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第475页。作者似乎是按照这两种推理方式来证明
的。
[507] 有些区别反映在形成对照的下述两个实例中，即发生在公有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反叛——
义静苏维埃，和发生在具有较强差异性的环境下的造反——沙耶山起义反叛。正如人们料想的
那样，地方自治的公有化乡村似乎更容易发生大众抗议；而且，由于没有什么内部敌人，经常
倾向于争取分离、隐退和自主（即更为经常的在保卫意义上的反抗）。乡村与城市或者乡村与
政府之间的问题，似乎压倒了较为严格定义的阶级问题，这也是由于内部的阶级划分是第二位
的。在局部的阶级差别较为明显的地方发生的反叛，常常分裂了乡村；而且，毫不奇怪，较为
富裕的农民和地主对此要么不参与，要么积极地加以反对。因为乡村发生分裂了，所以在动员
地方参与方面，外部领导很可能发挥作用。结果，反叛可能是更加外向性的（即：更多的是推
翻政府的努力而不是退缩）——哪怕是传统主义的和相信太平盛世的反叛。然而，这些提要性
结论并不是确定不移的。很明显，即便是公有社会的乡村，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相当温
和的阶级差别也有爆炸性的后果（爪哇）；即便在有社会分层的乡村里，某些冲击也可能促成
意料之外的团结一致。在这里，我们没有讨论可能同反叛癖好及其采取的形式相关联的社会结
构的其他方面。关于把农村经济组织的性质同政治经济冲突的性质相联系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
果，见A.斯廷奇库姆：《农业和农村阶级关系》，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7卷（1961—
1962），第165—176页。
[508] 这一短语来自A.佐尔伯格的优秀论文：《疯狂的时刻》，载于《政治与社会》，第2卷第
2期（1972年冬季），第183—207页。
[509] 这是A.温格洛德和E.莫林在《农民之后：当代撒丁岛人社会的特征》一文中的用语，该
文载于《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第13期（1971年7月），第301—324页。有关这一方面，另见C.
利斯：《肯尼亚的政治：农民社会的发展》，载于《英国政治学杂志》，第1期（1973），第
301—337页。
[510] 格尔茨的《农业的衰退》一书令人信服地叙述了条件及其动力。礼仪花费的削减是另一
个常被提起的适应性变化。至于缅甸最近的类似情况，见L.施蒂费尔：《缅甸的社会主义：头
十年的经济问题》，载于《太平洋事务》，第45卷第1期（1972年春季），第60—74页。同样的
发展趋势中有一些在肯尼亚也很明显，见利斯：《肯尼亚的政治》。
[511] R.W.弗兰克：《爪哇：奇迹的种子和毁灭的梦》，载于《自然历史》，第83卷第1期
（1974年1月），第11页。
[512] 施蒂费尔：《缅甸的社会主义》。
[513] 查耶诺夫：《农民经济论》，第115页。
[514] V.基布恩斯坦、冈纳万：《吉兰丹的贫困》。
[515] 这些安排中的大多数主张的方法是，一次性给予贫困家庭一笔他们本来很难筹集到的资
金，用于诸如结婚或葬礼、学费、医疗费等主要开销，或者作为偿还处于困境中的贷方的款
项。在整个东南亚，这常常是由流动贷款协会来完成的。在流动贷款协会里，或许十个人中每
个人都定期地捐出少量款项作为集合基金，然后通过不同的选择方法，把十个人的集合基金给
予其中某一个人。就这样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进行下去，从理论上说，直到所有的人都得
到一次集合基金为止。当然，临近末尾，如果某人已经得到过基金了，并且协会的生存开始有
问题了，捐款的动力就减弱了。关键在于，特别是在有某种公有传统的地方，生存困难可能造
成创立解决日常问题的非正式组织的新动力。
[516] 在西方，在似乎非政治性的地方自助与后来的政治创新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连续性。对
东南亚的农民联合和激进政党的地方世系的溯源，也许会揭示出类似的同早先的自助活动之间
的连续性。至于英国的实例，见霍布斯鲍姆和吕德关于每年的乡村节日（以及其他典仪）和农
民抗议运动的组织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斯温上校》，第66—68页。
[517] 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第1章。另见穆尔关于保守的编史工作的附录，特别
是他对明盖伊的《18世纪英国的有地产社会》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