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吃白切肉。酒足肉饱之后，姜部长拎着我另外送给他的一块肉，高兴地走了。
至此，杀猪宴算是正式结束了。
酿酒
在里陂上村，最流行的饮料是稀释的糯米酒，村民一般称作水酒。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带着一身臭汗和疲乏酸软的身子从田里回来，用井水绞一把毛巾洗洗脸，擦擦身，从酒钵里舀一碗清凉的水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又解渴又提神，是多么的惬意。
到了寒冷的冬天，我们缩头缩脑地从自留地里种菜回来，先到灶口边或者火塘边烤一会儿火，然后从滚烫的酒壶里斟一碗热酒，细细地流进喉咙，暖到胃里，热气散发到全身，浑身舒坦。
毛主席好像说过，酒就是粮食。中国的绝大多数酒都是用粮食酿造出来的。
一、糯米酒
里陂上村每年有三十亩左右的水田用来种糯谷，一百斤糯谷可以碾出七十斤糙糯米。这种糙糯米主要的用途就是酿酒。
酒药
酿酒要有酒饼（酒药），卖酒饼的人串街走巷，经常会背着一包酒饼来村里兜售。花五毛钱买一包酒饼，可以做两到三次酒。
酿糯米酒并不难。
一般是在晚饭后，量出五斗糙糯米（各户人家的斗略有不同，一斗米约在五到六斤），浸泡在水里。第二天，糙糯米放入饭甑里蒸熟后，把饭甑搬到露天处，用木勺把一水桶的井水淋到蒸熟的糙糯米饭上。把酒饼揉碎了放在碗里备用。
糙糯米饭的温度降低以后，撒一些揉碎的酒饼在酒缸（村民称作酒甏）底部，然后把糙糯米饭一层一层舀入酒缸，每一层上撒些酒饼。最后轻轻拍紧抹平，中间用手指挖一个两指宽的洞，撒上剩余的酒饼，把酒缸搬到厨房，盖上锅盖，成了，只等着三到五天以后出酒，美美地享受吧。
当然，三到五天以后酿出的这缸酒究竟是甜还是酸，是香浓还是水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酒饼的好坏、糯米饭的温度、井水的质量、甚至酿酒那几天的气温高低，都会影响到酒的质量。从某种程度来说，酒的好坏就全凭天意了。
酒缸（酒甏） 锡酒壶
感谢上天的眷顾，我在里陂上村酿了那么多次糯米酒，没有一次是发酸的。
稀释前的糯米酒的原液叫作“酒浮”，浓厚的琼液上漂浮着一些瘪瘪的棕黄色的糙糯米饭粒，就像棕黄色的蚂蚁一样。“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我的确有一只红泥小炉，那是冬日农闲时用来炖猪脚用的。可为什么是绿蚁呢？后来大约是在1977年，我看到了一本介绍格律诗的书，便猜想“绿蚁”可能是为了配“红泥”，也就是“仄仄”对“平平”，如果用“黄蚁”或者“棕蚁”就不工整了。不过这只是个人的猜想。若是在不同的地方，用了不同的原料，放了不同的酒药，说不定真能在酒的原液上面浮现出“绿蚁”的。
2002年的夏天，我的弟弟建原喝过我和薛志民从鹿冈带回上海的糯米酒原液，他至今谈起来还是啧啧称奇。
糯米酒原液的数量不多，大多数村民舍不得喝。他们把糯米酒的原液舀出一部分，放在酒钵中，兑上数倍的井水，让它再发酵一天左右，过滤掉那些“黄蚁”似的酒糟，就成了可以吃的水酒。不过，这是生酒。生酒吃了可以泻火，但比较容易拉肚子。如果把生酒灌入大的锡酒壶，放进滚水中，隔水煮上一个多小时，杀死了酒里面的所有细菌，便成了熟酒。村民请客时绝对不用生水酒，一定要用熟水酒。也许熟酒比较安全，客人吃了不容易拉肚子吧。对了，村民不说喝酒，也不说饮酒，而是和吃饭一样，直白地说“吃酒”。
糯米水酒的酒精含量虽然不高，吃多了也会醉人。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鹿冈的村民家里喝完酒回里陂上村，一路上两脚发软，走路就像是踩在厚厚的棉花上。一阵清爽的夜风吹过，我的身体轻飘飘的，就像天上的神仙。脚下仿佛不再是棉花，而是白云，头上的月亮又大又白，分外清亮。
记得是1977年春天的插秧季节，我正在田里一点一点往后退，一行又一行，唰唰地栽禾。突然听见有人在叫我，是永丰县乡办的张主任来了。“小夏，快要收工了，中午在你这里喝酒。”他说罢，便蹲在田塍上抽烟，看着我栽禾。
老张是山东人，南下的解放军转业干部，他知道我这里有酒。会喝酒的人不用什么下酒的菜，老张喝了两碗酒，说道：“小夏，你爱看书，又会鼓捣柴油机，应该搞一些发明出来。”
我摇摇头，说道：“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
老张鼓励我说：“军队里著名的马克沁重机枪和后来的阿卡-47步枪，它们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自学成才的人发明的。”
老张说的也许是真的，但是我知道，发明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父亲在“文化革命”以前主持设计的自动化工业软水设备，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发明了，他星期天在家里还要加班，拉着从美国带回来的“计算尺”，进行繁复的计算。
我对老张说，设计没有那么容易。比如1961年上海重型机器厂自行设计的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报纸上说这台设备是一个电焊老师傅设计出来的。可是据我父亲说，那个老师傅的电焊技术在上海可算是一绝，那庞大的机体就是他用多块厚钢板焊接起来的。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设计工作，但是总体设计师是一位资深的工程师。
队里出工的哨子响了，老张知道我要下田栽禾，他放下酒碗，匆匆告辞了。
蒸酒
二、谷烧酒
过了几年，开始有流动的酿酒师傅来村里，他们用一般的籼稻谷来酿制烧酒，每酿一百斤稻谷，收二十元钱人工费，能出四十斤烧酒。这并不便宜，村里没有几户人家愿意酿烧酒。村民心里有数，到鹿冈商店买红薯做的烧酒，才六角钱一斤。而自己请人酿谷烧酒，工钱加上稻谷成本和柴的成本，要合到七角五分一斤。
我很想知道酿烧酒是怎么回事，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钱不是问题。我决定酿五十斤稻谷试试。
来了一个酿酒师傅，他把五十斤没有脱壳的稻谷放进锅里煮熟，取出晾开，降低温度后用酒药拌匀，装进了他带来的特制箩筐里。酿酒师傅把箩筐封好，然后对我说：“不要动这两个箩筐，十五天以后我再来。”
十五天以后的一个早上，两个酿酒师傅带来了蒸馏烧酒的用具：一口又大又深的甑和一个特殊的铁皮汽盖。师傅把甑往我那放好了水的大铁锅上一放，把箩筐里发酵好的稻谷舀进甑里，盖上汽盖，就开始烧火蒸酒。
铁皮做的汽盖和甑一般大，盖在甑上很密封。汽盖上伸出一根倒L型的铁皮管，管子的下口正对着我的酒坛，蒸馏出来的烧酒会流进酒坛里。
锅里的水还没有烧热，管子里已经有酒出来，酿酒师傅说：“这是冷汽酒，浓度最高，你可以尝一点。”
我拿碗装了一点酒，尝了一小口，顿时觉得一股强大的暖流在我身上四处扩散，几秒钟之内，我的手指尖就开始发热。“怎么样？”酿酒师傅问。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厉害的酒，起码有85度。”我一边兴奋地回答，一边用土瓷碗装酒。
那天早饭没有什么下酒菜，我喝了这一碗烈酒。
村民的俗语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之刀。”可我这碗酒下肚以后，并没有穿肠而过，而是十多分钟以后，就返回到喉咙口喷薄而出，吐了一地，而身体也随之一阵轻松。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酒后呕吐。
这时候，以村民张贤通家的狗为首，几只狗推推搡搡，呜呜地争抢着我吐出的秽物。转瞬之间，厅堂里泥土的地面上已经是干干净净，这些狗真可以称作高级清洁师。
可是到了第二天，张贤通的母亲找到我，说：“老夏，我家的狗昨天吃了你吐的酒，到现在还冇醒。”
我愣住了，最后只能说：“如果它真的死了，我加倍赔你，买一只狗四块，我赔你八块钱，就算是我买了你的狗。”今天看来，那多余的四块钱是赔偿给狗主人的精神损失费了。
以往，我们知青有时会买村民养的狗，杀了以后吃狗肉。现在这只狗如果真的死了，我想，醉死的狗，它身上的肉应该还是能吃的。
到第四天早上，张贤通的母亲告诉我，她家的狗今天早上醒了。
稻谷酿的烧酒，味道虽然比红薯烧酒要好一些，没那么割喉咙，但是喝多了以后，还是和红薯烧酒一样会上头，使人头疼脑胀，很不舒服。我还是更喜欢喝用糯米酿的酒。
请酿酒师傅酿的那二十来斤谷烧酒，我喝了好久才喝完。
在中国，以酒的酿造方法来分类，糯米酒属于“过滤酒”，喝酒时要把酒糟过滤掉。直到今天，到超市里去购买黄酒的时候，某些瓶装的黄酒（糯米酒）放久了，在酒瓶的底部，还是会有沉淀物。各种烧酒（白酒）是“蒸馏酒”，由酒蒸汽上升以后冷凝而成，所以酒瓶底部不会有沉淀物。
三、鹿冈酒
到了美国以后，分外想念里陂上村的糯米酒，便在回国的时候，顺便从上海买些酒药捎带到美国来。这种酒药做出来的是甜酒酿，太甜了，根本称不上是酒。过了几年，旧金山湾区中国人开办的超市渐渐多了，我们在超市里找到一种酒药，酿出来的糯米酒有点像了，但还是甜了一些，不是里陂上糯米酒的味道。
直到2013年的夏天，我们搭乘陆禹平开的轿车再次回到鹿冈。马立平到她插队的高坑村，在原来住过的老俵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她特地托人买了鹿冈的酒药，从高坑这个边远的小山村一路带到美国。
马立平在家里用两个同样大小的陶瓷闷烧锅，同时酿了两锅糯米酒，一锅用美国买到的酒药，另一锅用鹿冈买来的酒药。用鹿冈酒药酿酒，出酒量比较多。我们把用鹿冈酒药酿出来的生酒煮熟定型，成为熟酒，名字呢？姑且称作“鹿冈酒”好了。味道呢？当然是鹿冈和里陂上的糯米酒的味道，久违了。
凡家中有客人来小聚，郑重捧出鹿冈酒来，请客人品尝。他们从未饮过这种酒，无不惊呼同样的一个字“好！”
做豆腐
豆腐是中国人的美味食品，全国各地豆腐制品的种类之多，堪比西方人琳琅满目的奶酪制品。
上海本地生产很多豆制品。菜场里有卖老豆腐、嫩豆腐、油豆腐、臭豆腐、厚百叶、薄百叶和素鸡，这些是用黄豆做的。粉丝是用绿豆做的。素面筋、油面筋和烤麸虽然归在菜场豆制品的行列里，它们其实是用面粉做的。
过去在上海买早点的时候，早点铺子里的豆制品通常有淡豆浆、甜豆浆和咸豆浆，现在多数店铺又增加了豆腐花。
此外，在上海还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包括各种豆腐制品。
但是里陂上村民做的豆腐制品只有三种：豆腐、泡豆腐、霉豆腐。泡豆腐和霉豆腐都是用豆腐做的，是豆腐的衍生产品。我们知青要吃豆腐么？当然要自己动手来做，每年在农闲的时候做上那么一二次。
2014年，作者当年用过的石磨。
一、做豆腐
做豆腐最费时间的是磨黄豆。先量一斗（约五到六斤）黄豆，浸泡一夜。
磨黄豆时，左手用小勺每次舀六到七粒黄豆，连水一起倒入石磨上面加料的眼中。右手均匀转动石磨，每两圈加一次黄豆。这个过程大约要三小时，做成一大木桶带渣的生豆浆。
接下来是过滤豆浆。大铁锅的上方吊好十字形的木制“摇架”，把一大块江西特产夏布做成的方形“摇巾”的四个角，分别扎在摇架的四个头上，然后用大木勺把大木桶里的生豆浆舀到摇巾里。一边舀，一边依次上下摇动摇架的四个头，雪白的豆浆便透过摇巾的不同部位流进锅里。留在摇巾里的豆渣是喂猪的上等饲料。
做豆腐用的木桶、箱架和盖板、摇架。
摇巾里的豆渣有数十斤重。有一次，摇巾没有扎牢在摇架上。摇巾里的豆渣越来越重，摇巾的一个角突然从摇架上崩落，豆渣瞬间掉进锅中。
我本能地想逃开，尽力一蹦，滚热的豆浆还是溅了我一身。豆浆过滤失败了，我只能在打扫擦拭干净以后，从头再来。
用摇巾来过滤豆浆
滤掉了渣的豆浆在锅里烧开后，舀进洗净的大木桶里。我们另外舀一些滚烫的豆浆出来喝，马上发现比上海的豆浆味道更香醇。上海的豆浆喝到最后，碗底不时会有一层细细的豆粉似的渣，可能是过滤的不够细吧，口感没有那么好。
现在我们在美国，经常用豆浆机在家里做豆浆和豆腐花，口感总是不如在里陂上村做的那么好。我琢磨了一段时间，觉得是豆浆机提供的不锈钢滤网太粗，豆渣混进了豆浆里。于是我找来细一些的滤网。可是光靠豆浆机的那么一点点的带渣豆浆的自重来过滤，压强太小，豆浆下不去。如果有母亲使用的绞馅袋，说不定能起作用，可是手头没有。我突然想到在里陂上做豆腐时过滤用的摇巾，何不拿块一般的棉布来试一试？马立平用这个办法一试，果然成功，从此我们可以享受极品的咸豆浆和豆腐花了。
当年在里陂上，有个别的村民学着我们，在做豆腐的时候试着喝一点豆浆，然后告诉我们，豆浆不好喝，比豆腐差远了。
我们给豆浆“点卤”用的是石膏。把石膏水缓慢倒入大木桶，一边倒一边用锅铲搅拌豆浆，看着豆浆一点点凝结起来了，我们也赶紧轻轻地舀一些出来，做成鲜美的豆腐花。
最后，在木制的豆腐箱架里铺上已经洗干净的摇巾，把豆腐花舀进箱架，然后拉起摇巾的四角覆盖好，加上豆腐箱架的盖板，再用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上扇压住。
豆腐箱架 用石磨压住豆腐箱架的盖板
豆腐箱架是个二尺见方，高约四寸的木盒子。在木盒里面的底部的横竖两个方向上，各自均匀地刻着七条凹槽，把底部分成了六十四个方格。每条凹槽的两端和木盒外面相通，有穿过盒壁的流水通道，豆腐花里的水分在重物的压榨下，会沿着凹槽流出去。豆腐箱架的盖板比木盒的内尺寸略小一些，可以在木盒里上下自由移动。随着箱架里的豆腐越压越紧，盖板往下慢慢移动，最后做成的豆腐约有一寸半厚。
一个小时以后，豆腐做好了。移走石磨，拿出压板，打开摇巾，露出了雪白的豆腐。再把压板盖在豆腐上，用力把豆腐箱架和盖板一起翻转过来，然后小心地提起箱架，取走摇巾，原来的凹槽就凸显在豆腐上，成了凸棱。用刀沿着凸棱把豆腐割成六十四块，这一板热乎乎的豆腐就可以享用了。
六十四块豆腐不可能一下吃完，过几天就会发酸、发馊、腐坏，必须要做成泡豆腐和霉豆腐。泡豆腐大约一个星期才会坏，霉豆腐可以半年不坏。
二、泡豆腐
泡豆腐其实是上海的油豆腐。
把做好的一块豆腐再切成三十二个小方块，放进烧滚的油里氽，豆腐块迅速膨胀，上浮到油面上。再翻动几下，等到豆腐块的表面色泽金黄，就捞出来。满满一竹篮胖鼓鼓的泡豆腐，在上海哪有这种光景？上海的豆制品是凭票供应，每人每十天可以购买六分钱的豆制品。嫩豆腐八分钱一块，你买六分钱，营业员就切四分之三块豆腐给你。
我们满心喜悦地抢着吃刚出锅的泡豆腐，烫得我们咧着嘴，一边拼命往下咽，一边咝咝地直吸气。
可是我们第一次做的泡豆腐很奇怪，它一边自然冷却，一边自然缩小，等到完全冷了，泡豆腐又回复到没有油氽以前的大小，赶紧再尝一个，可惜已经没有刚泡出来那么香软可口了。
村民周恩绍过来看见了，告诉我们，这是石膏卤水放得太多的缘故。
卤水放得太少，就怕豆浆凝结不成豆腐。现在放多了，做泡豆腐又不成功。不过，再成功的泡豆腐放久了也会坏，我们这几天就赶紧吃这些不成功的泡豆腐吧，总比以前用盐水拌饭要好多了。
三、霉豆腐
霉豆腐非常像上海的白乳腐。
把一块豆腐也切成三十二个小方块，一排一排地码在竹篮里或者饭桌平时放菜的抽屉里，千万别让狗吃到。几天以后，豆腐长出了白毛和红色绿色灰色的霉斑，这时可以加工成霉豆腐了。
先把晒干的红辣椒炒脆了，碾成末，放在一只大碗里，加入较细的盐，拌匀。（从鹿冈商店买来的盐，据说是从福建省来的，大的如蚕豆，小的如黄豆，最小的也有绿豆那么大。俗语说：“米不尽谷，盐不尽沙”，如果把盐放在碗里用水化开，碗底会有一层黑褐色的沙土。）
陶盎，直径约有八寸。
轻轻地拿一块发霉的豆腐在大碗里边蘸边翻，让豆腐的六面均匀地沾上盐和辣椒末以后，小心地放进一个小陶盎里面。豆腐块在陶盎里一层一层排放整齐，最后封住陶盎的口。
半个月后，陶盎启封，香辣鲜美的霉豆腐做好了。
我有一次去鹿冈知青综合场的农业组去看望知青朋友陆禹平，手里一晃一晃地拎着的礼物，就是一小盎的霉豆腐。
我刚进屋，陆禹平就说：“你手里这圆圆的东西是什么？难道是电影《地雷战》里面，民兵挂在树上和门后用来炸日本鬼子的‘晃荡雷’？”
于是我和陆禹平之间，在一段时间里，见面的时候说到“晃荡雷”，那就是“霉豆腐”的代名词。
2010年我回永丰鹿冈和里陂上，在带回上海的礼物中，就有两盒共十瓶当地的特产——霉豆腐。这些霉豆腐统统冠以永丰县的历史名人欧阳修（永叔）的字号：《永叔公》牌的腐乳（霉豆腐）。
永丰县沙溪乡欧阳家族故居的西阳宫里，高大的石碑上，镌刻着欧阳修感念他母亲恩德的著名祭文《泷冈阡表》。欧阳文忠公生于四川绵阳，殁于安徽阜阳，他生前回老家时，吃过永丰的霉豆腐吗？不知道如今尚在永丰生活的欧阳家的后人，对《永叔公》牌的霉豆腐有何感想。
永叔公牌霉豆腐
狗的回忆
我们住在斯坦福大学边上的小城里。家的旁边有一个不算小的公园，里面有一大片草地，我们经常会去公园里散步。公园里竖着醒目的牌子，提醒人们遛狗的时候，一定不能松开拴狗的绳带。可惜总有一些人不遵守规矩，放开了狗，任凭它们在草地上追逐、嬉戏。
美国加州小城的公园
有一次，我们正在散步，两只放开的狗突然大声吠着朝我们扑来。马立平惊得叫起来，我也觉得后脊梁发冷。狗的主人是一位白人妇女，她走过来说，这狗从来不咬人。是的，狗的确不会咬自己的主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它不咬别人。前些年在旧金山，有一只从不咬人的狗跟着主人出门，一张嘴就咬死了人。我们和那狗的主人理论几句，没想到那人一点也不客气，丝毫不觉得理亏。
据说狗的祖先是狼，至少我们家的人本能上是怕狗的。我儿子达中，字子庸，他在年幼时，只要远远见到狗，就吓得直往我身上爬。子庸现在长大了，也还是和我一样，遇见了狗，内心总是有一丝紧张。而美国的狗不像里陂上村里的那些草狗，只要人一弯腰或者一下蹲，草狗就夹着尾巴慌忙走开，生怕我们在地上捡东西来砸它。美国的狗没有这种躲避人的习惯，不知道害怕。这似乎有点像美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什么都不怕。
有一次，亲戚从纽约来，带了一只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宠物狗。我试着对它一弯腰一下蹲，它居然像里陂上村的草狗那样退缩了一下，我顿时感到十分亲切，非常惊喜。只是那宠物狗仅仅是混血，不是纯粹的草狗，所以后退的幅度没有草狗那么大，尾巴也不像草狗那样会夹起来。
看着亲戚的那只混血狗，我不由得想起了里陂上村的那些草狗，有关它们的种种事情，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脑海里。
一、打狗
刚到里陂上村，我们不知道要防范狗。我们在锅里或者桌上的食物一旦忘了藏好，就一定会到狗的肚子里去。有一次从田里回来，刚跨进门槛，一只狗就急匆匆地从我们身边溜出去，它还不忘记斜着头乜视我们一眼。
待到我们放下镢头一看，糟了，聪明的狗居然把我们食橱的搭扣打开了，橱门敞开，里面碗也翻了，瓶也倒了。再抬头一看，高高吊着的饭篮歪斜了，饭篮盖掉在灶台上，篮里的饭被狗吃光了。
村里无名的草狗
我们又累又饿，心里十分沮丧。我们初来乍到，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还要被狗欺负。
我们商量好对策，决定要给狗一点教训，也好出一口胸中的闷气。
一天中午，我发现那只偷吃的狗在我们的灶台边转悠，急忙招呼了薛志民。他按照事先商定的计策，立刻拿起了扁担。我悄悄来到大门口，站在大门后面，把大门半关上，还留着五六寸的门缝。
薛志民出了房门，举着扁担一声吆喝，那狗急忙夺路而逃，来到大门口，从门缝往外蹿。待得狗头刚出门，我把门使劲一推，狗的后半身卡在门里面，出不去了。志民赶上来，抡起扁担，对着狗屁股一阵乱打，打得那狗在门外嗷嗷地叫唤。不幸的是它吃不住痛，大小便失禁了，狗屎狗尿拉在了大门里面，味道很难闻。我赶紧松了手，那狗挣扎着出去，悻悻地哼着逃走了。
奇怪的是那狗记吃不记打，还老是来我们这里转悠。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进一步坚壁清野，把橱门关得更牢，饭篮吊得更高，让馋嘴的狗可望而不可即。
二、吃狗肉
住在我们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家里也养了一只黑狗，却不怎么来我们这里偷吃东西。1969年的一天，恩绍突然问我们：“老崔，老夏，你们吃狗肉吗？我的狗卖给你们，两块五角钱。”村里几乎家家都养狗，却不怎么吃狗肉。
我们后来知道，恩绍家的狗去一户姓张的村民家里，偷吃了一点米。那村民特别排斥异姓的人家，骂了许多恶毒的话。性情正直刚烈的恩绍怎么受得了，他决定放弃自己家的狗，却又不忍心亲手打杀，才想到卖给我们。从那以后，恩绍家再也不养狗了。
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沾肉食了。热心的村民教我们把狗肉切成块，加上大量红辣椒一起煮。煮了不久，狗肉的香味飘出来了。我们守在锅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停地咽口水。冯金生终于忍不住，揭开锅盖，夹了一块狗肉塞进嘴里。我们看他呲牙咧嘴咀嚼的样子，就知道肉还没有煮烂。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狗肉。
往后的日子里，我好几次向村民买狗吃。一只狗一下子吃不完，就把狗腿腌了，和腊肉一起熏。我哥哥建新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吃狗肉，就是我从江西带回上海去的“烟熏狗腿”。
到了冬天，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偶尔也会凑份子“打平伙”，每人出一份钱，买狗杀来吃。村民传说狗肉是热性的，冬天吃了狗肉以后，晚上就不用盖被子了。我试了几次，却还是一样要盖被子，可能是我的身体比较性寒吧。
也许是我比村民多吃了一点狗肉，村里的狗看见我，吠得比较多一些，一些老婆婆就说：“以后少打狗吃哟。”
三、被狗咬
有一次，我到村民张五喜家关照村里的工作，他家的狗就吠个不停。离开他家的时候，那母狗悄悄追到我身后，跳起来咬了我一口。五喜抱歉地说，实在对不住，这狗婆刚生了一窝小狗。
村里的狗婆。四只小狗正争着吃奶，另一只却在好奇地张望，探索新的世界。
这种时候的母狗为了保护小狗，警惕性很高，特别容易咬人。
我回去处理流血的伤口，从伤口的齿痕可以发现那狗很聪明，它是跳起来歪着脖子咬的，上下齿从水平方向横转过来，刚好和我的腿垂直，这样咬起来方便。
我被狗咬了，很担心会得狂犬病。我知道永丰没有狂犬病的疫苗，南昌好像也没有，要到上海才有。我值得赶到上海去打狂犬病疫苗吗？那也太过分了吧。
狂犬病的潜伏期有半个月到半年，甚至一年以后，得病的狗或人才突然发病死亡。还好，只要那咬我的狗在半个月内不发病就行。我几乎每天去问五喜，他家的母狗是否有异常的表现。如果那狗发病了，我得立刻逃回上海去打狂犬病疫苗。我至今还记得五喜那诧异的表情，他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突然对他家的母狗那么关心。
记得好像是1971年，说是洋坳那边发现了疯狗咬人，有人发病了。这消息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有好几个村子的民兵接到通知，开始捕杀各户人家养的狗，甚至不惜开枪杀狗，闹腾了一阵子。
人好像就是这样，只要各种动物包括虫子没有侵犯到人的利益，就能和人和平共处。人甚至会说，某某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等等。
可是一旦动物和人有了利益冲突，特别是威胁到了人的生命，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只。比如说，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禽流感，就要扑杀几十万只鸡，还恨不得把天空都罩起来，不让任何鸟类飞过。
四、养狗
可爱的小狗
我们在农村养的第一只小狗，一个月就夭折了。我们把它埋在住处的旁边，还做了一个记号。知青是年轻的城里学生，感情还是细腻一些。
过了几年，我从村民朋友张寿仁家里抱了一只小黄狗来养着。为了方便狗的进出，我还专门在大门上开了狗洞。村里的狗照例都没有名字，别人称呼我的狗，自然是“老夏的狗”。而城里的人养狗，喜欢像外国人一样，给狗起名字。陆禹平家里现在养的狗，听说是叫“东东”。
小黄狗渐渐长大了，一身毛发酷似美国的金毛犬，平顺光滑。我收工回来，它一见到我，就迈着小快步颠颠地跑过来，围着我转，快乐地摇着尾巴。我吃饭了，它站在旁边像孩子那样望着我，渴望着能有东西吃。我看书了，它趴在我身边，让我时不时抚摸它。有时候我突然烦了，低喝一声“走开”，它瞧瞧我，疑惑地起身，走开几步，又趴下来。
有一次，它跟着我走到村口的马路上，突然来了一辆大卡车，把它卷到了车肚下面。糟糕，它要完了。
黄狗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它拼命跑着想冲出来，碰到了飞速旋转的车轮边上，又弹了回去。它再奋力冲刺，又被车轮弹回到车肚下面。它一犹豫，大卡车呼啸而过，把它从车肚下吐出来，留在了马路上。
我连忙过去，不停地拍它。它一脸惊恐地望着我，始终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村里的草狗不是城里的宠物狗，没有人给狗洗澡，所以我最多只是拍拍它，抚摸它，却从来没有抱过它。
有一天，村民张文臣提着一只小野物来见我，说他亲眼看见，是我的黄狗在村边咬死的。嘿，这狗还真厉害，会打猎。文臣把野物烧好以后，端了一碗给我。我尝了一口，余下的全部赏给狗吃了。只是它咬死的那只野物究竟是什么动物，我至今弄不清楚。
有一次我到吉安开会，五天以后回来，在村口的马路上刚下了拖拉机，就看见远处的田塍上有一个黄点，像子弹一样向我射来。我的黄狗拼命地甩动着尾巴，高兴地扑到我身上，站起来，伸着嫩红的舌头，呜呜地哼着，想要舔我的脸。
它是一只母狗，长大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玩，不久就怀孕了。它生下了三只小狗崽，都是黑白相间的小花狗。我把其中的一只送给了在鹿冈知青综合场工作的陆禹平。剩下的两只，一只夭折了，另一只小公狗顺利长大以后，突然不见了。也许小公狗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被人偷偷宰了。
真希望我的黄狗能够再生一窝小狗，奇怪的是，它后来再也没有怀孕。
再后来，它像以前恩绍家的狗一样，去那户姓张的人家偷吃了一点米。那户人家不敢公开骂我，而是狠心地用毒药把我的黄狗毒死了。
每次回到上海，马路上遛狗的人不少，他们牵着各种各样的狗，有的狗还戴着帽子，穿着衣服。我很想在这些狗之中，找到一只像里陂上村民养的那种草狗，但始终没有找到。
我的眼前升起了它的影子，一只没有名字的狗，我的黄狗，老夏的狗，我深深地怀念它。
2014年我回到里陂上村，拍摄到了一些草狗的照片。
这只很像当年作者养的黄狗
遇险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几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为危险而且自己认为有可能危及性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做农民的时期，发生在里陂上村。
一、红毛豺狗（豺）
在里陂上的时候，白天要出工，理论上的工作时间是一天十小时：早上二小时，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十小时以外的其他一切琐事中，砍柴和种菜是最重要且费时费力的两件事之一，没有柴不能做饭。没有菜的后果当然是只能吃白饭。
一个五月天的下午，天气晴朗，我早早计划好，等下午一收工，趁天没黑赶紧去砍柴。为此我连耘禾的竹杖都没拿，而是带了一把砍柴的柴刀（毛镰）放在田头。这样做，免不了给人一种干活不认真的感觉。但那时认真干活的人不多，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天下午我耘禾还是很认真的。
好不容易等到队长一声吆喝：“收工！去屋里（回家）！”我就像兔子一样窜出去（子庸看见过我在上海着急过马路，等绿灯一亮时就这样窜过），一路疾走到了北坑。在里陂上村，跑叫走，走叫行，古今不变。
刚进北坑口，我正沿着旁边谷底的小路疾走，听见右面的山梁上的灌木丛里一阵哗哗的响动。奇怪，莫不成有人收工以后，上山砍柴比我走得还快？不大可能啊。难道是哪个不出工的老人下午在山上砍柴还没有回去？我边走边想。
在山里走小路，必须看着前面十步左右，高抬腿，迈小步，不容人随便左右张望，否则很容易一脚踩空，滚下坡去。可是右面树丛里的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眼珠不由向右侧瞟去。
真真的是说时迟那时快，眼角闪过一道橙红色的闪光。我立马停住，瞪大了眼睛。前方十米不到，约莫在齐人高的空中，有一只橙红色的比狗大一点的动物，身体水平伸长，前腿和后腿与身体成一直线，头部颈部和前腿平行。我身后的夕阳照过去，那橙红色的动物和远一点的浅绿、深绿、黄褐色的树丛一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红毛豺狗（豺）！”我的喉咙口一下子收紧了，双手缩在胸前，紧紧握住柴刀的木把。
那只红毛豺狗缓慢地从空中落下来，前腿在谷底的路边轻轻一点，像闪电一样，又是漂亮的一纵，足有六七米远，落在左前方的山坡上，回头看着我。
红毛豺狗（豺）
不容我多想，哗的一声，树丛开处，右前方七八米处又窜出一只红毛豺狗，也是那么一跃一纵，瞬间就到了第一只红毛豺狗身边，哗哗地钻进树丛。
天哪，动物的速度哪是人类可以比拟！如果它们刚才是跳起来咬我，那么我的柴刀还没举起，喉管肯定已经被咬断了，肚子也扒开了。我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柴刀，还好，刀口是向外的，如果豺狗扑上来，兴许还能抵挡一下。我本能地想举起柴刀，不料两臂却是僵硬的，柴刀怎么也举不起来。不过我的脑子还在转。哦，刚才那第一只红毛豺狗回头看过来，其实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我右前方的它的同伴。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听到了野兽的叫声，有点像狗叫，声音比大狗的叫声要细一点尖一点，比小狗的叫声要响一点。
我循着叫声看过去，左前方的山腰上，那两只红毛豺狗露出上半身，正在对着我叫。它们在打我的主意，它们要来了！我想往后退几步，可是我一步也不会动，脚发软，身体要往下瘫，更要命的是想要小便。只是我僵住的双手依然紧紧握着柴刀。
身后右边的树丛哗哗作响，我不敢往后看，僵硬的脖子也无法转动。
从我身后五六米的地方窜出来另外两只红毛豺狗，它们一前一后，开始嗷嗷地叫着，向对面山腰上等待着它们的同伴跳跃而去，很快隐没在树丛中。我眼看着对面的树丛一边晃动着一路向上，一边哗哗作响。倏忽间，山野归于一片寂静。我知道，它们已经翻过山梁，远去了。
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要是我的腿刚才还能听话，真的后退几步，就和红毛豺狗狭路相逢了……
四周再没有什么可疑的声音，我就这样坐着。
不知过了多久，低头发现手里拿着柴刀，想起我是来砍柴的。挥动一下手臂，站起身来抬头一望，还有一抹落日的余晖。
砍还是不砍？这是一个问题。像平日那样到远处去砍柴是不可能了。空手回去？我岂不惹人笑话了。我四处张望一下，不远处有棵不大的松树，那按规定是不准砍的。可巧它的树干在二人高处分成了二股，一股大一股小，小的砍下来估摸着会有四五十斤重。树枝没有明令不准砍。算了，就是它了，凑个数吧。
我把柴刀插进背后腰上的皮带，三下两下上了树，开始砍那小腿般粗细的树枝。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些恍神。就在砍到最后几下的时候，我手一软，刀口滑到脚背上，出血了。几乎与此同时，树枝嘎嘎作响，掉在了地上。我连忙下树，天色昏暗中我胡乱扯了一点松针，嘴里嚼烂后敷在脚背的伤口上，扛起树枝，一瘸一拐地摸黑下山。
回到住处，点起油灯一看，脚背的伤口虽然不大，却伤到了静脉。我赶快用井水清洗伤口，再咬着牙用酒精擦拭，涂上红药水，撒上消炎粉，最后用纱布包扎好。
第二天全队的工作仍然是耘禾。我的脚伤了，怎么下水田呢？
我想起以前在书上看到过，正规军的战士们如果要背着枪泅渡过河，往往会在枪口内涂上一段凡士林膏，以防止枪管进水。
我马上从箱子里翻出从上海带来的凡士林膏，在我脚背的伤口上涂了厚厚的一层，再重新包扎好，就下田耘禾了。村民们见了，都问我是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怎么会脚上包着纱布下水田呢？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怎么会亲身体会到“吓得屁滚尿流”，几乎要尿流呢？
如果不是遇到了红毛豺狗，我的右脚背怎么会至今还有一个疤痕，右脚的中趾又怎么会缩短了一点呢？
记得1980年代，一个中国作家遭遇车祸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说是汽车翻转的时候，他觉得比电影里的慢镜头还要慢。那第一只红毛豺狗在我面前的跳跃，也是那么缓慢，却又那么优雅。
据说，红毛豺狗最喜欢吃动物的内脏。它们围攻耕牛时，牛会低下头来左冲右突，和它们搏斗。而那只本领最大的红毛豺狗往往抓住机会，突然跳上牛背，低下头去，咬破牛尾巴下面柔软的后腹部。耕牛受不了，忍痛狂奔，红毛豺狗紧追其后，直至耕牛肚裂气绝，倒地而死。红毛豺狗们一拥而上，吃光了牛的内脏，然后扬长而去。
又据说，红毛豺狗和北方的狼一样，是成群活动，连王八老虎（华南虎）都打不赢红毛豺狗，就不用说豹虎仔（金钱豹）和野猪了。我遇到了红毛豺狗，应该谢谢它们的不吃之恩。
我遭遇红毛豺狗之前，已经和它们有过间接的接触和了解，那是在一年前的一天。
那天我们正在鹿冈公社参加唯一的一次全体知青大会。老队长张发茂笑眯眯地到会场，找到了我们。他说，刚才他拿着一只野猪脚到公社，公社按照政策，奖励了他十六元。
树林中的野猪
什么？野猪脚？
原来那天中午，发茂砍柴回家，挑着柴经过里陂上村北面的小水库的坝顶，此时水库里的水基本放完，他突然发现水库内裸露的山坡上，有一群红毛豺狗正在围攻一头野猪。发茂便在坝顶，远远地大喝了几声，然后赶快回家，拿了打猎的铳，约了两个人带着禾担和麻绳一起返回水库。
此时红毛豺狗已然散去，只剩那头开膛破肚的野猪静静地躺着，内脏已被洗劫一空。发茂他们几个人把没有内脏的野猪抬回村里一称，有二百二十多斤。
发茂拿着野猪脚到公社报告并且领赏的时候，村里人正在分野猪肉。不用说，那天晚上我们生平第一次吃到了香喷喷的一点肥肉也没有的野猪肉。我们和红毛豺狗共享了那头野猪。
其实，公社的那十六元钱应该奖励给那群红毛豺狗，是它们杀死了那头野猪。发茂沾了红毛豺狗的光，得了一个大便宜，连带着我们也沾光吃了野猪肉。
二、倒栽葱
里陂上村的男人过了五十岁，许多人就会剃成光头。可是张茂仁不到五十岁，每次剃头师傅来村里，他就要求剃光头，头皮青亮青亮的。他说话有些结巴，我们叫他“结巴子”，他会爽快地应承。若是叫他“野猪咬的”，他便面有愠色。
茂仁走路有些摇晃，上身摆动较大。他之所以走路摇晃，乃野猪所为。他年轻时参加围猎野猪，持铳守伏在暗处。不意一头成年野猪受了惊，朝他直奔而来。茂仁屏气扣动扳机，那野猪已然中弹，却未击中要害，反而加速冲向茂仁。茂仁手上的铳还没来得及装上第二发打野猪的独子铁弹。他一看大事不妙，只能落荒而逃。野猪追上来，在他屁股上咬了一口，然后突出包围，消失无踪，只留下茂仁在那里撕心裂肺地喊叫。茂仁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从此以后走路摇晃。
茂仁夫妇和五个孩子挤住在破旧的老屋里，很想再造个新屋，可是按照规定，造新屋不许占用耕地。无奈之下，张茂仁想在紧挨着他老屋后面的屋背岭脚下，挖出一块屋基来。屋背岭是里陂上的来龙岭，事关里陂上村的运气，谁也不赞成茂仁的想法。
茂仁来找我。我虽然不相信屋背岭和里陂上村的运气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么棘手的事情我也很为难。我只有把矛盾上交，和茂仁一起去找大队书记，请大队来决定。结果大队批准了张茂仁造新屋，我自然也因此得罪了一批村民。
于是茂仁每天天不亮，赶在出早工之前，他带领儿女们在屋背岭劈山挖地基。茂仁的新地基离我的住处不远，那镢铢挖土时发出沉闷的吭吭声，时常会扰乱我的梦境。这是那个时代的施工噪音。
半年以后，茂仁这位当代新愚公，终于率领着儿女们在红土的屋背岭开出一块三开间的新地基。
离新地基不远的屋背岭上，有一棵二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它有一根直径将近二尺的枝桍，正好伸到茂仁的新地基上空。要是他的新屋造好了，万一有樟树的树枝掉下来砸在屋顶上，会出大事的。
茂仁又来找我，要我帮他砍掉这大枝桍：“老夏，你会上树，帮我砍了它，给、给你换工分。”
“找别人吧。为了你能造新屋，我已经得罪了一些人。”我说。
“我找了，冇人肯帮我。树桍下面造不了新屋，你、你好人做到底吧。”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就依你吧，不过砍下的樟树桍要归我。”
“制得（行/可以/同意）。”
要砍的大樟树的枝桍离地有五米左右。我在树下先把两架三米长的杉木楼梯用麻绳绑在一起加长，把砍树的斧头用二米长的麻绳吊在楼梯头上，然后慢慢竖起楼梯，靠在大樟树上。我爬上楼梯，拉起吊着的斧头用力一甩，斧头绕过了树桍。我再登上几格楼梯，左手指用力勾住大樟树皮上的缝隙，右手够住那树桍，贴身靠住樟树，手脚一用力，纵身上去了。
大樟树
我左手扶住樟树，站在树桍上，里陂上村那些黑黢黢的屋顶就在脚下。不远处有些人已经在田里开始干活，还有些人掮着镢头在田塍上慢吞吞地走。远处一直可以看到南满贯山脚下，鹿冈公社著名的里陂上的圆塅尽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