以及他所报告的降雨量方面的巨大差异。
[318] 农业服务部主任吉尔伯特1931年7月18日致莫舍委员会的《吉尔伯特声明》，A.O.M.
Indochine NF：332—2684，《顺化卷宗》。
[319] 工业家科坦致莫舍委员会的《科坦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9。
[320] 伍德赛德：《社区与革命》，第231页。
[321] 《北安南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莫舍委员会报告》），第54页，A.O.M. Indochine
NF：212—1597。
[322] 《莫舍委员会报告》，第54页。
[323] 荣市市政顾问杜尔塞1931年6月27日致莫舍委员会的《杜尔塞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24] “鉴于毗邻安南山脉，其中许多人认为，在山中有数种资源可供他们在危机时期生
存。”参见亨利：《农业经济》，第46页。
[325] 亨利：《农业经济》，第23页。
[326] 卡斯塔诺尔：《义安省农业专论》，第838页注：“就在土地小片化十分明显之时，还存
在着占相当比例的大土地所有者，但他们的土地是由分散的地块组成的。”
[327] 同上书，第123—124页。
[328] 关于南坛，参见南坛省政顾问陈友舍的《陈友舍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
2686，《荣市卷宗》。关于清忠，参见清忠省政顾问丁巴昌的《丁巴昌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29] 退休高官阮文静提交的《阮文静声明》，A.O.M. Indochine NF：334—2689，《荣市卷
宗》，附录。
[330] 《阮德黎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31] 同上书，第3页。“工人的日工资与食用商品的价格不成比例。”
[332] 《莫舍委员会报告》，第51页，A.O.M. Indochine NF：212—1597。
[333] 广义省山静县副县长阮良平提及的《阮良平声明》，A.O.M. Indochine NF：335—
2691，《广义卷宗》，第2页。从该地区民歌以及别的地方发生的情况判断，富人在1930年似乎
也不再借钱于人。参见阮洪甲：《农民状况》，第40页。
[334] 关于地方公共土地的消失，参见A.O.M. Indochine NF：333—2686中的各种声明，以及
出处同上的由义安省人民代表议院议员阮德黎提交的《阮德黎声明》。
[335] 《勒福尔声明》，1931年6月6日，A.O.M. Indochine NF：332—2684，《顺化卷宗》，
第16页。
[336] 《莫舍委员会报告》，第74页。
[337] 《财政制度检查团团长、殖民地监察长德蒙仁报告》及收入其中的《沙特内·德热里报
告》，见《安南预算》，第6—8页。
[338] 《莫舍委员会报告》，第72页。关于学校税与教育问题的精彩议论，参见盖尔·凯利的
《殖民地越南的教育政策》（博士论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1975）。学校税以“赞助
费”知名，用以赞助一所地区“法语—地方语”学校，到1926年，又增加了一所沿袭同样办学
方法的地方义务小学校。除了经费之外，地方学校还是对依照中越传统教学的乡村儒生的威
胁。
[339] 《迪尔西声明》，第5页。
[340] 河静省出生的荣市前学校主任勒蒂奥提交的《勒蒂奥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5—2693。
[341] 《沙特内·德热里报告》，第10页。
[342] 同上书，第18页。
[343] 在云汉、河静一带活动达20年的传教士R.P.谢里耶提交的《R.P.谢里耶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4—2689。
[344] 河静昆江种植园主费雷提交的《费雷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4—2689。
[345] 《沙特内·德热里报告》，第13页。这些数字包括少量城市房地产税。较早的20世纪20
年代的数字，无疑会说明1923年土地税大幅度增加的结果。
[346] 《阮德黎声明》，第4页。关于印度支那食盐专卖收入的增长，又见1930年6月23日《印
度支那食盐税务监督报告》，A.O.M. Indochine NF： 282—2481，第1页。依据亨利的雇佣劳
动资料，10.80皮阿斯特合70至108天雇佣劳动。然而，即使对一个十口之家而言，这也似乎是
一个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347] 法国驻安南驻扎官勒福尔1931年6月6日提交的《勒福尔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2—2684，第13页。
[348] 参见《莫舍委员会报告》，第75—76页。民众对森林执法官的愤怒，可由荣市一位市政
顾问的以下议论得到说明：“为了不受森林管理当局的骚扰，与其执法官保持良好关系很有必
要。你们知道，利姆树（一种硬木）只有放在竹筏上才能飘起。森林岗哨对这些竹子征收什一
税。这里存在着腐败。当地人有时碰上不诚实的森林执法官。他们在看到其中一人开着最新式
的轿车时说：‘木料堆成的汽车开过去了。’”《穆顿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3—
2686。
[349] 《阮文静声明》，第2页。
[350] 参见《1933年3月的定期外交文书附录》中提供的失业数字，该文件收在《印度支那抗法
与共产主义宣传联盟》中，A.O.M. Indochine NF： 323—2625。虽然东京的失业总数略高些，
但其人口数量要大得多。
[351] 安南派赴殖民地会议的代表雷诺1931年6月10日提交的《雷诺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2—2684，第4页。
[352] 笔者估计，仅这些企业就雇用了大约2500名工人，至于它们的间接收入和雇工效应就更
不必说了。例如，可参见《关于9月12日荣市事件的报告》，1930年12月31日，A.O.M.
Indochine NF： 325—2634。其他地方也频繁提到，这些工厂的许多劳动力主要是从蓝江沿岸
的村庄招募的。
[353] 《伊夫·亨利声明》，1931年8月11日，Indochine NF： 335—2693，《河内卷宗》，第
2页。
[354] 见《阮德黎声明》，第3页，至于1930年初的大米市场，可参见东京驻扎官勒内·罗宾提
交的《勒内·罗宾的演说》，1931年10月6日，A.O.M. Indochine NF：332—2680。
[355] 《穆顿声明》。
[356] 即使在今天，在饥荒期间，同样的过程还可以在安南观察到。参见帕特里斯·德比尔的
《从越南归来》一文，载于《世界报》，1974年5月8日，第8版。
[357] 《陈友舍声明》。
[358] 农业服务部视察员鲁勒提交的《鲁勒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59] 《1930年10月1—3日秘密报告节录：春原村视察报告》，A.O.M. Indochine NF：334—
2688。
[360] 荣市医院院长、内科医生勒穆瓦纳提交的《勒穆瓦纳医生的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2686。
[361] 卫生与医疗服务部视察员、内科医生盖德提交的《医师长盖德声明》，A.O.M.
Indochine NF：335—2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