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地来看，这也没什么错：这位青少年到了成年人的年龄了还是不断地借用叙述者的观点，一边还表明是自己先有的这些想法。在依然还以为“我们说出来的就是我们创造的”年龄，他被自己的同龄人称为“导师”。叙述者就是忠实于此吗？可能也是因此，作者给了布洛克一份礼物：总是把他写成一个受害者？事实上，很奇怪的是：如果他让人觉得好笑，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可笑，而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布洛克是卑劣之人，但那些贬低他的人比他还要卑劣，当时上层社会的反犹太主义挽救了他——但当他自己也沉迷于反犹太主义的时候，一切就变了。
→Du bon usage（de l’antisémitisme d’Albertine）（阿尔贝蒂娜反犹主义思想的）典型运用，Haine juive de soi犹太人的自我仇视，Juda?sme犹太民族，Lièvre野兔，Maladresses笨拙，Météo天气情况
假慈悲（Bon sentiments）
假慈悲可以让愚蠢之人能够参与到他们本无法参与的谈话当中，同时，给善的道德领域增添了诙谐之感，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式：既能打断谈话又不会被别人反驳，即使跑题也无可厚非。
有一次，斯万就搞错了听众，他向叙述者的家人讲述一件跟圣西蒙[24]有关的轶事。在这个故事中，圣西蒙公爵成功阻止了粗俗的莫尔弗里耶（Maulevrier）——出于“无知或诱骗”——跟他的孩子握手，塞利娜（Céline）姑妈（“对她来说，圣西蒙的名字让她的听力没有处于完全麻醉的状态，而是被激活了”）借此反驳斯万，认为他居然欣赏这样一个人——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跟低层级的人握手：“什么？您欣赏这个吗？好吧，这下可好了！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难道说明一个人不如另一个人吗？但如果这个人，他既具有聪明才智又富有爱心胆识，那无论他是公爵还是车夫，又有什么差别呢？而您的那位圣西蒙公爵可倒好，他不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跟所有正直诚实的人握手，那他可真是教子有方呀。但事实上，这极其卑劣可恶，就这么简单。”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该怎样指出被激怒的塞利娜是没有道理的，而不被立刻看成是承认了她说的问题确实让人无法接受？面对这种情况，叙述者的外祖父感到无力，有点不悦了，他转头对他的女儿说：“对了，帮我回想一下上次你告诉我的那句诗吧，每当遇到此类情况，它总会舒缓我的心情。啊！是的：‘主啊，您让我憎恨了多少美德啊！’啊！说得多好呀！”然而，这里提到的这句诗……也是圣西蒙曾说过的，是他改用了高乃依在《庞贝之死》（Pompée）里面的诗句（“哦天呢，您让我憎恨了多少美德啊！”），通过尼农·德朗克洛丝[25]之口说出来的，特别针对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就像塞利娜姑妈一样，“就是美德本身，但自身的智慧有限”）所说的。
由于无法反驳被激怒者，我们总有办法从小说中找到对应的人物，也能从《回忆录》（Mémoires）中搜寻，人们很擅长把他们置于其中某些人的位置。
善良（Bonté）
在局部的论证过程中，普鲁斯特显得玩世不恭或者看透一切，但他最终总是将善意置于智慧之上（同样，他也把敏锐性置于想象力之上）。他一直确信：无论在艺术还是道德领域，某些作品或某些行为是“高于”其他作品或行为的。如果头脑中没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么，就根本无法理解作品或行为，也谈不上欣赏：真正的才能或天赋，是在善良中成长起来的，并最终达到顶峰。
→Amour爱，Antisémitisme（de Charlus）（夏吕斯的）反犹太主义
安德烈·布勒东（Breton［André］）
这一幕需要鲜活的想象力……
安德烈·布勒东，未来著名的超现实主义“教皇”当时尚年轻、幼稚，是小说势不两立的敌人，坚定的“达达主义者”，激进的审判者，与时刻面临死亡的敏感的普鲁斯特形成鲜明对比——普鲁斯特总是很殷勤，会献上奶油夹心甜点和香槟，向他的宾客表示敬意……
这边，安德烈贫穷、谦恭，急于把出版商雅克·里维埃给他的一点工资收进口袋——里维埃曾请他做《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校对编辑”；而另外一边，马塞尔在他阿姆林街的公寓中快冻僵了，一心只忙于修改小说的错误之处，细致辨别他所用的形容词或者再加上新的词，再润饰里面的隐喻修辞等。
两人奇特的面谈：刚刚放弃了医学学业的布勒东别无选择。他很饿，所以就要接受资产阶级的奶油夹心甜点和香槟，不管什么工作也要接受，只要收入高就行（价格：每审阅一次50法郎）。至于普鲁斯特，他严格要求布勒东用清晰响亮的声音读这第三部小说给他听，而这一部最终未能迅速传播。
他们交谈甚少——但仍然还是有一点的……布勒东当时已经颇有名气。普鲁斯特接见了他，从晚上十一点一直聊到拂晓。他们两人并不亲密。根据布勒东传记撰写者亨利·贝阿尔[26]的观点，“这些会面给布勒东留下了很好的回忆”，布勒东本来就对他所读的“诗歌经典”极为关注。后来，布勒东成为超现实主义的“教皇”，他做出了略有区别的回应（在与玛德莱娜·沙普萨尔［Madeleine Chapsal］的访谈中）：“由于《追忆似水年华》所描绘的社会阶层的关系，这部作品并不吸引我……”这相当于礼貌地表示：他并不把普鲁斯特放在眼里。这也体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即“精明的愚蠢”：这会让我们的评判仅仅依赖于一部描写某种素材的作品，而殊不知，其实作品本身正是在嘲笑和批判这一素材。
然而，也不能排除他此前是假装关注普鲁斯特和他的作品，因为有人出于嘲讽认为，“达达主义者”是在借助于奉承来达到震撼舆论的效果。相反地，其他人认为布勒东从未去过阿默兰大街，里维埃只是在《新法兰西杂志》（NRF）的一间办公室把校样交给了他。关于这一点，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在《首字花饰》（Lettrines）中的说明也算是证实了两人多次的夜晚会谈……
最后，也不是很重要了：里维埃、布勒东和伽利玛出版社的校对员们——尽管他们一遍遍的校对、再校对——最终还是漏掉了一个主要的错误：“贝戈特”（Bergotte）两次都写成了“柏格森”（Bergson），更别提第一版中“所多玛”一词中的这个不恰当的长音符了。
而最后这一点还有待商榷，因为在被普鲁斯特多次引用过的诗人维尼[27]的诗（即《参孙的愤怒》，La Colère de Samson）中，Sodome（所多玛）都被写成Sod?me。照这种情况来看，布勒东或许只是尊重经典，因为他或许对普鲁斯特有一点恶意——也可能只是一时疏忽而已——但还是学识渊博的……
而后来，普鲁斯特写信给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说：“我又标出了两百多处错误……如果我不建立一个勘误表的话，我会深感蒙羞……”关于这些错误，他一直都不能原谅加斯东、布勒东、里维埃、波朗（Paulhan）以及他们的漫不经心。他的愤怒（当然，普鲁斯特一直忍着，因为他机智而有谋略，总是后发制人……）——怀着他对《文学》杂志一贯的礼貌谦逊——是他与超现实主义领域的唯一接触。
→éditeur（à propos de Jacques Rivière）出版商（关于雅克·里维埃），Papillon蝴蝶
注解：
[1] 玛德莱娜·布朗谢（Madeleine Blanchet），她实际上是主人公弗朗索瓦的养母，并非其亲生母亲。
[2] 卡布尔位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卡瓦尔多斯省（Calvados），而“鲜花海岸”（C?te fleurie）则位于拉芒什海峡（又名英吉利海峡）边的诺曼底大区。
[3] 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在巴黎街道上被卡车撞到后，一直未能痊愈，并于一个月后身亡。
[4] 委拉斯凯兹（Vélasquez，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著名肖像画家。
[5]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获得过英勇十字勋章（Croix de guerre）。
[6] 他曾公开表示赞同“慕尼黑协议”。
[7] 贝勒于1965年发表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具有一定的自传性，其中涉及到他与几位对他影响较大的女性的故事，并另外单独讨论了他对“宽恕”的解读。
[8] 马塞兰·贝特洛（Marcellin Berthelot，1827—1907），法国著名化学家，其研究推动了物理化学的发展，此外，他还担任过法国教育与艺术部长和外交部长。1907年，他的妻子去世，而此后不久，他也突然离世，夫妻二人合葬入先贤祠。
[9] 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法国社会党领袖，1936—1937年曾担任法国总理。
[10] 即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是理性与思想的象征。
[11] 米开朗琪罗以其人物的“健美”著称。此处将弗朗索瓦丝戏称为厨房中的艺术家。
[12] 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著名法国印象派画家。绘画题材以芭蕾舞女演员、赛马等闻名。
[13] 亨利·热尔韦（Henri Gervex，1852—1929），法国画家，主要以人体画为主。
[14]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
[15] 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先驱，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6]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记者，拥护王朝复辟。
[17] 福楼拜于1867年发表的历史小说《萨朗波》（Salammb?）中的女主人公，一位迦太基女孩。
[18] 约翰尼斯·弗美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也被称为约翰尼斯·范·德梅尔（Johannes Van der Meer），17世纪著名荷兰画家。他的作品以透明的颜色、对光影的巧妙运用和人物的真实与质感而闻名，被誉为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画家。
[19] 其发音与Vers mère（趋近母亲）的发音相同。
[20] 俄狄浦斯的亲生母亲，与《乡村弃儿弗朗索瓦》中的弗朗索瓦的母亲玛德莱娜·布朗谢相对应，指向他们乱伦的婚姻。
[21] 指包法利夫人。主要是因为在文学层面上，她们的这一特性都与包法利夫人存在继承的关系。
[22] 布洛克在邀请叙述者和圣卢时曾模仿荷马的语调，并使用英雄人物及其修饰语。
[23] 福楼拜的小说《布瓦尔与贝居榭》（Bouvard et Pécuchet）中的人物，指的是自欺欺人，附庸风雅之人。
[24] 圣西蒙公爵（Saint-Simon，1675—1755），法国政治家、作家。
[25] 尼农·德朗克洛丝（Ninon de l’Enclos，1620—1705），法国著名交际花、女作家。
[26] 亨利·贝阿尔（Henri Béhar，1940— ），巴黎三大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先锋派运动、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
[27] 阿尔弗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19世纪著名浪漫派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C
粪便（Caca）
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谈论器官方面的东西没什么禁忌，他可以不带感情也毫不客气地谈论粪便，但却带着一种对特殊现象的极大兴趣，侃侃而谈——有时像是一种隐喻，有时又像是有意搞笑或制造美感。
因为粪便首先是一种气道添加剂：会（叙述者在听到夏吕斯和朱皮安（Jupien）的嬉闹之后，他也确认了这一点）“立刻让人想到清洁问题”，这种快感会“带来多大的享受，也就要产生多大的噪音”。《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那位与粪便相关的老妇，也就是“绿色金属网纱小屋”的老板娘，弗朗索瓦丝当时进去上厕所，让叙述者在那里等她。这位“老妇脸上涂着白色粉脂，头戴红棕色假发”，弗朗索瓦丝坚持认为她是一位“侯爵夫人”。从这座小屋潮湿的墙上，散发出“清凉的霉味儿”，叙述者闻到这股味道时，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快感，美妙而平静，富含持久的真实感，难以描述，却真实可感”。最终，这座小屋成为一座坟墓，它的女看管人向年轻男士们敞开“地下石墓的大门”，他们来这里上厕所，就像“狮身人面像一样”蹲在那里。
普鲁斯特笔下的粪便是神话的最高级别，也是那些自称热情友好之人的显著特征：某些原教旨主义的精神病专家会取笑穷人们的“隐忍”，因为他们很反感在吃饭时讨论粪便的话题。在此之前，维尔迪兰家的小圈子聚会时却将粪便作为谈论的话题之一。在蒙塔利维大街（rue Montalivet）的一个晚宴上，斯万询问小圈子中的一位画家：一位最近刚去世的艺术家最后的那些作品，是否并未注重画作的深意，而更加注重绘画的精湛技巧呢？然而，这位画家为了当众博人眼球，傲慢地回答他：“我曾经靠近画作去观察那是用什么画成的，我当时把鼻子都凑上去了。啊！天呢，难以置信！简直分辨不出那材料到底是胶、宝石、肥皂、铜、阳光还是粪便！”这种材质的罗列很奇怪，其中包含黏性物质、矿物质、太阳光和排泄物，在此基础上还加上了数学，因为戈达尔医生似乎在关注“铜”覆上了阳光和粪便，所以，他最后还慢半拍地插了一句：“再加一，得十二！”[1]
音乐本身有时候也跟“粪便”相关，也就是说，它也是受粪便滋养。音乐家维克多·马塞（Victor Massé）的作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维尔迪兰家族的人酷爱这位音乐家的作品，奥黛特被家人带去观看他的歌剧《克莱奥帕特拉之夜》（Une nuit de Cléopatre），而在斯万（他自己都感觉到一种“预言者的便秘”感[2]）看来，这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烂歌剧。
然而，很显然，在粪便这个话题上，没有人能与夏吕斯并驾齐驱：“至于那些叫康布尔梅德侯爵（Cambremerde）[3]或者瓦特费尔菲施侯爵（Vatefairefiche）的小贵族们，他们跟那些军队里的小兵们没什么区别”，他这样教导莫雷尔，在此之前，他还列举了十一个在法国地位显赫的大家族。“您要是去便便伯爵夫人家去尿尿，或者去尿尿男爵夫人家去便便，这都是一回事，您到时候就明白您的名声会变成什么样了，您是把屎尿布当成了卫生纸，那可是很脏的。”关于夏吕斯，除了这种令人惊骇的字词之外，还有他同样惊人的出场（“在我家，当您演奏完一首小提琴独奏曲的时候，您是否看到有人朝着您放个屁，以此作为回报……？”），相反地，他这样是为了借此来指称他同时代的那些演员：“看一看在《雏鹰》（l’Aiglon）里的萨拉·伯恩哈特[4]，什么东西呀？大便而已。再看看《俄狄浦斯》（?udipe）中的穆奈-叙利[5]呢？也是大便。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尼姆的角斗场（Arènes de N?mes）上，那最多会脸色变得有点苍白而已。”最终，当他还不愿停止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论时，此时的傲慢无礼便更进一步发展为污浊的嘲讽：“您相信吗？”他指着我对德·叙尔吉夫人（Mme de Surgis）说，“这位鲁莽的年轻人，丝毫也没顾忌到上厕所这种事情还是要掩饰一下的，他刚刚居然还问我是否去过德·圣德菲尔特夫人（Mme de Saint-Euverte）家，也就是在问我是不是拉肚子了。不管怎样，我会尽力找一个更舒适的地方去解手，而不会去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一出生她就上百岁的老女人家里，也就是说，我绝不会去她家里上厕所的。”
通过诸如此类地频繁提及某些相关的词，这种风格显著的循环往复最终去除了“大便”一词的所有道德上的隐含义，通过一种绝妙的听力错觉，“大便”又重拾其贬义，就像是影子有时会让人有体积增大之感一样，这些相关词的发音也会让人觉得是听到了“大便”一词，尽管并未真正提及该词：在布里肖和夏吕斯就巴尔扎克所展开的一场讨论中，身为巴黎大学教师的布里肖告诉男爵先生，《人间喜剧》及其作者令他不屑，其作者是“难懂晦涩文风的虔诚捍卫者”，而且还“不断地对一个波兰女人进行‘大便式的描写’”。如果我们没搞错的话：“大便式的描写”并不意味着用大便词汇进行描写，而只是指拙劣的描写（源于希腊语，意为“丑”；，意为“写”）。也或许，我们搞错了。因为关于“大便”，耳朵跟词源学一样，是很好的判断者。
礼物（Cadeau）
每个人都会有在某一天对身边的人慷慨大方的经历，就像马塞尔一样，而他的慷慨大方那么奇特，咄咄逼人，因而，大家经常会由此联想到极具原始性的印第安人交换礼物的宗教节日，他慷慨送礼物的行为就像是该节日在社交界的一种变型。所以，普鲁斯特忍不住要送各种礼物。在他身上，送礼物的行为体现出了他在表露感情上有巨大障碍（根据莱昂·皮埃尔-坎［Léon Pierre-Quint］的推测，这“源于神经问题”）。他会以字为礼，大肆地送人“普鲁斯特式”的信件和题词，这可谓一举两得，既恭维了收信人，也同时弱化了寄送人自己；他也会以钱为礼，但并不只是以通常的给小费的形式：有一次，路易·塞尔佩耶（Louis Serpeille）为他带来了戈比诺（Gobineau）的文章，主题是关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那正是他当时急需要看的，所以，他想要给塞尔佩耶500法郎，这方式几近荒唐，当然理所当然被拒绝了，但这之后，普鲁斯特立刻将钱换成了一颗镶嵌在领带别针上的钻石；保罗·莫朗（Paul Morand）曾在一天晚上诚挚地建议他去看一下医生，结果，莫朗第二天就收到了1000法郎，这可是他自己去看医生所支付费用的10倍！而科克托也很难拒绝他送的祖母绿宝石，尽管根本没有必要赠送这种礼物，但马塞尔却认为需要以此来支付那件外套，本来他以为它已经不在科克托那塞满衣物的衣橱里了。
更何况，如果拒绝了普鲁斯特的礼物，他还会生气，他会想象出别人拒绝接受的理由，还会试图找到原因，并自认为是误解或谗言造成的，最终，这都会让他更加自责。通常，普鲁斯特装作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以至于对于为他提供过哪怕一点服务的人，他都坚持要支付十倍的报酬。青年侍从、酒店服务生、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信使都一直是此类报酬的受益者。
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场景：在一个由比贝斯科家（les Bibesco）一起参加的“屋顶之牛”（B?uf sur le toit）的晚宴上，负责他们这桌的服务员收到了不计其数的小费，普鲁斯特却注意到另一个负责隔壁桌的服务员，他居然给了这个服务员非常多的小费，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服务员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忧伤：“你们不信吗？”他对比贝斯科一家人说，“看到我们给了其他服务员很多小费，他的眼神多么伤感啊。”
一直以来，普鲁斯特的亲友们都在讨论他的这种慷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获取谅解的方式吗？还是在树立威望？或者是一种博人眼球、引诱别人的小技巧？又或者是一种隐藏在谦逊这一华丽外衣之下的傲慢？
最后，具体来说，这种想要“给予”的迫切需要——是他的另一种敏感——与他自身的“无法获得”相对应。从朋友的立场出发，他的很多朋友都试图给他送个礼物，但每次都是徒劳，礼物会让他陷入无尽的痛苦折磨。在1908年，他参观了画家埃勒[6]的画室，当时他看到了《凡尔赛之秋》（L’Automne versaillais）这幅画，让他颇受触动，热泪盈眶。第二天，埃勒主动让人把这幅画送到了普鲁斯特家里，但普鲁斯特却不断地拒绝接受，这本应是一个喜剧故事，但最终却转为悲剧：《凡尔赛之秋》这幅画在埃勒（坚持送出）和普鲁斯特（坚决拒收）之间往返了好多次。最后，卡蒂斯夫人（Mme Catusse）（在现实生活中，她一直充当着普鲁斯特的外交使者的角色）介入其中，帮忙平息这争论不休的情况。她劝普鲁斯特收下这幅画，同时回送给埃勒一个价值不菲的银制的荷兰帆船模型。彼得罗·西塔提（Pietro Citati）就曾引证了这件轶事，他从中发现很明显的证据说明：对于普鲁斯特而言，“他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桥梁能够通往的深渊”。如果接收或同意接受，这就意味着他是可爱的人，大家也会因此喜欢他——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拒绝接受。然而，过度给予则源于强烈的负罪感，而他从未摆脱过这种负罪感。我们还会在以下普鲁斯特式的癖好中发现同样的思维模式：极其强烈地同情他人的痛苦（他发的吊唁函就是这种怜悯之情的证物……），同时苛求自己维持孤独、郁郁寡欢的状态——尤其是当生活、爱情或丧事令他难过悲伤的时候。
→Cocteau（Jean）让·科克托，Pourboire小费，Proustifier普鲁斯特化
康布尔梅（侯爵夫人）（Cambremer［Marquise de］）
她把悲伤（或下雨）看成是一种诚挚的真实性。在威尼斯，她很讨厌大运河，反而喜欢小街小巷……这说明康布尔梅侯爵夫人在艺术方面“从不极左”。她日常生活中的附庸风雅完全不同于她审美上的附庸风雅。她会以所谓的现代标准来评价作品，因此，她认为《佩利亚斯》（Pelléas）[7]比《帕西法尔》（Parsifal）[8]更优美，“因为在《帕西法尔》中，在极致之美的基础上，还附带某种富有旋律性的乐章的影子，既然富有旋律，所以效果差。”这就像是那些商向顾客做出如下承诺的商店一样：如果在其他地方发现价格更低的同款商品，我们承诺退换差价。侯爵夫人也是如此，她只会在比她更“前卫”的人面前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当叙述者告诉她：画家德加本人很喜欢普桑[9]，这足以让她开始反思自己对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的评价是否恰当，此前，她一直认为“他是最令人讨厌的画家”。她就像是无知之人一样，急切地想让人知道她所懂的东西，她表达自己想法会使用的不同句型，对她而言，这些句型的作用和重要性不亚于“莫奈绘画所使用的不同表现方式”。总而言之，她的言论中总有一些荒谬的观点，她不求别人同意，但却强迫别人听她侃侃而谈。这也是她跟戈达尔医生的共同点。但是，戈达尔医生所持的是不同的现代观，他的评判偏好跟伯爵夫人截然相反。伯爵夫人喜欢先锋派，而戈达尔医生认为先锋派意味着彻底迷失；伯爵夫人特别喜欢印象派，而戈达尔医生却对逝去的时代感到遗憾，他觉得以前的绘画才是一面更加精准的镜子。
但这两位——进步人士和保守者——展现了对以下问题的两种不同认知方式：对于一部作品而言，内容比表现方式更重要，意图比结果更重要。这两位艺术爱好者分别是现代艺术的狂热党和敌视党，在他们看来，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某一种理论所能表述殆尽的。
→Go?ts et couleurs品味与颜色
暗房（Camera oscura）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房间成为一种特别的崇拜对象，主要因为普鲁斯特就是在各种房间里进行创作的。墙上覆着软木的棺材或妓院，流传着隐居者传说的墓地，曾用于熏蒸疗法的充满药味的大火炉，用来治病调理的各种模具（或许里面充斥着可怕的噩梦），这些都是神圣者存在过的能触摸得到的证据，为一代又一代的普鲁斯特崇拜者们所推崇，以后还将继续被奉为圣物。
就此，我们主要清点总结了以下三个房间：首先是最容易找到的卡布尔大饭店[10]的房间，费用高出了房间的实际状况，里面的沙发材质是劣质的印花家具布，还有两扇朝向大海的破旧的窗户——马塞尔曾表示自己很讨厌这种被风吹得呼呼响的像乐器一样的窗户，也会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逃亡者”一样，那窗户似乎引诱着他要从这儿跳出去；其次是卡纳瓦雷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除了没有软木，里面的东西都是从他在阿姆林街的旧房间里回收来的，还添加了一张铜质的床、被虫蛀坏的桌布、椅子和一个已经不生火的壁炉；最后一个是奥斯曼大街的102房间——我们可以与法国工商信贷银行（CIC）的负责人员协商，获得允许后就可以进入房间参观。法国工商信贷银行成为瓦兰-贝尼埃银行（banque Varin-Bernier）[11]之后该房间的唯一所有者。
每次都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房间的装饰透露着一种修道士般的庄严朴素；家具都很破旧——里面最好的都已经被搬运到阿尔贝·勒屈齐亚妓院；布料、木质和彩色墙纸都很简陋，这让奥斯卡·王尔德在夏吕斯之前就曾大喊：“你家真是太难看啦！”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有益经验，这启示我们：想象力能更好地描绘出“一个依然光鲜屹立但早已衰败的宫殿”的奢华景象，以及圣日耳曼区的住宅的样貌——他未因现实所呈现的原貌而受到干扰。只有蹩脚的艺术家才需要亲身体验才能写出东西来：“诺亚从来没有像在方舟中那样将这个世界看得如此清晰，尽管方舟是完全封闭的，尽管当时世界沉浸在一片黑夜之中……”身处《追忆似水年华》这一巨著中的普鲁斯特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在九泉之下留给后人的建议，他也因此终获不朽——由于精神上的脆弱，我们还是希望他所处之地会比那些朴素冷清的房间更加温暖舒适。
除了这三个比较正式的房间之外，还有那个著名的“充满鸢尾花香的小房间”，就是在贡布雷的这个房间里，年少的叙述者闭门不出，整日沉浸在“看书、幻想、哭泣和快感”之中。毫无争议，这个房间就是第一个普鲁斯特的暗房：一个没有烦杂访客来打扰的地方，一个能从里面反锁的房间。事实上，暗房跟书极为相似。
→Chambre 414 414房间，Fétichisme proustien与普鲁斯特相关的拜物主义，Parisian Proust Tour巴黎普鲁斯特之旅，Wilde（Oscar）奥斯卡·王尔德
加缪（与失乐园）（Camus［et les paradis perdus］）
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记事簿（《加缪手记：第5卷》［Cahier V，1942年1月—1945年9月］）中，我们不仅发现他对普鲁斯特作品的诸多明确的参照，还发现了几句话——从中能看出加缪本人就是普鲁斯特的忠实读者，其中一句如下：“每年，少女们的花季都跃然纸上。她们只存在于一个季节。下一年，她们就会被其他的花所取代，而上一个季节，她们还只是小女孩儿。对于观看她们的人而言，她们就是每年一次的浪潮，其力量和光辉在金黄的沙滩上汹涌澎湃。”
普鲁斯特和加缪的共同之处还在于他们独特的趣味，他们都（极度地）渴望以隐喻的方式，通过字词，来抓住每种东西身上的那种不可触摸又切实可感的真实——既不让它变得枯燥乏味，也不紧捏着不放。因此，这两位真实的追求者都具备这种天赋：恰如其分地运用字词，使用不一定贴切但很具体的修饰语——通过一种不太恰当的关联——这将触手可及的意义宝藏彻底释放出来：加缪只需要说“乡村因太阳而变得黑暗”，就可以用这几个词精炼地展现出那种窒息感、在沉重阳光下的葬礼的恐惧感以及石头声背后的无限沉寂；而对于普鲁斯特来说，叙述者在听到凡德伊的奏鸣曲（sonate de Vinteuil）的时候，也只需提到一种“崇高的幸福，它既难以理解，又清晰明确”，就能用三个形容词浓缩出那种被旋律（模糊的严密性）所唤醒的全部情绪。
但两人的视角都是遥远的，保持距离，从所有难以描述之中，他们最终将其化为文字，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一段是：“一只不见踪影的鸟不知在丈量哪棵树的梢头，它千方百计地要缩短白昼的长度，用悠长的音符来探测周遭的僻静”[12]，叙述者这样讲道，“但它从僻静中得到的却只是全然一致的回响，使周围显得更加凝固、寂静，仿佛它本来力求使一瞬间更快地消逝，结果反使那一瞬间无限延长了。”而在这一点上，加缪则体现为：“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上，烈日炎炎，世界蜷缩起来，变得局限。这是一个充斥着炽热和血的牢笼。这里不会比我的身体更绵延。但是，远处传来驴的叫声，沙丘、沙漠、天空瞬间感受到了它们的距离。这距离是无垠无际的。”
从根本上来看，普鲁斯特和加缪都具备这种奇特的叙述天赋。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共同的野心：直面死亡，从而超越死亡的恐惧，将我们所处的死亡之境（强迫我们爱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变成艺术家最大的发挥园地——因为意识到死亡，这是唯一（或者说最好）的能将身处的世界视为地狱的方式，而身处现时世界的每一刻都是奇迹。
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惊讶于加缪把《追忆似水年华》看作“一部英雄式的刚强之作”了：1.顽强的创造意志；2.对于一个疾病缠身的人来说，这种创造意志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同样，我们也不会惊讶于以下现象：加缪的《沙漠》（Le Désert）中对佛洛伦萨乡村的描述（微笑也相似）很像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叙述者透过房间窗户——当时他确实想让自己干爽一些——所看到的海洋。加缪所说的是“天空的第一抹微笑”，而叙述者提到的是“没有面部表情的一抹微笑”：两者都是在描写一束光——闪烁明亮却不耀眼，都在赞美生活在每一刻的这种生活艺术——把每一刻都当作最初的第一时刻来过。
《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述者曾坦言：“真正的乐园就是我们已失去的乐园。”但这并不意味着乐园是无法企及的，它如同一个完美控制者，其光辉即为向导，或者它如同空想一般，是一种无法企及的欲望所催生的幻觉（就像尤利西斯一样，他要去听美人鱼的歌唱，但同时要想方设法地不被歌声诱惑，不能投入到美人鱼的怀抱[13]）……“真正的乐园就是我们已失去的乐园”……换句话说，乐园的丧失是真正重获乐园的前提条件。必须要通过（对童年、外祖母和爱人的）死亡和哀悼——经由文学——来战胜幸存与死亡之间的对立。无所谓失去，生命只不过是一场终会归于平静的躁动。无所谓他人之死，也没有草地上的午餐：“艺术的残酷法则就是人终有一死，”普鲁斯特这样写道，“我们自己也会在尝尽所有苦痛之后死去，尝尽苦痛，永生之草——而非遗忘之草才得以丛生。”这种通过文学方式的得救理论与加缪所崇尚的直觉——“这个世界是美的，在它之外，不存在灵魂得救”——有什么区别呢？作为《反与正》（L’Envers et l’Endroit）[14]的作者，加缪不也这样写道（在散文集《是与非之间》（Entre oui et non）的开头）：“唯一的乐园就是我们已经失去的乐园，果真如此的话，我就知道要如何称呼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温柔之物了，它如今始终萦绕着我。”他们两位谈论的关键不就在于：拯救能被拯救之人？是的，但也不全然如此。当然，加缪出色地描述了贝尔库区（Belcourt）[15]，那里尘土的气味，热尔曼先生（M. Germain）的课堂和母亲的沉默；而普鲁斯特这边，叙述者重现了贡布雷的生活，它的气味、颜色、街道、房屋、河流和母亲之吻。
然而，《追忆似水年华》所寻求的是一种感觉的永恒，而《反与正》（尤其是《第一个人》［Le Premier Homme］[16]）则是在忠于苦难（和自我）当中寻求“最有效的行为准则”。《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隐居者的作品，他的记忆一直指引着他追寻一种再现的真实之感；而加缪的作品都是顺应同时代要求的文人之作，“对世界温柔的冷漠”抵御着教条、盲目崇拜和假慈悲的侵袭。将已死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与保护人们免遭暴力，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正如纯粹的童年复现和简单的回忆童年，这两者也是有区别的。也正是因此，加缪简单地对他与普鲁斯特的写作理念进行了细微的区分：他自己的笔触比普鲁斯特的少一些怀旧，而且，在他的笔下，“真正的”乐园变成了“唯一的”乐园，也就是孤独的乐园和被埋葬的世界——其脆弱性正是价值所在。作为哲学家的加缪自问：“对于一种不应腐烂掉的真理，我能做些什么呢？它不是我能企及的，爱它也只是一种矫饰的借口罢了。”
最后，让我们还是要重回《追忆似水年华》这一主题。在维勒布勒万公路（Villeblevin）上，一辆法希维加（Facel Vega）牌的汽车撞在了一棵法国梧桐树上，加缪因这场车祸而死，这让他没能完成《第一个人》的写作，而四十年前，《追忆似水年华》中也描述了车祸后的情绪——但并没死：“过一会儿，在我回家的路上，撞车的交通事故足以让我的身体被摧毁，也足以让我的灵魂出窍，我的头脑已被迫永远地失去了所有想法：在这那一刹那，头脑焦急地保护着它颤抖的脑髓，已经没时间再将这些想法安放于书中了[17]。”
笔记本（Carnets）
1908年，马塞尔以游手好闲的姿态故意讨好斯特劳斯夫人（Mme Straus）（她跟他母亲是同龄人），机敏的斯特劳斯夫人送给他一个礼物——这启发了他作品中“盖尔芒特家的精神”，必然会成为普鲁斯特崇拜者所极力推崇的圣物之一：从柯尔比·比德尔（Kirby Beard）那里买到的四本小笔记本……她对他说：“您写吧！”——就像是那些迫不及待的女人一样，也会经常这样对他说，她们自认为那首诗或那部小说是受到了自己的启发，以为角色的名字-书名也肯定暗指自己。
然而，1908年的时候，马塞尔的母亲让娜·普鲁斯特去世已经三年了，他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现在，什么也阻挡不了他去那里……哪里呢？这一切在他心里依然很模糊的。他唯一确定的是：此后，即使他成为一个忠于自己的艺术家，他也不再会为任何人悲伤，尤其不会为她悲伤……一个女人（可能是他母亲）这样要求他。就在此时。
马塞尔虽然还没有写这部代表作，但也已经是知名作家了，他还在犹豫：是否要全心投入写《驳圣伯夫》一书？试着以福楼拜或波德莱尔的风格写一本评论集？还是写一本小说？但要写什么类型的小说呢？
普鲁斯特又买了很多笔记本，并给它们取了很特别的名字（“德国佬”、“伊斯兰拖鞋”、“维纳斯之美”……），上面布满他或潦草或从容的笔迹。甚至还加上了牛奶咖啡的污渍、肾上腺素和樟脑的痕迹。还有眼泪的痕迹。在普鲁斯特本人的命令下，这些笔记本当中的三十二本已被女管家塞莱斯特烧毁，其余的都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中的某一片段或散落某处的某一点，就足以让我们能够——也应该——双手合十真诚地向他致敬。
总体来看：最初写好的四本笔记，七十五本草稿簿，二十本誊清稿——再加上之后的十八部修改后的打字文稿，这还没包括加上诸多修改、划痕和补充的十四部校改稿。在这些普鲁斯特的圣物中，我们会听到马塞尔悸动不已的初心。数百位大学研究人员——从剑桥、东京和温哥华乃至全世界——每天都在钻研这些难以辨认的、纷繁复杂的手稿，争先恐后地从中提炼出数十篇论文或评论文章，然后，犹如永恒神秘的麦加的崇拜者们一般，开始四处歌唱赞美诗……
因为从作品写作过程中（关于作品诞生的评论）到作品完成后，针对马塞尔的评论一直都很热烈。普鲁斯特学是这样的一种追求：格外重视作品漫长的酝酿，将其视为与作品所传达的道德、审美标准同样重要。在作品身上，似乎看到了彼世转化为尘世。归根到底，这也只是评判：《追忆似水年华》难道不是在讲述流浪、转变、歧路、逃避、失败、揭露一个追寻灵魂得救之人的故事吗？
→Gallica.bnf.fr法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料网址
卡特来兰（Catleya）
这种类型的兰花（以英国植物学家威廉姆·卡特来［William Cattley］命名，这也是为什么马塞尔在写花的名字时只写一个t）是最为“书迷们”所津津乐道的陈词滥调，而他们都是些从来没有真正翻看过《追忆似水年华》的伪书迷，因为无知，必然如此。
因此，“摆弄卡特来兰”（?Faire catleya?）这一说法，成为了一种口头禅，甚至比可怜的“小玛德莱娜”更风靡——这有点像在20世纪20年代盛行一时的保罗·热拉尔迪[18]的那句“拉低了一点帽檐”——这句口头禅是唯一在不读普鲁斯特的人当中也很盛行的（普鲁斯特风格的话），流行范围可谓是全球性的，通常是他们当中那些想要搭讪、勾引女人，跟女人发生关系的人。他们在电视上看过《斯万的爱情》，还会把斯万和杰里米·艾恩斯[19]给搞混，也分不清奥黛特和奥内拉·穆蒂[20]。图像摧毁了文字。而演员列表俨然战胜了心理学和植物学。当时的服饰风格也战胜了作品的隐喻：普鲁斯特变成了电影编剧；他发明了这种口头禅，没有人明白它具体的所指……那让我们来试验一下吧：我们问一问那些使用卡特来兰这个词的人：“卡特来兰究竟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当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含糊其辞，或者有人说它指的就是《爱经》（Kamasutra）里的一种姿势。就此，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事实究竟是什么吧……
美丽可人的奥黛特最爱日式洛可可风格的装饰和卡特来兰，她将这种兰花视为姐妹，这些“不正派的花”的粉嫩（rose，是“性欲”［éros］一词经字母换位后形成的另一个词）的花瓣仿佛是从她的晨衣绸缎上剪下来的一样。卡特来兰天鹅绒般的花瓣闪着珠光，极具魅惑之毒，还有那毛茸茸的柔软的肉质、神秘的汁液和芳香的雌蕊，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代表着女性的性器官，所以，那些以卡特来兰作为装饰的人会令人不禁联想到这一点，也就无需惊讶了。这完全不同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另外一种主要的花——山楂花，它代表着青春的纯洁，始终是一丛“圣洁芬芳的”小灌木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