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用自己的方式回答说：“我把你变成了什么？一本书。”
他是否知道（是的，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王尔德在《雷丁监狱之歌》（Ballade de la ge?le de Reading）中的诗句？
然而所有的人杀害他所爱的人
让所有人都听到这些话吧
有些人带着冷酷的眼神这么做
另一些则带着花言巧语
怯懦的人用一个吻去杀害
勇敢的人用刀剑。
最后要记得的是普鲁斯特自己也曾想过，虽然只是一时的，而且颇令人费解，去犯下“弑母”的行为（当然，他管此叫“弑父”），就像他向迪普莱吐露的那样：
当我失去了妈妈之后，我想过去死。不是自杀，因为我不想成为花边新闻的主角。但是我本可以不吃不睡而任由自己死去。之后我想到了，我死了的话和我一同逝去的是我对她的回忆，这种记忆有着独特的热忱，我会把这种记忆引向第二次灭亡，彻底的消亡，这样的话我就相当于某种弑父。
→Baiser（du soir）夜晚之吻，Dosto?evski（Fiodor）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Profa-nation亵渎，Wilde（Oscar）奥斯卡·王尔德
克洛德·莫里亚克（Mauriac［Claude］）
这个慷慨、谦逊、忧郁的人——就他的经院气质灵感而言，是新小说派群星像中的不速之客——有着罕见的欣赏天赋，从不错过任何一个积累赞赏的机会。他自己承认纪德、戴高乐、福柯是他生命的灯塔——当然还有他的父亲，他有时显得和他一样消瘦，但是并不那么在意恩赐或者救赎。
就像长跑一样，他开始写一部奇怪的作品，在他的《静止的时间》（Temps immobile）里，他基本是把过去和现在混装在一起，从长远来说，这么做产生了一部乐曲的效果。有些人认为他往龚古尔的计划中注入了现代的、喧闹的时间性。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作品类似阿米耶尔（Amiel）的日记，但是受到了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的干扰。
然而，这些标签对莫里亚克而言并不重要。无论如何，比起他和普鲁斯特的计划在精神上的相近性而言，这些标签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莫里亚克轻声地、几乎是带着羞愧地，想要成为普鲁斯特虔诚的继承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偶然成全了他，因为他的家谱（他的妻子玛丽-克洛德［Marie-Claude］是芒特-普鲁斯特［Suzy Mante-Proust］的女儿，而后者又是马塞尔兄弟罗贝尔的女儿）和文学族谱巧妙地重合了。
这一切——加上还有一本自传，就像真正的连字符那样把他置于普鲁斯特社会学和结构主义社会学之间——在打字稿事件中登峰造极，那份稿件是他自己女儿娜塔莉（Nathalie）找到的，那份稿子使得《阿尔贝蒂娜不知去向》一书有了定稿，尽管这个版本颇受争议——雅克·里维埃和罗贝尔·普鲁斯特对此并不知晓。这份大名鼎鼎的稿子惹得议论纷纷：普鲁斯特在其中补充的内容，使得阿尔贝蒂娜死在了维沃纳河边，结果引发了众多萨福式的猜测。但是，在这场意外之外，让人激动的是莫里亚克的困扰：当他看到自己的女儿，普鲁斯特的侄孙女儿，超越时间实现了她叔公的终极愿望，用血和学识构筑了莫里亚克家和普鲁斯特家的联姻，回忆录作者支撑不住了。他从中看到的是已故的师长对自己徒弟的赞赏，是时间探索者的默契。在和这位有魅力的文人有过交往之后，谁还敢对这种默契提出异议？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Mauriac［Fran?ois］）
《泰蕾兹·德凯鲁》（Thérèse Desqueyroux）和《蝮蛇结》（N?ud de vipères）的作者曾对不能充分欣赏《追忆似水年华》而感到颇为自责——然而他当时就看出了该书的宽广和力度。然而，对于这位笃信宗教却又习惯于硫和罪恶的私下交易之人，除非他不是自己了，他非得抱怨一通这部作品里“上帝的缺席”和“时而丑陋的胆大妄为”只能用缺乏恩典来解释。
普鲁斯特去世十五天之后，他公开哀悼：“我们并不谴责他深入了火焰，进入了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瓦砾中，但是我们遗憾他没有穿金刚铠甲就在其中历险。”
1923年《女囚》出版时，他赞扬了这本书，但是他对夏吕斯的同性恋身份的直接描写表示非常遗憾。“头几部中低调的夏吕斯，他的缺陷只在一个眼神、一朵花或是一条过于鲜艳的手绢中泄露出来，在这里爆发、裂开、就像脓肿般流个没完没了（……）这个可怕的夏吕斯不再是病了，而是一种疾病。”
倒错——其使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极为忧虑——会不会是天意诅咒之明证？莫里亚克的上帝是否选择了抛弃同性恋？性别取向的特殊性是怎样造成如此严重的神学后果的？
所有人都会认为，莫里亚克承认有此忧虑——他“选择了不自由”——想的不是普鲁斯特，更多的是他自己。其实这个想要“被判纯洁”的波尔多人的期许并不高：至少在书的某处有一个圣人，或者一个小奇迹，又或是一缕超验之光，对他而言就已足够……
然而，如果莫里亚克那“肉体的冉森主义”妨碍了他充分敬仰普鲁斯特的作品——他依然认为其不如巴尔扎克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因为，说到底，他情愿普鲁斯特停留在开头处，从《在斯万家那边》到《在少女花影下》，不那么有毒，那时“性癌”（原文如此）还没有吞噬作者的灵魂。他真诚的乐趣在普鲁斯特真正的天才展现之时打住了。
其他呢？莫里亚克执迷于他波尔多资产阶级的超我，他喜欢把自己和“所有人类情感的枯萎”拉开距离；把自己和“诋毁人生并广为散布的巨大污点”拉开距离……
此外，在他写的《一个三十岁男人的日记》（Journal d’un homme de trente ans）中，莫里亚克畅所欲言：在罗沙的陪伴下，他在普鲁斯特的卧室中共进晚餐之后，写道：“令人生疑的床单、家具的气味、犹太人的头颅留着十天的胡子，有一种返祖的肮脏”。不管怎么说，要求一个被吓到的基督徒凝视普鲁斯特的（性的）镜子是太过分了……于是就需要某种东西——以“种族”谓之——让他产生坚定的排斥。
→Dieu上帝
淡紫色（和粉色）（Mauve［et rose］）
这是最好的饰品，是埃尔斯蒂尔喜欢用在头发和花朵上的颜色。这不，叙述者到处都用上了。
当太阳是红色的时候，天空的颜色就是淡紫色。本来可以被罩在玻璃下面的蝴蝶的丝一般的翅膀是淡紫色的，芦笋那细腻的穗是淡紫的，淡紫是外祖母那饱经风霜的脸颊（经过了泪水和雨水）的颜色，也是丁香花羽毛饰的颜色，就连“丁香花娇弱的球茎所散发出的光彩奕奕”也是淡紫色的。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参加佩尔斯皮埃医生女儿的婚礼时戴的第一条领巾的颜色也是淡紫色的（此外，这也是奢华的奥丽娅娜·德·盖尔芒特和平淡无奇的萨兹拉夫人之间唯一的共同处，奇怪的是后者的领巾也是同一个颜色）。
淡紫色是冬日的上午，是风信子的花朵或者老人发烧的额头。淡紫色是美杜莎、这些“海洋兰花”。淡紫色是傍晚时李子的颜色，是晚饭时大海的反射，但也是“月光下散发着魅力并且变得柔和的波浪涌动”；最后，帕尔马的名字是“紧密、光滑、淡紫的和温和的”——帕尔马住宅的墙面也是如此。
淡紫色变成紫色是在叙述者让有意识的回忆帮助他回想起贡布雷周围的样子，它又变得温和、簇新、光彩照人、跃跃欲试和细腻，当某个巧合出人意料地勾起他儿时重要人物的回忆。淡紫色也是奥黛特·德·克雷西的小阳伞，就像她那细巧的双绉晨衣，以及卡特利兰的花瓣形状自然会吸引昆虫的蜇刺一般：“斯万夫人出现了，她总在周围渲染起不同的装饰，但我尤其记得那是淡紫色的。”
淡紫色或者粉色？事实上这是不确定的。因为奥黛特也是叙述者在阿道夫叔公家遇见的“戴玫瑰的女孩”，也是埃尔斯蒂尔在1872年把“半异装者”画成《萨克丽邦小姐》（Miss Sacripant）肖像（叙述者在画家工作室窗户的边缘变成粉色之前就在看这幅画）。至于阿尔贝蒂娜的双手（这朵“淡紫色海洋前的粉色花儿”），其柔和的样子就像是“她那和粉色相协调，微微淡紫的皮肤”。
如果淡紫色这种属于粉色系的颜色，表现得比它所言更甚，又或是诉说多于表现？
如果淡紫色，这对于粉色的侵犯，染红了精致，就像夏吕斯男爵（他喜爱男人胜于玫瑰）把他性格中的善用暴力包裹起来？
如果淡紫色曾不只是一种颜色，而是一种“色彩的减弱”，昭示着现实和虚幻之间的差异？是介于男女之间，险些要成为的不男不女？
恶意（Méchanceté）
除了叙述者或者他的外祖母——后者是《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唯一一个真正纯洁的女人——或许还能算上埃尔斯蒂尔和萨尼埃特，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世界中，所有人都是恶毒的：莫雷尔（其人爱好剥夺处女的贞洁然后抛弃她们）、夏吕斯（他梦想着杀掉莫雷尔）还有福什维尔（他虐待萨尼埃特）尤为残忍；奥丽娅娜·德·盖尔芒特以虐待仆人为乐，科塔尔医生虽然对他神圣的职业颇为认真对待，然而一旦他穿上晚会背心，就任由病人死去或者受折磨并不以为然；至于韦尔迪兰一家，他们更是登峰造极，取笑萨尼埃特——他在社交界主要的缺点就是不具备恶意。
在《追忆似水年华》书末，我们仍然可以知晓韦尔迪兰一家毫不声张地给他们的受气包一份年金——此举一下可以赋予他们慷慨的本质。但是韦尔迪兰一家如此做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善意在他们看来就像是人性的弱点，就这一点而言，善意类似不忠或者对赌博的嗜好，因此向善意让步是可以被谅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弱点在他们看来尤为可笑——并且从体面的角度而言，这一点更胜于雅致的考量，要求把这类弱点隐瞒起来。就连斯万自己，这个如此善良、情感如此体贴的人，也不免有恶的冲动，他有的时候“对奥黛特有一种恨意，他本想挖出这双他方才还如此挚爱的眼睛，压碎她那没有光泽的脸颊”。
附带需要注意的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恶人总有自知之明，这证明他们还剩一点残余的良知。其他那些不自知的恶人，看起来并不让普鲁斯特这个出色的波德莱尔爱好者感兴趣。
→Bonté善良，Saniette萨尼埃特
谎言（借助省略）（Mensonge［par omission］）
大谎言家们编造故事不是为了让生存变得更为简单，要知道说出真相的成本更低——而他们加以变换的平庸现实不过是一种托词，谎言让编造者有了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
就这一点而言，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谎言的最好代表可能就是机敏的工程师勒格朗丹。他为了不承认自己的姐姐德·康布勒梅侯爵夫人就住在叙述者想要让自己儿子去两个月的巴尔贝克附近，把不回答和用省略来撒谎的艺术演绎成了对鲜花海岸森林般的地质诳言——“就像这个博学的骗子用来伪造隐迹纸本的功夫和技能中的百分之一就足以使他获得优厚的境遇，而且是更为体面的”。您在那个地方认识人吗？父亲问道。“和其他地方一样，我在那里泛泛地认识所有人，但是一个具体的人都不认识，勒格朗丹回答道（……）；我对事情了解得不少但是对人知之甚少。但是那里的事情和人相仿，像是那种很稀有的人，本性挑剔、对生活感到失望。有时你在悬崖上遇见一座小城堡，这里是在大路边直面自己悲伤的去处，是在夜幕降临前、天空尚呈玫瑰色、金色的月亮正要升起的时刻，这个时候船只回来了，它们举着船桅，燃起激情、色彩斑斓，把波光粼粼的水面划出一道道归航的痕迹；有时只是一栋孤零零的房子，有点儿丑，羞涩却浪漫，向众人掩饰了幸福和醒悟的不朽秘诀。”
在有谎言癖的人看来，鲜有话语如此滑稽、不打自招又显得无情，勒格朗丹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过是在假装愤世嫉俗，这是他自己势利的一面和失望的心情，他“接着甚至可以对下诺曼底省的风景和天文评头论足，以便不告诉我们他自己的姐姐就住在距离巴尔贝克两公里的地方”。
但是勒格朗丹与人无争，选择回避，当他尴尬的时候只损害自己：“‘晚安，邻居’，他离开我们时加上了这么一句，并且带着他惯有的生硬搪塞，还回身对我们医生般地总结他的诊断：‘五十岁之前不要去巴尔贝克，即使到了那个年纪，也要视心智而定。’”
菜单（Menu）
在超过二十年间，马塞尔对日常饮食毫无想象力：两个奶油鸡蛋、一整个烤鸡翅、一叠土豆、葡萄、好几杯咖啡，并且在吃完最后一口后的九、十个小时之后喝一小杯维希矿泉水。从没有韦尔迪兰家的“慢炖细煮”，也没有盖尔芒特家的山鹑来给一成不变的饮食安排添乱。如果他对土豆的乡野熟悉感使得他在描绘拉斯普利埃晚餐时，用上了一个漂亮的比喻：“象牙扣”，那也是相当勉强的。要知道这些所谓的“象牙扣”在贝戈特的最后一餐中有着另一个名字——并且引发了贝戈特致命的消化不良。
→Cuisine nouvelle新式料理，D?ner（sans dames）（没有女宾的）晚餐
隐喻（Métaphore）
在不同的实体之间建立必然联系；拉近表面看似互相远离的事物；同时想到或者让人一起看到分布于两极、并且属于迄今为止互相排斥的范畴的形状、概念、人为伎俩：隐喻的好处就在于此。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用到的比喻里，隐喻自然要占据首席。
普鲁斯特这么写：“真相只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当作者择取两个不同的物体，定下它们的关系（……），在具有双重含义的共同特点上拉近它们，并且通过把它们合起来从中萃取其精华（……），使其从时间的偶然性中脱离出来，构成一个隐喻。”
然而，普鲁斯特（和莎士比亚一起）是文学上的隐喻巨匠。对他而言，美丽的隐喻（奇怪的是，他在福楼拜笔下没有找到一个例子……）意味着某种世界观。它是作家能“使写作风格不朽”的唯一方法。作家在重新构建现实时，调用了令人咋舌的天分，其效果足以骄傲地列出一长串。
举一个例子，普鲁斯特曾有一个精妙的隐喻，把为了做冻鸡蛋而去采购的弗朗索瓦兹比作米开朗基罗在卡拉拉采石场（Carrare）选择他用来雕刻杰作的大理石块；另一个隐喻是他把里韦贝勒咖啡馆（Rivebelle）里的圆桌比作星球，周围的侍者像卫星般旋转（“这些星宿之间互相不可避免地吸引（……）。这些星星般的桌子组成的和谐并不能阻止无数侍者不断变动。（……）他们持续的移动终究让人觅得这令人晕眩、又具有规律性的运行中的规则”）；再有一个隐喻，醉心于爱情的斯万听到凡德伊奏鸣曲中开头的小节，就好比有一位身穿“声音服饰”的女神突然出现；或者，又如夏吕斯男爵在慌乱中有失常态地口不择言愣住了，这让叙述者想到“被潘神追逐的宁芙们的惊恐万状……”。
每次都在两个不同并且互不干涉的现实之间建立起短路般的联系，直到一个画面、一次文体学上的相遇突现出来，此刻任何人都备感意外。这么一来，把此处和此时同一个不可预知的他处结合起来，普鲁斯特确保其隐喻在物理上就是他不经意的回忆在空间上的对等物。
关于他笔下人物的其中一位，他观察到“他那密切、柔和的目光落在、黏在（一位）路过的女子身上，如此关切、焦灼，就好像是一旦移开就要将她的皮肤扯下来一般”。普鲁斯特的隐喻也是一样，它们如此紧密地贴附于现实之上，如果一个恶神此时突然夺去它们语言的修饰，它们就好像要扯下那些事物的表皮来。
普鲁斯特不断地修改他的那些隐喻。他精工细作，直到它们毫无痕迹地“落下”为止，就像是（对文字）贴身打造的衣服——不要忘记他不仅把《追忆似水年华》比作一座“教堂”，还比作一条“连衣裙”。
自然倾向于制造偶然的混杂，在普鲁斯特不知不觉中让他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它（自然）难道不是艺术的开端，它让我从一个东西里知道另一个东西的美，尽管这往往是很久以后了，贡布雷的中午不是要从它的钟声中去体会，冬西埃尔（Doncières）的上午不是要在我们的水热式暖气设备中的热嗝中体会？这其中的关联可以并无多大意思，都是些不起眼的物件、糟糕的文风，但是只要没有这些，就什么都没有。”
就这一点而言，塔迪耶（Jean-Yves Tadié）是对的，他注意到和克洛岱尔相反，普鲁斯特在对自己的文本重新加工时从不加以损坏。每添上一笔都让作品更为美观。塔迪耶还提醒说普鲁斯特对《重现的时光》中的最后一个隐喻（被称之为“高跷”之喻）久耕不辍，直至完美，特此摘录，以嗜读者：
就好像人们踩在不断长高的活体高跷上，有时比钟楼还高，走起路来变得困难和危险，并且突然从上面摔下来。
→Cliché陈词滥调，échasses（et amitié）高跷（和友谊），Flaubert（Gustave）居斯塔夫·福楼拜
灵魂转世（Métempsycose）
一场没有记忆的回忆价值何在？醒来之后梦境还剩下什么？对于疯狂的爱恋是不是只要睁开双眼就能消灭其念头？怎样才能寻回那美好的时刻，当聪明才智和其思维对象融为一体，时而变成教堂、时而变成四重奏、时而又变成女子的身体或者两个君王之间的对抗？如果梦境像知识一样清晰，知识是否如梦境般不真实？为了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叙述者转向了最具启示性的：圣经、佛教、轮回、“凯尔特信仰”以及转世说都先后为这个受苦的灵魂提供了安慰，但是却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完全开释其悲伤。因为关键不在于重新寻回梦境中的人物，而是能在自己死后存活。
在沉睡的世界里，消失的“人”却让沉睡者感觉终于回到了家里，能与之相比的只有灵魂转世时抹去了先前的思想。既然一无所知，我们为什么还要存活下去呢？为什么要成为另一个人，假如自己同时不再是产生变化的那一个？如果他能满足于把自己消解在一个统一体中，如果他如此喜爱生命，以至于不再像孩子一样，留恋自己小小的生命，犹豫着要不要从大岩石上跳下，马塞尔就不会是作家；他就不会用语言的工具，就像是为了想要进入一本书而在阅读中睡着那样，去设想一种偷运或者瞬间移动的方式，用以越过清醒这道海关，达到最为柔美的梦境。他就不会像一个考古学者那样，俯身于逝去的梦境所残留的布满尘埃的遗迹上，或者又像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他儿时的化石上萃取基因并且赋予其生命。
如果他不怕死，如果他在死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忘记的时候能够不惧怕去第二次杀死生命没有给他时间去复活的东西：“在醒来时复活（……）从本质上而言应该就像是一个人寻回了忘记的名字、诗句、乐曲的叠句时那样。或许灵魂在死后复活可以被想成是一种记忆现象。”
因为沉睡世界的虚幻装饰冲淡了智力和意志不断筛选的印象之残酷，它带着所有的答案和经历，虽说它不具备让做梦者调配它们的能力。因此，只要一个人还记得他的梦境，能听到符号语言，这个被称为“睡眠”的“有益处的精神异化”就是通向现实的王道，而这个现实还有另一个名字：“文学”。
俄耳甫斯、泰坦般的夸张雄心，即在清醒与梦境之间游走而不至于迷失就是如此在葬礼时寻回了力量。从斯万（和奥黛特一起）到叙述者（和他的外祖母一起、之后和阿尔贝蒂娜），总是在梦境结束时对忘却死者的恐惧被惯常的漠然所替代。
→Postérité后世
天气（Météo）
过去那个年轻人（据我们所知）曾对他的朋友们说，当他还是少年时，一度过了一整天并忽略天气如何，他是否知道这么做他重新上演了布洛克同叙述者父亲之间的第一次邂逅？
——但是，布洛克先生，天气如何呢？下过雨吗？我不明白，晴雨表之前看着很好。
他只得到这样的回答：
——先生，我实在没法告诉您是否下过雨。我如此坚定地活在物理变化之外，以至于我的感官懒得为我留意这样的事。
布洛克走后，我的父亲对我说，——但是，我可怜的孩子，你的朋友真傻。他怎么都无法告诉我天气呢！没有比这更为有意思的话题啦！真是个蠢货。
……不，过去那个年轻人当时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情景并不让人愉悦。但是这难道不正是自然在不知不觉地模仿艺术吗？
原型（Modèle）
马塞尔从来不把他眼前或者手边的人们“描摹”下来，以创造他笔下的人物。相反，他声称需要“十把钥匙来开一把锁”，这倒也不无道理。面对“原型”，他的做法很守旧：他召来一群，然后将其碾碎、消解，以便萃取出凝胶，做成沃古贝尔、布雷奥代、斯万或者夏吕斯。带着这点储备，一个基本的普鲁斯特爱好者会坚信作者的话并引以为豪，尽管这种信誓旦旦更像是一种否定，而不是小说技巧。
就这一点而言，最令人发笑的例子，也是最令人悲伤的，是德·舍维涅伯爵夫人（Adhéaume de Chevigné）和其他几个人一样，把她显赫的族谱和她的多处脸部轮廓同奥丽娅娜·德·盖尔芒特联系起来。
的确，普鲁斯特面对这位高高在上的女子运气不佳：当他突然嗅到一位毫无疑问是萨德侯爵后人的女子，而且曾是法国王位最后一位候选人的女官，可能对他的文学作品有启发，他就早早地设法把自己介绍过去，但是徒劳无益。和科克托一样，她住在安茹路8号（他经常去拜访科克托，但是科克托猜到了这份友情背后的意图和交际因素，永不把马塞尔介绍到女邻居家）。二十多年间，作者试图引人注意，但从未成功，他一边还嫉妒着科克托（仅此一点）是伯爵夫人身边的侍从骑士——当他们两个走进英国大使馆沙龙的时候，通报者大声唱的不是“安茹伯爵及夫人”？他写信给这位幻影般的女子，送糖果给她的狗基斯（Kiss）——就是科克托可以抱的那条狗，这还让女主人担心道：“让，不要把你的米粉弄在我的狗的脸上”——，窥视着她在安茹街人行道上的侧影，仅仅为了接近她而结下毫无用处的友谊——一切都是徒劳。
之后，当《追忆似水年华》使它的作者成名，他还误以为这青涩的荣誉会为他带来方便。但是伯爵夫人同往常一样从不打开随着头几卷一起寄来的长信。更为残酷的是：她固执地拒绝阅读这部让普鲁斯特不朽的作品——一边让她的侍从骑士和孙女，就是即将出名、成为德·诺瓦耶（Marie-Laure de Noailles）的那一位为她标出关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那些段落。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怪诞吗？欧洲的文艺圈，从瑞典到荷兰，已经对普鲁斯特的天才长篇大论，而一个几乎标题式的女贵族对他视而不见……当他曾在杜布瓦街（avenue du Bois）上同她攀谈时，她把对话缩短成简短的一句“菲茨-詹姆斯在等我”——普鲁斯特用原封不动的句子在《追忆似水年华》对此进行了反驳，让这个所谓的“菲茨-詹姆斯”名垂不朽——，她还变本加厉，让她的孙女烧掉“这个惹人厌烦的马塞尔的火鸡脓包病”——结果是我们失去了几百封信。
幸运的是，马塞尔得以回击，他在自己人物原型的徽章上添上了四只家禽——就像1921年6月1日他写给德·吉什（Armand de Guiche）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她就像是一只咬不动的母鸡，我曾经把她当作天堂之鸟，但是当我想要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树下捉住她时，她只会鹦鹉一般地回答我‘菲茨-詹姆斯在等我’。我这么把她当作强壮的秃鹫，至少不使人把她当作一只老喜鹊”。
但是为时已晚。原型并不想要画家。她甚至对有人正在画她毫不理会……忘恩负义？势利？没文化的人的智慧？
德·孟德斯鸠则没有这般谨慎，他在读了该书以后，怎么也恢复不过来，其文就像一面镜子，把他永远定格了在夏吕斯上。普鲁斯特对此表现出的惊讶，单纯地令人吃惊：其实很简单，而且他也知道的，（用科克托的话来说）他只要想一想昆虫们是不读昆虫学专论的就能明白过来。
→Cocteau（Jean）科克托（让），Lièvre野兔，Oiseaux鸟，Particule élémentaire 贵族姓氏前置词
莫迪亚诺（帕特里克或马塞尔？）（Modiano［Patrick ou Marcel？］）
毫无异议的是：这是在世的作家中最为普鲁斯特的一个（他自己却不知道？）。他的融合主义（模糊+忧郁+无可挽回、逝去的童年）使他暗暗地向叙述者靠拢，甚至向马塞尔本人靠拢。
但是在莫迪亚诺这里涉及到的是无意识的普鲁斯特风格。即：为了节省文墨，用影射代替解剖刀、用简短代替冗长、用连续的渐变代替思维心理学。莫迪亚诺是《追忆似水年华》的忠实读者，即使他从来不曾看一眼自己秘密导师的著作，他也会是普鲁斯特一类的。他是此类情感联系的完美代表，这类联系是最可靠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许是因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的名字凑巧和普鲁斯特·马塞尔或者小玛德莱娜（Petite Madeleine）的名字首字母相同；又或许是因为他们两个都经常出没于蒙索街区（Monceau）的缘故，就萌发了相似的气质；或者又因为这两人都同样深受拐弯抹角的、偏袒的、固有的、藏匿的犹太文化影响，成了相隔五十年出生的孪生兄弟？更不要低估这由记忆、体察入微、飘忽不定的注意力、出神的恐慌……构成的文学基因。
然而，《多拉·布吕代》（Dora Bruder）和《凄凉别墅》（Villa triste）的作者是一位失去了《重现的时光》的普鲁斯特迷：他笔下主人公们所失去的（一位朋友、一段爱情、一张脸庞、带着笑意的轻快……），再也寻不回来。失望成了他们生命的最后音符。在他笔下，随着时光而逝去的不再有任何机会复生。
作为职业的中间人，贝尔成了这两位作家间的纽带，他也是两位的朋友。他的《审讯》（Interrogatoire）由莫迪亚诺主导，是这个家庭的精神和观念的记录。
最后要提到的人我们称其为“马塞尔·莫迪亚诺”，模糊艺术家和本能的“透纳式”艺术家，他是普鲁斯特和塞利纳的奇怪结合，后者明摆着是普鲁斯特的反面——同是两位苦干的僧侣，他们共同的命运在于对于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这使得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这在他而言，是不是一种向时代所做的退让？是一种表现自己能够进行反对自身的思考和感知的方式？幸运的是，这个谜团无法解开。
→Berl（Emmanuel）埃马纽埃尔·贝勒，Céline（Louis-Ferdinand）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全球化（Mondialisation）
在指代交易扩张、知识传播、经济互相依赖、国家-民族（état-nation）的阵缩或者是全球信息传播之前，全球化的含义更为简朴，指的是旅行的时候不再感到背井离乡。而世界村的第一个区别性标识，就是希望换个纬度就能发现新事物的人会不可避免地失望。
这种失落感不止今天才有。因为现实“给期待奶油精华的人端上一道寡味的肉汤”（正如《西拉诺》［Cyrano］中的罗克萨娜［Roxane］所言）——给只想要已经拥有的东西的人端上千味珍鲜。然而，这本书也免不了给人类似的感受，尤其是当叙述者不断地验证任何人的相同之处要大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攀上了冠有盖尔芒特之名的不可企及的高度之后”，直到定期去他们家共进晚餐，马塞尔体会到“那些广为人知的名字，像是雨果、哈尔斯（Frans Hals），哎，还有维贝尔（Vibert）在那里引发的惊讶就同一个旅行者（……）在穿过了巨型芦荟之后（……）发现了当地居民居然在看墨洛珀（Mérope）或者阿尔齐尔（Alzire）一般”。如果此处的风景也是一样的，那么要奥林匹斯山作甚？如果是为了去Zara购物，为什么要去日本呢？去盖尔芒特家那边又如何，假如他们阅读伏尔泰的方式和普通人并无二致？
但是和全球化作战并不是理解全球化（反之则成立），既然不可能走回头路、也不可能忘却，一旦隐约看见了这个世界上大人物身上沉重的平庸，面对此等不幸最好是有一颗善心，采纳这让人痛心的现代性，并且在现实中（或者在醒来的梦境所剩之灰烬中）寻找二次惊喜的原材料：“盖尔芒特夫人同其他女子一样，这对我而言先是一大失望，相应的，在这么多美酒的促使下，几乎要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期待的是不同，却落在了同类上，这在交流中并不总是输掉。
在普鲁斯特笔下，全球化是幸福的，就像阿尔贝蒂娜有一天发现从此可以“在一个下午又去圣让（Saint-Jean），又去拉斯普利埃。又去杜维尔（Douville）又去凯特奥尔姆（Quetteholme）、又去圣马尔斯-勒维厄（Saint-Mars-le-Vieux）又去圣马尔斯-勒韦蒂（Saint-Mars-le-Vêtu）、又去古尔维尔（Gourville）又去巴尔贝克-勒维厄（Balbec-le-Vieux）、又去图尔维尔（Tourville）又去费泰尔纳（Féterne），就像之前像梅泽格利兹（Méséglise）和盖尔芒特那样在隔离间里被关得严严实实的女囚，之前在一个下午同一双眼睛不可能同时见到两位，如今被一步跨七里的靴子解放出来，在我们的下午点心时间把他们的钟楼、他们的塔楼都聚在一起，就连附近的树林也急不可耐要加入到这探索中来”。和研究存在的几何学家对时间作出空间上的切分，认为时间是线性的，并且期望能进行双向旅行（比如通过去全球化）截然不同，叙述者意识到“距离不过是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关系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他把空间本身时间化，庆祝装了发动机汽车的速度，并且超前地把在同一个下午令人先后处于这里和那里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自由，比作普朗克时代（“有这么一个空间，二加二等于五，直线并非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单片眼镜（Monocles）
（弗罗贝维［Froberville］）将军的单片眼镜嵌在他上下眼皮之间的样子，就好比一块弹片点缀在他庸俗、带有刀疤的、并且得意洋洋的脸上，就像在他前额的中央弄瞎了巨人塞克洛斯［cyclope］的独眼……
（……）德·布雷奥泰先生作为节庆的标志所添加的，除了珍珠灰手套、“折叠式礼帽”、白色的领带（……），就像在显微镜下为自然历史做预备，用无穷小的眼光，还满载着亲切，对天花板之高度、佳节之美妙、节目之兴味、冷饮之质量不断微笑着。
（……）福雷斯泰勒侯爵（de Forestelle）的单片眼镜极小、没有任何边框，迫使戴着它的那只眼睛不断地痛苦抽搐，就好像一根多余的软骨，其存在毫无解释、其材质非常珍贵，它给侯爵的脸添上了忧郁的精致，并且让妇人们认为他是一个能为爱情悲伤不已的人。但是圣康代（Saint-Candé）的单片眼镜，像土星那样带着巨大的边环，是整张脸的重心，这张脸随时以此为依据进行调配，他那颤抖的红鼻子和好讽刺人的厚嘴唇试图做出一副扮相，以便配得上滚动着的精神之火，如同玻璃盘子迸发出的火星，与其吸引世界上最美的目光，他更偏爱刻意魅惑那些势利而堕落的年轻女子，让她们陷入精致的幻想；（……）德·帕朗西先生（de Palancy）在他的单片眼镜之后露出一颗鲤鱼般的大脑袋和两只圆滚滚的眼睛，在节庆中缓缓移动，时不时舒展下他那拧紧了的上颚，就像是要寻找他的方向，仿佛他所携带的只是偶然的碎片，又或是纯粹象征性的，是他鱼缸的玻璃，用部分来表现整体，好提醒斯万这个从乔托到帕多瓦（Padoue）的恶与善的大仰慕者，这个不公正的人，他连看见一丛树叶也会想起自己窝藏的森林。
蒙舒凡（初见）（Montjuvain［Première vision de］）
凡德伊的房子蒙舒凡，在一处荆棘丛生的小山丘低处，叙述者可以站在距离二楼客厅窗户五十厘米的地方而不被人发觉。
叙述者在那里观察到凡德伊小姐萨福式的嬉戏之前，他先是如同伏猎的捕食者一般慎重，见证了他不应该看到的一幕，就是凡德伊父亲在叙述者的父母到访之际，急急地把一份乐谱显而易见地放在钢琴上，然后又改变注意把它撤了，放回房间的一个角落，这很可能是他生怕“让他们以为自己高兴见他们只是为了演奏自己谱的作曲”。在现实世界中，如此反复只是揭示了一位非凡的作曲家出于谨慎伪装成谦卑的钢琴教师。
但是在文学领域，如此的谦逊则不是无辜的：很显然，一切都让人以为，那段显露出来的乐谱，继而又被藏起来的，包含了那个有名的“小乐句”，其象征着斯万对奥黛特还有叙述者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在实现作曲者愿望的同时，将其变成了一段华丽的七重奏。不要忘记，她就是那个先往凡德伊肖像上啐了一口的无名女孩，之后她亲了女友的额头，后者无法抗拒“一个对毫无防御能力的死者如此无情的人对自己如此温柔以待而产生的愉快诱惑”。于是凡德伊父亲藏起来的乐谱是他女儿的情人能领会其中珍贵的精华并且赋予荣耀的实体所在。
更有甚者：就在行动之前，女友对凡德伊女儿（她正假装懊悔）说：“你认为如果他那个丑陋的猴子，看到你站在敞开的窗边，会哭泣、会想要为你披上外套吗？”然而，所谓的“猴子”，正是叙述者，多年以后，他在《所多玛和蛾摩拉》终了，沮丧地发现阿尔贝蒂娜和凡德伊小姐熟识，而她的朋友（“噢！完全不是你所能相信的那一类女子！”）从巴尔贝克大饭店的窗户往外望去，面对日出和海景，突然幻想着这就像是“一张忧愁的网，如同反光般盖在上面”，她幻想这和在蒙舒凡的那一幕相同，但是阿尔贝蒂娜这回是那个亵渎的人，她宣称：“嗨！如果有人看到我们，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呢！我可不敢对着这个老猴子啐一口”。换言之，这个“丑陋的”猴子成了“年老的”。作曲者成了作家。死者成了年轻人，后者畏于死亡，娶了那个侮辱他的女子，就像是选择了卡律布狄斯（Charybde）而不是斯库拉（Scylla）[3]。
→Invisible et Innommée隐形者和匿名女，Loup狼，Profanation亵渎
保罗·莫朗（Morand［Paul］）
普鲁斯特和莫朗之间所缔结的友谊既让人振奋，又让人痛苦，这份友谊之传奇、不平等、伪造（尤其在莫朗这一方面），最终它又是非凡的。大师和他的知音在此间显露无遗：慷慨而洋溢，这是普鲁斯特；诽谤、不忠、利益驱动，这是莫朗，他本就如此。
在这两位文学接力者之间的赛跑是卓绝、模棱两可而又不分胜负的。排犹主义、抱负、机智、沙龙、反同性恋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样还有两人各自都未必总是允许自己有的内心的想法。这是一场复杂的伎俩，掺杂着反复和变数。苏邹公主作为评判，嫁给了莫朗，在后者的冷眼中，普鲁斯特这个犹太人并不讨厌，因为他具备天分，因此她甘愿喜爱他——如果说这样一种高贵的情感能够潜入她那颗恨恨的、精打细算的心里的话。
从《一位大使馆专员的日记》（Journal d’un attaché d’ambassade）到《无用的日记》（Journal inutile），这期间还有《夜访者》（Le Visiteur du soir），莫朗不下百次详述了他同这位患有哮喘的伟大作家的邂逅，后者既是他的榜样、又和他完全相反。
在普鲁斯特那边，疾病、孱弱的躯干、受到药物禁锢、非生命的纹丝不动，以及那些“让他的手看起来好似木头的太过紧绷的手套”……
在莫朗那边，强健的身躯、户外的空气、速度、那个“在全世界所有湖泊中泡过的人”的热情……
1914年，贝特朗·德·费纳龙建议莫朗阅读《在斯万家那边》，他认为此书“比福楼拜要好多了”。这份赞赏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传到了普鲁斯特那里，让他兴奋得夜里就突然造访莫朗。普鲁斯特这位兄长觉得他的小弟气质“颇为复杂”（见1918年信件），并且直觉感到他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当场为这个年轻人所动；莫朗呢，他马上觉出同这位怪才交往的好处，当时普鲁斯特已经像是“大白天里亮起的一盏灯……一座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声”（这是科克托所写，但是莫朗也能写出）。
不久，莫朗把他的新朋友介绍给了苏邹公主——他当然打算同她的财产结为夫妇。但是可不要有失公道：他爱他的公主，就像爱情对两块石头的意义那样。
苏邹公主，本名克里索夫洛妮（Hélène Chrissoveloni），其时她下榻于利兹酒店，那里即将上演二重奏，迅而又演变成三重奏，这正投普鲁斯独特所好——自从他有了阿尔比费拉和德·莫尔南（Louisa de Mornand）的启蒙，之后又遇上了卡亚韦（Caillavet）和普凯（Jeanne Pouquet）之后，对三角关系颇为赞赏，因为这让他能毫无风险地在一位贵妇面前表明心迹。
普鲁斯特立马展开了攻势：邀请她去普吕尼耶（Prunier）、送上冠有诗句的菊花、夜间欣赏普莱四重奏“为了听一听凯撒·弗兰克（César Franck）”……莫朗颇为得意。埃莱娜刚从离异中走出来，换换心情。普鲁斯特并不太清楚自己所要的东西——但是他尽力去取得。
这个“三角”（关系），有高潮也有低谷，一直持续到1922年，当莫朗成为卧床垂死、胡茬满面的普鲁斯特的最后一位“夜访者”的时候。
这份友谊也有遇上风暴之时：第一次源自于莫朗出版了他的合集《带拱的灯》（Lampes à arc）中有一篇《马塞尔·普鲁斯特颂歌》（Ode à Marcel Proust），那是1919年。莫朗这么写道：
普鲁斯特，您夜里这是去哪里的晚会
归来时双眼疲惫又清醒？
您经历了我们所不许的什么样的惊惧
归来时才显得如此宽厚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