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为了感谢他弟弟夏吕斯男爵对他的新情人态度可亲，盖尔芒特公爵向他表达了温和之意，就像“是为了在将来建立救赎的记忆联合，有人给了那条大摇大摆的狗一颗糖”；夏吕斯男爵自己，尽管他不喜欢科塔尔医生（男爵对他心怀感激，因为科塔尔曾接受作为他的决斗证人，不过那次决斗最后没有进行），还是拉起他的手长久地宽慰他，带着“主人轻拍自己马的嘴时的善意，并且给了马一块糖”；最后，斯万夫人更为直接地询问少年叙述者他的“那杯茶”（?cup of tea?）里面想要几块糖……
但是这三位神祇中任何一位都不及本书两位作者中一位的姊妹，当她小的时候（因此无限宽大），有时拒绝人家亲她，因为她“没有糖了”……
夏尔·斯万（Swann［Charles］）
这肯定是《追忆似水年华》中最为痛苦、最为感人、最被否定的人物……他的心理、他的嫉妒发作、他的“爱情”、他那可靠的品味、他“那一类”、他高端的人际关系和忘恩负义，他的情感或者他的“犹太区”太有普鲁斯特材料的意味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他的名字让人好奇：这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姓氏是怎样晦涩的密码？从夏尔·阿斯而来，人们习惯这么说，因为这个人冠有（德语中）“野兔”的名字，被普鲁斯特转化以后变形了，加上了一个字母“n”，变成了英语中的天鹅……的确，普鲁斯特幻觉般地以为犹太性本质上是德国的，没有办法成为“墨洛温式的”法国性，或者变成“粉色和金色的”，除非像罗特席尔德一家那样，通过英国这个除去放射性污染的过境国通过。就算如此吧……
但是还有一种假设刚刚流行起来：是关于贝涅尔一家的，普鲁斯特于1888年至1892年间在特鲁维尔（Trouville）同他们经常往来，龚古尔兄弟经常在他们的《日记》中提到此事，贝涅尔一家应当是为斯万一家提供了灵感。这在众多假设中仍是靠不住的，除非借由滑稽的路径：“swam”一词难道不是（就差那么一点）“swim”一词的过去时——意指有用，因此可以指洗浴（baignade），进而指向贝涅尔一家（Baignères）？
→Lièvre野兔，Dix points communs（entre Swann et le Narrateur）（斯万和叙述者之间的）十个共同点，Reniement否认
消失的斯万（向乔治·佩雷克致敬）（Swann disparu［en hommage à Georges Perec］）
在小说《消失》（La Disparition）里面突然闯入的平庸人物阿洛伊修斯·斯万（Aloysius Swann）是得益于谁、什么？
得益于普鲁斯特吗？
是因为适时的偶然吗？为什么不呢……
因为这里的斯万（摆出一副警察的权威架子，他的福特野马车坠落在一条不太深的沟壑之中）看上去大有质变的架势，要不然就是普鲁斯特叙述其无休无止悲伤的斯万之化身或者转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见过更为警惕的：带着一副颇为矫健的幽灵样子，斯万二号一下就制服了一只肥硕的火鸡，一只短毛狮子狗，然后是一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儿……但是要我们说的话，同真正的斯万一样（他用同样的方法剥夺了坚持的小男孩获得他“妈妈”的吻），阿洛伊修斯·斯万对着北美印第安女子所住的圆锥形帐篷里的高音排钟，敲出的声音既不刺耳，也不震耳欲聋，而是非常柔和、圆润、清脆，在储物小屋的墙壁上当当作响。我们还注意到，阿洛伊修斯·斯万执意要让没有目的的圣杯情节变得更为复杂，找到了一个精细而不弱化的词，然而这个词却没能为重要手稿添加燃料。最后要注意到的是，“妈妈”向那个哭哭啼啼的小男孩许诺过多了，给他的哀伤叙述带来一缕新鲜空气的是，阿洛伊修斯有时在《消失》一书中是那个终将把死亡和为什么结合起来的无名氏。
读者是否注意到
以上这些文字，受到
乔治·佩雷克的《消失》启发，
一个字母“e”都不带？
假如他怀疑这一点的话，
我们不雅致地向他指出这一点。
T
让-伊夫·塔迪耶（Tadié［Jean-Yves］）
普鲁斯特宗教的教皇、虔诚者、势利眼、盲目崇拜者、朝觐者、专家、饶舌者不计其数。但是如果要指定一个大祭司、一个中央银行行长、一个剩余价值模范提供者，这人毫无异议就是塔迪耶。
他的这个头衔在过去或许还有别人相争，有先驱者佩因特、谨慎者戴尔（Nathalie Mauriac Dyer）、商博良（Champollion）一般拥有二十一卷书信的科尔布，但是从此没有人敢于争夺赫赫战功所带来的优势地位：就普鲁斯特小说形式而作的一篇分析，一部宏大的自传（对作品和作者），一部全集（附录收录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草稿），更不用提那些散文、文章，等等。
自从担任了新版书信编辑以后，塔迪耶成了十足的普鲁斯特同好。去普鲁斯特书中读一读塔迪耶自己的生活叙述将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如此的亲近改变了什么？他是如何通过他的马塞尔棱镜去看待世界、他的同时代人、他的朋友们、政客们、野蛮人、记者们、出版业？他是一个智者吗？一个不适应的人？一个忧郁的人？
他在总结自己的工作时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普鲁斯特从不搞错。”
莱奥尼姑妈（Tante Léonie）
叙述者孩提时代的回忆为什么给莱奥尼姑妈那么大的位置？为什么他对于一个他并不特别喜爱的人物（莱奥尼姑妈不是他外祖母，对她的死的预期和他满足于不费力气去尊敬一个人物这么咄咄怪事更让他动容）的垂危、讨论和独白如此有兴趣？
很可能是因为这位如此虔诚的夫人，这种“全然泡在笃信之中”的怪癖，作者发誓同她毫无相似之处，她首先是年轻的马塞尔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作家，这甚至是在见到贝戈特之前。从这个角度而言，将莱奥尼姑妈和普鲁斯特本人相比并不荒唐，普鲁斯特的奄奄一息（或者他那布满了热水袋和皮袄的隐居生活）像极了年迈的虔诚者一成不变的存在。
她是不是降生自波德莱尔，这个姑妈独自低语，因为她觉得“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漂浮着，如果说话太响这东西就会移位”；她的“灵魂裂开了，当她有烦恼的时候/她想要用自己的歌声填满夜间寒冷的空气，/她的声音经常变得微弱/听上去像是被遗忘的伤员厚重的喘气声/在一片血色湖泊边上，在一堆死人之下/谁一动不动，在无限的努力之中，正在死去”？
事实就是莱奥尼姑妈什么都怕，她从不出门，因为畏惧（比病痛更甚）把她钉在了她的床榻这个“纯物质”上，她是家里唯一一个“还没有理解阅读不同于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行乐’之上”，她就是这么把自己的艺术基本知识传授给了叙述者。
因为莱奥尼姑妈，一边无聊之极，一边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把她周围细小的变动转化为事件。因此，早于埃尔斯蒂尔好多年，是她教会了叙述者以看着西斯廷壁画同样的兴趣去凝视一把芦笋；是她让他喜欢不离开床（甚至也不睁开眼睛）去猜测几点了；是她面对自己丈夫的肖像经常自言自语，让她的外甥通过加血使幽灵活起来；最后是她的死气沉沉决定了一个作家对他至细至微的感觉加以无比的重视……毫无疑问，“奥克塔夫夫人”（弗朗索瓦兹如此称呼她）对此再熟悉不过了。由此，小玛德莱娜的味道（也就是说他不由自主的回忆的第一阶段）立刻让叙述者置身于那位长卧不起的病人卧房里一事，又有什么可以让人惊讶的呢？
电话（Téléphone）
从普鲁斯特的角度看来，电话是一种特殊的刑具：当然，电话很有能耐，像是错当了《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法师，能够把心爱之人送到远在他处的情人怀中；而且，就像是圣体圣事一般，它提供了实际在场的可靠虚构。但是它也是离散了声音和脸庞的恶意技术，让亲爱的人隔着距离，把她的缺席和在场混为一谈，生出残酷地远离嘴唇和喉咙的声音。
电话和与之配套的“电话设备”是反普鲁斯特的机械，它和贡布雷那个小孩的惊骇完全构成回音。
这个机械装备还常常产生诱惑。那是和失落同谋的诡计。在奥斯曼大街的巢穴中，弗朗索瓦兹是（在阿格斯蒂内利逃走之后）唯一一个准许使用电话的人：她接听电话，传达它。马塞尔从来不接触这个有点恶魔兮兮的物件，这东西放逐我们想要接触的东西，对他而言，这东西不可救药地让人想到死亡。
因而有了他专门留给邮电局职员们那阴森森的隐喻，邮电局的神圣职责就是实现这种魔法：这些是“警惕的贞女”、是“力量强大的女子”、是“不可见的达那伊得斯（Dana?des），她们不断清空、填满、传递声音罐子”。
事实上，普鲁斯特自从1896年的那一天起就痛恨电话，那天他从母亲那里得知外祖母过世的消息：“在这一小段心碎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觉，他所有的活力都倾注于这一刻，仿佛穷尽了一生。”从此，电话和“妈妈”那“心碎的声音”结合在了一起，这个声音来自“内心，一旦沉入其中，再不能自拔”。
此外，这个没有躯体的声音还缺乏脸颊和它们所给的温柔避难所。之后围绕着“电话设备”展开的庆典仪式几乎是丧事，有罐子、命运三女神（Parques）[1]、缺席、距离和对分离的恐惧——因而是隔绝的，因为有命运三女神……
在贡布雷，为了和他母亲说话，“小狼”只能用书信——通过弗朗索瓦兹之手，她已经是传话人，却得不到回音。
弗朗索瓦兹，马塞尔的第一个电话……
“别挂断”，这个世纪初标准电话的命运三女神耳语道。她们以为说得再好不过了。
→électricité电，Eucharistie圣体，Skype Skype网络视频电话
网球（比诺大街）（Tennis［du boulevard Bineau］）
本书的两位作者中较为年长的那位一旦过了马约门，绕过俯视着环城大道的东正教小教堂，朝着讷伊桥开去，他没法在看见比诺大街的网球场时不想到他的母亲——她已经亡故，在写就本书之前的几个月她几乎要一百岁了。
对他而言，那里有某种约见，一种隐藏了含义的善意之谜，好让他搅动自己的回忆，这回忆十有八九携有这些观念组合的钥匙。
然而他的母亲从来不打网球。而且在生前也从来在这个街区一个熟人也没有，奇怪的是她仿佛在这里等他。
不过这种母亲的显现是那么顽固，那么神秘，以至于它变得格外重要。他十次从这里绕行，又回到这个不是地方的地方——这难道不是用来形容嫌疑犯无辜的表达吗？而他母亲在这十次里跳入了他的脑海，她柔和、欢乐，就像那些佑护我们的灵魂，我们把它们放回自己黑暗的地带，但是它们执意要显现，时不时要出来透口气。
是什么样的神秘联系使得巴黎的一条边界和这位亲爱的老夫人同时出现？这令人困惑，他设想了几种可能——都叫人失望。
之后，这本《私人词典》让他看清了：
马塞尔是在网球场上寻回让娜·普凯（Jeanne Pouquet）的，然后是玛丽·德·贝纳尔达基——她们两个是吉尔贝特·斯万的原型。甚至还有一张令人动容的照片，年轻的马塞尔那天心情愉快，开玩笑般地跪在让娜面前，让娜头戴某种东京式样的帽子，马塞尔模仿游吟诗人唱晨曲，一边拨拉着一只球拍装作是把吉他。他头发上涂了发蜡，非常漂亮，有点滑稽和装腔作势。一切都表明那时他还不怕春天的花粉，也不畏惧高高的铁丝网外面橡树芬芳的影子。
吉尔贝特？那是他初恋心动时的小说人物的名字。
吉尔贝特？这也是本书两位作者中一位的妈妈的名字，是他儿子祖母的名字。
三部曲（Ternaire）
就像圣伯夫和德·康布勒梅夫人那样，普鲁斯特迷恋三分段，甚至是在他给塞莱斯特的命令中也是如此：他说的是“我躺着活，谁也不接待，我在工作”；甚至是在他对哈恩的“激烈、忧郁而温柔的”爱情中。而且，在《追忆似水年华》的七卷中，他几乎到处从不省去放上三个形容词——哪怕是渐弱式——《新法兰西评论》的规范是只用一个形容词。
德·康布勒梅夫人（三段渐弱式专家）对此没有怨言，她“很高兴-幸福-满足”地接待了叙述者共进晚餐。叙述者自己并不恼火接触“宽敞、凛冽而纯净的”每个早晨。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斯万、夏吕斯、贝戈特，甚至朱皮安，都毫无疑问受到了他们创造者的影响，每下一步棋都要动三下，并且把他们的推理组织成三段式，好同亚历山大·德·孟德斯鸠（Alexandre de Montesquieu）相仿，后者的“缺点到了极致，如同美德一般。他在生气的时候可怕极了。怒火让他变得残忍”。
《重现的时光》这本书本身如此有名，他本可以省去这些阶段，但仍旧分成三段：不平的铺路石、上了浆的桌布、碰在杯子上的调羹……
普鲁斯特哪来的这种三段式冲动？
是《旧约》中的伟大神话“时日不多、分量不足、将被瓜分”（Mane，Thecel，Phares）？
还是福楼拜的“墨伽拉、迦太基、阿米卡尔”（Mégara，Carthage，Hamilcar）？
或者（假设）来自于神圣三位一体的世俗化？
泰奥多尔（Théodore）
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星系里，泰奥多尔这个人物的位置几乎是无足轻重的，然而这个现象假如用显微镜观察一番，却令人惊奇地闪闪发光。就好像一颗星星，我们不知道围绕它的光晕是它自己的能量所致还是观察者的眼睛疲劳的缘故。就像是一个可能具有决定性的秘密，一个埋藏的原因——一个死亡中的生命，消失在他身体肥沃了的腐殖土中，“以便能长出植被来，获得永恒的生命而不是遗忘”。
注意了：这里说的不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第二个泰奥多尔，这个马车夫比第一个泰奥多尔更为纤细，他唯一的价值就是，他是普特布斯男爵夫人那不可企及的贴身女仆的兄弟，这里说的是贡布雷的小泰奥多尔，是那个村妇们和笃信宗教的人们珍爱的那个坏男孩，以至于他能被饶恕同勒格朗丹共寝。他和少有见到的人物大不相同，因为那些人没有重要性，泰奥多尔这个人远非缺乏个性，他在这里那里勉强出现，以一种悄然无声的残酷方式，难以察觉地拥有了血统的价值，显出了一位祖先难以捉摸的轮廓。
首先，他有三重身份，唱经班成员、男佣和杂货商，这使得他成了贡布雷“无所不知”的代名词：就莱奥尼姑妈所知，他可以告诉弗朗索瓦兹那个同古皮夫人（Goupil）一同散步的女孩是谁；他是记忆，是启示，他用蜡烛照亮了小女孩的坟墓，人们说那个墓上曾有一盏水晶灯坠落而没有打碎，砸出一条深深的裂痕，“就像化石的痕迹一般”；是他给他的家庭带去油、咖啡，尤其是“被祝圣过的松甜面包”，其形状就像是钟楼，为叙述的蜜蜂提供了最初的交叉移位，好叫它日后用来调制隐喻的蜂蜜。
此外，仿佛是偶然一般，叙述者从泰奥多尔这个小孩身上认出了圣安德烈-代尚教堂彩绘玻璃窗上的古代人物剪影。难道不是他赋予石雕人物平民的气息，向莱奥尼姑妈传达了浅浮雕上的一位天使急着赶去昏厥的圣母身边所表示的尊重？
最后，根据所有可能性分析，就是这个泰奥多尔，在鲁森维尔（Roussainville）城堡主塔的废墟中从叙述者那里夺走了吉尔贝特的童贞，斯万的女儿说这个丑恶的家伙就是在那里同附近所有的村妇们调情，那个时候小马塞尔正在和父母散步。
叙述者将从这个微不足道的、附带的和清晰的人物那里收到一封信（信的签名者对他而言首先是陌生的），这封信淳朴、感人、有着平民的文字和迷人的语言。那是他是在《费加罗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以后收到的。
詹姆斯·蒂索（Tissot［James］）
那是在1922年6月，年轻的作家布拉奇（Paul Brach）送给普鲁斯特一幅蒂索（James Tissot）的油画仿制品，《王宫街俱乐部》（Le Cercle de la rue Royale）当时正在卢浮宫的第二帝国展览中展出。
这幅画——我们从此可以在奥赛博物馆欣赏它——描绘了十二个优雅男子在库瓦斯兰府（Coislin）的阳台上。这十二个人每人都向蒂索支付了一千法郎，蒂索是那个时代社交界的画家，他们同意用抽签的方式最后决定该画的主人——就如此照办了，受益人是奥廷格男爵。
布拉奇之所以送给普鲁斯特这么一幅仿制品，是因为这里面可以看到夏尔·阿斯，斯万的原型之一。普鲁斯特由此决定在《女囚》的手稿中加上一段，他当时正在对这本书作最后的修改，和他的习惯相反，他直接同阿斯这个人物说起话来……
……我对您了解如此之少，我当时年纪这么小，而您都快进坟墓了，您当时应当以为是一个小蠢货的人把您当作了他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而因了这部小说的缘故，人们已经重新开始谈论您，或许您因此将要继续活下去呢。如果在蒂索描绘王宫街俱乐部的阳台的画里，您在加利费（……）和圣莫里斯之间，人们如此谈论您，这是因为人们从斯万这个人物身上看到您的某些特征。
这段文字里面有意思的是，普鲁斯特搞错了：阿斯-斯万的确是在画里，但是他在画的右边，在阴影和光亮的交界处，而不是在加利费和圣莫里斯之间——这当然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阿斯作为犹太人，在这个非常封闭的小圈子里面被人接受只是相当不情愿的，画家外交般地让他置于向他订制绘画的外邦人[2]群体的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普鲁斯特当作是斯万的那个人物其实是德·波利尼亚克亲王，是普鲁斯特毫无保留地欣赏之人，他在1918年把自己的《在少女花影下》题献给了他。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塔迪耶在他的《未知的湖》［Lac inconnu］中提供了对这幅画的敏锐分析），普鲁斯特在此有一个失误，这种失误通常意味深长：他把自己的主人公和一位亲王混淆起来。而且，鉴于他在前面引文中所描写的，他通过小说的创造手段，赋予了自己让他省去不朽的开端的权力。这是文学在复仇……
为了把阿斯的还给阿斯，还需要注意的是他在《盖尔芒特家那边》里面还被提到过一次，关于一支“喇叭口形状的灰色管子”：因此这是时尚制帽者德利翁（Delion）仅仅为斯万制作的，“为了萨冈亲王，为了德·夏吕斯先生，为了德·莫代纳侯爵（de Modène），为了夏尔·阿斯”。这是唯一一处人物和他的原型同时出现的情况。
→Lièvre野兔，Swann（Charles）夏尔·斯万，Trois détails（concédés aux partisans de Sainte-Beuve）三个细节（让与圣伯夫的支持者）
书名（Titres）
在普鲁斯特传记的最后版本中，塔迪耶给出了普鲁斯特有一天在找到“追忆似水年华”这个书名以前，在一张纸上列出的一串书名。我们在此给出这些名字，不作任何评论，带着虔诚又不免微笑：“过去的钟乳石”、“在过去的日子的钟乳石面前”、“古色光泽上的倒影”、“拜访姗姗来迟的过去”、“延迟的过去”、“为时已晚的过去”、“过去的访客”、“时光的倒影”、“梦的镜子”、“过去的希望”，等等。
还要经过千般折磨，才能达到高贵而简练的似水年华与重现的时光……
可怜的“钟乳石”，可怜的“古色光泽”，在未成形的状态搁浅了……
一个天才的作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他所创作的大师之作的含义？
西红柿（Tomate）
《追忆似水年华》中唯一一次提到西红柿是那个无辜者尼西姆·贝尔纳（Nissim Bernard）的不幸经历，他是布洛克的舅舅、资助者和出气筒，他那“圈状的”胡子和他那“牛身人面”的名字终使他不构成威胁。
银行家背着大饭店的年轻猎人，同这个线条硬朗的农家男孩私会，恰巧他和自己的孪生兄弟相似地如同两个“西红柿”。不过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人而言，不幸的是这种相似不过是“外部的”。因为如果说“一号西红柿”不讨厌“对某些先生的品味屈尊”，“二号西红柿”的荣耀在于“他只为夫人们谋幸福”。
然而贝尔纳“不自知地扮演了安菲特里翁（Amphitryon）”，他每次都把一个错当成另一个，仿佛自己的眼睛被打肿了一样，他鲁莽地询问孪生兄弟中依附于女子的那个他是否愿意“今晚与他相约”。叙述者乐于相信这样的混淆原因在于尼西姆相当嫌弃西红柿这种果子，哪怕它是可以食用的：“每次当他听到身边的旅客在大饭店叫一份西红柿，他都低声和他说：‘抱歉，先生，我不认识您，但我同您说话了。我听见您要了西红柿，今天的西红柿很糟糕。我这么说是为了您好，因为对我而言是一样的，我从来不吃西红柿。’”
话虽这么说了，谁知道贝尔纳在同两个西红柿中的一个共寝之前不讨厌西红柿呢？要不是叙述者，谁会说银行家在他的情人脸上看见的是一个西红柿？这无关紧要……贝尔纳应该讨厌西红柿，因为他搞错了情人——就像盖尔芒特公爵成为反德雷福斯派是因为他没有被选上骑师俱乐部的头头，而他改变主意是因为他想要取悦一位支持重审的女子……唯一重要的是把饮食的憎恶、乃至政治观点和爱情的沮丧联系起来之后，叙述者艺术家般地联系寻找重大决定的细微成因，给人之激情画上蔬菜的轮廓，最后发现现实有时通过概念组合让人理解和描述——这就是隐喻的胎盘。
三个细节（让与圣伯夫的支持者）（Trois détails［concédés aux partisans de Sainte-Beuve］）
这是不是在假装，没有私下的算盘或者是一个人被他自己的坦率所感动而战栗，就像生气的夏吕斯享受自己声音的抑扬顿挫，本书的两位作者之一，出了名地反感圣伯夫的方法和他那个小圈子同意另一位作者（他是圣伯夫的支持者），认为在《追忆似水年华》里面有三处，我们的确可以把叙述者和普鲁斯特相比？
1.在《女囚》中，阿尔贝蒂娜醒来以后最初的几个词总是“‘我的’或者‘我亲爱的’，随后是我的这个那个教名，这就使得叙述者有了这本书作者同样的名字，成了‘我的马塞尔’、‘我亲爱的马塞尔’”。这里是谁在说话？谁建议给叙述者取一个和本书作者一样的名字？这难以决定。叙述者“马塞尔”？很奇怪。他总是说“我”。而且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知道作者的意图，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么是作者“普鲁斯特”吗？难以相信。假如是“普鲁斯特”写了这句话，他就不会使用非现实的过去时（“e?t fait”，“本可以”），也不会把“马塞尔”和“普鲁斯特”有着一样的名字这回事当作一个假设来呈现（而是当作一条信息）。简而言之，阿尔贝蒂娜对叙述者说“我亲爱的马塞尔”，还是作者乐于如此想象？是谁写了这一小段？不完全是马塞尔，也不仅仅是普鲁斯特，两个都是，是第三个人：马塞尔·普鲁斯特。
2.在《重现的时光》中，“拉里维埃”（?Larivière?）这个名字就像是虚构世界中的事实那般回响着：“在这本书中，没有哪个事实不是虚构的，没有哪个人物是‘核心的’，一切都是我根据演示需要而发明的，我应当说的是，这是对我的国家的赞美，只有弗朗索瓦兹的百万富翁亲戚才会离开他们的退休生活去帮助他们没有依靠的侄女，只有那些人是真实的，是存在的。我相信他们是谦和的，不会被触怒，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去读这本书，我无法引用那么多人的名字，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因而法国幸存了下来，我出自于天真的愉快和至深的感动，在这里写下他们真正的名字：他们名叫拉里维埃，而且这个名字是那么法国。”乍一看，一切都很简单：《追忆似水年华》的人物们是虚构人物，除了拉里维埃一家，他们无畏的精神使得他们同弗朗索瓦兹同属一本小说。但这样是说不通的。因为书里说拉里维埃一家是弗朗索瓦兹的“亲戚”！他们怎么能是“真实的人物，是存在的”，同时又和一个虚构的人物有亲戚关系呢？怎样才能如此肯定这些“百万富翁从来不会去读这本书”？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去读，除非他们自己就是属于这本书（尚）不存在的世界里的虚构人物？最后，“一切都是我发明的”，但这个“我”是谁？如果是叙述者（他自己是虚构的），他没法肯定任何人的“真实性”。如果是作者，怎么才能信他呢，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就从这段他这么写的文字而言？同理，我们不能说“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而不暗指我们说的已经是阐释了，从定义上而言，没有哪个虚构能够确保它所代表之物确实存在。
3.就在提到斯万的死和《高卢人报》（Le Gaulois）上刊登的讣告之后，该讣告的乏味证实了一个没有成就的人如何迅速被他的同辈们遗忘（“我们带着极大的遗憾得知夏尔·斯万先生昨天在巴黎自己的公馆上因为病痛的后遗症逝世。这个备受所有人欣赏的巴黎人，其选择交往的人都是可靠而忠诚的，他将为大家所怀念，不论是在艺术圈还是在文学界”……），叙述者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少有地任凭自己离题，这看似允许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同他的原型，夏尔·斯万和夏尔·阿斯混淆起来：“然而，亲爱的夏尔·斯万，我对您了解如此之少，我当时年纪这么小，而您都快进坟墓了，您当时应当以为是一个小蠢货的人把您当作了他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而因了这部小说的缘故，人们已经重新开始谈论您，或许您因此将要继续活下去呢。如果在蒂索描绘王宫街俱乐部的阳台的画里，您在加利费、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和圣莫里斯之间，人们如此谈论您，这是因为人们从斯万这个人物身上看到您的某些特征。”笔误！支持文学准确性的人大喊起来，他们据理力争说蒂索的画的确存在，但是他画的是夏尔·阿斯，而非夏尔·斯万。因此，普鲁斯特写的是“斯万”，但是他想的是“阿斯”。天才啊！互文性爱好者们为之倾倒：如果叙述者同“夏尔·斯万”说起话来（冒着让他同自己相像的风险，这是荒谬的），那是因为在书里（蒂索的画也在里面）没有给作者的位置，也没有给真实人物的位置，哪怕他是夏尔·阿斯。
这三个奇怪的时刻是哪里来的呢？那是因为作者已经精疲力竭，或许他把想象的人物和启示他们的原型弄混了？或者是因为《追忆似水年华》只能被当作一个不自知的艺术家的自传去阅读，要不就当成是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艺术家回归本身去读，是因为作者屈服于在其中注入致敬或者清算的短暂愉悦，结果旅途中的艺术家遇见了椅子里的作者，使得这本书突然（而且是暂时地）有了自传的意味？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现象，是文学的绿光，就像是一把人在下去的时候向上的梯子，或者两个维度不太可能有的相切点。
→?Je? et ?Il?“我”与“他”，Marcel马塞尔，Sésame芝麻，Tissot（James）詹姆斯·蒂索
“输送带”（?Trottoir roulant?）
这就是在马塞尔看来福楼拜的风格。人一点都不用动就可以往前。人在上面被推着、粘着、吸着、拖着，即使人想要停一下，好凝视一下人家向我们描述的风景，但是这风景因了太过速度的机器，加速流逝着，它被这不完美的叙述推着走，其过去突然堆积在一起，被碾碎，付出代价。福楼拜是一个现代旅客，他在读者的位置旅行，并且强加给读者来自地狱的火车一辆，而这对于那些想要慢慢来的挑剔的人而言并不适合。
这种风格（马塞尔痛恨它，且欣赏它……）很像是入迷者不能掌控的激情，它把入迷者拖向他未必想要去的地方。
这是在恭维吗？是真的谴责？很可能两者都是……
当普鲁斯特夫人厌倦了把马塞尔唤作“小狼”，她叫他“弗雷德里克”，这是在向《情感教育》悲壮的主人公致敬：这个绰号是一个不想要弄糟自己作品的作家所回想不起来的。
→Flaubert（Gustave）居斯塔夫·福楼拜
“水果冰激凌”（关于安娜·德·诺瓦耶）（?Tutti frutti ?［à propos d’Anna de Noailles］）
如此命名“神一般简单的、高尚地傲慢的”安娜·德·诺瓦耶是不是显得不敬？大约如此……但是纪德允许我们这么做，他是这么形容女诗人的谈话的：“德·诺瓦耶夫人讲话惊人地流利；句子在她的唇边涌上来、讲出来、混在一起；她一次说三四句。这成就了一份非常可口的思想和情感果泥，一个水果冰激凌，并伴有手势和臂膀的动作，尤其是她那望着天空的双眼。”
自从有了这个甜点的暗示以后，《晕眩》（Les éblouissements）和《无数的心》（Le C?ur innombrable）的作者（的确，这些诗句在今天的人的想象之中没有在巴雷斯和普鲁斯特那里产生的效果大）总是以一种健谈和水果的姿态在我们面前出现。这个女人比她看起来的要复杂，她不怀疑自己的才华，并且深信自然在赋予她所有的天赋之后，没有给她沉默的权利。结果，这个女人——她启发了巴雷斯《离开本根的人》（Les Déracinés）中阿斯蒂内·阿拉维安（Astiné Aravian）这个人物——一生都不停地在说话、说话、说话，而这让普鲁斯特无限欣赏。
她谈论什么呢？什么都有：她到了（迟到）、坐下来、监督那些匍匐在她脚下的侍从骑士的质量、抓住无论哪个辩论、紧紧不放一直到其他宾客精疲力竭。一丁点小事就能引发她巴洛克式的雄辩：政治、艺术、爱情、争取妇女参政的英国妇女们、东方问题、战争、猎狐、中欧文学……
普鲁斯特酷爱这个沙龙女将，她不能忍受人家对她热衷之事提出异议，他给她写过一些信，其言辞夸张达到极致，显示了他的某些天赋。他作为热忱的新手，“为她的人格而狂热”。他羡慕这个洛可可式的女人，她能娴熟地将无限——和喜剧——注入看似最为简朴的话语。此外，和女诗人一样，他经常卧床——当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会被最微小的风所惊到，据都德说，他们两个“就像两个皮衣穿得鼓鼓囊囊的拉普人（Lapons）”一般相像——，他们之间的通信（医学的、社交界的、搬弄是非的、文学的）如此丰富，使得科尔布这个忠实的人被信件淹没了。
普鲁斯特是在德·诺瓦耶那里受到了启蒙：对于词汇的陶醉、我的扩张、忧郁审美、滔滔不绝的创造力量。“常常，”他后来写道，“《晕眩》里的一点点诗句都让我想到巨柏、想到园丁照料的几厘米高的粉色槐树，在肥前国（Hizen）的瓷器小花盆里。但是和眼睛同时凝视着它们的想象，在成比例的世界中，看到它们实际的样子，也就是说是巨型树木。”
这就是“水果冰激凌”的魅力：混合了无边无际和无限、要点和轶事，它们通过淡进淡出之不可改变的规律互相连接在一起。难道这不已经是他在决定成为大作家的时候自己创作的这幅“巨型细密画”的草图？而《驳圣伯夫》的想法不是多少来自于这个古怪的女子，她一旦放弃“社会的我”，就成了轻率之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追忆似水年华》的天才作者从安菲翁[3]女王那里借鉴了许多——德·诺瓦耶出于感激礼节性地拜访了病故在床的普鲁斯特。
→Dédicaces题词，Proustifier普鲁斯特化
注解：
[1] 帕尔开是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
[2] 原文为Gentils，是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称谓。
[3] 安菲翁，宙斯之子，诗人和音乐家。
V
（夏吕斯的）真正出身（Véritable origine［de Charlus］）
据莫里斯·迪普莱所言，——迪普莱的证词总是真诚的——普鲁斯特在犹豫许久之后，在“男性卖淫的底层”找到了“夏吕斯”这个姓氏。
迪普莱告诉我们，这个名字“属于一个低级咖啡馆歌手，他还有第二份职业，难以启齿但是更有利可图”。马塞尔好几次遇见这个人，他有着“赫拉克勒斯的身躯和老女人的头”。迪普莱这个写了《私密回忆》（Souvenirs intimes）的人，乐于精准描绘丑行，但是带着说教的口吻，他补充说：“人们从来没有在一张脸上看见这么多耻辱的烙印堆在一起。”
这个真实的夏吕斯会否知道他的名字被一部大师之作所回收使用了？他占据了这个“盖尔西侯爵”的位置，本来他是要指代那个闪闪发光的帕拉梅德？这就是轶事里所没有说的。
→Onomastique专名学（人名研究），Patronymes（et toponymes）姓氏（和地名）
（前额的）椎骨（Vertèbres［du front］）
“椎骨”事件闻名遐迩、巨大无比、微不足道、延绵不绝，它依旧让文人共和国备受创伤：当然，这里说的是让普鲁斯特的小说被纪德——因此被《新法兰西评论》——正式拒绝的椎骨。
（暂且）略过塞莱斯特·阿尔巴雷的证词和她认为装有手稿的包裹从来没有被打开的依据……
同样略过那些纪德出于非文学的考量和非常圣伯夫的思维不愿意与普鲁斯特过从甚密，——他是社交界的男同性恋，是另一个埃尔芒（Abel Hermant），一个在私人公馆上能遇见的沙龙常客难道不可能连累到《新法兰西评论》当时流行的高尚精神和倒错享乐主义的氛围吗？
还剩一个激进的理由：《如今在于你》（Et nunc manet in te）的作者在翻阅普鲁斯特的手稿时，因为下面的这个句子而愤慨了：“她（莱奥尼姑妈）把她忧伤、苍白、黯淡的额头凑到我的唇边，早上的这个时候，她还没有把自己的假发戴好，额头上的椎骨就像荆棘王冠的刺尖或者《玫瑰经》的念珠那样，若隐若现。”
椎骨会在额头上？这毫无意义。谁的椎骨会长在额头上？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在同一个部位的确有太阳的光线，毕加索的某些加泰罗尼亚人物头上长了角或者穗，但是这些人头上可不会长椎骨……大祭司的裁决已下，毫不掩饰：普鲁斯特还是去那些对于隐喻的严密度不太考究的出版社让人看看或者出版……
有一些人时候认为，纪德没有对一幅强烈的画面留意是大错特错了；那里面可以看出一个风格上的冉森派，呆板而拘泥；一个天性诗意的孩子以为起皱纹的头颅顶部突出的小骨头就是在身体内部移动过来的椎骨；等等。事实上，这些辩护并不比纪德的失误要好些。无论如何，这些解释还不如那个合情合理的推测，这个推测游走四方，认为这些“椎骨”是一不留神存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印刷错误。
用“真实的”（véritables）一词来替换“椎骨”（vertèbres）吧：普鲁斯特的隐喻马上就不存在了：莱奥尼姑妈醒来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戴上她的假发，没有了假发以后就让人看见了她的“真”发——这下一切都清楚了。查看手稿也证实了这个假设：字母t在没了它的一横以后，很容易同字母i混淆，而字母l的小圈完全可以被当作是字母r的。
还剩下一个谜：普鲁斯特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纪德这事情的本来面目呢？这对他而言很容易，他可以一边普鲁斯特化，一边嘲笑这个吹毛求疵的老人，向他射出几只句法之箭……普鲁斯特是出于优雅而没有这么做吗？出于蔑视？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被拒的原因？是因为知道了以后，他猜到了难以言说的原因？因为纪德没有给他调试的时间，而是给他写了（1914年1月11日）一封道歉和忏悔的信弥补了一下自己的罪过？每个人都为这个事件找到符合自己心意的心理后记。
但是这个谜还要加上一个谜团：据塞莱斯特所言，是当时奥斯曼大街的雇员科坦（Nicolas Cottin）捆扎了寄往《新法兰西评论》的包裹。然而，科坦是相当有经验的水手，他扎的结绝非寻常，而那天他打的结是很难复制的。可是，这个包裹退回来的时候带着同样的结——这就让塞莱斯特确信没有人打开过这个包裹，更不必说有人读过这里面的手稿了。这么说言之有理，但是这让“椎骨”事件更为古怪了：纪德如果都没有浏览过上述稿件，他怎么会知道里面有这个错误呢？由此可以推断，在伽利玛出版社里有某个人——如果是纪德本人就有趣了——是打水手结的专家……
→éditeur（à propos de Jacques Rivière）出版商（关于雅克·里维埃），Gide（Le rêve de）纪德（之梦），Papillon蝴蝶
邪恶（Vice）
希施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这个柏林医生写就了关于“中间性别”（sexuelle Zwischenstufen）这个概念最为全面的科学著作，普鲁斯特的作品，尤其是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之中，提供了小说上的等同物。在诸多研究中，德国性学家致力于构建生物学上可以定义的第三种性别的存在，因此它是无辜的，并非恶习，就像同性恋不在乔托的壁画（《邪恶与美德》，Les Vices et les Vertus）之中，他可以在帕多瓦的阿里纳小教堂（Arena）里欣赏这幅画。
1921年的时候，保罗·莫朗在造访性希施菲尔德教授的学研究院时（他到那里去干什么？），得到了一大部（超过四千页）关于男同性恋的参考教材，并且把它送给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气呼呼地掂量了一下——“真是可怕，”他痛心地说，“所有谴责的诗意都消失了……邪恶成了一门精准的科学。”
事实上，普鲁斯特一直对要不要把同性恋归入邪恶之列而犹豫，假如他这么做的话，马上他又会回到不那么不道德的“倒错”概念上——也就是说，从字面上说是相反的罪恶（vice versa）。而且，在那个年代，人们管同性恋叫做“德国缺陷”——这很可能是因为奥伊伦堡诉讼案里到庭受审的人里面有某些同性恋政府成员——而普鲁斯特经常更倾向于英国，其对“医学”不那么敏感，用更多的影射，更为清教徒式的，更加契合他对于谜团的审美观念。
至于《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开头——第一次出现男女同体人，使所多玛里免于受到天火之灾的后人——他直接呼应了达尔文的《人类由来与性择》（Descendance de l’homme et la sélection sexuelle）——普鲁斯特是这本书非常仔细的读者，其中的植物学隐喻一直为他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