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第174页。在这段引文中，我删去了我有不同看法的
下面两句话：“对于程度缓慢的经济恶化，受害者可能认为是正常经济运行的一部分而予以接
受。特别是当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出路时，在农民关于公正、正当的标准中，越来越多的剥夺可
能逐渐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我要极其严格地区分农民所认为的“正常”和农民所认为的“正
当”，因为两者决不是一回事。诚然，缓慢的变化造成的后果相比较而言可以被接受（但并非
无限制地如此），因为农民可以有许多办法（例如强化劳动、短期迁居等）维持生存。同样确
实的是，在提供某种程度的生存危机保障的前提下，较高程度的剥削也是较为可以忍受的。然
而，即便是缓慢的经济恶化，只要其特征表现为交换平衡的更大的剥削性，就会被认定为剥
削，尽管事实上它属于正常情况。正如我后面将要证明的，农民们对此种情况的剥削性的认
识，常常可以从他们的象征性方式或语言形式中觉察出来，虽然他们无力加以改变。然而，我
还要指出的是，我同穆尔之所以有这一争论，首先是由于我从他那里深受教益。要不是从他的
论述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就完全不可能提出上述质疑。
[495] 当然有这样的情况，即无论如何，要是不反叛就只有死亡。在此种情况下，不管希望多
么渺茫，反叛都可能是“有意义”的；一个人最好是为了生存而战死，也不要平静地屈服而
死。在这一意义上，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就属于这种毫无希望的反叛；由于明知没有希
望，参加者进行战斗的目的就是要英勇反抗并名垂青史，而不是期望得以幸存。见E.林格尔布
卢姆的动人描述：《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实录》（纽约，1958）。
[496]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有证据表明在福利水平上没有任何提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在失
去独立后的殖民地时代，还有所下降。见D.帕奥：《东南亚的经济进步》，载于《亚洲研究杂
志》，第23卷第1期（1963年11月），第69—91页。因此，常见的把反叛同农民福利水平得到实
质上的提高之后接着发生的倒退相联系的观点，似乎不能用来说明东南亚农民的经历。这并不
是说可以完全排除两者的联系。正如前已指出的，可以相信，在精英或政府的剥削量增加的同
时，农民的福利水平也会有所提高。对于这种逐渐被作为生存规范的新的福利水平的任何威
胁，很可能激起反叛。
[497] 关于国家的作用，这里没有什么是合乎惯例的。在殖民化之后的越南北方和缅甸，国家
干预对土地的再分配，并且稳定农民的收入和安全性。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都取消了人头税
这一国库财源。
[498] 在国家力量较弱的地方，这种强制力可能存在于例如军阀部队这类机构之中。在前后两
场战争之间，军阀部队统治了中国的大多数地区。
[499] 以爪哇和越南为例，限制流动的劳动力控制制度造成的结果是，回归大农场主的劳动力
远远超出了单凭其经济实力所能容纳的数字。
[500] 《印度支那共产党，1925—1933年》，第33页。
[501] 在泰国东北部的实例中，由于呵叻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老挝文化区——它是泰国传统
的一种地方性变异体，但具有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种族的和语言的问题增加了摩擦与不和。
见C.F.凯斯：《泰国东北部的地方主义》（康奈尔大学泰国研究课题），中期系列报告，第10
号，官方资料文件第65期。
[502] 无希望的生态这一因素也许就足以引起大量动乱，但当它同以该地区为基地的异见知识
界这一因素结合起来时，就会产生爆炸性更大的局面。广平省（河静的南方）决不比义安的境
况好，兴安省（河内的东方）的境况也不比义安好，那里甚至流传着这一说法：“十年就有九
年旱，五月禾稻便烧焦，全部收成都完了。”但这些省份都不像义安那样有一部动乱史，其原
因就在于义安的造反趋向很容易取得知识界的领导。我感激A.伍德赛德在这一观点上给我的启
发。
[503] 少雨地区的水资源分配问题也可能是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
[504] 《17世纪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农民起义》，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