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面相是从额头开始，看一个人的童年，一直看到下颏所代表的晚年。
看骨相的人会来摸你的头骨，然后头头是道地算出你将来的命运。我不禁想到《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他很可能给手下的魏延将军看过骨相，知道他后脑上有一块“反骨”，将来一定会反叛，投奔到敌人那边去。于是诸葛亮早早安排好了应对的计策。
还有一种算命方法是以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基点，所谓的“四柱”，排成“生辰八字”，以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而进行命运预测。据说，这种算命先生因为帮助别人算命而泄露了“天机”，自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常常是瞎子和聋子，甚至有的算命先生会暴病而死。
然而这一切都是书上的东西，现实中的“算命”属于封建迷信活动，被人民政府禁止了，旧社会的算命先生都得改行做其他的工作，才能够谋生活命。
我到了里陂上村以后，发现村民也有“算命”的说法，听说有一个会算命的瞎子，多年以前来过村里，这些年不知道去哪里了。
应该是在1977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我吃完午饭，突然听见窗外有人说“瞎子，瞎子！”“算命的，是算命先生！”
我心里一激凛：算命先生进村了，我得去看看热闹。
等我找到这个算命先生，他已经在村民富魁家的厅堂里坐下了。他两鬓的头发足有一寸多长，大概有半年未曾剃头了，乱蓬蓬脏兮兮的头发虬结在一起。他的两只眼珠会转动，是真的瞎子么？是全盲还是半盲？他既然是独自拄着竹杖走到村里，可能是半盲，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光感吧。一根竹杖靠在他身上，他的上衣是一件油光锃亮的破旧中山装，很不合身，不知道是哪里弄来的。记不清他穿着什么裤子，只记得他脚上是一双张着嘴的黑布鞋，满是尘土的脚趾间或一动，好像是在东张西望。
我想看看，他是如何给村民算命的。可是等了很久，没有人来请他算命，我有些失望了。
如今的算命先生虽然有了高科技的手机，上门者依然寥寥。
富魁的母亲说：“老夏，冇人来。你要算一下么？”
是啊，只要我请他算一下，就知道他是哪一种算法了。我答应道：“可以。”
我的话音刚落，“五角钱。”那瞎子说。
嘿，他的听觉真好，怪不得说，盲人的听觉、嗅觉和触觉会特别发达，可以用来弥补视觉的不足。我有点相信他真的是瞎子了。只是他说话的口音听起来很费力，绝对不是本地人。我皱了皱眉头，富魁的母亲插嘴说：“算命先生很多年以前来过村里，他是乐安那边的人。”乐安县和永丰县相邻，在永丰的东面。
我对他说：“你先算命，我再给钱。”
他要了我的生辰八字。在上海时，我只知道自己出生的公历年月日。到了里陂上村以后，我曾经借到过一本破旧的所谓“万年历”，才知道了自己出生的农历年月日和出生的时辰。
他嘴里开始喃喃自语，右手的拇指在其他四个手指尖上来回移动。这应该是他们的专业动作，书上叫作“掐指算来”。
过了不大一会儿，他对我说：“你爹娘……早……”
我打断他：“你慢一点，我听不懂。”
他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重新开始说：“你爹娘死得早，所以你二十五岁才成家……”我一听就想笑，但是忍住了。
他继续说：“你会有一个女儿两个崽（儿子），但是你一个荷包有两粒眼，有票子（钱）进来，冇票子过年……”
我要他把这一段再说一遍，弄明白了他是说我装钱的荷包有两个洞，钱都漏掉了。意思是我能挣钱，但更会花钱，会弄到没钱过年的境地。
我忍住笑，一边问他：“我能活到几岁？”一边盯着他那油叽叽的起码半年没洗过的中山装的口袋，想看看那口袋上有没有两个洞。口袋上没有破洞，钱装进去应该不会漏掉。
他嘟嘟囔囔地算了一会儿，开口说：“算到六十六岁，以后冇数算。”
我问他：“冇数算，是啥意思？”
富魁的母亲又插嘴说：“就是你可以活到六十六岁。”
看来他已经算完了。想到他的一番胡说八道，我朝富魁母亲挤了挤眼睛，不禁笑出声来。我该付钱了。
我的手伸进裤子口袋，已经摸到了放钱的那个天蓝色的塑料“皮夹子”，村民叫作“荷包”。可是我忽然想到一件事，糟了。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大队的党支部委员，怎么能够带头请瞎子算命，搞封建迷信活动呢？我真糊涂，无意中犯了大错。我马上想到的是，不可以付钱给他。
我从裤袋里抽出手来，说，我没钱。
“冇钱就吃饭。”他平静地说。
我很无赖，说自己不会做饭。
“冇饭吃就拿钱。”他还是很平静。
如此反复了几次，我希望他能够让步，可是他一直很平静地说着那两句话。我急了，提高了声音，说他骗人，我的父母都在世，我二十七岁了还没有讨老婆，等等。
听我说完了，他一脸的愕然，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看着他，想到自己本来答应了给钱，却又赖账了，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便逃出门去。
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那瞎子不是真正的算命先生，而是一个乞丐，是假托自己会算命的到处讨饭的乞丐。听说在乐安县那边，有时几个瞎子会结伴而行，拿着破旧不堪的胡琴等乐器，到各个村子里给人家表演。他们演奏的水平很低，其实就是去讨饭。可怜的瞎子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尊，想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呢。而我呢？唉。
我回到富魁家的厅堂，富魁母亲正在给那个盲人吃饭。我知道他吃完饭会出村，出村的那条路离我种菜的地方很近。
离下午出工还有一段时间，我掮起镢头到菜地里除草，时不时地抬头观察，看那个盲人是不是出村了。没过多久，我看见他拄着竹杖，摸摸索索地到了出村的木坎边，艰难地抬腿，跨过木坎，打了一个趔趄，站稳了，继续慢慢地往前走，走过了村边的池塘，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放下镢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五角钱，快步走过去。盲人一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知道有人在向他走来，他停住了脚步。我走上前去，一言不发，飞快地把钱塞进他的中山装口袋里。我先前仔细看过那口袋，没有破洞，钱不会漏出来。
我怕别人看见，返身就走，又不放心地回头张望。那盲人从衣服口袋里抽出了手，拄着竹杖，摸索着，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里陂上村。
他一定摸到了我给他的钱，那是他费了心思，胡编乱造的劳动所得。
那个中午，我由于好奇而算命，慑于政治而耍赖，出于良心而补救。最后我好像是处理妥当了，可我心里却还是不安和愧疚了一两天。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请人算命的经历。
1979年我回到上海以后，偶然借到了一本用“生辰八字”来算命的书。这本书的体系比较严密，除了有理论，还有实践。书中特别举出了蒋介石、冯玉祥、虞洽卿等名人的生辰八字作为实例，来说明什么是“正官格”，可以当大官，什么是“偏财格”，可以发大财。
我心里生了疑惑：老蒋官权熏天，却败走台湾；冯将军位极人臣，却无奈出洋，暴毙于船舱。为什么要用他们来举例呢？我翻看那书的出版日期，原来是1946年，正逢他俩的官位和威望登峰造极的时候。那写书的人有拍马屁的嫌疑。
当然也可以说，用“生辰八字”来算命，只是负责预测蒋冯二人的一生中会官运亨通，但是“官场有风险”，并不能保证他俩最终的结局一定会很好。
巧合的是，借给我那本“算命书”的人，居然是书中提到的名人、发了大财的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孙女。
作者曾看过同名的算命书，这里的可能是新版本。 1929年发行，测字先生用的工具书。
当年那位“算命先生”给我算命，可以说是一派胡言，什么都没有算准。但是很快我就虚岁六十六了，他当年说“冇数算”，我只能活到六十六岁。他会不会“一语成谶”呢？
我想起了有名的画家齐白石，算命先生说他在七十六岁那年会有大难。齐先生便及时宣布，自己直接从七十五岁跳到了七十七岁。我似乎可以效仿他，跳过六十六岁。但是我不会那么做。
《论语》中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按照里陂上村民的说法，终会有一天（不管是不是在我六十六岁的那一年），掌管人们生死的阎罗王派遣的“无常夜鬼”，会如期来拘我去阴间。在阴间，我要从容地对阴间的阎罗王说，自己回首往事，并没有像以前有人说的那样，投身于多么伟大而最宝贵的事业，但多少做了一点点自认为有益于众人的事情。
另外，我父亲认为，孩子只是暂时羁留在父母身边，由父母抚育他们成长。因为孩子长大以后要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所以父母必须把子女培养成合格的人才。
当我在阴间和父母再次团聚时，我会告诉父亲，我已经把他的理念，传给了我的后代。
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像孟子说的那样，“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此生无愧。
2014年，鹿冈的直街，教人浮想联翩，有种“生生不息”的感觉。
娶亲和嫁女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上至总统议员、皇帝公主，下至贩夫走卒、丑女村姑，大多是这样。要是反过来试着想一下，男大不婚，女大不嫁，几十年之后，整个人类会演变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
在里陂上村，男大当婚是指娶亲，多是由父母来决定婚姻，帮着把儿子的老婆娶进家门。女大当嫁是由父母做主，把女儿嫁出去。
一、娶亲
我们上海知青刚到里陂上村的第一年冬天，就遇上村民张清魁结婚，那年他二十一岁。新娘鞠黑兰，高坑村的女子，十九岁。
当时正值“文化革命”的高潮刚过不久，农村里提倡新风俗新习惯的风头正劲，鞠黑兰穿着一身崭新的红衣裳，自己走进了里陂上村。清魁家里没有大摆酒宴，只是家人开了两桌，聚在一起吃了一餐。
鞠黑兰在高坑时，和高坑村里的上海知青年龄相仿，大家一起下田劳动，彼此之间很熟悉。黑兰婚后不久，高坑村有个男知青到公社办完事情，顺便弯到里陂上村看望鞠黑兰，他们在厅堂里聊了一会儿天，正到了午饭时间，清魁夫妇便留那个知青在家里吃了一餐饭。一切都很正常。
没想到清魁的母亲很生气，怎么可以随便请高坑的男青年在家里吃饭？她觉得情况不对，便在村里四处嚷嚷，还专门派人到高坑村，悄悄地打探那个男知青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最后终于明白，那仅仅是一个误会。只是那个当事者男知青，他当年在里陂上村搅起了一场小风波，可能至今依旧浑然不觉呢。
老旧的铜锣
到了1970年的夏天，里陂上村的张贤通结婚时，过去的旧风俗有一部分回来了。
张发茂是村里的实权人物，忙着操持贤通的婚礼，他从生产队仓库的墙角里找出来两面黑乎乎脏兮兮的大铜锣，擦拭干净，由两位老者提着，分别站在里陂上的村口和贤通家的大门口。
在村口执锣的老者目力所及，远远地看见了新嫁娘，便“当、当”地敲响了大铜锣。低沉的锣声传进村里，大家知道新娘马上就到了，顿时忙碌起来。兴奋异常的孩子们一会儿蹿到村口张望，一会儿又紧张地急奔回来，气喘吁吁地报告最新的消息。
一阵急促的铜锣声传来，随即是响亮的鞭炮声，表明新嫁娘已经迈过村口的木坎，进村了。孩子们涨红了脸，一边从村口往贤通家急冲过来，一边涨红了脸高声喊着：“来了，来了！”
当新娘出现在巷子口，站在贤通家门口的老者看见了，立即敲响手里的铜锣。发茂取下嘴里的香烟，随时准备点燃那特别长的一千响的鞭炮。新娘离贤通家还有十来步远，围观的村民“哦、哦”地叫了起来，开始起哄。就在这时，鞭炮响了，新娘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跨过了门槛。新娘身后，是贤通家里派去接新娘的几个后生，挑着新娘带来的嫁妆。
平时不怎么抽烟的新郎张贤通穿着一身黑色灯芯绒的新衣服，头戴一顶黑呢帽，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他手里拿着一包打开了的香烟，正在喜气洋洋地给大家发烟呢。
国光牌C调口琴
当时吹唢呐迎亲的旧风俗还没有恢复，村民知道我和薛志民会吹一点口琴，我俩的任务便是用口琴代替唢呐，在新娘进门时开始吹奏革命歌曲。可是鞭炮声实在太响，我根本听不出自己吹的是什么。
新娘进到房里歇息了一会儿，就和新郎一起，来到了厅堂。我和志民赶紧呼噜呼噜地吹着口琴，具体吹的什么歌曲，已然淡忘了，不外乎是高亢激越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我俩的乐声一停，婚礼正式开始，发茂是司仪，他红光满面，高声礼赞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千九百七十年……”
等到新郎新娘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后，发茂又朗声祝福：“……生个儿子状元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厅堂里很快摆好了三桌酒席，我们迫不及待地上桌坐好，刚刚酒过头巡，就有村民大喊：“新娘新娘，快来酾（读作‘筛’）酒。”要新娘出来给我们添酒。全场静默片刻，每个人的眼睛紧紧盯着洞房的房门。新娘子没有出来。
直到厅堂里酒过三巡，千呼万唤以后，换了装的新嫁娘才款款地迈出门槛，施施然接过锡酒壶，面带羞涩，来为我们斟酒。有调皮的村民在新娘酾酒时，故意把酒碗闪开，水酒洒在了衣服上，把衣服弄脏了。那村民就乘机嚷着，要新娘给他洗衣服，好像新娘是他的老婆一样。厅堂里的笑声好像把屋顶上的瓦片都震动了。
第二天下田干活时，有村民问我：“老夏，昨天贤通结婚，你吹的那个东西，很好听。”
其实我和志民心里明白，我俩吹口琴的水平不高，用上海人的说法，实在是“呀呀污”。村民说“好听”，那是他们很少听过，新奇而已。
二、嫁女
住在我们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对于贤通的婚事十分感慨，他说：“新娘的父亲居然没有向贤通家要彩礼，真是奇怪了，或许因为他是共产党的缘故，不作兴收彩礼吧。”
“什么是彩礼？男方要给女方彩礼？”我好奇地问道。
老周说：“那当然。就比如我的女儿年英，从小到大，我们做爹娘的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要给人家做媳妇了，怎么能不要彩礼呢？年英今年十七岁，我已经请人写了礼单，把她许给了巷口村的刘家。只要刘家的彩礼按照礼单的要求给齐了，到明年，我女儿一到十八岁就出嫁。”
我听了，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变相地把女儿卖了么。我问老周：“礼单上都写了些什么？”
老周笑着说：“礼金六百块，猪肉一百二十斤，中秋饼十斤，卡其布新衣裳两身，灯芯呢（绒）新衣裳两身，呢帽两顶……还有一点别的东西，记不清了。”
老周停下，想了一想，又说：“老古话有‘养女算不得饭钱，供猪算不得糠钱’，女婿家给我的这点东西，能把年英从小养到十八岁么。唉，就生生地把我女儿拿走了。”
里陂上村里的女子，一定得在老公家里过二十岁的生日。如果她嫁不出去，二十岁生日那天，只能到山上去躲一天，不能呆在自己的家里。
到了来年，周年英按时出嫁了。周恩绍是里陂上村的外姓人家，女儿出嫁并没有什么仪式和排场，女婿带了几个巷口的后生来里陂上，把年英接走了。
年英出嫁以后，没过多少日子，村民张柏茂的女儿三英要出嫁了。柏茂的家境不错，家里早早地准备好了嫁妆。
三英出嫁的前一天，有一个“开面”的仪式，开始“绞面”。绞面时，待嫁的三英坐在条凳上，她母亲用双手把一根细线框成三角形，不断地移动着，把三英脸上的汗毛绞干净。三英从此正式成为妇女，可以用绞面来为自己美容了。
出嫁的那天早上，厅堂里放着三英的嫁妆，记得好像有箱子，有妆奁。三英起床以后，按照村里的习俗，女孩子出嫁的这天，不能踏上自己家的地面，她只能呆在床上。家人给三英洗漱完毕，在床上用毕早餐，换上了新衣服。母亲坐在床边，以过来人的经历，叮嘱女儿到了婆家以后，应该如何处理和公公婆婆的关系、和老公的关系，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等等。说着说着，意识到即将要离别了，母女二人的眼眶都红了，女儿先流下眼泪，哭出声来。
只听得大门外一阵喧哗，说是男家迎亲的队伍到了。母亲在房里听见了，连忙擦干眼泪，整理发鬓，拾掇衣襟，出了房门，急匆匆地迎上前去。
男家按照礼单带来的最后一笔彩礼，也放在厅堂里，几只狗正围着彩礼转悠，好奇地嗅一嗅，瞅一瞅。男家来的几个后生，围坐在饭桌边，喝着酒，抽着烟，嚼着落花生和糕点。领头的后生抽完了一支烟，站起身来，说：“该走了，回去还有很多事，不敢耽搁了。”
那几个后生应声站了起来，挑起嫁妆往外走。母亲哇的一声哭了，但是她马上用手巾抹掉了眼泪，依着村里的传统，高声唱起了女儿出嫁时传统的哭词：“女儿你命真苦啊，一出生你娘就没奶水啊……”开始述说三英从小到大的经历。房里床上的三英顿时嚎啕大哭起来。穿戴整齐的三英父亲进到房里，给女儿穿上新鞋，背起三英，出了大门，朝村口走去。母亲跟在后面，继续哭唱：“那年你跌落水塘啊，亏得我来救你啊，抓住我衣衫不放啊……”
村口的木坎外停着一辆擦得铮亮的自行车，那是传统花轿的替身。自行车旁边站着男家的那几个后生。父亲背着三英跨过木坎，把女儿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母亲站在坎边唱道：“孝敬公婆要早起啊，招呼老公要仔细啊……”
这时候，三英母亲脸上的眼泪已经干了。
木坎外面，一个会骑车的后生载着新娘上了公路，其他的后生挑着嫁妆，一路小跑着跟在后面，渐渐去远了。
女儿出嫁后，在婆家住两夜，到第三天一早，就回娘家住一天，这叫“走三朝（读作‘招’）”。女儿回到娘家，那份高兴自然不用说。虽然分别只有两天，但是初为人妇，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母女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语。里陂上村里三英昔日的女伴，大多已经许了人家，待字闺中，这时她们早已等候在门外。待得三英一出大门，她们一窝蜂地围上来，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怎么样？老公待你好不好？”“公公婆婆对你凶不凶？”“你做的饭菜，他们喜欢吗？”
对三英的父母来说，“走三朝”结束，女儿回到婆家，这个女儿才算是完全嫁出去了。
唢呐，村民俗称“哈叭”。
到了我在里陂上村的后期，恢复了传统的唢呐（村民俗称“哈叭”），遇到娶亲这样的大事，村民需要的当然是“哈叭”，又响亮，又激昂，祖祖辈辈听惯了，听着就觉得喜庆，再也没有人要我去吹口琴了。
传统恢复得越多，里陂上村民嫁女儿的礼单也就越写越长，越写越繁复，光是礼金一项，就涨到了八百块。猪肉要得更多，不是二百斤，就是三百斤。卡其布不时髦了，改要的确良（涤纶）。中秋饼一开口就是一百斤，男方问：“一百斤？怎么吃得完？”女方家长回答：“那就折价，给我六十块钱。”怪不得有人说，中国人个个会经商，和阿拉伯人一样，是天生的商人。好像还真有一点道理。
我有过一份礼单的格式，曾应村民的要求，在红纸上为他们写过礼单。那份礼单格式如今不知去向，四处搜寻，却了无踪迹。希望它正躲藏在某个角落里，有一天会突然蹦出来，给我一个莫大的惊喜。
三、相亲
里陂上的村民娶亲或者嫁女，都是由双方的家长主导。家长之间初步谈妥意向之后，男女青年会有一个简单的相亲过程。
男青年在父亲带领下，来到邻村女方的家里，在厅堂里的方桌边坐下，喝水或者喝酒，吃些干果，说些客气话。
等到气氛融洽以后，女方的家长会把女儿从房里叫出来。女青年红着脸，低着头，穿着一身整洁的衣裳，袅袅地走出来，远远地坐在厅里的矮木椅上，偷偷地瞅一眼坐在方桌边的未来的丈夫。
男青年目不转睛，看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可是女子始终低着头，看不清。厅堂里很暗，仅有的光线是从大门里射进来的，从方桌边往厅里看过去，是逆光的方向，女方的身材也只是一个轮廓，又是低头坐着，也是看不清。太遗憾了。
过了不大一会儿，女青年进房去了，男方起身告辞，相亲结束了。如果男女青年不反对，那就是同意。
接下来双方家长就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开始商量礼单怎么写。写礼单的过程中，双方免不了要“讲斤搏两”，为各种彩礼的数量争论一番，在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互相妥协，最后写在红纸上，就是一纸契约，没有重大变故是绝对不能反悔的。在这一点上，能说里陂上的村民没有西方人所谓的“契约精神”么？
说起来，我也曾去相过一次亲。
我有个表姐在南昌附近的进贤县工作。好像是在1974年，表姐带着县林业局长的太太到上海看病，到过我家。我母亲请局长太太想想办法，看是否能够把我从永丰调到进贤去。毕竟进贤距离上海近一些，而且就在铁路线上。
到了年底，母亲来信了，要我回上海时到进贤的表姐家去一次，说是调到进贤工作的事情有了一些进展。
母命难违。反正是顺路，我到了进贤，受到表姐和姐夫的热情款待。姐夫告诉我说，林业局的局长觉得直接把我从永丰调过来有些困难，建议我先在进贤找一个女朋友，确定关系以后再调动，就很方便了。因此，我到进贤的主要任务是相亲，对方是进贤县某个副局长的女儿。
哎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第二天上午，那个女孩子来到表姐家，表姐给我俩做了介绍，她就离开了。
女孩低着头，脸上红扑扑的，一声不吭，就像里陂上村的女孩相亲时的表情一样。我问他任何问题，都得不到回答，只能一个人东拉西扯，说些废话，自己觉得十分无趣。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相亲结束，女孩离开了。表姐进来，问我感觉如何。我只能如实相告，并表示自己并不急着要离开永丰，请她不要再为我介绍女朋友了。我讲了自己在永丰的收入情况，完全可以自立。我还告诉表姐，有一次在杭州工作的姐姐通过邮局寄了钱款给我，我和鹿冈邮局的老徐商量以后，给退回去了。我并不缺钱，所以请表姐尽管放心。
这是我唯一的相亲经历。
在进贤相亲期间，表姐带我去拜访了那位局长太太，她和表姐相熟，一见面就对表姐说：“最近，来家里送礼的人太多了，光是各种糕点就吃不完，你拿些去吧。”
表姐连连谢辞，局长太太又说：“实在没办法，我家里的一群鸡都在吃那些糕点呢，要不然糕点就坏了。”
我听了以后，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哎呀，这不是‘朱门酒肉臭’么？”
教育
我们的后代要传承长辈的经验和技能，就得学习，就要教育。
前面说过了我们在农村的住房，自然联想起那里的教育。
永丰县的沙溪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老家，著名的“泷冈阡表”静静地竖立在西阳宫中。
西阳宫
恩江镇的下西坊，出过清朝状元刘绎。即便是鹿冈，也出过习虚庵，是明朝建文帝的老师。里陂上张姓的族谱里，唐朝名相张九龄的画像赫然在目。说起来，永丰历来的文风很盛，直到今天，永丰中学的毕业生中，几乎每年都有人会考上北大或者清华这两所中国最好的大学。
一、村小的起落
可是我在里陂上的时候，村里学历最高的是张四喜，简易师范毕业，相当于初中。其次是张柏茂，小学毕业。其余的村民都属于文盲，只有几个人能认极少量的字。村里的孩子到了该读书的时候，也会去先锋大队的小学读书。他们读了一二年书，就辍学回家种田了。等到他们长大，除了会认自己的名字，其他的都还给了老师。
这有点像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子弟学习中文，不少人小时候到中文学校学了一两年就放弃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学会。
我问村民，为什么要放弃读书呢？他们说，读书太难了，“作田就怕草，读书就怕考”，考试考不出来，还是回家作田算了。
是啊，不是什么人都会读书的，也不是什么人都会种田的。他们觉得种田很容易，读书太难了，就像我觉得读书比较容易，种田实在太深奥了。
但是里陂上的孩子读书的辍学率实在太高了。
我当队长以后，有村民提出来，可以在村里办一个学堂，孩子在读书之余可以帮家里做点事，很多家长就愿意送孩子来读书了。这个想法不错，我们就在空闲的祠堂里，把一间厢房的墙上用石灰水刷白了，要两个稍微会一点木工的村民打了一些条案和长凳作为课桌椅。村民一看这是来真的了，一下子有十几个孩子报了名。
我间接地问了两个在别村当老师的知青，都不愿意到里陂上村来教书。另外有一个知青很想来，我却看不中。开学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老师却还没有着落。我骑虎难下，无奈之中到公社去找乡办的主任，请他帮忙想办法。过了不久，乡办主任介绍了一个知青到里陂上来教书。我们村的学堂按时开学了，孩子的入学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学堂里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这是很常见的，叫作“复式教学”。学生理所当然地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当时没有第二种选择。
教过书的村民张四喜拿来过一本破旧的初级语文教材让我看，那教材里有“锅灶饭甑、风车晒簟、耖耙齿耙”等词语。我这个初中学生虽然不认识其中的某些字，但很容易明白，它是在介绍江西农村日常生活和劳作时经常用到的各种器具。再翻看一下出版说明，原来那是1950年代的初期，江西省在“扫除文盲”的运动中，为成人编写的识字教材。
但是学堂的好景不长，过了两年，我已经不是队长了，教书的知青老师也回城了。这个从来没有起过正式名字的学堂关闭以后，孩子们只能再回到先锋小学去读书，这一来辍学率又上升了。
张四喜的孩子张逢生当时在里陂上村的学堂里读一年级。很多年以后，他是永丰中学高中的化学老师了，还和我提起当年在祠堂里读书的事。
张梅发的孩子张发根，虽然不曾在祠堂里读书，现在是永丰县城里佐龙中学的校长。
逢生和发根是里陂上村出来的最体面的人了，他们都在永丰县城里居住，很少再回里陂上的老家。他们既然都在教育界，我希望他们能多关心村里的事，特别是教育。他们一致摇头，说：“村里太复杂了，太难了。”
看来是我受旧传统的影响比较大，总会想到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常常想，连逢生和发根这些土生土长的人离开里陂上以后，都不关心村里的发展，我们这些外人瞎操心什么呀。
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关心，要担心，要操心，要忧心。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二、永丰中学教书
从1977年开始，中国的大学招生恢复了考试制度。当年到永丰县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二千五百个上海知识青年中，这时候还留在永丰农村的大约不到一千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到县里的文教局去，要求报名参加高等教育院校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简称高考）。
永丰县文教局说，既然是“恢复”高考，就是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高考，那是1965年。按照1965年高考的规定，超过二十五周岁的青年就不能参加高考了。这条规定把绝大多数的上海知青挡在了门外，他们已经超龄了。
有些没能报名参加考试的上海知青坚持在县文教局门口不肯散去。临到考试的前几天，江西省教育厅突然来了通知，说是参加高考的年龄限制放宽了。很多上海知青因此赶上了考试，但是也有一些人从县城回到乡下以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
洋坳大队的夏元麟和他的妹妹夏元洁都参加了1977年的考试。夏元洁是初中生，考进了江西中医学院。她哥哥夏元麟是高中生，考了高分。但是正逢吉安地区要筹办一所大学“吉安师范专科学校”，结果把夏元麟他们这批考试最好的学生拦了下来，统统进了吉安师专。
1978年夏天，我刚从上海回到里陂上村，村民就告诉我，永丰中学有人来找过我，我不以为意。
没想到过了几天，永丰中学的王老师真的跑到田里来找我了。他说，从明年开始，高考的外语成绩要计入总分了，永丰必须要加强英语教学。他听说鹿冈公社的知青是从上海比较好的中学来的，便跑到鹿冈来找人。只是当时鹿冈的多数知青已经回城，剩下的人寥寥无几了。
我跟着王老师到了永丰中学的外语教研组，他让我用英语读了一篇课文，我就成了永丰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每个月工资三十三元。
永丰县百货商场
学校里有食堂，我不用自己种菜砍柴煮饭了。学校对面是电影院，转一个弯就是百货商场和永丰饭店。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到百货商场去买了两个绿色塑料外壳的热水瓶，每天可以到食堂去打两瓶开水。这热水瓶至今还在我上海的家里。学校里有电灯，在电灯下看书可比用油灯舒服多了。
永丰中学的校园里面有一座以前留下来的空无一人的天主教堂，大门紧锁着。教堂旁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楼，曾经是神父的住处。
我就住在这小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窗口正对着篮球场。
1998年，小楼拆毁之前不久。
二楼右面的窗户是作者当年住过的房间。
从窗口望出去，远处是校门。校门旁边是新砌的青砖墙，有一扇小门和学校相通。小门那边原来也是永丰中学的地方，但是永丰中学归县文教局管，文教局在墙那边盖了一幢二层的楼房，文教局机关就设在那里。楼房前面还挖了一个养鱼的池塘。
最重要的是在文教局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住着刚从吉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马立平。早晨刚过六点钟，我站在窗口可以看到，早自修的学生都进了教室，文教局通往学校的那扇小门打开了，马立平一如既往地梳着整齐的短发，穿着白色的跑鞋来到了永丰中学的操场上，开始晨练。她沿着跑道，匀速地奔跑。在我心中，温馨的浪潮一阵接一阵地涌来，把我淹没了。
我负责教初中一年级的英语，每天要上五到六节课，加上备课和批改作业，工作并不轻松。比工作更大的压力是我深深地知道，虽然我在读书的时候曾经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但是自己的英语水平确实很低。
我在上海只学过两年英语，当时流行一种“听说领先”的外语教学法，比较注重练习英语的听力和说话。我所在的学校很重视外语学习，实行“小班教学”。我们班在上英语课的时候分成两半，有两个老师分别施教。我们这半个班级的学生要到专门的外语教学小教室去上课。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永丰中学的王老师只让我读了一篇课文，就笑着要我留下来教书的原因。王老师自己的英语有浓重的上永丰藤田的口音。
我请人从上海带来了英国有名的“灵格风”英语课本，做了很多生词卡片，每天晚饭以后开始诵读或者默念。晚上睡觉醒来，赶紧开了电灯，摸到枕头边的英语生词卡片，继续学习。我再睡着的时候有时忘了关灯，以至于学校的教导主任找我谈话，要我晚上及时关灯，以节约用电。
永丰中学的学生，学习十分刻苦。
早晨六点到七点钟是早自修，学校要点名，学生必须在六点以前到校。一到六点钟，校门就关上了，迟到的同学不能进学校，急得在校门外直打转，有的同学还急哭了。
我教的初一学生，是在窗子还没有配上玻璃，也没安装好电灯的新教室里上课。冬天到了，早自修的时候天还没亮，同学们一进教室，首先从书包里或者课桌里取出蜡烛放在课桌上，划火柴点亮蜡烛，开始看书学习。
一阵寒风吹来，所有的同学用手护住蜡烛，不让烛光熄灭，才能继续学习。
过了不久，实在太冷了，教室里此起彼落的轻微的跺脚声越来越响，终于连成了一片。
我经常到教室里去检查早自修的情况。有个调皮的小男生坐在第一排，因为蜡烛老是熄灭，他老是忙着点蜡烛。后来他把短小的蜡烛点亮了，和课本一起放进课桌里面，双手伸进去，做出烤火的样子。
他微微低着头，颧骨冻得通红，亮闪闪的眼睛一会儿盯着火苗，一会儿四下里瞅瞅，脸上满是笑容，他在为自己的新发明而得意。
突然，坐在他旁边的同学尖声叫了起来，其他同学透过烛光，看见一缕青烟从他的课桌里冒了出来，那是他的课本烧着了。我赶紧跑过去，和他一起把火灭了，罚他到和教室里面一样冷的教室外面站了一会儿。
晚上七点到九点钟是晚自修的时间。
幸好学校规定，初一的同学年龄还小，晚上需要早睡，第二天才能早起，所以没有安排晚自修。
永丰中学的英语教研组连我在内，一共有六个人，其中四位是国家的正式老师。
坐在我对面的秦老师也是上海人，巧的是他和我上的是同一所中学，是我的学长。“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系学习“经济地理”专业，毕业以后分配到永丰中学教地理，因为缺少英语老师，临时要他来教英语。当时他正在积极活动，设法调动到南昌去工作，几乎要成功了。
没想到他搭便车去南昌的途中出了车祸，当场就去世了。秦老师的妻子余老师也在永丰中学教书，后来她在副县长的位置上退休以后，回到了上海。
我所教的班级的班主任，是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的王老师，她后来设法调到上海市奉贤县工作，又到上海市人事局的“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任所长。
我在永丰中学只教了一学期英语。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父母在上海按照政策为我办理了回城的手续。我从永丰中学回到里陂上村，把村里的工作交接完毕，处理完我个人的财产和家当，然后跟着浩浩荡荡的知青返城大潮，回到了上海。
2010年我回到永丰中学，学校的一位领导说，他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提醒我说，当年我教英语没有永丰口音，是“标准的美式英语”，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他又说，当年他的班主任老师是王欣，我口头上只能认了，脑子里还是反应不过来。当天晚上，他带着在永丰中学读初中的儿子来见我，我从他儿子的形象，一下子想起了他当年的模样。他是坐在第一排，但并不是当年那个调皮的小男生。
永丰中学已经迁到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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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大返城）
人心思走
从“文化革命”中的1968年开始，全中国先后有一千七百万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务农，正式成为中国农村里的一个新的特殊群体，叫作“知识青年”。其实“文化革命”以前，下乡和支援边疆建设的中学生也有一百多万，可是一直到1980年代，国家才承认他们是知识青年。
鹿冈公社是永丰县东部比较边远的地方，面积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当时全部人口只有六千多人，却来了三百五十多个上海知青，另外还有江西本省的南昌知青、吉安知青和永丰知青等各路知青。
如今鹿冈乡每平方公里有八十多人，仍然是永丰县人口密度最低的乡。
鹿冈并不是很穷的地方，当年最差的生产队里，工作一天挣十个工分，也能合到四角钱左右。我所在的里陂上村，村民的收入在鹿冈属于中等偏上，根据每年的收成不同，十个工分的收入在八角到一元之间摆动。
里陂上村有一对村民夫妻，生育了四个子女，孩子都还小，最大的才六岁，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光靠夫妻二人工作，一年挣的工分在五千分左右。要是这年的收成不好，以十个工分八角钱计算，他们在生产队劳动的全年收入有四百元钱。一家六口全年实际得到的口粮有三千来斤稻谷（平均每人每月有三十斤白米，很不少了），要从他们的收入里扣除三百元。余下的一百元里，再除掉生产队里分的茶油、猪肉、牛肉和活鱼，剩下的钱就只能买些烧菜用的盐和做衣服用的棉布。总而言之，这对夫妻能够养活全家六口人。随着他们的孩子渐渐长大，能帮上忙了，全家的生活也会渐渐地好起来。
下乡到鹿冈公社的知青，年龄小的十六七岁（比如夏元麟的妹妹夏元洁，她生于1953年，去插队时，还未过16岁的生日），大的才二十刚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知青不像当地的农民，我们尚未成家，没有家庭负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们只要能依照中国的传统，像村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菜砍柴、挑水煮饭，下田劳动，自给自足，养活自己应该是绰绰有余（就像我在里陂上村十年的生活）。只是有些知青出工不多，不能养活自己，要依靠远在上海的家人寄钱寄物来接济他们。
知青下乡以后，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亲眼目睹了鹿冈农民的辛苦生活，亲身参加了插秧和割稻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多数知青一想到自己可能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永远过这样的生活，没有其他的出路，没有其他的希望，就感到痛苦，他们很想离开农村。
有个知青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我当然和他们一样，就是种田的命。可是我偏偏出生在大上海……要我呆在这里，那怎么受得了？”
的确是这样。就看“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里，即便是鹿冈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孩子，一旦发现到大城市打工比在农村种田的收入要高一些，便纷纷离乡背井，南下深圳，北赴上海，到城里去了。
在整个鹿冈公社，当时好像只有一位担任大队副书记的知青，向公社领导表示过要“扎根农村”。后来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县里的领导劝他回上海，他还觉得会违背自己说过的话，很是犹豫了一阵。
可是我们上海知青的户口已经转到了农村，要想离开农村，回到城里，必须得有办法，正规的渠道不外乎是参军、招工、读书，还有病退。
参军
要想参军当兵，当地必须得有征兵的名额。比如在1974年，部队来鹿冈公社征兵，整个鹿冈地区有两个上海知青成功参军。后来一个知青转业回到上海，最终成了处级干部，另一个在退伍后成为比较成功的老板。
招工
江西的工业不甚发达，工厂很少到农村来招工。一旦有了招工的机会，除了各路知青以外，还有本地的农村青年参加竞争。
在里陂上村务农的十年中，我所在的先锋大队有七个男青年通过正规的招工离开农村，当了工人。其中四个是知青，三个是农村青年（大队干部的子女）。里陂上村的知青相对比较老实，等我们听到招工消息的时候，往往是招工已经结束，新招的知青工人去上班以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