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能听到“美国之音”的广播，这是敌人的电台。“收听敌台”是不允许的，如果有人揭发报告的话，可以成为一项罪名，要坐牢的。
在里陂上村，“美国之音”的信号很强，不像在上海有专门的电台发送干扰信号，所以收音机的声音非常清楚。
除了“美国之音”以外，还有两个“敌台”。
一个是“中华民国”的“自由中国之声”，收听效果不很好。老蒋在台湾没有搞民主，只能说自己是“自由中国”。这个电台有一点是与众不同的，经常会提请大陆某个地区的“某某同志”注意收听抄写，然后播报一系列的数字。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给潜伏在大陆的“美蒋特务”发暗号。
真有这么多潜伏的特务吗？我怀疑这是老蒋的心理战。不过多年后我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国民党的抗日英雄、特务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在他死后十几年的1958年，国民党通过潜伏的特务，把戴笠在大陆的家人辗转接到了台湾。特务？看来还真有。后来我知道，即使在解放以前，老蒋派到延安的特务也很厉害，使得毛主席的住处遭到飞机轰炸。周恩来的车队也曾遭到伏击，有几名警卫的战士牺牲了。
另一个敌台是只有晚上七点半到八点钟播音的“解放军之声广播电台”，信号不强，频率也游移不定。这个电台总是说“毛林小集团”是“官僚军事小集团”，总是为被毛主席打倒的刘少奇鸣不平。
还有一个电台是苏联的“和平之声广播电台”，声音清楚。以前中国和苏联友好的时候它是“友台”，中苏交恶以后，也可以算成敌台。“和平之声”虽然批判中国的“文化革命”，但是态度比较温和，比较克制。
总之，在里陂上村听收音机，能听到的电台不多，其中大约有一半是所谓的敌台。一开始听到这些电台，感到十分新奇和刺激，每天听到很晚。我们知道这是违禁的，心里多少有些害怕。所以收听的时候大家心照不宣，神情严肃，静默不言。事后也绝不议论和分析，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
过了几天，一方面因为新鲜期过了，另一方面天天熬夜听收音机，体力撑不住，影响了白天出工干活，我们收听敌台就少了很多。崔应辉走了以后，我从上海买了一台不错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里陂上村，也是偶尔听一下，主要是听“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的播音时间长，内容也很丰富。它除了播报新闻和专访以外，还有后来风靡全国的学习英语的节目“英语900句”，主持人周幼康以及何丽达的名字就是这时候听到的。“美国之音”还会用粤语播报新闻。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随意地打开收音机。“美国之音”报道说，最近中国杭州附近的军用机场发生了异常情况，原先负责警戒和保卫机场的陆军高炮部队，把炮口对准了机场内的飞机。报道还说，中国的上空连续几天没有一架飞机了，这说明中国内部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
如果这是真的，那中国一定是出大事了。
过了十来天，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是林彪要“抢班夺权”，结果出事了。
我虽然心里有准备，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震惊。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已经载入了宪法，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以前看中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台才五年，怎么林彪又出事了？毛主席已经78岁。林彪才64岁，他还年轻，又有宪法的保障，按常理他是毫无必要“抢班夺权”的。
又过了十几天，我们集中到鹿冈公社，听了中央文件。文件里正式宣布了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党叛国的罪行。听说有的地方在宣读中央文件的时候，会场内外都有民兵拿着枪站岗呢。
不久就到了年底，鹿冈有干部告诉我一个流传很广的有关林彪事件的段子。
说是传达中央文件以后，连农村里的老婆婆都知道林彪是个坏人。两个老婆婆聊天的时候，一个老婆婆说：“你知道林彪吗？”
另一个老婆婆说：“听说了，他是个坏人，好像是什么副总理呢。”
“不对，好像是副主席。他做了很多坏事呢，你听说了吗？”
“听说他偷了三只鸡。”（林彪偷了三叉戟飞机出逃）
“不对，不是三只，他是偷了一群。”（叶群，林彪的夫人）
上层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就消解成这样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严肃的政治斗争编成了笑话，并且能流传开来，这在三四年前的“文化革命”初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做的人一定会变成“反革命分子”。这个笑话至少表明，中国人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已经开始厌倦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第一次是在听收音机的时候，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美国之音报道说，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消息，但是北京街头已经有零星的庆祝游行了。
美国之音后来专访了远在加拿大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问他中国会不会因此而发生分裂。张国焘说，我们过去发生分裂，是因为我们太年轻，党也太年轻，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了，不会分裂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过了两年，美国之音分析了将来中国总理的热门人选。他们认为李鹏和田纪云最有可能当总理，李鹏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时他们二人还名不见经传，根本不在国家的领导层里，因此，美国之音还专门介绍了他俩的成长背景。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预测得很准确。
从1974年开始，上海市为了做好各地上海知识青年的工作，抽调了一大批干部，组成上海知青的“学习慰问团”，常驻在各个县，帮助知青解决困难。驻在永丰县的慰问团的组长姓陈，是上海虹口区公安局的正科级干部。
1976年的一天，陈组长到里陂上村来找我。我们寒暄、吃饭以后，他正式提出来，要我到沙溪公社的一个知青农场去担任负责人。知青扎堆在一起，虽然便于加强管理，但是能深入了解农村吗？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再说，我已经很熟悉里陂上，不会轻易离开的。于是我找了种种理由来搪塞。
我对陈组长说，村民的俗话有“江西地土轻，五里十八声”的说法，比如马立平所在的高坑村离开我们里陂上村大约五公里，高坑村民说话就有些不一样了。假如我去了九十公里外的沙溪公社，总免不了和当地农民打交道吧，可是我几乎听不懂沙溪人说话，难道还要我再从头学习沙溪话么。
这是我找到的不愿意去沙溪工作的理由之一。现在想想，我当时的这种借口不但显得幼稚，要是套用里陂上村民的说法，更是有点属于“讲蛮经”，不讲道理了。
人是很难被说服的，我也极不愿意去说服别人。陈组长和我磨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不断进攻，我坚持防守，他最终没能说服我。他太困了，就在我的床上过夜，我到隔壁房间的床上去睡了。
半导体收音机
陈组长一定是看到了我枕头边的半导体收音机，叭的一下顺手打开了开关，传出来的是“美国之音”的节目。他听了几分钟，关上了收音机。
这一来，我在隔壁睡不着了。
知青在鹿冈收听美国之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嘴上不说而已。鹿冈公社广播站还曾错放过它的节目，让全公社的人“收听敌台”，也没见处罚过什么人。再说了，自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大大好转了。
不过陈组长是公安局的干部啊。他是否知道很多人私下在收听这种节目呢？明天早上他是否会为难我，或者跟我提出我很难接受的要求，比如说要我到沙溪公社去呢？
第二天一早陈组长起来，我煮好了早饭。他什么也没说，吃了饭匆匆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
1989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政治风波，从北京戒严到后来开枪，局面非常混乱，各种消息满天飞。这时候，上海的很多人家会通过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来了解一些情况。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常常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也许是他们在感情上有些同情学生，就用此来曲折地表明态度吧。
我到了美国才知道，美国的老百姓不知道有美国之音。美国之音隶属于美国新闻署，是政府的电台，而美国很多大电台都是私营电台。美国之音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内的电台老板们害怕美国之音会抢走他们的市场份额，就去国会游说。结果是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法律规定，美国之音只负责对美国境外广播，用来介绍美国的价值观，让世界了解事情的真相。
美国本土的人就听不到美国之音了。
四、有线广播
有线广播的喇叭
大约在1972年，我们在里陂上有了和收音机这种无线广播不同的新型广播，那就是有线广播。鹿冈公社成立了有线广播站，要求村村户户都要接通有线广播，每户人家都要花费一块五角钱买一个喇叭安装在厅堂里。
接通有线广播并不难。我们从山上砍了二十多棵杉树回来，剥去树皮，每隔五六十米挖坑埋好，电线杆就做好了。然后去鹿冈商店花了二百多元钱，买了两大卷铁丝当作电线，从公社广播站拉出来，一路钉在电线杆上，一直通到里陂上村，接到各家各户的喇叭的一个接头上，再把喇叭的另一个接头用铁丝接到泥土里，就成了。因为铁丝是裸线，没有胶皮的绝缘层，所以遇到下大雨的天气，喇叭里的声音会轻一些，还有沙沙的噪音，村民说那是下雨的声音。
每天晚上七点钟，喇叭里就有声音了。在开始曲“东方红”结束后，公社广播员用带着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宣布：“鹿冈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下面请听革命烈士（历史）歌曲。”接着就听到“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了。公社广播站很少有自己编排的节目，除了播放革命歌曲，就是转播永丰县广播站、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公社广播员最后说：“鹿冈公社广播站，今天的广播到此结缩（束）。”
可惜的是，里陂上的村民大多数听不懂普通话，所以有线广播的作用很有限。
有一次下大雨，天上响了一个炸雷，把几户村民家里的喇叭打坏了。村民说，反正听不懂广播里说什么，他们就再也没有花钱去买新的喇叭。（新喇叭贵了很多，要三块多钱才能买一个。）到后来，里陂上村里的广播喇叭有一半以上不会响了。
五、空飘汽球
说到敌对双方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从台湾方向飘过来的空飘气球，一种特殊的媒体。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天，村民朋友张寿仁拿了两张纸给我，神情异常地说：“老夏，你看看，我在田里捡到的。”这是两张白色的纸，32开大小，纸很厚实，表面很光亮，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上面印着漫画。
我到大队去，想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书记说，这两天已经收到不少了，听说禹山大队和前村大队也有。他反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和国民党还在打仗，福建前线还经常开炮呢。好像台湾会用气球带着宣传品升上天空，顺着气流飘到我们这边，从空中把传单撒落下来。据说巨大的气球可以带几百斤东西呢。
后来我知道，我们也会放气球到台湾去。除了宣传品以外，还会送一些小瓶的茅台酒过去，让“蒋军官兵”喝了茅台酒以后思念家乡。而台湾的气球更是离奇，有一次随着强大的气流居然飘到了印度，引发了印度的外交抗议，抗议“中华民国”入侵印度。
我们从小看见的毛主席像，都在和蔼慈祥地微笑着，哪里知道敌人会把他画成这样。当天晚上我梦到了这张纸，从睡梦中吓醒了，心脏剧烈地跳动，出了一身冷汗。仔细想想，我们从小看惯了蒋介石的漫画像不也是这样吗？他的额头上还贴着纱布和橡皮膏呢。
一直到海峡两岸交流以后，这才发现蒋介石也算是个身材高挑，其貌不俗的人。记得有一本命理书上一开始就说，南人北相者贵，男人女相者贵，到后面才讲正官格、偏财格什么的。我试着按照命理书分析，毛和蒋都是南方人，却是南人北相，身材都很高。但是毛还是男人女相，比老蒋要更贵一层。
一个多月以后，还有村民在水田里捡到这样的传单，拿来交给我。这该死的纸张真是好，在水里浸泡了一个多月，一点也不烂，纸上那该死的图案还是那么清楚。
不知道我们用空飘气球送到台湾去的宣传品的质量如何，应该不比他们的差吧。
注解：
[1] 蒲辅周（1888—1975），现代中医学家，初习儒，后改从祖父习医，十八岁时即悬壶应业。后又深入钻研《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著作。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医术益精，名噪一时。其著作有《蒲辅周医案》等多种。
X
（习俗）
生老病死
好像古今中外的任何人类社会，一个人自从出生以后，或多或少总会生病，最后总会老死。人生病了，会想办法治疗，知道治不好了，才会听天由命。
然而在上海和在里陂上村，同样是人，两个地方的“生老病死”却不大一样。
一、生
在上海，我们都是在医院里出生，可是里陂上的村民，却都是在家里出生的。
竹躺椅是妇女临产时的产床
里陂上村民在家里生孩子的时候，烧好一大锅开水，准备好竹制的躺椅，然后到大队把接生婆叫来。接生婆是一个村妇，曾经接受过人民政府简单的培训。她平时得在队里干活，接生是她的第二职业。因为从事接生的时间长了，她处理顺产的经验很丰富。
村里顺产的妇女和美国的妇女一样，没有坐月子的习俗。村民周恩绍的老婆上午出工的时候肚子痛，回家生孩子了。中午我们回去吃饭的时候，她生好了孩子，头上扎一条毛巾，已经在灶台旁边忙着张罗全家的午饭了。
如果遇到难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她就要求村民赶快把产妇送到二十里路外的沿陂镇卫生院去，那里的设备比鹿冈卫生院要好很多。记得里陂上有一个产妇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脚先出来了，是难产。三四个村民马上把竹躺椅做成担架，抬起产妇就朝着沿陂镇飞奔而去，终于保住了产妇的性命。
村民生了孩子，长辈自然要给孩子取名字。若生的是男孩，得根据族谱上的辈分，认真给这些男孩取正式的名字。比如“茂”字辈的有贡茂、发茂、柏茂，“绍”字辈的有绍远、绍生、绍裘，等等。
如果出生的是女孩，女孩长大以后早晚要出嫁，成为别人家里的成员，不像男孩那样要传宗接代，女孩不能上族谱。所以长辈给女孩子取名字时，普遍比较随便。正月里出生的女孩，就是“正英”，九月生的，便是“九英”；如果是大女儿，就叫“长英”或者“大英”，等等。
按照村里的习俗，孩子满月的时候要“做酒”，周岁的时候也仅仅是“做酒”，不叫“做生日”。至于做生日，要等十年才有一次。村民一辈子活到八十岁，才做八次生日。不像在上海，我们年年要过生日，吃碗长寿面，加几个菜，弄点小礼物，庆祝一下。
我反复询问村民，为什么孩子要到十岁，才第一次做生日呢？
传统的婴儿座椅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孩子到十岁的时候还活着，那才算是观音娘娘赐给了孩子的真正的“生日”，这孩子就很可能会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医疗条件差，农村婴幼儿的死亡率太高了，所以要到十岁时，才放心地第一次庆祝生日。
孩子出生以后，有观音娘娘来保护，可是阎罗王也不闲着，时不时会根据长辈给孩子取的大名，来索要孩子的性命。怎么办呢？按照村民的习俗，特别得给男孩取一个低贱的小名，希望能够迷惑或者瞒过阎罗王，使得孩子比较好养活。
于是，里陂上村和鹿冈地区的许多村庄一样，就有了称作“贱狗”、“逃荒”、“叫花子”、“捡的”的男孩。这些小名一直伴随着他们，时间一长，根据族谱上的辈分认真给这些男孩取的正式名字，村民反而会觉得有点生疏。
二、计划生育
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期，中国政府只是提倡计划生育，并没有实行强制。我们里陂上的知青李桂英1974年去吉安市卫生学校读书，她毕业以后不久，就到了沿陂镇卫生院工作。这时候，大规模的强制计划生育开始了，农村里一对夫妇只允许生两个孩子。
有一次，我为队里采购物品，到沿陂镇赶墟集，在卫生院和李桂英聊天。我问李桂英，她都诊治一些什么样的病人。李桂英叹了口气，说：“唉，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不让小三子下地’。全公社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又怀了第三个孩子的孕妇都往这里送，我们整天忙着给这些妇女做人工流产和输卵管结扎，其他几乎什么都不做。这样下去，我的医疗诊治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1979年，我到上海工作以后，秋天回到里陂上，有村民对我发牢骚说：“过去国民党为了抓壮丁去当兵，搞什么‘两丁抽一’，只要家里有两个符合征兵条件的成年男子，必须有一个去当兵，害得村里的后生逃走了不少。现在共产党不搞‘两丁抽一’是好事，却管起生小孩的事情来了，上面来人要强迫计划生育，堵住了村口，村里的妇女也不管有没有路，就急忙从屋背岭逃上山去。这真是冇名堂。”
村民接着说：“老古话说，生长，生长，有生就有长，生了才会长，只怕不生，不怕不长。这就像天上降下了一粒露珠，地上自然会有一片叶子来托住。”
（后来，立平在美国读书期间怀孕了，我们相信农民说的“有生就有长”。立平的同学觉得我们不可思议，为我们详细计算抚养孩子的昂贵费用。可是我们觉得，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下一代在其一生中对社会的贡献和“产出”，应该高于对他们的“投入”才对，否则人类很快就要灭亡了。）
又过了两年，村民告诉我，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超生”家庭要罚款。当时农民到外地打工的“外出务工率”还不高，村民交不出“超生”罚款的话，有的村子会派人到农民家里去扒了稻谷来充作罚款。
有的村民躲过了计划生育，生了第三胎，偏偏又是个女孩，无奈还想生个儿子，就在半夜里把女婴抱到邻近的村子里，偷偷放在相熟人家的大门外。这家人第二天清早一开门看见女婴，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抱起女婴当作自己的女儿，抚养在家里，等她长大以后，就出嫁到外村去。
到了1990年代，听说村里超生一个男孩罚人民币1500元，女孩罚1200元。到了2000年代，这个数字水涨船高，变成了超生一个男孩罚人民币4000元，女孩罚3500元。
到后来，农民到外地打工的“外出务工率”成了永丰县各级干部的考核指标之一。政府鼓励更多的人到外地去打工，可以为永丰的家乡汇回更多的钱款，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变成了计划生育的罚款。
据最近到过鹿冈的上海知青回来说，按照目前农村计划生育的政策，村民第一胎生了女孩，还能允许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就不能生第二胎。如果超生，村民要上缴罚款。（罚款是19000元人民币。要是超生了第二胎，罚款加倍，要缴纳38000元。）我有亲戚在浙江的农村，听说也有类似的政策。
二十多年来，里陂上村民超生罚款的数额从一千多元一路上涨了大约十倍，上涨的幅度很大。
我想，政府在考虑罚款的数额时，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如若罚款的数额太低，村民无所谓，起不到阻吓的作用。要是罚款的数额太高，村民觉得反正缴不起，便索性不缴了。政府如果强行征缴，恐怕会有官民冲突，政府也很麻烦。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计划生育罚款数额上涨的幅度很大，似乎间接地说明了，这些年来村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还很快。
可是村民的收入多了以后，有些人开始不怕超生的罚款，他们照样生孩子，起码要生到有了儿子为止（但愿这样能提高女婴的出生数量，从而扭转新生儿的性别比例失调）。上面要罚款，罚就是了，这钱就当是孝敬给各级官员的。
而政府除了罚款这一招，又有了新的规定。凡是村民上缴了罚款以后，如果产妇不去做上环或者结扎的绝育手术，新生的孩子仍然不能上户口。
我不免担心，这种没有户口的孩子长大以后要读书和工作，也许会遇到困难。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印度社会中的“贱民”阶层，他们的地位比一般的村民还要低下，对国家的和谐发展很不利。
可喜的是，感觉上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听说有几个省市已经把计划生育和户籍管理脱钩，没有准生证的新生儿照样可以上户口了。
三、病
上海是大城市，有比较完善的现代医疗系统。孩子在医院里出生不久，就去卫生防疫站注射疫苗，防止各种传染病，比如天花、白喉、百日咳、肺结核，等等。如果生病了，就到医院去看病。化验、照X光、打针、吃药、甚至住院治疗。
我自幼体弱多病，别人感冒只要两三天就好了，我要一个多星期才会痊愈。我经常因病缺课，不过考试成绩却很好。我肺部感染了结核杆菌，休学了一年，后来在复学的时候跳了一级，回到了原来的班级里。
有一次我高烧不退，住院治疗，医生怀疑是脑膜炎，施行了腰椎穿刺，抽取了我很多骨髓，结果发现我得的是当时还很少见的流感。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在铁路医院的病历卡已经因为太厚，换了新卡。
总而言之，我没有下乡以前，是拜访医院的常客，铁路医院的很多科室我都熟悉。很奇怪，我到了里陂上村以后，生病少了很多。
到了里陂上不久，一向自诩身体好的知青崔应辉突然高烧不退，急忙到鹿冈卫生院去看病。卫生院设在鹿冈老墟上，原来是村民的住屋，有四五个房间，其中还包括医生的住房，可以说是简陋至极。
卫生院的郁医生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分配到鹿冈不久。她根据症状，判断崔应辉得了伤寒，鹿冈无法医治，要去永丰县医院。崔应辉在县医院住了几天，我去看望过他。最后还是应辉在南昌工作的大姐，得知消息后把他接到南昌去了。
鹿冈公社的各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俗称保健站，里面有几个“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其实是穿鞋的，“赤脚”的意思是他们不拿国家的工资，只拿工分，农忙的时候还要赤脚下田割稻插秧。
在教育水平低下、缺医少药的鹿冈，很多大队都有知青在做赤脚医生。知青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但是他们都带了医学书籍，有一定的医学常识，又比较认真负责，所以口碑都不错。
我们先锋大队的保健站最兴旺的时候有四个人。其中没有知青，倒有两个正规的中医师，所以比较传统，以开药方抓药为主。他们有时也会上山采集草药，晒干以后或碾或切，配成方剂，给村民服用。按照规定，村民应该每人每年交五元钱合作医疗费，可是没人愿意交付，他们还是情愿在医生诊病的时候当场交付医药费，心里才比较踏实。
大队领导知道我哥哥在云南省工作，在他们的印象中，云南是出药材的地方，于是由我出面，请哥哥建新帮忙，为大队的保健站采购了一批人参、天麻之类的名贵药材。
一般的村民当然用不起这些药。有一次在鹿冈，公社的乡办主任问我：“先锋大队的保健站来了一批好药，听说是你买来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哈，我去你们先锋搞了一点子药了。”
这些名贵药材的大部分应该是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享用了。
在里陂上，村民生了病，要找医师诊病。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他们开的药片或者药丸，一律叫作丸子（读作圆子）。中医开的药如果是需要煎服的，则叫作“茶”。而我们上海知青所说的喝茶，村民称之为喝“茶叶水”。
有一年，我听到了一个有趣的段子。说是有一个人读了一点书，懂得多一些，变得斯文起来。到了过新年，大家互相拜年的时候，那人做一个长揖，对人说道：“请到我屋里吃茶。”
对方一听，心想我又没生病，干嘛到你家吃茶？大过年的，你这不是咒我生病吗？但因为是在拜年，他只能回应道：“哪里哪里，还是请到我屋里吃丸子（圆子）。”意思是你才生病呢。
小时候在上海，好像每个人都刷牙，刷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家里把刷牙叫作漱口，漱口的工具是牙膏、牙刷和漱口杯。
到了里陂上以后，我发现村民没有刷牙的习惯，但是他们会漱口，就是在吃早饭以前，把水含在嘴里咕噜几下再吐出来。我这才意识到，漱口是中国人的传统，刷牙是从外国传来的。是我家里把漱口和刷牙混为一谈了。
我们刚下乡，住在祠堂的后厢房里。每天早饭之前，我们在祠堂的天井里刷牙的时候，经常会有村里的男女青年好奇地来围观。渐渐地，有些女青年也希望自己的牙齿能白一些，她们到鹿冈商店去买了牙膏和牙刷，偷偷地学习刷牙。
个别的女孩子特别爱美，唯恐别人不知道，专门挑人多的时候站在门口刷牙，刷得满嘴都是白沫，还有丝丝的红血渗出来。
村民如果牙齿疼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我眼见着村民张贤通因为牙疼，半边脸都肿了。他呲牙咧嘴地倒吸着冷气，努力地揿按着自己拇指和食指交会之处的“合谷”穴，希望能够减轻一些疼痛。
我在上海的时候补过牙，在里陂上过了几年，有一颗补过的臼齿又不行了。我到永丰县人民医院，发现和上海铁路医院不一样，县医院没有口腔科，整个县城里找不到地方补牙。有人提醒我说，可以到0487部队的卫生队去试试看。
0487部队是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一个团，团部驻扎在永丰县城。我转弯抹角地找到了团部的卫生队，说明自己的牙坏了，希望能够补牙。解放军很愿意为驻地的老百姓服务，军医很热情地让我坐在一张普通的靠背椅子上，检查了我的牙齿，然后从墙角里拖出来一台满是灰尘的设备，擦干净了，装上牙钻，用脚踩了几下踏板，牙钻转动了。
军医不停地踩着踏板打磨我的坏牙。我一边张着嘴巴，一边想着，原来这就是野战部队的补牙设备。打仗时野战医院并不能保证一定有电力供应的，所以才有这种用人力来驱动的牙钻吧。补好了牙，我要付钱，军医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不收钱。你的牙齿现在就是嚼炒黄豆也没有问题了。”
我回到里陂上，真的炒了一点黄豆来咀嚼。刚补好的臼齿嚼黄豆，还是会轻微地发酸。当天晚上我开始发烧了，过了两天才好。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到卫生队补牙加上回到村里嚼黄豆，引起了我自身免疫系统的反应。
我在农村的十年，每次回上海都要设法带一些药到里陂上村，除了自己生病的时候服用以外，还经常“非法行医”。村民生了病来找我，我根据自己过往生病的经验，再翻阅两本厚厚的医书，判断村民大概得了什么病，要不要到鹿冈卫生院去医治。如果我能确定村民只是一般的伤风感气或者拉肚子，就给他们服用一些类似复方阿司匹林或者黄连素、土霉素之类的药物，并且关照他们，要是病情不见好转，就得去鹿冈卫生院找医生看病。
曾经有一个传闻，说是某个大队有个农民便秘，按理可以服一些药用的蓖麻油来通便。可是有人在没有蓖麻油的情况下，自作主张让患者吃了几颗蓖麻籽，结果中毒了（成人的蓖麻籽致死剂量为八颗）。此事在知青中间传得很广泛。
我在美国，有很多年就像当年在里陂上村一样，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家里人生病了，我总是说先要观察一两天。
有一次儿子高烧两天，不见退烧，我正准备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突然发现他头上开始出现了红色的疹子。我还是做农民时的老习惯，连忙翻阅医书，觉得这是类似“猩红热”的病毒性疾病，只要时刻注意观察，应该可以自行痊愈。
儿子身上的疹子从头到脚出了一遍，烧也渐渐退了。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就拿回来一张学校的通知，说是最近学校里有“fifth disease”（第五病，又称传染性红斑，由病毒传染），一个人终生只会得一次。儿子得的就是这种病。
四、死
我到里陂上不久，就发现村里婴幼儿的死亡率不低。
据村民说，1946年麻疹大流行，村里的俗称是“犯娘娘”，或者“顶娘娘”，意思是冒犯了观音娘娘，娘娘生气了。村里十岁以下的小孩差不多“走”了一半，很多人家忙着用装土的竹篮攀，装了小孩去山上埋掉。
过了十年，麻疹又来一次。谁谁的老兄，谁谁的姐姐，谁谁的两个老弟，都是那次“没有”的。某某人家不是没生崽（儿子），生了几个呢，只是没有带大就走了。
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永丰县才成立了卫生防疫站，开始给婴幼儿注射疫苗，服务的范围还仅限于永丰县城。鹿冈卫生院的郁医生调到永丰工作，她是防疫站的负责人之一。
我到里陂上以后，村里还有零星的婴幼儿死亡。明明是生了孩子，家里欢欢喜喜的，过了半个月，说是没了。再一问，是拉痢，才两天就不行了。我问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带了黄连素和土霉素啊。她说不知道。
记得是1974年，村里有个幼儿发烧才两三天，鹿冈卫生院的医生说，是脑膜炎，太晚了。又过了一天，这孩子就走了。这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的母亲在家里抹了两天眼泪，第三天就正常出工了。鹿冈卫生院只有体温计、听诊器和血压计，连常规的化验设备也没有，更没有像我过去在上海铁路医院那样，施行腰椎穿刺，我不懂医生为什么说是脑膜炎，也许仅仅凭借高烧和颈项僵直，就可以确诊了。
鹿冈卫生院后来搬到了公社的对面，空置了多年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卫生院多了一些房间，于是在一个房间里设置了两张病床，却基本没有病人住院。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鹿冈，病人和老人99％以上都是在自己家里去世。而绝大多数的上海人既是在医院里出生，也是在医院里去世。
2014年，鹿冈卫生院有化验室、超声波和心电图室。
如今的鹿冈卫生院坐落在鹿冈的直街上，分别开设了内科、外科和儿科等科室，另外还有化验室、超声波和心电图室，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年我在村民张贡茂的家里搭伙期间，正逢他六十岁生日。那天贡茂老人心情特别好，他喝了不少酒，平时蜡黄削瘦的脸上泛着红光。送走客人以后，贡茂感慨地对我说：“老夏，里陂上村姓张的两房里，我这一房已经几十年没有活过六十岁的男人了，我是第一个啊。”
1974年，贡茂六十三岁。那年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是全家团圆的节日，可是贡茂老人已经卧床多日，奄奄一息，随时可能离世。我在中秋之前赶到大队的保健站，买了一根上等的红参（那批人参本来就是我替大队买来的），煮了人参汤，给贡茂灌了下去。到了八月十九那天，贡茂老人去世了，村里人都说，是那碗参汤让他活过了中秋。
老人去世的前一天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知道我来了，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已经不会说话了。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气味，屋顶上有乌鸦在叫。据说乌鸦飞到了谁家的屋顶上呱呱地叫，是很不好的预兆，往往是这家人要有大难，甚至要死人了。我想，乌鸦是一种会吃腐肉的鸟类，可能是它们敏锐地闻到了某种特殊的气味，这才飞过来了。
贡茂去世了，他安详地躺在棺材里。令我有些惊讶的是，他平日里永远的驼背不见了，却是一位身材修长的老人。
贡茂老人的灵柩在厅堂里停放了几天，我为老人錾刻了墓碑。到了入葬的那天，厅堂里有了另外一种特别的气味。多年以后我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时，他写到当年“闹红”（闹红军），农民占领了县城，政府的军队开来镇压，杀了几千人，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县城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甜的腥气。对了，我当时闻到的就是一股甜甜的腥气。
里陂上的村民从小就常常经历家人的夭折和故去，他们的神经好像相对要坚强一些。我在前面已经写过，这里又忍不住想起里陂上村民张绍生的母亲。她生平第一次去永丰县城，是去看病。县里的权威医生说，她的病没治了。结果这位曾经裹小脚的老婆婆回到村里，安排好了后事，果敢地一仰脖子喝了农药，长眠在了里陂上村的屋背岭上。
在里陂上村，只有成年人死后才能埋在山上的祖坟里，立上墓碑。依制不能葬入祖坟的小孩夭折以后，就草草地埋在荒山上，成为孤魂野鬼。
入葬的时候，先挖好墓穴，穴内四周砌上一层单砖。送葬的队伍过来了，一律是头戴白巾，腰缠白带，鞋上蒙白布。领头的人朝空中撒着纸钱，村民的俗称是“钱纸”。那是到鹿冈商店买来毛边纸，裁成一元的人民币那么大，用笔套蘸了红墨水，在纸上印些红圆圈，就成了“钱纸”。
后面是六个男人用三根杉木杠子抬着棺材，慢慢地小心地走上山。空中有零星的钱纸悠悠荡荡地飘下来，碰到了杉木杠子，滑落在棺材上，停了一会儿，飘落到地上。如果有年轻的后生第一次抬扛，得在怀里揣上一块红布，用来压住邪气和阴气。
逝者的家属大大小小，跟在棺材后面。女性家属一出村口，就扯开嗓门，开始哭丧，声音悠远绵长。她们念叨着逝者生前的种种故事，述说着自己的思念之情。她们一脸愁苦的模样，但大多数不流眼泪。
待得到了山上，棺材入穴以后，哭丧停止了。用砖砌穴，做好墓门，立上墓碑，堆上封土，撒上钱纸。最后燃响一挂爆竹，那是告知列祖列宗，有子孙来报到作伴了。
里陂上村张姓人家的祖坟主要是在屋背岭上，所谓风水好的地方并不多。有时候，村民会把远祖的老坟处理以后，做成新坟，埋葬刚刚逝去的先人。记得1970年代有一个村民过世，就利用了一百三十年前，清朝道光年间去世的祖先的坟墓。道光帝就是那位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打了败仗的清朝皇帝。
在屋背岭上仔细看看各种墓碑，清朝乾隆皇帝时代（1735—1795年）的墓几乎没有了。
总之，我在里陂上村的时候，还是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破除旧风俗，反对封建迷信，所以村民入葬尚算简单，那墓门还是平房的模样。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鹿冈山岭上的坟墓越建越高大，墓门看上去成了楼房，四周贴上浅黄色的瓷砖，上覆深色的琉璃瓦，远远望去显得突兀扎眼。在我看来，这远远不如先前的青砖墓门，颜色和山林的黛色相仿佛，隐入山间林下，与山林浑然一体，似乎更符合传统文化的理念。
想来村里现时的葬仪，也一定繁复许多了。
里陂上村里的坟墓
左：1988年建，传统样式。 右：2010年建立。
让两个墓门的底部基本持平，可见它们的大小差别很大。
前几年我和女儿聊天的时候，说到里陂上村里凡是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大多早早地为家里的长者准备好了棺材。
比如村民张柏茂还不到五十岁，家境不错。记得他曾笑眯眯地对我说：“老夏，我和老婆的棺材十几年以前就做好了，平时放在楼上，过两年就请油匠来上一遍油。”村民总是把漆匠说成油匠，上漆就成了上油。
看着柏茂那满意的样子，我心里想，一个人能够预先知道自己死后将睡在什么样的棺材里，会葬在什么地方，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没想到女儿听了以后，建议我也提早把自己的墓地决定好。她说：“爸爸经常念叨自己是里陂上村的农民，就按农民的规矩办吧。”
我们居住的小城里有一个公墓，小城的居民去世后多半葬在那里，其中有我喜欢的HP公司的两位创始人Hewlett和Packard。HP公司不像大多数美国公司，几十年来从不轻易解雇员工。（直到1999年来的新总裁为了讨好华尔街，才兴起了裁员的风潮。但是新总裁的经营方式和董事会的理念不合，几年后她只能挂冠而去。）这公墓里还躺着我不喜欢的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他死后也和他生前一样的怪异，只有他的家人知道他墓地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女儿带着我们去公墓选址。墓地的导购员是一位白人老太太，她热情地为我们介绍有树荫的地方，说是死人也怕晒太阳。这恐怕是某些白人的风俗。我们汉人的习俗正好相反，我们觉得墓地的阴气比较重，所以最好是葬在向阳的地方。
女儿帮着选定了墓地，我和立平都很满意。这个小城是我女儿和儿子的家乡，但愿我的子孙后代将来能有机会到这个公墓来，看看他们在美国的第一代祖先。
从此以后，每逢有熟识的老友来访时，我会兴致勃勃地带朋友去一个新的“景点”，到小城的公墓里去查看我最后的归宿。在那里，我感到身上有一种农民式的满意和安详。
现在城里因老病而亡故的人，大多是进了医院出不来了，所以城里人从小到大，直接面对的死亡少了，无形中增加了死亡的神秘和对死亡的恐惧。恐惧死亡、希望长寿，可以说是我们普遍而正常的情感。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很快，加上很多人重视“养生”，已经是“人生九十不稀奇”了。
但是我常常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普遍追求长寿，十分讲究养生的国家和民族，是不是真的有很强的生命力呢？虽然说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但是总要有人愿意做出牺牲吧。只有“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这句话能流传二千多年，引领了许多中国人慷慨赴死，应该自有其道理。
五、算命
生老病死，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生命中遇到的跌宕起伏、或灾或福，有太多的事情不能预测，不能解释，因而产生了“算命”这个古老的行业。
我小时候在上海，很小就听其他的小朋友说过“算命”这个有点神秘的字眼。我回到家里问母亲，算命是什么东西。母亲很严肃地操着常州口音说：“不许瞎说八道，现在是新社会。”
我从二年级开始，连蒙带猜地阅读各种长篇小说，发现一些小说里面，常常有五花八门的算命方法和相关的场景。
常读到的场景是一个人戴着“瓜皮帽”，在街上摆个小摊，有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测字”。有人前来测字，那“测字先生”便让你随意说一个字，他写在纸上，开始详细分析解说这个字和你命运的关系，你目前遇到了什么困难，最近的将来会有什么危厄，应该如何消解，等等。
有的算命先生利用“看相”来给人算命，其中又分为看手相、看面相和看骨相。
看手相是根据手掌心里各条纹路的走向、粗细和贯通情况，来分析解说你的命运。“男左女右”，男人看左手，女人看右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