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公路改道了，从里陂上村对面的石壁岭下绕行，避开了这座桥，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
有一年，我从上海回里陂上村，坐火车辗转到了抚州北火车站。我挑着两个大号的旅行袋，一路小跑，想尽快走过抚河大桥，赶到大约四公里外的长途汽车站，排队购买第二天的汽车票。
远远地看见抚河大桥，我觉得情况不对，桥上空荡荡的，连一辆过桥的汽车也没有。待得再走近一些，我傻眼了。大水淹没了抚河大桥的桥面，桥的中间还能看见有桥栏杆露出来，桥的一端有两三个人，大概是探摸着水里的桥栏杆，艰难地在齐腰深的水中往前移动。抚河变得十分宽阔，混浊的流水卷着大大小小的漩涡，慢慢地向下游流去。
我来到抚河边。河边停着几只小船，有人喊着：“五角钱一个人，一个人五角钱。”这是临时出现的摆渡船，可以把一些着急要过河的人送到对岸去。他们是趁这个机会，私人来赚外快的。有几个人站在船边，迟疑着不敢上船。这木船只有我们上海的公园里自己动手划的船那么大。船上可以坐六个人，艄公只有一把桨。
一个老艄公喊着：“我这里还少一个，再来一个就走了！”我急着要过河去买车票、住旅店，匆忙环顾左右，旁边的两只船里没有客人，看来一时不会出发。老艄公看见我在犹豫，对我招招手，大声说：“五角钱，上来就走。”我没有细想，应声走上这只船的跳板，一个大步上了船。船身猛地往下一沉，其他几位客人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一个妇人嘟囔说：“还挑着担，有两个人重了。”我的旅行袋里多是给里陂上村民带的东西，是有八十来斤的行李呢。
2010年江西水灾，河水泛滥。
老艄公一边收撤跳板，一边说：“没关系，很安全的。”小船出发了。
我们的船头朝着上游划去，船身和河岸的夹角只有三十度，几乎是逆流而上，这样才能保证小船不被湍急的流水冲到下游去。船帮最低处离开水面只有三寸左右，我想，如果船翻了，行李我是不要了，只要能保住我活着游到对岸，保住我缝在内裤上的那些钱就行。
艄公坐在船尾，用一把桨划船。小船慢慢到了河中间，流水愈加湍急，浪也大了，开始有浪花溅进船里。有个人动了动身子，船摇晃起来，更多的浪花溅进来了。老艄公和缓地说：“坐稳了，不要动，很安全的。”我们个个面色凝重，人人屏住了呼吸。我们的船好像一动也不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离对岸近了，水流平缓了一些。一个人突然说：“看，那只船冲下去了。”我们顺着那人指的方向看过去，在我们的下游有一只和我们一样的摆渡船，显然是因为角度没有算好，已经失去了控制，正随着波浪往下飘去。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家在心里为自己感到庆幸，但是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大伙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感激地望着我们的老艄公。一个人大声说：“老者，还是你有本事！”我们异口同声，开始不住口地夸奖老艄公。
老艄公还是坐在那里，一桨一桨地划着船，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淡淡地说：“我说了么，很安全的。”
小船终于到岸了，大家开始付钱。我拿出一块钱给艄公，说：“我有行李，算两个人吧。”老艄公还是把五角钱塞回到了我的手里。
三、重大损失
水灾会造成重大损失。
1975年夏天的8月中旬，我在交公粮的间隙里，弯到邮电所去寄信，发现鹿冈邮电所贴出了一张印好的紧急通知，说是8月上旬，河南省驻马店地区降下漏天大雨，造成京广铁路上的漯河大桥被冲断，江西省各地邮局停止接收寄往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的物品。何时恢复收寄，另行通知。
“漏天大雨”这个词从来没有用过，连坚固的漯河铁路大桥都能冲垮，河南一定是遇到了天大的水灾。我问邮电所的老徐，他都听到些什么。
老徐说，火车不通，邮路断了，已经收寄的寄往西北的物品完全运不出去，其他寄往北方的邮件也要绕很多路，速度很慢。邮电系统的仓库里堆积如山，很多收寄的食品发霉发臭了。他又说，有传闻是河南下了极大的雨，像是天漏了，只要把空的脸盆伸出屋去，马上再拿进来，就是满满一盆水。听说是大雨造成了大水库决堤，很多村子冲走了，河南已经死了很多人。
听老徐说到这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起了以前背诵得很熟的词句：“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和“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太惨了。转眼一想，不对，把人民领袖的词句套用在这河南的大水灾上，是对领袖的大不敬，我犯错了。
记得是过了一个多月，老徐告诉我，他们邮电系统恢复正常了。
当年鹿冈邮电所外面的邮箱 陆禹平提供
过了几年，我在江西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大意是河南驻马店地区的地委书记，把国家调拨的五亿元人民币的水灾救济款扣下了二亿，用来建造“楼堂馆所”，没有用在灾民身上。这个书记被抓进去了，判了很重的刑。仅仅从这条消息来看，从国家史无前例地给出五亿元救灾款，就可以想像那年河南的水灾有多大！
现在网络很发达，这里是百度百科的一个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727123.htm
1975年河南大水灾，国家建造的板桥大型水库发生了溃坝。
1975年河南大水灾，洪水冲毁京广铁路。
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那次世纪大水灾。考虑到网络的链接有时会撤销，我还是从中抄录几小段为好：
“1975年8月5日至7日，三天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的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目击者称：暴雨到来的数日内，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从消防水龙中射出；从屋内端出脸盆，眨眼间水满；暴雨如矢，雨后山间遍地死雀。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了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到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相继垮坝溃决。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这场暴雨超过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的特大暴雨，是水库设计者们未曾预料的。”
以上基本上是官方的资料，应该比较可靠。如果参照民间的说法，这场世纪大水灾的灾情更加严重，损失更为巨大。
虫害
喷雾器
我们人要吃粮食，虫子也要吃，人和虫子就起了冲突，这些虫子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要消灭的害虫。里陂上村的稻田里，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虫害，我们需要及时用喷雾器或者喷粉器来喷洒各种农药，尽力杀灭害虫，叫作“虫口夺粮”。
一、突击打药
有一年的春天，真是风调雨顺。我们播下种谷以后，不曾遇过倒春寒，所以不像往年那样，多少要烂掉一些秧苗。水稻在生长最需要水分的拔节、扬花和吐穗的日子里，老天爷也像是特别眷顾，几乎是每天晚上下一次雨，第二天的白天依旧是阳光灿烂。这就给水稻生长带来了充足的水分、光照和热量。村民说，种田的人就是要“靠天吃饭”，已经几十年没有遇到这么好的天气了。大家一致认为，今年的粮食一定会增产，丰收在望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开镰收割前的十几天，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虫害。数不清的稻穗枯黄发白了，禾叶鞘焦黄枯萎了，有些田里甚至连整棵整棵的水稻都枯死了。看情势，这应该是一种叫做“稻化螟”的害虫在作怪，必须尽快杀虫，从虫的嘴巴里把粮食夺回来。
我跑到鹿冈，找到商店的王主任，他是那年在里陂上村“蹲点”工作的干部。老王觉得里陂上村的丰收已成定局，已经有一阵子没到村里来了。我心急火燎地向他报告了情况，老王二话不说，他和我一起，赶到里陂上村的大田里，实地查看灾情。
根据以往喷洒农药的经验，眼下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是喷撒农药“六六六”，里陂上村民的俗称是“六六粉”。老王是商店主任，他回到鹿冈，让手下的人一查，发现库存的“六六粉”只剩下两包了，不够用。老王马上摇动电话机，接通了县里的有关部门，要求紧急调运一批农药到鹿冈来。
可是村里买来了“六六粉”以后，却因为喷撒这种农药实在太呛人了，谁也不愿意干这种活。没人干，我来干。村民喷撒农药没有防护服，我比他们好一些，多有两样防护用具，一样是常见的白色棉纱口罩，另一样是我鼻梁上戴着的近视眼镜。直到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见中国某地的农民在喷撒农药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喷撒“六六粉”的喷粉器，是一个圆柱形的铁桶，它的一端有个摇柄，可以带动喷粉器里面的风扇，把药粉从喷管里吹出去。喷管是“丫”字形，前端伸出两个喷口。喷粉器里面装满了“六六粉”，有三十来斤重。
我背起了喷粉器，戴上了斗笠和口罩，用力转动着摇柄，喷粉器便呜呜地哼着，把“六六粉”从喷口射出去，弥漫开来。我整个人立刻笼罩在了淡黄色的烟雾中，鼻子里嗅到一股辛辣的味道，很呛人。工作不到十分钟，我身上已然是薄薄一层淡黄色的毒粉。半个小时以后，我戴的口罩开始变成黄色。再过一会儿，手臂上渐渐渗出了细密的凉凉的水珠，这可能是像腌咸肉一样，“六六粉”把我肌肉里的水分给腌出来了。
用喷粉器来喷撒“六六粉”，努力工作一天，可以喷撒四十到五十亩田，比用喷雾器来喷洒液体农药的速度要快四到五倍。我和村民中的党员张贤通，坚持喷撒了两天的“六六粉”，终于制止了虫灾的蔓延。
如今，新型的喷雾器，喷出了浓浓的农药烟雾。
下乡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六六粉”是科学家反复试验了666次才获得成功的农药，太不容易了。十年以后回到上海，报纸又告诉我们说，科学家发明的“六六粉”是剧毒农药，会污染环境，对人和牲畜有害，已经禁止使用了。
（后来我知道，科学家发明了一样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又被科学家否定，那是很常见的事情。）
几十年过去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顺便上网搜索，查找有关“六六粉”的资料，这才发现它的毒性非常大，令我目瞪口呆：
“人体中毒时，对神经系统主要表现为头痛、头晕、多汗、无力、震颤、上下肢呈癫痫状抽搐、站立不稳、运动失调、意识迟钝、甚至昏迷、并可因呼吸中枢抑制而呼吸衰竭。
“对消化系统会产生流涎、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疼痛及腹泻等症状。
“呼吸及循环系统可以造成咽、喉、鼻粘膜因吸入农药而充血，喉部有异物感，吐出泡沫痰、带血丝、呼吸困难、肺部有水肿，脸色苍白，血压下降，体温上升，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对皮肤、眼部的刺激症状，有皮肤潮红、产生丘疹、水疱、皮炎、甚至糜烂有渗出、发生过敏性皮炎；眼部有流泪，眼睑痉挛和剧烈疼痛。
“六六六的一般毒性作用为神经及实质脏器毒物，大剂量可造成中枢神经及某些实质脏器，特别是肝脏与肾脏的严重损害。六六六可通过胃肠道、呼吸道和皮肤吸收而进入机体。
“六六六进入机体后主要蓄积于中枢神经和脂肪组织中，刺激大脑运动及小脑，还能通过皮层影响植物神经系统及周围神经，在脏器中影响细胞氧化磷酸化作用，使脏器营养失调，发生变性坏死。能诱导肝细胞微粒体氧化酶，影响内分泌活动，抑制ATP酶。
“致癌：80mg/kg周，小鼠经口，致癌。六六六异构体的慢性毒性与在啮齿动物中观察到的致癌作用有关，影响最强烈的是α-六六六，研究证明α-六六六具有很高的致癌性。”
无知者无畏。“如果当年就知道‘六六粉’的毒性这么大，自己还会奋不顾身，自告奋勇地冲上去喷撒么？”我问自己。
静思良久，我觉得自己很可能是那个虽然心里害怕、犹豫踟蹰，但最后还是咬紧了牙关，硬着头皮往前冲的傻瓜。
我和贤通喷撒完了“六六粉”，没过几天，商店主任老王从县里开完会，搭乘拖拉机回鹿冈。拖拉机路过里陂上村时，老王直接下车，然后径直走到田里，再次查看灭虫的情况。他看见我和冯金生在田里干活，笑盈盈地走过来，说：“这次多亏了你们知识青年及时报信，要不然虫灾弄得粮食减产了，叫我这个蹲点干部的面皮往哪里放！”
老王停住嘴，往四周张望了一下，有点疑惑地问道：“已经出工了么？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
我说：“队长的出工哨子已经吹了好久，他们应该快要出来了。”说话间，果然有些村民慢吞吞地朝这边走来。
现在不是农忙的时候，早出工和晚出工，都是记一样的工分，那为什么要早出工呢？其实，我和冯金生也是在队长吹了出工哨子以后，估计大家开始出工了，我俩才出来的，没想到还是出来早了，无意中成了最早出工的人。
老王见村民来得不少了，他心里有气，不由得提高了嗓门，对着村民叱骂道：“你们是真正种田的农民，还要人家上海知识青年来带你们出工！这次田里生了虫子，你们自己不想办法，还是知识青年来找我，想办法解决了问题。你们还有没有面皮？”老王骂完以后，气呼呼地去鹿冈了。
二、次生灾害
因为有虫害，所以科学家发明了农药（村民俗称“虫药”，这个称呼似乎更贴切一些）。可是农药还会产生“次生灾害”，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乐果是毒药
里陂上村里买了一种叫“乐果”的农药，会给每户人家分一点，用来防治自留地里蔬菜的害虫。可是那时大家没有农药残留期的概念。我们在蔬菜上喷洒过农药才几天，就把蔬菜采摘回来，下锅炒一下，烧好吃掉了。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把农药吃到肚子里去了。
村民因为家庭矛盾或者邻里纠纷，互相之间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吵。他们往往在一怒之下，或者是一气之下，控制不住自己，冲动地拿起放在墙角的装有“乐果”的瓶子，打开瓶盖，仰起脖子，威胁说要自杀。不管是假自杀还是真自杀，反正时不时会听说，某个村子的某人因为什么事情，真的喝农药死了。
里陂上村民张绍生的母亲，生平第一次去永丰县城，是去看病。县里的权威医生宣布说，她的病没治了。结果这位待我极好的曾经裹过小脚的老婆婆回到村里，不愿意连累亲人，安排好了后事，一仰脖子喝了“乐果”，长眠在了里陂上村的屋背岭上。
有一年的端午节，村里为了让大家过节的时候可以吃得好一点，派冯金生用一瓶叫作“毒杀酚”的农药，倒进了养鱼的池塘。二十分钟以后，不光是放养在池塘里的家鱼统统肚子朝上翻了白，漂浮在了水面上，就连塘底野生的乌鳢鱼和甲鱼也一起遭到毒杀，浮了上来。这些鱼分给全村每户人家吃掉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不是“吃得好一点”，而是“吃得毒一点”。幸亏农药的毒素主要是集中在人不吃的鱼内脏里面，鱼肉里的毒素相对要少一些。
有一阵子，村民周恩绍觉得家里养的猪不对劲，发现是猪的肚子里生了虫。他就把“六六粉”作为打虫的药物，让猪吃了一点点，居然打虫成功了，他家的猪健康地成长。而张四喜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给猪喂了太多的“六六粉”，把猪肚子里的虫连同猪一起毒死了。四喜舍不得丢弃死猪，煮好了猪肉请我去吃。猪肉一端上饭桌，有一股很熟悉的“六六粉”的味道飘过来。我只尝了一块肉，很呛人。
村民家里养的鸡，都是散养的“走地鸡”，整天在村里散步、觅食、打架。有的鸡比较调皮，会跳出村口的木坎，跑到种蔬菜的自留地里去糟蹋蔬菜。菜地的主人非常生气，就把稻谷用农药“乐果”浸过，撒在菜地的四周，把偷吃蔬菜的鸡毒死了。
为了这件事，村民分成了两派，争执起来。一派村民说，这些该死的鸡，非法越过木坎，还糟蹋人家的蔬菜，死得活该。另一派村民说，这些鸡固然有错，但是错不至死，是拿农药来毒死鸡的那人太缺德、太恶毒。
这边两派村民还没有吵完，那边就有人来报告说，那几只毒死的鸡又活了。原来是张富魁的母亲，她用家里的剪刀，把鸡的胃（嗉子）剪开，取出有毒的稻谷，用井水把嗉子洗干净，再用缝衣服的针线封好。这几只鸡下地之后，几分钟就活了过来，能够站起来走路了。这真是奇迹。
后来也有村民用这个办法，来拯救被农药毒死的鸡，可是三次里面，大约只有一次能够成功。给鸡做外科手术的成功率并不高，死去的鸡还是经过烹调，进了村民的肚子。
我怀疑自己的身体里面，至今还可能积存有各种农药的残留，特别是“六六粉”的毒素。我在美国主要是吃猪肉，所以我的体内也可能存有美国瘦肉精的毒素。
我现在能够活到年过花甲，身体尚算健康，躲在暗处的大病暂时还没有向我发起进攻，真的是十分幸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上天给我的额外恩赐。
2014年，作者40年后重新掮起了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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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交公粮和瞒产私分
里陂上村民俗称的公粮，其实包括公粮和购粮两个部分。
公粮是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当初人民政府核定里陂上村公粮定额的时候，兼顾到解放以前的情况，按平均亩产二百斤计算，每亩地交公粮二十斤。当时村里有五百多亩地，每年要交纳公粮一万多斤。直到政府废除农业税之前，里陂上村的公粮总数一直没有变过。
购粮是“征购粮”的简称，是按照国家在1950年代的统购统销政策，由国家向农村统一征购的粮食定额。里陂上村每年要交售征购粮（早稻谷）七万八千多斤，国家以每百斤九元五角的价格收购，二十多年未变。
一、交公粮
抢收开始不久，生产队的仓库里已经装满了晒干的新谷。交公粮开始了。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挑担送公粮。
每天中午时分，我们从田里挑回来刚收割的湿谷，倒在晒谷场上，然后扒满一担前两天晒干的稻谷，挑到鹿冈粮站去交公粮。一担稻谷有一百三十斤左右，我饿着肚子，顶着烈日，咬着牙齿，跟上村民的步伐，一步不歇地跳到粮站，差不多到了我体能的极限。
里陂上村民素来有“秤不加两，担不加斤”的说法。村民用传统的杆秤来称东西，只要多加一两，原来平衡的秤杆就马上翘起来了，这就是“秤不加两”。一个人最多能挑一百斤重的担子，再多加一斤，他就不行了。这“担不加斤”说的好像就是我，如果一担公粮的重量再多几斤，我很可能会撑不住，跟不上的。我的力气比不上里陂上的村民。
我们一行四五十人挑着公粮进了鹿冈粮站。粮站的人先是随意指定一个村民进行抽查，把稻谷往一个大的肚箕里“哗”地一倒。检查完毕，他一挥手，我们便挑着稻谷鱼贯而上，过秤以后，把稻谷倒进国家的粮仓。
鹿冈粮站已废弃的粮仓，我们曾挑稻谷上楼梯交公粮。
有时粮站查到个别的村民故意掺进了瘪谷，许多村民就一起上去，围着粮站的职工吵吵嚷嚷。最后，作弊的村民还是不得不乖乖地用粮站的风车，把瘪谷再吹掉。吹瘪谷一般要花两到三分钟。可是等粮站的人一转身，村民立刻把风车上控制稻谷流量的开关调得很大，半分钟不到就算吹好了。
挑着空箩从鹿冈粮站回村的路上，村民周恩绍忽然感慨起来：“老夏，你说我们年年栽这么多禾，收这么多谷，除了交公粮，余下的米谷都吃掉了，‘喉咙深似海，灶门大似山’么，怎么也填不满的。人要吃饭才能活命，可是人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呢？”说到这里，老周不觉拖长声音，独自吟了起来：“老古话有啊：人在世上闷沉沉，不吃不穿不为人，有朝一日阎王来勾簿，不要银子单要人。”
交完公粮回村，已经接近下午二时，我们匆匆吃完午饭，马上就下田割稻或者栽禾，一直忙到八点多钟天完全黑了才回家。
有一年，公社派了鹿冈粮站的干部来里陂上村“蹲点”工作。到了交公粮的时候，粮站的干部为了帮助里陂上村减轻挑公粮的负担，说是与其我们挑稻谷去鹿冈粮站，再用汽车从鹿冈把粮食运走，还不如直接用汽车到里陂上村运粮，这样汽车可以少走一点路，能够节省一些汽油，完全符合国家的规定。
粮站特意联系了永丰县汽车队的大卡车来到里陂上的村口。村民只要直接把稻谷装进大麻袋里，称好重量，缝好袋口，送到村口的卡车上，就完成了交公粮的任务。这样一来，村里交公粮轻松多了。但是我心里有一点疑惑：既然按照国家规定可以这样做，那为什么以往每年都要求我们里陂上村挑稻谷到鹿冈去交公粮呢？
装了稻谷的大麻袋有一百四十斤重。我半蹲着，另外两个人把麻袋放在我肩上。我深吸一口气，腰一挺，站了起来。可是麻袋扛在肩上，重心很高，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好。我东摇西晃、趔趔趄趄地扛着麻袋，走三百米左右，来到汽车边，队长笑着说：“老夏，你不行，到仓库里去帮忙吧。”
我到了仓库里，和妇女们一起，往麻袋里装稻谷，叫作“打包”。我很快发现，很多麻袋的底部装的是好稻谷，接着在中间放一点瘪谷，然后把好稻谷放在上面，称好重量以后再缝上麻袋口。这不是“以次充好”吗？
村民觉得自己很聪明。粮站派人来检查时，往往只拆开麻袋的缝口，麻袋的上层全部是黄灿灿颗粒饱满的上等稻谷。如果检查的人把麻袋里的稻谷全部倒出来，那些鱼目混珠的瘪谷还是在中间，很不容易看出来。鹿冈粮站没有发现我们村的舞弊行为。
谁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用麻袋交公粮的最后一天，鹿冈粮站的副站长笑眯眯地陪着县粮食局的人，来到里陂上村口装粮的解放牌卡车旁边。副站长一边嘴里不断地说里陂上村交的公粮质量很高，一边招手让村民把扛来的麻袋放在地上。这是要抽查稻谷的质量了。
县粮食局的人板着脸不吱声，从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一个铮亮的钢制工具，有点像削尖了一头的小竹管。他用这一头尖的钢管往一个装满稻谷的麻袋中间一扎，往外一拉，就取出了一管麻袋里的稻谷。他把稻谷倒在手上，仔细看了看，点点头。一直在他身边的粮站副站长的脸上笑开了花。
县粮食局的人走到另一个麻袋边取样，他依旧板着脸不吱声，把钢管里的稻谷倒在手上，让大家看。
他这次取出来的是瘪谷。粮站副站长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几秒钟以后，大声吼了起来：“你们居然敢欺瞒国家！是谁做的？！”我们的队长一看露馅了，也对着村民叫道：“你们居然敢瞒着我做这种冇良心的事！”他转过身来对县里的人陪着笑脸说：“这是我们错了，是我们不对。但是这一车已经快装满了，还是拉走吧。”
县粮食局的人气呼呼地爬上卡车检查，他涨红了脸，用力把几个装有瘪谷的麻袋掀下车来。看来他一定是累了，跳下车来对粮站副站长气喘吁吁地说：“这个村子靠不住，今后不准这样收公粮了！”说完以后，他爬进卡车的驾驶室，坐在司机旁边，车子轰隆隆地开走了。副站长一边嘴上骂骂咧咧，一边悻悻地走回鹿冈粮站去了。
第二年，我们依旧要挑着担子到鹿冈粮站交公粮。粮站的副站长还记得上年的事，愤愤地对我说：“你们里陂上的老俵真是缺德，我好心帮你们，结果弄得我当面下不了台。”
旁边正好有一个袁家村的村民，他接嘴说：“他们里陂上老是这样。多年以前，里陂上村的公粮一直是在村里用麻袋装了就直接送出去，后来也是发现他们在麻袋里掺了瘪谷，这才叫他们挑到鹿冈粮站来的。”
这是里陂上村的“家丑”，怪不得村里没人对我说过他们从前交公粮的时候“以次充好”的事情。
我当队长的时候，村里有了手扶拖拉机，给它配了一个载重五百公斤的两轮小拖车。交公粮的时候，手扶拖拉机拉着小拖车，车上堆满了麻袋，每次都超载，一天能跑六七次鹿冈粮站，运出一万多斤稻谷。村里应交的八万多斤粮食，一个星期就运完了。
可是有一次，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天中午，村里的上海知青冯金生开着手扶拖拉机运送公粮去鹿冈粮站，回来的路上在鹿冈商店的门口遇到了两个里陂上村的妇女，她们搭乘在空载的拖车上，省得走路回村了。虽然大家知道这种小拖车的避震性能很差，颠簸得很厉害，但还是没想到车上的一个妇女是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孕妇，她下了拖车就说肚子痛，很快就流产了。
她的家人来找我，要讨个说法。我想，虽然是那个孕妇自己要坐车的，可是人家正在伤心，我只能连连说想不到，好言好语地安慰他们，表示极大的同情。过了几天，这事平息下来了。好在过了不久，那个流产的妇女又怀孕了。她生儿子的时候，她的家人还特地到我这里来报喜呢。
二、瞒产私分
有一年的春天，鹿冈公社的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老肖来里陂上村“蹲点”工作。到了那年的初冬，老肖听说里陂上村当年的收成和往年不相上下，他很不高兴。一年来，作为堂堂的公社副书记，他经常住在里陂上村，帮助和督促村民生产，很是辛苦，结果居然没有增加粮食产量，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怎么说得过去？
老肖觉得是里陂上的村民背地里隐瞒了稻谷的产量，偷偷地私下里分掉了，很可能是“瞒产私分”。他带了两个鹿冈粮站的人，来到里陂上村的仓库里，在放稻谷的木仓外面拉开卷尺一量，再用算盘啪啪一打，估算了一下，便认定里陂上村的稻谷产量少算了三万斤。因为稻谷还在仓库里，只是村民隐瞒了产量，所以算是“瞒产”，不能定为“私分”。
2014年，当年生产队的仓库已然破败。
这样一来，老肖在里陂上村“蹲点”工作的期间，使得村里的粮食增产了百分之十五，老肖高兴地走了。村里的会计按照老肖的要求来做年终决算，最后算出来，村民的收入在上年十个工分八角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角钱。老肖这样一弄，每户村民的收入都增加了，多数村民还真觉得是好事，他们高高兴兴地过了年。
过年以后，大家都希望仓库里真的有那多出来的三万斤稻谷。可是等到第二年的夏收以前，仓库里的稻谷全部出清了，那三万斤稻谷中，有二万六千多斤不见踪影，变成了亏空。老肖说里陂上村“瞒产”，其实是他在虚报粮食产量。
生产队是独立核算的单位，上年因为虚报产量，村民的收入增加成了寅吃卯粮，第二年就要补回这笔亏空。可是村民不愿意收入突然下降很多，村里只好把这笔亏空分摊在两年的收成里，才把账目轧平了。至于老肖，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已经调离了鹿冈公社。
几年以后，我到大队开会，大队的袁会计私下里问我，以前老肖说里陂上“瞒产私分”，最后怎么样了。
我把具体情况告诉了老袁，他说：“嘿，这算什么瞒产私分？不瞒你说，你老夏还没来的时候，里陂上村那一次才是真正的瞒产私分呢。”
什么？我睁大了眼睛。
传统的灯盏确实很浅
袁会计说，那是在1967年左右，里陂上村决定，有一批稻谷不计入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按照村民平时的口粮标准发给大家。这样做，既是“瞒产”，又是“私分”。但是一般来说，“民不举，官不究”，只要没有人揭发，大队干部不会主动去管这些事情。可是你们村里的村民张某人，听说有的村干部在瞒产私分的时候，私下里为自己多称了二百斤稻谷回家。
袁会计接着说，老夏，你一定听老俵讲过，世上什么最浅？都说从前家里点油灯的灯盏最浅，其实不对，是人的眼珠最浅，有一点点不公平就看出来了。
那张某人觉得自己吃亏了，他一生气，就到大队来报告，逼得大队不得不处理，把“私分”的稻谷统统没收了，里陂上村谁也没有得到好处。
老袁虽然是会计，却怎么也想不通瞒产私分这件事。他说：“以你们里陂上为例，一年生产稻谷二十万斤，除去公粮购粮和种子粮十万斤，剩下的十万斤稻谷还不都是你们的？按照规定的口粮标准，你们只能发放八万斤口粮，可是剩下的两万斤稻谷，不是都给村民分吃了吗？不是年年如此分粮食吗？你们里陂上人真是蠢，冇脑筋，有什么必要搞瞒产私分？而且自己内部还摆不平，弄得偷鸡不成蚀把米。”
袁会计觉得，只要能够向国家交足公粮和购粮，余下的稻谷“瞒产私分”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不对，就说，一是“瞒产私分”以后，国家不知道一年究竟生产了多少粮食，统计不准确，就会造成国家决策错误。二是“瞒产”使得生产队账面上的收入减少，应该按比例上交给大队的“公积金”也就相应减少了。三是“瞒产”会让各级干部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成绩，没有面子，要想升官就难了。
袁会计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他当大队会计，要填写很多表格，不晓得写了多少假的数据。比如每亩田用了多少肥料，他壮着胆子填了一个数字。
按照这个数字，就是全大队人畜的全部粪便和其他堆肥加起来，才是这个数字的几分之一，村里供养的猪起码长得有大象那么大。
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漫画。
农民也许真的希望村里养的猪能有大象那么大。
可是上级还是批评说肥料太少了，先锋大队太落后、太不像先锋了。说到肥料，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要积肥料，县里要来检查了，你们里陂上村因为在公路边上，大队就组织很多人到山上砍了脚柴，堆在路边的田里，然后柴堆上面覆盖一层草皮，就成了肥料山。第二年栽禾时节，里陂上老俵哇哇直叫，说是田里的柴枝没有清理干净，下田栽禾会戳破脚。
袁会计继续说，老夏，你说的“公积金”，大队收得到吗？你里陂上交了多少？你们各个生产队不是赖掉，就是拖着不交，大队能收到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其他好几个大队都买了拖拉机，我们先锋大队号称很富裕，也想买，就是钱不够，老书记正在四处筹钱呢。
袁会计只同意我说的第三点，他回应道，当干部的谁不想升官？你们瞒产，他的工作就没有成绩（现在改叫“政绩”），怎么升官？不火冒三丈才怪呢。
我和袁会计讨论以后，觉得有的地方比较贫穷，生产出来的粮食交了公粮和购粮以后就不够吃了，农民还不如先私下里分了粮食，填肚子要紧。这样一来，国家的公粮就收不上来了。国家采取的对策是坚决不准你们瞒产私分，一定要先交公粮。如果交完公粮和征购粮以后，你们吃的口粮真的不足了，可以申请国家的“返销粮”，国家可以退一点粮食给你们（有点像现在收上国税以后，国家再根据情况对各地拨款，进行“转移支付”）。可是“返销粮”的数量少，要粮食的地方多，“僧多粥少”，不如瞒产私分来得实际可行。
至于里陂上村这种相对富裕的地方，交完公粮和征购粮以后还能吃饱，真没有必要去瞒产私分。村民之所以要这么做，我想大概还是受传统的影响比较大。村民过去种自己的田，理论上只需要交纳“皇粮”，也就是公粮，属于农业税，税负不重。他们很容易把国家的“征购粮”和公粮混淆在一起，笼统地觉得村里生产的稻谷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要交出去，实在太吃亏了。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很多报纸上都有粮食亩产千斤甚至亩产万斤的报道。后来我在当年的《新华月报》上看到过国家领导人朱德和陈毅的文章，他们感叹说，自己青少年时期在乡下种田的时候，粮食亩产很低，所以一开始不相信报纸上的那些报道，直到他们下乡以后，看见了真的粮食堆成了山，肥料堆成了山，这才相信了。其实这二位国家领导人看见的粮食山，是从各处运来了粮食，临时堆起来，专门让他们看，欺骗他们的。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自古至今，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当年全国的“大跃进”带来了粮食的“大丰收”，各级干部已经把产量虚报上去了，上级就要求各地多交粮食，用来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没有生产这么多粮食，很多地方交不出来，干部着急了，就一口咬定是农民“瞒产私分”了，他们采取了很过分的手段去征集粮食，有人甚至把农民下一年的种子粮也强行收来了。
这样做的结果，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想到，农村里有的地方，种田的农民饿死了。
我在里陂上村十年，和村民在一起插科打诨，荤素热冷，几乎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比如我听说在“大跃进”期间，某某大队的某个书记，为了强迫村民集中到生产队开办的集体食堂里吃饭，就挨家挨户把村民家里的铁锅全砸了，弄得食堂解散以后，鹿冈商店的铁锅脱销，农民还得步行，走到永丰县城去买锅。
2014年，作者在里陂上村。
整个永丰县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在里陂上的那十年里，没有听说过我们里陂上村、我们先锋大队、我们鹿冈公社在“大跃进”时期有饿死人的事情。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讲述在“大跃进”时期，由于当年省政府的现实主义领导，使得江西的情况要比相邻的省区好很多。
我为这一方土地感到庆幸，我真诚地为这一方乡亲祈福。
“红管家”
我们里陂上的上海知青分散在村民家里搭伙，和他们共同生活了近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光学到了各种生产和生活的技能，而且每个人都和自己搭伙的村民家庭有了深厚的感情和紧密的联系。比如薛志民搭伙在村民张梅发家里，梅发的父亲提起薛志民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家里的老薛。”他好像真是把薛志民当作了自己的家里人。
我们迫于压力，撤出了村民家里。但只要逢年过节，我们曾经搭伙的那些村民家庭，一定会盛情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再叙旧情。
1972年我们知青重新集中开伙以后，有村民在开会的时候提出，在他家里搭伙的知青很好，可以担任生产队的出纳。别的村民马上就说，在他家的知青也很吃苦，可以做会计。
村民推荐我们当“干部”，这固然与我们自身的努力劳作和真诚待人分不开，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和村民之间在平日里的竞争、摩擦甚至恩怨有关。他们有一部分动机，是想把知青作为代理人，来平衡村里复杂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由于村民的信任，我们知青担任了村里的各种职务，后来被说成是生产队的“红管家”。
李桂英担任会计。
生产队每到年终，要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算出每天的工分究竟值多少钱，用的是现代通行的复式记账法。这种记账法太专业了，农村里极少有人懂得。所以只有生产队的会计才是真正的会计，大队的会计只要在报表上填写一些领导需要的数据，按时向上级汇报就行了。
为了简化会计的记账，1970年代的初期，江西省推出了“以表代账”。生产队会计只要填写长长的表格，就可以进行经济核算。这种办法只推行了二年就废止了，还把它说成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胡乱搞出来的东西。
王君薇担任出纳兼妇女队长。
出纳管钱，经常要去鹿冈买东西，村民大多认为，这是一个揩油的肥缺，村里历任的出纳多数会揩油，贪污一点钱，村民俗称“吃冤枉”。由知青王君薇担任出纳，的确没有揩油的事情发生。至于妇女队长，没人把它当一回事，只不过是上级规定要有这个职位而已。
薛志民任保管。
保管经常要在仓库里掌秤，给各户人家分发口粮，少了一些下田辛苦劳作的时间，也是不错的差事。更重要的是，知青在分发口粮的时候比较公平，不会像以前的保管那样，会因为村里的亲疏关系而在掌秤的秤头上厚此薄彼，生出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冯金生任民兵排长。
民兵排长也是规定要有的职位，好处是每年有一到两天可以到公社去“集训”，既轻松，又可以吃几餐肉。
我担任记工员。
算盘。做“管家”，不管是会计、出纳、保管还是记工员，自然少不了算盘。
记工员的任务是每天晚上为出工的村民记工分，其实是画圈。我们一天出工三次，早上、上午和下午各画一个圈，没出工就打叉。我的记忆力尚可，只要看一下出工的人数，就知道每次各有哪些人没有出工。
有一天，在田里劳作的时候，我用眼睛一扫，发现村民张发茂没有来出工，就问发茂的老婆：“你家发茂到哪里去了？”
“在家里打篾席呢。”发茂老婆说。
我听了，觉得很奇怪，便说：“发茂不是篾匠啊，难道他学过制篾？我没见过他打篾席，收工以后一定要去看看。”
“哄”的一声，大伙笑了起来，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
村民朋友张寿仁告诉我，篾匠在编织篾席的时候，先起序，然后坐在篾席上，一点一点往前编打。现在发茂在家里打篾席，就是说他生病了，正躺在床上铺着的篾席上呢。
收工以后，我急匆匆地去看发茂，他果然躺在篾席上，见我来了，挣扎着坐起身来打招呼。我一摸他的额头，很烫，赶紧去拿了几片复方阿司匹林药片，让发茂服下。第二天上午，发茂恢复出工了。
劳动手册就是村民俗称的工分簿
晚上记工分的时候，常常是村民拿了全家好几本的工分簿（劳动手册）来，我不用村民自报，唰唰地画好圈。村民拿起工分簿一看，居然没有记错。
全队七八十人的记工分画圈，我一会儿就干完了。
到了年终，记工员需要统计全年的工分。以往的记工员请上帮手，要耗费十几天时间，才能算出每人每年的总工分。即便是这样，还老是出错，总是有人拿着工分簿来要求改错。毕竟工分就是钱啊。
算工分很繁琐，也难怪会出错。如果某人一天的工分是9.6分，那么早工的那个圈代表1.92分，上午和下午的圈各代表3.84分。要是那人下午没有出工，9.6分减去3.84分，这天得5.76分，记在出工日期的旁边。工分簿每页可记九天，把九天的工分相加，记在该页的最下面。然后再把每页的工分相加，才得出一个月的工分。
我担任记工员的时候，改进了算工分的方法，算工分的方法改成了数圈圈。上午和下午的圈，我称作大圈，各占一天工的五分之二。早上的圈是小圈，占一天工的五分之一。一个大圈等于二个小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