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ade（11，rue de l’）阿尔卡德路（11号），Le Cuziat（Albert）勒屈齐亚（阿尔贝）
终（Fin）
我们多想听到，这位精疲力竭的普鲁斯特，某一日，当他醒来时能说（就是下午过了半截，那会儿他已经蓄成那种“先知样的大胡须”了）：“昨晚发生了件大事，亲爱的塞莱斯特……我写下了‘终’……现在，我可以死了……”这是他喝咖啡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塞莱斯特说话。
完结？可能吗？这真的是好消息吗？塞莱斯特不信。她一直认为一旦主人“先生”的书完结，他就会死掉。不过马塞尔诡计多端……
因为对他而言，“终”这个字没什么大不了。大教堂的建造者有一天会说，瞧我的大教堂完工了吗？他们难道不该，一如既往，雕刻一只滴水嘴兽、密切监察一块彩绘玻璃窗、精雕细琢一根过梁吗？
片面地说，的确普鲁斯特完成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写作。大致上都齐了：大量建构的基础、卷号（虽然……）、人物、英勇无畏的某些片段等等。但相较另一项更无穷尽、多少没完没了、也终将被彻底了结的任务而言，完结实在微不足道。
在这个句号之后，马塞尔可不会收手和他的书做了断：贝戈特、斯万、外祖母、夏吕斯、奥黛特、戈达尔，仍然需要他……这儿一片订正条，那里一段小纸片，增加或删减一个形容词（宁可增加），以上种种于是乎没完没了……普鲁斯特明白这点，塞莱斯特同样明白：真正的终结者是死亡。一旦作品完成，也就成了未完成，将不会再有其他作品了。马塞尔，他不得不“通过”某种以增添补充为原料的礼节，为他的“圣经”传递身上留存的基督教能量。经由某种奇怪的圣餐变体论机制（对抗赘词所产生的终生后遗症），他灌输、增添、不怎么划掉删减、扩充、再扩充……
所以他偏爱那个“砂泥蜂”隐喻，他是在昆虫学家法布尔（Fabre）令人兴奋的书页中见到的：一种古怪的泥蜂，事实上这种开掘足昆虫，以毒液麻痹其猎物（一条毛毛虫、一个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家伙），但又密切监视使其存活，以便在其体内产卵，而幼虫为了自我孵化，需要一个仍然活着的有机体。死亡也一样：是另一种砂泥蜂呢，死亡；它麻痹猎物，使其动弹不得——马塞尔几乎不再下床，不过它会留心，不立刻杀掉猎物，而倾向于安排其恰到好处地死去，为的是让那些初具雏形的小小字词，变成侈丽闳衍之辞，在那个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但不是下一秒——的作者那尚未枯索的头脑里，生机勃勃。
那么当我们说普鲁斯特写下“终”字时，我们谈论的是何种终结？当他喝咖啡前向塞莱斯特提及它时，又是何种终结？
可怜的塞莱斯特，那日下午过半，也许当真以为“先生”终于要休息了——就是死了，和休息差不太多。塞莱斯特啊她不明白，有时候作家不停地活在临终之际。正是在这些时刻的咫尺之地，那无止境、未完成的作品才能闭合关上——略微地。
福楼拜（居斯塔夫）（Flaubert［Gustave］）
马塞尔佩服福楼拜，赞美过他的“语法天赋”，模仿他是行家里手，还向他的越界叛逆致敬过——不过马塞尔也从未错失任何机会，令人知晓会意，相较而言，他更爱拉辛或乔治·桑。
说到底他指责福楼拜之处在于：某种形式上的詹森主义、缺少隐喻性的恣意果敢、对朦胧模糊的反感、对风格自由驰骋的拒绝以及由崇高声誉导致的节制审慎也令这位能工巧匠无法触动人心。福楼拜机灵，特别机灵，善于发挥自身优势，不过他不大关心“善”，但在真正的作品中，这种善终究应当熠熠发光。
所以普鲁斯特排斥自己身上的福楼拜倾向，原因恰恰就因为他把福楼拜当作现代派的教父——我们还诧异，现代派在“单一体”和“反复体”这些拐弯抹角的手法里如鱼得水。实际上就恰到好处地传达感情而言，以福楼拜的方式运用确指过去时[2]、不确指过去时[3]、现在分词、加快时间的“空白间隙”等——话说在《斯万之恋》的结尾处，以及为了追忆似水年华叙述者在疗养院扑朔迷离的暂住生活时，普鲁斯特还两次使用了最尾那个方法——究竟能有多少分量轻重？
至于成体系地使用未完成过去式，这个福楼拜式商标（把直到他之前仍是“过去的动作”变成“印象”），在向其叙事的有效性致敬时，马塞尔有一丝忧郁愁绪：“我承认某些直陈式未完成过去时的用法——这个冷酷无情的时态，给我们呈现的人生，既昙花一现又被动消极，正当其要追踪我们的动作行为时，便以幻象侵扰之，使之在过去就被灭得一干二净，不似完成时那般，留给我们一举一动的慰藉——依然是我难以捉摸的忧郁的无尽根源。如果写作风格只局限于自己驾轻就熟的那些手法，那如何能找回逝去的时间？
但无论如何，福楼拜同普鲁斯特一样是一个“隐士”，尽管两人性情迥异；对艺术宗教般的共同信仰，最终给他们配置上了相似的个性特质：在克鲁瓦塞[4]的孤寂和和奥斯曼大道或阿姆林街的隐秘，有时，这种存在状态的相似比句法的一致更能说明问题……
→Bleu et noir蓝与黑，Cliché陈词滥调，Métaphore隐喻，?Trottoir roulant?“输送带”
花（Fleur）
和所有哮喘患者一样，普鲁斯特厌恶香味，对付起来是躲着防着、打发驱赶——不过这倒反而没碍他对其措辞描绘，刻画入微独一无二。但香味始终是普鲁斯特笔下花的灵魂，现实里花儿不得已销声匿迹，作为补偿，在一部时而形似植物志的作品里，普鲁斯特矫枉过正地把它们召集起来。
据普鲁斯特爱好者的统计清点，《追忆似水年华》里有372种花。在一种果断利落博采众“花”的风格里，这些花儿遍布其中，也常常替那些被其萦绕在侧或揭露拆穿的生命体发声发言，它们雅致醉人，分为“基督教地区花香”和“东方花香”，在小玛德莱娜那唤人回忆的力量之前，它们就已充满同样的能力。但普鲁斯特——修道院长穆尼尔叫他“纹章花朵的采蜂儿”——厌恶“花语”，在他看来花语过于简略初步、矫饰油滑，他甘愿放手任其由外号“园丁鸠”的孟德斯鸠摆布润饰，后者的文集题为《蓝色绣球花》，诗句轻柔朦胧。普鲁斯特则宁愿唤来花儿，仿佛这些自然的信使翩翩起舞，合着花粉、昆虫、种子交织的随想曲节奏，那穿梭往来之舞预示了欲望和季节的周期。
山楂花、睡莲、丁香、矢车菊、天竺葵、水毛茛、黑种草（维纳斯的头发）、兰花等在他的花卉等级体系中处于顶峰。而泽兰，虽然在河岸边魅力不凡，但全书也只提到一次，心酸地位居末席。普式之花卉袒护天真童稚，或乡野简朴（椴树或苹果树），或都邑文雅（布洛涅林苑的合欢、香榭丽舍大道的栗树），遮蔽掩映着进入欢欲场涉艳之人的蠢蠢欲动；或含毒有害（菊花、兰花），为帽饰及袒露胸肩的低领装增添些“波利尼西亚风情”，成为沙龙装饰、或昂贵织物上的刺绣花样。普鲁斯特是一位植物作家，由不得他。他的隐喻藤缠着茎秆、花冠、细胞膜、香气，它们叙述了一个人类出现前的非道德宇宙，那儿生命的嬗变肉眼可察。
某些情节场面：喜欢和埃尔斯蒂尔（画勿忘草和报春花的那位）谈论植物学的斯万，给奥黛特的连衣裙绣上报春花；玫瑰之友（玫瑰［rose］是爱神［Eros］的易位词）、花房之女的奥黛特，偏爱似缎的卡特兰，其香气足有玫瑰的双倍；对她来说，兰花“特别雅致”，众所皆知她和这个“大自然赐给她的一个漂亮的、意想不到的姐妹”[5]气味相投；维尔迪兰夫人无法想象狭长桌布上缺少瀑布形下垂的玫瑰花束，因为其丰美婆娑如同“埃尔斯蒂尔的玫瑰画”，那些“掼抹的煞白油彩”让她心情和悦；一支褪了色的玫瑰令斯万和他的未婚妻重修旧好；少女的脸颊不厌不倦、影影绰绰地召唤出天竺葵；在《所多玛和蛾摩拉》植物学似的开篇，夏吕斯男爵就是个要给某朵平民花美男“受精”[6]而传粉的熊蜂；勒格朗丹邀叙述者注目观赏景天花围篱，因为知道他性欲倒错的前辈，即巴尔扎克笔下的伏德昂也是如此招待吕邦波莱，而这般风雅的拐弯抹角，委实精妙玲珑，足以令他与众不同的同性恋举止获得包容谅解；年轻的马塞尔在他与雅克·比才的青春期书信里，劝后者在为时已晚前，隔三岔五地“采摘花儿”。还有末了：勒格拉药膏成分中的颠茄和曼陀罗，此药膏的烟熏法伴随着一个叫普鲁斯特的哮喘患者。花儿或重复或预示那些谋略、诡计、命运、身体的交易，俯拾皆是。它们甚至是回忆的实体，令叙述者对重现时光的奇迹有所准备。
由此它们在各个人物的印记“纹章”里出场：希尔贝特的山楂花；阿尔贝蒂娜的玫瑰或天竺葵；奥丽娅娜的香子兰；留给斯万性欲的卡特兰、象征他痛苦的菊花。花儿一语中的：只需让其各抒己见……
在这一切的幕后，感官的下层，普鲁斯特之花有另一重功能：它们是与根毛、绒毛、醉人的汁液一起，昭然若揭、被下流献出的性器官。奥丽娅娜求夫“为的是他的灌木丛”。奥黛特“假装为（它们）的妖艳而害臊”[7]。斯万察觉到，玫瑰粉是女性内里和她们那令人不安的私密处颜色……普鲁斯特是达尔文的读者：他相当重视1878年翻译的《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也许，他还读过保罗·埃米尔·德皮（Paul-émile de Puydt）有关兰花的概论，其中提到该花卉名来自一个“大家刻意不翻译”的希腊语（opxis）[8]，而其形状甚至启发了古代医生，该花能够治疗不育症。
归根结底，《追忆似水年华》是座花园，其中花的性游戏一丝不挂，尽是天真无邪，而人类，仰赖着他们知书达礼的社交伎俩，却深感不得不隐瞒、或鬼鬼祟祟地享受自然批准之事。一则，是谎言和非法交易。一则，是亲近和授粉的纯洁活动。确实存在一个世界，欲望不被任何禁律阻塞。这个世界便是一个春天的花园——或者冬天的。
还得指出，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每种花都有名字，但在《重现的时光》里，它们就仅仅是“花”。在那本既博学又迷人的著作《斯万夫人的冬季花园》中，克劳德·默尼耶（Claude Meunier）合理指出，普鲁斯特使用它们这些从此以往模糊混沌的形式，以叙述一个呆滞迟缓、混乱类熵的世界的降临，那里树林只有一种颜色，原野只有唯一的香味。一个阴郁颓丧的世界，女性自身再不穿戴珠宝、梳妆打扮。
→Aubépine山楂树（花），Catleya卡特莱兰，Chapelet念珠，Datura曼陀罗，D?ner（sans dames）（没有女宾的）晚餐
花儿们（Fleurs）
普鲁斯特爱好者中那些口若悬河的辩才，常常对《在花样少女们身旁》[9]“花”一词的复数产生疑问——因为语法上更正确的做法，是把最后那个词处理为单数。就此话题，乔治·D.邦特（George D. Painter）提出了一种推测，实际上这个出乎意料的“s”，应该是普鲁斯特对他一向特别心爱的波德莱尔，某个谨慎低调的致敬，甚至是某种死后降福的希冀。事实上写《恶之花》的诗人——马塞尔对他的同性恋爱不大可能，因为他对女同性恋者感兴趣——写下了两行普鲁斯特的通信中经常引用的诗句：
莱斯波斯早已在世间把我挑选，
要将如花贞女的奥秘传唱人间。[10]
其中，波德莱尔为他的贞女选择了复数。普鲁斯特也想他的（花样）少女做同样的选择吗？
→Plantevignes（ou l’autre Marcel）普朗特维涅（或另一个马塞尔）
福什维尔（伯爵）（Forcheville［Comte de］）
《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大角色值得特别重视，因为这由四个元音和七个辅音组成的姓氏，乃是普鲁斯特最后几个清晰可变的字迹，他死前的那个夜晚，写在一张染上了加奶咖啡和樟脑污渍的小纸片上。
创造了一百多位人物，且其中三十几位都令人难忘的作者，是否曾料想到，就在一切化为乌有之前，他的天才即将在这个毫无气魄、因循守旧、妄自尊大的贵族身上搁浅受挫，不可思议的斯万和此人全然相对，此人会用自己的贵族称号里的前置词，与已为寡妇的奥黛特交换其财产，如此一来希尔贝特便得以进入贵族阶层，奥黛特为世人接受，并成为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并嫁给圣卢？
打赌吧，普鲁斯特宁愿在其他人的陪伴下，放手他可怜而卓越的一生：比如，和夏吕斯，他知道如何令其心烦意乱；和他某位公爵夫人，这本该是最微不足道之事；和阿尔贝蒂娜，她从地狱归来，以便在那里欢迎他；和他的母亲，在冥间，揭开“黑衣胖女人”的伪装后，能够继续阅读《弃儿弗朗索瓦》。但事与愿违，这种事没人能裁断……所以马塞尔勾勒的最后几笔字母降部，是落在这个讨厌的男主角身上，这个布里肖的仰慕者、萨尼埃特的表兄、一个借由犹太人财富东山再起、穷困落魄小贵族的原型人物。在这点上，满载嘲讽，令人哭笑不得。
又及：近期的手稿拍卖中，某份文书出价达两万一千欧元，目录确认其为“普鲁斯特的最后文字”。是一张给塞莱斯特的短笺，上面写道：“奥迪隆10分钟后可以出发，大概早晨六点半、七点左右回来。把椅子挪近我。”
→Agonie临终
福尔蒂尼（马瑞阿诺）（Fortuny［Mariano］）
这位“威尼斯的天之骄子”之所以是《追忆似水年华》中唯一一位在世的艺术家（且登场时亦复如是），大概因为他的搭配创作，不知不觉概述了东方和波斯的梦呓幻境，这一切绵绵不绝地抚慰摇晃着马塞尔的想象。甚至时至今日，肚里有墨的游客，只需到里亚尔托附近的马尔蒂嫩戈宫探险一番——那里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巴雷斯和奥森·威尔斯，先于他获得威尼斯荣誉市民称号——便可体会到丝绒、祭披、卡夫坦的魅力，在这些面料款式上，这位马瑞阿诺·福尔蒂尼（1871—1949）令他几个阿拉伯式花饰永垂不朽。
这些美得不真切的织物是飞毯。它们令人浮想联翩的本领巧妙细腻，以至于在由靛蓝和绛紫色植物中引燃撩拨之火的炙烤下，威尼斯心甘情愿地染上了异色，那个土耳其、拜占庭、尼罗河流域的异邦，遮盖了它的真实身份。
其中某块特别出尘脱俗、夜色蓝的褶边上绣着玻璃珠的布料，夏吕斯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一本正经向叙述者推荐，正是用这块料子，叙述者请人裁制了那件斗篷，那个“倍感黯然神伤”的夜晚，女逃亡者迈向她的死亡前，恰裹着它。
其实，马瑞阿诺·福尔蒂尼和马塞尔同病相“连”，一样患有哮喘，也一样被东方初升[11]的灿烂光辉纠缠打扰，他美学上的巨大影响首先在于，那特别普鲁斯特式的复活艺术：他在卡尔帕乔、曼特尼亚、提香、梅姆林等人的画作中汲取主题，并使用古老的工艺，如中国传承百年的蛋白色、墨西哥的胭脂虫等……以修正纱丽的色彩；他一只眼睛关注着他那“被东方充塞”的城市，那些“摇摇欲坠却仍硬撑的宫殿及其圆花窗”，另一只眼则留给在他个体想象中，那几顶巴格达和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尖塔，如此这般未曾停歇。
另外在普鲁斯特书中，东方被增添了古老的细腻色调，他乐此不疲地在贡布雷教堂的彩绘玻璃窗里发掘追索。从东方世界到奥丽娅娜，从旧时的主宰者，到如今在主之城（即威尼斯）、阿拉伯半岛、圣日耳曼区间的紧绷角力，福尔蒂尼本身便是一段失去和重现的时间。作为复现某个逝去世界的艺术家符号，普鲁斯特——经常自比“大教堂的建筑工”和见缝插针忙着缝缀连衣裙的“女裁缝”——自然在碎步和皱褶的阶层里，把他当作自己的替身。《追忆似水年华》中，能见到福尔蒂尼最包罗万象的外衣，就是像套装般的《追忆似水年华》整体：如同儿童故事中，某件“难以名状的天蓝色”斗篷……
如此之外，还有当叙述者发现阿尔贝蒂娜的斗篷，出自卡尔帕乔的一幅画，而福尔蒂尼正是从中获得启发时，那个动人的细节。那幅画仍在圣马可教堂见客，名为《慈悲族长为中魔者驱邪》。不过，画里披斗篷的是位男子。这不，人们不免难为情地揣度，作者在性别和小说创作上的转换很难隐藏，只有承认了这点，才能缓解纠缠他的困惑。
→Anagrammes改变字母原有位置所构成的词，Perse波斯，Robe连衣裙
弟弟（Frère）
普鲁斯特学虽然拥戴反圣伯夫的原则，但暗地里还是一脉相承的。何以证明？以下事实说不大通：马塞尔真实生活的片段，与《追忆似水年华》中任何明确的情节都不一致，反之亦然。由此便是叙述者始终痛苦折磨的缘由：马塞尔弟弟罗贝尔的缺席（和《驳圣伯父》及《让·桑特依》里的情形都不同）。三千页的跨度里叙述者乐见其销声匿迹，但在生活中，马塞尔爱着罗贝尔，也被他爱着——如同《欢乐与时日》样书上那近乎拉辛式的献辞所示：“啊，比天光更宝贝的弟弟……”
罗贝尔倒是一个优秀的人物：身心健康、热爱体育、英勇果敢、虔诚忠实；他的医学职业生涯出色不凡——大家常把这位妙手外科医生操刀的前列腺切除术，称为“普鲁斯特切除术”——成立家庭、供养情妇、体贴照顾兄长的健康，这些日常的壮举，本该在一部厚待电梯员、旅店主人、女快递员或面目模糊的凡夫俗子的作品里，为他赢得某种文学地位。但事与愿违：罗贝尔无影无踪，未在小说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深奥费解。
关于他的销声匿迹——说到底其实很平常：我们是否掌握巴尔扎克或福楼拜兄弟们的文学痕迹呢，更不消说司汤达的妹妹了？——权威的普鲁斯特爱好者们编织了几种理论。对其中某些人来说，缺席的罗贝尔将现身他处，比如出现在圣卢的名字里，他是精神上的弟弟，并且因社会或“墨洛温式”的改头换面而熠熠生辉。对另一些信仰更宽容的爱好者，即使在普鲁斯特生前，罗贝尔的生命本就该被“变更转移”至雷纳尔多·哈恩、伯特兰·德·费奈隆（Bertrand de Fénelon）体内，或吕西安·都德，他们更利于说明马塞尔梦寐以求的手足兄弟间的羁绊。另一些则确信，已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足量的医生人物里认出他，尽管在这番推论情形下，他和阿德里安·普鲁斯特会不分彼此、无法分辨。
不过特殊的位次还要留给胆大之人，他们毫不迟疑地在以上论及的隐匿里，看出一位哮喘病患的报复——这点需要解释……
的确，马塞尔初次哮喘发作时九岁，其时恰逢幼弟开智发蒙，因为那会正是剪掉卷毛、穿衣打扮成小男孩的年纪。因此1956年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草拟的诊断也就顺理成章了：马塞尔，尚幼，意识到必须和某个新来的分享母亲的乳房——她费心给次子配上和“罗比颂”（Robichon）或“普鲁斯多维奇”（Proustovich）类似的可笑诨名，其实听来多少像是置之不理——这个擅自闯入的雄性，按规矩无资格取代他，而他得找到办法，以终止这种从未有过的嫉妒。他必须使阴谋诡计，以补偿父母对他的抛弃，他们给了他弟弟，背叛了他。因此他发现了一流疾病的美德，在他的个案里便是哮喘，求来了窒息和濒死症状，母亲则立刻向他展现出加倍的母爱，这是母亲的天职中，为她们最孱弱的孩子保留的爱。在马塞尔看来，该行动操作极其成功，尽管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罗贝尔，普鲁斯特的弟弟（关于这点，请阅读J.-B.彭塔利斯［J.-B. Pontalis］[12]的著作《先出生者的弟弟》［Frère du précédent］），很容易注意到，其实罗贝尔唯一的路就是“接近父亲”，变得和父亲一样，选择其已从事的职业，并如其一般，拥有家庭和情妇。J.-B.彭塔利斯甚至说得更远，他有所保留地猜想，“如果马塞尔有的是一个妹妹，兴许他就选择不成为哮喘病患”？可能他还“选择”不成为同性恋，天知道？唯有出色的弗洛伊德派学者，才能对这种程度的假说予以证实或否定。
话说回马塞尔和罗贝尔——一个选了疼爱的母亲（和文学），而另一个则选了敬爱的父亲（和医学）。这种兄弟分化相当正统。另外，让-伊夫·塔迪耶（Jean-Yves Tadié）敏锐地注意到在某些家庭中，作家/医生双重身份的频率：如在季洛杜、福楼拜、莫里亚克、（威廉和亨利）詹姆斯等家族里……上述每位兄长，都属于某种特殊的“临床意识”。一个属于身体，一个属于灵魂（唯有无兄弟的阿图尔·施尼茨勒，知道如何同时成为医生和作家）。归根结底：同样的干预及内部的勘探技术。
看来罗贝尔，为了练习切开术，并进入病人体内，掌握了专门的指法和独特的风格。马塞尔所做之事又何尝不同？总之兄弟二人拿的都是解剖刀。所以，那隐匿的弟弟确如人们主张那般消失不见了？
为结论提出一个假设：如果鬼使神差，马塞尔决定把罗贝尔的形象列入小说中，他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回答：无任何用武之地——因为功能人物-兄弟已被圣卢，甚至布洛克执行得相当充分。叙述者的这个家庭复本因此将阻塞叙事，但又不增加真正的收益。所以普鲁斯特把一个在小说中无用的人物排除在外。
可见，从这个角度考察罗贝尔的消失，无关乎清算旧账、嫉妒吃醋，或某种象征性的复仇，而和某种明智、节俭的小说技法有关。
→Asthme哮喘，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Sigmund］）
弗洛伊德派和普鲁斯特派两个圈子，形成了同一个郁郁寡欢族群的两派支系：为何他们各为领袖，彼此可能相遇却最终只能互相错过？究竟该怪罪何种厄运，以至于精神分析学之父和《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从未阅读过对方的作品——因为从年代上（弗洛伊德比普鲁斯特早十五年出生，比他晚十七年去世）和同为德语圈（无论如何普鲁斯特在孔多塞中学时学过德语）来看，并没有排除此种可能性？
结果，弗洛伊德派和普鲁斯特派的应对之法自然只能是互相竖起耳朵聆听，去听那本该也应当发生、戏剧般虚构的“亡者谈话”。从中诞生了多少空洞徒劳的藏书，以及饶舌的理论研讨会，不过这些至少证实了确有某种极其精微、乃至幻想的听觉，是能捕捉到“一切”让这两位精神上有亲缘关系、但又被命运摆布到人世和社会对立面的男子互相靠近的东西。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能杂乱无章地发现犹太教、古典文化、激进的无神论、对性的清醒自知、非道德主义、意大利艺术、疾病、对考古的爱好、达尔文、庞贝，还有两组心灵相通的人（弗洛伊德与菲利斯、普鲁斯特与全世界的人），在友谊、科学或世俗的弱不禁风屏障后方，彼此的症状不相上下。
弥尔顿·米勒《普鲁斯特的精神分析》是开创性的著作，为普鲁斯特—弗洛伊德的勾连牵缠定下了根本的基础，且一切都在其中被解剖分析：“妈妈”的吻、斯万的梦、服丧、“性错乱”、嫉妒、爱情、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凡·布拉朗贝尔弑母——以及小玛德莱娜上的樱桃，这段普鲁斯特以诗的方式，变形为“陌生湖”的无意识片段，出现在一个著名的段落里：“这种美妙的言语，和我们平常说的言语不大相同，在这种言语中，激动使我们想说的意思发生偏差，并在原来的位置上充分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句子，这个句子是从一个短语丛生的陌生的湖里冒出来的，这些短语同思想毫无关系，并因此而揭示思想”[13]。所以请相信，势利巴黎客与严酷的维也纳医生，曾并肩前行，只是没有彼此切磋，对这点也毫不知情。
接着人们马不停蹄地在两者的作品中，详细地编织愈发冗长的假说：普鲁斯特的父亲说到底，不是和弗洛伊德同时听过夏柯的课——兴许西格蒙德就是马塞尔象征的父亲？《追忆似水年华》难道首先不正是由珍娜·威尔[14]/守夜（Jeanne Weil/Veille）的缺席—到场，引出的失眠故事？这位母亲，唤他的长子“我的小狼”——于是乎那移交给圣卢的角色，被投下熠熠的阴影，何况狼也意味着假面，圣卢借此隐藏自身的同性爱恋，而且谁又不明白“看见色狼”[15]的含义？
另外想起来，有几处普鲁斯特的失误（lapsus），一向是学究们的关注对象：其中最出名的，即“四十三号房间的过失”，应当立即驻足留意。
情节出自《重现的时光》，发生在1914—1918的战时巴黎，朱皮安的妓院里。叙述者“偶然”入内，要一间房“休息”，被分配到四十三号房间——他从那儿的一个“老虎窗”里，久久地监视着夏吕斯，而十四乙号房内的男爵，正被某个壮硕的休假军人鞭打。不过几页后，由于某个意味深长的错位，普鲁斯特意识到那幕场景发生在……四十三号房，即他自个儿那间。意大利学者M.拉瓦盖托（M.Lavagetto），显然在此处见到了最重要的招供：传统上，失误被定义为“两种不同意图冲撞的结果”，叙述者的这个失误，意味着他幻影般地将自身安放到未在之处，以此为他求得男爵所受折磨，这样一来，他即招认了自己的同性性向和施虐受虐倾向——而且他当时命人拿来一杯“黑加仑”（cassis），这无法不令人想起阿尔贝蒂娜自愿被“鸡奸”（casser le pot）的欲望。这个决定性的看穿，终究给那些如纪德一般诧异叙述者从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提供了一个答案。其中，他一边被抓现行，另一边正擦眼明目、观赏风月。
安托瓦纳·贡巴尼翁，杰出通达的普鲁斯特学者，将徒劳地提醒同行注意，其实这个过失更应归咎于普鲁斯特，而非叙述者——如果有时间重新校阅，他应该能够改正自身的错误——但无济于事。由此可知弗洛伊德主义，反复点缀装扮着普鲁斯特主义，尽管其贡献令人忍俊不禁，但却利于为后者产出幻想的产物。
顺道提一句，任何细心并掌握少量地形知识的读者，都仍在疑惑，一间十四乙的房子，究竟怎样能和四十三号房共享同一个界墙……
注解：
[1] 普鲁斯特的手稿边沿充斥着大量修改，待空白填满后，他或助理会将新的改动写在小纸片上，并贴至手稿。
[2] passé défini，即简单过去时passé simple。
[3] passé indéfini，即复合过去时passé composé。
[4] 指福楼拜故居所在地。
[5] 译文引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李恒基，徐继曾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
[6] 指夏吕斯男爵和朱皮安的同性恋情。
[7] 译文引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李恒基，徐继曾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
[8] 意为“男性睾丸”。
[9] 原标题为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fleurs一词为花的复数形式。
[10] 该译文引自《恶之花》，刘楠祺译，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235页。
[11] 一语双关，Levant也指黎凡特地区，lumière也指知识和思想。
[12] J.-B彭塔利斯（Jean-Bertrand Pontalis，1924—2013）当代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曾师从萨特和拉康。
[13] 译文引自《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徐和瑾、周国强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
[14] 指普鲁斯特的母亲。
[15] 原文voir le loup（见狼），指少女失去童贞。
G
快乐的知识（Gai Savoir）
狠心之人都是不被人们接纳的弱者，强者则很少考虑人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却独有被庸人视为弱点的温情。
这句话并非出自尼采之口（不过尼采的确将暴力看作是陷入妄想的弱者们试图显示自己力量并以此恶意对待“强者”的一种方式，这种妄想能驱使弱者反过来将自己表现得像个“好人”），而是写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中，确切而言，这句话出现在谢尔巴托夫公主的人物描写刚刚结束之后。这个人物强装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事情都尽在她的掌握，而事实却是她只是选择性地让自己无视了那个其实根本不在乎她生死的世界及那个世界的虚荣自负。
“小谜题对最幸福的人而言是一种危险。”这句话总结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者每次想要理解“幸福之谜”的时候就会陷入的状态。但这句话却并非出自普鲁斯特之笔而是出自尼采。当时的尼采在邀请《快乐的知识》的读者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填词作赋后，又将荷马描写得如同一个为了个人幸福而殉难的人物一般。
夏吕斯男爵不就是《快乐的知识》里描绘的星一般的友谊的最好代表吗（“我们是两支船，各有其目的地和航线……但是各人的使命之强大力量，又迫使我们分开，驶入不同的海域，奔向不同的方位，在不同的太阳下……”）？特别是还存在这样的一封信，在叙述者看来，它是“聪明才子对一个大智若愚的傻瓜想入非非单相思的典范”：夏吕斯男爵对那个他以为拒绝了自己的领班（埃梅）这样写道：“我们就像那一条条大船，您从巴尔贝克不时可以看到，它们有时在此交错而过；要是都能稍事停留，互相打个招呼，本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但其中一条偏另作主张；于是它们各奔东西，在海平线上很快就谁也看不见谁了，萍水相逢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是，在这最后离别之前，彼此总得相互致意吧，先生，德·夏吕斯男爵在这里向您致意了，祝您交上好运。”
痛苦是最好的缪斯。发掘“自己痛苦根源”的叙述者和因被一段旋律打动而去想象作曲者要在何等炼狱才能获取如此强大力量的斯万，都从严格意义上经历了一段尼采心路。事实上，正是尼采邀请我们去到“痛苦深处生出思想”，再用我们的一切——“血、心、欲望、激情、折磨、良知、命运、命定性”去滋润它。普鲁斯特如同尼采，对他们而言，爱的苦痛转化成了一种对爱之心痛事有所领悟时的快感。
就这点而言，《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斯万和查拉图斯特拉处于同样的位置，因为他们都宣告着一种艺术的诞生，而为了让它诞生，他们必须去死。当斯万得知奥黛特在他于洛姆亲王夫人家中赴宴时候与另一个女人在月光下做爱之时，他没有悲叹自己的命运，而是沉浸于对自我的好奇探索，他好奇自己的嫉妒心将会驱使自己干出何种事情。如同一个与飞行员一样拥有飞翔欲望却无法真正飞出的鸟人，又如同因为自己的先知气质让无法真正成为自己心之所向超人的查拉图斯特拉，斯万是《追忆似水年华》当中那个先于叙述者最先明白生命之趣味盎然该当多于痛苦艰难的人。从这些新的摩西一样的人物出发，尼采始终认可危险让人收益良多，而叙述者则发现，只有活生生的苦痛才能得以分解人性的机械运转。这在普鲁斯特笔下成就出了一本包含着永恒回归运动的作品，只有我们重读它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
而且在《似水年华》的最后，叙述者开始担忧自己无法在活着时候完成这本书，就像尼采借《朝霞》（Aurore）表达了对拉斐尔的遗憾，他没有在死前完成对米开朗基罗作品的临摹，“因为，确切而言，这位伟大的学徒在完成人生最艰难工作的时候被死亡打扰了”。
→Dix points communs（entre Swann et le Narrateur）（斯万和叙述者之间的）十个共同点
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料网址（Gallica.bnf.fr）
那些还没有足够幸运让自己的双手、眼睛和心接触到《笔记》及其他普鲁斯特手稿的人们，可以去这个令人惊叹的网址浏览一下。不过就是点几下鼠标，马塞尔的词语流、素描、删减痕迹和潦草字迹便全能根据拜访者的喜好一一呈现眼前。我们可以放大字迹、辨读/放弃辨读，可以在盖尔芒特和梅塞格利兹之间悬停，可以标记出斯万或夏吕斯，也可以在牛奶咖啡的印记和无字页面之间无所事事地闲逛。这里是一个锻造场。这里也是一座让时间沸腾的火山。那些无限崇拜普鲁斯特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他实际存在的证据。那些不信奉他的人也能因为这种热烈场面带来的激动氛围而心满意足。
所有格（Génitif）
谁是《斯万之恋》（Un amour de Swann）？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里的叙述者（宾格）还未出场之前就被斯万恋上的那个奥黛特·德·克雷西吗？还是那个多次被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称为“爱人”的斯万自己（主格）？这是一个无法用二选一回答的问题。何况《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有格”一词的唯一出现之处还并非涉及斯万的爱情，而是斯万之死：“斯万死了！斯万在这个句子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格。我以此领会了独特的死亡，由命运派遣为斯万服务的死亡。因为我们说死是为了简化，然而世间有多少人就会有几乎同样多的死亡。”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拐弯抹角？我们该如何解释“爱”的复杂情绪就这样变成了“死亡”的复杂情绪？是因为拉丁语里“爱”（amor）的发音同法语里的“死亡”（la mort）相似吗？是因为斯万爱奥黛特爱得死去活来吗？还是说，就爱情更多涉及的不是如何过得幸福而是怎样少受痛苦这点而言，所有爱情都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因此当我们谈“死亡”，就必然要谈爱情？或许真的就是如此。不过要以彼此相互的方式。恰恰是在谈论了斯万之死后，叙述者把自己说成是个“小蠢货”，他用自己的消失换来了一个纨绔子弟在一本书中的继续生存。
“斯万的爱”因此可以被解读成一位英雄的墓碑，这位英雄虽然活着但在他必须停止去爱那个他爱上且娶到的人的那一刻，就已经死去。
社会性别（Genre）
社会性别理论的真正发明者不是西蒙·波伏瓦或朱迪斯·巴特勒，而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因为《追忆似水年华》中大部分人物的命运都偏离了他们本来的性别安排。
比如，与表面情况相反，沃古贝尔大使其实是个雅致的人，他根本就是一个对英俊青年着迷的年轻女孩，他的这种嗜好让他将邮差职业女性化，因此他（她）看着男邮差时才会说：“这个小邮差，我很熟悉她，她倒重新过上了规规矩矩的家庭生活，真是个险恶的人！”大使夫人，也就是沃古贝尔夫人，则更似一个男人，她因为得不到丈夫的爱而心有不甘，从而让自己变得有了男子气概，就如同“某些花儿会让自己外表变成和自己想要吸引的昆虫一样”。夏尔·莫雷尔，是一个战士，也是女人的小白脸，还是逃兵和天才提琴手，但就本质上而言，他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女人，他让情人们为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欲拒还迎而痛苦。万特伊小姐是钢琴老师的女儿（在后来篇章里我们会发现她也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得以让自己父亲音乐作品免遭世人遗忘的女音乐学家的情人。但她却是一个似乎能被摆到市场上干活的强壮人物，她迈着男人般的步子，长得强壮结实，这都与她温柔典雅的举止和不时从眼中透出的近乎羞涩的神情形成了令人惊讶的巨大反差。阿尔贝蒂娜，这个人物，叙述者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三卷到第七卷都用大量篇幅提到过她，并写作了一千多页，就为了试图搞清楚她是否（以及在哪些时候）和其他女人一起做过那种“恶事”[1]。听说这个人物的原型就在普鲁斯特的生活中，他是普鲁斯特的情人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纳尼。小说中的阿尔贝蒂娜在有个时刻突然让她的爱人觉得她就像个男人，当时她（他？）对他说，与其去和韦尔迪兰家的人吃饭，她宁愿“让人搞（尻）……”。而奥黛特·德·克雷西，她呢？她似乎就是一个既是女人又是雌雄动物的存在啊？但事情果真如此的话，斯万为什么会说她（或他）不符合她的性别？
最后还有夏吕斯男爵：他钟情于男子气概，容易冲动找架打，表面上看十分厌恶且恐惧同性恋，他是盖尔芒特公爵的兄弟，是马耳他修会骑士，是布拉邦公爵，蒙塔热的年轻绅士，还是奥莱龙、卡朗瑟、维亚雷焦和迪内亲王。但从根本而言他（而且他首先）就是一个女人。说他是个真女人，不是指一般意义地因拥有女性性器官而是女人，而是指他完全符合他妻妹对他的评价：她说他拥有一颗“女人心”。在他虚张声势的外表之下，“他这类人，不象看上去那么矛盾，他们的理想是富有男子气概，原因就在于他们天生有的是女性气质”。
纪德（之梦）（Gide［Le Rêve de］）
不详说了，不详说了，我们在此略过（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对此已做讨论）想要勾勒普鲁斯特和纪德之间漫长的误解过程就不得不提的那些轶事：从“前额的骨突”到纪德的道歉[2]，从《新法兰西评论》拒绝《斯万》到“伪修道士”（据塞莱斯特所言，这里指的是纪德）连夜来访阿默兰街的“陋室”。所有这些（轶事）都从根本上表明了是什么让那个不买账且大摆权威架子的纪德强烈反感着普鲁斯特的作品。根据弗朗克·勒特朗冈的中肯分析，原因大致有三，可以概括如下：
1.纪德与普鲁斯特对同性恋的理解不一致。在纪德看来，那位被罚入地狱的所多玛“男同性恋”同自己在《田园牧人》中描绘的同性恋是截然相对的。普鲁斯特笔下的性倒错者统统都是上了年纪的，内心羞愧的，悲剧色彩浓重的人物，而且还几乎都是王尔德式的人（纪德曾问普鲁斯特：“您是否永远也不会让我们看到这位厄洛斯以年轻俊美的形象出现？”）。纪德笔下的同性恋经典形象则充满了同性恋人之间具有学习意味的阳光美德和对此的“古希腊式”的称颂。通过拒绝发表《在斯万家那边》，《新法兰西评论》的同性恋三人组（纪德、纪昂和史伦伯格）展开了他们的战斗。他们反对的并不仅仅是马塞尔用假想或真实的方式表现的世俗社会，而是反对普鲁斯特把人看作是“既男又女”的这种人神共愤的观点。他们拥护公开同性恋情而非隐藏，他们维护堂堂正正做个男同性恋而不愿意接受世人的偏见印象。（根据加斯东·伽利玛的推测）纪德会对普鲁斯特说：“您让（同性恋）问题整整倒退了五十年。”而同样按照加斯东·伽利玛的说法，普鲁斯特的回答将是：“对我而言，这不是个问题，因为那些都只是小说人物而已……”很难被人糊弄的雅克·里维埃将《所多玛和蛾摩拉》看成是明显的反纪德式报复——对普鲁斯特而言，在他与三人组为《新法兰西评论》私下定下的“倒置道德秩序”作斗争的过程中，这样的报复自然会让普鲁斯特感到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