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 弗兰克尔：《印度的绿色革命：经济收益与政治成本》，第2章。
[519] 全部过程得到了政府的帮助：政府资助机械的进口，提供低息贷款，并且维持小麦的国
内高价。
[520] 有关这方面的论著，见东南亚发展顾问组的报告：《东南亚的农业革命》，第1—2卷
（纽约：亚洲学会，1970）；W.科利尔：《收割经纪人、高产品种和农业变革：爪哇的实
例》；以及W.尤塔米、J.伊哈劳：《农场规模：它对中爪哇的生产、土地租佃、市场和社会关
系的影响》。后两文是作者于1972年9月提交给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种植研究项目组的论文。
[521] 同A.索纳的谈话，1973年12月20日。由于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特别富裕地区的情况，它们
很可能包含了50%的农业人口。
[522] C.H.戈奇：《农村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收入分配》，载于《美国农业经济杂志》，第54卷
第2期（1972年5月），第326—341页。
[523] 当然，肥料的施用可多可少，但施肥收益的增加大有不同。能适量施肥的地主，其每英
亩地的收获量是每英亩地只能施一半肥料的较穷的小土地所有者的两倍多。
[524] 戈奇：《农村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收入分配》，第330页。
[525] B.柯克弗里埃特：《关于菲律宾农民反叛之后果的微观考察》（油印稿）。关于土地改
革的议论也刺激地主辞掉佃户，以免日后佃户会要求土地所有权。同样，有时候人们特意恢复
糖类作物的种植，也是因为糖类作物田地可免于土改。
[526] P.C.乔希：《一篇评论文章》，载于《研讨会刊》（1970年5月），第32页。引自弗兰克
尔：《印度的绿色革命》，第197页。
[527] 弗兰克尔：《印度的绿色革命》，第198页。
[528] W.L.科利尔、索恩托罗、冈纳万、沃拉迪、马卡利：《农业技术和爪哇的制度变革》，
载于《食物研究所研究杂志》，第8卷第2期（1974），第169—194页。另见弗兰克：《爪哇：
奇迹的种子与破碎的梦》。
[529] R.特克斯特：《从农民到三轮车夫》（纽黑文，1961）。
[530] 见R.克里奇菲尔德：《喂！先生，您去哪儿？》（纽约，原著未注日期）
[531] O.D.凡·德·米曾伯格：《中吕宋的平级迁移：特征与背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
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心东南亚系系刊，第19期，1973），第151—236、341—414页。
[532] 例如，E.班菲尔德：《一个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1958）；S.塔罗：《南意大利的农
民共产主义》（纽黑文，1967）；O.刘易斯：《王牌》（纽约，1964）；以及M.巴克斯：《演
奏者的忏悔》（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出）。上文引述的米曾伯格关于中吕宋的著作，是我所见
到的论及东南亚同一问题的惟一著作。
[533] 班菲尔德：《一个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第1页。
[534] 这些政治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具体的保护行为建立起来的：来自泰国东北部的议员
们特别关照自己的已移居曼谷的许多选举人的利益；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运用发展基金，使南方
能够为雇佣活动和契约提供强大保护，而到选举时这就会获得报偿。
[535] 这里的详细论述还应包括诸如供水、公共卫生、价格的维持、教育和道路等集体利益方
面的公共开支，它也许能提高和（或）稳定农民们的收入。
[536] 见M.纳什：《上缅甸的建党》，载于《亚洲观察》，第3卷第4期（1963年4月），第190
—202页。
[537] H.费思：《印度尼西亚宪制民主的衰落》（伊萨卡，1962）；《1955年的印度尼西亚选
举》（伊萨卡，1961）。
[538] 对菲律宾政党选举动力的权威分析，见兰德的著作：《领袖、宗派和政党》。
[539] 然而，要不是发生了萨克达尔党的反叛，就不会这样。在某些方面，可以认为这次反叛
是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安—河静起义在菲律宾的翻版。
[540] 例如，见F.斯塔纳：《麦格赛赛和菲律宾农民：农民对菲律宾政治的影响，1953—1956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1）。
[541] 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岁入来自进出口关税，所以这一经济部门的
兴旺比任何国内经济部门的兴旺都更具决定性意义。
[542] J.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纽约，1973）。
[543] 至于具体数字，见H.A.埃夫里奇、F.H.登顿、J.E.凯勒：《不确定的危机：菲律宾的政
治和经济发展》（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0），第161页。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传统的政
党制度克服危机的可能性问题，这篇报告从总体上说持有过于简单化的乐观主义观点。另见T.
诺瓦克、K.斯尼德的优秀论文：《菲律宾的委托人主义政治：一体化或不稳定》，载于《美国
政治学评论》，第68卷第3期（1974年9月），第1147—1170页。
[544] 科布：《警察与人民》，第320页。
[545] 特别是当教派对地方经济需要的看法及其道德正义感使之公然反对政府时——比如像爪
哇的萨敏派所做的那样，拒绝交纳将会招致其破产的赋税，或是坚持其从限制采伐林区获取燃
料的权利，教派就可能唤起反叛。大量的反叛都是在这种“支持”下爆发的。
[546] 关于高台教，可参见F.R.希尔：《南越的太平盛世机构》，载于《社会历史比较研
究》，第13卷（1971年7月），第325—350页；阮庄欢：《越南宗教史：高台教》，见J.谢诺：
《越南的革命传统》（巴黎，未注日期），第7章。关于基督会，见H.安多：《对菲律宾的政治
宗教派别基督会之研究》，载于《太平洋动态》，第42卷第3期（1969年秋季），第334—345
页。下文引述的资料均出自上述论著。
[547] 希尔：《南越的太平盛世机构》，第328页。
[548] 吴庭艳后来破坏了一些教派领导人的军事部门并收买了许多其他领导人。据希尔估计，
他向高台教以及其他教派的领导人行贿达1200万美金。同上书，第345页。
[549] 和好教运动虽然更为追求太平盛世和反对殖民主义，但也能以类似的术语进行分析。
[550] R.莫蒂默：《阶级、社会分裂和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载于《印度尼西亚》，第8期
（1969年10月），第6页。我在这里的论述还依据下述资料：D.欣德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1951—1963年》（伯克利，1966）；R. 杰伊：《中爪哇农村的宗教和政治》（纽黑文：耶鲁大
学东南亚研究文化系列报告，1963）； W.F.沃特海姆：《爪哇农村的阶级斗争》，载于《太平
洋视点》，第10卷第3期（1969年9月），第1—17页。
[551] 当然，该党在一个地区的农民之间努力地创造了新的横向联系。它组织了劳动交换、工
作队、互助信用协会、公共合作工程（学校、水井、修路）和生产合作社。然而，主要由于该
党的迅速发展，它倾向于改造地方原有组织而不是抛弃它们。当这些地方组织为委托人模式
时，该党便呈现为委托人组织；当这些地方组织有较强的阶级基础时，例如像农场工人中的组
织那样，该党便更多地呈现为阶级组织。
[552] 欣德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51—1963年》，第163页。
[553] 杰伊：《中爪哇农村的宗教和政治》，第99页。
[554] 莫蒂默：《阶级、社会分裂和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第19页。
[555] 名义上的阶级组织发挥着“保护人—委托人”网络的作用，这一矛盾现象不单单是中等
或上层阶级领导的结果。在全国解放阵线的领导中以及在（1948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中的中等
阶级成分所占的“超常代表”地位，并没有妨碍它们成为革命政党。关键因素不是领导者的社
会背景，而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关系的性质。任何特定领导风格都必然是混合型的，而“阶
级拥护者”和委托人之间则具有基本的区别。阶级拥护者往往共享某种政策目标的集体利益，
并且依据领导者如何代表这一目标、如何为之实现而有效地工作对他们进行评价。与此不同，
委托人则持有个人的、通常为短期的目标，并希望通过同有影响的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来实现这
一目标。有关这方面的有力论证，见C.兰德：《东南亚的团体和网络组织》，载于《美国政治
学评论》，第67卷（1972），第103—127页。
[556] 转引自J.V.德·克雷夫：《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农民和土改》，载于《东南亚
史杂志》，第4卷第1期（1963年3月），第49页。
[557] 在这方面，印尼共产党的做法不是共产党中的特例。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的压力之下，
由于农民选票的作用至关重要，也倾向于反映、而不是改变意大利南方的委托人组织的特征。
见S.塔罗研究意共的优秀成果：《意大利南方的农民共产主义》（纽黑文：1967）。对印尼共
和意共两党进行比较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558] 柬埔寨和老挝也属例外。但不同于东南亚主要的低地国家的是，柬埔寨和老挝的反叛并
非肇始于租佃和赋税问题。
[559] 在这方面的比较中没有包括缅甸，因为缅甸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似乎缓解了——哪怕
是短期的——农民的生存问题。土地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以衰退问题取代了剥削问题。这一改革
给缅甸造成的国家财政问题和大米出口的急剧减少突出地说明了农民的结构与国家对剩余物的
索要之间的关系。
[560] J.邓恩：《现代革命：政治现象分析之导论》（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第246页。
[561] 越共很清楚这个问题，因而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保持那些帮助过越共的农民的法律地
位，以使对他们安全的威胁达到最低程度。
[562] 例如，见G.休伊泽：《印度尼西亚农民的动员与土地改革》（海牙：社会研究所活页文
选，1972年6月）。
[563] 《土地和农业委员会报告（1938）》，第12页。
[564] 正如上文所论证的，我认为这种顺从或多或少仍然是自愿的，只要要求这种顺从的精英
们确实提供了生存保障和保护。在这方面，他们相互负有责任。
[565] 这段论述选自R.赫林的关于1969年西孟加拉的纳萨尔巴里反叛的优秀毕业论文（威斯康
星大学，1972）。
[566] 在农民反叛取得了一个地区的胜利而对于抵制反叛的人们来说危险不太大的极少数情况
下，参与的证据便不能令人信服地支持先前进行的恫吓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反对革命的运
动（例如，1793年法国旺多的运动）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于那些农民来说，服从是自愿的、有
价值的。因此，对于“觉悟”（不论是激进的抑或保守的）的最有经验根据的检验之一，是一
贯地为了某种价值甘冒生命危险的自愿程度。
[567] 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假设：剥削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危机愈严重，农民为了反抗剥削而宁
愿承受的风险便愈大，因而为了防止反叛所需要的镇压也就愈厉害。
[568] 格兰：《越南与通向现代性的资本主义道路》，第226页。
[569] 我的一位熟人曾应邀赴菲律宾的一家大庄园参加郊游活动。当一行人到达郊游现场时，
发现四周布置了四位带有机枪的武装警卫人员作安全保卫。由此可以认为，虽然不清楚在庄园
主的心目中他的佃户们（即他的政治对手）是否至高无上，但他合乎理性地有所畏惧。
[570] 例如，参见A.卡迪纳、L.奥维斯：《压迫的标志》（克利夫兰，1962）。
[571] 例如，参见R.M.埃默森：《权力依赖关系》，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7卷第1期
（1962年2月），第39—41页。
[572] H.纽比：《对服从的辩证思考》，载于《社会历史比较研究》，第17卷第2期（1975年4
月），第142页。
[573] E.霍夫曼：《服从与行为的特性》，载于《美国人类学家》，第58期（1956年6月），第
478页。
[574] 沃特海姆：《社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混合体》，载于《东西方比较》（芝加哥，
1965），第26页。作者的论点在他的《进化或革命》（伦敦，1973）一书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论证。还可参见M.奥普勒：《文化中的动力要素》，载于《华盛顿科学院院刊》，第36卷第5期
（1946），第422—442页；A.齐吉德尔弗卢德：《笑话及其同社会现实的关系》，载于《社会
研究》，第35卷第2期（1968年夏季），第286—311页。
[575] 沃特海姆：《社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混合体》，第30页。
[576] 此类配合旋律也可以成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稳定的、妥协性的并相适应的描述。这在英
国工人阶级文化中就有例证。例如，见F.帕金：《阶级不平等与意味深长的制度》，载帕金：
《阶级不平等与政治制度》（纽约，1971），第79—102页；另见R.哈格特：《文字能力的运
用》（伦敦，1959）。
[577] 《B.J. 柯克弗里埃特的通信》，夏威夷大学。
[578] 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农民的“la gabelle”（盐税）一词的意义是个恰当的例子。
[579] 我的这段简短论述得益于J.贾菲的优秀学期论文：《19世纪的英国农民》（威斯康星大
学，1970）。
[580] A.L.劳埃德：《歌唱的英国人》（伦敦，1944），第20页。
[581] 贾菲：《19世纪的英国农民》，第7页。
[582] 劳埃德：《英格兰民歌》（伦敦，1967），第64页。
[583] 阮洪甲：《从民歌看殖民地时期越南农民的状况》，第115页。
[584] 同上注。
[585] 同上书，第141页。
[586] 同上书，第169页。
[587] L.德·厄斯：《神话与封建社会：卢旺达传统中的崇拜》，载于《宗教人类学档案》，
第18期（1964），第133—146页。
[588] 同上书，第141页。
[589] 同上书，第145页。
[590] 见本德、卡斯尔斯：《萨敏运动》；世肖甲：《爪哇的萨敏和萨马特运动》。
[591] 在后者同早期的教友派及其他异端教派的简单谈话之间所作的比较是引人注目的。
[592] D.斯特蒂文特：《最后必成第一》，随处可见。
[593] 1861—1896年，芬兰的爱国者、小说家、诗人、医师。——译注
[594] 墨西哥农民革命者在瓜达卢佩的黑人修女旗帜下的战斗，是个十分相似的例子。
[595] 有权势的保护者也常常如此，特别是就殖民地的基督教徒而言。
[596] 参见D.W.特里德戈尔德：《农民与宗教》，见W.S.武西尼奇：《19世纪俄国的农民》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第72—107页。
[597]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发现在农民内部的不同宗教和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着有趣的差
异。
译后感言
[598] 参见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载于《读书》，
1999年第6期。
[599] 同上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