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报纸上的宣传来势汹汹。
自从“文化革命”以来，大家对反复无常的政治局势早就厌倦了。好不容易邓小平重新出山，出手整顿，刚刚恢复了秩序，又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多人心里不高兴。大队会计老袁发言时说漏了嘴，他说：“我拥护党中央，拥护邓小平。”
这本来就是不久以前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但是现在形势变了。工作队里有个年轻人很不高兴，他板起了脸，一定要批判大队会计。
我一看场面十分紧张，连忙打圆场说，会计的表态是“拥护恨邓小平”。在鹿冈乡音中，“恨”和“邓”的发音相同，都念作“横”。在座的人纷纷笑着附和，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一下子变得又轻松又滑稽。看得出工作队的那个年轻人心里恼怒却又没有办法，于是他一定要会计再重复几遍“拥护恨邓小平”才作罢。
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的妇女主任，她把我留下来谈话，说我混同于落后群众，居然还是党员，又是队长，一点觉悟也没有。
过了几天，公社的人告诉我，工作队把我在会上捣蛋的事汇报上去了，他们说我“不合作”。
有一次，县里的一个副主任来里陂上村检查工作，我刚吃过早饭，在村民张发茂家，商量村里的事情。主任一屁股坐下来，他没说几句话，发现脚边有一只黑母鸡在咯咯地转悠，就用他铮亮的皮鞋踢了鸡一下，歪过头来看着我，挤挤眼睛，下巴颏朝着那只黑母鸡动了两下，说：“很好吃的，今天中午，怎么样？”
我一直盯着主任的皮鞋，那是我第一次在农村看见有人穿皮鞋，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我当然明白主任的意思，他要在村里吃午饭，要吃鸡，特别是要吃发茂家的那只黑母鸡。可是黑母鸡正在下蛋的时期，发茂家里还指望着把鸡蛋卖了，来换些零花钱呢。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这样啊，怪不得洋坳知青农场的场长夏元麟说，他们做了一批枫木的砧板运到县城里，挨家挨户地送给有关的领导，没有一个领导拒绝收下。
我装聋作哑，没有接主任的话茬，而是故意岔开去，说些其他的事情。主任明显地不高兴了，过了不到十分钟，他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年秋天我去吉安开会，这位副主任恰巧是永丰县的领队，我俩一见面，他就说：“你不行，上次我们没有很好合作。”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我只能一笑了之，没有对那次的“不合作”作出任何解释。
二、撤职
不合作是要付出代价的。
到了1978年，公社选定里陂上村作为杂交水稻的育种基地，准备第二年全面推广杂交水稻。为此，有一位去海南岛参加过杂交水稻育种工作的公社干部，指挥着育种工作队的十来个人，全年在里陂上村坐镇，教村民种田。
工作队一来，气势非凡，事无巨细，统统都管。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传统的那一套耕作方法基本作废了，我们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培育出杂交水稻的种谷。我是大队的支部委员，倒也落得清闲，每天听从工作队指挥，跟着出工而已。当时张富魁是队长，他也只比我多了一项工作，出工之前要吹哨子。
可是育种工作队的工作作风有点粗暴。村民不懂特殊的耕作方法，工作队却不太会讲道理。很快就有不少村民到我这里来抱怨。我心里有一些想法，但是在言语上，还是劝村民们像我一样，跟着工作队做就是了么。
不久，工作队就找我谈话，说是以我为中心，里陂上村有一批落后群众在消极抵制杂交水稻。他们也说我“不合作”，一点也不像党员，忘记了入党宣誓。我想，这真是莫名其妙。再说了，我入党的时候并没有宣誓这个仪式，我没有宣誓。你们说我不合作，我不在乎。但是这些想法是不能说的，依我的脾气，只能一声不吭。
我不作声，也没有表示要积极合作。在工作队看来，我不合作就是在顽固抵抗。工作队长很快通知我，公社撤销了我的大队支部委员职务。这是对我的惩戒，让我的不合作付出了代价，也确实让里陂上的村民乖了不少。
撤职在我眼中的分量很轻，我看重的是为村民谋利益，用时尚的话来说，是为人民服务。我心里想不通的是，怎么上面的压力一大，村民中连一个公开为我说话的人都没有。甚至还有人“反戈一击”，去工作队那里说我不好。
我和大队会计老袁在大队部聊天，说到世态炎凉时，他安慰我说：“老夏，我们为什么叫‘农’民？就像是人身上长的‘脓’包，那是冇一点用的东西。你见过地上的蚂蚁么？我们农民就是那蚂蚁。要是上面有一只大脚踩过来，我们这些蚂蚁能做什么？只能快快逃命。”他一边说，一边还用脚重重地踩了一下地面。
袁会计又分析说：“这一次搞杂交水稻育种，工作队人多势众，里陂上老俵每天和他们一起下田干活，毕竟老俵要谋生，只有这唯一的路，只能服从工作队。而知青只剩下你一个了，势单力薄，老俵当然要疏远你了。再说了，你们知青不就是住在里陂上的‘客籍’么？”
是啊，我自以为村民会像过去那样跟着我搞“不合作”，其实谁的力量大，村民自然就跟谁走。怪不得有个过去和我走得很近的村民朋友，现在离我最远。想来他是为了避嫌，趋利避害是绝大多数人的本能，我不应该责怪他。这样一想，我心里平顺了不少。
再者，我们知青的确可以算是外来的客籍。从历史上来看，个别的客籍迁徙到一处繁衍生息，其后代不是被赶走，就是被融合，总之是会消失。相对于客籍，土著在潜意识里有着天然的心理优势。我们上海知青在里陂上村，归根到底，还是外来的力量。
过去在鹿冈，因为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定的心理优势，是一股力量，村民在心底里对我们有一些忌惮。
现在毛主席已经去世了，激进的知青运动在具体实践中，也已经眼睁睁地看着它无可挽回地败落了。至于它在思想上和历史中的地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至少得过几十年才能看出来。
历史的钟摆向左已经摆到了头，正在向右面回摆。我不禁想起了公社的邮递员老徐，他是江西省邮电系统的先进代表。
2014年，作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年的邮递员徐水生。
有一次，老徐和鹿冈商店的职工吵架，对方咬伤了他的手指，还恶狠狠地说：“我就是咬你这个先进，你还是个党员呢。”
我觉得自己在理论上已经想通了，但是在感情上还是有些郁闷。当时还没有到农闲的时候，我就回了上海。这是我十年农村生活中，唯一的一次。
父母见我回来了，既惊喜，又奇怪。我怎么会在这时候回来呢？父母很快猜到了我在乡下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怕我烦心，他们没有发问。可我还是听见了他们悄悄的议论。
这时的上海，已经有不需要用肉票购买的“议价猪肉”，每斤一元三角。父母知道我喜欢吃肉，他们能做的就是每天让我吃一大碗红烧肉。
我吃了一个月红烧肉，想到我还是里陂上村的会计，得回去工作了。母亲舍不得我走，父亲说：“让他去吧，年轻人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呢？遇到困难他自己会解决的。”
我始终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三、杂交稻种
我在杂交水稻育种的关键时刻离开里陂上村，去永丰中学教书，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应该与我无关了。
可是到了1979年的秋天，我从上海请了事假，回到里陂上的时候，接任的会计就说，我交给他的账目不清，有些项目只有进项，没有出项。我一看，还是和杂交水稻有关。
按照公社的规定，1978年的秋天，各个生产队必须挑着他们当年生产的普通稻谷，到里陂上村来换取第二年的杂交水稻种子。这些普通稻谷，就是给里陂上村民当年的口粮。有几个生产队挑来的稻谷不够规定的数量，他们把杂交水稻种子挑走的时候承诺说，很快会补上所欠的稻谷。
我在年终决算的时候，自然把这些稻谷作为当年的收入，参加分配，列入了“应收”项目之下。
于是我对接任的会计说：“要人家再送稻谷到里陂上来是不大可能了，你们应该挑着箩到那几个生产队去，把他们欠里陂上村的稻谷给要回来，账目就平了。”
会计说：“那不可能。人家从我们这里拿去了假的杂交水稻种子，会把我们打回来的。”
这是几笔收不回来的烂账。
1979年秋天那次回到鹿冈，让我最意外的事情，是那位到里陂上村种杂交水稻的工作队长，已经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正在不停地写着检查。
杂交水稻工作队1978年在里陂上村种出来的杂交水稻种子，按照规定要分成两类。一类种子的产量高，来年的出苗率也高。二类种子的产量很低，来年的出苗率也低，只能作为备用的种子。没想到在里陂上杂交水稻育种的结果，是一类种子很少，根本不够1979年在全公社使用，而二类种子却很多。很明显，是杂交水稻的育种工作失败了。
工作队为此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把二类种子冒充成一类种子，又把一类种子称作二类种子。他们心存侥幸，希望能够瞒天过海。
到了1979年的春播时节，如果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都播下了那假冒的“一类种子”，都是稀稀拉拉地发了芽，那完全可以假托是天气不好造成的。可是偏偏有几个生产队糊里糊涂，播下了“二类种子”，那是真正的一类种子，长势很好。这一下可就露馅了。
我不和这位工作队长合作，他曾经撤过我的职。现在他受了处分，倒霉了，我心里一阵高兴。可是又想到鹿冈公社受了这么大的损失，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如果当时我和杂交水稻工作队紧密合作，会不会在最后关头和他们狼狈为奸，一起欺上瞒下呢？
我应该是会挺起身来，不和他们合作的。
四、查账
我没当生产队长以前，村民说什么话都不避我，可当了队长就不一样了。明明听见一伙人在议论某件事，我一走近，他们就不说了。我很是感慨，连我这种根本不是官的“官”，都不能听到村民真实的声音，更不用说那些在位置上的各级官员了。
有一次，我远远听见一个张姓村民说：“我就不相信他不拿队里的一点好处，要不然谁愿意那么吃苦受累……”
他一看见我来了，便停了嘴。我想，这是在说我呢。我看着那个村民，心里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你毒死了我的狗，我一声都不吭，不和你计较。你咬牙切齿地说，村里让外姓人掌了权，我坐得正行得直，村里只是你一家反对我，只当没听见。你儿子刚担任记工员，就给自己多写了一百五十个工分，被我发现了，只是改正过来，并没有额外处罚你……你现在说我贪污，有本事你叫人来查我的账么。
没想到我的“大队支部委员”撤销以后不久，公社真的派人来查我的账了。他们大概是觉得我这块骨头可能比较难啃，于是集中了很多大队的会计来到里陂上村，命令我交出所有的账本。先锋大队的会计没有来，估计公社觉得我们是一伙的，不让他来。
查账进行了两天，我照常出工，在田里干活，自然免不了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到了第二天的午饭过后，青山大队的会计老金悄悄来到我的房间里。我问他：“你怎么可以独自来见我，不怕别人怀疑吗？”
老金说：“昨日就查完了，冇发现问题。上边还要求查，今日只是消磨时间。不过我有点不懂，在你的账上，公社送给你们手扶拖拉机的那笔账，是怎么做的？”
老金是聪明人，他既是青山大队的会计，还是开拖拉机的司机。我向他说明情况，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十五分钟以后，查账小组把账本还给了我，大家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们旋即回公社汇报去了。
1970年代，农村的账本。
械斗
2013年，我们和陆禹平全家一起回永丰的时候，在县城的饭店里订了两个包房，请朋友吃饭。我们房间里的一桌，主要是马立平以前在村前小学的学生，有十来个，现在都在县城里工作了。陆禹平的包房里，都是他以前在鹿冈知青综合场的同事和下属。我到陆禹平的包房里敬酒，一个人走近我，说：“我是下放在你里陂上村隔壁的潺陂村的知识青年，我姓刘。”
我困惑了：“你们村一半姓刘，一半姓张。可是当年只有我们村的知青崔应辉去了潺陂，没有其他知青啊。”
他急忙说：“我父亲是刘凯旋。”
我感慨万分：“啊，你父亲原来在教书，后来作为‘历史反革命’，带着五六个儿子下放到潺陂村里种田。你父亲和几个兄长比你长得高大。每年的年终分配，你家赚的工分最多，永远是工分榜上的第一名，弄得潺陂老俵都眼红死了，心里很不平衡。”
小刘说：“‘文化革命’一结束，我父亲就回到永丰中学教书了，我后来作为知青，进了鹿冈知青综合场，在陆禹平手下。”
我问小刘：“说起潺陂，那年我带着里陂上村民和潺陂械斗，我动手的时候，你在吗？”
“我就在现场，你们里陂上赢了，我们潺陂输了。”小刘说。
我大笑，高高举起酒杯，对他说：“如今，谁也不相信我这样文绉绉的人会动手打人，你一定要为我作证啊。干杯。”
一、械斗的传闻
1969年我们刚到农村，就听说了在上永丰的藤田公社，有大规模宗族械斗的事。
从地图上看，永丰县的形状从北到南，像是一个拉长了的“S”，北面地势低，习惯上称作下永丰，南面地势高，是上永丰。
江西省示意图 永丰县示意图
上永丰有很多两三千人的大村庄，村民性格比较强悍，素来有“上永丰蛮，下永丰奸（读如‘甘’）”的说法。据里陂上的村民说，永丰县衙门之所以驻扎在永丰北面的“下永丰”的恩江镇（县城），也是当年下永丰人奸猾的结果。
可是我对村民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保留。江西省在长江以南，地势南高北低，造成很多江河从南向北流，北面是下游，水路交通比较发达，容易集中人口，形成较大的城镇。因此，江西的省会南昌市，是在江西的北面，赣江的下游。永丰的县城恩江镇，是在永丰的北面，恩江的下游。
说是在1967年夏天，上永丰的藤田公社有两个大村庄起了冲突，要以打仗来决定胜负，于是下了战表，定好了战场，约好了开仗的日期。
按照传统，准备打仗的村子要通知自己村里在外的族人，不管是在外工作、经商还是求学，都要赶回来。确实不能回来，或者在规定日子赶不回来的人，必须多缴纳钱财，作为族里的公产。如果有族人在冲突中死亡了，其子女用族里的公产抚养，直至成年。如果有人受了伤，也是用公产支付疗伤的费用。
开战时，双方要列阵、要擂鼓，兵器则主要是扁担、锄头和梭镖之类。妇女也会提供后勤支援，准备好救护伤员。
据说其他地方的人届时可以去战场，从旁观战，只要撑一把伞作为标识，就不会受到作战双方的伤害。
真是不能想像，在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农村里还会有这种传统的宗族械斗。虽然都是用冷兵器，那还是和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很不一样，传统的宗族械斗更有规矩，组织更严密。
后来我问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姜部长说，当然是真的。他当时正是县城所在地恩江镇的武装部长。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死了多少人？”我问道。
部长说：“最后没有打成。我们县的人民武装部调动了一百多杆枪赶到了藤田的现场，把双方的人马隔开了。那几天，县城里的人可兴奋了，人人都在说这事，有人还真的拿着油纸伞去观战呢。”
油纸伞
过了几年，听说离我们三十里路的峡江县流源村有一个司机，开着拖拉机在离流源村七十里路外的水边镇，与人起了争执，被人打伤了。
流源村是峡江县数一数二的大村，怎么可以受这样的欺负？村里决定兴师问伐，出动了几百人，拿着家伙，向水边镇进发。到了吃饭的时间，他们在就近的村子停下，要这些小村子杀猪宰鸡，招待他们。
如此折腾了两天，这支人马才挪动了不到四十里，就被迎面赶到的人民武装部的力量赶了回去。
这次械斗也没有打成，最倒霉的是被流源人一路上荼毒的那几个村子。
二、我动手了
印象中是在1977年，我带着里陂上的村民和潺陂械斗，我只动了一拳，就打赢了。
那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我正在离村最远的芮源水库脚下干活，突然听见好像有人在叫我。抬头一看，只见远处有个几寸高的人影正朝我飞奔而来。人影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清晰了：“老夏快来，出事了！”听声音，这是村民张富魁，我的接班人，继任的队长。
原来，富魁他们早上在村口的马路边干活，遇上潺陂村里的十几个人（前面所说的刘凯旋的儿子就在里面），每人挑着一担松树劈柴路过。富魁把这些人拦了下来，一口咬定这些柴是在里陂上的山岭上违禁偷伐的。里陂上的村民已经回村拿了扁担，准备把这些柴没收了，挑回村里去，双方在马路上僵持着，快要打起来了。
我连忙从水田里上来。从这儿到村里，即使一路小跑，也要十多分钟呢。我一边跟着富魁往村里赶，一边暗暗叫苦，这下麻烦了，双方手里都有扁担，搞不好要械斗了。
里陂上和潺陂两村相邻，解放初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搞土地改革，把田地和山岭分给了农民，曾经颁发过土地证和山岭证。等到合作化运动一来，田地和山岭归集体所有了，土地证和山岭证成了落后的象征，一把火烧掉了。
两村的田地之间，有一条河相隔，倒也相安无事，山岭就不一样了。我当队长期间，很想把里陂上村的山岭界限弄清楚，曾和两村的代表一起上山踏勘过。因为时间长了，更主要是山岭证烧掉了，连发证单位的底本也找不到，双方在山上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不清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如果富魁他们不挑起事端，让人家过去了，也就是十几担柴的事么。俗话说捉贼捉赃，在人家偷伐的当场捉住他们，确认是在里陂上的山岭上，那他们无话可说。现在人家挑柴下了山，离开了砍伐的现场，事情就复杂了。要是双方拉扯着一起上山查看，他们尽可以说是在潺陂的地盘上砍的，我们毫无办法。
富魁说潺陂人砍的是松树劈柴，现在我们只能以他们违反禁令砍伐了松树为由，来没收他们的劈柴。但是我们区区一个生产队，没有这个权力。
如果为了这等小事，引起潺陂所在的巷口大队和我们先锋大队闹到公社去的话，我知道如今这类山林纠纷实在太多了，任谁也处理不了，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
里陂上和潺陂的人口相仿，双方在我们的地盘上僵持着，我们人多，他们人少，我们有优势。即使要回村搬救兵，也是我们来的快。潺陂没有知青，而我是知识青年，又是先锋大队的支部委员，多少有一点点“背景”，反正现在我是不得不出头了。
谁能把柴挑走，谁就赢了，一定要把他们的劈柴扣下来。最好是速战速决，出奇制胜，让事情尽快过去。
我边走边想，心里拿定了主意。
我问富魁：“他们谁闹得最凶？”我心里想的是“擒贼先擒王”。
“是姓张的麻子。”他回答。
“到时候，你注意招呼大家跟在我身后，听我的命令行事。”我说。
我先回到住处，穿上了掮竹时才穿的解放鞋，摘下眼镜放进口袋里，然后跟着富魁向不远的出事地点跑去。富魁一边跑一边大喊：“老夏来了……”
刚才还是吵吵嚷嚷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怒气冲冲地大声叫道：“谁在这里吵闹？！”径直朝最前面那个还在呀呀叫的张麻子快步走去。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我一拳朝他的脸上打去。他本能地把头一歪，颧骨上吃了一拳，朝后跳了一步，一只手捂着脸，惊恐地说：“你？你打人？”我们的村民端着扁担，一下子围到我的身后来保护我。
我第一次打人，事先没有练过，全然没有准头，打在人家颧骨上，自己的拳头也疼得厉害。我又举起拳头，完全是一副上海滩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派头，恶狠狠地说：“你们违反禁令，乱砍松树居然还有道理了，我就是要打！”
张麻子见状，急忙逃到了潺陂人群的后面。他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吓得把手中端起的扁担放下了，完全不知所措。我朝前走一步，对方就一阵骚乱，往后退一步。他们放在地上的劈柴就离我们近一步。
我在里陂上村民的簇拥下，朝前走了几步，一挥手，说：“富魁，你带几个人留在这里，其他人担柴回村。”我盯着潺陂人，口里喊道：“看你们谁敢动！”
一眨眼的功夫，地上的劈柴全数被我们挑走了。从我出拳开始到现在，恐怕连一分钟都不到，真可谓是快刀斩乱麻了。
我对潺陂人说：“你们可以找公社派人来解决问题。”然后一挥手，说了声“走”，领头从马路上往村里撤退，就像现在电影里黑社会的老大一样。富魁他们几个马仔跟在后面。
富魁说：“老夏你看，潺陂的队长沿着马路去公社了。”
我说：“没事，我等着呢。”
一群老者和妇女守候在村口，迎接我们得胜归来。为首的老者快步迎上来说：“老夏，多亏有你，你受累了。”富魁的母亲拉住我，一定要到她家里吃饭。里陂上村人人十分兴奋，个个激动异常，大家喜气洋洋，纷纷述说着刚才马路上的一幕。
看着眼前的场景，我想，现在潺陂村里可能是沮丧、气愤和无奈的景象吧。
过了不到一小时，公社武装部的宋部长来了，他说：“嘿，看你夏建丰文质彬彬的样子，居然还会打人？不会吧。”
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最后说：“要不是我被迫果断出手，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呢。”
宋部长笑了笑，说：“这样吧，你把说的情况，写个报告给我就行了，我好有个交代。”
我写了报告交上去，没有人再来找过我。宋部长以前问我借的那本医书《蒲辅周[1]医案》，也没有还给我，可能是他忘记了。
潺陂的张麻子去鹿冈卫生院验伤，医生检查以后，说他没有伤。
几天以后我在公路上打架的现场，正遇上张麻子要去鹿冈。他一见到我，一脸惊恐，返身就逃，慌乱中掉了一只鞋。他回转身来，慢慢下蹲，想去捡鞋，眼睛一直看着我。我板着脸，微微一抬下颏，表示可以。张麻子捡起鞋，一溜烟地跑回潺陂去了。
其实我遇到张麻子，心情也很复杂。那天自己仗着人多，又是突然袭击，张麻子吃亏了。这事要是搁到现在，他应该可以得到精神损失费的。
这次械斗传得沸沸扬扬，其实只有我打了一拳。不过这一拳更加提高了我在里陂上村的威信。怪不得说，将军的威信是打胜仗打出来的。
三、村民的枪伤
械斗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打仗。前面说到械斗，说到潺陂，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件和潺陂相关的事情。
那一年，潺陂的村民董道德被枪打伤了，不过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的械斗，而是被解放军击中的。
1970年代，解放军0487部队的团部驻扎在永丰县城，部队的崔参谋长喜欢打猎，据说他有空的时候，经常会带着卫兵，坐上军用吉普车，到乡下去猎取野物。下面是几种传说中比较可信的一个版本。
那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凌晨四点钟左右，崔参谋长的座驾沿着永丰到乐安的公路，进了鹿冈公社的地界以后，便放慢了速度，缓缓而行。到了潺陂的村口，大雾弥漫，在吉普车头灯射出的光柱中，参谋长隐约可见村口有小片竹林和树丛，里面好像有野物在活动，看那动物的大小，很可能是野猪。
参谋长振奋起来，命令司机停车，摇下车窗，举枪便射。他的枪法不错，那野猪应声倒地。参谋长兴奋地打开车门，跳下车，飞奔过去，没想到野猪那里传来了“哎哟，哎哟！”的叫唤声。参谋长上前，用手电筒一照，发现他打中的不是野猪，而是一个农民，正捂着自己的大腿在叫唤。
参谋长知道出大事了，一边进村叫醒了村民问清情况，一边叫卫兵赶紧把受伤的农民抬上吉普车，直接开到了0487部队的卫生队，对那个受伤的农民进行枪伤的急救处理。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在农民的要害部位，也没有击中腿上的骨头和大血管，农民受的是轻伤，身体痊愈以后不会落下残疾。
受伤的潺陂村民董道德，原是乐安县牛田乡人，客居在潺陂村，他是里陂上村的女婿，素来以做事勤快而出名。里陂上村和潺陂相邻，那天早上我们在田里干活，董道德的家人就来报信，说是老董被解放军打伤，已经送到永丰去了。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人民解放军怎么可能开枪打伤了老百姓呢？等到确认了事情的真实性，反应最快的是里陂上村里的年轻后生，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道：“应该要解放军赔钱，老董弄个千把块钱来花花。”“董道德的崽（儿子）可以要求去当兵，不用再种田了。”……
老董在部队的卫生队里住了一个多月，农历十二月底以前从永丰回到潺陂，在家里过年。
过年以后的正月里，董道德父子俩来里陂上村的亲戚家里吃饭，我也受邀入座，坐在了老董旁边。我打量着身边的老董，他在永丰休养了一个多月，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了，变得又白又胖，这使我想起非常流行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那些在抗日战斗中受伤的新四军战士，在农民家里疗养枪伤时所唱的：“……心也宽，体也胖……”
饭桌上的主要话题，自然是听老董亲口讲述，他自己是如何突然变成了野猪，倒在了枪口下面。
老董说，那天夜里他醒得早，想起自己为了弄点小鱼来吃，在村口马路边的“障子”上安装了竹制的捉鱼器具“籇子”，已经两天过去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收获，该去查看一下才好。
董道德摸索着穿好衣服，拿着手电筒出门了。出门不远就是“障子”，那“障子”是很多年以前，为了护住村子的“风水”而修筑的，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树丛和竹子。董道德钻进障子，拿手电筒一照，捉鱼的籇子有些歪斜，水没有流进籇子，里面自然没有鱼。他关熄了手电筒，弯下腰来，双手用力，重新安装那个籇子。
老董说：“就在这时候，马路上有两束白光射了过来，我转动眼珠瞟了一眼，晓得是有汽车来了。潺陂村口经常过汽车，所以我一点也不在意，继续做手里的事情。只是心里有点奇怪，怎么听不到汽车马达的响声呢？这时候我听到‘呯’的一声，只觉得腿上一麻，吃不住劲，就倒下了。”
老董嘬了一口碗里的糯米水酒，继续说道：“在去永丰的路上，一个年纪大的解放军一直说对不住我，后来我晓得他是崔参谋长。参谋长说，他是听说鹿冈公社的贯前那边有野猪，而野猪喜欢在下半夜出来活动，他是出来打野猪的，实在没想到距离贯前还有十多里路，就把老俵当作了野猪，实在是对不住，对不住了。”
老董的儿子气呼呼地在一旁插嘴说：“光说对不住有什么用！我爹真是蠢，应该提出来让我去当兵，我就可以不再种田了。”
董道德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拍，大声叱骂儿子：“你个冇良心的东西。我们在潺陂是客籍，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我在潺陂哪里会有今天这么好！我这回在永丰养伤，每天有肉吃！崔参谋长差不多日日来看我，政委也来看过我，想不到我这一世还能看到这么多的大官！我养好了伤，他们还给我送礼，我可是坐着吉普车回到了村里！以前国民党来村里抓壮丁，我见过国民党的兵，要是被他们打伤了，那就是白白的受伤，冇人来管你！”
儿子不吱声了。老董缓了一口气，对儿子说：“我知道你要利用这个机会，我当然跟崔参谋长说过要你当兵的事，他说不容易，很困难。人家那么大的官都说很难做到，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就不再跟他说这个事了。”
儿子像是要说些什么，他张了张口，看着父亲董道德的脸色，又看了看我，他什么也没有说。虽然饭桌上的光线比较暗，我还是看见老董的儿子涨红了脸。
我坐在董道德旁边，生怕他父子俩再起争执，赶紧招呼老董别再说了：“吃酒吃酒，多吃点菜。”本来么，大过年的，生气吵口不吉利。
可是我一边喝酒，一边却在想：要是崔参谋长答应了老董的请求，让老董的儿子参军当了兵，要是万一有人追究起这个新兵的来历，参谋长因违反军纪私自打猎而误伤老百姓的事情就很容易暴露出来。解放军一向以纪律严明著称，到时候参谋长自己就麻烦大了。这也许是他不愿意帮忙让老董儿子参军的原因吧。
董道德后来怎么样了？听说在1980年代初，潺陂村实行土地的承包责任制，开始分田到户的时候，老董得知可以在乐安老家的村里分到承包的田地，他便结束了在潺陂村的客籍生活，回乐安的老家定居了。
当时的鹿冈地区有些农民觉得，老家的村子毕竟是同一个宗族，同一个姓氏，相对客居在别处而言，理应比较自在一些，只要能够在老家分到承包的田地，他们就迁居回去了。
比如客居在我们先锋大队袁家村的高发宗和里陂上村的高发有，他们两家都回到了上袍村，上袍村姓高。里陂上村张绍生的弟弟原来住在巷口村，后来回到了里陂上，里陂上姓张。村前大队开拖拉机的高祥发，他回到了佐龙乡的老家坪下村以后，跑运输赚了钱，在坪下盖起了两幢大房子。高祥发当年和上海知青的关系很好，他只要知道有熟悉的上海知青回到永丰，一定会热情邀请知青到他坪下村的新家去作客。
2014年，作者在坪下村高祥发的新屋里小坐。
也有人不回老家居住。里陂上村的周恩绍到吉水县的老家去询问，老家不答应给他分田，结果他只能参加里陂上村的土地承包。而董道德的小儿子娶了潺陂村的女子为妻，就留在潺陂村里繁衍子孙，生生不息。
这是后话了。
报纸和广播
“Media”这个英文词汇翻译到中国，对应的中文是“传播媒介”，简称传媒，或者是“媒体”。现在它好像包含了报纸、杂志、书籍等“平面媒体”，也包括了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网络上的博客、微博、微信，等等。以后一定还会有许多新的成员加入到传媒这个队伍中来。
我在里陂上做农民的日子里，要接触外界的信息，主要是通过报纸和广播。
一、报纸
在记忆中，我家在上海一直订阅报纸，不是《解放日报》就是《人民日报》，为此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很大的信插，让邮递员能够方便投送信件和报纸。这个信插从1962年开始，一直用到2006年整幢楼拆毁为止，整整用了四十四年。
我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前夕，母亲叮嘱我，到了江西要订一份报纸，多看看多想想，就不会说错话了。怪不得母亲在上海，每天都要仔细看报，她还要教会父亲到单位里应该说些什么话呢。
我在里陂上村安顿下来以后，就去鹿冈公社找邮递员老徐，要他帮我订一份《江西日报》。老徐说：“上级邮电局最近有通知，每个生产队都要订阅一份《江西日报》，全年的订费十二元，由生产队集体支出。有知识青年的生产队，我们一律投送到知青的住处。公社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方案。”
这太好了，在江西省会南昌出版的《江西日报》，第三天就能在里陂上村看到了。看过的报纸还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给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当作手纸。唯一要注意的是使用以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千万不能有领袖的头像，否则被人报告上去，有可能会惹上大麻烦的。如果没有报纸，我们就得学习村民古老的习俗，用竹篾片或者稻草扎成的小卷来擦屁股。
江西日报，报头乃毛泽东主席所题写。
过了几个月，村里唯一能看报的村民有意见了，说我们知青垄断了集体的报纸，还用来作手纸。我觉得他说的对，就到鹿冈商店买来了铁丝，请村里会做一点木匠活的村民张梅发做了一个活动的报夹，挂在仓库边的墙上，让村民随意阅读。我负责每天更换报纸。
那个村民很高兴，几乎每天都要抽空去看报。他有时到我这里来讨论时事新闻和政治形势。我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是这个村民的看法和见解还是常常让我有些郁闷，很多事情实在无法向他解释清楚。
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其他的村民开始嘲笑他，说他肚子里有一点墨水就自以为了不起，每天装模作样地看报，只是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而已。他老婆也说家里的干柴剩下不多了，他有看报的时间还不如上山去砍柴。这个村民一生气，和别人吵了一架，就再也不去仓库边的报夹那里看报了。
既然没有村民看《江西日报》了，我每天去报夹更换报纸，倒显得多此一举。在村民好意的提醒下，我把报夹收了起来。
大约是1975年，邮递员老徐通知我，生产队可以自愿订阅一份《参考消息》。这是一份中文的日报，是“内部报刊”，每天刊登很多国外的消息，但是个人无权订阅，只能由单位集体来订。在上海，我父亲的单位就订了一份《参考消息》，他常常在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捎带回来，下午上班的时候就带回单位了，我只能在父亲午休的时候抓紧时间浏览一下。
我和老徐商量说，以前上级强制队里订了一份《江西日报》，村里已经有很多人不高兴了。现在既然《参考消息》必须以队里的名义订阅，我是队长，就由我个人出钱行不行？老徐答应了我的请求。
参考消息，报头乃集了鲁迅先生的字而成。
从《参考消息》上面，我可以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大报和美联社刊发的消息，也有美国的敌人苏联的塔斯社和《真理报》的报道，还有全世界各种主要通讯社和报纸发布的新闻和评论。总之，《参考消息》的内容虽然经过了中国政府一定程度的过滤，还是很及时地反映了世界各地的真实情况。
二、杂志
和报纸类似的是杂志。伴随着我的成长，母亲在上海分别给我订过《小朋友》、《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杂志。如今我一想起这三种杂志，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1975年我在鹿冈公社学习了简单的农机修理以后，回到上海买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来学习。过了不久，我觉得还应该了解中国农业机械的最新发展情况，就又去找邮递员老徐，请他帮我订一份《农业机械》杂志，这是一份月刊，每个月一期。我1979年回上海的时候，在鹿冈公社把这份《农业机械》杂志停了。
1979年创刊的读书杂志
后来我在上海订阅了一份杂志，也是一份月刊，名叫《读书》，是它的早期读者。我到美国以后，请弟弟继续帮我订阅这份杂志。有朋友回上海了，我会请他们把我弟弟处积存的《读书》杂志带到美国来。我自己回上海的时候，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读书》。它是我的枕边书，每每在晚上睡觉以前翻阅和思索。记得有两篇介绍天体物理学最新发展的文章，我反复看了五六遍，才算有点懂了。
过去的“电报”似乎也可以算是一种“传媒”。记得有一篇文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在法国的“巴黎和会”上，强国要把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殊权益转让给日本国。“弱国无外交”，中国派去开会的外交官员气不过，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在会场外的梁启超先生。梁启超跑到巴黎的电报局，以他惯有的当时极具魅力的文笔，洋洋洒洒地给国内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把“巴黎和会”的情况传到了中国。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后来几十年中间，中国政界和军界的许多大人物，也经常把长长的电报稿件刊发在报纸上，用来阐述自己的政见。
即使在“文化革命”期间，全国各地也会给毛主席发出“致敬电”，并且登在报纸上，向毛主席报告喜讯。毛主席去世以后，各地还给北京发去“唁电”，向党中央表忠心。“致敬电”和“唁电”都是电报，但是我始终不明白，具体操作的时候，发电报的人是先到报社要求登报纸，还是先到邮电局拍发电报。在我想来，既然这些电报的内容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还有必要花钱到邮电局拍发电报吗？
对于平常百姓来说，使用电报虽然速度很快，但是很贵，一个字要三分钱，另外再加半分钱的译电费（翻译成电报码的费用）。只有发生紧急事情，才会到邮电局拍发电报。比如电报的内容是：“上海某某路某某弄某号 某某某 母病危 速归”，共18个字的电报，要六角三分钱，另有两角钱的“流水费”，合计八角三分钱，比寄信时用八分钱的邮票要贵多了，但好处是速度快，一般是第二天就能收到。
1970年代电报的纸质封套
1970年代，我们在上海住的一幢楼里，十来户人家中，有十多个孩子到农村去了。后来弟弟告诉我，每到过年以前，楼房里收到的电报会突然多起来。只要听见摩托车的响声，那一定是邮电局来送电报了。内容多半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孩子要回家过年，请自己的家人届时去火车站接车。
我回上海的时候，从来不打电报通知父母，总是自己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可以带给家人一个很大的惊喜。
三、收音机
我们里陂上知青班的班长崔应辉是极其聪明的人。他以满分的成绩考进中学，据说在“文化革命”前的“教育改革”中，他还以中学一年级学生的身份，到别的班级教过语文课，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
“文化革命”的初期，崔应辉比较积极，参加了学校里最大的红卫兵组织，跟一批很聪明很能干的高中同学在一起。据他说，组织里要开会讨论重要事情的时候，为了防止别的红卫兵组织来偷听，就索性搬了椅子到空无一人的大操场里，在操场中央开会，四周情况一目了然，自然不会有人偷听了。
到了农村，崔应辉还是很活跃。我们第一次从队里领到每人每月十五元的安家费以后，第二个月他就去领出了三个月的安家费，到鹿冈商店花了三十五元钱，买来了店里唯一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也是里陂上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台收音机。
当天晚上，我们四个男知青围在这台米黄色的收音机旁边，慢慢地转动拨盘，搜索各种频率，收听各种电台的广播。
信号最强的当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电台要对台湾海峡对面的“蒋军官兵”喊话，有在大陆的父母喊台湾的儿子快点回家吃饭。我想，要是当初我父亲真的在1949年孤身一人跟着大批人撤退到了台湾，说不定我母亲会在收音机里喊丈夫回家呢。不过那样的话也就没有我了，我是1950年出生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也非常清楚。上海的几个电台中，只有990千赫的电台能听到微弱的时断时续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