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张寿仁告诉我，那是因为村民劈“松光”来照明，才把松树弄成了这个样子。
割开松树皮，松树受了伤，就会流出“松油”，松油流得多了，时间一长，把原本黄白色的木质部分浸润成了橙红色，用斧头小心地劈剥下来，就是松光。
劈松光使得松树又受伤了，再次流出松油，过一年左右，又可以劈一次松光。你也劈松光，我也劈松光，时光过去了十几年，劈松光使得大松树最细的地方只有碗口那么粗了。
劈松光会毁坏松树，大队干部多次说要保护松树，禁止劈松光。记得唯一查处过的，好像只有李家村的一个村民，这事还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历来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描述社会不公平的话：“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百姓连晚上点松光照明的权利都没有，还让不让他们活了？一时间，我们先锋大队群情汹汹，大队干部成了“千夫所指”。从那以后，大队干部再也不敢说要禁止劈松光。
记得是一个刮风下雨的晚上，我吃过晚饭不久，忽然听见屋背岭上“嘎啦啦”的一阵响，然后是“轰……”的一声。那好像不是打雷，而是一棵大树倒地的声音。一定是屋背岭上那棵劈了松光，平日里看上去摇摇欲坠的“松光树”倒了！按照村里不成文的规矩，那棵树属于最先赶到现场的那个人。想到这里，我立刻穿蓑衣、戴斗笠、左手持手电、右手提斧头，匆匆赶往倒树的现场。
离开那松光树只有三四十米的时候，传来了第一声清脆响亮的伐木声。唉，还是晚了一步。
我不甘心地趋上前去，在手电的光亮中，辨认出是村民周恩绍抢在了我的前头，这棵松树已然归他所有。恩绍以胜利者的姿态，潇洒地和我打招呼。
那棵松树是村民劈松光的牺牲品，却让恩绍独自占了一个大便宜。我只能悻悻然地回到住处。
煤油灯
村民都知道鹿冈商店有煤油灯卖，连玻璃灯罩在内，每盏九角六分钱，他们咬咬牙，还能买得起。但是点灯的煤油每斤要六角五分钱，一年至少要用去十几斤，实在太贵了。更何况煤油灯的玻璃灯罩非常娇嫩，一不小心就会打碎，却又无法单独购买。没有玻璃灯罩，煤油灯基本上成了废物。
村里哪怕是最时尚最赶潮流的村民，买了一盏煤油灯便直呼上当：“上绝哩个当”。他们宁可去山上劈松光，松光不用花钱买。
每根松光劈成了宽约一寸，长约六七寸，它最大的功能是用来照明。不管是吃晚饭，还是晚饭以后的纺纱织布，村民都是把点燃的一到二根松光，放在一块青砖上，任其吱吱地燃烧，噗噗地爆出火花，发出比煤油灯亮得多的光焰。光焰渐渐暗下去了，从盛放松光的扁篱中再摸出一根，添加到当作底座的青砖上，光焰又起来了。
光焰旁边坐着的人脸和身影，在光焰的晃动中忽隐忽现。周围的一切都和数百年前相仿佛，时光似乎没有流转。只有厅堂正中间，那忽明忽暗的毛主席的标准像在提醒着人们，这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村民要出门查看柴屋或者牛栏，又或者吃过晚饭要出门到记工员那里记工分，他们照例点燃一根松光，用三个手指捏住下端，擎在头上，照亮前方。因为电池是紧俏商品，不容易买到，所以用手电筒照明走夜路的人很少。
用松光来照明，除了光焰会时大时小，不太稳定之外，另一个缺点是黑烟太大。
我们知青挤住在祠堂里，一开始使用煤油灯照明。有一天，冯金生很想能够像村民那样，省下买煤油的费用，他便拿着斧头上山，劈了一扁篱松光回来，晚上就在房间里点起松光照明。又黑又亮的烟雾随着光焰往上升，没几天就把大家的帐子熏黑了。我表示抗议，连忙把自己的帐子拆下来洗干净。冯金生自己也说，松光烧起来黑烟太大，他的鼻孔里全是黑的。实验很快停止了，余下的松光成了我们烧火做饭时的“引火柴”，先划火柴点燃松光，再用它引燃其他的柴。
我们常说的文房四宝，是指笔、墨、纸、砚。记得书上说过，可以用松烟来做成传统的墨。如果松光的黑烟不是熏黑了我们的帐子和鼻孔，而是另外想办法收集起来，也许正是做墨的原料呢。
随着里陂上村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和国家电网的逐渐普及，到了1990年代，村民家里全部用上了电灯，他们劈松光照明的时代，可以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二、松光和火吊
鱼叉
永丰县的年降雨量有一千六百多毫米，每年开春的桃红梨白时节，里陂上村的水田里已经盛满了春雨，远远望去就像是许多形状不规则的镜面在闪闪发亮，是名副其实的“水平如镜”。镜面底下，手指那么长的小鱼活泛起来了。池塘里放养的大鱼，也会趁着温暖的春水溜出池塘，到田里来找小鱼玩耍。
每逢这种时候，里陂上的村民白天带着斧头和扁篱，抽空去山上劈来松光。到了晚饭以后，村民肩上斜挎着的扁篱装满松光，腰上扎着准备装鱼的篱子，手持捉鱼的鱼叉和斩针，擎着照明的“火吊”，出门到田里去捉鱼了，俗称“打火吊照鱼”。
传统的火吊是铁匠用二分粗细的铁条打成的篓状倒圆锥体，直径和高度均在六寸左右。这“铁篓”的网格很大，圆口的边上有三根一尺来长的铁条做的攀，攀的另一头并拢在一起，连接到一根三尺来长的杆上。这杆靠近“铁篓”的那端，有一尺多长是铁制的，其余部分是木头的把。使用火吊的时候，铁篓里面放置点燃的松光。松光放得越多，火吊就越亮。
我曾经跟着村民张寿仁到里陂上村的大塅上，打着火吊去“照鱼”。
斩针，尚未装上木把。
春夜的塅上，田里一片蛙鸣。放眼望去，夜色中有七八团橙色的火在移动，那就是火吊。远处的火团小，移动得慢。近处的火团大，动得快，还可以看到隐隐绰绰的人影。一团火停住了，那多半是发现了田里的鱼，持着火吊的人正在用斩针捉鱼呢。运气好的话，一个晚上可以捉到两三斤鱼。
我跟在寿仁身后，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斩针。
和松光熊熊燃烧的火吊相比，手电筒那惨白的光束显得十分微弱。寿仁停住了脚步，用火吊照着水面，对我说：“老夏，有鱼，快斩。”我看见田里有两条鱼，正在悠闲地摇着尾巴。
我举起斩针，猛地劈下去，溅了我一脸的水。我定睛一看，那两条小鱼早就不见了。
火吊的光亮渐渐地暗了，寿仁从扁篱中取出几根松光加了进去，只听得松油吱吱作响，松光腾地一声燃着了，火吊一下子亮了起来。我和寿仁忙了两个多小时，才捉到一斤多鱼，我连一条鱼也没有捉到。
回家的路上寿仁告诉我，有一次他打火吊照鱼，看见田塍上有一条很大的眼镜蛇在游动，像是在从上坵田过到下坵田去。（眼镜蛇发怒时，头部下面有一段会变宽，好像是脖子膨胀了，村民的俗称是“涨颈疯”。）
眼镜蛇的攻击性特别强，它可能是觉得受到了威胁，伸起头涨着脖子向寿仁冲过来。
眼镜蛇
寿仁急忙用火吊挡住蛇的来路，那蛇愤怒地缠住了火吊，缠得火吊都开始变形了。寿仁赶紧往火吊里小心地添加松光，让火吊越烧越旺。那眼镜蛇终于受不了火攻，全身松软，掉到田塍上，奄奄一息了。寿仁继续用火吊烧烤，用斩针扎，把这条大毒蛇打死了。
我想，如果寿仁手里拿的是火把，火把是烧不死眼镜蛇的，那还不知道是谁胜谁负呢。火吊比火把要好得多。
打火吊照鱼很少能捉到大鱼，绝大多数是手指那么长的小杂鱼。村民回家以后，直接把小鱼放在大铁锅里炕干了，加上碾碎的红辣椒烧了吃。
后来化肥和农药用多了，春天水田里的鱼就少了，劈了松光来打火吊照鱼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三、救火
里陂上村民的传统房屋，不管是正规的住屋还是放杂物的柴屋，基本上没有窗。即使是最高级的青砖到顶的砖屋，也只会在前墙和后墙上各留两个一尺高五寸宽的墙洞，这就是村民口中正式的“窗”了。房间里非常暗，村民进房找东西，往往要点燃一根满是松脂的松光，借着松光来照明。这就为火灾留下了隐患。
我在里陂上村的十年里，记忆中一共发生了三次火灾，每次都是用松光来照明惹的祸。所幸发现得早，救火及时，损失很小。
1969年的一个晚上，住在我们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听见他家牛栏里的牛有动静，他点着松光去牛栏查看，不小心燃着了牛栏上面堆放的大量干稻草，那是耕牛过冬的饲料。我们上海知青听到恩绍的喊叫，立刻用洗脸盆到水缸里舀了水，冲过去扑救。幸亏刚刚起火不久，也因为知青人多，很快就把火扑灭了。
1971年，村民张发茂的老婆，在白天点着松光，去柴屋里找猪食盆。柴屋的屋檐不高，松光一下子把屋檐上极为干燥的茅草点着了。发茂在柴屋里存放着他多年来积攒的准备盖新屋的木料。一着火，这批木料肯定全完了，吓得发茂的老婆哇哇大哭起来。我和冯金生听见了，急忙从我们搭伙的村民家的水缸里取了水，冲出去救火。薛志民也很快赶来了。大火把茅草的屋顶烧掉了一大半，盖新屋的木料安然无恙，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应该是1974年，夏天双抢大忙时节的一个中午，我和里陂上的村民一起，顶着烈日挑着稻谷，到鹿冈粮站交完公粮回来后，走进厨房准备午饭。正在这时，有人大叫：“着火了！”我刚放下手里的切菜刀，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就冲进了厨房，说：“快，救火！”我急忙拿着脸盆到水缸里舀水，飞快地跑到屋外，发现是我们知青的新屋旁边，村民张顺喜的柴屋顶上的茅草烧起来了。如果不把火扑灭，很可能会延烧到我们的新屋。
我和姜部长拼命地来回奔跑，几分钟以后，我水缸里的水用完了，火也被我俩浇熄了。这时候，冯金生也从鹿冈粮站交完公粮回来了。等到我坐上饭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终于可以填饱饿得前心贴后背的肚子了。
那天中午，姜部长到里陂上村，是来找我道别，他要调到永丰去工作了。姜部长见我在田里劳动还未回来，就在村民家里吃了午饭，到我们知青的新屋里休息。他在我的床上午睡，听见外面有人大叫，连忙从床上跳起来，到门口一看，只见一个村民慌慌张张地朝自己家里跑去，他是想叫人来救火，手里还拿着一根已经熄灭了的松光。后来我知道，是村民张顺喜，点着松光去柴屋里找东西，一不小心，手里的松光碰到了屋檐上的茅草，烈日下的茅草一点就燃。
我至今想不起来，那天为什么没有其他知青在屋里。好像李桂英正在仓库里称稻谷，而薛志民则已经“病退”回上海了。
我参与的另外一次救火是1976年，我在县城里的永丰饭店参加全县知青代表会议期间。那次救火虽然和松光没有直接的关系，却也牵涉到了松油。
永丰饭店
那是开会的第一天晚上，我被永丰饭店的广播吵醒了，喇叭里说永丰松香厂着火了，希望大家去救火。我睡的房间里有六张床，睡着六个知青代表。其他人好像都没有被广播吵醒，我不好意思叫他们，便独自到了永丰饭店的大门口，却空无一人。
我怀疑自己刚才是做梦了，正在犹豫不决，另一个上海知青来到了饭店门口，问我是不是听到了广播。
我俩核对了情况，决定去火灾现场。松香厂在聂家村附近，离永丰饭店有一段路。我俩在清冷的夜里一路小跑，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到了松香厂，发现是厂里专门存放松油的松油池着火了，火势并不大，有一队人正在用篮攀传递沙子，往松油池里倒。我们迅速地加入了传递沙子的行列。
这些传沙灭火的人，都是松香厂的职工，据他们说，是厂里有人为了发泄私愤，设法点燃了松油池，放火的人已经被抓住了。
过了半小时左右，火完全熄灭了，人们悄无声息地散开去，我俩也回到饭店继续睡觉。
第二天上午知青代表继续开会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提到昨天半夜里饭店的广播，我也表示听到了，但是不好意思说自己跑去救火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到松香厂救火，很像是做了一个梦。
知青代表会议结束后，在回里陂上村的路上，经过松香厂的时候，我特别留意观察了火灾现场。松油池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是池边的墙上有一块地方被火焰熏黑了，不注意观察的话，还真看不出来这里前两天失火了。
我参加的几次救火，都是火苗初起，感觉不到烈焰的威猛和可怕。马立平说，她在高坑村参加过扑灭山火，烈焰舔着火舌随着山风扑过来，高温和缺氧使她立刻感到窒息，马上就想到了死亡。
四、割松油
和松光有关的是松油。松油是一种化工原料，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当年鹿冈公社的各个生产队为了增加收入，经常会安排一两个村民到山岭上去割松油。
割松油的村民首先要到山岭上，挑选那些高大茁壮的松树，这些树的出油率会高一些。
选好了五百到六百棵松树，需要规划好割松油时，割油人在各棵松树之间行走的路径，然后用柴刀砍出一条可供人行走的小路。
最后，准备好竹制的导管和盛放松油的竹罐，就可以在树上割透树皮，开出一个“V”字形的切口，村民俗称“眉毛叉”。
要让松树持续出油，割松油的村民必须每天上山，用锋利的专用刀具，在松树上割开的“眉毛叉”的下方，削去薄薄的一层树皮。过了几分钟，松树渗出一滴滴像清晨的露珠那样晶莹剔透的松油，顺着“眉毛叉”最下端的竹制导管，缓慢地滴落到盛放松油的竹罐里。
在松树上割开“眉毛叉”
如今鹿冈地区仍然盛行割松油，只是百年以上的大松树已经绝迹，所割的小松树的直径最多只有一尺，盛放松油不用竹罐，取而代之的是塑料袋。
割松油的小松树和塑料袋
割松油对松树的伤害非常大。俗话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树木的根部从土壤里吸收的养料，全靠树皮往上输送。如果割掉一圈树皮，树就会枯死。
记得在中学里，有个同学不相信在生物课上学到的知识，决定要做一个实验，他把校园里最大的一棵树割掉了一圈皮。学校知道以后非常着急，火速请上海的园林专业人员前来抢救，可是为时已晚。到了第二年，那棵大树果然枯死了。
按照里陂上村不成文的规定，在割松油的树上开的“眉毛叉”，不能超过树围的一半，必须保证有另一半完好的树皮来输送养料，让松树能够继续存活。
可是村民为了多出松油多赚钱，往往把“眉毛叉”开得很大，只剩下三分之一完整的树皮。那松树得不到足够的养料，没过几年，绿色的松针渐渐地变成橙红色，它枯死了。
村民说，即使“眉毛叉”开得不大，割过油的松树只是活着而已，再也长不大了。我有些怀疑这种说法。树只要活着，它木质部的年轮一年一年总是在增加，不会减少的吧。
打铁、锯板和制篾
里陂上村没有木匠、没有裁缝、没有剃头师傅，还有三种工匠也是村里的稀缺资源，一旦需要的时候，村民只能到外村去聘请他们到村里来工作，那就是打铁的铁匠、专门锯木板的锯板匠和制作各种正规竹篾器的篾匠。没有这三种工匠的劳作，就不能维持村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的秩序。
马立平得知我想写这篇文章，她马上表示：“写打铁、锯板和制篾，真要举双手赞成，这三件事我都尝试过。左手上当年篾刀刻下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而‘破竹’的气势更是永生难忘。记得还在哪里打过几下铁，锻打需要用的力气，比看别人打铁的动作给我的感觉要来得更大。”
一、打铁
据说和永丰县相邻的吉水县，是出铁匠的地方。在永丰县各处挑着担子到各村去打铁的师傅，似乎多半是吉水人。他们各自有大致固定的活动范围，担负着一些村子里的铁器修造业务。每年挑着担子来里陂上村的那个打铁师傅，正是吉水人，黎师傅。
记得是刚下乡那年，一个阴湿的冬日。我在油灯下吃完晚饭，就听见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在外面和什么人说话。接着是“吱呀呀”的一声，祠堂的大门开了，恩绍手持一根燃烧着的松光在前面引路，后面跟着进来了两个人，好像挑着很重的担子。那是打铁的黎师傅和他的徒弟到了，我很好奇，连忙推开碗筷，过去凑热闹。
传统的木风箱
放在厅里的担子还没有打开，但是我看见一个有棱有角的长方形木头箱子上，有一个把手，那应该是鼓风用的风箱了，好像和上海街头爆“炒米花”时用的风箱差不多。
2014年，鹿冈的铁匠铺里有鼓风机。
恩绍从牛棚顶上抱来了一大堆稻草，他嘴里招呼着：“黎师傅还冇吃饭？就到我屋里吃吧。这是给你们晚上打地铺用的草杆。”
黎师傅笑着答应了：“制得（可以）。这是一块六角钱，是我买草秆的票子（钱）。”
恩绍和黎师傅开始推推搡搡，互相谦让起来。最后是黎师傅收回了钱。
在他们推搡谦让的过程中，我听出来，恩绍的父亲当年就是从吉水到永丰来打铁的铁匠，最后定居在里陂上村的。恩绍还有一个姐姐，长大以后嫁回到吉水县去了。
第二天一早，黎师傅摆开了打铁的用具，主要是一个不大的炉子、一个风箱和一个不大的铁砧，其他的就是大锤、小锤和各种大小不一的铁钳了。
我问黎师傅：“这么小的炉子肯定不能烧劈柴，你们是烧煤么？”
黎师傅说：“烧木炭和火屎。我徒弟去村里买火屎了，这村里没有木炭。”
村民煮饭时，灶膛里的劈柴烧到最后，变成了很多枣子模样的红彤彤的小块，热力十足，那就是“火屎”，它的学名应该叫作炭烬。村民从灶膛里铲出炭烬，用水浇灭了，晾干以后收起来，专门等着铁匠来收购，可以增加几个零花钱。
那徒弟熟门熟路，知道哪些村民家里有炭烬，他很快回来了，还捎带着买了些白米和蔬菜。师徒俩有打铁的炉子，可以自己做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平时用的铁制器具，在使用中都会磨损。火铲越用越薄，火钳越用越短，原来七八寸长的镢头板和镢铢板，不出几年，磨损到只剩下五寸来长。铁器需要修复，村民叫作“请铁匠来‘钢’一下”，这里的“钢”字念第四声。
早饭以后，村民大多知道铁匠进了村，三三两两地来了。“钢镢头，一块五角；钢镢铢，两块……冇涨价。”黎师傅忙不迭地应承着村民的询问。
生产队长也来了，给黎师傅递上了一支烟。他要为来年的春耕未雨绸缪，队里耙田用的齿耙需要“钢”一下了。队长和黎师傅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给队里钢五张齿耙，每张从三十块钱降到了二十五块。
黎师傅开始工作了。他把一块需要接长的老镢头板放进炉子里那微弱的火苗上，上面用炭烬盖住三分之二，留出了镢头板的一端。徒弟使劲地拉动风箱，炉子里很快冒出了带有蓝色的火苗。
不一会儿，黎师傅的右手执握小锤，在铁砧上“嘚嘚”地轻敲了两下。徒弟听到了信号，立刻从风箱边跳起来，执住了大锤。
黎师傅的左手从炉子里钳出了镢头板。那埋在炭烬里已经变得红中带白的一头，放在了铁砧上；另一头用铁钳紧紧地夹住，掌握在黎师傅手里。
小锤是打铁的指挥员，“叮”的一声，打在了烧得通红的铁板上，分量并不重，铁板几乎没有什么变形。那是在告诉大锤：打这里。
大锤是战斗员，接到大锤的命令以后，便瞄准部位，狠狠地砸了下去。“当”的一声，不大的铁砧颤抖了一下，铁板的形状变化了。
“叮、当，叮、当，叮叮、当……”空气中悦耳的打铁声可以传得很远，它是好听的音乐。但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那响亮的节奏又像是“打铁请找黎师傅”的广告。
有时候，黎师傅一边挥锤锻打，一边简短地斥骂徒弟。那多半是他嫌徒弟太笨，大锤没有打在指定的位置上。或者是嫌徒弟太懒，大锤不够给力。
师徒俩把磨损了的旧镢头板打薄，两边向里弯曲，中间插上一块烧红的新铁板，捶打“咬紧”，再反复地烧红、锻打，最后成型。
村民三三两两地在周围，看着黎师傅打铁，嘴里经常会念叨：“老话说‘打铁冇样，边打边像’，你看你看，黎师傅的铁锤就是会打出各种花样来。”
可是我觉得，黎师傅是“打铁有样，边打边像”，要把铁块打成什么形状，那“样”都在他的心里呢。村民所谓的“打铁冇样”，应该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黎师傅钳住“钢”好的镢头，放入水桶里面。“嗤”的一下，水桶里冒出了丝丝白烟，三四秒钟后取出镢头。（书上说，那是淬火，可以增加镢头的表面硬度，使它比较耐磨。）取出的镢头扔在地上，让它自然冷却。（书上说，那是回火，能够去除淬火时产生的内应力。）
我们知青使用的不是镢头，而是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从鹿冈商店买来的“镢仔”。在村民看来，镢仔是妇女和小孩用的不正规的农具，所以有“做事用镢仔，吃饭用钵子”的说法，经常用来嘲讽一个人做得很差，吃得却很多。
后来，我的农活做得很棒了，逢到掮着镢仔去田里工作时，每每想起那句嘲讽人的话语，心里不免有些不舒服。
有一年，黎师傅又进村了，我决定不光要为自己打一把崭新的镢头，我还要有属于自己砍柴用的斧头和毛镰等铁器。村民家里都有这些用具，以往我都是向他们借来用的。
看着五十来岁的黎师傅微微地驼着背，正在熟练而轻松地为我打造新镢头。我突然手痒了，连忙给他师徒俩递上香烟，要求让我玩一下大锤，校验一下打铁究竟是什么味道。黎师傅答应了。
我抡起大锤，按照他小锤的指点，猛力往下砸。“叮、当！叮、当！”地砸了那么十几下，感觉到烧红了的铁还是很硬，正像立平后来说的那样，需要用的力气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意思是看别人做事好像很容易，要到自己亲力亲为的时候，才会知道其中的艰难。依我看，这句话也可以改成“看人打铁不吃力”。
那天晚上，我抚摸着崭新的镢头、斧头和毛镰，反复地欣赏、把玩，简直是爱不释手。想到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用镢仔，而是用镢头来干活，那就更像真正的农民了，心里觉得很满足。
冯金生的想法和我不一样，他直到1975年离开里陂上村去读书时，一直是使用他的那把镢仔。
2014年，鹿冈铁匠铺，掌小锤的师傅。 改用机器来打大锤
二、锯板和樟木箱
1960年代的上海人说到江西的特产时，第一就是樟木箱，其次才是南丰县的贡橘、上饶市的夏布、樟树市的中药材和四特酒。上海人用樟木箱来存放衣物，似乎可以永远不用担心箱内衣物的第一天敌——蠹虫。
到了里陂上以后，我很快就知道，里陂上村的屋背岭上和鹿冈老墟的大桥边，那几棵郁郁葱葱、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就是乡规民约中明确规定的不准砍伐的樟树。摘下樟树叶子嗅一嗅，确实有一股清香，透出了一丝类似于上海买的樟脑丸的味道。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真是樟树啊，是可以做樟木箱的樟树。”
从那以后，我就存下了一个念想：若是能找到一棵樟树，锯成板，做成樟木箱，用来存放衣物，那还真不错。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村民朋友张寿仁，他开始觉得很奇怪。里陂上村民多是用一种二开门的杉木“层子橱”来存放衣物。就算是村里用来存放贵重资料“族谱”的箱子，也只是杉木箱。没有村民用樟木来做箱子。
寿仁是村里比较追求新奇的青年，很想知道樟木箱子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和他约定，一旦有机会找到可以砍伐的樟树，我俩一起干。
一年以后，机会来了。寿仁告诉我，在一处绝壁下面，有棵樟树的全部枝桍被村民砍去当柴烧了，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
我问寿仁：“这树有多粗？”
寿仁双手一围，作出合抱的样子：“这么粗。”
第二天，我和寿仁合作，把这棵樟树砍倒，用斧头断成了四段，每段三尺长，抬了回来。
三脚马
樟树要锯成木板才能做箱子，得请专门的锯板匠。寿仁说，锯板不难，只是比较累，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来锯板。我当然愿意有机会学习一门新的技术，“艺多不压身”么。
到了农闲时节，田里的劳作轻松了，我和寿仁不约而同地想到，该把那几段樟树锯成木板了。我们找来了两个“三脚马”，在厅里放稳当了，再加上三根杉木，做成“马架”，把一段樟树搁上去，用专门的刮刀刮去树皮。我有墨斗和角尺，在树段上仔细地弹好墨线，把树段放正了，用马钉固定在马架上，就可以开锯了。
作者的木工锯之一
锯板要用框锯，框锯和一般的木工框锯看上去不一样，结构却差不多，都是由工字形的木框架、绞绳、绞片、锯条等组成。用绞片绞紧了绞绳，锯条就绷紧了。我和寿仁分别站在马架的两边，各自双手握住框锯的一边。
作者当年曾用这把框锯来锯板
锯板先要“开锯路”，在木头的一端锯出一条缝来。这时，右手紧握锯把，左手按在起始处，轻轻推拉几下，用力不要过大。推拉框锯时不要左右歪扭，推锯时要重，拉锯时要轻，推拉的节奏要均匀。
用框锯来锯板的样子
三段樟树都锯成了半寸厚的樟木板，我们把这些木板运送到寿仁家的楼上，木板之间用细木条隔开，可以让木板干得快一些。同时，把木板依旧叠成整段樟树的模样，两端用藤条捆紧，使得木板不容易变形和开裂。
两年以后，樟木板终于阴干了，我准备做两只樟木箱，一只自己用，另一只带回上海，孝敬父母亲。
我请木匠来做樟木箱的那天中午，邮递员老徐来村里送信，他看见了做箱子的场景，便问我：“你也在做樟木箱子带回上海去？”
我说了自己的打算，然后问他：“你说‘也’，难道有很多人这样做么？”
老徐说：“早就有知青这样做了。告诉你，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帮你把箱子运到上海去。”
我立刻精神一振。自己正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呢，从里陂上村到上海，交通毕竟不太方便。
原来，老徐的办法是把樟木箱当作人们平时寄包裹时的包装木箱，寄到上海去。邮政包裹专用的白帆布口袋很大，一号袋可以装一只二尺四寸的樟木“包装箱”，二号袋能装二尺二寸的樟木箱。
我笑了：“老徐，你真有办法，既为我们解决了困难，又为你们邮局赚了邮寄费。”
老徐说：“我哪有你们上海人聪明，这是其他大队知青出的主意。”
在老徐的指导下，我把一只“樟木包装箱”从鹿冈寄到了上海。母亲收到了硕大的包裹，打开“包装箱”，里面除了一封信，什么东西也没有。等到母亲读完信，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从那以后，我在公路附近的田里干活时，每当从鹿冈那边由远而近地传来摩托车突突的马达声，我就会停下手里的工作，眺望着那飞驰而过的绿色邮电摩托车，辨识着后座的两边是否挂着两只很大的白色邮政包裹袋。那口袋里面多数是鹿冈知青寄回上海的樟木箱。
村民平日里不管是切菜还是剁猪食，用的都是樟木砧板。我也用一寸厚的樟木做成了砧板，但是开始用樟木砧板的一个月里，做出来的菜肴，总脱不了一股樟木的辛辣怪味。
到了198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工作时，有一次，突然发现四川北路的商店里有樟木箱出售。我征得售货员同意，打开了箱盖，马上发现那箱子只用了很少量的樟木板。我问：“你们卖过全部用樟木做成的箱子么？”
售货员摇摇头，说：“没有。哪里有全樟木的箱子卖？我要去买。”
如今我从美国回到上海，那只里陂上的全樟木的箱子，静静地呆在上海的房间里。我看看它，它也看看我，似乎想起了它自己的前世今生，想起了我用框锯把它锯开的那一刻。瞧，它很默契地对着我笑呢。
作者的樟木砧板 作者的樟木箱
三、制篾
中国南方盛产的毛竹，据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草本植物，这种草可以长到二十米高，而且长得很快，一般两年就能成材。又因为毛竹柔韧性好，纹路很直，不会变形，容易加工，是里陂上村民制作各类竹篾器具的主要材料。
我在村里吃饭时，手里持的是竹筷子。如果坐在饭桌上，环视一下厅堂，板壁上扣挂着晒箕和肚箕；地上放着一担空箩，一只箩上搁着米筛，另一只箩上插着撮箕；墙角里则靠着一对篮攀。这些器具的名称里，都有带竹字头的字，它们都是竹篾器。
想起村民平日的谜语里面，如果说“什么东西上圆下方？”谜底是箩。“什么东西上方下圆？”那就是我手里拿着的筷子。
再仔细想想，江西是楚国的腹地，如果把二千五百年前雄踞南方的楚国称作“竹子的国家”，应该不算过分。
我们每年从山上掮回村里来的竹子都是毛竹，必须趁着在毛竹新鲜湿润的时候，请篾匠来“制篾”。如果毛竹干燥发黄，柔韧性变差，就很难加工了。
篾匠用刀把竹子破开破细了，竹子就成为篾片。带有竹皮的是篾青，比较结实，没有竹皮的是篾黄，稍次一些。我想，做竹篾器的手艺人主要是玩弄篾片，所以才叫篾匠的，没有村民称呼他们为“竹匠”。
生产队请篾匠
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集体劳作，需要的竹篾器具主要是晒簟、箩、撮箕和谷筛，以及篮攀。
篾匠师徒在约定的日子进村了。每逢这种时候，村里有几个老者就会唠叨起来：“唉，年年都要请篾匠，我们先前哪有这样？如今的后生败家呢。”
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珍惜和爱护，使得属于集体的各种器具大大缩短了使用的年限，这才不得不每年都要请篾匠来村里干活。
篾匠师傅使用的工具不多，通常是篾刀、篾针、手锯、圆刀等，只有四五样。
从左到右：篾刀（用来破竹和破篾）、篾针（用来编织）、圆刀（划出等宽的篾片）。
不管最终要编织成什么样的篾器，篾匠必须先用篾刀，把毛竹从中间破开。记得书上有个著名的成语叫作“势如破竹”，常常用来形容战斗节节胜利，毫无障碍。但是到了里陂上，见识到真正的“破竹”以后，我才意识到“势如破竹”的基本事实，还是破竹子，特别是破毛竹。
我们从山上掮回的大毛竹长的十来米，短的六、七米，而截好的竹梢的直径有两寸多。只见篾匠师傅左手紧握篾刀，刃口向下，逢中抵住竹梢的横断面，右手挥拳，朝篾刀的刀背猛地一砸。“啪”的一声，竹梢裂开，刀口进去了。顺势拍几下，篾刀进去了近二尺，竹梢开裂得更大了。掰开竹梢，抽出篾刀，改为刃口向上，刀背向下，再插入竹梢的裂缝。然后握紧篾刀，突然向下发力，只听得“呱啦啦”的一阵声响，一根硕大的毛竹顺着竹节一路往下，迅速破成了两半。
也有时候，当竹缝裂到六、七尺时，篾匠干脆抽出篾刀，两手各执一边竹梢，吸口气，两臂同时向外一抖，那毛竹像从他手甩出的两根绿色长鞭，“哗”的一声，从上到下，一分为二，煞是好看。
我在旁边看着师傅破竹，那气势，那声响，心里的感受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时间长了，我向篾匠师傅提出来，能不能让我试一下。师傅说，这些竹子没有前些日子那么湿润了，要难破一些。但是他经不住我的多次要求，不很情愿地把篾刀递给了我。
我学着师傅的样子，把竹梢破开，可是再往下就不行了。师傅笑了笑，上来帮着我，把那根毛竹破开了。不管怎么样，我看着躺在地上那分成了两半的毛竹，心里还是很高兴。
毛竹破开以后，篾匠师傅根据不同的需要，再把它破成宽窄不等、厚薄不同的各种篾片和篾条。用刀刃压住篾条，通过圆刀，把篾条拉成一定宽度的同时，篾条就刮得十分光滑了。而篾针则是编织竹篾器具时常常用到的趁手工具。
村民用毛镰破篾 篾匠用篾刀破篾 篾匠用圆刀拉篾
篾匠在工作的时候，和来里陂上村的其他工匠一样，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因为不戴手套，再有经验的篾匠，双手还是很容易被锋利的篾片划伤。我想起马立平手上那明显的伤痕，当年她一定流了不少血。唉，女流之辈去玩什么篾刀呢，女人的手是不应该流血的。
自己请篾匠
村民自己家里也要用不少竹篾器。手头宽裕了，有些余钱的时候，就会请篾匠来家里，帮着修补和添置一些竹篾器，比如晾晒笋干、篓菜和南瓜饼的晒箕、肚箕，戽水用的戽斗，煮饭用的汽盖、甑篦，筛米用的米筛，睡觉用的篾席。有村民的女儿要出嫁了，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会请篾匠来编织做女红的针奁，作客时提的腰子篮，取暖时用的火笼，等等。
取暖用的手笼和脚笼 煮饭用的汽盖和甑篦
晾晒东西的晒箕 筛去稻谷的米筛 竹篮和涮帚
村民自制的竹篾器
村里几乎每个男人都会到山上砍些拇指粗细的小山竹回来，破开以后做成各种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器具，如篱子、籇、笱子和竹耙等。
篱子最常用，主要是用来盛放田里捉到的小鱼和山上扯到的竹笋。
籇是放在水流大的地方，主要用来捉小鱼。
笱子是安放在田阙处，用来捉田里的黄鳝和泥鳅的。
山岭上的松树属于四季常青的“常绿乔木”，树上新生的松针是嫩绿色的，老的墨绿色的松针渐渐泛黄，就会落下一些来，村民称作“松毛”。村民用自制的竹耙到松林中，耙起地上棕红色的松毛。松毛含有松脂，是引火的好材料。
篱子 籇，据说是甲骨文“再”字的原型。
笱子的底部要用力才能转开 耙松毛的竹耙
有一个时期，村里参加自制斗笠的人数很多。我从山上砍来细山竹，用毛镰破成很细的竹篾，跟着寿仁他们，一起编织斗笠。可是我横编竖织，弄出来的东西越看越觉得难看，实在不敢戴在头上。（倒不如请薛志民给我剃头，他剃得再难看，我自己也看不到。）
听陆禹平说，他曾经编过斗笠。如果他是戴着自己编的斗笠去出工，我从心底里佩服他。
2013年购。村民的斗笠里都加有竹子做的“凉箍”，既凉快，又戴得稳。
注解：
[1] 书上说，自从1911年清王朝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人就废除了女人裹脚这千年的陋习。我母亲1917年出生，她理所当然没有裹脚，和书上说的一样。但是在里陂上村，实际情况和书上说的有所不同。有的村妇1923年出生，1928年开始裹脚（以后又放开），这时距离中华民国总统颁布的废止裹脚的法令，已经十几年了。我下乡的1970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村里只要能劳动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赤脚下水田劳动。那些四十五岁以上的妇女，裹了的小脚虽然已经放开，那尖尖的已然畸形的脚，还是比正常的脚要小很多。我清楚记得她们一摇一晃，在田里艰难行走的样子。
[2] 这名义上的女儿是发茂收养的，成年以后嫁给了他的小儿子，其实就是解放以前所谓的“童养媳”。里陂上有些村民觉得“童养媳”的制度不错，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村民张寿仁和张富魁的老婆都是童养媳，两对夫妇的感情都很好。富魁在1980年代，三十来岁就去世了，富魁的老婆袁招金居然矢志不嫁，一直守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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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
水灾
种田是靠天吃饭。在里陂上村，旱灾不常见，水灾是常有的事。水灾能使粮食减产，能使交通中断，能造成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一、粮食减产
水灾能使里陂上村的粮食减产，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我们到农村的第一年，割稻开始不久，就下起了大雨，不能出工了。老天爷给我们放假了，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年轻人高兴地聚在一起，打扑克牌消磨时光，等待天气放晴以后再下田。中老年村民则在家里打草鞋、编斗笠。在他们看来，打扑克是浪费时间。
过了几天，大雨依然没有停，开始涨水了。大水漫到了里陂上那些地势低洼的稻田里，村民紧张起来了。我看见村民周恩绍穿戴停当，正准备出门，便问他：“还在下雨，难道队里要出工了么？”
恩绍说：“没有出工。我要到田里看一下。”
我连忙说：“等我一下，我也去。”
我穿戴好蓑衣斗笠，扛着镢头，跟着恩绍，冒着风雨出门，查看水灾的情况。
稍微高一点的稻田里，只有稻穗露出了水面，在流水的冲击下痛苦地摇晃着，好像在叫我们去救援。远处低洼的稻田里，黄澄澄的水稻不见了，变成了一片白花花的水面，在风雨的吹袭下现出一道道的波纹。恩绍在风雨中大声地说：“这该死的楼板漏了这么久，也该停了吧。”他说的“楼板”即天花板，指的是天，“楼板漏”就是天下雨了。村民忌讳诅咒老天，总是用“楼板”来代替。过去在书上读到，中国人有“避讳”的传统，在里陂上村算是亲身体验到了。
我突然发现，风雨如晦中，水面上好像有一只小船在慢慢移动。这怎么可能呢？整个鹿冈公社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似乎连一只船也没有的。恩绍大声叫起来：“哎呀，队里的禾桶飘走了！”原来那是一只空禾桶，在水中浮了起来，远远望去就像小船一样。村民按照老习惯，把脱粒用的空禾桶留在没有割完的稻田里，准备第二天继续割稻的时候使用。谁也没想到有这么大的雨，又下了这么多天，大水把禾桶冲走了。
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一点算，一共飘走了两只禾桶。队里派人到下游去找了两天，仅仅找回来一只。大水退去以后，很多水稻倒伏在淤泥里，乌黑的稻穗已经发芽，长出了半寸多长的禾苗。
不用说，大水浸过的田减产了。又因为大雨推迟了抢收抢种的进度，那年秋天的连作稻也减产了。
二、交通中断
水灾能使交通中断。
2010年江西水灾，进入里陂上村的唯一通路上的桥梁，大水过后成了危桥（水泥板中甚至没有钢筋）。
2011年3月，有钢筋的水泥新桥落成。村里为建桥筹集12万元，把一些山岭70年的使用权卖给了鹿冈林站。
里陂上村口的公路桥边，是整个永丰到乐安的公路的最低洼处，那一年，大雨造成的交通中断已经十来天了。
一天早饭过后，我看见一辆从抚州到吉安的绿色班车停在了公路桥上，车前方桥下的公路上，是很深的积水。有两个乘客脱了衣服顶在头上，光着屁股往桥下的积水里走（这时村里两个在路边看热闹的女孩红着脸逃回村里去）。乘客发现积水还是太深，汽车过不了，便慢慢地退回来，爬上了班车。班车费劲地掉了头，呜呜地往来路开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