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2年中国的大学恢复招生以后，主要是在工农兵中间招收学生（即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在鹿冈公社主要是招收知识青年，竞争很激烈。记得有一年招生的时候，青山大队有个表现不错的女知青报名读书，大队把她推荐到了公社，听说公社也准备批准她读书，一切顺理成章。没想到有知青到公社贴出了“大字报”，表示反对。那时候“文化革命”的高潮早已过去，好几年没有大字报，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公社领导见了大字报，可能是心里一慌张，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结果那位女知青没能去读书。
我们里陂上村的知青平时十分勤快，在先锋大队的口碑很好，公社干部也都知道。何况大学招生还有一个“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过程，比较公开透明，不像招工那样偷偷摸摸。这使得里陂上村的知青有了一定的优势。
在1977年恢复传统的“高考”以前，从1972到1976的五年里，先锋大队每年能去读书的名额通常只有一个。五个去读书的人中间，里陂上村的知青就占了三个。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如果我1976年报名读书的话，很可能就是里陂上第四个出去读书的知青。反过来说，里陂上村的知青使得我们先锋大队其他知青去读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病退
先锋大队三十几个上海知青中，最终通过招工和读书离开农村的一共只有八个人，大多数知青只能另外想办法。办法之一就是“病退”，因病而退回上海，这是一条正当合法的途径。薛志民在1965年考进中学的时候，学校发现他是深度近视眼，曾派老师到他家里去，试图劝他退学（未果）。到了1974年，志民因为深度近视眼，成功办成了病退，重新报进了上海户口，不久以后有了工作。在其他知青的眼里，他可以算是“因祸得福”，用当时的上海话来说，属于有福气有运气的“阿福哥”。志民后来成了虹口区政府的处级干部。
许多知青向往着能够“病退”回上海。他们觉得只要能回上海，哪怕是做马路上扫垃圾的工人，也比在农村当农民要好很多。一时间，某某知青因为生“红斑狼疮”，病退成功；某某得了糖尿病，因病回上海了……我时常能听到这一类消息。其中不排除有少数人回到上海以后，病就好了。他们可能是有门路，通过熟人搞到了相应的医生证明。
有人说，要医生的证明并不难。在医院里测量体温以前，先嚼一块上海人常吃的大白兔奶糖，体温计就会显示出你发烧了。也有人说，先按照医书上的症状，对医生说自己得了肾病，医生就会要求化验小便，只要在尿液里偷偷加一点牛奶，就成了蛋白尿。如果戳破手指在尿液里滴一点血，那就是血尿。如果在尿液里加一点糖，就有了糖尿病。不过这些都是传说，我自己没有试过。我又听说，医院里有很多医生非常同情我们知青的遭遇，说不定他们自己的孩子就在农村受苦。这些医生明明知道事有蹊跷，却也眼开眼闭，装作不知道，有心放我们知青过关（可见“附录一”的记载）。
不能通过上面这些正规途径离开农村的鹿冈知识青年，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鹿冈公社有的知青家长是上海的干部，他们的级别不一定很高，位置却很重要，能够帮助永丰县买到一些紧俏的物资。这样一来，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调离鹿冈农村，到县城里工作。有的知青的亲戚在其他的城市有办法，能够为他们安排工作。总之，上海知青一个接着一个，从鹿冈公社消失了。他们有的去了江西省的南昌市和九江市，有的去了湖南省，有的去了河南省，甚至有人到几千公里外的云南和新疆去了。
还有的知青从鹿冈公社转到自己的老家，继续当农民。这样做并不容易，老家的亲戚必须有一定的权力，才能使村里接受一个新来的人。知青则希望能在老家亲戚的帮助之下，能够比在鹿冈更快地离开农村。
留在鹿冈的知青中，有些人当了大队的小学民办老师，或者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
每个大队都有小学，校长往往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公办老师，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工资。除了公办老师，小学里还有民办老师，由大队挑选读过书的村民来充任。我们知识青年虽然只是中学生，在鹿冈公社已经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有的大队的五六个民办老师中，有一半是上海知青。
2013年6月，鹿冈小学。建丰楼的意思“建设永丰”，是一幢三层的学生宿舍楼。
民办老师平时教书，农忙时下田，每年拿固定的工分，比一般的村民在体力上要轻松一些。我认识的洋坳大队夏元麟、村前大队马立平，都是大队的民办老师。在鹿冈公社，即便当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还是很大，“天地君亲师”，农民依然十分尊敬有知识的人，特别尊敬老师。
每个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类似民办老师，平时为村民治病，农忙时下田，每年拿固定的工分。“赤脚医生”的数量比民办老师少，所以知青当“赤脚医生”的人也比较少。
有的知青在村里十分努力地劳动了两三年，觉得没有离开农村的希望，就回到上海，一呆就是半年一年。直到上海的居民委员会派人上门，催促他们下乡，他们才极不情愿地回到鹿冈乡下，也很少出工劳动了。我们里陂上村就有一个工作非常勤奋、和村民关系很好的女知青回上海探亲以后，再也没有回到里陂上村。我至今不知道她在哪里。
对于这些知青的家长来说，孩子已经二十几岁，老大不小了，无论是躲在上海还是下到鹿冈，都要靠家里养着，给家里带来了负担。这些知青成了几十年后“啃老族”的前辈。他们的家长很希望国家能够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让知青回到城里来，像以前那样正常地读书和工作，不要再到鹿冈去种田了。
留在农村里种田的知青左右环顾，发现知青越来越少，不免人心惶惶，愈加是人心思走了。
右起：当年的陆禹平、陈福忠和陈伟裕。
远处可见“上海-35”拖拉机和拖斗（车）。
陆禹平提供
到了1975年左右，各地政府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为了能让知青安心留在农村，开始把各村余下的知青集中起来，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希望能提高知青的生活水平，维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局。
鹿冈公社洋坳大队的大部分知青集中在一起，成立了知青农场，还有了一台五十马力的“上海-50”拖拉机，我熟识的夏元麟任场长。村前大队办起了知青林场，弄到了一辆“上海-130”的轻型卡车。
在鹿冈公社办公楼的旁边，成立了鹿冈知青综合场，从贯前、禹山、罗家、前村等大队调来了很多知青，有一台“上海-35”拖拉机。
我的好友陆禹平也从罗家大队那三五个农民的林场场长摇身一变，成了鹿冈知青综合场农业组的组长，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归他掌管。
左：2013年6月，原鹿冈知青综合场的水塔还在。
右：陆禹平当年负责过该水塔的维护保养。
陆禹平提供
后面“附录一”中的资料表明，当年上海市给在各省农村的上海知青场，提供了大小拖拉机7000余台、拖斗800余只、各类汽车50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5500万元。
无论是在大队里当民办老师和赤脚医生的知青，还是在农场、林场和综合场工作的知青，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生活也比较方便，至少不用自己动手种菜砍柴、挑水煮饭了。然而，他们虽然比留在村里和农民一起种田的知青要好一些，但终究还是在农村。
人心是不容易满足的，“人往高处走”，总是好了还想更好，最好是彻底脱离农村，回到城里去。再加上白驹过隙，光阴如梭，悠悠岁月不饶人，随着知青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们想离开农村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了。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传说，说是当年女知青想要离开农村，得先和公社或者大队干部“上床”，有了亲密关系以后才行，把那时的干部描述得犹如恶魔。然而在农村十年，据我所知，在鹿冈公社，有些男女知青之间确定了恋爱关系（先锋大队有，禹山大队有，村前大队也有）；也有男性青年村民追求女知青（先锋大队有二例，均未成功）；更有鹿冈公社干部和当地女性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许是在里陂上村偏居一隅，得到的信息有限，我没有听说鹿冈有干部霸占女知青，以及女知青用身体来贿赂干部的事情。
在鹿冈公社范围内，唯一的例外好像是，有一个大队的年轻书记虽然已经成家，却在大队部里经常夜不归宿，和一个女知青几乎是公开同居。我的印象中，他俩是真心相爱，只是这个书记有重婚罪的嫌疑。结果他被公安局以“污辱女知青”还是别的什么罪名逮捕以后，押解到永丰县城的广场上，全县开了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最后听说是判刑十五年。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负责管理知青的各级“乡办”干部，应该是最方便也最容易和女知青有染。可是鹿冈公社的乡办主任，却只敢和一个管理电话总机的当地女青年要好。乡办主任很明白，染指上海女知青的后果很严重。
在鹿冈以外，我知道有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广播站的上海女知青有了亲密关系，结果武装部长丢了官，调到别处做了几年一般的干部。另一个地方的党委书记和上海女知青有了婚外的恋情，这个书记停职写了半年的检查。
不管怎么说，从各省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到鹿冈公社的“乡办”，都有责任保护知识青年，特别是保护女知青不受侵犯。所以不光是干部，就连鹿冈的老俵都知道，“嫖一个上海女子（女知青），等于是破坏军婚，要坐牢的。”
恕我孤陋寡闻，当时所知确实很有限，几十年后在一次聚会上，我听一个鹿冈的知青说，当年上海派出的知青慰问团常驻永丰县，把藤田公社一个大队干部霸占了的女知青救出来了。
知识青年人心思走，六七年前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走入了困局，即将进入残局，等到政治形势变化以后，知青大返城是其必然的结局。
知青大返城
1971年9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已经载入宪法的毛主席的正式接班人林彪副主席突然坐飞机逃跑，飞机在蒙古国的上空掉下来了。从那以后，事情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1972年2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
1972年春节我回上海探亲，正赶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和毛主席握手了。这很清楚，中国和苏联交恶快十年了，现在中国正向美国靠拢，用大洋彼岸的美国来牵制近在身旁的苏联。用我母亲当时的话说，这是传统的“远交近攻”策略。
我家住在铁路局的职工宿舍，宿舍楼在解放以前称作“中国花园”。每个星期四的下午，居民学习小组要在宿舍楼的天井里集体学习。居委会女干部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在楼上听得一清二楚。
女干部说：“尼克松为什么会到中国来见毛主席？第一，他是被我们在朝鲜打怕了。第二，我们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要想和平演变中国是没有希望了。所以，他是举着白旗来投降了。”意思是我们中国赢了。
哈哈，我笑坏了。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居委会干部现在居然用这样的自圆其说，让居民的思想转过弯来。
无独有偶，二十年后我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白宫旁边的一幢大楼里。看了美国官方的一个摄影展览。最后是一幅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和美国总统卡特在一起的照片，依稀记得下面的说明里有：……Our new allies—China．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中国是我们的新盟友。意思是我们美国赢了。怪不得1979年邓小平从美国一回来，就开始和越南打仗，要给越南一个教训。现在看来，很像是因为美国在越南失败了，所以我们要为美国报一箭之仇，以成为美国的新盟友，有点像递上“投名状”的意思。我揣摩着，从国家战略来说，中美两国交好以后，我们的外部安全环境大大改善，至少原先投放在中苏和中蒙边境的几十万知识青年的作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些年里，随着国家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学毕业生一律要上山下乡的政策也随之有所改变。
从1970年开始，上海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全部到农村去，而是恢复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分配到上海的工厂。因为我已经在农村，父母身边只有我弟弟建原了，所以他按照政策，分配到海运局工作。半年以后尼克松访华，中国要向美国出口轻工业产品，建原就调到了轻工业局下面的工厂做学徒工。
母亲一直很喜欢我，经常和弟弟唠叨：“你能进工厂，是用你哥哥换来的，他在农村种田呢。”
我在里陂上村种田，第一次听说“病退”是1970年，我们先锋大队有个姓茹的知青生了脑炎，他回上海后，说是因为生病，户口退回上海，不用再来种田了。过了几年，听说病退的条件放宽了。不光是在农村生了重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知青可以回上海，那些以前在上海就有病，比如眼睛近视在八百度以上，本来就不应该下乡的人，也可以病退回上海。
大约从1974年的下半年开始，又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凡是兄弟姐妹都在农村，父母在上海，身边却没有子女陪伴照顾的家庭，可以从农村调一个子女回到上海工作。这样，陆禹平的姐姐从吉林省的农村、马立平的妹妹从安徽省的农村，回到了上海。夏元麟因为大妹妹已经在上海工作，元麟和小妹妹元洁只能继续呆在鹿冈公社洋坳大队。
毛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
1975年，毛主席要邓小平副总理负责全国的日常工作。邓小平采取的一些整顿措施，被一些人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仅过了一年多一点，他又一次受到批判，被停职了。到了1977年的初夏，我们到鹿冈公社听领导传达中央文件，中央决定正式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仍旧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邓小平一上台，马上恢复了大学招生的考试制度。鹿冈的知识青年奔走相告：“可以考大学了，可以考大学了。”但是从1966年到1977年，正规的学业已经荒废了十一年，原来握笔杆的手改握锄头把和镰刀把已经太久了，考试又是迫在眉睫，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和复习，考大学又谈何容易。
1977年，夏元麟和夏元洁兄妹同时中榜，进了大学。那年的高考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据说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
1978年的下半年，我在农村听说，有个副总理表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取代了华国锋主席。他名义上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成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报纸上开始批评“文化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这一来，在知青中积压了多年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在中央开会前，云南省有个上海知青写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据说有六千多人签名。信中写了云南知青当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知青感到生活枯燥，思想空虚；二是多数知青逐渐消沉，对前程失去信心；三是有的知青草率早婚，只顾小家庭；四是许多女知青为了离开农村，纷纷到外面寻找对象结婚，留下的男知青难以找对象；五是有的知青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生活，荒废了青春年华；六是有的知青终日想回家，消极怠工。信中要求能让知识青年回到自己的家乡。
到了年底，他们组织了北上请愿团，打着“我们要回老家去”的旗帜，步行北上。他们到了云南省会昆明以后，要到北京去，就在昆明卧轨拦火车，造成铁路运输中断。最后云南省的领导请示了中央，答应让知青尽快回城。
1978年12月，云南知青北上请愿，要求回老家。
几乎是在同时，1979年的春节期间，有数十万知青回上海探亲，上海的政府举办了各种慰问活动，希望能够安抚心情不好的知识青年。然而，还是有一大批知青走上了街头，集会游行，卧轨拦火车，要求到北京去请愿。
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母亲来信说，居委会到家里来通知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为我办理“病退”，回到上海。母亲已经为我办好了一切手续，材料正在寄往永丰的途中。
过了十天左右，我收到的并不是母亲寄来的办理病退的材料，而是她的另一封信。母亲告诉我，铁路局机关前几天通知父亲，他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把用工的名额空出来，让我“顶替”父亲的名额，到铁路局当工人。现在父亲退休和我顶替的手续已经办完，材料已经挂号寄出。母亲还说，六十四岁的父亲依旧每天上班，工资分文不少，还是和原来一样。
变化太快了，我有点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心里既有说不出的高兴，又有几分道不明的怅然。
知青大返城开始了。
我是永丰中学的代课老师，收到母亲寄来的“顶替”材料以后，我和学校交割清楚，便回到了里陂上村。（我始终未收到那份办理病退的材料，看来是寄丢了。）
里陂上村有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已经五十多岁，他是村里唯一在外面工作，领取国家工资的人。当时正是春节期间，他在里陂上村的家里过年，听说我要回上海了，专门来找我，严肃地对我说：“前几年去大学读书的都是你们知识青年，我们农村人就有意见。现在你们上海人都回了上海，我们农村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不是工人农民的国家吗？国家这样做是不是有问题？”
我心里知道，中国这座大钟的钟摆正在急速地向右面摆动，但是不知道怎样向他解释。面对他的困惑和质疑，我哑口无言，只能向他介绍一些“顶替”的情况。后来我知道，他很快就办理了退休手续，让他在里陂上村种田的大儿子按照“顶替”的政策，参加工作，拿国家的工资了。我们都是芸芸众生，没有力量抗拒时代的大潮。
里陂上的村民知道我要走了，他们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表示祝贺。老队长张发茂提议说：“老夏在村里这么多年，村里要谢人家才对哩。”清魁和四喜等村里的头面人物纷纷附和。四喜读过书，他建议村里送一面锦旗给我，大家同意了。发茂去买锦旗，四喜来写字，由一个手巧的女孩负责剪贴。
发茂和四喜拿着做好的锦旗来给我，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镶有黄边的红色锦旗并不大，上面用白布剪贴了三行字。上款是“夏建丰同志留念”，中间是“遗爱待民”，落款是“里陂上全体社员敬献79.2”。
我指着锦旗上的字，打趣地对四喜说：“亏你还是做过老师的人，这里建丰的‘建’字和留念的‘留’字都写成了异体字，遗爱的‘遗’字和社员的‘员’字又写成了繁体字。”
发茂和四喜走后，我对着锦旗中间的“遗爱待民”四个字发呆，目光许久不忍离去，鼻子有些发酸，眼眶里渐渐湿润了。
“遗爱待民”这颇有古意的四个字，我受得起么？这锦旗是不是有点像过去的“万民伞”呢？
记得书上说过，过去的清官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离任的时候老百姓为了表示感谢，往往会送给清官一把伞。打开这把伞，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老百姓的名字。那是“万民伞”，表示当地的百姓万民有清官这柄大伞在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们在大伞的庇护下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书上还说，因为万民伞是清官的标志，所以有的贪官在离任的时候，会强迫当地百姓给他们送万民伞。
后来我查了《辞海》，“遗爱待民”的“爱”通“惠”，是“遗惠待民”的意思。
我做过里陂上村的生产队长，自己觉得尚算“清廉”，可这生产队长根本不是官啊。
当天晚上我睡不着，脑海中零零散散地出现了各种场面。
……在水库冒雨抢挖溢洪道……摘秧栽禾时酸痛的腰……蚂蟥和牛蝇的叮咬……帐子顶上老鼠在赛跑……被红毛豺狗吓得要屙尿……栏里的猪饿得直叫……我的黄狗在面前欢跳……掮着毛竹一路小跑……扛着麻袋差点跌倒……村民端来热腾腾的菜肴……
我开始整理行李，才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是无法带走的：水缸水桶、饭桌长凳、猪栏鸡窝、谷仓睡床……还有饭篮食橱、陶盎陶钵、镢头毛镰、尿桶尿勺……
里陂上村有二十六户人家，我把不带走的东西分成二十六份，每户人家送一份，算是留作纪念，也是感谢他们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和抬爱。
整理下来，我带回上海的行李并不少，除了十年前下乡时带来的棕红色人造革箱子以外，还有几个樟木箱和一个苦槠木做的圆台面。为了防止行李在托运的途中损坏，村民帮我搓了无数的稻草绳，把行李密密匝匝地捆了起来。
到鹿冈银行办理转账，我的账户里还有两千多元人民币。我开了一张两千元整的中国人民银行转账支票，余额如数取出了现金。银行的会计啧啧地感叹道：“如果知青都像你老夏这样就好了。听说你这次还给里陂上每户人家送了礼？”
银行会计知道，以往里陂上的村民急需用钱时，会手持我写的条子到银行来，在我的账户里取钱，算是借用。这是我和鹿冈银行的约定。个别村民借钱以后无力偿还的，我并不去追讨。
作为最后一个离开先锋大队的知识青年，我到先锋大队的大队部，请求大队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乐安县的江边村火车站。大队书记告诉我，他们已经讨论决定，我随时可以用大队的拖拉机。为了表示对我十年来工作的感谢，大队免去了我应该缴纳的五十元钱柴油费用。
书记特别强调说，我为大队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了那五十元钱，之所以免费，只是为了表达先锋大队对我的一点心意。
离开里陂上村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好，村里派了四个人和我一起坐拖拉机到火车站去。
里陂上村慢慢地移动着，越来越远，看不见了。
前面是鹿冈桥，每年铲茶山摘茶籽的时候，经常会在桥上歇一下肩。
这里是大队的榨油坊，仿佛感到了油坊里的热气，我正光着膀子在榨油。
1998年，公路边上先锋大队的榨油坊。
离榨油坊不远，是通往村前大队的简易公路，曾经沿着这条路去看望马立平。
“禾岭”来了，缓慢地向我挤过来，这是村里的油茶岭。
狭窄的“旗坑排”一晃就过去了，排上有人在铲山么？怎么会有悠扬的山歌传来？
前面的高山我叫不出名字，它不是先锋大队的山岭。但是我知道这山上曾经有过白云庵，纵是天气再热，人一到庵里就会息汗。可惜我没有上去过。
拖拉机轰鸣起来，努力地往贯前大队的山上爬去。
别了，里陂上。在你的山上滴过血，在你的田里流过汗，在你的河里作过陂，在你的塘里摸过鱼。
别了，鹿冈。虽然受过些许的屈辱，却也带给我点滴的荣光。
个人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然而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毕竟是留在了这里。
我一定还会再回来，只是再来时的身份不一样了。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啊。
拖拉机停在江边村，火车站里空无一人。有一张看来是新写的告示，凑近一看，却是“因本站的库房已满，即日起停止托运行李和零担货物。”仔细查看日期，署的是五天以前。看来是走不成了。
旁边来了个知青模样的人，一问之下，果然也是回上海的，因为等待托运行李，已经在此等了三天。
“回城的人太多，铁路吃不消了。听说明天会开放托运，只能碰运气了。”他说。
“你要托运的东西呢？”我问。
“喏，那里。”他努努嘴，“我每天来车站看两次，没人偷。”
是的，碰碰运气吧。我一边想，一边招呼村民把行李卸下来，和那人的东西放在一起。
村民们爬上拖拉机，回鹿冈去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江边村火车站里的窗口开了，我顺利地买好火车票。最高兴的是，可以托运行李了！
在向塘站转乘另一列火车，终点站就是上海。我坐在火车上，车厢轻轻地摇晃着。车轮经过轨道的接缝处，依旧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时代潮流裹挟着我坐上火车到江西。一晃十年过去了，时代的大潮又推着我坐上了同样是绿色的火车，但是方向不一样了。是的，火车走的方向不一样，中国走的方向也不一样了。
车厢里的广播响了，列车播音员用她经过训练的柔软声音，亲切地说道：“各位旅开，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站到了。”好像列车的女播音员都会把“旅客”说成“旅开”，记得1950年代还曾有过相应的相声段子。而铁路局的列车段则表示，列车播音员都经过了培训，要的是那种柔软而亲切的效果。
回到上海，父亲告诉我，因为知青大返城，今年铁路的春节运输特别繁忙，运送的行李和零担货物太多，连上海站那么大的库房也不够用，只好在车站的站台上搭建了临时库房。
到派出所去申报上海户口的时候，年轻的警察办完手续，抬起头来对我说，很巧，你1969年的2月下旬迁往江西，1979年2月下旬迁回上海，整整十年，不容易。
上海人都知道，十年来，上海市区的六百多万人口中，先后有一百十万知识青年注销了上海的城市户籍，上山下乡。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确不容易。
可是很多上海人不知道，中国有很多农民就像里陂上村的村民一样，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祖祖辈辈守着土地，他们更加辛苦，更加不容易。
中国广袤的农村中，还有很多农民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远远不如里陂上村的村民，那些农民尤其不容易。
仔细想想，我能够在里陂上村插队落户，当十年农民，还是很幸运。
有些知青一下水田劳动，皮肤就发痒溃烂，当时称作“稻田皮炎”。我很幸运，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我后来知道，自己到了海拔1500米以上，就会有高山反应。我很幸运，里陂上村的海拔高度只有100多米。
更为幸运的是，我在相对富裕的里陂上村当农民，只要自己动手，努力工作，就能丰衣足食。
知青大返城的时候，之前能够离开农村的知青其实已经走了，全国当时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七百万，约占知青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很多是像我和陆禹平这样，没有什么门路的人。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七百万知青的绝大多数都回城了。
1981年，各地的上山下乡办公室陆续撤销了。鹿冈公社的乡办在撤销之前，乡办的那个老主任跑到各个村里，要求把当年为知青建造的住房很便宜地卖给村民，希望能够收回一些国家投入的资金，可是收效甚微。
多数村子知道，即使一分钱不出，这房屋也是村里的。连乡办都要撤销了，国家怎么可能把房子搬走呢？不过里陂上村的村民张贤宗和张四喜，还是应了乡办的要求，出资买下了我们知青的住房。
公社的乡办主任听说还有最后一个上海知青留在青山大队，他不愿意回城，老主任便赶去看他。
原来这个知青觉得留在农村很好。他根本不用出工劳动，上海的父母按时给他寄来生活费用。他从村里买粮食，向村民买蔬菜，日子过得优哉优哉，是一个典型的“宅男”，天天享受着“农家乐”。
乡办主任没有办法，只得买好车票，派人把这个鹿冈最后的知青送回了上海。
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的历史上，有关知识青年的那一页，翻过去了。
2013年，原鹿冈公社“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处，成了灵华山茶场的会客厅。
附录一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1]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一、上海百万高、初中生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两年，本应毕业的1966、1967届学生仍滞留在学校。从1968年开始，上海对这部分学生进行分配。
1968年7月2日，市革命委员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据统计：上海1966届初中毕业生共149669人，高中毕业生共30970人）。7月8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9月份办公室的工作划归市革委会郊区组），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出发。这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4.5万人，经动员上山下乡的有22万余人。但66、67届毕业生仍统一实行“四个面向”的政策，即有部分毕业生进入工矿企业。
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几十万上海人连夜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驻各学校的工宣队也立即行动起来，趁热打铁，为做好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通过上山下乡安排3年来积压下来的数十万大、中学校的毕业生。决定68、69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即66、67两届）余留下来的符合分配条件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共50.7万人），即实行“一片红”政策。
1970年11月7日，上海根据外省市已改变中学生面向农村的单一去路，上海的工矿业也存在劳动力缺口，故对70届中学毕业生恢复按“四个面向”进行分配，实行以兄姐去向为依据，决定本人分配到工矿或农村、上海或外地、全民或集体的“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办法（1970届毕业生共21万人，其中11.5万人去外地农村，9.5万人分配进市区工矿企业）。这一办法延续到1978年。
1971年8月17日，上海安排7万名知识青年作为外地代训学徒到工矿企业培训。上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地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和郊县国营农场。这部分知青在那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据1968～1970年统计：各类农场安置上海知青25.6万余人，另一种是去江西、安徽、吉林、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辽宁、浙江、江苏等地及市郊农村插队落户，一般4～10人建立“知青点”，参加当地社队的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经济情况不好，劳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所以工分很少，生活也很艰苦，这部分知青达到31.8万人。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1112952人，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10个省的广阔地区。1968年开始，许多家长为使子女有所照顾，通过在农村的亲友，把子女送往家乡插队落户。1968～1972年，去江苏、浙江等省投靠亲友的下乡知识青年共有8.3万余人。
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说明：上海郊县有15.6万（其中1968年9.3万，1969年6.3万）名农村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回到所在社队务农，未记录入上山下乡人数。
1975年上海知识青年在外省市上山下乡人数及分布表
至1975年4月，据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当时上海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人数统计情况，总人数计398908人（江浙等省回乡探亲及郊县插队农场知青不计）。
当对毕业生实行“一片红”上山下乡政策时，除有一批响应号召的积极分子外，部分青年和家长有抵触情绪。于是学校、机关、街道、里弄、工厂、企业举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制造政治压力，有的甚至采取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逼迫动员。市红代会常委则带头上山下乡。铁路运输部门每天安排三个专列，有关部门甚至还动员海军舰船将知青从上海运往大连，再转运至吉林、黑龙江。
1970年开始，上海市中学生恢复实行“四个面向”政策，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仍然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被分配上山下乡的部分知青及其家长不满。
1972年8月29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向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反映：最近上访人数增加，尤其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全部下乡的家长来办（公室）申诉情况集中，平均每天多达100多人次。主要反映子女下乡后家庭发生父母患病、父母双亡等困难。同时社会上传言外地独生子女已调回。个别家长认为“同一个市革委会同一条路线，相隔一年就采取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做法”，要求“还我唯一的一个孩子！”但因上山下乡运动已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本大计，因此尽管有人不满，每年仍有大量的上海知识青年被送到全国各地。
1973年3月31日，有800多名中学生赴黑龙江边疆地区上山下乡，全市组织了10万人夹道欢送。
1975年12月29日，市红代会在市革委会大礼堂召开“上海红卫兵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向1975届红卫兵发出倡议，要“以实际行动回击教育界出现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到上山下乡运动后期，每到年底都有一批知青返城不归。1974年底回沪探亲的上山下乡知青有91241人。1975年4月26日，市革委会召开各局负责人会议，布置动员返沪知青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另据中央文件，当时上海的中专、中技、半工半读毕业生一般按“四个面向”的原则进行分配。至1972年底，全市各大专院校在文革前招收的大学生基本分配完毕，共计分配毕业生21220人。
二、知青安置政策及其演变
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去市郊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不包括回乡投亲插队的知识青年），政府规定发给安置费，主要用于修建住房，购置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行李运费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难补助。知青口粮，在下乡第一季度由当地粮管部门供应。第二季度开始，由生产队按社员口粮标准供应。吃菜由当地社、队分给每人自留地一至二分，供知青种菜。疾病医治，参加当地合作医疗，对少数重病患者，按照自力更生、各方资助的原则，除自己承担外，由合作医疗负担一点，家长单位补助一点，医疗部门减免一点，下乡经费补贴一点，共同帮助解决。
去外地农村集体插队的知识青年，除按国家规定拨发给安置费外，根据不同去向，发给每人不超过25～35元的行装补助费，并发给布票、棉花票和每人一顶蚊帐券。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严寒地区插队的，供应草绿色的军大衣、棉袄、棉帽和取暖胶鞋。1973年又规定另外补助40元冬装费。下乡知青的单程路费按实支数报销。一般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供应统销粮，由社队供应柴草或燃煤，并分给供应种菜用的自留地，以后则参加集体分配，并辅以必要的照顾。去外省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一般参加当地农村的合作医疗，重病重伤的由安置部门统筹补助解决。对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插队的，插队期间按规定享受两次探亲路费。去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林场、牧场、茶场的，生活由场部安排，工资待遇按国家规定办理。
上海知识青年到全国各地农村上山下乡后，满怀激情地参加农村体力劳动，想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各地农民也给予了上海知青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贫穷落后，随着下乡知青的不断增加，也发生了诸如知青和当地农民争口粮、争工分的问题，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生活困难负担过重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婚姻恋爱问题，知青在农村受打击遭凌辱的问题，甚至一些地区发生了对下乡女知青逼婚、强奸等严重摧残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引起了知青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特别是林彪叛国事件后，上海知识青年普遍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
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4月26日，毛泽东给这位家长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复信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出了［1973］21号文件，国务院也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此后，一批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被法办，上海下乡知青的情况有所改善。1973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下乡知青中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其家长所在单位给予补助，被称为“聊补”。还有一些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生活不能自给，需要上海家长接济。1973年下半年，组织知识青年家长所在单位，每年普遍对知青家庭进行两次访问，并对生活困难的家庭酌情补助。补助金额平均每户30元左右，补助面在30％以上。1973～1974年，合计补助2300余万元。1975～1977年，平均每年补助1500万元。
1974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对市郊农村插队知青的一次性补助费由每人230元提高到480元。去国营农村的知青每人400元、分别由各县和上海市农场管理局统筹使用。对于插队知青的口粮、食油、须按城市居民标准供应。疾病医疗办法也有所改进。生产和生活用具统一由公社采购、发给。
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对教育界进行了整顿，恢复了大学对工农兵学员的招生考试[2]。1974年初，上海市教育部门组织16所大专院校先在安徽阜阳、江西上饶、黑龙江黑河、吉林延边、云南西双版纳5个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开设政治理论、语文、历史、农业生产、农用机械、医疗卫生等23个专业，招收学员2.8万余人，其中上海下乡知青约占50％。1975年，又扩大到大兴安岭、井冈山、宿县、滁县等地区，学员增加到6万余人。另有很小部分上海知识青年参加了全国各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或被直接选送到大学学习，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4～1975年，上海知青回沪探亲时，上海各区街道和企事业单位协作，举办电、木、泥工、农机维修、农药使用、医疗、缝纫、理发等560多个短期技术培训班，培训下乡知青1.6万余人。与此同时，1968～1975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编印《上山下乡》小册子43辑，共628.8万余册（其中资料61种，145万册），内容主要反映下乡知青的成长和他们的“先进”经验。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近千人的写作力量，为下乡青年编写自学读物20多种，出版其他农村读物36种，合计284.3万余册。通过上海驻各地的学习慰问团向去外省、区下乡的知青赠送图书4批、41种；向上海郊区下乡的知青赠书4批、51种，共425万余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