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3] 《1930年10月1—3日秘密报告节录》。
[364] 《莫舍委员会报告》，第49页。
[365] 《义安调查》，A.O.M. Indochine NF：334—2688，第10页。
[366] 卡斯塔诺尔：《义安省农业专论》，第833—837页。
[367] 《鲁勒声明》，第2页。
[368] 出处同上。黏土在干旱时板结如石，使得插秧实际上不可能进行。
[369] 卡斯塔诺尔：《义安省农业专论》，第828—33页。
[370] 《莫舍委员会报告》，第50页。
[371] 《沙特内·德热里报告》，第10页。总数和百分比是依据该报告数据计算的。至少对于
义安来说，小比例的增加，可能来自从印度支那其他地方返回故乡的劳工。然而，增加的主
体，却只能从这一领地财政需要的角度予以解释。
[372] 《R.P.德里伯声明》。
[373] 察多神学院院长R.P.达兰提交的《R.P.达兰声明》，A.O.M. Indochine NF：333—
2686。
[374] 《印度支那共产党，1925—1933年》，附录15，第130页。陈宜寥认为，事件发生日期为
9月2日，参加者人数为20000。参见陈宜寥：《1930—1931年间越南义安—河静的苏维埃》，第
24页。
[375] 《1929年11月至1931年6月义安大事记》，A.O.M. Indochine NF：334—2688。
[376] 大多数人员伤亡情况，正是发生在这些大规模集会和游行的过程中，其中两次实际上遭
遇到空中轰炸。典型的情况是，一群人包围一个由少数民兵保卫的行政中心，后者在觉得受到
人群（如果有所武装的话，也仅是些棍棒和菜刀）威胁时便开火射击。除了少数例外，人群总
是丢弃自己倒地的伙伴逃走，而民兵部队却不受损伤。由于农民们认识到这种大型集会的后
果，这种集会就少见多了。
[377] 在义安的博达活动的传教士R.P.贡内特提交的《R.P.贡内特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3—2686，第2页。这里涉及的是东南亚的一种传统模式。当一场起义开始时，农民很可
能进山，而社会上层人士则迁入地区和省会城镇，以寻求政府的保护。仿佛将村级文明社会联
合起来的纤细纽带崩解了。农民通过迁出其原在地过一种较为原始但却较为独立的生活来寻求
安全，而主要依靠政府强制力量的上层人士，则逃往中心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昔日建立低地大米王国和殖民地政府的悠久历史动向发生了逆转。
[378] 《视察员拉格雷塞1931年5月31日提交清化政治事务视察员的周报》，A.O.M. Indochine
NF： 335—2690。让富人在荒年承担主要税负份额的努力，明显地表现在关于重新制订税负分
配范式的呼吁中。
[379] 《莫舍委员会报告》，第2部分：“镇压行动”，第29—48页。
[380] 陈宜寥：《义安—河静的苏维埃》，第26页。
[381] 安德烈·迪马雷斯：《安南地区社会阶级的形成》（里昂：费雷尔印刷所，1935）。又
见谢诺：《越南民族的历史贡献》，第214页。
[382] 在地方公共建筑遭到攻袭时，往往很难弄清其直接目标是赋税和行政记录还是学校。原
因很简单：两者通常均设在公共建筑中。最常见的情况似乎是，税收记录乃主要目标。然而，
我们知道，教育附加税遭到强烈怨恨，设在清忠的地区学校和至少两所设在南坛的学校被洗劫
和焚毁。见印度支那公共教育总长提交的声明，《河内卷宗》，附件，A.O.M. Indochine NF：
336—2694。
[383] 陈宜寥：《义安—河静的苏维埃》，第27页。
[384] 印度支那总督府政治事务和公共安全管理处：《法属印度支那政治运动的历史贡献》，
第5卷，第215页。对这一问题还有少数别的回答，但它们多半显得躲躲闪闪，例如，“因为某
某人参加了，所以我也就参加了。”或者，“我穷，我让他们带我参加，是想从中捞到一些好
处。”见该书，第214页。
[385] 《法属印度支那政治运动的历史贡献》，第5卷，第237页。
[386] 同上书，第283页。
[387] 在1931年春，在一茬庄稼遭灾之后，由于围绕起义地区的军事压力增大，暴力的性质发
生变化。愈来愈多的暗杀受害者，是被怀疑与敌人合作的村民。对信奉天主教的村庄和天主教
堂的袭击事件发生率提高了。地方好斗分子寻找粮食和奋起保卫自身安全的努力，使其先前的
目标退居次要地位。
[388] 《视察员拉格雷塞1931年5月31日提交清化政治事务视察员的周报》。
[389] 一些关于所抢大米数量的例证，参见《莫舍委员会报告》中的《镇压行动》，第25页。
[390] 都良地区代表杜欣上尉发表的《杜欣上尉声明》，A.O.M. Indochine NF： 333—2686。
[391] 陈宜寥：《义安—河静的苏维埃》，第29页。
[392] 《视察员拉格雷塞1931年4月20日提交清化政治事务视察员的周报》。
[393] 事实上，从法文jacquerie派生的“农民暴动”一词，与原词所暗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狂
暴并不十分相符。从社会上层人士的角度看，起义几乎总是等同于抢劫、犯罪或无谓的暴力，
因此jacquerie一词起着为意识形态目的服务的作用。对于16世纪农民的简短描述，参见罗德尼
·希尔顿的《获得自由的农奴》（伦敦，1973年）。
[394] 《法属印度支那政治运动的历史贡献》，第5卷，第186页。
[395] 《莫舍委员会报告》中的《镇压行动》，第50页。
[396] 威廉·J.杜伊克尔：《1900—1941年间越南民族主义的兴起》（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
版社，1976），第222页注11。
[397] 据亚力山大·伍德赛德的书信。
[398] 杜伊克尔：《越南民族主义的兴起》，第222页。
[399] 同上书，第230页。
[400] 参见上文注98。
[401] 陈宜寥：《义安—河静的苏维埃》，第43—44页。在起义最后的几个阶段，也存在对天
主教社区的进攻、宗派斗争以及对受过法国教育的人们的袭击。这最后的斗争模式，表现
了“小传统”对外人和异国教育的怀疑，可能进一步削弱了党的影响。
[402] 《莫舍委员会报告》中的《镇压行动》，第10页。
[403] E.扎基西安茨：《缅甸革命的佛教背景》（海牙：马蒂纳斯·尼耶霍夫出版社，
1965），第157—159页。
[404] 义安省党组织制订的七点纲领中的最后一点。见陈宜寥的《义安—河静的苏维埃》，第
27页。
[405] 在接近19世纪末期时，有许多类似的运动，而在20世纪无疑有许多声势较小的塞特迦
明，他们从未达到引来官方注意或行动的地步。扎基西安茨：《缅甸革命的佛教背景》，第150
—159页。
[406] 《1930—1933年间的汉达瓦底住区》，第38页。
[407] 同上书，第41页。
[408] 同上书，第4页。
[409] 同上书，第25页。
[410] 缅甸政府：《缅甸起义（1930—1932年）的起源和原因》，第43页。除了另有标注者
外，以下有关这次起义的资料均取自这一官方长篇报告。
[411] 同上书，第2页。
[412] 同上书，第10页。该报告也承认存在这种对赋税的厌恶，并以“沙耶瓦底人在暴力、无
法无天和蔑视权威方面的传统禀性”或“在过去的相当长的年月中一直是沙耶瓦底地区的一个
鲜明特点的对纳税的根深蒂固的反感”这样的字眼来提及这一点。沙耶瓦底似乎是“缅甸的义
安”。
[413] 同上注。发生于世纪之交的爪哇的萨敏运动，引出了同样的主题。参见本达、卡斯尔斯
的《萨敏运动》和世肖甲的《萨敏运动与萨马特运动：农民抵抗两例》两文，分别载于《东南
亚评论》，1967年第2期，第304—310页，以及1968年第1期，第107—113页。
[414] 缅甸政府：《缅甸起义》，第26页。
[415] 同上书，第23页。
[416] 同上书，第25页。着重标记为引者所加。
[417] 同上书，第4页。着重标记为引者所加。进行保卫战以赢得地方自治的呼吁，与义安—河
静地区起义的模式极其相似。
[418] 同上书，第5页。着重标记为引者所加。
[419] 这样的暗杀事件实际上仅发生了寥寥数起。
[420] 同上书，第15页。以下两处引文分别取自上书第31页和第34页。
[421] 同上书，第31页。对个人、村庄乃至地区免税，以报答其支持，也是东南亚国家君主的
传统做法，特别是不得不自己夺得王位的君主的传统做法。
[422] 同上书，第25页。纹身的好处之一是，使迦卢荼联盟成员承诺战斗到底，因为他们无论
如何都会被无可改变地打上叛乱分子的标记。
[423] 同上书，第31、38页。如同在义安与河静一样，这种做法可能更为普遍，但这样的资
料，对于该报告的主旨来说是次要的，因此只是被顺便提及。
[424] 同上书，第30页。
[425] 同上书，第14页。
[426] 巴宇：《我的缅甸：一位总统的自传》（纽约：塔普林格出版社，1959），第103页。
[427] 同上书，第109—110页。
[428] 泽洛·泽马丹：《社会结构对爪哇农民经济的影响》，收于小克利夫顿·R.沃顿编：
《生存农业与经济发展》（芝加哥：阿尔定出版社，1969），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