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出版书）》
作者：夏建丰
内容简介：
一个上海知青在江西农村十年的插队经历；白描式记录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知青回忆录：私人的词典，集体的记忆和沉思；《知青私人词典》记录了作者作为一名上海知青1969年至1979年在江西永丰县里陂上村十年的插队经历，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
该书白描式展现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既涉及插秧、割稻、榨油、碾米、抽水、砍柴、种菜、养猪、酿酒、打铁、锯板、制篾、做豆腐、造新屋、修水库等各种生产活动，又介绍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娶亲嫁女、过年过节等各样民风民俗。
该书叙事风格平实质朴。作者写的时候，不像一般的类似作品，喜欢做无谓的煽情和拔高，而是极接地气，通过对往日细节的描述，包括周遭生活生产用具的呈现，有声有色地重建那个消失了的历史场景。书中的对话生动直白，呼之欲出；一个个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跃然纸上，令人回味无穷。
这部介绍知青的词典，试图超越于个人经验，本着对人生真谛的求索、对时代风潮的同情理解，希望借由微薄之文字为正在远去的时代留下了一份翔实、真实的记忆和见证。
目录
序言一
序言二
写在前面
B（毕业）
毕业分配
初到里陂上
J（季节）
春：守秧田、摘秧栽禾和蚂蟥
夏：双抢大忙
秋：铲茶山、摘茶籽和榨茶油
冬：修水库
M（民情）
衣
食
住
行（交通）
R（日月）
1975年——谓我何求
过年过节
S（生产和生活）
赤脚和穿鞋
掮竹
铲田墈和筑田塍
碾米
抽水和捉鱼
砍柴
种菜
养猪、杀猪和杀猪宴
酿酒
做豆腐
狗的回忆
遇险
挨饿
受冷和烤火
剃头和修面
松光、火吊和救火
打铁、锯板和制篾
T（天灾）
水灾
虫害
W（问题）
交公粮和瞒产私分
“红管家”
评工分
开会
不合作、撤职和查账
械斗
报纸和广播
X（习俗）
生老病死
娶亲和嫁女
教育
Z（知青大返城）
人心思走
知青大返城
附录一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
附录二 全国的上山下乡人数
后记
谨以此留给
夏苏舒、夏达中
夏建丰 2014年5月
2013年12月，作者全家福。
序言一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我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身历者都已渐入老境。当年的环境、经历有差，后来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样，当这些老知青回望来路，难免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领悟。在某些老知青那里，那段岁月给与他们的主要是磨炼，磨炼的收获体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农村是炼狱，终成正果证明了他们本就在黑暗中闪亮的优秀品质。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里，插队是被强加于身的苦难，苦难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后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农村是地狱，进去打一个滚再出来，阴森的寒气会纠缠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两种极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过往注解当前，是人情之常。所以两端之间自然有个模糊的分界，据说，一边是标榜“青春无悔”，另一边则慨叹“不堪回首”。本书对知青历史提供了有异于前二者的视角，是其尤为可贵之处。
二十世纪的1966年到1968年，正当“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战后婴儿潮”这个说法，我是到美国后才听到的。这潮水在西方涌上了海滩，在中国则是惊涛拍岸。从1960年代初开始，初中教育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应的、但远不成比例的发展。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向何处去？升学，师资和校舍在哪里？就业，刚刚起步的工业如何容纳？海量涌入城市工商业的就业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将吞噬大量的工商业积累。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的失衡难以避免。要么是普遍贫困下的停滞，要么是有人做出牺牲。为了牺牲，需要激动人心的口号，同样少不了强制。可以质疑口号所宣称的附加价值，可以谴责强制的正当性，但口号和强制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择。在漫卷的红旗下，在喧天的锣鼓中，知青走向中国工业化的祭坛。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
这样说来，“青春无悔”和“不堪回首”岂非同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们本该是城里人。我们下乡了，小姐落难、书生蒙尘，我们为民族牺牲，我们为国家奉献。告别农村之后，混得好，我们有资格格外骄傲；混不好，我们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被耽误了。据说，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吗？知青1700万，当年中国的人口在八至十亿之间，其中约五分之四是农民。也就是说，将近有一亿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兄弟姐妹做出过跟我们同样的牺牲、同样的奉献，还要加上他们的父兄！没有人问过，他们的青春有悔无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问，恐怕他们也顾不上进行如此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还得下地，从土里刨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为工业、科技、教育、国防输血。
知识青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也许是仅见的最自恋的群体。我自己也在这个群体之中，跟本书的作者相仿，曾插队十年。回忆文章不说了，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单看文艺作品，除了诗歌、小说、绘画、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音乐，独唱的、交响的、汇演的、巡演的，从知青回城到现在就没断过。说“自恋”其实并不确切。我们是怕，怕被社会遗忘。王朝建立了，跟着打江山的会论功行赏。革命成功了，革命者会受到尊崇。我们也革过，也苦过，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早早下了岗，几乎全部人都已经退休，除了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个群体。这也难怪，知识青年毕竟没有完成正常的中学教育，而时代已经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这回是几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是谓“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很少得到城里人的平视和尊敬。
时隔将近四十年，本书作者仍然记挂着和他共同劳动、生活了十年的农民。
拨开一个个王朝的灰烬，传递文明的薪火；捱过一次次战争和饥荒，保存国家的生机；祖祖辈辈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守护民族复兴的希望；抛家舍业成群结队地走向城市，用血汗为古国的经济腾飞奠基；这就是中国农民。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你们相伴；在那条坎坷的道路上，曾与你们同行——我们终生难忘。
刘力前 2014年11月
序言二
我家开放式厨房柜台旁的小圆餐桌，是整幢房子里人气最旺的地方。就在这张小圆桌上，建丰支起他的手提电脑，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敲”出了这本初衷是要留给自己孩子们的《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
随着建丰对当年插队生活的记忆一段一段地诉诸文字，我和其他“插友”们脑海中多少尘封的思绪被一一拨开，牵出背后生动的故事；多少沉睡的场景被一一唤醒，重新鲜活地展现在眼前。
1960年代末期，我们这些在上海长大的中学生，被社会运动大潮席卷到了离家千里之外、陌生而又闭塞的小山村。万万不曾料想，在那里，我们竟然和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相遇。如今蓦然回首，就这一点而言，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一感悟发生在我离开农村，甚至是离开祖国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当年自己所浸润其中的江西农村的民俗民风和生活方式里，几乎处处有久远文明的因子存活着。例如就在不久前，研读词源时我惊喜地发现，“再”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主体[1]，居然就是村民称之为“籇（háo）”的捕鱼的竹笼（见本书此处的插图）！记得曾经好奇地跟着村民到溪流上“装籇”。如此说来，我何其有幸，曾经亲手触摸过三千多年前的文明源头！“尔牧来思，何蓑何笠。”这是《诗经》里记录的诗歌。回忆着自己在乡下曾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地沐浴在春雨中，吟诵起来便觉是亲口在与祖先遥相唱和，那横亘在我们中间的上百万日子的光阴，顿然消失了。
村民的方言里存有不少古字古音。比如称老人为“老者”、称回家为“去归”。当年，他们说话中“姊”和“弟”的奇怪发音令我十分费解。可是后来读《说文解字》，得知那些正是东汉许慎记录的读音时，我的心不由微微地颤抖了。在我认识的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中间，流传着《孙子算经》中的题目，流传着《增广贤文》里的格言，还流传着许许多多美妙动听的山歌、谜语、民间故事。村民们极少有人上过学，可是相处中他们从来不曾给过我“愚昧”、“没有文化”的感觉。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吃苦耐劳、敦厚本分、节俭卫生乃至精明狡慧，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城里现代的物质发明固然令他们感到新鲜无比，然而反过来，当地的民俗民风、生活形态和生存方式同样让我这个外来的“上海女仔”感到新鲜甚至震惊。建丰在这里记下的，正是在这贯古通今的文明里浸润了整整十年的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作所为。
在我的心目中，当年在江西农村感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所谓鲜明的“时代色彩”，都是和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建丰在书中描述了他参加整个公社的农民集中起来修筑水库的体验，而我则参加过数个县共同出劳力修筑“井冈山铁路”的“大会战”。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农民，自带工具、口粮和菜肴汇拢到离家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地方，近乎无偿地参加社会工程的建设，何尝不是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服徭役的农民无数次地为兴建大型土木工程而聚集的某种再现？甚至在今天看来显得颇有些荒谬的“集体生产”形式，抑或不是《礼记·礼运》中所表述的“天下为公”之理想数千年后的一次重新闪现，甚或是一次勇敢的实验？
然而，同样万万不曾料想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当年插队期间所遇到的这绵延了千百年的民风民俗和生活方式，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在我们的眼前，崩溃着、消失了。在村民们对日益方便、快捷和丰沃的物质生活的陶醉中，崩溃着、消失了。近几年，当我们回到当年插队的山村，满眼看到的是：便宜的塑料制品取代了各式各样的竹制品和陶瓷制品；高大的水泥楼房取代了传统的砖木住房；轻便的雨衣取代了蓑衣和斗笠。甚至连香醇美味的糯米水酒，也正在被廉价方便的啤酒所取代。十分依赖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水田里，已经少有活鱼，从甲骨文时代沿用至今的“籇”，想来也难逃寿终正寝的命运。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手工艺，在外来商业用品的冲击下奄奄一息。村民之间口说耳听的山歌、谜语和民间故事，在现代媒体的大扫荡中枯萎凋零。乡间道路上，密集的车轮痕迹盖过了脚印，隆隆的马达声响吞没了乡音……淳朴的民风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豪华在挑战节俭，怠惰在挑战勤勉，贪欲在挑战本分，张狂在挑战敬畏。
这一切迅速的、难以阻挡的变化，是喜，是忧？是福，是祸？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文明的延续是需要记忆的，将自己曾经历过的这些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应该没有错。北宋晚期张择端画下的“清明上河图”，让八百多年之后的我们仍能看到当年汴梁的风土人情。或许，建丰这本记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江西山村民俗民风的小书，多少也能帮助将来的人们了解它所折射的绵延了千百年的传统文明。
我们所住的硅谷除了高科技以外，也以终年阳光灿烂闻名。建丰写作的小圆桌上，上午常洒有几方阳光。建丰说，年纪大了，太阳晒在后背上感觉很暖和，很舒服。键盘敲击声中，那几方阳光总在悄然无声地挪移开去——时间的脚步从来不会停留。我们把《插队十年》留给随时光而来的后代，当作他们回望今天的一个标记。
马立平 2014年11月
注解：
[1] “再”字的原意，为借这种竹笼可以重复使用的功能表示“重复”。“再”字的早期甲骨文符号“”，清晰而完整地表现了籇的外形与实现重复捕鱼功能的机制。
写在前面
从1969年3月到1979年2月，我在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的里陂上村做了十年农民。最后离开时，数次问我的村民朋友：“如果人的一世有六十年，以十年来算的话，哪个十年最重要？”村民们稍一思忖，很快就有相同的答案：“是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
这时候，我就用力地顿脚，用手指着地面，感慨地说：“我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就是在这里。”
妻子立平在鹿冈乡的高坑村七年，加上读书和工作，她在江西十一年多。
我女儿自懂事起，经常听我俩唠唠叨叨，叙说那些年轻时候做农民的陈年往事。女儿上学了，会把我们的事情讲给她的老师听。几乎每个听过女儿讲述的美国老师，大多会说同样的话：“你父母的经历应该记录下来，真是太丰富太有趣了，哪像我们在美国，从学前班开始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到学校教书，我们的生活真是很平淡。”
女儿回家，把她老师的话告诉我。我对女儿淡淡一笑，心里不以为然。这些美国的老师有些矫情了，他们一帆风顺地大学毕业了，还说生活很平淡。我从小到大，若能有他们那样的生活，该有多好！
当时在中学里，我们全班有五十三个同学，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可以有五十个同学考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文化革命”过后，点来算去，只有四个同学进了正规大学的校门。
女儿自幼喜欢历史。她十岁的时候，我说到宋朝，她就问：“是赵宋还是刘宋？”平时有了机会，她常提醒我，应该把农村插队十年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历写下来。
那时中国的城市人口有一亿多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里的中学生，有一千七百万人下乡务农，这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真值得记录下来吗？只是为了不拂女儿的好意，我答应以后会“信笔由缰”地写一点回忆性的文章，题目就叫《浮生杂忆》。
女儿长大以后，在芝加哥大学修习历史，读了三个本科学位的课程，还上了一些研究生的课。她在假期里回家时，经常会询问：“爸爸，《浮生杂忆》写了没有？”“爸爸，该动笔了吧。”嘿，我当时不过随口一应，她还认真了。
有一次回中国探望母亲，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过了米寿。母亲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三个儿子，只有你这一支在美国……”
我听了以后心里一动。是啊，我这一支孤悬海外，我的子孙后代应该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何方人士，在故土都有何样情事。我作为这一支脉的“迁始祖”，应该尽自己所能，为孩子留下一些文字的资料。
记得以前看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作者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是生活在非洲西海岸的冈比亚。书中反复地指出，人生十分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
一年前，悚觉自己的记忆力加速衰退，大脑仓库里许多鲜活的记忆，正在悄然隐去，再不动手写下来，就来不及了。
及至动笔甫始，发现自己写作文的能力和水平，依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中学时代，没有什么长进。略有沮丧之余，觉得反正也就这样了，能力有限，权当是在四十年前上作文课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写作文吧。
我整理完相应的家谱和有关祖先的生平，写了几篇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进入我人生中历时十年的“江西时期”，开始里陂上村生活之“杂忆”，断断续续地写了四十来篇作文。
农村生活的第一篇作文是“修水库”，女儿阅后感觉尚可，只是结尾似乎不够好，我立即遵嘱修改了。唯恐记忆有误，又把作文传给当年插队落户的兄弟们过目。果然，我把“洋坳”误成了“羊坳”。
“插兄”们对作文的臧否各有不同，有人说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于我而言，写这些作文的初衷，是给自己孩子看的，若能有一点史料的价值，很好，吾愿足矣。
当年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像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和现今动辄几亿“农民工”进城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再过几十年，我们都已故去，那些琐碎的往事更是烟消云散了。
我辈中，对当年的上山下乡亦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拨人认为那是“蹉跎岁月”，不堪回首，也不值得回忆。另一批人觉得“青春无悔”，甚而有人在退休以后，带着在城里积攒了几十年的资源和人脉，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和当地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立平和孩子是这些作文的第一读者。立平更是批改作文的语文老师，她鼓励我把里陂上村生活杂忆的作文归拢在一起，独立印成一本小册子，至少可以让我们当年在永丰县和鹿冈乡的知识青年们共享。
有人说，记忆就像筛子，少量留在筛子里的东西，也不怎么可靠。因此，作文中的舛误，还望当事的有心人指正。
当年的知青，如今已垂垂老矣，我希望印刷时的字体能够大一点，好让我们这一辈老眼昏花的兄弟姐妹们，万一他们有兴趣的话，能够看得清楚些，不用太费眼力。
B
（毕业）
毕业分配
1968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
从1966年6月开始，我们和全国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停课闹革命”。为了“闹革命”，我们学校老师和学生一窝蜂地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以及五花八门的造反“战斗队”，批判学校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批判各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好像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是真心地要保卫毛主席，要使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
到了1967年初，“文化革命”进行了半年多，上海成立了新的政府“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造反队联合起来，学校里要“复课闹革命”。可是我们学校里的各派组织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根本没有条件“复课”，各派人马忙着“闹革命”。那情形就好像是打开了阿拉伯魔瓶的瓶塞，里面的妖魔跑出来以后，就再也回不到瓶子里去了。复课闹革命成了一句空话。
“文化革命”初期，（从左至右）建丰（作者）、建原、建新三兄弟合影，均佩戴当时流行的毛主席像章。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革命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秩序，使得原本应该毕业的学生，无法正常地毕业。可是工厂里的老工人到了退休年龄，依然要正常地退休。于是，上海的工厂里有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很多工厂希望能够尽快地招收新的工人，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建设。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学里有三个年级的初中生和三个年级的高中生，这六个年级后来统称“老三届”，我属于老三届里的“67届初中生”。
1968年5月左右，我们学校在1966年就应该毕业的66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了。5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市区的工厂，10％的同学分配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40％的同学等待以后再分配（俗称“待分配”）。
好像就在此时，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很快，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了上海所有的中学，我们学校也不例外，由“工宣队”来管理学校了。
到了1968年8月，没有人宣布我们这些1967届的学生已经毕业，但我们已经面临着“分配工作”。分配的方案是：42％的同学到上海市区的工厂，8％的同学到上海郊区的国营农场，余下50％的同学等待分配。
当时我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哥哥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他的户口在大学里。按照分配规定，像我这样的条件，可以分派到上海的工厂，至少也可以到郊区的农场去。
可是当时正处在“文化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我父亲在接受“隔离审查”，被关在铁路局机关的一个房间里，交代他个人历史上的问题。房间外面日夜有人看守着他。父亲的问题没有查清，我受到牵连，很快成了“待分配”，等待国家分配工作。
掐指算来，我从1958年9月到1966年的6月初，名义上读了八年书，中间除去一年病休（后来又跳了一级），实际上只读了七年书。
到了1968年10月左右，我们1967届学生的分配工作结束了，分派到上海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的同学陆续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
没想到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又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简单来说，毛主席要我们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农村要欢迎。”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经常要到学校里去参加政治学习，每个人都必须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可能的去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林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插队落户，安徽省淮北的亳县插队落户，江西省吉安地区的永丰县插队落户，以及贵州省的独山县插队落户。另外，不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兄弟姐妹，可以下乡到同一个地方去。农村有亲戚的，也可以去农村投亲靠友。
到黑龙江农场和云南林场去的同学，算是国家职工，每月有固定工资，还有吃饭的食堂。但是到边疆的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到黑龙江军垦农场，路上要花三天时间。到云南边疆去，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插队落户也是国家组织去的。学生以十个人左右为一组，由国家安排，插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里去，集体落户，就是“插队落户”，简称“插队”。学生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农民一样记工分来取酬，叫作“同工同酬”。
至于到农村的亲戚家里去“投亲靠友”，那是属于学生的个人行为，国家基本上不管了。
我回家向母亲请教，我应该申请去什么地方。母亲说，江西近，又是吃米的地方，你申请去江西吧。
“文化革命”中，作者的母亲在家里的走廊上。
按照学校规定，我们班级有一个去江西插队落户的名额，却有四个人报名。最后，老师说我身体弱小，决定让我去江西。我想，在父亲遭受“隔离审查”期间，自己能有这样的结果，应该是老师在暗中同情和照顾我呢。
去江西前，学校召集我们去江西的同学开会，我在会上遇见了68届乙班的崔应辉同学，定下来我去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具体分到先锋大队的哪个生产队去，得等我们到了那里，由先锋大队来决定。
接下来是注销上海户口。我凭着户口注销证明，购买了棕红色人造革皮箱一个，灰色棉毯一条，白色蚊帐一顶，米黄色搪瓷大口杯一个。我另外还买了手电筒、仿制的军用水壶、农村卫生手册等等。全部行李是一个铺盖卷和一个箱子（1989年，我把这个箱子带到美国，1993年第一次从美国回上海探亲时，箱子在上海虹桥机场粉身碎骨）。
临行前，母亲决定为我做一件短棉大衣。因为父亲的缘故，此时家里存款已经被银行“冻结”，无法取出来，我们依靠每人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来度日。家里还有布票，却已然没有余钱去购买做大衣的卡其布面料了。我看着母亲在家中的衣橱里东翻西找，先是抽出一条海虎绒毛领，又找到一段蓝色的人造棉布料。母亲抖了抖手中软绵绵的料子，说：“啐，将就点了，现在天天吃卷心菜。”
两天以后，我穿上了母亲做的棉大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面对即将远行的儿子，母亲的情意都缝在孟郊的《游子吟》里面了。几天后，我穿着这件新大衣，登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1969年3月3日上午，把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托运。下午，我到铁路局机务处的隔离室看望父亲，告诉他，明天我要出发到江西去了。我请父亲放心的同时，也请胆小的父亲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审查，一定不要胡思乱想，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说的两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我的意思，是请父亲尽量不要去抗辩。因为父亲的身边有人看管，所以其他的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了。
我看看旁边盯着我们父子俩的那个看管人员，他脸上的凶煞之气好像比以前少了一些，相对比较柔和了。也许是看见我即将下乡务农了，他生出些许的恻隐之心了吧。
3月4日午饭以后，我们到学校集合，上了一辆大客车，虹口区革命委员会的曲力主任上车来，和我们握手告别。
到了上海北站，我在站台上的人群里，找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送别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站台上的说笑声突然停止了，开始有了低低的哭泣声。哭声越来越响，很快哭声震天，就像杜甫在《兵车行》里描述的那样，“哭声直上干云霄”。母亲没有哭，她挥着手对我说：“自己多注意点。”
车厢上有毛主席语录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我走的那天，她或许是受了站台上那震天的送行哭声的影响，意识到刚刚能为家里分忧担责的儿子远走他乡了，而尚在隔离审查的丈夫命运未卜，所以她在走回家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刚强能干的母亲啊，即使当初父亲四十多岁病危的时候，我也未见你擦过眼泪，所以我至今想像不出你大哭时的模样。
父亲则告诉我，当时他没有来车站送行，但是他的“隔离室”在铁路局机关“老大楼”的六楼，靠着北站，窗子朝北，正对着车站的站台。他站在窗口看着我们的列车，伫立良久，直到我们的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消失在视野之外。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儿子走了。
作者读书的学校
初到里陂上
列车是一色的硬座，车厢里很少有人哭，倒是有不少人在车厢里走动。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我在中州路第一小学的同学吕振裕。他小学毕业后，考进虹口中学，这次去江西，分在鹿冈公社的立新大队（后为洋坳大队）。
3月5日下午，火车到了江西的樟树站，有一溜带着帆布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在等着我们。领行李，上卡车，车队向永丰县进发。我站在车厢里，身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晃动，我紧紧地抓住车上撑帆布篷的铁杠子。
天色渐渐暗了，卡车打开了头灯。
“快看快看！”不知是谁叫起来。我回身朝后望去，只见逶迤的公路上，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明亮的头灯射出的雪白光柱在夜幕中移动，路边山上的树木随着光柱时隐时现。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新奇的景象。
车队到达永丰以后，我们在县城最大的永丰饭店住了一晚。
3月6日，卡车队分几路到各个公社。到鹿冈公社的车队中，我们的车第二个停下，其他的车晃晃悠悠沿着乡村简易的土石公路继续往前开。
“先锋大队到了，下车！”我们学校带队的工宣队小李师傅跳出驾驶室，到大队负责人老高家里讨论分配方案，他们要把我们分派到各个生产队去。
有一个同学得意地自言自语：“我研究过了，在农村，越是靠近大队部的地方条件越好。”（哈哈，他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他望着围观的老俵，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俵们看着我们这些据说是上海来的陌生人，大都不说话。一个老俵迟疑了一下，说：“先锋六队……袁家村……”
“好，我就要在六队。”那个同学说。
过了一会儿，小李师傅和老高过来宣读名单，只记得我和崔应辉是分到六队的。
大家已经知道六队是比较好的地方，有很多人不同意分派方案。想分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很严肃地对农民说：“你们知道张春桥吗？他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我们上海的。”他话里的意思是让当地人不要小看我们。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张春桥是何方神圣。
一片吵嚷声中，小李师傅和老高宣布这个分配方案作废，改为自由报名。
“谁去先锋四队？”没人应声。静了片刻，崔应辉问：“四队有多远？”
“两里路左右，就在山那边。”四队来接人的张绍远队长应声答道。
崔应辉看看我：“怎么样？”
“我跟你。”我说。
崔应辉大声说：“好，我们中二乙班到四队，加上中三甲班的夏建丰一共七个人，到四队去。”我们学校是试行五年制的中学，学校里年级和班级的叫法和大多数学校不同。崔应辉是中二乙班的“头”，因为他们1968届的学生没有人分配到工厂，全部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所以每个班级到江西的名额要多一些。
“可以，不过人数少了，还要再加两个。”小李师傅说。
“我们中二甲班的两个女生过去，我们男生不要和他们在一起。”中二甲班的男生说。那时候，城里的初中学生中间“男女授受不亲”的现象十分普遍，男生和女生之间，平时基本上不说话。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跟着张绍远，向先锋四队（里陂上村）走去。身后那些还没有分配的同学，团团围住了小李师傅和老高。
我们走后，想到六队的那个同学如愿以偿，分在了六队。
而分到五队的同学立刻发现，五队离六队所在的大队部只有二百米，而且还是公社所在地，太好了。
到里陂上村“插队落户”的九个同学是：中二乙班的崔应辉、薛志民、李桂英、王君薇，中二甲班的咸钊、郭芬，另外还有薛志民的姐姐薛和平、薛志民的邻居冯金生，最后是我夏建丰。我们四个男生五个女生组成了一“户”，却又和普通的农户不同，一般称作“集体户”，也称“知青班”，崔应辉任班长。
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到了先锋四队，也就是里陂上村。
里陂上的村口有一道二尺高的木坎，我们迈过木坎进村，引来了零星的狗吠。狗们看见领头的绍远队长，就息住嘴，对我们摇摇尾巴，趴下了。几只猪在村里闲逛，时不时哼哼着用长嘴检查一下地面。三五只鸡缩在墙边，有的用爪挠一下头，有的忽然一抖擞，全身的羽毛张开，很像我母亲在上海晒台上养的鸡。
我们跟着绍远进了生产队的仓库。村民出工去了，只有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好奇地在仓库门口东张西望。多数孩子头上戴着传统的绣花虎头帽，颈上戴着银制的项圈，有的孩子头上则戴着呢子做的藏青色“解放帽”，是解放军戴的军帽样式。孩子们红扑扑的腮帮子上，明显有着黄褐色的皴皱条纹。有一个孩子死盯着我看，原来是发现了我新大衣上的海虎绒领子。他流出来的半截鼻涕正随着呼吸，一伸一缩地蠕动着。
绍远取出一挂红色的鞭炮，走到仓库门外，划一根火柴，点着了鞭炮，用传统的礼节来欢迎我们。在震耳的“叭叭”声和袅袅的青烟中，门口的那几个孩子兴奋地冲上去，紧张地搜寻着落在地上没有炸响的“哑炮”。我立刻回想起读小学以前，自己在上海的弄堂里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仓库进门的左边是两个木制的谷仓，墙边四散放着几架车谷的木制风车和一些箩筐。厅堂的中间有一些条凳，上面搁着铺板，这就是我们男生的临时住处。女生暂时住在村民家里。
箩筐
我看见几架风车上一律用毛笔写着“先锋壹队”，而箩筐上有的写着“先锋一队”，有的写着“先锋四队”，心里有些不解，便问绍远队长。绍远告诉我们，19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时候，里陂上村就是“先锋合作社”的第一队。后来成立了“鹿冈人民公社”，我们是先锋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前两年巷口大队和先锋大队合并，里陂上村便成了先锋四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写着“先锋一队”的箩筐看上去旧一些。
我又问绍远，里陂上是什么意思。还有，里陂上的“陂”字，为什么不念“皮”而是念成“逼”？
绍远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们村就叫里陂上，“陂”的意思是我们每年要在河里作陂引水。
绍远首先介绍村里的政治情况，他说，里陂上大多数人家姓张，只有两三家外姓人。没有地主富农，基本上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不过，去年从永丰县城里下放来了三家，分别是解放前的伪保长、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
绍远领我们来到一幢破旧的大房子里，介绍说，这是原来村里的祠堂，解放后在土地改革时分给了村民。现在祠堂的后厅和两边的后厢房空着，准备让你们上海佬住。
1998年，里陂上村的祠堂已是年久失修的砖屋。
我们进到准备给男生住的厢房里一看，宽不到三米，长约六米，黑乎乎的没有窗，泥土的地面。房间的一端是篱笆，篱笆的另一边是前厢房，住着村民周恩绍一家。
后厅里有人正在为我们煮饭，绍远说这是张发茂，原来也做过队长。李桂英马上说：“老队长好。”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老队长是个立场坚定的好人。从此以后，发茂就成了里陂上的女知青口中的老队长，我们男生多半叫他发茂。
晚饭后，大家感觉累了，我们男生到仓库里，在铺板上打开铺盖睡觉。我翻出带来的学生字典，在油灯下查看，发现里陂上的“陂”字，按照普通话应该念作“杯”，陂的意思是池塘。这和绍远队长说的“作陂[1]引水”有些不一样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翌日起床时，只听见崔应辉在那里大叫：“袜子，我有一只袜子不见了。”我马上想到自己昨晚压在枕头底下的袜子，连忙翻开枕头一看，袜子还在。崔应辉最后在墙角找到他那只绛红色的袜子，已经给老鼠咬破了。发茂来叫我们吃早饭，我们抱怨有老鼠，他笑着说：“家家都有老鼠，仓库里老鼠当然更多了。”啊，课本上读过“官仓老鼠大如斗”，仓库里的老鼠确实厉害。
第二天，工宣队的小李师傅来里陂上村看我们，关照我们先不要出工。他认为大队和公社对知青的安置工作不够重视，做得不好，他正在和公社交涉，还准备到县里去反映情况。我心想，不让我们出工也成为他交涉的筹码，难道是他把解放以前上海工人罢工的传统带来了？
第二天晚上，吹熄了油灯，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在黑暗中睁着眼睛，静静地等待老鼠的出现。果然没过多久，老鼠们开始在楼板上活动起来，跑来跑去，跳上跳下，像打鼓一样咚咚作响。墙角那边也有老鼠吱吱叫，有悉悉索索的响动。突然一只老鼠从我们睡觉的铺板上沙沙地穿过，我赶紧把头缩进被子，一动不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尿桶
很快我们就离开仓库，搬到祠堂里住了。这时候才知道，我们吃饭用的方桌和条凳是从张梅发家借的，睡觉的铺板是从张发茂、张梅魁和周恩绍家借的，晚上点的油灯是张梅魁家的。水桶是借的，水缸是借的，连尿桶也是从村民家里借来的。
我们还知道，根据上面的要求，生产队很快会在祠堂的厢房里开窗（没有玻璃），还会请木匠给我们打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四条长凳，给每人打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板凳（小板凳现在上海祥德路的家里）。当然还要有两只尿桶，男生和女生房间各一只。
又过了几天，工宣队小李师傅匆匆来到里陂上村，要求我们尽快出工。
他已经接到通知，这一次的任务结束了，他马上要返回上海。小李师傅说，经过交涉，永丰县按照民政部门的移民政策，给供应我们六个月的商品粮，还会有一点安家费[2]。六个月以后，就全靠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了。
小李师傅走后的第二天，我们扛着锄头上了水库工地，真正的农村生活开始了。那一天好像是1969年3月16日，应该是我隔离中的父亲发工资的日子，他不知道怎么样了。
日常生活离不开水，我们开始用水桶挑水了。我们的住处在村子的一头，而村里唯一的土井却远在村子另一头的村外。（土井在1990年代废弃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机井，用电泵来抽水。）
左：里陂上村的土井 右：挑水的水桶
我们每次挑水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整个村子，有的老俵还会伸长脖子，看看我们的桶里有多少水。
桶里的水当然不多，我们男生挑水是每次两个半桶，水多了挑不动，走路时两腿会打绞丝，水桶里的水就会晃荡，人也被带着晃起来，就更加走不稳了。女生比我们更惨，她们两个人抬大半桶水，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跌跌撞撞地前行。记得有一次两个女生抬水，好不容易到了祠堂门口，走在后面的女生涨红着脸一迈门槛，脚下一绊，水桶摔到地上，散成了块块木板，桶里的水顿时在泥地上流淌开去。
住在前厢房的周恩绍赶紧过来帮忙。他用破开的竹子穿插成圈，重新给水桶打了一上一下两个箍，水桶修好了。他说：“你们用安家费买来的水桶，打的是‘花箍’，好看但不结实，我给你们打的是‘缠箍’，没那么好看，可是比花箍结实多了。老话说‘花箍花眼前，缠箍用三年’，好看不如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