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近估量着，这大树桍的直径约有二尺，用斧头开的口子至少要有八寸宽，才能最终砍断它。口子的左边离开树干应该有一尺，好容我左脚站立，右脚要站在口子的右面。我想，砍到最后时，依照经验，树桍应该会发出轻微的爆裂声。那时我必须迅速抽回右脚，站到左脚所在的那一尺地方，双手要紧紧抠住樟树，等待那树桍折断时几秒钟的嘎啦啦爆裂声和轰隆隆倒地声。最后再小心地沿着楼梯慢慢下树。
我弯腰拉起麻绳拴着的那把斧头，小心站稳，开始工作了。咚咚的砍树声可以传出很远。（有时看见一个人在远处砍树，斧头砍下去没声音，斧头举起来才听见咚的一声，很奇怪很好玩。斧头从砍到树再举起来大约一秒钟，所以此人应该距离我们三百多米。）
我双手执斧，砍一阵要歇一下。抬起头来，我可以看见田里干活的人。有人撑着镢头把，在朝我这边看，还有些人对着我这边指指点点。他们一定听到了咚咚的伐木声，都知道了我正在砍断来龙岭上樟树的枝桍。他们一定在议论纷纷，可惜隔得太远，我听不见。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终于听到树桍发出了轻微的爆裂声。我赶紧缩回右脚，紧紧贴住树干。没有动静。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奇怪。
我沿着树干慢慢蹲下，左手扶住树干，右手单手执斧，试着继续砍。
单手执斧的力量太小，还是没有动静。
我站起来，身体的重心尽量往左边靠，右脚轻轻点住口子的右侧，斜着身子，双手执斧砍了起来。
刚砍了四五下，我只觉得身体一晃，右脚本能地往左边一缩。
来不及了。
嘎啦啦啦，大树桍往下沉，我手中的斧头脱手飞了出去，双手胡乱在空中挥了三四下，想抓住点什么东西，当然什么也没抓住。
我的头朝下，眼睛看着大树桍，随着它的轰隆声，我和大树桍几乎是同时落到了地面。我的双手挥舞着，摔了一个倒栽葱。
我翻身坐起来，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大树桍。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周身上下没有异常反应，没事。
村民周恩绍从干活的田里一路冲上山来，着急地叫道：“老夏，老夏！”
我跟随着老周的目光，看见右面地上松软的腐殖质上，有一个大约二寸深的圆坑。我知道，那是我的头顶和地面亲密接触的结果。倒栽葱的结局还算圆满。
然而就在圆坑旁边1尺远，赫然有一个约4寸高的尖利竹桩，正在狰狞地看着我。我和老周都看到了。
老周大声叫起来：“哪……老夏，你好危险！……你命好大！”
“……屋背岭是里陂上的来龙岭，事关里陂上村的运气？！……”想到这里，我的腿脚有些发软了。
我曾经在张贡茂家里搭伙，就把樟树的大树桍给了他。他第二天就请来木匠，打了一张吃饭用的方桌，那樟木桌面就是大树桍的一部分。
没过几天，心里不高兴的里陂上村民到大队告状成功，大队派人到张贡茂家，把余下的樟木树桍统统没收了。这些树桍堆在大队部，成了大队干部冬天烤火的材料。这着实让我心疼了一下。真可惜了这些让我头朝地倒栽葱的樟木。
冬天快过去了，有一天我路过大队部，看见一截最大的樟木树桍还没有烧完，就打趣说：“整个冬天你们用我的这些桍来烤火取暖，省了大队很多钱吧。”不想大队干部笑嘻嘻地说：“我们真是背时，用你的樟树桍烤火，樟油一烤出来，辣得我们连眼珠都睁不开，还直咳嗽，我们就像烟熏的蚊子一样。”
后来我到公社去，遇见了老是那么笑眯眯的公社管知青的乡办主任，他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夏建丰啊，听说你这次犯错误了。砍了樟树也不告诉我。你要是送给我该有多好，我可以做樟木箱啊，看谁还敢乱说话。”
贡茂在事后告诉我，当我在帮茂仁砍树时，在田里干活的姓张的村民群情汹汹，他就知道我闯祸了。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客居在里陂上村的外姓人周恩绍一个人冲上山来看望我的原因。有些姓张的村民真有可能希望我从樟树上掉下来呢。
2014年，贡茂家的方桌。
贡茂说，他舍不得我送给他的樟木。他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已经知道村民们会联合起来，到大队去告我的状。他便抢在前面，迅速打了一张方桌。按理说大队来人应该没收那樟木的桌面。可是除了桌面，打桌子用的杉木都是贡茂很久以前自己花钱买来的。桌子已经打好了，大队来的人无法下手。
羸弱的驼背老人贡茂，他在村里老是受人欺负，却也能想出这一招，够聪明。
几十年以后，我在里陂上村张贡茂的儿子张绍生（水根仔）家里，发现那张樟木桌面的方桌还在使用，桌面上依然有两道宽宽的裂缝。那是贡茂当年没等樟木干透，就匆匆忙忙地赶工做方桌所留下的痕迹。
挨饿
自从看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以后，我开始喜欢和关注他的创作。2012年，他的新片《1942》讲的是大饥荒，正好我们这里的AMC院线的大股东是中国企业家，《1942》得以和中国的电影院同步上映，我一共看了三遍。我女儿苏舒看了两遍，她觉得《1942》是冯小刚导演拍得最好的电影，比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还要好。
在里陂上务农的日子里，我曾经试过只吃菜不吃饭，坚持了五天，知道忍饥挨饿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刚到里陂上村，就常常会听见年长的村民教训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后生说：“唉，你们真是冇饿过饭啊！”
里陂上村现在耕种的田地，在解放以前多数属于李家村、袁家村和上头村里的财主人家。在一定程度上，里陂上可以说是一个长工村，多数人家给财主打长工。长工的收入要根据田里的收成来决定，一般是按四六分成，长工拿四成，财主人家拿六成。上交的农业税不重，由财主人家负责缴付。
长工之间有很自然的信息交流，他们知道谁家的田里收成好，谁家的田里收成差。他们也知道哪个财主刁钻吝啬，哪个财主宽厚大度（插秧割稻时会请长工喝酒吃肉）。
1949年解放以后，土地改革划定成分，财主人家绝大多数定成了地主，他们的田地被没收，分给了穷人。里陂上村的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中农也只有一二户，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
在解放以前，贫下中农的家里毕竟底子薄一些，没有陈年的积蓄，生活相对比较清苦，遇到年成不好，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会饿饭。
等到土地改革以后，里陂上的村民家家都有了足够的土地，就极少有挨饿的事情发生。
里陂上村民耕种的土地，集中在鹿冈乡最平整的大塅上。
村里年轻的一代没有挨过饿。他们有时会出工不出力，偷一点懒，耍一点奸，一边混工分，一边还满不在乎。他们有时还会发一些牢骚，对上级领导的某些作风和态度表示不满。
每逢这种时候，从前饿过饭的年长的村民，就会发出“你们冇饿过饭”的感叹。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家境稍微宽裕一点，至少是衣食无虞。每当我感到肚子有点饿了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吃饭的饭点，记忆中从来不知道饿一顿饭是什么感受，“少年不识饿滋味”。
在我种田当农民的最后数年，里陂上村只剩下了我一个知青。这时候的我，各种农活都已娴熟，我在自留地里种的各种蔬菜也是郁郁葱葱、硕果累累，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有时候会送菜给在其他村里插队的知青。
有一天，我又听见村民在训斥自己的孩子，还是那几句饿饭的老话。
我突发奇想：这些老人以前都饿过饭，不吃饭究竟是什么滋味？我现在有这么多蔬菜吃不完，如果我几天只吃菜不吃饭，会是什么感觉？
我决定自己来试试看。
紫茄子 白茄子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的早饭，我炒很多青辣椒，中午则是两大碗蕹菜。
藤蕹菜
晚饭除了辣椒和蕹菜，还会吃一些茄子和瓠瓜。
我除了只吃菜不吃饭，其他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我白天要下地干活，另外要挑水、砍柴、种自留地、烧饭和喂猪。晚上睡觉以前，我习惯看一点书。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的感觉正常，只是胃里面有一些泛酸，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到了第三天，我感觉有点不对了。挑一担水，装满水的水桶不容易控制，有点摇晃。在田里做事也比平时容易累，容易出汗。第四天收工以后去砍柴，发现手上力气变小了，柴就不那么听话。挑柴回家的路上，有点心慌、气喘。
到了第五天出工的时候，我挑了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来做。当我走在田塍上，只觉得心也慌，头也晕，脚下轻飘飘，身体摇摇晃晃。我突然打个趔趄，差点滑倒，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只想快点回家休息。
我平日的夜晚躺在床上，隔着蚊帐，就着蚊帐外面床边上的油灯看书，是一种享受。可是今天晚上不行，书上的字老是会滑走，老也抓不住。我已经五天只吃菜，没有吃米饭了。
作者用过的圆镜
第六天早上，我拿起圆镜照看自己的脸庞，发现脸色不但发黄、发灰，更是隐隐发绿，有点像没有施肥长得不好的蕹菜的颜色。我恍然大悟，知道“面如菜色”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了。
我放下镜子，赶快洗米、生火、煮饭。饭的香味出来了，我不停地咽口水。
真到吃饭的时候，我倒不觉得饭有多么香甜，只是吃得特别快特别多。
我在里陂上村做农民能够吃饱，这真是天大的幸运。
而相隔二里路外的潺陂村就不行，他们的人口和我们村相仿，田地却只有我们的一半左右。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潺陂的村民会走一百几十里路，到上永丰的藤田一带，悄悄地到农民家里买薯仔渣来充饥。
藤田地区盛产红薯，当地有名的土产是红薯淀粉和红薯粉丝，下脚料就是薯仔渣，主要用来喂猪。
有一次，村民张发茂从潺陂村的亲戚家带了一点薯仔渣回来，路上遇见我。
发茂
“老夏，要不要尝一下？”
“啥东西？”我问。
“薯仔渣。”
“吃一点。”我早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吃过薯仔渣。
我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小口，一股馊臭味直冲后脑。我强忍住恶心，咽了几次，薯仔渣直刷喉咙，终于咽下去了。
红薯渣 红薯粉丝
看见发茂正瞪大了眼睛在看我，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我知道，自己的脸上一定很难看。
“好吃吗？”发茂坏笑着问。
“怎么拿这种东西回来？”我摇着头问。
“女儿[2]没吃过，听说有薯仔渣，想吃。”
“贵吗？”我问发茂。
“六块五一百斤。”
“一百斤稻谷才九块五。”我说。
“那是国家牌价的稻谷，私人要卖十九块，还不准卖，卖了要犯法。”
再问下去，我才知道，藤田的农民秋天收了红薯，冬天做了薯粉以后，剩下的薯渣就堆放在那里，任其变味发酵。这样的薯渣到了春天，还能是什么味。六块五一百斤的薯仔渣，能有钱买，能买到吃，就不错了。
豆汁
1980年代我去北京出差，大清早出去溜达，在西直门外见到很多人在排队买豆汁。我也凑热闹，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碗。坐下一喝，却是薯仔渣的味道。我勉强喝了几小口，就把碗放在桌上，溜走了。凡是碗里的食物，我一般都要吃完，这次是例外。
我后来听说，豆汁是北方人用绿豆做粉丝后的下脚料发酵了做成的，怪不得和薯仔渣的味道差不多。
我在里陂上只吃菜不吃饭才五天，如果连菜也没有吃，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逃荒的灾民，我会放下那碗豆汁走人吗？
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上小学了，我就告诉他：“你要开始负责自己的早饭了，冰箱里有牛奶、面包、果酱和黄油。你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想饿肚子，那是你自己的事。”
儿子长大以后，有一次我问他：“肚子饿了没饭吃，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他马上回答：“知道。很难受。”
儿子告诉我，他上小学的时候，真的试过不吃早饭就去上学，结果在课堂上饿得头昏眼花，难受死了。从那以后，他坚持每天早上在冰箱里找东西吃，吃完以后再去上学。
听他说完，我笑了：“很好。这是你小时候得到的人生第一笔财富。”
儿子和他的姐姐一样，除了很注意不要浪费粮食以外，现在还会自己动手，烧出可口的饭菜。
有人在将近一百年前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现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多数人能吃饱，还时不时很浪费，嚷着营养过剩，嚷着要减肥，嚷着要养生。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周遭还是有人在忍饥受饿。况且谁也不能保证，今后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发生大饥荒。
受冷和烤火
每到寒冷的冬天出工的时候，里陂上的村民常常会缩着脖子说：“老古话说的是：热是热众人，冷是冷个人。”
热是热众人。夏天的农村没有冰箱，没有空调，过去的财主人家和一般人家一样，你光着膀子，我也光着膀子，再没有衣服可以脱了，众人一起受热。
冷是冷个人。到了冬天就各不相同了。过去的财主人家比较富裕，他们冬天出门可以穿皮袄，穿棉裤，戴皮帽，他们不下田干活，他们不会冷。至于一般的村民，上身可以有夹袄，有棉袄，可是他们冬天经常要出门干活，下身只有穿单裤才行。他们家里往往只有单裤，出门只能受冷。冬天冷到结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穿上两条甚至三条单裤来御寒。当然，如果是冬天农闲在家里，可以围在火塘边上烤火取暖。这时候就是只穿一条单裤也不觉得冷。
一、受冷
每年到了十二月，天气已经很冷，等到过了“冬至”这个节气，就要“进九”，以九天为单位，用谚语来描述气候在八十一天里的变化。中国幅员辽阔，描述“进九”之后气候变化的谚语有很多版本，里陂上村关于“进九”的村谚，和我们在小学课本里读到的不一样，和我看到过的其他版本也不一样。村民说的版本是：
一九、二九，相团不出手。（双手插在袖管里取暖）
三九二十七，檐墙脑上倒挂笔。（屋檐上挂着冰棱）四九三十六，黄泥岭上长白肉。（下雪了）
五九四十五，冷得黄狗呜啊呜。（黄狗冷得呜呜叫）
六九五十四，讲吃不讲制。（过年只讲吃喝，不做事）
七九六十三，拜年路上脱衣衫。（天气暖，脱去上衣）
八九七十二，黄狗停荫树。（黄狗躲到树荫下）
九九八十一，个个脑上戴麦笠。（人人戴上斗笠遮阳）
我到农村的时候，带了一条咖啡色的“卫生裤”，有点像运动员冬天穿的厚厚的运动裤，在冬天穿上它很暖和。可是我不久便发现，穿了卫生裤以后没法卷裤腿，在寒冷的早春，要下水田的时候很不方便。
村民们看见我穿这么厚的裤子，一开始他们很羡慕地说：“过去有财主人家穿毛裤（棉裤），现在你的裤子比毛裤还要好。”等到我卷不上裤腿了，他们转而嗤嗤地笑起来：“老夏，脱了吧，脱了吧，要不然你下不了田。”他们好像是想看我在冷天的大庭广众之下脱裤子呢。结果这条卫生裤穿了没几次，我宁愿受一点冷，也不好意思再穿了。我改穿棉毛裤外加单裤，棉毛裤的罗口拉到膝盖上，不会往下掉。
有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我和村民张寿仁在一起聊天。他说起自己前几年过世的父亲，生前很多年都是只靠一条单裤就过冬。我说：“在屋里可以烤火取暖，这有什么希奇？”
寿仁说：“可是他还要上山挖柴根，出门挑井水，正月底就开犁下水田，都只穿一条裤。不过他也只有一条裤可穿。”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只穿一条单裤过冬是什么感觉？我想试试。现在刚刚是腊月，这两天外面也没有结冰。”
“老夏，你真的要校验一下？”
“我真的想试一试。”
第二天早上，我只穿一条单裤（当然比村民多穿一条短内裤），开始了我的受冷之旅。首先是要把水缸装满水，因此我必须出门挑水。我挑着空水桶一出门，哎呀，少穿一条棉毛裤就是不一样，冷风直往裤子里灌，很快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穿裤子一样。我一路小跑冲到井边装满一担水，赶紧迈着小碎步跑回家，倒完水以后把扁担一扔，蹦跳着跑到火塘边烤火取暖了。
接着要去自留地摘菜了，我也是蹦跳着一溜烟到地里，以最快的速度摘菜，然后匆匆回家。我一跳进门，把装菜的篮攀放在一边，先去烤火，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
就这样，我穿着单裤过冬，坚持了十几天，算是尝到了过去里陂上村穷苦人家过冬的滋味，实验便结束了。回想起来，我当时冷得勾头缩颈、跳进跳出的怪样子，在旁人看来一定十分可笑。
每年春天，村里会在不同的水塘里放入鲢鱼、鲩鱼和胖头鱼（鳙鱼）这三大家鱼的鱼苗。经过两到三年，鱼儿长大了，到了冬天过年时节，生产队就会选一口水塘，干塘捉鱼，把鱼分给大家过年。
当抽水机把水塘里的水差不多抽干了，在鱼儿到处往上乱蹦的时候，我们就把裤腿差不多卷到大腿根，冲下塘里去捉鱼。我在冰冷的水和塘泥里最多只能坚持两三分钟，就要赶快上岸，拖着冻得紫红的双腿，在水塘边的火堆旁烤火取暖，过几分钟再冲下塘去。
水塘边围着很多人，几乎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来了，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只有最强的男劳力才下塘捉鱼，捉到了鱼就往岸上扔，有人会把岸上的鱼集中起来。别人捉到三条鱼了，我才捉到一条。岸上看热闹的人会高兴地喊：“老夏捉到鱼了！”我冷得嘴里咝咝地在抽气，心里却油然生出了温暖和喜悦的感觉。
里陂上村属于田多人少，每逢农历的正月底二月初就要开始春耕。如果遇上倒春寒，水田里偶尔还会有薄薄的冰茬。这时候去犁田（村民叫耖田），就不像捉鱼的时候那样可以上岸烤火，只能咬着牙坚持。耖田半天下来，小腿以下在水里的部分冻成了紫色，已经麻木了。
耖田
我一直记得，有一天我耖田收工的时候，我把牛脖子上的牛轭解开了，整理好，又在田头把犁具洗干净了，然后用镢头挑着牛轭和犁具，牵着牛回村。说是牵着牛，其实是牛走在我前面，我的右手控制着肩上的犁具，左手握着牛绳。
牛突然停了一下，在我的面前拉了一堆屎。我一脚踩进了牛屎，一阵温暖沿着脚底往上传，舒服极了。牛还要往前走，它也想早点回家呢。我把手里的牛绳紧紧拉住，让牛停下了脚步，为的是我的双脚可以在牛屎里多享受几秒钟的温暖。
与此同时，在我身后的小路上的其他村民也不得不停了下来。他们的活计要轻松很多，大部分人是在铲田墈和筑田塍。
集体的耕牛都分散地养在各户人家。村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早春时节，凡是养牛的人家，都要派人去耖田。妇女不用去耖田，去的全部是男人，大多数是各户人家的顶梁柱。他们是关键时刻必须走在前面忍受寒冷的人，是要担当责任的人，也是全体村民尊敬的人。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耖田收工以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烤火，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离火太近，以免烤坏了已经冻得冰凉而麻木了的腿脚。
二、烤火
一到冬天，里陂上村每户人家的厅堂里的一角，就作为烤火的火塘。火塘设在进大门后的左边或右边，周围是矮凳和矮椅。火塘里的火往往从清晨一直燃到深夜，不像煮饭蒸饭烧菜那样需要快火急烧，因此用的多数是没有劈开的一段较大的木柴，燃烧起来比较慢（燃烧速度最慢的是枥子树柴）。有时候烤火的木柴用完了，村民会临时到附近的山上去挖柴根（柴蔸）回来烤火取暖，柴根烧起来也很慢。
用木柴烤火多少会有些烟。袅袅青烟冉冉上升，穿过屋顶上面瓦片之间的缝隙，飘散而去。里陂上村的房屋，瓦片直接放在椽条上，好像和我们常州老家的房子不一样。
很多民居的炊烟是直接穿过瓦片之间的缝隙，缓缓升上天空，形成特殊的景象。如今的说法是污染了环境。
冬天到村民家里去串门，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火塘边的座位，招呼我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老夏，来烤火。”而不是“老夏，吃了么？”
坐下来，在火塘边烤火，大家开始聊天，东拉西扯，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寿仁一边拨弄着火塘里的火，一边说：“老夏，鹿冈老俵说，三个鹿冈人，才抵得上一个永丰人；而三个永丰人，才抵得上一个南昌人；要三个南昌人，才抵得一个上海人呢，还是你们上海佬最厉害。”
“照你的说法，一个上海人抵得上二十七个鹿冈人。等你哪天当了队长，我在田里做一天工，你能给我二十七天的工分吗？”我笑着说。
寿仁也笑了，他说：“嗨，会种田有什么用？我们是农民，就是脓包的意思，农民是这世上最冇用的人。”
我心里想，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以农立国。书上说“士农工商”，农民的地位仅次于知识分子（士），历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据说每年春天的开耕时节，北京城里的皇帝，还要到一个叫做“先农坛”的地方，去扶犁耕地呢。就连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纲领，十六个字里好像也有“扶助农工”这四个字，农民排在了工人前面。
可是实际上，农民一直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自己也认为，只有最无用最无助的人，才会来当农民。看来村民的心底里，有着千年积淀下来的深深的自卑。连我们这些天天胼手胝足，和村民在一起种田的知识青年，只是因为地域的不同，村民对我们有些“仰望”呢。
大家说累了，便眯上眼睛，专心享受烤火的乐趣。
烤火真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我坐在火塘边的矮凳上，全身放松。双手向前伸出，手心向下，感受着橙黄色跳动的火苗射出的热力，身上和手上一阵一阵地暖和起来。这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只有那成段的木柴或者柴根不时发出噼噗的爆裂声，溅起了点点的火星。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全然是一片空白，真舒服。这样的状态，有时候可以持续一个多小时。
偶尔睁开眼睛，瞧一眼脚边我养的那只黄狗，它老是跟着我，正舒服地伏在地上，和我一样，在享受着火的温暖呢。它眯着的眼睛间或一动，紧紧贴在额边的两只耳朵有时会突然竖起一只来，慢慢地转一圈。如果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我的狗会撑起前腿，挺起上身，睁开眼睛，歪过头去瞧瞧。待它发现进来的是熟人，就摇一下尾巴，表示说它知道了，然后又懒洋洋地趴下去，侧过脸，抬起眼，怯生生地瞄我一眼，往我的脚边挪动一点，继续享受着烤火带来的莫大舒适。
矮木椅
可是婴幼儿在火塘边烤火，会有很大的危险。他们在矮椅上睡着以后，一旦翻身滚落到火塘里，很容易造成终身的残疾，甚至会失去生命。
除了烤火，村里的妇女在闲暇时，往往会提着火笼取暖，火笼里放了一些从灶膛里铲出来的炭烬，村民俗称“火屎”，既能散发热量，又不会漂出烟雾来。以前没有火柴的时候，很多村民烧完晚饭，就小心地用灶膛里灰白色的柴灰盖住“火屎”，可以留住火种，在第二天使用。
火笼
后来我有机会买到上好的木炭，用木炭放在专门的火盆里烤火，这是农村最高级的烤火方法。不知道为什么，用木炭烤火会感到空气很干燥。我还常常觉得，用木炭烤火的氛围和效果不如用木柴来得好。少了木柴燃烧的明火和青烟，用木炭烤火显得比较冷清和斯文，相比之下缺少了一些热闹和原始的味道。
火盆
2000年我在美国，靠贷款买了一个很小的八十多年的老房子，房子里居然有一个可以烧木柴取暖的壁炉。
快到圣诞节了，四季如春的旧金山湾区终于冷下来了。我兴冲冲地买来了专门用来烧壁炉的木柴的替代品，放在壁炉里的铁架上，点着了“木柴”。我看着那橙黄色的火苗一闪一闪地窜动，仿佛我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里陂上村，回到了用木柴烤火的岁月。
没过几年，我居住的小城为了保护环境，有了新的规定。所有的壁炉一律不准烧木柴和木柴替代品，要使用壁炉的住户必须进行改造，只可以烧煤气。
夜深了，烤火的村民回去睡了，火堆渐渐地熄灭，我也起身回屋，已经感到有一丝一丝的寒气向我袭来。
对我来说，用木柴烤火的岁月永远过去了。
剃头和修面
清朝的剃头师傅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想来我们汉族的男子在清朝以前是不剃头的，把长长的头发盘成一个髻，用布包住扎好，顶在头上。我看见书上绘出来的古人帽冠，上面总要鼓起来一块，好像就是为了存放那头上的发髻。那时候也有“理发”一说，主要是指洗沐和梳理头发。
到了清朝，汉族的男子不得不接受新的规定，把头顶前面的一半头发用锋利的剃刀剃光，就有了“剃头”的说法。后面余下的长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拖在身后。等到国家衰弱了，中国男人拖在身后的那条辫子变成了落后的象征，成了西方很多人眼中的“猪尾巴”，有人还用英文Pigs（猪）的谐音，造出了一个带有侮辱意义的新字“Chinks（中国猪）”，专门用来称呼我们中国人。
从我记事开始，每个月要到“剃头店”去剃一次头。那时候上海的剃头师傅除了剃头以外，大多有一手推拿和接骨的本领。记得我哥哥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手臂脱臼了，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剃头师傅。我跟在母亲后面，探出头去，只见那师傅一手扶住哥哥的肩膀，另一只手握住哥哥的手臂，往下轻轻一拉，再猛地往上一推，口里说声：“好了。”哥哥带着一脸的惊恐活动了一下手臂，笑了起来。哥哥的手臂复位以后，那剃头师傅只收取了母亲一元钱。
现代的理发，是修剪头发、洗头、吹干、修面、染发、烫发等各种服务的统称，可是很多上海男人还是习惯地把理发简称为剃头。
一、剃头（剃脑）
1969年我到里陂上村“插队落户”之前，母亲特意提醒说，农村里剃头可能不是很方便，应该带一把剃头的推剪去才好。我便花费二元五角钱，在上海买了一把崭新的双箭牌手动理发推剪。
双箭牌理发推剪
到了里陂上村不久，我的头发长了，可是我们里陂上村的男知青，谁都不会剃头这门手艺。我只能和薛志民约定，我俩互相给对方剃头。我率先贡献出自己的脑袋，给志民当作试验田，用我买的那把推剪，任他胡乱地在我头上推一通。
坐在凳上让薛志民给我剃头，我常常会猛地一惊，痛出一身热汗。志民的手艺是在太差，我忍不住说：“小心点，侬不是在剃头，好像在拔毛了。”
轮到我给志民剃头了，有时推剪夹住了头发，我心一慌、手一拉，就拔掉了他几根甚至是一小绺头发，青色的头皮上渐渐地出现红色的斑点，出血了。
终于完工了，我手里拿着推剪，看着薛志民刚剃好的后脑勺，色彩很不均匀，青色中夹杂着的那一块又一块的白色，是我剃得太短，露出了他的头皮。
到田里干活的时候，村民们看着我和志民的新剃头，一边挤眉弄眼地做着怪模样，一边嗤嗤地发笑。我俩对望着，看见了对方那奇怪的发型，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我很快发现，志民的新剃头上那些露出头皮的地方，头发长得特别快，过了一个星期到十天，就看不出我那不听话的理发推剪曾经在他头上施虐的痕迹了。
转眼到了1969年的11月，插队务农已经八个月，母亲要我回上海探亲，顺便先到杭州的姐姐家住两天。临行之前，为了使自己在路途中显得精神些，我请志民给我剃头，他有些犹豫地说：“这次跟平常不一样，我怕剃不好呢。”
我说：“侬现在越剃越好了，前几天寿仁还想来试试我们的手艺呢。没事的，侬放心剃。”
志民给我剃完了，抱歉地说：“对不起，这次剃得不好，侬去上海的路上应该戴帽子。”我拿起圆镜照了一下，前面还可以，后面看不到。我心想，充其量是后面露出了几块白色的头皮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志民的建议，戴上帽子出发了，起初一路平安，没有什么异常。
待得上了火车，车厢里十分闷热，我忘了自己的新剃头，随手脱下帽子，当作扇子，搧了起来。“哄”的一声，周围的旅客都笑起来了。我不明就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下意识地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头。
“哈……”他们笑得更欢了。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是在笑我的新剃头呢，我戴上了帽子。
对面的一个中年妇女敛起了笑容，小心地轻声问我：“你的头是谁剃的？”
“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剃的。”
笑声停止了，他们看着我，周围很是安静了一阵。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那些旅客知道了我的知青身份以后，可能会联想到我们在乡下很可怜，连剃头都弄成了这个样子。
火车到了杭州，下车到了姐姐家里，我洗脸的时候一脱帽，姐姐便大惊失色地说：“你的头这么难看！是谁剃的！”她要我马上到附近的店里去剃头。
我到了店里一脱帽子，自然又引起了一阵哄笑。
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薛志民当时把我的后脑勺弄成了什么怪模样。
后来，里陂上的村民朋友张寿仁见我剃头的手艺慢慢地进步了，便试探着问我，能不能给他“剃脑”。我说：“那当然可以，而且不收票子（钱）。”
村里人不说“剃头”，而是说“剃脑”，我觉得很新奇。但仔细想来，人的头部的前面是脸面，有头发的部分才是“脑”。回想起我理发的那把推剪，从来只在人的脑壳上耕耘，并不会推到人的脸面上去。看来“剃脑”比“剃头”要准确一些。
渐渐地，村里有几个年轻的后生愿意来找我免费剃脑。他们可以节省一点钱，自然很高兴。我很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教我砍柴种菜，教我犁地耙田，我正无以为报呢，心里也很欣欣然。
可是有人不高兴，那就是一直给里陂上村民剃脑的陈师傅。
陈师傅不是本村人，他每过半个月到里陂上村来一次，给村里的男性成年人剃脑和修面。男孩子则只给剃脑，不给修面。（用锋利的剃刀把脸上的胡须和汗毛刮掉，那叫修面，和我们上海人的说法一样。）
陈师傅不论大人小孩，按人头收费，每人每年六元钱。他眼见着有村民到我们这里来剃脑，自己的收入减少了，心里当然不高兴。他笑嘻嘻地来找我好几次，愿意出七元钱的高价来买走我的理发推剪，我没有同意。
陈师傅很快改变了策略，他来村里剃脑的时候，热情地邀请我免费剃脑和修面。我很愿意体验一下农村的剃脑和修面是怎么回事，便答应了让陈师傅在我的脑壳上舞推剪、在我的面皮上动剃刀，但条件是我必须按照市价，付给他二角五分钱。
我坐在凳上，陈师傅兴致勃勃地给我围上剃脑专用的靛蓝色棉布围单，式样和上海理发店里的围单差不多，只是没有及时清洗，鼻子里会钻进一些相应的气味。剃脑的时候，也许因为我是陈师傅的特殊顾客吧，感到似乎他的手艺比我在上海的剃头师傅要好一些，反正我觉得很舒服。
剃脑完毕，再用热水洗脑，和我在上海的理发店里剃头的过程差不多。
二、修面
接下来要开始修面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修面。
陈师傅端来一条长凳，自己侧身在凳子的一头坐下，拿着剃刀的右手朝着外面，左手拍拍凳面，招呼我坐在长凳的另一头，背对着他顺势仰面倒下，枕在他的大腿上。我睁开眼睛，陈师傅的脸很近，距离不到一尺。
用热毛巾敷面一二分钟以后，陈师傅不用剃须膏，开始给我剃胡须。他的手势熟练而轻快，唰唰唰的一阵响，比我平时自己对着镜子用剃须刀来剃胡子，要舒适多了。
当年，作者用过类似的剃须刀和刀片。
锋利的剃刀刮完了双颊，开始爬上鼻梁和眉心，接着在额头上游走。眉毛上、眉毛下、眼皮下，伴随着轻微的“嗤嗤”声，剃刀好像刮去了我脸上的每一根汗毛。我想，修面就是刮脸，现在脸上已经全部刮过，应该结束了。也许是陈师傅觉得我动了一下，知道了我的想法，他轻声说：“不要动，快好了。”
剃刀开始刮耳朵的背面、耳廓的里面，剃刀在耳朵的边缘上走过。那剃刀直到刮干净我的脖子之后，才离开了陈师傅的手。
农村剃头师傅用的老式剃刀
我刚要起身，陈师傅拍拍我：“还有一下下就好。”他随手拿起一把很细的小刀伸进耳朵里去绞耳毛，那“嚓拉拉”的声音特别清亮。绞完了耳毛，又绞鼻毛，接着他换上了一个掏耳勺，开始仔细地给我掏耳朵。在记忆中，过去哪怕是母亲给我掏耳朵，也没有陈师傅现在的手法那么好。
我还想多呆一会儿，陈师傅说：“好了。”
我挺身坐起来，精神一振，感觉无比清爽，这第一次修面的体验真不错。转念一想，我得赶紧付钱了。
如此享受了几次修面以后，我不由得想到，自己不会修面，而寿仁他们来找我剃脑，虽然一年节省了六元钱，却因此失去了修面的乐趣，实在是可惜了。
又过了一年，陈师傅终于说服我，高价把我的那把理发推剪买走，达到了他的目的。他高兴地说：“我们村里上海佬带来的推剪，早就给我收走了，就里陂上村你老夏的这把最难收。”
寿仁他们几个人只得和我一样，成了陈师傅的顾客。
每逢插秧或者割稻的农忙季节，为了抓紧时间，陈师傅会带着工具来到田头，为我们剃脑修面。这时候，在田里劳作的每个男人都很高兴，我们不但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喘一口气，伸展一下劳累多时的腰肢和手脚，更可以藉着修面，好好地享受一番。
“老夏，到你了！”陈师傅远远地喊道。
1960年代，上海剃头师傅用的剃刀。
我坐在田头的木椅上，照例围上了熟悉的蓝色围单，那围单熟悉的味道里，一股稻田里特有的清香掺杂进来了。修面的时候，我仰望着蓝天上缓慢飘动的白云，听着剃刀在我的脸上“咝咝”地游走，有时还会传来一二声使役耕牛的吆喝声。那是多么的放松，又是何等的惬意。
只是这一切太过短暂了，陈师傅已经站起身来，大声地喊着下一个村民的名字。我不得不下田去工作了。
回上海探亲的时候，我到父亲常去的那家级别较高的店里剃头。一进这家店，感觉就是不一样，亮畅的店堂里干干净净，满墙的大镜子明晃晃的。剃头师傅用毛巾利索地掸两下专用的座椅，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给我围上了雪白的围单，然后问道：“照原样？修面伐？”
“照原样，剃头和修面，来全套。”我盼望着能够在上海享受修面时的适意。
剃头、洗头，师傅把座椅放平，我仰面躺着。热乎乎香喷喷的毛巾来了，比乡下好得多。接着是涂抹剃须膏，这也是农村没有的。理发师开始修面了。
我突然感到有一丝疼痛，头不由得动了一下。师傅说：“咦，侬的胡子不多，倒是韧刁刁的，不好剃。”
到最后，我等着绞鼻毛和掏耳朵，可是没有等到。我开始暗暗地怀念乡下给我修面的陈师傅了。
回到家里仔细地照镜子，发现我的下巴上有一个小小的暗红色的破口，那是上海师傅的剃刀留下的痕迹。我又怀念起农村的陈师傅，他的剃刀从来没有割破过我脸上的皮肤。
按理说，上海的剃头师傅和乡下的陈师傅一样，都是经过多年的学徒生活，才学到了修面这门手艺。可是我总觉得陈师傅的技术更好一些。我想到，共产党来了以后，上海的学徒不管好坏，只要学满三年就能出师。相比之下，乡下的学徒有时要学四到五年，直到师傅觉得不会损坏自己的名声了，才放心让徒弟自立门户，独立操作。（不排除有些乡下的师傅故意不让学徒出师，可以少一个竞争对手，同时能够多占有一些学徒的劳动。）
还有，上海的剃头店里，各种设备高档、大气、上档次，剃头工具先进、整洁、又多样。也许正因为设备和工具好了，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即使修面的手艺马虎一点，也能过得去。就这一点而言，我不禁联想到其他的行业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医院里有越来越多的医生，他们越来越依赖各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为病人作各种检查，然后根据检查结果给病人诊断和开药。这样一来，医生个人的医术高下，似乎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
1989年底，我和女儿揣着国家允许调换的总共六十多美元，来到了美国，和正在读书的马立平会合。有人说，过去我们到农村是“土插队”，现在几乎是身无分文地出国，可以算作是“洋插队”。
和二十年以前的1969年一样，我的行李箱里又有一把崭新的双箭牌理发推剪。从那以后，立平开始学着给我剃头了。
略微有些遗憾的是，立平不会修面这种高级的技术活，美国的理发店里又没有这项服务，我很久没有享受修面的乐趣了。
等我过了几年再从美国回到上海时，大多数的剃头店里已经和国际接轨，取消了修面这项传统服务。
我想起了好像是某本书上一句幽幽的话语：“世人不闻《广陵散》，已经很久了。”
1960年代，修面是剃头师傅的传统服务项目。
松光、火吊和救火
“松光”是几十年以前里陂上村民用来照明的主要材料。他们在春天的夜晚经常会点燃“火吊”去田里捉鱼，火吊里燃烧的就是松光。我在农村十年，参加过几次救火，松光往往是引起火灾的直接原因。所以，我把松光、火吊和救火这三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写在了一起。
现如今的里陂上村，松光这样东西，已经绝迹很久了。
一、劈松光照明
上海是中国的大城市，现代化的程度比较高，夜晚自然是用电来照明。在1960年代，上海马路上的路灯，是当时最先进的高压水银灯。我家里则换下了老式的白炽灯，改用既明亮又比较节能的日光灯。
到了里陂上村，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到了夜晚，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村民多数使用“松光”来照明。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经常要点燃“松光”，到昏暗的柴房里去拿取各种用具。
顾名思义，村民用来照明的“松光”，一定和松树有关。
里陂上村周围的山岭上，有许多一人不能合抱的大松树。奇怪的是，有些大松树的树干上，从齐人高的地方开始，往下有二尺左右的长度，或多或少被人挖掉了一块。有的树挖得浅而窄，好像树干上长了一个凹进去的疤；有的挖得深而宽，那松树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