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面对普鲁斯特，纪德无法抑制自己深入骨髓的排犹主义——这种情绪在他《日记》的很多地方都有表现，尤其是那些损害莱昂·布鲁姆形象的桥段，他怀疑布鲁姆煽动了一场保障“他们”世界支配地位的庞大阴谋。的确，没有人公然去对普鲁斯特表达反犹观点，但即便是纪德，即便是这个作为第一批站在德雷福斯一方为维护他的纪德，还是无法抑制住这样的反犹情绪。
3.这种暗自隐藏的反犹情绪滋生了一种审美上的反感（不然也可能这两者的因果关系刚好相反）：对纪德而言，普鲁斯特的文风实在与他心仪的那种很不一样，它不同于一般的经典法国文风。纪德觉得普鲁斯特的句子太长，太拐弯抹角，太多巴洛克式的修饰回旋，常常带上不知从何处生出的不知所云，或者说有那种所谓的东方味道，也即极其迷恋装点花饰和繁复装饰。勒特朗冈（Lestringant）总结认为：纪德，即雅典式简洁文雅的风格（l’atticisme），称普鲁斯特，即亚西亚式重技巧和声效的风格（asianisme）。
然而，纪德却在1923年3月4日到5日的夜间做了一个梦，这个（出现在普鲁斯特去世几个月后的）梦概括了两人之间误解的实质，而这也算是这两位作家而言共同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吧。纪德在《关于伪币制造者的日记》的第二本中记述了这个梦。这个梦不但引人入胜而且大有启示。
梦里的纪德在一座宫殿的半明半阴处看到了普鲁斯特，他被“一张大扶手椅的椅背遮住了半张脸”。他自己则坐在一张梯凳上，手里握着一根线头。这根线的另一头被系在一个体积庞大的书架上。纪德一扯线，两本书被牵动的书立刻就从书架上掉了下来，摔坏了。他马上道歉，并将摔坏的书捡起来递给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没有多说什么，只说那是圣·西蒙《回忆录》的珍稀版本。普鲁斯特低声嘀咕说“没关系”，同时起身离开了房间。纪德跟着他穿过一个个富丽堂皇的过厅，脚下滑了许多次。后来，他快速俯在普鲁斯特的脚下，叫喊着对他说：“我刚才撒了谎，我说自己是不小心才弄掉了那两本书……实际上，我是蓄意把它们弄下来的……那种欲望超出了我的控制……”这时一位管家在他旁边“以俄国人的方式”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
我们不会在此解析这个梦，因为有比本书作者更接近弗洛伊德一派的其他人在解析方面会更具能力和洞见。我们只想提醒大家注意纪德的这个梦充满的是愧疚感（或许这个梦根本是纪德杜撰的，但这并不会改变它的实在含义）。普鲁斯特被梦成一位君主，住在宫殿中（对比起普鲁斯特位于阿默兰街的破旧屋子来，这种反差还真是有趣），不但崇高而且宽宏大量。纪德却“坐在一张梯凳上”（而非凡尔赛宫为公爵夫人们准备的那种矮凳），并蓄意损坏了圣·西蒙的《回忆录》。
一切尽在其中。全都承认了。而且还是由纪德本人承认的。
→éditeur（à propos de Jacques Rivière）出版商（关于雅克·里维埃），Vertèbres（du front）（前额的）椎骨
吉尔贝特（Gilberte）
→Aubépine山楂树（花），Bleu et noir蓝与黑，Tennis（du boulevard Bineau）网球（比诺大街）
（里茨酒店的）冰淇淋（Glaces［du Ritz］）
在这所早在普鲁斯特小说前就因清凉啤酒出名的酒店里，馋嘴的阿尔贝蒂娜尤其喜爱冰淇淋。她呼唤它们，品尝它们，如同坐上美食仙境的神奇列车去开启一场味觉之旅行。让我们听听她的话，读读普鲁斯特……
我的上帝，在里茨饭店，我真担心您找不到旺多姆圆柱形的巧克力或覆盆子冰淇淋，可要想在纪念凉爽的幽径上竖起如同还愿的圆柱或塔门，得有很多这样的冰淇淋才行。他们也制作一些覆盆子方尖碑，这些逐个树立在我那焦渴的滚烫沙漠之中的覆盆子方尖碑被我用来融化我喉咙里面的粉红色花岗岩，它们比沙漠绿洲更加解渴（话音刚落，响起了深不可测的笑声，也许是为说得如此巧妙而感到满意，也许是嘲笑自己用如此连贯的形象比喻进行表述，也许是凭借肉体快感觉察到自己身上具有某种如此优美，如此清新，导致她产生相当于一种享受的东西，真可惜！）。里茨的那些冰山有时象是罗塞山，而且如果是柠檬冰淇淋，我不会因为它没有建筑形状而讨厌它。哪怕它像埃尔斯蒂尔笔下的山峰那样参差、陡峭。冰淇淋不应当过分的白，应该带点黄色，就象埃尔斯蒂尔笔下的山峰那种脏脏的，灰白颜色的雪。冰淇淋不大也无妨，要是半块也没关系，因为这些柠檬冰淇淋是按等量缩小的山峰，想象可以恢复其比例，就像那些日本矮态树木，在人们的感觉中，仍然是正常的雪松、橡树、芒齐涅拉树，所以，如果在我的卧室中摆上几株沿着小沟生长的矮树，我就会拥有一片沿河伸展的广阔的森林，孩子们会在这片森林中迷失方向。同样，在我那半块黄兮兮的柠檬冰淇淋底部，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些驿站马车夫，旅行者，驿站的椅子，我的舌头正在那上面舔着，以引起冰的坍塌，将他们和椅子吞没（她说话时夹带的那种残忍的性感引起了我的嫉妒）；同样，她补充道，我正在用我的嘴唇一层一层地摧毁这些用草莓做斑岩的维也纳教堂，让我可能避开的东西砸落在那些信徒身上。是啊，所有这些建筑从它们石头做的地方来到我的胸中，它们融化时带来的凉爽已经在我的胸中激荡。要知道，没有冰淇淋，就没有任何刺激，一切就不会象温泉广告那样引起干渴。在蒙舒凡，凡德伊小姐家附近没有好的制作冰淇淋的师傅，但是我们在花园里玩我们的环法国自行车赛，每天喝一种矿泉汽水，这种汽水很像维希矿泉水，矿泉汽水往杯里一倒，就从杯子底部升腾起一股白烟，如果不马上喝的话，白烟就会消散，化为乌有。
→Ritz里茨酒店
荣耀（Gloire）
尽管普鲁斯特表现出令人吃惊（但却值得怀疑）的谦逊，但事实上他一直都感觉自己必定能在未来一鸣惊人，而且他也很高兴自己最终的确短暂享受到了成名的滋味。当他获得龚古尔奖后，他在巴黎大受欢迎。数目众多的新朋友争先恐后地去里茨酒店赴他的酒宴，老朋友们则无法原谅自己如此有眼无珠，对他信心不足。上流社会的妇人们都在要求自己的管家把谈到她们的页面折起来，她们会因想到里面可能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描述而担忧得颤抖，也会因为碰到冗长句子且不得其解而大动肝火……
名声给马塞尔带来了舒适生活的新保障。他贪婪地四处了解世界对他的看法，他喜欢听将他比作圣·西蒙和巴尔扎克的溢美之辞，他惋惜瑞典比英国少了些普鲁斯特口味，品尝着来自波斯或美洲的崇敬。普鲁斯特赢了。但他依旧住在位于阿默兰街那间既寒酸又阴冷的四楼公寓里，在那里，他就是君主，接见着对他心醉神迷的拜访者。这种幸福持续时间很短。但它毕竟存在过——这才是最重要的。
→Immortel不朽，Goncourt龚古尔
（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眼中的）蛾摩拉（Gomorrhe［sous le regard de Natalie Clifford Barney］）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一卷的扉页上引用了维尼的《参孙的愤怒》一诗中的一句：“女人拥有蛾摩拉城，男人拥有所多玛城。”然而，如果说普鲁斯特很了解所多玛的情况，甚至对此有第一手资料，那么，他对蛾摩拉又知道些什么呢？毋庸置疑，他曾极富热情地去常常拜访迷醉于萨福情结的波德莱尔，但一旦轮到他自己去看待那个崇尚莱斯沃斯岛的“被诅咒种族”时候，似乎马上就有什么地方变得不太对劲……
这种苗头其实可以预见：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女同性恋首先还是一群乔装成女人的假小子，她们的名字（阿尔贝蒂娜、安德蕾……）从根本上说都是遭到女性化后的男性名字。因此，这些贞洁少女们，这些“从乳房”获得快感的人们，在普鲁斯特那里，都没被真正认为是女同性恋——尽管马塞尔的确在“可憎的所多玛者”和蛾摩拉者之间构建了一种虚假对称，尽管他对蛾摩拉的描绘参照的是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这位在1900年间具有不可替代地位的巴黎女同性恋，尽管他把女同性恋看成“个个魅力非凡”。对普鲁斯特而言，被他简化为一种过度存在的女性性倒错，纯粹是反射男性同性关系的一面镜子而已。没有任何特殊的辅助经历，没有任何的特别研究，也没有任何对女同性恋关系的体验，来让普鲁斯特真正把握他在表面上为女同性恋正名的那些特殊性。
更绝的是：女性性愉悦，这个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东西，却被他打发到连精美语言都只能有限形容的神秘领域。结果，普鲁斯特笔下的蛾摩拉者，就如同弗洛伊德的“黑暗大陆”[3]，成为了一块马塞尔只能作为游客去观光的地方。这个因直接翻版或挪移造成的疏忽（或说懒惰？）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的酷儿理论活动家（说到底他们一开始就很少有迷普鲁斯特的）会常常用轻蔑甚至有时直接就用直白的嘲讽态度去对待《追忆似水年华》……
对于蛾摩拉，马塞尔真实了解的是否比他写下的更多？对这座被诅咒之城的模糊其辞是不是因为小说里的叙述者是男性，所有正面表现女同性恋的地方不过都是作者在自己身为男同性恋而已受折磨的心上再洒一把盐？这种说法的辩护者把它辩得有理有据，但依然无法解释事情的全部……
他与被誉为“来自辛辛那提的狂野女孩”的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之间的碰面，终究无法无限期被推迟。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十分好奇自己和普鲁斯特这样一个与她有共同关心话题的智力存在，将会碰撞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不过，她也已提早感觉到普鲁斯特在女同性恋问题上可能过于天真，且有可能会因在这方面只有二手资料而对这个问题理解有限。她将这种想法对其他的“亚马逊们”[4]（露西·德拉吕-马德鲁斯［Lucie Delarue-Mardris］、芮妮·维维安［Renée Vivien］……）说知心话时吐露过——正是这些人组成了她位于雅各布街20号“友谊之殿”的文学沙龙。
1921年11月时，普鲁斯特终于决定动身拜访娜塔莉。
当时的普鲁斯特会对被莫朗描绘成娜塔莉家魅力的那种“带有十足的1892年菲耶索莱味的装饰”过敏吗？他会不会因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眼中永远不带冷峻之色的同性恋女子而感到害怕？事实是，他们的见面并没有让他们真正确立起让两个灵魂可以进一步坦诚对话且互有收获的关系。
马塞尔谈论了音乐和上流社会。娜塔莉尽管谨慎，但在交谈中更大胆。马塞尔以他特有的风格介绍了自己那套淫邪的著作，然后还送了一本给她，而她也立刻很投入地去读了。
读是读了，但她的判定却不容人分辩：“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的女同性恋都毫无魅力可言。她们全都荒谬不实。”
→Homosexualité同性恋，Inversion性倒错
龚古尔（Goncourt）
直到最后一刻普鲁斯特都不敢想象自己真的会得龚古尔奖——但伽利玛帮他设想了这种情况：在收罗到在其他地方处处碰壁的普鲁斯特后，这位《新法兰西评论》的新三巨头之一（加斯东、里维埃和会计古斯塔夫·特罗谢［Gustave tronche］）就一心琢磨怎么让这次投资能够通过重要关系人带来回报——当掌势的男同性恋们（纪德、纪昂和史伦伯格）拒绝发表普鲁斯特著作时，背后反映的也是当时的上流社会关系人对这本书的流传的确有所抵制。不管怎么说，普鲁斯特还是认识一些人的，他已经获得了一定知名度，伯爵夫人们很喜欢她们从没亲自读过的那本《在花样少女们身旁》，而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这位文学领军人物，又恰好是普鲁斯特兄弟的老朋友。都德是“法兰西运动”（L’Action Fran?aise）的著名作家，他奉行反犹主义，属于亲塞利纳[5]一派，却去维护一个热衷于使用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写作的犹太人，而后者又支持过德雷福斯的无罪辩护。这不正是一个前所未有、或能有效提高普鲁斯特影响力且从中获利的大好局势吗？
毋庸置疑，就这得奖而言还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普鲁斯特可能被人划成“富人”，更糟糕的是，他甚至可能被看成是“富人的朋友”。按照当时的标准（后来变过吗？）而言，这是普鲁斯特的短板，很容易就能以传统或维护良好社会风气为由或摆出龚古尔的遗言等方式来反对他得奖。第二点是有一些被左派和爱国者很看中的作家在与普鲁斯特竞争，是他的角逐对手，比如罗兰·道吉列（Roland Dorgelès），一个内心“军人”的作家，他的作品《木十字架》（Les Croix de bois）得到了莱昂·埃尼克（Léon Hennique）的大力推荐。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当时他都是最有可能的得奖者……
最终，伽利玛用尽了所有手段在露西·德卡夫（Lucie Descaves）和大罗奈（Rosny）周围做了大量工作，并在评委会主席、艺术评论家古斯塔夫·热弗罗（Gustave Geffroy）那里，用了前面三届龚古尔奖都连续颁给了战争题材的小说来说服他，建议他考虑是否是时候让龚古尔的得奖题材暂时告别战争，换个时代风格了。
塞亚尔（Céard）、埃莱米尔·布尔热（élémir Bourges）和小罗奈补足了其他的票……就这样普鲁斯特（以六票对四票）获得了这个他从没有想过也不知道会为他带来什么的奖项。
这就是为什么1919年12月10日刚过中午当塞莱斯特通知他说都德先生想要见他，并请他在阿默兰街的小客厅里与三个伽利玛家的人（“他们也在这里，就像朝拜耶稣的三王……”）一起耐心等候之时，普鲁斯特会感到如此惊讶的原因。前夜没有睡好的普鲁斯特先是想要吃羊角面包和喝牛奶咖啡；而后他又心情很差地放弃了梳洗念头；并同意将他与弗朗西斯先生约好的“剃须时间”推迟，没有去马莱塞尔贝大街；最后，他得知了好消息，以悲伤全无的神圣心情饮下了这一代表巴黎和世界的光荣。
很快他便收到了5000法郎的奖金，他于同一天晚上将它们全部花在了里茨酒店的一顿晚餐上。幸运的是，头天晚上他还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了十二份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的股票，并刚刚将它们卖出，这笔钱让他能够在奖金基础上进一步改善自己庆功宴上的盘中餐。
从得奖第二天开始算，他总共收到了870封贺信，他以一个不善交际的写信迷的姿态回答寄信人说自己由于健康原因而无法真正给他们回信。随之而来的就是高烧和精疲力竭。仅仅两天，他就闻名天下——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
在里茨酒店的宴会上，罗兰给他带来了道吉列的小说，在书封面上印着一个黑框，里面大字写着“龚古尔奖”，下面又用小字写着“四票对六票”。
第二年，评委会将大奖颁给了小说《奈纳》（Nêne）的作者艾尔内斯特·佩罗雄（Ernest Pérochon），这或许的确是部让人难忘的小说，但也是一部被时间遗忘的作品。于是，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éditeur（à propos de Jacques Rivière）出版商（关于雅克·里维埃），Gide（Le rêve de）纪德（之梦），Immortel不朽，Papillon蝴蝶，Vertèbres（du front）（前额的）椎骨
品位和颜色（Go?ts et couleurs）
戈达尔先生和夫人是一对好笑的夫妻。
由于患有发作性睡眠病，这位夫人会在半睡半醒之间扭曲她耳中的别人的谈话。她的丈夫是个衣冠不整且没有教养的人，他会专门等她半睡半醒时候在她耳边吼叫：“噢，好吧！莱奥汀娜，你睡了吗？”
他们就像是萨沙·吉特里（Sacha Guitry）剧里的两个讨厌鬼（一个白头发女人和一个“头发在远方”[6]的男人），吉特里说他们的讨厌妨碍了自己，增加了他的孤独感，他们还因为思想老只停留在现实层面——这种常人也会经常犯的傻事，而让一幅美好画面打了折扣，成了一个模型。
因为戈达尔夫妇尤其缺乏理解非形象艺术的能力：“戈达尔夫妇既不能在凡德伊的奏鸣曲中，也不能在那位画家的肖像画中发现他们所理解的音乐的和谐和绘画之美。钢琴家演奏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是在钢琴上随便弹上几个音符，这是他们已经习惯的形式所无法联系起来的，而画家只是在画布上随意抹上点颜色而已。”
没有比这更符合逻辑的了：当艺术与真相有关的时候，当艺术与现实较劲的时候，爱好者会通过作品带有的现实主义元素的数量去衡量它的质量。所有没有反映现实的东西似乎都成了庸俗和无知，“缺乏他们用来观察路上的行人的那个习惯画法所显示的优美”。戈达尔夫妇根本不会想到艺术家不是通过展现事物的表面模样来将其表现为这样或那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对毕加索大放厥词，认为他在人的脸上画了过多的三角形，正如他们也会批判埃尔斯蒂尔“不知道女人的头发是不会长成淡紫色的”，他们的问题正在此处。当埃尔斯蒂尔应韦尔迪兰夫人要求给戈达尔画像的时候，他给他画了一头淡紫色头发！“我不知道，先生，您是否发现，我丈夫长着淡紫色的头发”，莱奥汀娜这么说，她没有发现埃尔斯蒂尔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正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在戈达尔的资产阶级男子气概之下隐藏的其实是一颗女人的温柔心。
→?Albumine mentale?“精神蛋白尿病”，Cambremer（Marquise de）康布尔梅（侯爵夫人），Elstir（ou les sept jours de Dieu）埃尔斯蒂尔（或上帝的七天），Mauve（et rose）淡紫色（和粉色）
沙粒（Grainsdesable）
如果我们信得过塞莱斯特的记忆的话，那一天，受日益临近的死亡折磨的马塞尔，的确产生了去网球场美术馆第二次瞻仰“亲爱的弗美尔”的名画《台夫特风景》（Vue de Delft）的想法。
他在《观点报》（L’Opinion）上读到让-路易·沃杜瓦耶（Jean-Louis Vaudoyer）在网球场美术馆召开荷兰画展的时候编辑发表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详细描绘了弗美尔作为一个醉心于创作的画家是如何地“摆脱逸闻俗事干扰”，“按照自己的原则”创作“而不管时代如何评论”的。于是，他邀请沃杜瓦耶陪他去到美术馆：“您能允许我扶着您的手臂，让您引导我这个枯槁之人吗？”
等他从博物馆回家时，情绪激动，他对管家说了和下面这段话差不多意思的话：“噢，塞莱斯特，您无法想象那种精细，那种细腻……哪怕是细腻到一粒细小沙子啊！微小的颜料这里一点绿，那里一点红……这得花多少工夫啊！我必须改了再改，再改……加上沙粒……”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他借由在“小块黄色墙面”面前详细描绘贝戈特的死亡的机会，让上述意思变成了这样的词句：“我也该这样写”，他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像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
而且马塞尔的确在修改。他加入了一些以普鲁斯特文风写就的被称为“增补段落”或“衍纸装饰”的“沙粒”。这些增补加点缀造就出了无数长句，其中最长的句子，长达一米四，展开的话，它就如同一把手风琴。
这次美术馆之游还激起了普鲁斯特的一次冥想，冥想本身可能本就对每个人的价值有所不同：为什么我们感到自己必须要去为世界添加美好？为什么我们要为世界增添“沙粒”？我们从浪费糟蹋自身存在完成这项神圣事业的过程中到底能得到什么？谁在推动我们做这些？叙述者在贝戈特的死亡之时想到了这些。他的这番遐思值得我们注意：
人们只能说，今生今世发生的一切就仿佛我们是带着前世承诺的沉重义务进入今世似的。在我们现世的生活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为我们有必要行善、体贴甚至礼貌，不信神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自己有必要把一个片断重画二十遍，他由此引起的赞叹对他那被蛆虫啃咬的身体来说无关紧要，正如一个永远不为人知，仅仅以弗美尔的名字出现的艺术家运用许多技巧和经过反复推敲才画出来的黄色墙面那样。所有这些在现时生活中没有得到认可的义务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建筑在仁慈、认真、奉献之上的世界，一个与当今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从这个不同的世界出来再出生在当今的世界，也许在回到那个世界之前，还会在那些陌生的律法影响下生活，我们服从那些律法，因为我们的心还受着它们的熏陶，但并不知道谁创立了这些律法……
→Mort à jamais？永远死去？
大饭店（Grand H?tel）
卡布尔大饭店首先引人惊讶之处在于它只有中等规模。事实上，这所酒店的规模在二十世纪期间缩小了三分之二，尽管空间依然庞大，尽管有着高廊宽柱支撑起来的客厅和面朝大海的露天咖啡座，卡布尔大饭店依然只能算在矮子里面充高子，它只是一个体积很小的雷龙而已。尽管家族有着不完整的巨人症遗传，会给儿子看到一个身高如常但却拥有特例大脚的父亲，又或让家族成员的某些身体外部特征比常人庞大，但卡布尔大饭店符合普鲁斯特笔下位于巴勒贝克的酒店：二者如出一辙，如果要说不同的话，就是前者比后者规模小些，正如里昂之于巴黎。不管怎么说，谈论这所酒店的人都是被普鲁斯特文字影响了的，人们都知道自己会对实物失望：他们等待的惊喜并不在规模。不管停车场大还是小，不管酒店的台阶多么窄，不管它挂的是不是“雅高酒店集团”（Accor）的牌子，人们只需要沉浸在小说里打开酒店一扇隐藏的门即可。
→Chambre 414 414房间，Coquatrix（Bruno）科卡特里（布律诺）
格里马尔迪（尼古拉的注释）（Grimaldi［Notes de Nicolas］）
这里，没有增补修改的段落，没有繁复的装饰，只有略微泛黄的书页，它们被完美无缺地打孔装订，各项内容被有意识地装进一个中等大小、红皮封面的分类薄中，蓝色的字体虽然细小却清楚明白。尼古拉·格里马尔迪对《追忆似水年华》（和让·桑特伊）的注释并非是一本书——即便他的确通过这些注解写了很多评论普鲁斯特成名作的出色观点，而是一本辞典，是本书作者一个人拥有的一个开示“羊皮卷”，这是他一个人的宝藏，如果他想要找到自己的道路的话，他必须先去对它亦步亦趋……
乍看之下，每一页都不过只是对《追忆似水年华》常见主题的书评而已：“爱”“失望”“夏吕斯”“焦虑”“模糊性”“固化”“换喻”“习惯”“不可能的幸福”……而且这些主题被整理到了互相呼应的小节里（“如同镇痛剂的爱”“从焦虑生出的爱”“习惯诸层次”“从想象到觉察的过程”“欲望和旅行的相似处”，等等）。但只要我们再细看看，只要我们开始以崇敬目光心怀敬意地浏览一下这本书所列举的内容，就会马上在那些讨人喜爱的分析里体察到它的非凡卓越。被引用的此句与彼句之间有时候能相隔上上千页，而一旦将它们放在一起，就会让比电脑配件还复杂的作品构件轮廓乍现，《追忆似水年华》的每部分构成也因此而被赋予了一种精细的机械美……这本阐释学的经典著作引出的羞耻心、情感、认同和嫉妒都让我们无法在此处给出具体例子。您想看吗？那就自己去找。这本册子是我的。我不会和您分享里面的宝藏。
尽管没有例子，但烦请您务必相信我的话：它的出色不仅仅在于写作的环环相扣或引用的层出不穷——这些常常相似也时而反观的引用也的确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既具生气又硕果辈出的和谐。这本册子的出色更多在于：格里马尔迪没有遗漏任何信息。事无巨细，一切都被记录其中。无论涉及的是怎样的大小主题，所有能引用的段落句子全被摘录了出来！从尼古拉·格里马尔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书商芒代尔的影子，这位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人物仅仅靠着个人记忆就在他的书店后部做到了将所有书籍整理归类，为希望找到珍本书的学生们提供了免费可靠的建议。
在数据时代，电子出版物和虚拟手稿让我们可以不留痕迹地无限次修改，那些加入的段落也不过增添了几份向后跳的页数罢了。如果尼古拉·格里马尔迪有这样的条件，那他也不用在处理第一手资料上花那么多精力（而且，普鲁斯特的手稿本身也不会被加塞得活像一把手风琴）。拨回时钟，当时人们有的唯一工具是多页厚纸和一对钢笔（一支蓝墨水笔和一支用来记录突如其来的想法和标注重点的红墨水笔），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校订是个相当费时费事的大工程。
为了无一遗漏，只有两种办法能够做到：要么是格里马尔迪已将《追忆似水年华》读得烂熟于心（尽管他的年纪已经不小，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要么就是他用异常缓慢而精细的方式仅仅通读一遍，不过，为了做出这份全面无遗漏和（几乎）没有涂改痕迹的分类薄，他就需要事先准备好一份关于主题和段落的表格。某些段落之间出现的不均等空白，让答案似乎比较倾向于我们的第二种推测（因为它们的存在让我们觉得这或许是格里马尔迪为后面还有可能读到的遗珠空下了“留白”）。然而，事实却证明，第一种说法才是真相……无论如何：还有比慢慢细读普鲁斯特更好的阅读他的方法吗？还有比这位家里没有因特网（因为按他自己的说法，因特网“不够快”）的大学者更好的能够带领我们追忆似水年华的导游吗？
粗话（Gros mots）
怎么可能做到写下这么多的长句、完成这样一部长篇巨著却丝毫没有用哪怕一个脏字？即便一两个不怀好意的读者想去有意识仔细查找踪迹，也只能无功而返，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语言落差。但如果真有那种特别顽固的人，想用异乎寻常的小心心情去找的话……
事实上，普鲁斯特也没有完全摒弃那种二流作家的伎俩：这些作家常常在钻石般的美丽行文中无意间渗出些经过细致盘算的癫狂言词（就像一个厨师有意将龙虾的粪便留在吃龙虾的汁酱里一样）。
有三处地方可勉强算成例子：
1.“您的屁股真大”，朱皮安对刚刚和他做完爱的夏吕斯男爵这样说道。
2.“要是所有的人都有您这样的好心肠，世上就不再会有不幸的人了。但是，正如我姐姐所说，因为我现在富了，我就可以有东西给他们一点气受了”，那位电梯员这么对叙述者说道，而“我”为了摆脱他，给了他数目可观的小费。
3.最后一例：“当您拉完一曲小提琴独奏，难道您在我家里看见过有谁不是拼命对您拍手，或者意味深长地保持静默，而是对着您放个屁吗？”，夏吕斯男爵这样问莫雷尔。莫雷尔是朱皮安的侄女，她刚刚才对男爵说“改天我请你们喝茶”。男爵认为这句话“招人厌恶”，纯粹是“让它的恶臭来玷污我高贵的鼻孔”。
引号（Guillemets）
从为叙述者服务的饭店领班埃梅因为“略有文化教养”而去混淆括号和引号的行为，到说出像“他每当谈及严肃的事情，用到某种说法，仿佛就某一重要问题提出某种见解时，总要用特别的、一字一顿的语调，挖苦似的把那种说法孤立开来，好象给它加上引号似的”这样话的斯万，特意把要说的话放到引号里这种做法在《追忆似水年华》里统统都是没有文化教养或纨绔的标志。
不论是就埃梅还是就斯万的例子而言，他们都没法装成功：没有教养的人反倒会让自己装出风度，而正是这点让他们显得滑稽可笑（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觉得自己装得很好，以为自己成功倒装了句子，因此在说话的时候会直接无视句法，不再说口语化的“我不知道是谁”，而是文绉绉但却错误地说“我不知道那能是谁”）。至于纨绔子弟，他想用不正经的态度对待任何事，或者他会用让别人觉得自己总是在围着自己的话说这种方法来浓缩表达这种态度。真是令人遗憾。因为当我们好好思考这点时候，会发现就像给画框塞上画布那样在“镶入”一个词时去特意赞美它的这种做法，虽然不蠢，但却总会引出诧异。
注解：
[1] 指被天主教视为恶的同性恋行为。
[2] 作为编辑的纪德似乎因为难以接受这种形容方式而拒绝发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后来纪德向普鲁斯特写信致歉。
[3] 弗洛伊德认为女人就是“黑暗大陆”，即未知大陆。
[4] 法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勒内·德·古蒙（René de Gourmont）曾出版过两本与巴尼的书信集，并在信中称她为“亚马逊女战士”，巴尼由此得到她在法国文坛的昵称：“亚马逊”。
[5] 指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他曾在1937年及二战中发表过一些激进的反犹宣言。
[6] 文字游戏，意为：秃头。
H
雷纳尔多·哈恩（Hahn［Reynaldo］）
在普鲁斯特的所有朋友中，哈恩是魅力最让人无法抗拒和最忠诚的了。他总是欢快活泼，而且特别聪明，还很爱笑，人们曾经形容这位卡拉卡斯的天生犹太天主教徒（把他想象成普鲁斯特和委內瑞拉之间的一个相交切点，难道不是个好玩的主意吗？）说：“有亨利四世的那种可爱，也有切萨雷·波吉亚的那种陪伴。”无论如何，他被马塞尔的寡淡气质吸引了，这是马塞尔在其他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那里从未表现过的。
他们是在玛德莱娜·勒迈尔的一次“周二”聚会上发现彼此的。马塞尔时年二十三岁，比雷纳尔多大三岁。他叫雷纳尔多“小马”，雷纳尔多称呼他为“我的小主人”。他喜欢有分寸和怀旧古典，雷纳尔多则病态地喜欢过度表达和情绪爆发。他们之间的通信时而热火朝天，时而冷淡疏远，但都装满了比正常写法多了个“s”的词（他们出于对古语的喜爱而发明的私下语言）：“je vous ai escrit”（我给您写了信），“je suis fastigué”（我很累），“je suis phasché”（我生气了），“je me suis koushé”（我睡觉了）……
他们想一起写作出版一本名为《肖邦一生》的书，也一起去了贝勒岛（Belle-Ile）、威尼斯和贝梅耶（Beg-Meil）。在雷纳尔多眼中，马塞尔就像“一把迎风颤动的伊奥利亚竖琴”，而马塞尔亲昵地把他命名为“Punct”、“Vincht”、“Binibuls”、“Bunchnibuls”、“Irmuls”或“我亲爱的乖乖”，在他眼里，他的这位朋友兼爱人唱出的细腻旋律是：“混合了老虎血和花瓣的巫婆饮剂”。他们做爱了吗？很可能，即便没有任何确切具体的证据能让我们描绘出普鲁斯特的性生活。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雷纳尔多是唯一一个到奥斯曼大街或阿默兰街拜访普鲁斯特时从未让塞莱斯特陪伴在旁的“先生”之友。同样可以确定的是，普鲁斯特常常让他的这位朋友为他演奏圣桑的某段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爱之国度的“国歌”。
这些生活细节让这位委内瑞拉人在马塞尔的生活中赢得了如同奥黛特或阿尔贝蒂娜之于斯万的位置。塞莱斯特曾声称普鲁斯特快去世的时候很讨厌雷纳尔多·哈恩，但却没有什么确实证据：首先，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塞莱斯特从来没有喜欢过雷纳尔多；然后，很可能是他心思单纯地把两人之间围绕音乐的频繁争执（雷纳尔多喜欢古诺和马斯内的音乐，马塞尔则只服《罗恩格林》和德彪西）看成了严重争吵。雷纳尔多一直心怀感情地陪伴在他朋友身边直到最后，而后他因他的死又痛苦了二十五年。
他们各自赢得声名（普鲁斯特作为作家的全球名声和哈恩作为音乐家享誉世界）的节奏却屡屡不一致，一个人成了红人的时候，另一个还寂寂无名，一个人的才能得到了官方公认的时候，另一个还迟迟未进文学沙龙。但是他们相爱。而且在他们长时间的激情爱恋中，我们都能看到布鲁斯特写给雷纳尔多名为“萨迪格”的狗的信件，（除去其他的挑逗言词）他在里面讲解了自己的美学观点。
这两个人注定会相遇相爱。每当想到生活的偶然成全了他们的相遇且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共享彼此生活，我们就会觉得无比喜悦。
犹太人的自我仇视（Haine juive de soi）
并非因为只有犹太人才有权（真的如此吗？）反犹，一个反犹的犹太人就不会让人面目可憎。事实正好相反。
除了斯万的一个玩笑外（“我的天哪！我们三人碰到了一起，别人以为我们是在开工会会议呢。人家就差没去找会计了！”），斯万开的犹太人的玩笑都没有上流社会应酬时候的那些插科打诨来得机智风趣，显然是布洛克扮演了那个维持了犹太人自我痛恨角色的人。
有一天，叙述者正坐在一顶帆布帐篷前的沙滩上，突然听到自己的同行人在用多瑙河人的挖苦方式抱怨巴尔贝克的犹太人过于密集：“就没法走几步不碰上一个！我并非从什么原则出发，对犹太民族有不共戴天的仇视情绪，可是这里，真是过剩了！到处只能听见：‘喂，亚伯拉罕，chai fu Chakop[1]这种话。真觉得自己是置身于阿布吉尔街呢！’”但布洛克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凯尔特人的土地上出现了数目过多的、与自己同样宗教信仰的人而痛心。他不喜欢犹太人，恰恰是因为他自己是当中的一员。他不喜欢反犹太人的人，那是因为这些人把他固定在了犹太人的角色里的，而这种角色却是他最不想要的，他不想因为困在这个身份里而为发展自己的野心带来阻碍。
因此布洛克对显示自己的犹太一面极其小心，眯着眼睛“好像要在显微镜下为那数量极小极小的‘犹太血液’定量一般”。如果说他会因为能够“很精细”地掌握好自己感情里的、让他得以维持自身根基的东西而高兴，那是因为一方面他觉得“露出自己种族的真相”是很勇敢的事，另一方面又觉得与此同时需要适时减轻这个真相的份量，“就像那些下定决心还债，又只有勇气偿还一半的吝啬鬼”。布洛克最大特征就在于这点：拿出勇气来宣布真相，同时又在其中掺上很多歪曲真相的谎言，让它变得更好消化。
布洛克的所有讥讽自己犹太出身的言语都只有以自嘲方式表达自己“不想是犹太人”来掩盖犹太出身这一个目的，对于这点的最好例证出现在布洛克和年轻的沙泰勒罗公爵的一段对话中。布洛克问了后者一个关于德雷福斯案件的问题，公爵回答说：“先生，请您原谅，我不能和您讨论德雷福斯，原则上我只会同雅弗的后代谈论这个案件。”尽管刚刚才因这句话而毫无防备地被本想套近乎的人羞辱，布洛克（“他的姓不是可以让人毫无疑问认定成天主教徒的姓”）的愤怒还没有时间在心中成形，就已经不禁反问说：“您怎么知道的？谁对您说的？”倒像是一个凶犯儿子在说话。
因此我们还该惊讶于一个用明显是化名的“雅克德·德侯吉耶”来埋葬自己犹太出身的男人他的女儿们同他一样也有想要否定出身的意愿吗？“在很久之后，那时布洛克已经成为一家之主，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有一位不大礼貌的先生对她说，他好像听别人说过她是犹太人的女儿，并问她姓什么。这位少妇在娘家是布洛克小姐，就回答说姓，Bloch，但按照德语的发音说出来，犹如盖尔芒特公爵那样（不是把ch这个音发成c或k，而是把它发成德语的ch）。”
→Antisémitisme（dreyfusard）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反犹主义，Du bon usage（de l’antisémitisme d’Albertine）（阿尔贝蒂娜反犹主义思想的）典型运用，Juda?sme犹太文化，Shibboleth示播列
独例词[2]（Hapax）
艾蒂安·布吕内（étienne Brunet）在对《普鲁斯特词汇表》（斯拉特基纳-尚皮翁出版社［Slatkine-Champion］，1983年）的研究中，以十分虔诚的态度搜集普鲁斯特的“罕用词汇”（新造词或过时老词），这些词汇有些存留下来了，但大部分还是消失了。我们徜徉其中有所收获，就像在一处遍布无名墓碑的坟墓里游荡，记起那些早已消散、只能靠想象才能得知结局的故事。马塞尔适时地需要用到这些因素组合，而在此，我们需要想象的是超越这些组合之外的那种意义所在。
举几个例子？不管它们的意义是否晦涩不明或又是否有影射意味，我们下面全都如实地按照开头字母顺序——而非它们出现在小说里的顺序——列举出来：“偷盗者”（barbotis）、“字写得不好的人”（cacographie）、“吊唁”（condoléancer）、“复制者”（copiateurs）、“被弄弯腰”（courbaturé）、“被噩梦吓到”（encauchemardée）、“女诈骗者”（escroqueuse）、“安顿”（installage）、“路易-菲利普式的王族化”（louisphilippement）、“使偏头痛”（migrainer）、“讲方言的人”（patoiseur）、“被粉饰嘲弄的”（poudrederizée）、“做成茎状”（tigelé）、“欺骗”（trompailler）、“震动性”（vibralité）……
（先定的）和谐（Harmonie［préétablie］）
我们该如何理解，在预先互不相识也不可能共同商议的情况下，夏吕斯男爵和裁缝朱皮安在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在一方在另一方转过身还不敢直视他的情景中，当他们察觉互相存在的那一刻，就已经不约而同地立即决定要像预备好的一样摆出孔雀开屏的引诱姿态？当夏吕斯男爵假装递出意义不明的眼神以突出自己瞳仁美感之时，是什么样的狡猾天才让这一瞬间成了暗送秋波浪？是什么创造了神秘的一见钟情，让两个人无声胜有声？两个彼此毫无所知的身体如何能够做到协调一致地好似兰花卖俏，引诱碰巧飞来的熊蜂？两个聋哑人怎么能够做到远距离地共同谱写一场芭蕾这种本来只属于自然造化又或剧场之功才能做到事？
眼前仿佛出现了两只，一只雄的，一只雌的，雄鸟设法往前凑，可雌鸟——朱皮安，他对此类把戏无动于衷，只顾梳理自己的羽毛，毫不惊奇地望着新朋友，目光发木，漫不经心，既然雄鸟先主动迈了几步。
这样的谜题需要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来叙清。
事实上，“单子”——原则上组成了所有物质的非物质简一元素，“没有任何缺口可以允许其他东西进出它”，没有任何单子能对另一个单子的内部产生影响，除非有上帝的协调。上帝有能力将独立运动和谐组合起来，就像是乐队的指挥，能够将只想演奏好自己部分的各种乐器协调起来。在《单子论》这本用十页纸和九十个命题浓缩了整个系统的不朽经典著作中，每个人都不自知地处于与其他存在物完全独立的空间里，但这种单子之间的互相独立却是靠它们对上帝的依赖来保证。与表面看起来的不同，所有灵魂其实是像在互不相干的世界里一样各自求生存发展，上帝才是给予他们共同目标的存在。如果人和人之间觉得可以互相交流，那因为上帝在比较两个简单实体后，“为他们每个人找到了必须要和另一个人和解适应的理由”。这就是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它表现为两个人早已达成协议，那多余的对视“不过是礼仪的前奏曲，就好比成婚前的订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