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在莱布尼茨那里，单子们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é）要在以上帝为君主的“灵魂之神圣国度”里才能如日中天，而从夏吕斯和朱皮安双目对视中升起的却是被诅咒的所多玛天空（“某座我还没有猜出名字的东方之城”）。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世界都是一个幕剧，而我们以为需要即兴发挥去演绎这幕剧，因此，台词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Fleur花，Insecte昆虫
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
叙述者是通过位于巴尔贝克的房间窗口看到那片静谧海洋的令人惊叹的变动性的：“我迫不及待地要知道今天早晨在海滨如涅瑞伊得斯般游玩的大海是什么模样。我拉开窗帘。每一个模样的大海停驻的时间从未超过一天。第二天，就是另一个大海了，偶尔也与前一日的大海相象。但我从未见过完全相同的大海出现过两次。”普鲁斯特所持的特有的赫拉克利特视角让对客观变动的描述成了对流变的感叹。因为必须有一条河流的存在让赫拉克利特得以观察到，“流向我们的总是另一条河；水分开，又重新聚拢；它寻找又放弃，它靠近又远离”。而对于叙述者而言只需要一份看似的平静就能让他发现，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不动之所以不动，只是“当我们面对它们时候自己思想的不动”去强加的。
《追忆似水年华》里的一切都在流动，没有任何东西具备静态，山楂的不动并非在于它们自己，正如蒙田所说，“即便是无精打采的枝叶”也覆盖着“对它们充盈生命的低语”和“今日形态似花的昆虫们”的热情。流水般时光（也即“似水年华”）变化成为海洋般时光（也即“重现的时光”）也构成了叙述者不再抱有赫拉克利特式的怀旧而是偶尔也能获得极乐感受的理由。
（本书一位作者对他的朋友安东尼·洛蕾的）致敬（Hommage［de l’un des deux auteurs de ce livre à son ami Anthony Rowley］）
我最后一次看到安东尼·洛蕾（Anthony Rowley）时，应该是他走下办公室，迈着大步走到蒙帕纳斯大街上。天下着细雨，他的神情显然很焦虑，有着所有宽大脸庞人凝神时候仿佛空洞的眼神。当时我正在汽车上，与他去的方向正好相反。天色很灰，我当时似乎有点急事要办，不然我一定会摇下车窗，呼喊他的名字，举起拳头远远给他打个招呼。他也定会远远向我问候：“怎么样啊，我的老伙计？”，并同样心怀感激我没有真正停下来和他唠叨。但我没有这么做。而他在五天后去世了。
我们永远无法对他人的死亡做准备。即便是长时间的临危垂死，也无法让陪伴他的人在他离去那天免于惊愕。然而，所有的意外身亡、猝死、心脏病发作和那些本应等到寿终正寝才该发作但却不期而至带走壮年之人生命的死亡，这类死亡，是一种耻辱——因为它还没有给人时间浇铸悲伤就已经降临了。伟大的生灵都该有一个长时间迈向死亡的过程，死亡应该在获得最终胜利之前让人难以觉察且不断向后拖，就像是放下武器、承认失败之前的罗马式致敬，而非这样猝死。
选择去英国的法国人是想要致富。选择去法国的英国人则想要消费。安东尼·洛蕾其实是一位贵人，他的父亲和儿子们也都是贵人。我们以前经常（轮流请客）去享受最好的美食，就像站在良善一方的痞子一样一起密谋如何对付编辑界的诸多不公。然而，我们仅仅只有一个全天是一起度过的，那是在日内瓦，我去到那里工作以保证他编辑的一本小书能够顺利推广。不带公文包，只拿一件绿色天鹅绒外套，唯一的行李是《盖尔芒特家那边》的第二卷，一想到能够如此拥有足够自由的旅行，我就觉得心情相当愉快。
洛蕾则是留在“另一个时光”里的人：他那个时代的特征悄悄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的邮件是纸制信件，他的合同靠的是承诺。他依赖的是固定电话和手里的一杆笔这样的传统方式去开拓征服。他对狂妄自大的现代性的唯一让步或许就是用旧时广播播放时事时的那种记者腔说拉丁语：他把“Tempus”（温度）念成“Taiiiinpusse”，特意拉长了二合元音，就像正在吃分了几步的全套法餐。不过，重现在我眼前的更多是他在火车上的开怀大笑。当时，他正读到《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最后一页。小说里，公爵正准备乘坐敞篷四轮马车出门，斯万刚刚告诉他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活不到明年夏天，公爵突然在斯万身后用洪亮声音喊：“喂，您哪，别信医生那一套。让他们的话见鬼去吧！他们都是蠢驴。您的身体好着呢。您比我们谁都活得长。”
我不能完全肯定，但我愿意相信我们都能像安东尼一样永远不假装开心地穿越世界，我也愿意相信有一天，普鲁斯特的文学后继者能够让他的伟大与独特风格得以传承和不朽，像他这样热爱生活的人都该得到这样的认同。
同性恋（Homosexualité）
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是《追忆似水年华》中唯一从未揭露自己也是同性恋的男性人物。
他是不是因此而真的就不是呢？他如何能够神奇地逃脱笼罩在其他属于“被诅咒种族”人物身上的命运？
莫雷尔、朱皮安、夏吕斯、圣卢、勒格朗丹、沃古贝尔和盖尔芒特亲王，他们全部都是——或者说最后正式变成了——男同性恋。即便斯万（他本不是男同性恋）都被夏吕斯男爵用不恰当手段引诱加入了性倒错者的大家庭：“我就不说了，有一次在学校里，很偶然的机会……当时，（斯万）脸上泛着罪恶……他如同情人一般光彩照人……”而叙述者却很奇怪地想要逃脱这种“诅咒”，这点很吊读者的胃口。
叙述者就像个维持（良好）风俗的警察，但他的好运却因一段话而被打破，这段话被当作揭穿了作者真实想法的口误……
其中的两处口误最值得一提：第一个严格说来并不算口误，而是一种语塞……
让我们看看事实：叙述者想请阿尔贝蒂娜邀请韦尔迪兰家吃午餐，话题结束时，他还提议给阿尔贝蒂娜一笔钱，但这个不自由的人却对这个提议回答道：“谢谢您的好意！为这帮老家伙破费，哼！我还不如去搞……”阿尔贝蒂娜没有把话说完，但被吓到的叙述者最后在心里补全了她的话：阿尔贝蒂娜很想被人“鸡奸”（se faire casser le pot），因为原文所用的pot（原意为“壶”）一词在此处正是其粗俗语之意：“屁股”。换句话说，叙述者在一个女同性恋这里运用了一个（通常是用来）标识男同性恋性行为方式的词，而且他还很确定的是：她甚至愿意花钱去获得同性关系。
于是，叙述者承认人们可以花钱雇佣男孩来“鸡奸”，比如他曾在朱皮安的淫窟里碰到的那些男孩。这就明显在表明阿尔贝蒂娜或许根本不是个女人（即便二十世纪初，“腰带式假阴茎”的使用似乎在女同性恋圈已经相当普遍），而她的情人喜欢的也是男人的陪伴。
至于第二个口误在于叙述者的思想被“拓扑意义上的”混淆所占据，他在朱皮安的房子里让人给他拿“黑加仑酒”（cassis）（这是在影射“被鸡奸”（pot cassé）吗？），到“14号乙”房间，那其实是夏吕斯男爵正在接受别人性鞭笞的房间。如果普鲁斯特有时间重读修改的话，这会是一个他将下手改正的失误吗？抑或是一处笔误？某种标志？
→Arcade（11，rue de l’）阿尔卡德路（11号），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Genre社会性别，Inversion性倒错，Luttedesclasses阶级斗争，Pot壶
注解：
[1] 希伯来语：你这个断子绝孙的。
[2] 只见于一例的词或词组。
I
语言习惯（Idiolecte）
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更多地是凭借话语——而非行动——来彰显个性。尽管时间能够改变他们的容貌与称谓，能够主导他们的命运转换与肉体消亡，也能将社会机器彻底颠覆，却一点都改变不了他们的语言习惯。这也证明了：一个人最持久有效的身份存在于他惯用的话语里。
无论我们称呼奥黛特为赛克莉本特小姐（Miss Sacripant）还是斯万的妻子，也无论她是交际花还是（福什维尔）伯爵夫人，她的存在总是以一连串英文词（darling，five o’clock，royalties……）的出现为标志的；弗朗索瓦兹的语言则具有圣安德烈乡村教堂（Saint-André-des-Champs）当地浓浓的法国味儿，她这种别致的法语一直讲到《重现的时光》；汉尼拔·德·布雷奥代永远无法发出“ch”的音“我亲爱的公爵夫人”（“ma chère duchesse”），会被他说成“我音爱的公爵夫人”（“ma ière duiesse”）；布洛克的标志是不停地说一些自命不凡又放荡不羁的废话，倘若不这样废话连篇，他将成为一个透明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此处，我们特意运用了一系列罗兰·巴特式的词汇，而他本人深受普鲁斯特的影响。
另外，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与一个人交往了三十多年，期间，你跟他有吵闹，之后也会和好，然后你会把他忘了，再后来，当你回忆起他的时候，你还记得他什么呢？当然不是他会发胖的脸，也不是他日渐佝偻的体态，甚至也不是他的政治观点或审美观念，因为那些都是随着时间会不断改变的。而能够留下来的东西，那永远不变的东西，便是他独特的用语，他的语调、措辞，或者他的笑声……“当我突然听到他的笑声——那曾经狂放的笑声，那与他目光中永远流动的欢乐一同飘荡的笑声，我确实以为那是别人。对于热爱音乐的人来说，如果Z创作的乐曲由X来配乐演奏的话，那就跟原版的完全不同了。这是普通人所察觉不到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如同被削尖的蓝色铅笔一样尖锐的目光下之下，孩子上气不接下气的狂笑哪怕有一点点异样，那肯定也比配乐改变之后的差异要明显得多。大笑停止了，我本想认出我的朋友，然而，就像是《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冲向他死去的母亲一样；又像一个招魂巫师，徒劳地想要从幽灵显现中获得一个能证明他真身的回应；又如同一个电学展览的参观者，不相信留声机里保留的那未曾改变的声音仍然是由同一个人在那一刻自己所发出来的，而我也一样，我已无法再辨认出我的朋友了。”
→Angleterre英国，Barthes（Roland）罗兰·巴特
妄想（Illusion）
我们从夏吕斯男爵的口中得知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坚信某个瓶子里装着一位中国公主，这个人一直疯疯癫癫最后变成了傻子。在夏吕斯看来，这证明了他所说过的一句话：“对于某些不适之感，我们不要绞尽脑汁地想去梳理治愈它们，因为只有心怀这种不适感，我们才不至于坠入更凶险的深渊。”
的确如此，有些妄想存在着比彻底被毁灭的危害性还要小一些，因为妄想破灭会产生比之前的妄想更加顽固的新妄想，比如变成了拉康派的耶稣会士，或者像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那样，在其通信的末尾还加上一篇檄文（《对你的讨伐，教皇，狗》（“Guerre à toi，Pape，chien”）），对完全顺从于达赖喇嘛的教皇进行批判。简而言之，没有人比那些自认为不再疯癫的人更加疯癫了。让妄想泯灭反而是对妄想的强化。相比之下，那些已然醒悟的人比依然盲目的人更加危险（对醒悟者自身而言）。
因此，一直纠结于自己的妄想也不见得是多愚蠢的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是“妄想”的奴隶。拒绝受骗的人，往往会成为他所拒绝之物的受骗者。反而是那些接受自己被骗的人还更明智清醒一些。这样的话，自愿的妄想（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但愿意承担）要比拒绝妄想更加明智，因为真正看清一切的明智就是由妄想构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书中的叙述者坚持认为（并不相信）只要他将阿尔贝蒂娜监禁起来就能占有她。而在他未婚妻死后，正在服丧的他非常恐慌，甚至想要“忘却阿尔贝蒂娜”。但是，忘记阿尔贝蒂娜就意味着走出妄想，而这种妄想曾令他们心心相印——而她的那颗心并不属于他。忘记阿尔贝蒂娜也就是要在抹去痛苦的同时也抹去回忆，也就是抹杀他自己，而自我消亡是为了用写作来为生命欢庆。另外，在《追忆似水年华》中，那个认为用瓶子囚禁着中国公主的人是谁呢？正是叙述者本人。
“我意识到，对于我来说，尽管我把阿尔贝蒂娜完美地隐藏在了我的住处，但她并非我所以为的充实了我住处的完美俘虏。就连那些来看我的人，也不曾怀疑过，在走廊的尽头，隔壁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在瓶子中还困着一个中国公主；她急切而残酷地、强迫性地促使我去追忆过去，她更像是一个伟大的时间女神。”
→Dénis否认
卑鄙（Immonde）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心怀嫉妒的人用“卑鄙”一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而事实是对手赢了他。
“卑鄙！”斯万正是这样回复维尔迪兰夫人的，那时，维尔迪兰夫人友好地接待了福什维尔（她认为他和奥黛特更般配，能生活得更好），但她暗暗地感到不悦，便询问斯万对这位新来宾的看法。而斯万的这个回答为维尔迪兰夫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以她的这些观点的合理性：高贵者对新来者（他是个勇敢正直的人）的鄙视是高雅的标志，这种没风度之举也是上流社会的人所必需的。
应夏吕斯男爵的邀请，一些贵族前来维尔迪兰夫人家欣赏莫雷尔音乐表演，他们也在维尔迪兰夫人面前摆绅士架子，令她饱受侮辱。她也把“卑鄙”一词用在男爵身上，为了要惩罚他，她准备要让他和他的情人莫雷尔闹翻。
最后，该书的两位作者之一在十五岁时也曾冒失地用“卑鄙”一词来形容（或者说抹煞）一群新朋友中新加入的一位，因为他自己未能融入到那群人当中。“我觉得你错了”，那群人中的主导者用一种临时的微妙口气对他这样说，表现得就像是老村民在对未来的流放者说话一样。
简言之，一小帮人在新的角色分配过程中找出一个替罪羊，而“卑鄙”就是这个替罪羊用来形容那个比他更合适的继任者的词。
永垂不朽（Immortel）
普鲁斯特并非对荣誉无动于衷，他也自然而然地认为：在他父亲眼中，这些荣誉都是他最好的辩护。正是在这种想法之下，他（从他兄弟的手中）获得了军官荣誉勋章，然后打算按惯例再进入法兰西学院，在他认定的这种晋升体系中，此前所荣获的龚古尔文学奖属于必然的一步，成功在握。
“等你的一个同仁去世了，我就会参选，”他最终向他的朋友罗贝尔·德·弗莱尔袒露了心声（于1920年6月4日的信件中），“……另外，很有可能下一个要死的其实是我。”
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几年后，普鲁斯特在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说道：莫朗一直鼓励他，但也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出版会引发厄运，破坏他的机会；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承诺会给他投票，但随后又转投他人；里维埃是最犹豫不决的（“这种玩意儿不适合您”）。最终普鲁斯特和莫里斯·巴雷斯取得了联系，并请求巴雷斯在某一天的“午夜之后”来家里跟他会面（“奥迪隆会过去接您，并将您载到我在阿姆林街的陋室……”）。这位吹毛求疵的《奥龙特斯河上的花园》（Jardin sur l’Oronte）的作者，天生就对名望的阶层差异极为重视，因此，他表示：不该他出门去拜访普鲁斯特，而是该由小弟普鲁斯特去拜访他。这样，巴雷斯请求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让普鲁斯特去他在讷伊（Neuilly）的公寓——所在的街道日后便以巴雷斯的名字命名——会面，而普鲁斯特最终也照做了。
在跟巴雷斯打过招呼后，普鲁斯特——像以往一样声称自己快要死了——并没有转弯抹角，直奔主题地说：“大家似乎在等我进法兰西学院呢……”然后又说，“吉什是支持我的”。巴雷斯首先表现得非常圆滑：“哦，如果吉什支持您，那我也会支持您的……”然后又表示怀疑：“但是我亲爱的马塞尔，您要知道，法兰西学院从不等任何人……”“您确定？”小弟坚持问道。“绝对确定”，大哥回答道。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普鲁斯特当即就转身离去。因此，他从未如愿进入那座雄伟的法兰西学院——而永垂不朽的约瑟夫·贝迪埃（Joseph Bédier）和安德烈·谢弗里荣（André Chevrillon）都是在那里被选举出来的。
这次夜间会面除了两位主角之外并没有他人在场，两人各自的信件中也从未提及，更没有什么官方记录（除了一条出自萨洛德［Tharaud］兄弟的二手信息），不排除这次会面只是纯粹虚构的可能。然而谣言四起，流传了很长时间，乃至这件事已经具有了一种传奇式的真实性。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远比事实真相更重要。
但再想一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普鲁斯特在《在花样少女们身旁》中有对贝戈特在孔蒂岸边四处游荡情景的描写：“为了接近企盼已久的法兰西学院的席位，接近在选举中握有多票的公爵夫人，那个长着山羊胡子和螺旋鼻子的人会像爱偷刀叉的绅士一样去耍弄各种花招。大家会认为：用如此手段去达到这种目的的人是罪恶的。所以，他要一边耍手段接近目标，一边还要努力地让任何人都无法发现他的伎俩。”
→Fatuité（du Narrateur）（叙述者的）妄自尊大，Fatuité（bis）妄自尊大（2），Gloire荣耀，Concourt龚古尔
隐匿身份（Incognito）
普鲁斯特书中人物的贵族头衔，无论是合法的还是篡夺来的——是真实的？抑或是幻想的？——都构成了他们基因的一部分。这些贵族头衔都如同悬空的拱架，叙述者的想象将人物的身份悬置于拱架上。在一个随大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赶着去参加化装舞会，在那儿，各种附庸风雅，各种秘密，各种欺骗扶摇直上。这些贵族头衔也是一种诱饵，能在这个社会引发大规模的探寻追逐游戏。从表面上看，普鲁斯特也曾经有过类似这种人的信仰：他们的命运被家族禁锢，所属家族禁止他们胡思乱想。他们生来就隶属于某个阶层，只要按照这个阶层的要求行事即可。
有时候，这些人想要获得更大的自由，哪怕有损身份也在所不惜，他们试着逃离原来的阶层，放荡不羁的夏吕斯就是如此。他是布拉班特（Brabant）的公爵，蒙塔基（Montargis）的年轻贵族，也具有奥莱龙（Oléron）、卡朗西（Carency）、维亚泽吉欧（Viazeggio）和杜那（Dune）等家族的亲王头衔，但是他只想保留着最普通的男爵爵位的支脉，能使他成为《追忆似水年华》中最伪谦卑的贵族[1]。“现如今，什么人都是亲王”，他哀叹道，“当我想匿名行事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个亲王”。这可谓一种微妙的辩证观：出身高贵之人却故意隐姓埋名，玩起了避人耳目的游戏。他甚至还有一个有损“洛姆亲王（Prince des Laumes）”之名的绰号：“梅梅”，而“洛姆亲王”是他自父亲盖尔芒特公爵去世就享有的头衔。对他来说，这起码能让他隐藏身份，能在性别身份的错乱中自由穿行。因为他深知自己在两性的身份上是个叛变者，那远比贵族的徽章更让他焦灼不安。当维尔迪兰家的人在安排餐位的时候，从座次表中就能看出，他被排在了比外省的侯爵更次等的位置，每当这时候，“梅梅”这一绰号就派上用场了，啊，“梅梅”都乐不可支啦！
“您就别苦恼了（……）我立刻就看出您还不太习惯。”
马塞尔在写夏吕斯这个角色时也是自得其乐。他享受着夏吕斯所享受的乐趣（甚至通过“14号乙”房间的小圆窗）。对他来说，同样也是：在“妈妈”有生之年，他很愿意“匿名行事”。毕竟，以后还有的是时间让他去反抗自我。
→Homosexualité同性恋，Na?tre（prince ou duc）生而为（王子或公爵）
（叙述者的）无辜（Innocence［du Narrateur］）
这是不争的事实：叙述者并不是普鲁斯特本人。但普鲁斯特为什么如此维护这个叙述者呢？为什么让他丝毫未沾染上《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涉及到的林林总总的恶习呢？为什么其他人物都身负罪恶而他却独善其身？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值得我们去探寻答案。
在《两个世纪间的普鲁斯特》一书中，安托万·孔帕尼翁敏锐地观察到：并不是叙述者（而是布里肖和贡布雷的神甫）要故作滑稽地追溯什么诺曼底词源；也不是他——而是夏吕斯——以一种确信的神态，一边注视着大使馆专员或者巴尔贝克大饭店的侍者，一边引用着拉辛的话；依然不是他——而是其他的人——处处出糗“办坏事”。同样，他总能很自然地为自己的偷窥癖辩解清白，他偷窥从未被人发现过，还偷看到很多：凡德伊小姐的“亵渎”行为，或在14号乙房间里夏吕斯所受的鞭打之痛，还有夏吕斯和裁缝朱皮安在植物学视角下的同性恋勾当[2]，以及妓女拉谢尔在妓院中的行为……
总保持无辜姿态的叙述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辩白的托辞（出于巧合或者偶然的发现，等等），并向肇事者澄清，而后则会声称不是他，而且还会不失关怀地对待他——通常对自己才会有这种关怀之心。
由此，孔帕尼翁总结认为：叙述者说谎、欺瞒、“好色放荡”，还不敢承认。这也正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个主要的转变性创新”。甚至，在他一贯的伪装中还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普鲁斯特最终写了一部违反传统规则的伟大杰作，他自己在《重现的时光》中也是如此定义的。
驳圣伯夫的传统主义？上流社会的狡诈？亦或是矛盾？奇特之处即在于此，这些问题仍有待探究。
→Fatuité（du Narrateur）叙述者的妄自尊大，Homosexualité同性恋，Inversion性倒错，?Narraproust?“普鲁斯特式叙述”
昆虫（Insecte）
吕西安·都德曾向让·科克托吐露自己心声：“马塞尔是个天才，但您会发现他是一只残暴的昆虫，总有一天您会明白的……”这其实从来都不乏证据，由此能证明：看似迷人温润的普鲁斯特在某些时候会出奇的残暴，他生性不喜交友，也不愿与情人厮守，他总是在备好的美酒甘露中加上砒霜。由此可见，他就是个朋友与爱人的捕食者。
普鲁斯特这个人，当他爱的时候，也不爱：他令人窒息。他的情感丰沛、极致，但一旦出现丝毫瑕疵，他便很快又转换到这种情感的反面。
另外，至于与他人——被视为一种无法企及的单子[3]——取得关联的可能性，他持怀疑论（这与像莱布尼茨的观点类似），在这种总体怀疑论的基调下，他的情感得以凸显，淡漠却敏感。贝勒早已见识过了普鲁斯特情感方面的脆弱易变，当时就被震慑住了，但非常矛盾，普鲁斯特却始终用一种对关爱的无尽渴望作为掩饰。在普鲁斯特看来，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敏感的情感壳子里。关于“昆虫”这一面，毕加索在大华酒店的晚宴上也提到过，他看到普鲁斯特对上层名流献殷勤，他会从他们身上选取某些细节，之后再写进他的书里：“您看看他，为了这个无所不用其极……”他是一个天才作家，但也被时间紧紧逼迫着，除此之外，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最后，来看一个普鲁斯特“令人窒息”的例子：有一次，让·科克托在夜间到奥斯曼大街102号拜访他，普鲁斯特注意到科克托穿得很单薄，应该去找人做一件毛皮大衣，便决定送他一件。他给了科克托一块足以支付制衣费用的绿宝石。当然，科克托并不需要，也拒绝了他的好意。第二天，普鲁斯特立刻让他的裁缝到安茹街去为科克托量尺寸，而科克托却谢绝接待。随即，普鲁斯特接连写了几份信指责科克托，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事情随即恶化。普鲁斯特不明白科克托为什么不知感激。两人也因此开始不和。如此种种。
→Cadeau礼物，Cocteau（Jean）让·科克托，Harmonie（préétablie）（先定的）和谐
（柏格森的）失眠（Insomnie［avec Bergson］）
伟大的作家们不会相约见面，他们之间最常出现的情况是：恰巧碰到，相互打量一下，互生嫉妒（如果还有点惺惺相惜的话），或者相互微妙地相互无视。他们之间无话可说，即使说也都是些谎话和空话，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好奇心……哦，是您啊？很好，非常好，很高兴看到您，我们聊点别的吧……他们仅对自己的作品用心，不会把心思用在别处，附和别人或者相互攻击。这样不也很好吗？
普鲁斯特也同样有如此的经历：错过了与乔伊斯的会面，与王尔德荒诞会面；但他更容易与最不起眼的竞争对手碰面（莫朗、莫里亚克、纪德、雷尼埃等等）或者对功成名就的前辈阿谀奉承（孟德斯鸠、法朗士、安娜·德诺瓦耶……）。身份的差距让双方的会面变得容易一些，而当双方名誉相当时，困难和问题也随之而来。同样地，普鲁斯特与柏格森二人之间最后一次谈话，就发生在评审布卢门撒尔（Blumenthal）奖项的归属期间……
因过度使用耳塞而饱受耳炎折磨的普鲁斯特想让雅克·里维尔得到这个奖。柏格森同样也是评委之一，他没有理由不协助曾经在他的婚礼上当伴郎的远方表亲[4]。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两人都声名显赫：柏格森享有盛名，普鲁斯特也不毫不逊色。据说他们两人还有着相近的哲学观念。柏格森也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发现：在《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初稿中，有两次排版错误，都将贝戈特写成了他的名字……人们看着他们“像两只雄壮的夜鸟”（语出自埃德蒙·雅卢［Edmond Jaloux］，他当时很不当地偷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一起朝窗口飞去。他们的密谈继续深入，大家都屏住呼吸，新闻编辑们甚至已经开始斟酌新闻报道的用词了……
经过调查之后，我们发现：这两位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巨擘似乎并没有讨论时间、绵延或记忆，而是谈到了“催眠药”，以及能够治愈二人都饱受折磨的失眠症的良方——女人……雅卢说道：“听了他们的谈话后，人们甚至相信：失眠甚至都算是一件好事了。”
针对此次交谈，我们也能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唯一一处提到柏格森的地方找到呼应：一位“挪威哲学家”转述了一些观点，即记忆的特殊扭曲来源于安眠药。
→Bergson（Henri）亨利·柏格森，Cocteau（Jean）让·科克托，Joyce（James）詹姆斯·乔伊斯，Wilde（Oscar）奥斯卡·王尔德
前一刻（Instant d’avant）
在这本书中，时间以记忆的速度流逝，然而也会突然爆发出这样的一瞬间，得用好多书页才能将它展开，还得由几个宏大的句子来叙述。有一瞬间，接在时钟标志的时间之后，是一段不可拆分的情感的持续，只有电影的慢镜头才能差强人意地将其表现出来。方脚的秒针（滴答，滴答）在会见的进行中消逝，在回到冗长且乏善可陈的日子之前，那种转瞬即逝的美能让人感到目光闪亮、情感膨胀。对叙述者来说，要让时间错开或变慢，只要无限地延长对故事的铺垫就够了。所以就出现了这前一刻，这是极细微的无穷尽，眨眼间承载着未来。这是楼梯上的最后几个台阶，是作家用显微镜才得到的细微之选。
是不是因为害怕失望，斯万才用双手捧住了奥黛特的脸颊，最后埋在他的怀中？这种对失望的恐惧促使着斯万急切地推迟他们的第一次亲吻？也促使他在亲吻即将被征服的爱人之前，先注视着她，那目光就如同：我们要与眼前的秀色美景永别了，而在离别之际，还想要从这秀色美景中带走一二？是不是那种确定的幸福（深感不真实）才令叙述者在进入旅店的房间之前放慢了脚步？而他相信：阿尔贝蒂娜正在房间里等着与他相聚。无论是奥黛特主动亲吻了斯万，还是阿尔贝蒂娜拒绝了叙述者的亲吻（“我会知道这个未知的粉色水果的味道和口感的。我听到了急促、持续而刺耳的声音，那是阿尔贝蒂娜在用尽全身力气按门铃”），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预感到了：幸福自产生那刻即被破坏。
在到达极致幸福之前，这两位恋人赋予了这前奏更加广阔的维度[5]，究其原因，有点像阿喀琉斯（Achille）[6]和乌龟[7]，阿喀琉斯总是在要追上乌龟的时候突然又落后了：“没有人会停下脚步，放弃这最后仅剩的几步，而我却欣喜而不失谨慎地停了下来，就好像在每一步的前进中，我就逐渐离幸福越来越远了……透过窗口，我看见了山谷旁的大海，缅因维尔城（Maineville）悬崖上凸起的内峰，天空中，月亮还没有升到顶点，这一切对于我眼皮之间的眼球来说，比羽毛还要轻盈。那时，我感到我的瞳孔在膨胀、眼球变得更坚实，它们准备以自己敏锐娇弱的界面去承托更多的重负以及全世界的山脉。”
在“普朗克时期”[8]，万有引力和量子效应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与该时期有点像，已经过去的前一秒让物理法则依附于内心法则，也将日常连续的画面叠加在一起：“我未在世界之中迷失自我，而是世界困于我身，且我身之广阔，世界远不能将其完全填满，在我身上，我感觉得到还有可积攒很多其他宝藏的空间，我傲然发散于天空一角、沧海一粟、悬崖一隅。既然如此，世界又怎能存在得比我更长久呢？”世界在这些丰富壮观的时刻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在这些时刻，时间逃脱羁绊，片刻未停地飞逝着，未来侵越到了现在，在夜幕降临前昙花一现。斯万和叙述者想要阻止时间，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也只不过是令时间绕道而行了，却毫不停留。他们试图让一切都停止，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刻，一切都过去了。
→?Au Passage?“交错而通”
间歇（Intermittent）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是用来描述在贡布雷圣伊莱尔（Saint-Hilaire）大街上的佛莱谢飞鸟（Oiseau Flesché）旅馆厨房里升起的做饭香气。之后，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所有的调味汁。
这些东西都是间歇性的：中暑，炎热，粗野，幻觉，喑哑的嗓音，上午的碎片，精神的懒惰，童年时的笑声，自由，秘书处，浪漫主义，冷静，甜言蜜语，亲密，微笑，冷漠，疾病，拍打翅膀，维尔迪兰夫人的精神性耳聋，叙述者对弗朗索瓦兹的喜爱，海水旋律的回音，所多玛的复活，一段已经终结关系的再度恢复，拉谢尔高潮时轻微的呻吟，一阵微风或一缕阳光吹干突来的阵雨，嫉妒的对象，夏吕斯男爵与其姑母维尔巴里西斯之间的不和，在蓄水池下劳作的农场男工身上的汗滴掺杂着水池的水滴，充斥着嘈杂声（从中能听出：在晴朗的日子，干粗活的那些工人正在往来奔走）的蒸汽，将纷争的天空分割成段的飞机的警示灯和埃菲尔铁塔上的激光灯，阿尔贝蒂娜沉睡时均匀的呼吸声，还有那个内心亲近的小人物——他独自饥肠辘辘地在半夜里一首接一首地吟唱着太阳光辉的赞歌，最终让叙述者紧闭的双眼能够睁开去应对那“让人厌烦的闹铃”……
但“心的间歇”（Les Intermittences du c?ur）（有时这也被当成作品本身的题目）指的是《所多玛和蛾摩拉》，在这部分中，叙述者第二次住在巴尔贝克大旅店期间，重回了多年前他与祖母一起去过的那些地方。他的祖母已经去世了，而在无意间扰人心神的回忆里，他扔下祖母帮脱下的短靴时，又看到了她那“慈祥、关切和失望的面庞”。在这一部分里，想要重新将祖母拥在怀中的愿望与即刻体会到的她早已离去的感觉交织在一起（或者说：从知道她已经死去一直到体会到——体会远比知道更加痛苦——这个事实，这个过程是一种滞后的转变）。叙述者用了好几页来写“阿尔贝蒂娜逝去”的葬礼，主要展现出：我们是在重现过往的过程中真正地生活着，而并非以思念已逝的幸福和天堂的方式活着，因为我们当时并未在意那曾经的温暖，而只是为快乐而活，此刻反而像是发掘出了悲伤所蕴含的宝藏，这宝藏需要作家将其诉诸文字。
关键并不在于让过去复活（这也毫无可能），而是在一种极其悲痛的显现时刻去感受过去的重现（显现之时太过悲痛，甚至都无法称其为“重现的时光”）。然而，重点即在于此。
心的间歇既展现了心脏的舒张（即从知道到感受到的过程，正如那章中所写：在他的祖母被埋葬一年之后，他才真正感觉到祖母去世了），也展现了心脏的收缩（起初有些现象无法理解，而现象之下所隐含的意义之后被揭示出来。比如夏吕斯男爵所有怪异的言行举止，而他是同性恋的事实被揭示出来的那一刻便合理解释了这一切。）
那《追忆似水年华》呢？它就像是一颗聪慧过人的心脏在不安地跳动，恰如心律不齐。
性倒错（Inversion）
年轻的普鲁斯特性格古怪，有点强迫症，他热衷于给每个人起一个本不属于他们的名字，或者给别人起一个合适的绰号，用以暗示情感关系、亲密程度或者他人不知情的特殊关系。这样一来，其他人就顿时有了距离感。普鲁斯特夫人先以叫她的儿子“小狼”或者是“小傻子”作为舞会的开场，马塞尔接着说出类似于“布泥布”（Bunibuls）的昵称，雷纳尔多·哈恩被叫做“我的小马驹”；贝特朗·德·费纳龙（Bertrand de Fénelon）变成了“龙纳费”（Nonelef），比贝斯克被叫成克斯贝比（Ocsebib），而这些人更喜欢叫马塞尔“尔塞马”（Lecram）……
别忘了，字谜最初就是字母的反转。普鲁斯特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帕里斯（Fran?ois de Paris，他的家族拥有盖尔芒特城堡）的信件中写道：“当您提到我的时候，请一定不要叫我普鲁斯特。当姓氏一点都不悦耳的时候，我们就靠名字来躲避一下吧。”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提到另外一件事：直到1900年之前，“普鲁斯特”还被读成“普鲁特”，后者指放屁的声音，通过暗示延伸，便会让人想到肛门，而对于反同性恋者来说，肛门便是男性同性恋者的代名词。
用字母的反转来掩盖习性的倒错吗？这是极有可能的一种思路。普鲁斯特钟情于隐秘性，因而他也喜欢隐藏自己同性恋的经历，所以他肯定会出于好玩或者掩盖的目的而选择这种思路。
隐形者和匿名女（Invisible et Innommée）
这是作者的诡计、小把戏还是狡猾的挑逗？无论是哪种情况，其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而普鲁斯特也乐此不疲：他创作的两个角色，一个从未露过面，另一个一直隐匿姓名。然而，“隐形者”和“匿名女”却是《追忆似水年华》中极其重要的两个人物。她们被塑造成幻影、险恶或肉欲的虚幻载体，对推动整体情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个人物（隐形者）是一位女佣；第二个人物（匿名女）只是被称作一位“女伴”。
首先，这位女佣是普特布斯（Putbus）男爵夫人的女佣，这也不算是完全的匿名，她在普鲁斯特的手稿（用比克布斯［Picpus］的名字）中占据着选择的位置，但在成稿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去哪儿了？事实上，正是她的消失体现了这个角色的本质：精神层面的存在……
罗贝尔·德·圣卢普第一个向叙述者夸耀这个女人很美，犹如乔尔乔内[9]绘画中的人物，更称赞她精通性事，技艺非凡，能轻而易举地让人得到快感，明码标价，男女通吃。叙述者被极大地诱惑了，一直想要见到她，却未能如愿。他在巴尔贝克、威尼斯等她；本着与她见一面的愿望多次推迟行程；对她的哥哥戴奥多尔（Théodore）关怀备至，也不过是为了得到与她私会的机会。最终，在即将能见到她的时候，他却逃走了，因为他一定要防止这个风骚的女人在阿尔贝蒂娜身上施展女同性恋的技巧……普鲁斯特笔下的这个女佣，似乎是从安娜·德·诺埃尔（Anna de Nailles）的小说《支配》中获得的启发。她象征着期待、失望与想象。就犹如一个“隐藏的伊玛目”（?imamcaché?）[10]，迟迟见不到她现身；这不是一个“自我的完美想象”，而是一个“他者的完美想象”；这是一个简单虚幻的肉欲世界，一个永远也到达不了的远方。感觉像是暗藏的伊斯兰教长迫使基督教闪到一边。这不是“自我的理想”，而是“他人的理想”，是一个简单虚拟的肉欲世界；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世界。
我们可以中肯地说，这个人物就是小说中“隐形之神”（她轻浮，善变，因始终不得的想象而产生……），而她正隐藏在作品之中，因此，她自身也合理解释了作品的名字（《追忆》）。小说的叙述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帕斯卡式的人物，始终不停地在追寻这位男爵夫人的女佣。在这个过程中，他耗费掉了时间，与此同时，他也积累了无尽的幻象。如果这个女佣并不存在，他仍然还是赢家。倘若她存在，他也终将获胜。当你开始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除此之外，难道你还会向上帝要求别的吗？
而匿名女在小说中是现身了的：她是“凡德伊小姐的女伴”。普鲁斯特在他1910年的《手记14》（Cahier 14）中称其为“X小姐”或“Y小姐”，但在贡布雷她第一次出场时，普鲁斯特却隐去了她的名讳。在蒙舒凡（Montjouvain）安顿下来后，这位女伴开始扮演谜一样的角色：有时，她是一位保护者，就像是凡德伊和阿尔贝蒂娜这两个孤儿的代理母亲一样。阿尔贝蒂娜还声称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由她陪伴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有时，她却又极其险恶，如在“亵渎”那一幕里，在隐匿的叙述者的视角下，她充当了亵渎神明的帮凶；有时，她也品德高尚，通过耐心深入的研究，她从凡德伊“难以辨认的乐稿”中整理出了著名的七重奏，而这一作品让凡德伊享有了“不朽的荣誉”。
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从字面上来看，“七重奏”（Septuor）只不过是“普鲁斯特”（Proust）一词的阴性形式变换了字母位置之后构成的词，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个匿名的女伴身上看到：她是个“伪坏女人”（就像夏吕斯雇来鞭打自己的那些“小流氓”一样），是普鲁斯特手稿的象征性遗赠人，因为普鲁斯特也预感到自己无法完成《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
隐形者（代表着无法达到的肉欲）和匿名女（将会把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梳理出来）在不同层面上代表着通往完美的情欲对象和审美对象的路径。她们是绝对意义上的媒介，因此，也注定只能是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