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5年6月开始，上海为江西、安徽、吉林3省安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550余个小作坊、小工场。其中江西335个，安徽187个，吉林28个。以后又为黑龙江、辽宁、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协办257个。这些工场、作坊，有农机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竹木制品、铁锅生产、制砖、缝纫、补鞋等为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等多种项目。这些项目推动了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帮助知青克服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吸收安置了1万多名生活比较困难、不宜参加农业生产的病弱青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解决了生活自给问题。再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3年，上海市对安置省、区提供价值1600多万元的物资。
到1975年，上海市给在各省农村的知识青年提供大小拖拉机7000余台、拖斗800余只、各类汽车50余辆，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价值5500万元，还提供无息贷款500万元，最后全部免予归还。
三、学习慰问团
1969年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提出“五七”干校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农村、工矿和文教基层系统）借以驱散原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8月27日，市革委会召开动员大会，并层层分配指标。当时的口号有“四个面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成部分”、“四个面向是又一次路线站队”。结果，上海市革委会派出2000多名干部组成的“学习慰问团”（共分7个总团，55个分团，233个小组）分赴黑龙江、云南、贵州等上海知青安置地，既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又帮知青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还与黑龙江革委会达成协议，派出1700名干部带着户口、粮油关系和16万知青一起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干革命”。
1973年1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索要各省市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名单事宜，发出正式通知成立上海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69年10月，上海市革委会曾成立市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军宣队张芳信为主任。1981年1月1日，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宣布撤销，其业务并入市劳动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任组长，黄克、吕美英，张芳信任副组长。
1973年11月10日，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一平主持并讲话。会议通过三条建议：（1）建议向各省派出由670名干部参加的慰问团，分头赴各省慰问上海知识青年，帮助当地安排知青的生活。（2）建议召开第二届送子女上山下乡革命家长代表会议。建议农口召开上山下乡先进分子集体代表会议。（3）建议上山下乡办公室增加一个大组，下设宣传动员，城乡联络、信访接待、办事4个小组，处理经常工作。1973年12月16日，上海市知青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海的有关领导外，还有中共安徽省委、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讨论上海知青在外地的情况，还决定派代表去贵州研究上海知青安置落实问题。
1974年上半年市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学习慰问团”事宜，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了专题报告。当时，全市共动员2000多干部组成8个“学习慰问团”，分赴有上海知青的9个省（区），深入265个县、3782个公社，54.9万多个生产队及兵团、农林场，对46.8万多下乡知青进行慰问。至1975年“学习慰问团”的干部进行了轮换，具体安排如下：工交系统540多人去江西、安徽，少数去云南。科技系统50多人去内蒙、黑龙江。郊区系统50多人去云南。财贸系统90多人去贵州。文教系统100多人去吉林。市革委会机关和公安系统130多人去黑龙江。同时，市委决定：今后“学习慰问团”不再搞春节回沪整训，两年内，可分批安排干部回沪休假一次，为期20天。批示声称“学习慰问团”不仅是“教育干部、锻炼干部的有力措施，对坚持上山下乡的方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以后随着知青的返城，这项工作也就自然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曾去黑龙江插队的那批干部，因上海方面不接收，暂只得转向安徽铜陵新桥矿、江苏大屯和张家洼，后又在三地待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返回上海。
四、知青返城
1978年春，国务院批转文件，放松了知识青年病、困、退的限制，一些因本人身体健康，家庭困难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回上海。不少身体健康的上海知青为了回沪向当地医院“开后门”获取假病历，当地医院也出于同情为其出具可返沪的证明。1978年10～12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政策做出了调整，终止使用上山下乡这一方法安置城市知识青年，要求对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其间，上海出现了知青要求返城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会见了知青代表，了解情况。团市委广大干部深入到第一线做疏导工作。与此同时，1978年12月4日，云南景洪东风农场4分场以全体上海知识青年名义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劳动局，要求为“广大知识青年平反昭雪”，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要求立即派调查组去云南。
1979年1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提出贯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因春节期间，各地知青回沪串联。1979年2月5日，即春节后第九天，上海发生部分知青（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青）为达到返沪目的的聚众游行活动。当日下午，部分知青聚集到上海共和新路道口，部分人员竟采取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将上海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堵塞。6日凌晨，在国务院下达电话指示后，在有关方面的耐心劝说下才撤离现场，少数不听劝说者，被警察带入公安局，交通恢复畅通。这次卧轨使上海站29趟列车不能出站，31趟列车不能进站，滞留旅客8万多人，始发晚点和停运晚点累计达632小时27分，仅此一项损失219.56万元。2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全市各单位也要求知青家长配合做知青工作，稳定在沪知青情绪，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汪明章也邀铁路、公交、财贸、地区各方面的青年和回沪知青代表座谈这次事件的教训，要对青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一方面做耐心的劝说工作，肯定广大知识青年赴外地上山下乡，为祖国建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对他们不顾大局，集会闹事，造成严重后果，进行了严肃地批评。随后，上海从实际出发，研究了知青问题现状，加快了对知青问题的解决。
1979年5月28日至6月3日，上海召开各方参加的统筹安排知青工作会议，确定“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的方针，在全市企业生产任务不足，增人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主要采取子女顶替、发展集体所有制（包括企业大集体、区建劳动服务公司、街道集体所有制）等方法，发挥各局、区的积极性，采取任务到局、区，条块结合，统筹安排本系统、本地区职工的回城子女。还具体规定，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退职时，可招收1名符合招工条件上山下乡子女回沪“顶替”工作。对按政策批准回上海的知识青年，原则上采取“归口包干”的办法，以知青父母所在单位主管面为主，规划组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安排回沪知青，并承担安排部分父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回沪青年。各区、县也广开门路，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安排知青。据统计，仅1979年上海就安排返城知青30.3万人，基本上解决了因知青返城带来的压力。
至1983年底，“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除已在当地安排工作和已和当地职工、农民结婚成家者外，基本上回上海安排了工作。同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某些遗留问题作了善后处理。
为适当帮助仍在外省区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解决其子女就读、就业方面的实际困难，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劳动局、教育局、公安局、粮食局于1989年3月21日联合发出《关于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规定仍在外省区工作的每户知识青年允许1名16周岁或初中毕业以上未婚、未就业的子女来沪就读入户，来沪就读入户的必须有知青在沪父母、兄弟姐妹做知青子女的“监护人”，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符合这些条件的知青子女，由知青和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向知青原户口迁出地所在街道、镇的劳动部门填报《申请表》，经区、县劳动局审核批准后办理来沪入户口手续。当年经批准来沪的知青子女35955人。1990年批准15205人。
注解：
[1] 选自《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 1968年7月，毛主席发出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到了197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从1972年起推广到全国，从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那几年并没有举行招生考试。1973年的考试由于各种原因，最后不了了之，学员还是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程序入学。——作者注
附录二
全国的上山下乡人数[1]
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
注解：
[1] 选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二版。
后记
我写《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并不是写小说，只是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下来。但是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四十年，纵然有再好的记忆力，也仍然会有许多讹误。所以最近两年归国期间，我都回到里陂上村，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来核对事实。
感谢当年同在鹿冈乡插队的知青朋友帮我纠错，其中最认真的是夏元麟先生，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列出了近五十条意见。
我想介绍一些当年的器具，可是老物件的实物很难找了，网络上也找不到永丰县传统的农业器具的图片。实在不得已，我开了一张很多老式器具的大单子，请求鹿冈乡的领导当作工作任务布置下去，发动村民“按图索骥”，使我能够拍到一些比较像样的照片，作为插图放到书稿里。
写出初稿以后，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社长，她在百忙之中居然读完了书稿，给予我巨大的支持。
因着发达的技术，我和立平通过电子邮件把书稿发给诸多朋友，请朋友广为传发，在频繁的电邮交流中得到了真诚而不是敷衍的肯定和鼓励。现从朋友往来的电邮中。选取四篇。
电邮之一
马立平、夏建丰：你们好！
这几天我忙里偷闲，看完了夏建丰的长篇回忆录《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郦荣才还没有看完）心生感慨。此书勾起了我们对那段久远而又刻骨铭心的往事的回忆，因为很多是我们的共同经历，感到非常亲切，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写下来，夏建丰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真不容易！向你们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一直比较喜欢看知青自己写的上山下乡回忆文章，夏建丰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十年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对里陂上村，对“三农”的了解之深，已经不亚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文章对知青、老俵和干部等人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描写，客观而有情有义，很细腻，很生动。
对于我们逝去的青春，我的感悟是：“无悔”和“有悔”其实是并存的。现在老了才认识到，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两面的，积极与消极，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个体，生活的社会和时代是不能选择的，关键是自己要有定力，就看你怎样去想，怎样去做。
我也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给自己和后人一个交代，可是力不从心，说没有时间是借口，主要是语文水平和文学素养不够。看以后能否争取写一些。
夏建丰的汉字功底了的，很多方言都能找到相应文字，例如“塅”字，在我们村前，过了小桥的一片开阔地，老俵叫“塅上”，我知道有这个字，但最近要标在照片上，就是想不出，类似还有很多，学习了。另外，书中我名字非“萍”，而是和马立平一样的“平”，这可不要想当然哦。
还有很多感想和感慨，等见面再谈吧。
祝你们一切顺利！
陈亚平[1]、郦荣才 2014年3月9日
电邮之二
立平：
你好！最近很忙，但还是被夏建丰的插队回忆录吸引住了，一打开就难以释卷，到今天看完了，还觉得兴犹未尽，希望他还能再写下去。虽然老夏的文字多是平铺直叙，没有很多的修饰，但内容的翔实、生动，更显示了这本书的真材实料。尤其是其中对各种工艺农艺的具体描述，让我想起《天工开物》。由于科技的发展，很多老的手工艺都已经失传，或者即将失传了。能够记录下来，是很珍贵的史料。书里面的许多小故事，非常有趣，没有具体的生活经验和一颗敏感的心，是不可能编造出来的。类似于他一脚踩到牛粪里，却因为那温度而不肯拔出脚来的情节，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看到这里让人忍俊不禁。
总体来说，这本书也反映了老夏的为人和个性。作者既不掩饰对自己的好学、聪明、坚忍、仗义的自豪，又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没有把自己写成高大全。从书中能够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政治的淡漠（也正因此，这本书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相对来说描写得少了一些），还有对你马立平的崇拜——书中对你的具体描写不多，但通过那几笔剪影式的描写，他刻画出了他心目中的女神！
倪培民[2]
电邮之三
立平：
夏建丰的书稿是新鲜出炉的，让我先读为快了。一本好书。好学、善学，才能有如此好的记忆。把平凡的农村生活写得有棱有角，有声有色，不容易。没有虚构，没有塑造，所以从本质上讲是历史记录，属于口述史、传记史一类。这类史往往可以有文学上的发挥。夏先生的书稿又一次证明了文学上的一条真理：生活是文学的源泉。
插队生活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记录它们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也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共鸣之处颇多。如杀牛过节、踏水车、耙田、锄草、插秧、建屋上梁……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很有知识的事。
谢谢夏建丰唤起我不少文革中在农村（皖南休宁）的美好记忆。
丁证霖[3]
电邮之四
读夏建丰《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
首先，这是一本和我以前读过的有关下乡知识青年的书非常不同的书。上大学的时候，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读过一些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都是伤痕文学。那些都是文学，不是历史，所以虽然和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不同，也不能说人家写得不好。前几年主流媒体好像又在上演有关知识青年的电视剧，仅看看广告就知道在“歪曲历史”，根本就没有兴趣再看。而《插队十年》能够吸引我一直读下去，原因是什么？
1．读这本书，让我想起《天工开物》。我没有看过《天工开物》，仅仅是在读一些科普书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介绍古代各种技术的。《插队十年》中有对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在江西农村从事各种农业、副业活动的相当详细的介绍，包括使用的工具和操作的方法。其中有些活动，例如挑水、烧柴灶，我小时候在安徽南陵也经历过。所以书中的描述激起我的同感和兴趣。
2．作者写的东西很客观，而且能让人体会到他对那十年生活的一种乐观和达观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这本书很不一般。他这种态度尤其令人佩服。不知道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的人读了他的书会不会有深切的体会，我插队两年的经历和他的经历相比，绝对可以用“幸福”、“幸运”来形容，这也使我能感觉到书中平静描述的一些事情其实惊心动魄，即使没有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十年漫长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也不是“艰难”二字就可以概括的。现在的励志书常说“态度决定一切”，《插队十年》就是一个极好的实例。
3．最近读了梁漱溟的传记才知道梁在1930年代就对乡村建设有相当成功的尝试。梁是要用知识来帮助农民，并拯救中国的传统社会。《插队十年》对农村社会的描写，虽然不多，但是很真实。对那个年代的真实记述非常少，官方的记述不会这么详细，历史学家或许也不屑或顾不上记述，农民自己也不会记述。作者的记述就一定非常宝贵了。因为当时那样的社会和民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胡闰莓[4]2014年11月12日
感谢永丰县人大、教体局、侨办、侨联、驻沪办工作的朋友们，每次我到永丰，都受到你们热情的接待和帮助。
念兹在兹的依然是里陂上村的乡亲们，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夏建丰 2014年11月
注解：
[1] 陈亚平，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已退休，曾和马立平在同一所乡村小学任民办教师。
[2] 倪培民，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教授。
[3] 丁证霖，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博士，师从刘佛年教授，是马立平的同门师兄，“文化革命”中的大学生。
[4] 胡闰莓，加拿大皇后大学博士，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已退休。1976.3—1978.2在北京昌平插队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