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婚后一同生活到如今。”（蒙田，《随笔集》，卷二，第二章，《论酗酒》）.2
与波尔多人的预想恰恰相反的是，名镇名村中掺一些名气不大的地方，比如阿尔萨科（Arsac）、康德那克（Cantenac）、圣拉伦特（Saint-Laurent）、穆林、圣瑟兰（Saint-Seurin）、拉巴尔德（Labarde）、玛高（Macau）等等，会给外乡人造成困扰。不过，这些不出名的小镇中其实也有一些榜上有名的列级酒庄。
在坡地、丘林或是山岗中种收过葡萄的法国人一定常常听人说，向阳很重要，葡萄藤需要在坡地上攀爬生存，这样葡萄结出的果实才是合格的，才能充分吸收到养分。而梅多克产区一定会让人大吃一惊。什么鬼！海拔0度？全都是无聊的平原？好吧，我是夸张了一点：利斯特哈克镇的海拔有43米呢！这下肯定晕过去了。在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通向酒庄的路，路面上似乎有些极轻微的起伏（用“攀爬”来形容就有些牵强了）。嗯，没错，梅多克的海拔不高，也没有坡地，而这里所产葡萄酒的质量之优异可是与其地理上的海拔成反比的。
不过，这里有吉伦特河的河水。人们常说“最优秀的葡萄园都凝望着河水”，像是龙船酒庄（beychevelle）[3]，之所以得此一名，是因为当年水手经过这里都要降下船帆向法国大元帅埃佩尔农公爵致敬。家族和贵宾的往事、贸易上的轶事、来自王公贵族和总统明星的感谢信函……所有酒庄都充斥着满满的回忆，都有用玻璃板装裱起来的文件和照片——没有装裱的，或许都存在了保险柜里。
还有海洋，墨西哥湾暖流也流经于此。另外，得益于大西洋海洋性气侯，这里干湿度适中，使得成熟期较久的赤霞珠葡萄得以完美适应。
还有格拉夫地区几千万年间从比利牛斯山流蚀而下，堆向吉伦特河、多尔多涅河和加龙河的冲击层。多亏了格拉夫，把石灰岩和小砾石杂糅在一起，这样一来当阿基坦地区被海洋当成下水槽时，水质也得以过滤。梅多克和其他一些波尔多葡萄种植区从这贫瘠的第三纪土壤中，获得出了宝贵的财富。
最后，少不了要说一说梅多克葡萄酒的同一性和每瓶梅多克的独特性。即便来自同一个家族，其态度、性格和举止也会因为出身、教育而有所差别，并随时间的推移产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梅多克葡萄酒的爱好者之间常常会无止尽地争论玛歌和波亚克哪个更优秀；是否喜欢圣朱利安甚于圣埃斯泰夫；或是因为极度迷恋某个五级酒庄酒甚至中级庄园酒，想要把一家让自己大失所望的二级酒庄酒的名号让给这个新宠。
除了品评和对比的乐趣外，这种打破酒堡等级的幻想游戏也别有一番趣味吧！
咕噜咕噜
没有人规定喝梅多克的酒就必须要喝列级酒庄的！降低价位，同样可以找到定位亲民的酒庄，比如玫瑰磨坊酒庄（chateau moulin-de-la-rose）（是谁说这个更优秀来着？），这款来自圣朱利安的酒曾在居伊·朗瓦塞的一本书中出现过。我也曾有幸在一家餐厅的酒单见过它的名字。
● 布尔乔亚，1855年分级
法国农业勋章（Mérite agricole）
在法兰西共和国所颁发的众多勋章中，法兰西农业勋章是最受欢迎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没牵过马、没赶过牛，或是不知道动词“填缺量”和名词“葡萄部分果实僵化”为何物、没有拿奖资格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当我们还是年轻记者的时候，都曾被记者培训中心的一位教授如此教导过：我们的言论自由可以通过小专栏或是那些只有编辑和编辑的家人们自己看的报纸来表达，只要我们在职，就不会跟荣誉勋章挂上钩。倒是可以去追求些别的东西，无伤大雅即可。
1960年，我和《费加罗文学报》的一众同事们曾试图去证明这个缺乏尊重却也无甚大碍的说法。当时我不到30岁，同事们准备帮我赢得法国农业勋章，而我，则会尽全力让坎希耶-博若莱的市长拿到艺术文学勋章带子去装饰扣眼。到时候，葡萄酒农和文学专栏的记者就会面向自己的朋友站上同一个授勋仪式的领奖台，后者拿的其实是理应属于前者的勋章，反之亦然。
我的农业勋章申请步骤很简单。不过，一开始我很害怕自己搞砸，因为必须填写一份申请表，上面问了家里养了几头牲口，耕地面积多少平米。我犹犹豫豫地填了几个数：1（一只猫）和250平方米（郊区花园）。农业部部长埃德加·富尔[4]和他的办公室主任让·潘雄估计是种植“幽默”的吧：我的资格就这样被核准了。
而一旁的艺术文学部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首先，我们编了一本小册子来赞扬坎希耶市长乔治·拉瓦勒纳长期以来在图书馆和市立铜管乐队上投入的大把精力，强调这位低调的葡萄酒农对书籍的热爱，突出他为研究本市及博若莱地区历史的学者们所提供的便利，最后以乐于收到回应为结尾，点出这枚出人意料却又合情合理的勋章是值得落入葡萄酒之乡的——因为当地民众对除葡萄酒以外的各种文化也十分渴望，却鲜少收到来自巴黎和文化部的鼓励。非常巧妙，对吧？唉！殊不知艺术文学部的部长安德烈·马尔罗[5]和他办公室的员工们就跟七星文库里马勒伯朗士[6]的作品一样严格。经过一番详尽调查，我们得到如下结果：相比艺术文学勋章，葡萄酒农乔治·拉瓦勒纳还是更适合拿到农业勋章！
作为当事人，我和我在《费加罗文学报》的同事们都非常失望。我们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酒庆祝的理由，这个巧取而来的双授勋本应是个饮酒作乐的绝妙时刻。然而，大家都沉浸在恶作剧失败的懊恼中，没心情为我获得的农业勋章喝上一杯了。而这枚农业勋章，我也从没真正拿到手上过。
● 坎希耶-博若莱，品酒小银杯骑士会
弥撒葡萄酒（Messe［vin de］）
唉！我们要再一次琢磨这个问题：什么酒？耶稣最后的晚餐上摆的是什么酒？他用面包作为自己身体的隐喻，那么被拿来当做血液的隐喻的，是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呢？三位福音书作者都没有明确表明，是哪种颜色的酒成就了耶稣的圣餐变体（第四位作者约翰则完全没有提到濯足节的晚餐），谁都没说！一些史学家和圣经研究学者曾尝试破解这个谜题，但没有成功。
从颜色上看，说红葡萄酒是圣餐变体显然更加合情合理。红色的血液，红色的波尔多……布满红血丝的脸，血橙……圣餐是个美丽而晦暗的奥秘，唯一符合世俗之人逻辑的就是把红酒当做血液。然而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天主教的弥撒酒是白葡萄酒（东正教选用了红葡萄酒，难道是因为拜占庭的教堂更加的……理性么？）。不过，若是神甫因为便利、口感或是健康等原因选用了红葡萄酒，也不算是过失或罪孽。
有趣的是，教会法不曾提及葡萄酒的颜色，却清清楚楚地表明酿酒需选用“成熟紧实的葡萄”，“沸煮不可代替发酵”。对人们来说，神甫为弥撒选择一瓶得体的酒是理所应当的。“当酒已变酸或是腐坏，它就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当酒开始变酸或开始变质，它就是非法的东西。”所以，教会不会禁止神甫选则法定产区命名的酒——恰恰相反——甚至还会鼓励他们挑选特级佳酿。红衣主教贝尼斯[7]就不会放弃这个特权。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选一瓶上好的默尔索作为弥撒用酒，他回答说：“因为不想让我的造物主看到我在领圣餐的时候因为喝了劣酒而挤眉弄眼。”
16世纪开始，因为法衣祭具储藏管理的问题，红葡萄酒渐渐被白葡萄酒取而代之。大家都知道，红酒会染色，甚至弄脏祭台上的衬布。它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见，与弥撒的神圣氛围格格不入，而白葡萄酒印则非常隐蔽。如此，实用主义战胜了象征主义，省心省时战胜了费力洗涤。同样也是出于方便考虑，信徒们在葡萄酒下领圣体的仪式也没有被保留下来。
二战期间，我是坎希耶教堂童声合唱团中的一员，圣水壶常常归我负责，弥撒前需要分别在两只壶中倒满葡萄酒和水。那时的博若莱只出产红葡萄酒（时至今日白葡萄酒的产量也非常有限，不过呈上升趋势）。我记得那时我们的神甫用红酒做弥撒的同时，也常有几瓶白葡萄酒可以使用，那些白葡萄酒是酒农或者酒农太太带给他的，都是些本区主日弥撒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送给神甫的这种甜型白葡萄酒由那些被葡萄农遗漏或是在收割期因不够成熟而被有意留在藤上的葡萄酿制而成。我们把这种二次收割的葡萄叫做“晚收葡萄”。数量虽不多，却也足够酿出一小桶特别的葡萄酒专供自家享用。尤其是在晚上，当爱喝红酒的男人们玩儿起勃洛特纸牌的时候，女人们就一边织毛衣，一边享用着这种酒。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那样的夜已不复存在，那款白葡萄酒也不再出产，甚至连“晚收葡萄”都没了踪影——除了少数收成欠佳的几年，比如2003年。
另外一只圣水壶中盛的水有两个用途：一是用来清洁神甫的手，一是用来兑酒。兑酒？顶多就是在喝之前往酒里滴上一两滴。教会法规定：“依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决定，酒中只能掺入极少量的水（……）。极少量，以保证所掺水量不改变酒的品质，这显然取决于葡萄酒用量几何。几滴水足矣。”
依我看，酒中加入极少量水这一传统应是承袭自地中海文明。罗马帝国时代，除非自己想被当作野蛮人、乡下人，不然向酒中掺水是必要步骤。在东正教的仪式中，弥撒酒里的掺水量更为可观，比如科普特基督徒酒中的掺水量就达到了1/3。
天主教教堂保留了这个滴水入酒的传统，并巧妙地赋予其一种象征意义：水滴，代表着与基督之血融于一体的人性。
● 众神与酒，水，什么酒？圣文森特
默尔索柏雷盛宴（Meursault［Paulée de］）
我所认识的每一位默尔索柏雷奖得主都对那场盛宴的欢愉气氛满心怀念。获奖作家还能获得100瓶葡萄酒作为奖品，在家中延续这份喜悦。然而，真正让人头晕目眩回味无穷的，是那场在默尔索堡酒窖里举行的600人午餐。
对于一场宴庆来说，这可真是货真价实！酒美菜香人善良，奢华豪气的同时又不失淳朴乡村特色。这是庆贺的盛宴，是品味的盛宴，也是狂欢的盛宴。每一位默尔索的葡萄酒农都会携一二瓶精挑细选、年份不一的好酒前来赴会，而这些葡萄酒都将在宴会中被喝到一滴不剩。众多与会来宾里，获奖者受邀品酒的次数最多：默尔索的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还有一些让酒农们自豪的勃艮第佳酿。若是试图拒绝则会让人大跌眼镜，差不多算的上是冒犯了。这也是为什么鄙人作为1994年的获奖者，一共品了62种葡萄酒之多（菜单附有几页白纸，以便大家做记录）。那确实是一场美味又丰盛的午餐，时间长到足以让每个人再次觉得口渴肚饿——或者更确切地说，长到足够给人们内心深处那生产欲望的小机器再充一充电。
肥鹅肝、肥鸭肝被源源不断奉上，还有默尔索葡萄酒酱汁盐烤狼鲈、栋布鹌鹑肉饼、野兔里脊肉，奶酪和甜点更是一样不少……从当时的笔记来看，有几瓶酒是我尤为钟爱的，一瓶1990年的默尔索-热内弗赫维埃尔（meursault-genevrières），莹绿的酒光中泛着白色花朵的香气；一瓶同年份的默尔索，喝起来有浓郁的榛果味道；一瓶1978年的默尔索-沙尔姆（meursault-charmes），它就是“欢愉本身”；一瓶1971年的沙尔姆（我在笔记里写到这酒我喝了两杯！）；一瓶1983年的邦马尔（bonnes-mares）（“葬礼有它相伴，野兔此生无憾”）；一瓶1964年的默尔索（好像是配甜点的？），我记录的评价是“温和，甘美”，然后还有两三条看不太清的……由于时间关系，对于那些趁我心意的酒，我大都只是在评论栏画了条横杠……我一边和邻桌聊着天，跟乡民代表及其家人们交流着意见，一边品评着酒单上的美酒，期间还有歌声在席中流淌不断。
餐后，头脑晕热的我依旧站得跟默尔索罗马教堂的哥特式钟楼一样笔直，身体挺得像个奥林匹克运动员。我没看到任何一位宾客摇摇晃晃地走出酒堡。劣质酒会让人膝盖发软，口无遮拦；优质酒则会让人脚下生风，妙语如珠。每一年，默尔索的五个庄园主都会等到柏雷盛宴尾声的时候再开启自己的窖藏，以便宾客不会太早散去。除非你打算残忍地浇熄当地人的热情，不然获奖者是不能免去下酒窖拿试酒管试几桶酒这个步骤的。我当时去了两三处，其中就有热内维弗·米什洛的酒窖——他们以我的名义捐了100瓶1992年份佳酿。后来，我在一个谷仓睡得像只睡鼠一样香甜。
1994年“荣耀三日”的第三天就这样画上了句号。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荣耀三日”呢？
柏雷盛宴原本是葡萄采收季尾声时的传统庆收聚餐，现在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都会在默尔索如期举行。盛宴前一天，即周日下午，会在博讷进行博讷济贫院葡萄酒的拍卖会。还有，周六晚上，品酒小银杯骑士会要在伏旧园酒堡举行名为“荣耀三日”的例会。如此一来，这连续三天的节庆和生意交往就促成了勃艮第的“荣耀三日”。
我们把1830年7月27、28、29三天革命日也称为“荣耀三日”。同样的问题有两种答案。第戎和博讷高中的历史教授们会认可哪一个答案呢？给出两个答案的人会不会有奖励呢？
咕噜咕噜
自1932年以来，默尔索柏雷奖榜单上的勃艮第作家总是非常多，这其实很正常。比如其中就有著有《法国乡村史》的大作家加斯东·鲁普内尔[8]（1933年）、博学多才的葡萄酒哲学家雷蒙·杜梅（1950年）、当然还有科莱特（1951年）、女诗人玛莉·诺艾尔[9]（1958年）、雅克·德·拉克雷泰勒[10]（1961年）和可爱的亨利·万瑟诺[11]（1977年）。而1992年的获奖者则是来自勃艮第邻省弗朗什-孔泰的贝尔纳·克拉维尔[12]。
作为一个里昂人，我承认勃艮第葡萄酒给我带来了太多的奖励与甜蜜，也愿意以勃艮第人自居。
尽管加缪把自己受众最广的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命名为默尔索，他还是与柏雷奖的光荣榜无缘。我猜可能是因为在评审眼中，小说主人公那致命的冷漠与葡萄酒的轻松愉悦格格不入吧。
在其处女作《幸福的死亡》[13]中，加缪本来选择的是“梅尔索”（Mersault）这个名字。七星文库版《局外人》的评注人安德烈·阿布写到，后来加缪之所以把主人公的名字换成默尔索，是因为他在1937年11月2号的《阿尔及尔回声报》上看到了这样一条广告：某文学奖声称其冠军可获得“3000瓶默尔索葡萄酒”，阿布认为，也许正是这则广告激起了加缪“调侃的兴致”。勃艮第的默尔索？可能是某款阿尔及利亚白葡萄酒篡用了这个名字吧。
来自奥塞尔的女诗人玛莉·诺埃尔信仰基督教，同时也拥有许多非信众的读者。她荣获默尔索大奖的那年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欠佳，无法前去领奖，遂写了一篇细腻的致谢词请人娓娓代读，带领大家见证了另一个时代的葡萄种植文化：
在我才华横溢的老乡，伟大的作家科莱特与世长辞后，人们还能上哪儿去找一个知晓我童年时那些怪词的姑娘呢？“翻松”葡萄田、“开水沟”、“中耕”、“灌浇”…——只是我所说的这些都是奥塞尔方言，要是您住在别的产区，可能压根儿就没听过这些——我还是要重复一遍，人们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姑娘：从小就和这份“苦差事”的秘密与忧愁缠匿在一起；比我还要担心5月的冰雹、幼虫、蛾卵；因听闻在圣灵降临节时，白粉病和霜霉病这两大夏日的怪魔就要秘密发起大举进攻，所以茶不思饭不想；走在土坡上，凭借着地上那恼人的黄色葡萄枯叶，就能惊恐地判断出这株葡萄是遭了可恶的根瘤蚜害。这样的姑娘上哪里去找呢？
在那段压抑的年代，我也曾是一名稚嫩的葡萄农。
● 葡萄酒品鉴，圣文森特，品酒小银杯骑士会
年份（Millésime）
一段记录在罗马双耳尖底瓮上的文字，经葡萄酒工艺考古学家翻译，证实了葡萄酒有据可考的最早年份为公元前182年。老普林尼[14]称，纵观整个古代，最优葡萄酒年份是公元前121年。公元前102年也不错，特别是陈酿了20多年的法莱纳葡萄酒（falerne）。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眼中，来自索伦托（Sorrento）、希俄斯岛（Chio）和莱斯博斯岛（Lesbos）的上好佳酿，应耐心等上10—25年，再待上餐桌供权贵们品鉴。然而，不少在双耳尖底瓮中陈放了一个多世纪的葡萄酒，被希腊和罗马的“收藏家”们开封畅饮后，却未得到任何评价。
葡萄酒之所以会出现在《记忆之场》这部皮埃尔·诺拉[15]编撰的法国文化遗产之集大成者当中，是因为葡萄酒的“年份”构成了其发迹、演变、波动和民心所向的定位标示。特优年份就如同打赢了与上天的战争，人们不断地引用这些年份，将其用作参考，并加以评述，因为这些荣光万丈的葡萄酒会慢慢地发生变化，充分成长，而后在某个不确定的时段达到美感与味觉的极致，持续时间或长或短，再如所有存于现世的鲜活躯壳一样，衰败没落。然而，就算这些酒因陈放太久变得不尽人意，无法饮用，甚至面目全非，可回想它们所经历的一切，这些惊世佳酿们依旧可以被人们视为艺术品、收藏品。它们是葡萄酒百年记忆的见证人，亦是投机商的猎物，就跟爱国人士的圣骨没什么两样。有人在拍卖会上拍得一瓶1928年梅多克一级特等酒庄的葡萄酒，仿佛自己拍到的是普鲁斯特的手稿或是戴高乐将军的军帽。19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一瓶原属托马斯·杰斐逊[16]的1787年份玛歌葡萄酒在拍卖会上拍出了天价。负责编写《记忆之场》一书中葡萄酒章节的乔治·杜朗写道：“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酒已经成为了一种记忆，可是，它还能被称之为葡萄酒么？”
1630年是个极优的年份，那一年有一颗彗星划过天际，所以葡萄收成颇丰。在那个年代，收成好的年份会被视为奇迹之年。1811年，“彗星之酒”呈现出的质与量所向披靡。“您拿一小瓶1811年的波玛葡萄酒看看……那可是彗星之年[17]，公爵先生！15法郎一整瓶！国王喝的都没这个好呢！”（奥日埃[18]，《普阿里埃先生的女婿》［Le Gendre de Monsieur Poirier］）。凯歌夫人把自己布兹园（bouzy）的葡萄酒贴了个特别的标签：“1811彗星年布兹葡萄酒”。酩悦和其他几家香槟酒庄也用了同样的营销策略。时至今日，一些酒标上还能找到1811年的这颗星，唐培里侬香槟中尤为常见。
1893年，新一波追捧狂潮又被掀起，这次主要是在波尔多产区。那一年，波尔多的葡萄采收季于8月中旬早早到来，大批量汁多肉美的葡萄造就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好年份。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将之称为“莱奥维尔（léoville）1893年的完美呈现”。
20世纪以来的优质年份酒与星星的关系就不太大了，因为1910年和1986年掠过地球的哈雷彗星并没有带来什么奇迹般的产量（尽管1986年的梅多克行情还是很优秀的）。与19世纪一样，20世纪的优质年份酒大都是先天优越的地区条件与适当合宜的风土区块所结合而生的产物——它们或多或少地保证了葡萄生长周期的良好态势。当然，葡萄种植者们的劳作也不可或缺，从剪枝到装瓶，中间还要经过酿造这一至上神圣的时刻——这可是份精细的活计，科学技术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葡萄酒工艺学家的计划性酿造，酒农们依靠直觉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总之，若是8、9月份没有高照的艳阳（尤其是9月），没有热到需要葡萄农们天天戴着帽子干农活的程度，那就一定不会有丰厚的收成。
要是把上世纪葡萄酒的特优年份编成乐透号码（我们就选12个数字吧，因为真正的乐透是49选6），那么幸运号码就是：21，28，29，34，45，47，59，61，89，90，96，2000。补充号码则是：11，66，78，83，85，88，95。上述大部分年份都会得到专家认可，也有一些有争议性的，要依具体产区来看：是波尔多、勃艮第、香槟还是罗讷丘等等。上天给的恩惠并不均等，我挑选的是大多数产区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年份。因此在我的这份名单里，让勃艮第人痛心的70年和75年，或是只有卢瓦尔产区的葡萄酒名声大噪的97年，就不会被收录其中了。
品醴汇（Savour Club）等一些经销商，会为红酒爱好者们印制很实用的年份卡片，各产区的各个年份都会有一个评鉴分。卡片上的信息自然是主观的，所以卡片内容往往也会引发热烈讨论。一直以来，我对“剪风”餐厅的老板让-克洛德·弗理那所编写的年份卡片都抱有极大的信心。他还拥有与餐厅同名的酒窖，虽然我对他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葡萄酒替换博若莱酒这一举动表示不满，但他从来都不会弄错信息。再多说一句，这可不是小事！在整个20世纪，任何一款勃艮第的红酒或白酒都没有从他手中获得过19分的最高分（20分满分），而1945年以来，其他几大产区至少都获过一次此殊荣。这个19分，勃艮第红酒直到2002年才拿到。可是，那一年真的是最值得拿高分的年份么？
咕噜咕噜
葡萄酒常会激发人们独特的爱好，给人带去别样的命运。弗朗索瓦·奥杜兹[19]就是这样一位对陈年佳酿充满了宝贵热情的人。他和自己红酒俱乐部的成员们会在妙手主厨精心准备的晚宴上开几瓶陈年葡萄酒，这些酒一般都是在拍卖会上拍得的。之后，他会发布一份关于品鉴感受的公告，寄送给“红酒晚宴”的常客们。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想象，每开一瓶酒，他都会屏住呼吸，静候奇迹，等待那份从时光中抽离出来的乐趣，等待女伶发出最后一声撩人的叹息，等待那独一无二的绝世风味。奥杜兹曾给一瓶1880年唯侬酒庄（rayne-vigneau）的苏玳葡萄酒写过如此评语：“色泽深邃，酒体流畅。气味强烈，有浓郁柑橘香。入口可辨，这瓶苏玳的糖分被吃掉不少，可能是受了些许贵腐菌的影响。因此，这基本上算是一瓶干型葡萄酒了，不过，其魅力却丝毫未减，依旧能够让人浮想联翩。它所讲述的，是关于异域水果和原始岛屿的历历往事。这是一瓶神奇的酒，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甜点一直都只属于它……”想象力就这样接替了酒鉴。
每每喝完一瓶陈年佳酿，弗朗索瓦·奥杜兹就会把自己变成了博叙哀。
● 欧颂酒庄，葡萄酒品鉴
葡萄修士（Moines-viticulteurs）
本笃会修士和西多会[20]修士，哪个才是种葡萄的能手呢？为表彰他们在人间的酿酒作业，上帝又会把天堂那片受永恒之阳光关照的山丘托付给谁呢？如果我是一位中世纪的葡萄修士，会不会被其优质的葡萄酒吸引，在圣本笃[21]的庇护下为克吕尼修道院（属本笃会）或是西多修道院（属西多会）奉献自己的劳力呢？
众所周知，相较于本笃会而言，圣伯纳德[22]给西多会修士规定的生活戒律要严苛许多，其修道院朴实无华的极简风格也在时刻提醒着众修士，他们在人世间的旅程就好比劣等酸酒，并非佳酿。而他没有禁止种植葡萄，也未封禁葡萄酒。即便是以严格著称的圣伯纳德也清楚地知道，人是不能单靠祷告为生的，而葡萄酒则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那条现如今普世皆知的建议应该也是由他最先提创的：适度饮酒。
有专家称，彼时修道院酒库中的葡萄酒可能会让人大失所望，即便是那些被奉为佳酿的酒也一样。据估计，当时的勃艮第红葡萄酒颜色苍白，比较像现在的粉红葡萄酒。某种程度上说，算是现在的淡红葡萄酒（clairet）吧。本着基督教的仁爱精神，我就不赘述葡萄修士们在诺曼底这类“不利”产区做的那些所谓必要措施了，像什么用草、水果、蜂蜜来给葡萄酒增加香气啊，用奶增加甜味啊，还有用母羊血给酒增添活力的。
当代人的品味与前人不同；当今的科学与酿酒艺术与彼时的初级手工业亦不可同日而语；现代人追求的葡萄酒远不止是一款解渴醉人的酒精饮料。然而，正是这些修士推动了欧洲葡萄种植业的发展——不光是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还有加尔都西会[23]修士和生活更为简朴的多明我会[24]修士、加尔默罗会[25]修士及方济各会[26]修士——同时，他们也是宗教信仰和葡萄酒的推广者。
晨祷与晚祷间，修士们培育葡萄，酿造葡萄酒，同时也沉淀着自己的灵魂。待客有道的修士们深知，自己提供的葡萄酒越出众，来访的信众们出手就越大方。在中世纪，所有修道院周围都有片片葡萄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和法国西北部一些并不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也会有葡萄田出现。难不成劣质酒是一种博取宽容的手段吗？
但总的来说，只要是修士们酿造的酒，基本都被视为精品（按当时的标准来讲）。其中不乏唐培里侬等科学酿酒人，他们为葡萄酒这来自上天的额外恩赐改良了酿造方法和保存技术。修道院的声望几何，不光要看其建筑是否美观、修士修行是否虔诚，同时还取决于其葡萄酒的质量。不过，对于一个修道院的宣传来说，这三项都抵不过一个能吸引大量人潮的神迹来的实在。
修士酗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画都集中展现过这样的场景：肥头大耳的修士们喝得满面红光，他们要么坐在酒桶上，要么乐滋滋地瘫在酒席间，满眼淫欲。杯瓶壶罐前，一个年轻的女子一边斟酒，一边用手按住被撩开的裙子。
真正嗜酒的修士喝酒以桶计，随时准备好挽起袖子为上帝的伟大荣光大喝一场，这类修士是放荡文学中的传统形象。其中最受欢迎的有：罗宾汉[27]（Robin des Bois）的朋友塔克修士；最快乐的修士即神父高歇[28]（Gaucher）——这个人太过放纵，以至于作者阿尔封斯·都德和小说中的修道院长都不让他参加弥撒，生怕他满嘴酒歌吓到人；还有最嗜酒如命的，乔叟[29]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描绘的修士形象。这类修士中最出名的，当属约翰·戴·安脱摩尔[30]（Jean des Entommeures），他与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一起被拉伯雷派去寻找圣瓶，形象如下：
修道院内有一位修士，名为约翰·戴·安脱摩尔。此人年轻力壮、优雅乐观、机敏灵巧、乐于冒险、自由不羁，高大精瘦，阔嘴高鼻梁，祷文读得飞快，善于组织弥撒及早课，总之一句话，自打有了修道院的修士这一身份，他可谓一个真正的修士。经文祷句更是精通到牙齿。（《高康大》，第二十七章，皮埃尔·米歇尔版［Pierre Michel］，福里欧系列［Folio］）
紧接着，读者就会看到约翰修士放下“神职工作”投身“葡萄酒保卫战”，毫不留情地歼灭了一众在瑟耶修道院的葡萄园里乱采葡萄的敌人。
这些满面醉态、荒淫好色的修士形象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那些行文放荡、带有变革味道或无政府主义风格的文字作品中，画册和反宗教的讽刺段子里也比比皆是。那么，一个“葡萄酒形而上学”范畴里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修士们喝的酒从不让人感伤呢？
一位社会学家冷冷地回答说，在当时那个年代，酗酒修士的数量与酗酒官员和军人的数量成正比。一位伦理学家补充说他们是更值得被宽恕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修士都不断地面对诱惑，而他们的工作和投入的精力使得这些诱惑变得更诱人。一位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因为他说话没有证据）同时也是个心思缜密的心理学家，他为这充斥着红脸修士的章节画了个句点，断言本笃会的酗酒修士一定比西多会的要多，因为后者就是为了对抗前者堕落的享乐作风才成立的。
本笃会和西多会到底谁酿的酒才是最棒的，若想有个定论，也许可以把双方葡萄田的数量和占地面积拿来做个对比，甚至可以进行一番地理学上的较量，有的时候这种比试是非常激烈的。
双方的葡萄园都遍布欧洲，尤其以瑞士、德国和西班牙居多。他们在法国的葡萄园分布最广，发展也最为兴盛。其中波尔多地区较少，东南地区、罗讷河谷和卢瓦尔河地区较为常见（本笃会种的慕斯卡岱和普伊-芙美，西多会种的桑塞尔和坎西），勃艮第地区则随处可见，这里本笃会优势极为明显，他们最先到达该地，并率先成立了“葡萄修士”行会。除克吕尼附近的马孔产区外，他们还拥有沃恩-罗曼尼（其中就有罗曼尼·康帝酒庄的前身）、波玛、热夫雷、科通、萨维尼（Savigny）、贝泽园、桑特奈（Santenay）等多个葡萄产区。英国历史学家德斯蒙德·塞瓦德（Desmond Seward）拟了一个惊人的表单，其中列出了勃艮第地区所有被本笃会的劳作眷顾过的村庄和产区。不过，西多会也做得相当不错，他们的成果包括夏布利、默尔索、慕西尼、大德园（Clos de Tart）、邦马尔等产区，还有最值得一提的伏旧园！我觉得在中世纪声望最高的勃艮第葡萄酒产区表彰一下创立者，肯定错不了。
不过，如果算上本笃会的大花园——他们的垄断产业、代表作品香槟产区——，再加上本笃会修女在夏隆堡产区的神作黄葡萄酒，那么给西多会唱三遍勃艮第赞歌，再给本笃会唱上四遍，应该是比较公平的。
咕噜咕噜
下面是一段来自勃艮第的16世纪驱魔咒：
“以信仰为盾，借圣十字的力量，我数1、2、3，一切有害葡萄的虫蠕，即刻停止破坏、消耗、损毁、践踏这枝芽和果实，即刻弃用邪力，遁入深林之中，不再伤损信徒的葡萄果园。”（引自德斯蒙德·塞瓦德《修士与葡萄》［Les Moines et le Vin］）
帕拉丁公主的告解神父对她说了一些无稽之谈，公主大笑并对回答说：“我的神父，您还是把这些话留着说给您修道院里那些坐井观天的修士们听吧。”（《帕拉丁公主信札》，1719年2月26日）
● 唐培里侬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夏尔·德·塞孔达[31]（Charles-Louis de Secondat）是孟德斯鸠和拉布雷德的男爵，同时也是雷蒙、古拉尔德、比斯开唐等地区的领主。其著作《波斯人信札》和《论法的精神》远比他每年酿造的波尔多葡萄酒出名得多。不过事实证明，孟德斯鸠主要以经营葡萄园为生，思想和生活无拘无束，并在自家格拉夫葡萄酒的酿造和经营上展现出了极大的智慧与热情。
1716年，26岁的孟德斯鸠继承了拉布雷德酒庄这一瑰宝，并不断扩张其占地面积，力求做出品质最优的佳酿。最新一本孟德斯鸠传的作家让·拉古特[32]（《孟德斯鸠：自由收获季》，［Montesquieu，Les Vendanges de la liberté］，2003）是个即了解法国文学又懂波尔多红酒的学者，他认为孟德斯鸠之所以忠于这片土地并引以为豪，有一部分原因要追溯到其童年时期：“那个穿梭于各个院校、大学、沙龙和酒庄之中，以敏锐波斯人的面孔行走在巴黎街上的孟德斯鸠，10岁以前也曾是个穿着木鞋在酒窖和葡萄田中奔跑、吃着油酥馅饼和蒜泥面包长大、时不时挽起袖子说着葡萄农们专属方言的毛头小子。”
拉古特给出了一份让人咋舌的文件，在这份由当地学者发现的资料中，孟德斯鸠谦虚好学地提出不少与葡萄酒农这一职业相关的问题，并向人讨教如何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比如说：“一株葡萄要留几条枝杈？每条枝杈上留几个芽眼？架葡萄藤的方法是什么？剪枝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施肥培土要选什么样的肥料？”等等。
除了远游在外的那几年，我们的拉布雷德男爵从没错过任何一次葡萄丰收季。他会在产区监督剪枝工作，且作为一名身在巴黎的半工葡萄农，他对自家葡萄的长势和收成了如指掌。虽说孟德斯鸠对佃农和工人们的慷慨程度不及拉马丁，但他卖酒的功力可比那位马孔诗人强多了。实事求是的说，拉马丁的酒远不如孟德斯鸠的出名，更何况波尔多红酒当时风头正劲。在巴黎和波尔多，孟德斯鸠运用其上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作家与法官的身份为葡萄酒交易助力，给自己的葡萄酒定了合理的价格。他到伦敦时，《论法的精神》早已让他声名远扬。长久以来都将波尔多红酒视为世界一级佳酿的英国人，自然更愿意为他的红酒买单。也许，思维敏捷又爱喝酒的读者们会在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与他的格拉夫红酒中找到一些微妙的相似之处吧……
不过人们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孟德斯鸠是否如爱田地与葡萄一般爱着葡萄酒；是否在热衷于开发和占有葡萄园的同时也热衷于品酒；是否在享受葡萄酒贸易收益的同时也享受喝酒的乐趣——因为葡萄酒给他带去的文学创作灵感实在不多，除了那位名叫郁斯贝克（Usbek）的穆斯林（《波斯人信札》）给出过关于葡萄酒危险警告，以及一些从司法、经济角度对旅行中见到的葡萄田和葡萄酒所发表的谏言。孟德斯鸠并不算是一个热情健谈的葡萄酒农。诚然，他对非波尔多地区的红酒也持开放态度。不过，他在往来通信中从未对某一年份、某一瓶酒或是某个新发现发表过长篇大论（除了他的挚爱托卡葡萄酒）。
可话又说回来了，人们当真能把这位波尔多领主、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亲英人士、严肃政治巨著《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当成一介纵情酒筹的诗人么？
咕噜咕噜
孟德斯鸠、他的葡萄园还有英格兰这片自由地之间，有着强韧又深刻的关联。这位拉布雷德领主晚年提出的计划或许是这份渊源的最佳见证。他在自己的葡萄庄园立了一座金字塔，并以奥维德[33]的风格撰写了铭文：
Stet lapis hic donec fluctus girunda recuset
Oceano regi gererosaque vina Britannis
这段拉丁文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愿这石碑永驻，
直到吉伦特河的水浪不再涌向海洋之王
直到波尔多富沛的葡萄酒不再涌向英格兰
让·拉古特
● 保罗-路易斯·考瑞尔，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注解：
[1] 自2009年10月31日起，波尔多首坡产区被划分为两处：出产红葡萄酒的波尔多坡卡迪拉克（Cadillac-C?tes-de-Bordeaux）和出产甜型白葡萄酒的波尔多坡（C?tes-de-Bordeaux）。——译注
[2] 目前列级酒庄总数已增至61个。——译注
[3] baychevelle与baisse tes voiles谐音，意为“降帆”。——译注
[4] 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1908—1988），法国政治家、散文家，曾两次担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理，是第五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戴高乐派。——译注
[5]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著名作家，曾任戴高乐时代法国文化部部长，著有《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等多部作品。——译注
[6] 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哲学家，他综合了奥古斯丁和笛卡尔的学说，认为上帝存在，并提出偶因论。著有《真理的探索》（D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等多部作品。——译注
[7] 弗朗索瓦-若阿基姆·德·皮埃尔·德·贝尼斯（Fran?ois-Joachim de Pierre de Bernis，1715—1794），外交官、文学家、法国主教。曾出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国务部长等职务。——译注
[8] 加斯东·鲁普内尔（Gaston Roupnel，1871—1946），法国历史学家、乡村调研者、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译注
[9] 玛莉·诺艾尔（Marie No?l，1883—1967），法国作家、诗人。——译注
[10] 雅克·德·拉克雷泰勒（Jacques de Lacretelle，1888—1985），法国小说家、法兰西院士。——译注
[11] 亨利·万瑟诺（Henri Vincenot，1912—1985），法国作家、画家、雕塑家。——译注
[12] 贝尔纳·克拉维尔（Bernard Clavel，1923—2010），法国诗人、散文家。——译注
[13] 《幸福的死亡》（La Mort heureuse）是加缪的小说处女作，作品几乎完成时加缪停笔，开始构思《局外人》，并将前者中的情节描述借用到《局外人》中。该作品一直未被发表，直至1971年才经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问世。——译注
[14] 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公元23—公元79），全名盖乌斯·普林尼·塞孔杜斯，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军人、政治家，以《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一书留名后世。——译注
[15]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 ），法国历史学家，著有《记忆之场》。——译注
[16]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译注
[17] 1811年的大彗星，肉眼可以直接观察彗星的时间长达260天，为当时最久的纪录，直到1997年的海尔·博普彗星（Hale-Bopp）才打破这个纪录。——译注
[18] 纪尧姆·维克多·埃米尔·奥日埃（Guillaume Victor Emile Augier，1820—1889），19世纪法国诗人、剧作家，法国风俗喜剧的代表人物。——译注
[19] 弗朗索瓦·奥杜兹（Fran?ois Audouze，1943— ），陈年葡萄酒收藏家，自己发明了一套适用于陈年葡萄酒的独特醒酒方法，2013年《法国葡萄酒评论》杂志评选他为“200位法国葡萄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译注
[20] 西多会（Ordre cistercien），又译西都会，熙笃会，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译注
[21] 圣本笃（saint Beno?t，480—547），又译圣本尼狄克，意大利罗马公教教士、圣徒，本笃会的会祖。他被誉为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于1220年被追封为圣徒。——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