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数大圈，如果某人一个月有大圈56个，等于小圈112个。再加上小圈有27个，等于小圈139个。按理来说，139个小圈除以5，就是他这个月的出工天数。但是我为了计算方便，把139乘以2，得278，再除以10，所以他这个月出了27.8工，记下（以上全部用心算，加上数圈，在15秒钟左右）。最后再乘以每天工分9.6分，我用算盘啪啪一打，他这个月有266.88分。
用这种办法来计算工分，速度快，出错少。我一个人只需要两天，就能把村里全年的工分张榜公布，村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大队干部知道了，想在全大队推广我的办法，特意跑来里陂上村找我了解情况。我解释了很久，作了演示，最后他们好像是明白了，可是后来就没了下文。他们不了了之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吧。
后来不在工分簿上画圈了，改为直接写上工分，更加直观，让村民更加一目了然，他们心里更加踏实。
劳动一天得六分，这是女性全劳力的最高分。
到了春天插秧和夏天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里陂上村采取了“按件计酬”的方法来记工分，村民俗称“包工”。记得有一年春天插秧，村里分成了三个耕作组，各组根据当天插秧的田亩多少，到我这里来记工分，每插一亩田，记十个工分。因为是“按件计酬”，所以村民的积极性很高，原来工作一天能够拿十个工分的人，现在可以拿到十五分以上。
可是各组的耕牛有多有少，有强有弱，于是村里规定，用耕牛来耖田或者耙田的人，按照三组中间的那个组的标准来记分。
我在学校里，只学过“平均数”的概念。给耖田的村民记工分时，我把三个组拿十分的劳动力当天的工分数（19分、17分、12分）相加，再除以三，得到16分。
耖田的村民不高兴了，说这是“平均分”，不是“中间分”，中间分应该是17分，我给他少记了1分。
在美国，我发现美国人在房价和工资的统计上，多半采用“中位数”，（英文是“Median”），和当年里陂上村民“中间分”的概念，真是不约而同。
记工员每年有一百个工分的额外补贴，但是我没有要。
毕竟我算工分的那两天，已经算是出工，在队里记了工分。
那几年，我们里陂上村只有队长还是村民在当，其他的各种职务全部由我们上海知青担任，这在鹿冈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突然成了鹿冈公社知青的先进集体，李桂英作为代表去县里开会，后来她还当选了县团委的委员。县团委的吴书记有文化，懂宣传，把我们里陂上知青的事迹总结为“做贫下中农的‘红管家’”。
李桂英去吉安读书以后，原本要姓张的村民接任会计，可是他提出另外要二百个工分作为补贴，村里有人反对。结果由我担任会计。
这时候，记账制度已经恢复了“复式记账法”。这可是一个法国的修道士在四百年前研究出来的，我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学生，绝对是一窍不通。幸运的是我在上海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详细介绍了复式记账法。我真是如获至宝，回到里陂上村以后，我反复研读，不断练习，完全按照书上的要求来记账。
每年的年终决算，是生产队会计压力最大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先锋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新会计上台了，他年终决算的结果，是队里每十个工分合到0.91元。已经离任的老会计却认为新会计算错了，他出面重新算过，变成0.93元。另一个更老的会计跳出来再重算，又变成0.90元。
这中间自然有家族之间争斗的原因，但是记账不规范也是硬伤。他们最后是采用了最高的0.93元的那个算法。每户人家的收入增加了，那是皆大欢喜的事情。至于将来会不会因此发生亏空，那到将来再说吧。
又有一年，先锋大队各生产队的会计，集中在大队部做年终决算，为期五天。大队希望会计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切磋交流。其实各队的会计在各自的村子里都是头面人物，到了大队里是互相不服气，根本不会切磋交流的。
先锋大队（现为鹿冈村）各生产队的会计，曾集中在这大队部做年终决算。
我因为有事耽搁了，第二天中午才带着账本和算盘赶到了大队部。一进屋，没有人和我打招呼，只听见算盘在噼噼啪啪地响。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了里陂上村的年终决算。
“老夏，你是‘后跳起（起床），先屙尿’啊。”袁家村的会计说。
按照当地的习俗，村民会在睡觉的房间里放一只尿桶，供起夜的时候用。早上先跳起的人，理所当然地先占据了尿桶来排尿。
后跳起的人居然先屙尿，这出乎意料，有悖常理。
1975年，我在当选生产队长的同时，提出要辞去会计的职务。队长兼会计，很容易发生贪污行为，这才是真的是有悖常理。里陂上的村民们议论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要我暂时先顶一阵，等到有合适的人选再说。后来我培养了张富魁当队长。我辞去队长的理由，就是会计不能兼任生产队长。
上级领导最终同意我辞职，但是他们觉得让我“削职为民”，好像我犯了错误似的，所以领导通知我担任大队的支部委员，可以合法地兼任生产队的会计。
我在做队长兼会计的时候，冯金生是民兵排长兼出纳。因此，我们名义上还勉强可以称作“贫下中农的‘红管家’”。
村里有线广播的喇叭里，时常会传出永丰县广播站表扬我们里陂上知青班、表扬“红管家”的声音。可是半数以上的里陂上村民听不懂普通话。即使是气象预报里的“阴到多云”，他们费了半天劲，勉强能理解成“黑天乌云”，更不用说“红管家”了。广播对农民的宣传效果实在很有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在迅速消退，一半以上的知青已经离开了农村。我们“红管家”也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我并不像有些知青那样热衷于政治，相反我还会选择避让。可是政治往往会主动找上门来。
永丰县“乡办”的领导找到我，要我写稿介绍里陂上知青班，说是《江西日报》要用。我想，这并不是吹嘘我个人，我就尽量据实写吧。我在县乡办的厨房里靠着一杯极浓的茶，熬了一个通宵，交稿完工以后赶回了里陂上。不久以后，《江西日报》有整版的篇幅来报道我们“红管家”。我一看报纸，居然报社的编辑没有改动，照登了我这个初中生的稿件，心里不由生出一点小小的得意。
1977年初，井冈山地区（吉安市）要出一本书，介绍辖区内知青的“先进典型”。我到吉安参加了组稿会。我把给江西日报的稿件作了一些修改，交了上去。（按现在的说法是一稿二投，当年可没有稿费。）组稿的负责人是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看了我的稿件，说：“通过了。”然后问：“你在上海读什么中学？”
我说：“华东师大一附中。”
他说：“哦，怪不得。”然后转身忙着给其他写手审稿，指点他们应该怎么写。
而此时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吉安师范学校，我要去找马立平了。
此书的书稿《一代新人在成长》出了清样，我们在书里面还是“红管家”。后来因为上层激烈的政治路线斗争往下延烧到吉安市，负责此书的人倒台了，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
当我听着鹿冈公社广播站转播的节目里有我们的“先进事迹”，在心里有一点高兴的同时，也会想到：“明明里陂上村的‘红管家’都快走光了，我们的名头在外面却越来越响亮。我作为写稿人，当然也有自己的责任。幸亏里陂上村民听不懂有线广播的喇叭里说的普通话。”
1979年初，在我从永丰中学回上海以前的最后一个月，我向学校请了一天假，利用周末的时间赶回了里陂上村。我做好年终决算以后，把账本移交给了新的村民会计。
里陂上村历时七年的“红管家”时代结束了。
评工分
在里陂上村，一天工作十小时，最好的男劳力可以拿十个工分，女劳力最高是六分。你在生产队里出工劳动，究竟可以拿多少工分，要在队里开会的时候来决定，叫作“评工分”。评工分的原则是“自报公议”，觉得自己出工一天可以拿多少个工分，先自行申报，然后由其他人公开、公正地评议。工分多，收入就多。
解放以前，有田的农民种自己的地，不用评工分。没田的农民受雇于地主，作为雇农种地主的田，也不用评工分，收入按水稻的收成拆账，一般是农民拿40％，地主（村民的称呼是“财主”）拿60％。
解放以后有一段分田单干时期，共产党的政府把地主的田分给穷人，大家都种自己的田，种得好就收成好，跟别人没关系，没有评工分这一说。
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重新把田地集中起来以后，大家一起劳动，到了秋天，田里的收成怎么分配到各家各户成了问题，于是便产生了按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记工分的制度。这很像工厂和公司里的考勤制度，上班下班都要打卡，记下你的上下班时间，顺便看看你有没有迟到早退。
可是同样长的劳动时间，有人做得多，有人做得少，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差，就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工分。这也像工厂和公司里的工资制度，奖勤罚懒，要分出工资高低来。
评工分的制度和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制度一样，看起来很合理，具体做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管怎么样，对里陂上的村民来说，评工分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第一次参加评工分是在1969年的5月，栽禾结束了，里陂上村开会评工分。
我想，不是说“同工同酬”么？按照我栽禾的速度和质量，估计我出工一天，至少可以拿八个工分。
评工分的会议开始了，队长根据“自报公议”的原则，要求大家自报。会场上很多人低着头，眯着眼睛，好像在打瞌睡，没有一个人说话。偶尔会听到磕烟袋的声音。
队长催促了好几次，村民张顺喜突然抬起头来，用他一贯沙哑的嗓音说：“我，我要拿十分。”
会场上一阵轻轻的骚动，响起了轻轻的咳嗽声。那是为了润一润喉咙，提一提精神。那些眯着的眼睛都睁开了。大家心里清楚，顺喜不配拿十分，可他是五兄弟的老大，在村里有一定的实力。沉默，还是沉默，依然没有人发言，大家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果然，他家的老五，张五喜，开口说了两个字：“制得（行/可以/同意）。”
队长问了几遍，问不出反对意见，张顺喜便拿了十分。
队里做农活的头把好手周恩绍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说：“我拿十分半。”
会场里爆发出一片赞同声。虽然突破十分的上限是违反了规定，可是不这样做，那次评工分的会议是开不下去的。
接下来很顺利，男劳动力你报十分三厘，我报十分四厘，很快评完了。说是“评”，其实就是自报，每个人的能力和在村里的地位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自己报低了，虽然吃亏的是自己，但接下来评自己老婆孩子的工分时，大家会让一点，至少不会用长长的沉默来让你难堪。反之，如果自己的工分报高了，大家愣一下，但是碍于人情，没人愿意出头反对，一般也会让你通过，甚至你接下来为老婆孩子争工分，大家沉默以后你也可以得手。可你受得了平日里劳动时众人冷言冷语的挤兑吗？受得了背后别人指指点点说你吗？如果和别人吵架，人家会指着鼻子骂你不要脸。
最后评我们知识青年——上海佬，会场一下子又安静下来。队长说，知识青年刚来就学会了栽禾，很好，可以评到四分。
啊？我们和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一样？
队长的一句话就定了乾坤，结果是我们的女生评到四分，男生四分四厘，张发茂说我栽禾好一点，更重要的是我在九个上海佬中间年龄大一点，我拿了四分五厘。
村民周恩绍在会后气愤地说：“想出这个评工分的办法的人真是缺德！”他知道自己脾气急，以他一个外姓人，在评工分的会上得罪了张顺喜兄弟，心里有些后悔。
的确，中国的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人情社会，特别是在农村，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好撕破脸呢？评工分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让你我兵戎相见，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老周说的缺德，是指设计评工分制度的人不懂和缺少传统的道德。
里陂上的这次评工分受到了批评，先锋大队要求我们下次评工分时最高不能超过十分。
虽然上级要求我们，最好一个月评一次工分，至少一年评两次，可是谁都怕评工分。我们下一次评工分已经是第二年了。
评工分的会议是最沉闷的会，可是忍久了，偶尔也会是最火爆的吵架会。
四年以后的评工分，经村里的实权人物之一张清魁提议，我拿了十分。
后来我当里陂上村的生产队长，当选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评工分的会。
我一开场就说：“大家都知道队长最辛苦，所以在整个鹿冈，甚至整个永丰县，每个生产队长都拿十分。现在你们可以拿十分，但是我拿九分八厘。我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现在开会评工分顺利一点，我要有最后的决定权。二是为了我今后派工的时候容易一点，不希望发生派工派不下去的事情。”
作者1976年自制的工分簿。
我曾经到上海的长江刻字社，要求刻一枚篆字的印章，对方说那是“四旧”，未果。后到永丰县城的刻章社，刻成这枚名章，印出来的“夏”字却在左边，和传统不合。那钢笔写的“夏”字，参照了我父亲的某一枚篆字名章。
直到我卸任队长以后，我的工分才恢复到十分。翻开我在1976年自制的工分簿，可以发现我5月份赚了400多个工分，5月31日那天还帮生产队杀了猪。
作者当年的工分记录
1979年我回到上海，开始学习做钳工，学徒期是三年，每月工资17.83元。每逢单位里加工资的时候，我的工龄短，自然没有我的份。可是我还是必须要参加类似农村评工分“自报公议”的那种评工资的会议。
如果有5％的人可以加工资，像我一样估摸自己属于加不到工资的工人，在开会时多数默不作声。只有那些觉得自己有希望加工资的少数职工，在会上火力四射，大谈自己的功劳和苦劳，努力想把别人挤出去。会场上的气氛，和里陂上村民评工分时候的沉闷不一样，发言的人要多一些。
大家明明知道“自报公议”只是做一下表面文章，单位领导早就开过会，基本上定好了谁加谁不加。可是加工资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绝少有人会退让。即便这次加不到工资，也要为下次加工资创造条件。
于是，有的人会到领导的家里做工作，声泪俱下地叙述自己的困难。有的人会在班组里面合纵连横，为自己造声势。甚至有人会采用“乌贼战术”，找出对手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大肆抹黑。
等到尘埃落定，领导宣布最后的名单以后，这一场混战才算结束。加到工资的人会在班组里或者请客，或者发糖，总之是要出一点“血”，毕竟以后大家还是要天天见面，在一起干活的。
在农村评工分要自报公议，听起来很民主，很公平，可是被农民骂成“真缺德”。让平时好讲一点面子的农民在评工分的时候面对面厮杀，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
在单位里评工资也要自报公议，也很民主很公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成绩，改正错误，有什么不对呢？每个单位的领导平时希望能通过加工资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可是真的有了加工资的指标，他们又愁坏了。等到加工资的风波过去了，许多领导会叹气说：“还不如不加工资呢。”
在单位里干活的时候，没加到工资的人会气呼呼地说，某人加了工资，这活让他干吧。加到工资的人也气呼呼地说，我每个月才多拿了几块钱，凭什么把活都推给我干？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单位里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并不怎么高过“一盘散沙”的农民。
我个人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只需要“喻以利”，在经济收入上有所提高，他们就高兴了。只有极少数有理想有道德的人，才需要“喻以义”，直到产生一些“舍生取义”的人。
在农村评工分和城里评工资的过程中，泛道德化地“自报公议”，其结果常常是和原先的设想南辕北辙。
现在的农村早就取消了评工分，城市里也取消了评工资。每个人的工资多少，成了同事之间不可以随便打听的个人隐私。有人说，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本的力量能够更方便更有效地控制其他的力量。但是和“评工分”、“评工资”相比较，好像还是好处多一些，坏处少一些吧。
至于如何来约束资本的力量，使其不能太过分，那应该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开会
好像只要人一多，就要开会。
到了中学里，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常要开会。会议开头，照例是大家一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彪副统帅身体健康，再一起读一段毛主席的语录。这些倒也罢了，最讨厌的是要每个人发言，对照毛主席的话，谈学习的体会。总之，我很厌烦开会时的那种空话和套话，常常要借口上厕所而离开会场，出去溜一圈。
到了美国以后，一开始是有朋友拉着去教会的“查经班”开会。读了圣经上的一段话，要每个人谈学习的体会。这种场面似曾相识。我参加了数次以后，再也不去了。
美国人开会也不少。无论是我女儿在美国学校里教书，或者是亲戚在美国公司里工作，抑或有朋友自己创业办公司，都经常要开会。
回忆起来，在里陂上村务农的十年里，开会有些不一样。
一、生产队开会
里陂上生产队一般是晚上开会。队长开会的哨子吹了好几遍，才稀稀拉拉地来了几个人，因此经常开不成会。等到队长沮丧地宣布不开会了，他要会场里等着开会的那几个村民回家去的时候，有的人斜坐在那里，在昏黄摇曳的灯光里，已经睡得淌了一滩口水。只有开评工分的会议，村民是到齐的，工分就是票子（钱）啊。
有时候天上下大雨，白天不能出工了，队长趁机宣布，十八岁以上的男劳力来开会，可以记工分。这一下，该来的人都来了。
如果是公社来村里“蹲点”工作的干部召集开会，村民会来得多一些。要是队长在吹哨子喊开会的时候，吆喝得再凶狠一点，威胁说不来开会的人要如何如何，村民还会来得更多。
竹根烟筒
队里开会，村民多数用竹根自制的“烟筒斗”来抽旱烟。烟叶是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的，黄了以后晒干，用刨子刨成烟丝，加一些茶油润一润，就成了。旱烟的味道比店里买的香烟要呛得多。
竹根做的烟筒很小，每次只能加指甲盖那么大的一撮烟丝，吸几口就完了。村里的男孩子有时问起，睡女人是怎么回事，大人就笑嘻嘻地打马虎眼说，没什么，就是抽一筒烟那么久的事。
二、生产队长开会
生产队长经常要在晚上去大队开会，很少有队长缺席。队长开会的时候，经常会为了自己队里的一点点利益，和大队干部争得面红耳赤。
有时候，县里来了工作队，或者是公社来了领导，生产队长会集中到大队部去开一整天会，可以记工分。
如果是在冬天开会，外面很冷，会议室的门窗都关上了。上午会议一开始，各位队长就从身上摸出纸烟来，发给大家抽。等到每个人身上的烟都发光了，就派一个人出去，到商店里买烟。会议室的门一开，里面的烟雾往外涌，从外面看起来，好像是屋里着火了。就这样，开一天会，每个人可以抽掉三包烟。
我一天也可以抽三包烟，还把大部分的烟吸进肺里，我才会觉得浑身舒坦。可是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烟瘾。抽烟的时候觉得舒服，不抽烟的时候不会想抽，看起来，让人成瘾的尼古丁在我身上不起作用。
奇怪的是，在大队部开会到了下午，总有几个生产队长会嚷嚷着说：“坐不惯，坐不惯，才坐了半天，脚就肿了。”我开始不相信，用拇指去试着按他们的脚踝，果然一按一个窝，这才信了。后来发现，我坐久了，脚也有些肿，但是没有其他人那么厉害。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好像和血液循环不畅的关系也不大，也许人的身体结构更适合于站立而不是坐下？
公社几乎每年要开一次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为期一天。上午照例是公社领导作报告，下午照例是各大队分组讨论。我们生产队长最盼望的是中午照例加餐吃肉。开会的那天，公社会杀几头猪，分到各大队，算是感谢我们辛苦一年，给我们的犒赏。
每次吃肉，每人大约有二斤，大队派人煮成红烧肉的模样，又香又软，装在大盆里，放在厅堂的中间，十分诱人。我们先到饭甑里盛半碗饭，再围着放肉的大盆，尽快拿到舀肉的木勺，把肉堆在饭碗里，在厅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赶紧动筷子吃肉。我们喜气洋洋地一边大嚼，一边时不时地瞄一下那放肉的盆，生怕盆里的肉已经没了。
有一次，吃到肉足饭饱，肉盆里没肉了，一个生产队长拿筷子轻轻地敲着饭碗，感叹地说：“就是我自家屋里杀猪的时节，也冇像现在这样吃肉啊。当队长真是好，我这一世真是冇白过！”
我作为生产队长，参加了1976年的永丰县四级干部大会，印象最深的也是吃饭。
大会报告一结束，我们就一路冲锋到饭堂。饭堂的门还没有开，很多人就从开着的窗口跳进去。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坐满了就吃。我有手表，我们这一桌从开吃到结束，只花了四分钟。然后我们兴高采烈地拍拍肚子，满意而去。
三、知青开会
1971年，鹿冈公社开过一次全体知青大会，为期三天。男知青全部在公社礼堂打地铺。夜晚躺在黑乎乎的礼堂，有人唱歌，有人讲笑话，很热闹。
开全体大会的时候，批斗了两个“反动知青”，还有人上去打他们。后来才知道，这里面有一点故事的。全体大会以后是各大队分组开会，先锋大队是我和张志诚成为“帮教对象”，其实完全是误会。
张志诚的绰号叫“师长”。他胆小而略有结巴，刚进中学时，同学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是……张……”于是便成了“师长”。大队领导听说他是师长，以为有什么秘密组织，可是看着又实在不像，就要他说清楚。为此，师长和他的同班同学在大队里吵吵闹闹，把“帮教”我们的时间都耗掉了。
我的问题是自己不好。有一次正逢端午节，我发高烧，去大队保健站找“赤脚医生”看病。没想到那天公社加杀了一头猪，保健站的人都去抢购猪肉了，根本没人理我。我一气之下，找了一张纸，写了几句生气的话，留在了桌上。糟糕的是我画蛇添足，临走的时候又在我的名字下面画了一把指甲大小的匕首，惹事了。
保健站的人把纸交给大队书记，说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大队书记想，还不至于吧。但是“赤脚医生”这边也不好交代。正好公社要开知青大会，我就成了“帮教对象”，而我当时并不知道。
一直到崔应辉从修铁路的工地上回来，他和大队书记说明了情况，这才消除了误会。
马立平心里很早就有一个疑问：毛主席一直提倡要“一分为二”，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物、一个人，都要从两方面来看。那么，对毛主席能否一分为二呢？
这样的疑问只能心里想，可是马立平说出了口。于是那次的知青大会，她也成了村前大队的“帮教对象”。
1972年，鹿冈公社召开过一次特别的会议，除了各生产队的队长来参加以外，各知青班也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的名称也改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其实是表扬会或自我表扬会。大队可能是觉得过去误会我了，要给我一点补偿，推选了我在会上发言。在我来说，我是真心觉得在农村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很多事情不懂，值得自己继续学下去。
当我看到会场有那么多的生产队长，他们都是农民中的头面人物，是佼佼者，我就情不自禁地用鹿冈的方言，也就是“老俵的土话”说开了。结果所有的与会者都对我那“纯正”的老俵话感到吃惊。特别是公社的领导说，从小夏说的老俵话，就知道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得很好。
后来我知道，大凡听见外人说自己的乡音，自然会感到亲切。
四、知青代表开会
1974年李桂英走了以后，当初知青班的九个人，只剩下我和冯金生常年呆在村里，我开始代表里陂上知青班去参加各种会议。
1976年，在永丰县知青代表大会上，古县公社的上海知青姚建新的母亲作为家长代表参加了会议，她在上海的纺织厂里工作。我想起了在回上海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关于布料的新名词“中长纤维”我不懂。问了很多人，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
我请教了姚建新的母亲，她告诉我，作为化学纤维，中长纤维的长度在7—11厘米之间，超过11厘米就是长纤维。中长纤维的织物软硬适中，很适合做衣服。后来我告诉马立平，什么是中长纤维，她觉得十分新奇。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现有个老者，他花白的头发，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身上是不甚合身的中山装，双手十分粗糙，一看就知道是整日在田里劳作的人。他也是来开会的代表么？怎么老是坐在角落里，很寂寥的样子，一直默默地抽烟呢？
我问组织会议的张主任，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到农村来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应该有贫下中农的代表来开会才对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者，他是参加过毛主席指挥的‘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老红军呢。”
我心里很吃惊，连忙过去和老者攀谈起来。我的猜想没错，他的确是自食其力，在沙溪公社的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的农民。我问他：“像你这样的老红军，国家难道就没有一点补助么？”
“过年的时候，县里民政局会给我二十块钱。”老者一边说，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几乎空瘪的香烟，“你看，我每个月还可以到沙溪的商店去拿两条烟，不花钱的。”
我看出来那是河南省许昌市出产的“黄金叶”牌香烟，鹿冈商店有卖，每包0.27元，两条烟价值5.40元。
1977年的春节，我参加了永丰县“乡办”组织的知青慰问团，到各个公社和知青座谈。我当时知道一个消息，说是唯一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结婚生子。董必武给孙子写了字，意思是说，你爸爸是个农民，你长大以后也当农民。
我在座谈会上就说了这个不知真假的消息。后来才知道这传说是真的。当然，如今形势变化了，董必武的儿子现在肯定不是农民了。
我一直觉得，种田是我的工作，我已经准备好了当农民。但是我很讨厌“扎根农村”这个说法，我绝对不说自己要“扎根”。那时候高喊“扎根”就是革命，就是先进典型，就容易离开农村到“更重要”的地方去。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自己是农民，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谁要是看不起农民，我就会生气。
1977年的秋天，我到吉安参加井冈山地区的知青代表大会，见到了一些以前只听过名字的人物。新干县和峡江县是“知青大县”，有很多知名的杰出的革命的先进的知识青年。比如新干县鸡峰公社的金苗林，她在毛主席发号召以前就带着一些人下乡了，据说是在吉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位上退休的。
又比如峡江县仁和公社的王建华，他原来是上海的中学生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在毛主席发号召以前就带着一些人下乡了。我们班级的班长杨世雄和红卫兵小队长陈熙翔，在上海听了王建华的一次报告，就早早地到峡江县插队务农了。不像我们这批随大流的人，要等到毛主席发号召以后才下乡。
我佩服的是王建华从农村去读了大学，毕业后又主动带着妻子回到农村，这太不容易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听说王建华因为“文革”初期的事情，好像还受过很严厉的审查。
我们永丰县知青的知名度比峡江县和新干县要差很多，不过我们永丰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峡江的知青常常会到永丰的地界上来买菜。
在吉安开会期间，我最兴奋的是有一天晚上到剧院，看一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井冈山会师”五十周年的演出，由井冈山地区文工团和吉安师范学校联合表演。关键是马立平也会在舞台上出现。我一直记得她是身穿军装，脖子上有一条擦汗的毛巾，肩上挑着一对箩，扁担一闪一闪地，挺着胸走上了舞台。
演出结束的时候，突然有演员化妆成毛主席走了出来。我看着总觉得不像，可是潮水般的掌声把我的思绪淹没了。据说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真人扮演的毛主席，化妆师花了好几个小时呢。
1977年10月，到吉安市开会的永丰县代表。
1978年，我作为知青代表，在南昌参加江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大会的时候，座位的安排形式变了。原来开各种大会，坐在同一排的是同一地区来的人，互相之间至少是很面熟。现在左右都是生面孔，前后排坐同样一列的，才是同一地区来的人。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人坐在最后排，他可以看见前面同一地区的人有谁在会议中间溜走了。
五、到北京
很奇怪的是当时像我这种干农活很努力、政治上不积极的人，居然坐过专列上北京。这是怎么回事呢？
1975年，我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要把冯金生送走，所以没有报名去读书。按理说1976年我应该报名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想。可是最后我还是改变了主意。
永丰县政府有个袁副主任，他的老家是我们先锋大队的袁家村。老袁一直对我们上海知青非常关心。我们刚下乡，带领我们下乡的工人师傅觉得，鹿冈公社对知青的安置工作做得不好。工人师傅到县里的会议上说，永丰县没有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要求办，知青在乡下的处境还不如正常的移民。
老袁后来对我说，当时是他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说：“虽然我们还是国家的‘贫困县’，县里的财政状况并不好，但是我们要将心比心啊。请问在座的各位同志，如果你们家里有十几岁的孩子离开了家，一个人到几千里外去了，你们想不想要当地的人对你们的孩子好一点？”
2014年，作者在永丰县城拜访老袁。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永丰县作为接受知青的一方，决定基本按照上海方面提出的要求，永丰的上海知青由县民政局管理，按照国家移民的标准，发放半年的商品粮和安家费。真是难为老袁他们了。从此以后，县民政局的刘局长经常来看望我们，和很多知青成了好朋友。几十年以后，刘局长从永丰县纪委退休以后到上海游玩，还是有许多当年的老知青热情地请他吃饭。
老袁的大女儿在县城中学毕业以后，就回到老家，成了知青，这女孩平时的表现也很好。听村民说，女孩的母亲是县里某个局的副局长，她专门到鹿冈公社来了一次，好像在一个星期之内，老袁的女儿就在鹿冈入党了。
1976年的学校招生开始了。我一打听，老袁的女儿报名了。我想，去读书的名额很少，竞争十分激烈，我的条件不如她，先锋大队今年肯定是推荐她去读书，我也不用报名了。
大队书记遇到我，问我为什么又不报名，难道真的要扎根农村了？我据实说了自己的想法，表示我明年一定会报名。可惜没有明年了，从1977年开始，学校招生就取消了“自愿报名，组织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式，恢复了传统的高考。
后来很多人都说我很傻。他们认为，要是我当时也报名的话，老袁的女儿和我肯定都能去读书。可那是马后炮，没用了。
1977年，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在对公众开放以前，中央规定，各省先派遣一个由各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乘坐专列上北京，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主席遗容。我们永丰县得到了十个上北京的名额。
一天，我正在里陂上村的连作田里干活，远远看见公社的团委书记小艾一路小跑着过来。他一反常态，不是站在田塍上，而是“扑通”一声跳进水田里，兴奋地走过来，嘴里大声说道：“老夏，刚才县里来通知，你要去北京了。”
据说是老袁在县里开会的时候，提出来应该有知青参加这个代表团，并且直接提了我的名字。我猜想，他的女儿去读书了，我没有去。尽管是我自动放弃了机会，但老袁是个好人，他心里也许会有一点压力，又或许有一点过意不去。所以他主动提出让我去北京，可以让我得到一点补偿。
我们一行十人由县委书记刘国琳带队。县里的人都说，刘国琳书记是清朝道光年间永丰的状元刘绎的嫡系后裔。我们从新余上了火车，专列沿着京广铁路向北疾驶。专列上最舒心的是丝毫不用担心，绝对没人会来偷我随身携带的行李。
十一年前，“文化革命”初期学生“大串联”时，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到各地去串联，更没有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现在，我坐专列第一次到了北京。
一进毛主席纪念堂，迎面是毛主席的汉白玉坐像，有一面墙上好像是他生前的手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记得当时心里说，只争朝夕。这些年来，毛主席好像太性急了一点。
我双脚第一次踏着地毯，感觉像是走在草地上。我还不时抬头，欣赏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和装潢。到了水晶棺的前面，我低头看着水晶棺里的毛主席遗容，感觉化妆还是浓了一些，似乎显得不太自然。
瞻仰毛主席遗容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有的悲痛，有的沉思，一片肃穆。哎呀，我只顾自己的好奇，没有作出应有的表情，我犯错了。
在北京期间，我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看见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穿了几十年的打了补丁的浴袍，以及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双脚肿胀，没穿过几次的特制的宽大黑布鞋。总理用过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玻璃杯，里面放满了总理批示文件用的铅笔，杯底是五角星的形状，和我小时候在上海喝水用的玻璃杯一模一样，一角五分钱就能买一个。我对国家领导人的简朴生活早有耳闻，所以没有特别惊讶。
我在一个展柜前停留了很久，里面是毛主席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每个字有核桃那么大，笔迹歪歪扭扭，不记得有标点符号。据说这是毛主席为了某件事，专门写给华国锋代总理的。看来主席写字的时候似乎病得很重，颤颤巍巍地写这几个字，一定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我眼睛看着那六个字，心里想到的却是毛主席在三十年里，曾经先后三次正式选立和废除了自己的继承人。他在病重的时候，仅仅用这样的上面没有抬头，下面没有署名，更不是会议记录的铅笔字“你办事我放心”，就算是交班了？
展出这六个字，无非是要告诉大家，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合法的接班人。但是于我而言，展览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效果，反而增加了我心中对国家领导人传承制度的忧虑，感到有一种无名的淡淡的悲凉。
1977年9月，作者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结束后，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回想起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在村前大队的知青林场。村前小学的马立平老师也来了，她说，“文化革命”到此算是结束了。接下来大家猜测毛主席的遗体会如何处理。多数人说，会像苏联的革命导师列宁那样用水晶棺，可以让人民瞻仰。我说，以前中央好像有过决议，中央委员以上的干部去世以后，一律要火化，毛主席也不应该例外。
没想到过了几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人民的心愿》说，建造纪念堂，让毛主席在水晶棺里接受瞻仰，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我心想，嘿，我不属于全国人民了。
里陂上的村民周恩绍认真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接下来不知道是谁来做皇帝了。在他们眼里，毛主席和皇帝是一样的。在村民的婚娶大礼上，司仪往往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1970年”这样的年号，来代替“光绪三十年”或者“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几十年以后，我看见报纸上说，毛主席的遗容有两套，一套是真的，一套好像说是蜡像。不管看到的是真的遗容还是蜡像，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实在是小事一桩。
可我心里还是会嘀咕，我在1977年到北京瞻仰的毛主席遗容，是真的那一套吗？
不合作、撤职和查账
我在里陂上村的日子里，经常会感到鹿冈公社和我们先锋大队之间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摩擦。鹿冈公社是代表政府，比较侧重于贯彻上级的决定，落实上级的政策，应付上级的检查。先锋大队在实质上还是历史上村民自治机构的延续，所以比较侧重于村民的切身利益。
鹿冈公社的领导认为，自己贯彻上级的决定，完全是为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他们作为上级，往往是强势的一方。而先锋大队作为下级，有时会觉得公社领导脱离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意中损害了村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处于弱势，他们不能公开反对公社领导，只能经常采取推脱和拖延的办法，有时甚至对上级的决定阳奉阴违。我当队长时，和其他的生产队长一样，以村民的利益为先，和大队干部配合得相当默契，以至于公社领导会说我们先锋大队的工作“很难推动”、“不合作”。
其实先锋大队的“不合作”，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那就是鹿冈公社的驻地就在先锋大队（如今的鹿冈村）。
公社干部喝着鹿冈村的水，烧着鹿冈村的柴，吃着鹿冈村的米，嚼着鹿冈村的菜。他们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都在村民的眼里，没有丝毫的神秘感。这使得先锋大队敢于在一定程度上“不合作”。如果不准确地套用一句古语，则多少有一点“近之则不逊”的意思。
一、不合作
每年插秧的时候，公社都要求我们“合理密植”，他们强调“密植”，我们强调“合理”。
有经验的村民知道，如果种得太密，没有足够的肥料来支撑，粮食产量并不高。况且密植很费工，会耽误农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容易造成粮食歉收。
等到公社干部来村里检查，发现我们种得稀了一些，就会要求我们返工。这时候的村民和村干部，任谁都不吱声。干部发现没人理睬他们，脸上挂不住，就会亲自动手拉人，来把刚插下去的秧苗耙掉。可是在村民看来，这是要遭天谴的行为，谁也不愿干这种缺德的事。最后往往是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连推带拉地拖住一个村民，强迫他耙了马路边的一二坵田里的禾苗，我们只在这一二坵田里重新栽禾。这样一来，我们不用大量返工，干部也算是有所作为，大家都可以交差了。
1975年，邓小平还在中央发号施令。到了1976年，他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为了批判邓小平，县里派工作队来到先锋大队，召集队长和党员开会，要求人人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