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出版书）》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译者：马寅卯/郑想
内容简介：
该书聚焦18世纪启蒙运动的批判者维柯、赫尔德与哈曼，系统梳理其对理性主义的反思脉络。
伯林通过比较分析维柯提出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分野理论，阐释赫尔德开创的民粹主义与多元主义思想，并解读哈曼反理性主义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奠基作用。全书以共情视角重构三位思想家对启蒙科学化倾向的批判逻辑，揭示其如何通过强调文化特殊性、个体创造力与传统价值，挑战启蒙普遍主义范式。成书过程历时十六年，原计划研究维柯、赫尔德及迈斯特，后经多次结构调整最终确立三位核心人物，形成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框架。
该书首次掘取以赛亚·伯林思想史研究项目中的三块宝石，通过对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的共情视角和深层解读，阐释了这一充斥着过度科学思维的运动是如何遭到反对的。这三位批评者所做出的贡献均无与伦比，维柯确立了人文科学，说明了它何以必然与自然科学不同；赫尔德开创了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和多元主义（伯林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反理性主义的哈曼则点燃了浪漫主义之火，这一重要的运动在对启蒙运动的反对声中发展壮大。
编者前言
明年，我们将出版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霍加思出版社的伊丽莎白·杰宁斯致伦敦意大利研究所
1960年5月31日
1960年至1971年间，霍加思出版社在每季度出版目录中的一系列预
告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吊足了许多期待以赛亚·伯林新作品的读者胃
口。这一系列预告的第一条出现在1960年秋季目录中，书名为《启蒙的
三个批评者》，内容为对詹巴蒂斯塔·维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
德和约瑟夫·德·迈斯特的研究。
但是，这本书不仅没有以这样的形式成形，也没有按照计划的时间
出版，书中的内容也历经了一系列重大改动，几乎面目全非。说几乎是
因为和最初的设想相比，只有其中一个部分，即维柯研究这一部分历经
所有的改动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并且如期出版。十六年后，这部分内
容与评述赫尔德的文章一道，题为《维柯与赫尔德：观念史的两个研
究》出版。
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单概述如下。1965年秋季，赫尔德的部
分换成了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967年春季，《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的出版计划又被另外两本书替换掉，分别为：《历史哲学的三个研究》
（关于维柯和赫尔德的论文，以及一篇题为《科学历史的概念》的论
文）和《启蒙的两个敌人》（哈曼和迈斯特）。1968年秋天，《历史哲
学的三个研究》的书名简化为《历史哲学的研究》，再添加了第四篇关
于孟德斯鸠思想的论文。1971年秋季，这本书缩水为只有两篇文章，即
分别关于维柯和赫尔德的论文，一直到1976年出版时也没有再作改动。
《启蒙运动的两个敌人》这本书则没有再出现过，但我在20世纪90年代
设法将其计划的内容出版，分别是《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收
录在《扭曲的人性之材》一书中）和《北方的巫师》（哈曼）。
以上对以赛亚·伯林这部作品出版过程中的种种变故进行了简要的
叙述，以解释现在这本书的由来。现在的这本书在四十年后出版，仍然
沿用了原来的书名，并保留了最初的出版意图（尽管和最初的计划内容
不太一样）。您将看到，本书中收录的三个部分分别针对反启蒙运动的
三位主要人物，在内容的选择上秉承本书现有标题的要求。以赛亚·伯
林一生专注于研究启蒙运动反对者的观点，并由此出版了他最佳也是最
具代表性的几部著作。出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他多年以来就希望能够将
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大量论述结集出版，所以这一拖延已久的项目最终得
以出版也是遂了他的心愿。
由于本书所选的三部分内容的原始出版物已经绝版或即将绝版，所
以我才有机会出版现在这本书。若不是当年本书的出版一波三折，我或
许会做出不同的策划，收录伯林对于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所有研究论
述，这样一本书内容更丰富，可能会更清楚地体现伯林关于这一主题的
思路。但是其他可能备选的论文，包括霍加思出版社曾经预告的三篇论
文，也都已经收入其他文集，在当前及一段时间内仍然有售。所以，重
新出版现在难以获得的内容，而非复制其他书中已有的内容才是最佳的
选择。（另外，其他著作的书名——《反潮流》和《扭曲的人性之材》
——虽然不如本书明确，但是也反映出书中评析的一些思想家所持有的
反启蒙运动倾向。）
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如果是首次出版，通常都会按照研究对象的出
生年份排序，本书的副标题也沿用此例。此外，由于伯林在特别为《维
柯和赫尔德》一书所写的前言（本书亦原文收录）中已经将二者联系起
来作了阐述，就不宜将两部分内容分开编排了。
伊丽莎白·杰宁斯曾邀请伯林为出现在霍加思出版社目录中的《启
蒙的三个批评者》撰写简介。伯林于1960年3月8日的回信中写道，这本
书的连贯主题在某些方面和这一后续出版物相得益彰：
我认为，将这三位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法国启蒙运动基
本思想的厌恶，以及他们对于这一思想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批判性
反思……在今日，启蒙的拥护者和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至少和刚开
始时一样至关重要，并且在开始时，双方文章中的观点表达方式比
后来都要更清晰、更简单、更大胆。
对于这本新的著作，我在维柯的章节做了大量的编辑修订，特别是
对引文和注释进行了校对和修正，在需要的地方对注释进行了补充和扩
展。我对于译文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在有些需要的地方还补充了部分
译文。赫尔德的部分在收录进《对人类的适当研究》一书时就已经做了
大量类似的编辑修订工作，现在这本书中收录的版本又做了必要的修
正。本书中，哈曼研究部分的内容几乎和首次出版时相差无几，但是增
加了作者于1994年特地为德语版所写的前言。
我所编辑修改的内容对伯林的要义没有任何影响，但还是请容我向
关注脚注的读者朋友提一建议，维柯和赫尔德的部分请务必参考修订的
版本而非原来的版本，或者至少二者并用；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可免于
为追溯引文或他人评述的文献而劳心劳力，甚至是有时徒劳无功。
利昂·庞帕在维柯这部分内容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我向他致以
深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安德鲁·费尔贝恩、罗杰·豪泽尔（他积极主
动、细致严谨地帮我校对）、迈克尔·英伍德、雷蒙德·吉尔班斯基、
T.J.里德和唐纳德·菲利普·维纶，感谢他们帮助我处理各类棘手的问
题。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9年7月
参考文献说明
维柯
维柯的原文出处所标注的相关页码（所引若为《新科学》，则标注
段落数）和卷数均以意大利作家版维柯作品集为准：
G.B.维柯，《维柯全集》，贝内代托·克罗齐、乔瓦尼·秦梯利和
福斯托·尼科利尼编辑，11卷本中的8卷（巴里，1911-1941：拉泰尔扎
出版社）。
本书中，凡提到此书均以《维柯全集》代之。涉及维柯自传的第5
卷，所引页码以该书第2版（1929）为准，由于第2版第5卷进行了重新
编排，所以其页码的标注和第1版（1911）完全不同。当原文引自维柯
的主要作品时，不会标明出自《维柯全集》，而是使用以下简写：
A 《维柯自传》（收录在《维柯全集》第5卷中）
DA 《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收录在《维柯全集》第1卷
中）
DN 《论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方法》（收录在《维柯全集》第1卷
中）
DU 《论普遍法的单一原则及其单一目的》（收录在《维柯全
集》第2卷第一部分中）
IO 《开学典礼演说》（收录在《维柯全集》第1卷中）
NS 《新科学》，1744年版（收录在《维柯全集》第4卷中，分为
上下两部分）
NS1 《新科学》第一版（1725）（收录在《维柯全集》第3卷中）
在引用的意大利语版本的页码后面，会尽量标注对应的英语译本的
页码（除了引自NS或NS1的情况，因为意大利语版本中的段落编号与英
语译本的使用是相同的。实际上，除了引自A和NS的译文，本书作者所
用的译文来源多样，有时甚至是作者自己翻译的），中间用“/”隔
开，英文译本如下：
A 《维柯自传》，马克斯·哈罗德·菲什和托马斯·戈达德·伯
金翻译[伊萨卡，纽约，1944：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44年修订后重印
（原文如此）；1963年（“国徽丛书”，进一步修订）和1975年再版]；
修订对页码没有影响。
DA 詹巴蒂斯塔·维柯，《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
源发掘而来》，L.M.帕尔默翻译（伊萨卡和伦敦，1988：康奈尔大学出
版社）。
DN 詹巴蒂斯塔·维柯，《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埃利奥·
詹图尔科翻译（印地安纳波利斯等，1965：博布斯——美林出版社；增
补后再版，伊萨卡和伦敦，1990：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翻译版本的页
码标注没有受到增补的影响，但是詹图尔科的导读部分页码进行了重
排，参考文献所使用的是1990年的版本（1990年版本的页码减去第xii页
即为1965年版本的页码）。
IO 詹巴蒂斯塔·维柯，《论人文教育（1699年至1707年大学开学
典礼演说六篇）》，乔治·A.平通和阿瑟·W.西比翻译（伊萨卡和伦
敦，1993：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NS 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托马斯·戈达德·伯金和
马克斯·哈罗德·菲什翻译（伊萨卡，纽约，1968：康奈尔大学出版
社）；该版本是该书第三版（1744）译本的修订版，1948年首次出版，
书中使用了尼科利尼的段落编号；此外还有1984年的再版版本，增加了
《新科学的实践》。伯林似乎使用的是1948年的版本：他在书中的相关
引用已做修改，以保持和1968年的版本一致。
NS1 《维柯选集》，利昂·庞帕翻译和编辑（剑桥，1982：剑桥
大学出版社），其中包含了《新科学》第一版内容的长篇节选译文，以
及《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论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方法》和
《新科学》（1744）节选内容的其他翻译版本。
因此，“DA 145/60”表示该内容引自《论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
慧》一书，位于《维柯全集》第1卷第145页，而相应的译文则出现在帕
尔默的译本第60页。如果所引用内容出自译者前言，那么相应的标注只
有一个页码，如“A 40”、“DN xliii”；如果内容引自NS的某页，会
加上“p.”，以便更清楚地表明在这种情况下“p.”后面的数字不是指
段落，如“NS p.xxxix”。
赫尔德
赫尔德的原文引自《赫尔德全集》，伯恩哈德·苏范编辑（柏林，
1877-1913：魏德曼出版社），分别以卷数和页码标注：如：“vii
252”。
哈曼
哈曼的著作以及写给哈曼的信分别引自以下版本：
著作：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哈曼全集》，约瑟夫·纳德勒编
辑（维也纳，1949-1957：赫尔德出版社），共6卷。最后一卷是非常珍
贵的分析索引。
书信：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哈曼书信集》，瓦尔特·齐瑟默
和阿瑟·亨克尔编辑（威斯巴登和法兰克福，1955-1979：因泽尔出版
社），共7卷。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本书信集还没有主题索引，以
及统一的名称索引。
这些版本分别以W和B表示，所引用的文献均标明卷数、页码和起
始行数，如：“W iii 145.13”。
维柯与赫尔德
纪念伦纳德·沃尔夫
作者前言
本书的文章来源于1957年至1958年在伦敦意大利研究中心和1964年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讲座。有关维柯的论文的初版 1 收录在
《18世纪意大利的艺术与观念》一书中（罗马，1960：历史与文学出版
社）；赫尔德的部分最早出现在厄尔·R.沃瑟曼编辑的《18世纪面面
观》一书中（巴尔的摩，1965：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并且在
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后刊登在1965年7月和8月的《遭遇》（Encounter）
上。这两部分自首次出版后都进行了修订，维柯部分还进行了大量的拓
展。我想借此机会向利昂·庞帕博士表示感谢，谢谢他和我共同探讨维
柯的观点，特别是维柯关于科学和知识的思想；我还要感谢罗伊·帕斯
卡尔教授，他在信中关于赫尔德的内容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从
他们二位那里获益良多。很遗憾，庞帕博士关于维柯的专著 2 出版时，
本书已进入校对阶段，所以我无法在这本书中用来参考。
正如文中的文献引用所示，我在本书所引的维柯原文，倚仗了T.G.
伯金和M.H.菲什两位教授所良译的维柯的《新科学》。我还要向B.费尔
德曼教授和R.D.理查森教授、罗伊·帕斯卡尔教授和F.M.巴纳德教授致
以谢意，因为文中在引用赫尔德的作品时使用了他们的译文。我还要特
别感谢巴纳德教授的文集《赫尔德论社会与政治文化》 3 ：他的一些译
文被我逐字照搬，有些则被我进行了适度的修改。我还想要感谢弗朗西
斯·格雷厄姆——哈里森，谢谢他对这本书的仔细校对，谢谢霍加思出
版社的雨果·布伦纳在本书出版中给予的关照、好意，以及在和我交流
时表现出的非凡耐心。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秘书帕特里夏·乌捷欣，她在
我最需要的时候慷慨并锲而不舍地为我提供帮助。
以赛亚·伯林
1975年7月
引言
对于人们业已完成和经历的事件的社会影响和结果，历史学家所关
心的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发现、描述和解释。但是对事实、事件及其特征
的描述、解释和分析，以及选择和阐释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而且如果
不歪曲我们通常运用的语言和概念，就做不到这一点。歌德在很久之前
就说过：对事实的陈述不可能脱离理论；尽管一些被看作事实的概念比
另一些概念更少理论负载，但是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看
法。构成事实的标准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以及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之间
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个领域，比如史学中，基督教历史学家和异教历
史学家之间，或者基督教历史学家和持有不同视角的后文艺复兴的历史
学家之间，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波舒哀看来不可辩驳的证据在吉本看
来则不然，构成历史事实的东西在兰克、米什莱、麦考利、基佐、狄尔
泰这些人看来是并不相同的。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牧师和自由
主义者注视的似乎不是同一个过去。说到选择和阐释，差别甚至就更大
了。那些主要依靠量化研究和统计方法的人，他们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于
那些从事想象重构的人；而并非总是有意识地被这个或那个学派的社会
心理学、社会学或文化哲学的准则所指导的作家，或者那些在功能人类
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或想象文学中得到启发的人们，情形
也是如此。
这本书考察了两位思想家的著作，这两位思想家的观念在改变对历
史事实的选择和阐释的传统准则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影响了对事
实本身的看法。两位思想家的创作都在18世纪，但直到19世纪他们的学
说才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并且二者的影响都主要是来自他们的学生的
努力。这些研究并不打算对维柯或赫尔德的全部作品进行考察：只涉及
那些其主题对我来说最具吸引力、最重要和最有建设性的著作。因此，
我不想批判地考察任何一位思想家的那些更为技术性的哲学思想，尽管
它们中的一些提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本书只选取三个例子：
维柯的科学观，它涉及通过原因（per caussas）解释的思想，似乎体现
了一种不同于笛卡尔、休谟、康德或现代实证主义者的因果观，这把他
引向一种杰出的动机和原因的学说，而这与今天所热烈讨论的那些问题
紧密相关。他在科学和意识之间，以及真理（verum）和真确（certum）
之间所作的区分也是如此，这种区分反过来与多数黑格尔派哲学和后黑
格尔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学说——关于历史和社
会学方法的讨论和争论紧密相关。此外，赫尔德有关目的论和文化解释
的思想，开辟了（或者至少是拓宽了）顽固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证
主义者和机械论者未曾考虑过的概念的和心理学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思
想家们采取了彼此相差甚远的立场，其中包括那些受马克思主义、维特
根斯坦的学说，以及知识社会学或现象学社会学领域作家影响的思想
家。但是对这些哲学发展的讨论，像维柯在《新科学》中对现代语言学
结构主义的预期一样，尽管既有趣又有创造性，却会使人们远离维柯和
赫尔德自己对问题的讨论，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阐发了他们最具有独创
性的和最有影响的论题——一般而言就是人文研究的本质和发展，具体
而言就是历史和文化的本质。我不打算追寻这些思想的起源，除非以某
种试探的方式，也不打算叙述它们得以产生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也不打
算叙述它们在那个时代的世界观中，甚至思想家本人那里所起的确切作
用。
没有谁比维柯更大胆和更猛烈地强调综合历史观的重要性；没有谁
比赫尔德更雄辩和更令人信服地主张：观念和看法只有从发生学和历史
的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它们是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的连续发展中
的特殊阶段的表达。关于这些观点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源泉，那些远比我
所期望的更加博学的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阐释：贝内代托·克罗齐、安
东尼奥·科尔萨诺、马克斯·H.菲什、尼古拉·巴达洛尼、保罗·罗
西、A.杰尔比，最重要的是福斯托·尼科利尼，他在这方面为维柯做了
大量工作。鲁道夫·海姆以及最近的H.B.尼斯比特、G.A.威尔斯、马克
斯·鲁谢、V.M.日尔蒙斯基和罗伯特·克拉克（这里只选最重要的）已
经为赫尔德的学说提出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框架。即便是我对他们对某些
观点的评估持有异议的时候，我都从他们的努力中受益颇多。思想不是
诞生于虚无之中，也非单性生殖的后代：有关社会历史的知识，有关在
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起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知识，以
及有关这些力量所导致的问题的知识，对于评估除严格的技术学科之外
的一切学科的充分意义和目的，都是必要的，而现在，有些事情告诉我
们，甚至对精确科学的概念进行正确的解释，那些知识也是必要的。我
也不想否认考虑下述事实的重要性：为什么正是在通常被描述为思想与
科学活动高涨时期的文化死水的两西西里王国，以及东普鲁士，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原创性思想。这是个历史问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社会、
意识形态和思想条件的知识，很明显是必不可少的，而据我所知，它尚
未被充分考察。但是它与这些论文的主旨并不直接相关。尽管这种历史
的态度对于充分的理解是必需的，但它不可能是掌握每种受历史影响的
学说或观念的内核的必要条件。罗马帝国后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
图主义者对柏拉图学说的解释也许不会像后来更为博学和小心谨慎的评
论者那样可信，因为后者正确地注意到了与他的思想相关的社会和历史
背景，但是如果柏拉图的主要学说没有超越它们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那
么他们就不会在它们上面花费那么多精力——更确切地说，它们就不值
得那些天才的学者和阐释者去费力劳神；它们也就不会激发起普罗提
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米开朗基罗或是沙
夫茨伯里等后世子孙的想象力了；它们自身也不会有足够的生命力在我
们这个时代引起重要的争论了。要充分理解洛克的《第二政府论》中的
特定段落或致斯蒂林弗里特的一封信，那么，充分了解17世纪下半叶英
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当然是必需的。然而，伏尔泰（他没有深入
这些细节）或者美利坚共和国的奠基者对他的认识则是来自他的著作，
不仅如此，甚至主要来自他们自己的想法或问题。精确的历史知识对理
解观念的意义、力量和影响的重要性可能比许多非历史学科思想家，尤
其是英语世界的非历史学科思想家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但它并不是全
部。如果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哲学家、帕斯卡、牛顿、休谟或者康德
的思想没有一种独立生命的能力，没有一种经得起翻译的能力——诚
然，翻译成一种完全不同文化的语言，虽然是必要的，但有时会改变一
些意义——那么，在他们自己的世界消失之后很久，他们现在充其量也
只能在帕多瓦大学的亚里士多德学者或是基督徒沃尔夫的著作之旁找到
一个体面的休息所，或者在某个历史古董博物馆里发现其在当时的主要
影响。历史解释学的重要性在过去被缺乏历史感的英国思想家大大低估
了，结果是，钟摆的摇摆往往显得就是目的本身。这不过是老生常谈，
之所以需要提及它，只是因为对早先时代的观念进行有效考察的可能性
的思想——除非它沉浸于丰富的文化、语言和历史背景中——在我们今
天已渐渐受到质疑。尽管维柯和赫尔德的幽灵被拿来支持这种学说，但
是历史上的哲学家的重要性归根到底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提出的问
题仍然是（或又一次成为）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问题并没有
随着产生它们的那不勒斯或哥尼斯堡或魏玛社会的消失而消失。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可以超越时间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就维
柯而言，我试图概括出我认为最有吸引力的七个论题：
（1）人的本质并非像长期以来所想象的那样是静止、不变的或从
未改变过的；它甚至并不包含一个历经变化而仍能保持同一性的核心或
本质；人们在世界中发现自身，使它适应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他们
理解这个世界的努力不断地改变着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身。
（2）制造或创造事物的人们能够理解它，而单纯的观察者则不
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尽管这种创造包
含些什么并不十分清楚），人们理解自身的历史，恰如他们不理解外部
自然的世界，因为自然不是由他们创造的，而只是被他们观察和解释，
所以在他们看来不像自己的经验和行动一样是可理解的。只有上帝，因
为它创造了自然，所以才能够完全和彻底地理解它。
（3）因此，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原则上不同于他们对自己所创
造的那个世界的知识。对外部的世界，他们能够观察、描述、分类、反
思，并且能够记录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规律性；而他们所创造的那个世
界则遵循他们自身加之于他们的创造物的法则。例如，数学知识就是如
此——它是某种人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因此，人们可以对其有一
种“内在的”观点；语言知识也是如此，它是由人而不是自然的力量塑
造的；因此，所有人类活动的知识都是如此，因为人既是创造者，又是
演员和旁观者。历史既然涉及人的活动，是努力、奋斗、目的、动机、
希望、恐惧、态度的经历，因此，它能够被以这种高级的（“内在
的”）方式被认识，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不可能成为这种方式的范
式——在这个问题上，笛卡尔主义者因此一定是错误的，在他看来，自
然知识是典范。这是维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自我理解和对外部世
界的观察之间所出的泾渭分明的区分的基础，如同在它们各自的目的、
方法以及可知性的种类和程度之间的区分一样。这种二元论迄今仍然是
热烈争论的主题。
（4）存在一个普遍的模型，它适用于任何给定社会的所有活动：
这种共同的风格反映在思想、艺术、社会制度、语言、生活方式和整个
社会的行动中。这种观念等同于文化概念，不一定是一种文化的概念，
而可能是许多文化的概念；其必然结果是：对人类历史的真正理解如果
没有对给定的社会或民族的文化阶段的连续性的认识，就不能取得。这
进一步决定了这种连续性是可理解的，而不仅仅是偶然的，因为文化或
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由于人们
有目的的活动——为了满足需要、渴望、野心（它们的实现又产生新的
需要和目的），因而可以被那些拥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所理解，这种关
系发生在一种既非偶然又非机械决定，而是源出于生活的诸多元素和生
活的各种形式的秩序之中，它只有根据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才能够理解。
这种社会进程及其秩序对其他的人以及后来社会中的成员来说，也是可
理解的，因为他们从事着相似的事业，这种事业为他们解释处于相似或
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发展阶段的他们祖先的生活提供了手段。时代错误的
观念注定了这种历史理解和安排的可能性，因为它要求有能力区分属于
和不可能属于某种文明和生活方式的给定阶段的事物，这又反过来依赖
一种在想象中直接和间接地进入这些社会的态度和信仰的能力，一种如
果应用于非人类世界则毫无意义的探询。对维柯来说，每个社会、文
化、时期的个性是由各种因素和要素构成的，这些因素可能与其他的时
期和文明是相同的，但是它的每个特殊的模式又区别于所有其他的时期
和文明；这就决定了时代错误的概念意味着缺乏一种对这些文明所服从
的可理解的、必然的连续性秩序的意识。我怀疑在维柯之前是否有任何
人对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或历史变化有一种清晰的观点。
（5）人的创造物——法律、制度、宗教、仪式、艺术作品、语
言、歌曲、行动法则等等——并非被创造出来使人愉悦、供人赞美或传
授智慧的人造品，也非蓄意发明出来操纵或统治人们或促进社会稳定或
安全的武器，而是自我表达或与其他的人类或上帝交流的自然形式。早
期人类的神话和寓言、仪式和纪念物，按照维柯的那个时代所流行的观
点，是无助的原始人的荒谬的幻想，或是精心编造出来以蒙蔽大众并使
他们服从于狡诈且不道德的主人的。他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像早期语
言中的神人同形同性隐喻一样，在维柯看来，神话和寓言和仪式是传达
原始人看待和解释世界的自成条理的观点的诸多自然方式。因此，理解
这些人及其世界的方式就是要试图进入他们的思维，通过弄清楚他们在
做什么，通过了解他们表达方法的规则和意义——他们的神话、他们的
歌曲、他们的舞蹈、他们语言的形式和惯用法，他们的婚葬仪式。要理
解他们的历史，需要理解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而这只有那些掌握了打
开他们的语言、艺术、仪式的意义大门钥匙的人才能发现，而这把钥匙
也正是维柯在《新科学》中试图提供的。
（6）因此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美学，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阐释和
评价，不是根据超越时间限制的原则和对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有效的标
准，而是要正确地理解它们的目的，以及它们对只属于它们自己的时代
和地点、它们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象征，尤其是语言象征的特殊应
用；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开完全不同于我们自身的、迄今为止要么被当作
野蛮人的胡乱作为，要么被认为太过偏远和奇异因而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那些文化的秘密。这标志着比较文化史的开端，也确实标志着一系列新
的历史学科的开端，如比较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比较法学、语言学、
人种学、宗教、文学、艺术史、观念史、制度史和文明史，的确，逐渐
被称作最广义的社会科学的所有知识领域，都是从历史的，即发生学的
角度来构造的。
（7）因此，由感觉提供或由启示赐予的知识的传统范畴——先验/
演绎，后验/经验——现在需要补充一个新的种类，即重构想象。这种
知识的产生，依靠的是“进入”其他文化的精神生活中，“进入”各种
态度和生活方式中，而这种“进入”只有通过想象（fantasia）才变得可
能。想象对维柯来说是一种构想社会变化和发展过程的方式，通过把它
与人们寻求借以表达它的象征的平行变化和发展相互联系起来，并把它
看作是由这种平行变化和发展所传达的；因为象征的结构本身就是它们
所象征的现实的一部分，并随其改变。这种发现的方法，开始于对表达
途径的理解，寻求达到它们预设和表达的现实图景，它是历史真理的一
种超验推演（康德意义上的）。直到今天，它还不是一种通过其变化的
表象达到不变的现实的方法，而是通过其系统地变化着的表达模式，达
到一种变化的现实，也就是人的历史。
这些观点中的每一个都标志着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其中的任何一
个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享有哲学家的声誉。维柯的著作没有引起注意，
除了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一些学者，直到最不知疲倦的思想传达者维克
托·库辛，使它引起了儒勒·米什莱的注意。这些思想对这位伟大的法
国历史学家产生了最为直接和脱胎换骨的影响，正是他第一个在整个欧
洲传播了维柯的声名。
尽管米什莱在其生命结束时宣称维柯是其唯一的主人，但是就像每
一个具有深刻独创性的思想家那样，他从维柯的《新科学》中只吸取了
与自己业已形成的历史观相适合的思想。他从维柯那里得出这样一种观
点：人是其自身命运的铸造者，为获得他们的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进
行着一场普罗米修斯式的斗争，他们从自然那里夺取了服务于人类自身
目标的物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在克服社会和个人的障碍的持续斗争
中，创造并摧毁制度，直到完全实现所有人类和所有社会的道德能量和
创造天才。那些不符合米什莱激烈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思想，例如，不为
人类所知却塑造着个人和社会命运的神意思想，即维柯的“看不见的
手”，或者“理性的狡诈”，米什莱实际上一半翻成了世俗的词汇，一
半忽视了，就像他忽视了维柯的柏拉图时刻、他的历史循环理论、他的
反民主偏见、他对热忱的、独裁的、半原始的社会的尊重一样，这些正
是米什莱对大众自由的热烈信仰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不断重现的现象的例子，思想的重要性和影响并不总是依
赖于它们产生于其中的体系的有效性或价值。柏拉图或斯宾诺莎或莱布
尼茨或康德是天才的思想家，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反对他们形而上学体系
的中心原则或者认为它们是有害的人们也很少否认；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他们承认这些哲学家提出了一些观念，这些观念的深度和力量已经永
远改变了思想史，或者（结果是相同的）他们提出的问题历久弥新，不
断地操练着之后的思想家的头脑；即使提出这些问题的那些最具雄心和
最著名的思想体系早已失去它们曾经具有的全部生命力，或者顶多只能
引发纯粹的历史兴趣，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本书所讨论的两位思想家
就是如此。维柯肯定自认为已经发现了一门新科学：即能够产生一些准
则的一般原则，这些准则的正确运用至少在原则上能够完全地解释人类
历史循环中各个阶段的秩序，就像当时成功的自然科学能够解释物体的
位置和运动的规律一样。我这里并不想评判这种主张与之前和之后的思
想家所创立的对立体系的主张孰是孰非。我所要做的就是试图说明这一
巨大的、杂乱的、有时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巴洛克大厦的一些砖块：出于
自身的原因而有价值的石头，它们能够被用于建造更坚固且更节制的结
构。这支持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例如（不妨再回想一下），维柯在服从
（可知但并非可理解）法则的自然王国和服从（可理解）法则的人造王
国之间所做的区分；他的神话和象征、特别是语言功能的理论；他关于
概括和表达（他没有说它决定或统合）各个社会或整个历史时期的各种
活动的核心风格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反过来又提出了多样人类文化的观
点；连同以这种方法研究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对美学、人类学、当然还有
整个历史科学的革新含义。
赫尔德也是如此。他也试图囊括他那个时代知识的整个体系：科学
和艺术、形而上学和理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社会生活、历史、人类
学、心理学，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过去和现在乃至（比维柯远为重视）
将来所深感兴趣的。像那些深远地影响了他的英国思想家一样，像扬、
珀西、托马斯·沃顿、约瑟夫·沃顿和斯特恩（以及苏黎世的拉瓦特
尔）一样，他是一个牧师和学者，处于一个专业化越来越强，却仍然瞄
准普适性的时代。他是一个诗人、哲学家、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一个
业余的语言学家，一个美学理论家和批评者，一个其时代的生物和物理
科学的热心学生：他希望把所有的关于人及其环境、起源、历史的科学
整合为一个整体。他把人文科学间的边界看作是学究式的和人造的把
戏，是对人类在其无限多样性和精神力量中进行自我理解的令人厌恶的
阻碍，这种多样性和精神力量是哲学家粗暴的范畴徒劳地想包含的。在
从事这个他既无能力又无知识的庞大事业的过程中，他生发了一些思
想，并给予了这些观念以生命和内容，它们中的一些已经永恒地进入了
欧洲思想和情感的结构中。
在赫尔德所生发或赋予新生的这些概念中，至少有三个主要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