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清凉的夜风袭来，我清醒了一些。虽然有一弯新月斜斜地照着，田塍还是比白天难走多了，远不如走在割清了的稻田里更为方便。到了田头，我努力睁大眼睛，没有人。回身望去，不远处有几个挑着空箩的人影正在晃悠过来。
“是老夏吧？你没有老婆可以抱，来的这么早。”听声音，这是村民张寿仁，他和我在同一组。寿仁接着说：“唉，现在是传人种的时候，还要来割禾，真是的。”
我们在朦胧的夜色中割稻的速度，最多只有白天的一半。我弯腰割稻，得注意不要割到手。
脚踏打谷机在我的身后，一下一下地呜呜作响。踩着打谷机的党员张贤通纳闷地说：“怎么踩不动呢？打谷机也睡着了吗？”和他一起踩打谷机的寿仁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贤通睁大眼睛，低头仔细一看，气愤地把一坎稻草砸到寿仁脸上，骂了一句：“你这个偷奸买懒的家伙！”
原来，寿仁虽然也在打谷，他一耸一耸地做着踩打谷机的动作，脚却没有踩在踏板上，而是空踏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贤通说：“歇一下吧。”我们便到田头坐下休息，寿仁则笑嘻嘻地忙着给大家发香烟、点火。他来到我面前，热情地叫一声“老庚”，把烟递过来，点燃了。同一年出生的人是“同庚”，可以互称“老庚”。寿仁是我在里陂上村唯一的老庚。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由得想起，我俩曾经在白天一起到水库里游水。村民游水的习惯多是赤身裸体，我亦照样办理。游水上岸以后，并不直接穿上衣服，而是一边走，一边让太阳晒干身体。山路边伸出的细柴枝，直接划在刚从水里泡过的皮肉上，觉得特别疼，令人分外感念穿衣服的美好。身体晒干以后，我们在山路上，穿起了一直提在手里的衣裤。那时距离里陂上村已经不远了。
北京人把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称作“发小”，上海人把一起穿过开裆裤的“发小”叫作“赤屁股朋友”，意即一起光过屁股的朋友。我和寿仁可谓名副其实了。
现在是夜晚，月亮已经落下去了。新月起得早，落得也早。黎明前的黑暗中，天空是极深的蓝色，空气很凉爽。环顾四周，我们的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烁着红光。突然，树上有一只鸟叫了起来。紧接着，许多鸟儿吵个不停，声音越来越响。嘈杂的鸟叫声中，揉进了远处村里传来的微弱的鸡鸣。哈，村民养的家鸡虽然不会飞了，却还保留着一些鸟的本能，会在天亮以前啼鸣。
过了一会儿，鸟叫声慢慢地轻了。我知道，天快要亮了。
果然，天空的颜色渐渐淡了，周围慢慢亮了起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那么新鲜。鲜红的太阳悄悄地从屋背岭后面探出头来。远处黄灿灿的稻田里，一层轻柔的薄雾在慢慢地晃动。从村里偶尔传来了一两声狗吠和零星的鸡啼。有几户人家的屋顶上，已经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这是山村夏天的清晨，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低头注视着手中的禾镰，心里想，新的一天好像早就开始了，我马上要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回去了。
秋：铲茶山、摘茶籽和榨茶油
里陂上村民吃的食用油，主要是油茶山上出产的茶籽油。村里也会每年在田里种一点油菜，榨取少量的菜籽油。
在1949年解放以前，里陂上的村民几乎没有油茶山。
解放以后，按照其他村子的说法，里陂上村托了共产党的福，分到了原先属于先锋大队上头村里的地主的几块油茶山。村里另外还有一块油茶山坐落在禹山大队的贯下村，原先是属于村民张奉喜老婆的娘家，土地改革以后也归了里陂上村。
山上的油茶树都是几十年以前栽种的，仍然还在盛果期。油茶树的茶籽是圆圆的，呈红绿相间的颜色，大种油茶树的茶籽一般有核桃那么大。在贯下村的油茶树是小种树，茶籽只比鹌鹑蛋大一点点，但是茶籽的壳很薄，出油率也比较高一点。
山上的油茶籽成熟了，这是大种油茶树，茶籽有核桃那么大。
油茶山的收成时好时坏，每年不一样。年成好的时候，村里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八斤茶油。如果年成不好，只能分到四斤左右。
我女儿从来不知道茶油，她听我说了以后，便上网到英文的“维基百科”去查找，发现茶油是最能抗氧化的食用油，比橄榄油还要好。我不禁有些诧异。我知道在国内，前些年是橄榄油排第一，茶油排第二。究其原因，大概因为橄榄油是从国外进口的，得压过国产的茶油才对吧。
严格来说，村里铲茶山多是在初秋，摘茶籽是在深秋，那时田里的农活不多，“双抢”的大忙季节过去了。至于榨油，已经是来年春夏之交，相对农闲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三件事情都当作秋天的事情，凑合着写在了一起。
一、铲茶山
按照里陂上村的习惯，每年要到油茶山上去两次。一次是在初秋，正好有一段短暂的农闲，我们上山去铲茶山。另一次是在深秋，田里的工作结束了，我们便上山摘茶籽。每次上山，我们需要在山上一整天。铲茶山和摘茶籽比留在村里劳动要辛苦一点，因此生产队规定，凡是拿六分工分以上的劳动力必须要上油茶山，不准躲在村里混工分。
铲茶山的时候，我带着砍柴的毛镰，扛上山耙，山耙的把上挂着的是中午吃的午饭。
山耙的耙口比较宽大，有六寸左右。铲茶山的时候用山耙在山上一拉，就有六寸来宽的一溜，比用镢头铲山的速度快。遇到不是油茶树的各种杂柴，就要用毛镰砍掉。如果是一两年没有铲的生山，杂柴的根比较大了，我们还要带着挖土用的镢铢上山，才能把柴根挖掉。
山耙
左：镢铢 右：毛镰
铲茶山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旦看见油茶山上有细长的藤苗，上面长着瘦瘦的叶子，就知道有淮山（山药）了。野生的淮山都很细小，最大的也只有手指那么粗。如果能挖到五六根的话，晚饭就可以多烧一道香喷喷的时鲜菜了。
有一次，我在铲茶山的时候发现，不知是谁在茶山上下的钩，缠住了一只竹鸡。竹鸡是一种鸟，比拳头还要小一些，很像是刚刚开始长出硬毛的小鸡仔。我解下那只竹鸡，它的腿已经断了。那天我把竹鸡带回去的时候，它已经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竹鸡，它只有胸脯上的两块肉值得一吃，味道异常鲜嫩。
我们带上山的毛镰，除了砍掉油茶山上那些无用的柴枝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是顺便去砍一些可以做镢头把和做扁担的木料带回里陂上。
在油茶山上吃过午饭，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就拿着毛镰在山里四处转悠。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棵大小适宜，长相绝佳的杜树，那是做扁担最好的材料，弹性和韧性都非常好，还不容易变形。里陂上村民认为，黄杨木的扁担最结实，但是弹性差一些。用杜树扁担来挑担，感觉比较松快。
我用杜树做成了一根称心如意的木扁担，最多可以挑一百四十斤。在扁担的两头我精心装上了钢制的螺栓，又套上了塑料套管，用来防止箩绳滑脱。在扁担的中间，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曾经无意中听见鹿冈中学那位来里陂上帮助割稻的高老师对他的同事说，这字写得比印出来的还漂亮。这使我想起来，自己在中学里的书法比赛上曾经得过名次）。
我的扁担是里陂上村里的精品。我每年的插秧、割稻、挑土、交公粮和挑行李回上海探亲都要用到它。回到上海以后，我心爱的扁担一直放在武进路的老房子里。2006年老房子拆毁的时候，这根扁担不幸丢失了。
有一年铲茶山的时候，我带了两根做镢头把的杉树料回里陂上村。万一我正在用的镢头把断了，就能够及时换上新的。知青冯金生也砍了三根镢头把回来。
不巧的是，我们回村的路上经过袁家村的时候，袁家的村民还没有收工，正在田里劳动。看见我们多数人都带着做镢头把的木料回家，特别是有个村民还掮了一根直径有四寸来粗的杉树回家修猪栏，他们看不过去了。当时就有性急的后生喊了起来：“你们里陂上也太不像话了，去铲山还带这么多东西回去。”“你们以前有茶山吗？共产党给你们的好处也太多了！”
第二天，大队来了两个人，气势汹汹地召集里陂上的村民开会，宣布大队的决定。第一条是昨天大家铲山时带回来的木料不论大小，一律没收。第二条是登记造册，每根镢头把的木料计价六角，按照百分之三百罚款，每根计罚一元八角。
大队来的人一个一个地点名，里陂上的村民被这个阵势吓住了，绝大多数人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自己的情况。我当时有点不服气，觉得大队这样做不公平。砍几根镢头把又怎么了？其他村子里的人要用镢头把，不也是去铲茶山的时候顺便捎带的吗？为什么我们里陂上就不行呢？大队的人点完名，独独不叫我和冯金生的名字，很明显因为我们是知识青年，可以例外。
我忍不住了，站起来说了几句不满的话，最后负气地要求大队对我也一视同仁，写上我的名字，我愿意交出那两根镢头把，附带罚款三元六角。
会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大队来的两个人对视了好一会儿，最后写上了我的名字。
事过之后，我有一点后悔，觉得自己当时过于冲动了，我应该还是像冯金生那样，在旁边始终一声不吭，比较划得来。
后来我听说那两个人回到大队以后，向大队书记汇报情况的时候提到了我，说里陂上的夏建丰还真是吃硬（硬气），肯出来说话。
二、摘茶籽
到了秋天上山摘茶籽（木梓）的时候，我们挎着扁篱，担着箩，有人还带着长木钩，用来钩摘那些结在高处的茶籽。
山上的油茶树（木梓树）已经开满了油茶花，雪白的花瓣，明黄的花蕊。这些花谢了以后结出的茶籽，要到明年秋天才能采摘。所以我们摘茶籽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这些花，以免影响明年的收成。
油茶树开白花
一些会唱山歌的中年男村民到了山上，看见了雪白的木梓花，往往会一段一段地唱起长长的情歌：“木梓树栽行打行……。木梓花开白又白……。木梓结果层打层……”，一直唱到歌中的女主角迫切地想要和自己的情郎结婚生孩子。村里那些尚未出嫁的女孩子会三三两两地停下手来，竖起耳朵，凝神细听。然后她们微微红着脸，一言不发，互相之间对望一眼，羞怯地偷笑。
我们到禹山那边的贯下村摘茶籽比较远，路上要走将近两个小时。早早地吃完队里免费供应的早餐，我们挑着空箩，一个紧接着一个，长长的队伍走在窄小的山路上，逶迤不绝。
记得有一年去贯下村摘茶籽，我紧跟在村民张寿仁后面。寿仁一定是刚才吃饭时喝多了饭汤，走上山路不久，就像牛在田里耕作的时候那样，一边走路一边开始小便。他分开了双腿走路，在路上留下了“Z”字形的尿迹。行进在山路上不能轻易回头，否则脚下踩空了容易跌下坡去，所以走在寿仁前面的村民根本没有发现他奇怪的动作。
过了一阵，我也有了尿意，自然是学着寿仁的办法，方便了一回。在路上留下“Z”字的痕迹，颇有一番别样的感受，新鲜而刺激。
同在山路上的女孩子就不能如此便宜行事，她们只能爬上山去，避开人群，才能方便。待她们下得山来，回到路上，村里的大队人马早已走远，消失无踪，这些女孩掉队了。
我由此联想到，大凡野战部队行军打仗，要穿山越林，在狭窄的山路上“衔枚疾走”的时候，部队里那一色的男战士说不定也会边走边尿，才不至于因为这等小事而掉队，从而贻误了战机。
里陂上村里有规定，去贯下摘茶籽，只要摘满了一担就可以提前回家，记十个工分。可是贯下的茶籽是小种，摘满一担很不容易，而一担茶籽有一百三十来斤，走两个多小时挑回来，实在太辛苦了。因此大家情愿在山上磨一天工。
有一年去贯下村摘茶籽，我和冯金生决定尽快摘满一担，可以争取早点回来。到了山上，别人要先坐一会儿，等那些掉队的人都到齐了，才开始摘茶籽。我和冯金生一刻也不耽误，快手快脚地摘了起来。刚到午饭时分，我俩就一人挑着一担茶籽，下山回家了。
我俩经过前村大队的洲上村的时候，在村边的上海知青住处歇了一下脚，进去喝了一点水。洲上的上海知青小朱送我们到门外，看见了那两担茶籽，略微有些惊讶地说：“这是你们今天从贯下摘的吗？”我们笑着点点头，和他道别，然后起肩挑担，继续上路。从洲上到里陂上，还有四十分钟的路程呢。下午两点多钟，我和冯金生回到了里陂上。
过了些日子我到公社去，公社管知青的干部对我说：“洲上的小朱来聊天了，他以前只是听说里陂上的知青干活很猛，现在算是见识了。小朱说，那天你们走了以后，过了近三个小时，里陂上的大队人马才嘻嘻哈哈地挑着装得不多的茶籽担子路过洲上村，小朱还专门出去看了。”
三、榨油
每年秋天从山上摘回来的茶籽，堆在了一起。到了冬天将尽的时候，茶籽的壳裂开了，由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负责把茶籽壳去掉（用茶籽壳薰出来的腊肉特别香），把茶籽仁晒干以后便可以榨油了。
先锋大队在公路边上建有一座榨油坊，各个村子只要到大队申请一下，大队就会安排好榨油的具体日子，派出一个包茶籽饼的师傅，来帮助各村榨油。
村民的习惯是女子不能进榨油坊，说是女子进了榨油坊会降低出油率。但是马立平说，她们村前小学榨油时，她进去过村前大队的榨油坊。这应该说村前大队思想比较开放，没有我们先锋大队那么多忌讳。
我参加过里陂上村的榨油。
我们把茶籽仁送到大队的榨油坊。榨油坊进门的左面是一具石碾和几口大锅，还有一处宽大的烘焙茶籽仁的平灶。
石碾是用来碾碎茶籽仁的。它的碾槽和碾轮的大小，和里陂上村碾房里的石碾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它可以使用两套动力。一套是水力，油榨外有一座转轮水车，可以与石碾的木轴连接。可惜的是，推动水车转轮的水不充裕，大队所在地的袁家村人只在当自己水库里有水的时候，才放水给本村用水力碾茶籽仁。至于其他各村要榨油的话，对不起，请使用畜力。
几口大锅，有的用来蒸已经碾碎的茶籽仁，有的锅安装成斜的，用来翻炒油菜籽。
进了榨油坊的右边，是一个传统的油榨，它用一棵巨大的樟树制成。樟树粗大的树干横卧在半人来高的架子上，中间凿出了一条长长的、一尺来高、横向通透的榨槽。榨槽底部和顶部的中央呈圆弧形，底部弧形下方是一条有一定斜度的小方槽。小方槽稍低的一端，有一个小圆孔，那是出油孔，榨出来的油就从这孔流到装油的容器里。油榨旁边的梁上挂下来一根活动的吊木，吊木下端有铁环，与一段又粗又长又重的硬木中部的铁环相扣，那段硬木叫撞杆。撞杆与庙里和尚撞钟的撞木有些相似，只是更长、更重。那吊木连着撞杆的设施，总称吊锤，是打油的“主将”。榨油架下方的地上，散放着一些长方的木块和木楔。那木块也叫枋，那木楔也叫尖，都是榨油少不了的“重臣”。
我们运来的茶籽仁还有一点多余的水分，所以先要放在平灶上烘焙到一定程度，然后放在碾槽里，用牛拉着石碾，把烘焙好的茶籽仁碾细。
有人在榨油坊里灶台上的大锅里加了水。锅里有一个用杉木做成的木桶，木桶上面的口径比下面的口径稍微大一些，叫作“甑”，读音是“赠”。它比我们平时蒸饭时用的饭甑大了好几倍。
我们把烘焙碾细了的茶籽仁放入甑里，盖上汽盖，然后在灶膛里加入上好的干燥劈柴，开始用急火来蒸大甑里的茶籽仁。
这时候，一直在旁边优哉游哉的榨油师傅开始忙碌地准备起来。榨油师傅是大队派来的，他的技术活主要是“包茶籽饼”，所以也称“包饼师傅”。只见他把几十个直径约一尺、高度约半寸的油亮亮的铁箍堆在地上，又用稻秆稀疏地编拧成一扇扇直径两尺多的圆圆的“杆垫”，也放在一旁。
等到大甑里的茶籽仁蒸出了香气，每个人都变得脸色凝重，整个榨油坊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包饼师傅把一个铁箍放在自己脚边，对准圈中央再放上一个杆垫，随即提高了嗓音问道：“好了吗？”在锅边守候的人大声应道：“好了！”包饼师傅便大喝一声：“快！”
紧张的包饼和装饼的过程开始了。
守在锅边的一人猛地掀开甑上的汽盖，另一个人飞快地把碾细蒸熟的茶籽仁舀进一个一端有把的小木桶，一路小跑几步，把木桶里蓬松的茶籽仁细粒倒在包饼师傅面前铁箍上的杆垫中央。包饼师傅光着双脚，立即站到滚烫的茶籽仁上。他一边烫得呲牙咧嘴，一边飞快地交替着双脚，就着铁圈的形状，把茶籽仁踩成厚厚的饼状，再用脚顺势勾起杆垫延伸在箍外的部分反折进来，把“饼”包起、踩实，这就是茶籽饼。
仅仅十多秒钟，师傅就包好了一个茶籽饼。茶籽饼重五、六斤，有二寸来厚，约是铁箍宽度的四倍。马上有人飞快地把包好的茶籽饼竖起来，装进油榨中间的榨槽里，从出油孔开始，整齐地挨个排好。整个榨槽可以装三十多个饼。我们只用了几分钟就装好了饼，这时候，榨槽还剩下一小部分空间，在里面放上两块方木块（枋），再在二者之间插上一个硬木楔子（尖），木楔的大半截子露在外面。打油开始了！
由两个人面对面地握住吊锤的吊木，再将吊木下的撞杆扶成水平方向，榨油师傅把握着撞杆前端，握着吊木的两人用力推动吊木，撞杆的头便向插在油榨里的木楔撞去。木楔和撞杆的头上都装着铁圈，非常坚固。一下，再一下，木楔被一点一点地打进油榨，这就叫“打锤”。
才打了几下，油榨里滚热的茶籽饼刚受到挤压，就开始出油了。略微透明的金黄色茶油从出油孔流下来，汩汩地注入到下面的容器里，鼓舞着所有在场的人们。木楔打到底以后，就把它抽出来，在它挤出的空间里加进一块厚薄适宜方木，然后，再重新插入木楔，继续用撞杆打锤。
榨油坊里的气氛越来越热烈。我们光着膀子，打锤越来越用力，方木越加越多，茶籽饼越压越薄，油却出得越来越慢了。
榨油的最后阶段——打“飞锤”的时候到了。打“飞锤”，是要把还剩在茶籽饼里的最后一部分油榨出来。“飞锤”，顾名思义，是要让吊锤“飞”起来。仍然由榨油师傅掌握撞杆的头部，而拉动吊杆的两个人，则尽力把吊锤向着油榨的反方向荡起来，荡到最高，简直要“飞”到屋顶了，再利用吊锤下落时的惯性加速度所产生的动能，猛烈地撞击木楔。我们几人轮流上阵，用二三十下“飞锤”，压榨出茶籽饼里面最后的一点油。
榨油是强体力劳动，需要光着膀子打锤。
包茶籽饼的师傅告诉我，必须要趁热打锤才能出油，茶籽饼越热，出油越多。打锤一定要一鼓作气，一旦把茶籽饼放进了榨筒，开始打锤了，就一定要猛打快榨，一气呵成，如果中间停顿一下，就会少出油，甚至不出油，这一榨的油就可能会废了，只能中途退榨。
里陂上村的男子常常会用榨油来比喻男女之间的性活动，“退榨”是要不得的事。
一榨油打完了，榨油坊里弥漫着茶油的气息，我们想出汗却又出不来，这可能是茶油的蒸汽把我们的汗毛孔堵住了。榨干了的茶籽饼从铁箍中拿出来，这是茶籽枯，可以用作肥料。茶籽枯略有毒性，可以打碎茶籽枯，加上水，在夏天洒到水田里，药昏田里的泥鳅，把泥鳅做成佳肴。
装饭菜的竹罐
整个榨油的过程需要二到三天，参加榨油的村民每天需要从家里用大竹罐带饭菜来吃。吃饭的时候，大家贪心地在饭菜里面添加了很多刚刚榨出来的新鲜茶油，反而弄得很不好吃，吃多了还会作呕。
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榨油的村民在吃空了的大竹罐里装上茶油带回自己家里，这是公开的秘密。可惜我一直没有竹罐，做不到这真正的“揩油”。
记得我在回到上海以后，看沈从文写的《湘行散记》的时候，他描写的湘西的榨油坊和我们先锋大队的榨油坊十分相似，我感觉亲切极了。只是想到他笔下的湘西风情和我在里陂上的青春生活一样，可以说是永远地逝去了，心里不免有一点淡淡的伤感和惆怅。
日前我偶然看到了明朝的江西省奉新县人宋应星几百年以前写的《天工开物》里面的《榨油》篇，书里的插图似曾相识，书中的描述和我所参加的榨油工作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我忍不住要摘抄一点有关的内容在下面：
“凡榨木，其木樟为上。凡开榨，空中其量随木大小，辟中凿划平槽一条，下沿凿一小孔，一小槽，使油出之时流入承藉器中。
撞木与受撞之尖，皆以铁圈裹首，惧披散也。
“名曰枯饼”，茶籽枯饼的直径约一尺。
属树木生者，然后碾碎，细者则入釜甑受蒸，蒸气腾足取出，以稻秸包裹如饼形，其饼外圈箍，或用铁打成，与榨中则寸相稳合。
凡油原因气取，有生于无。出甑之时，包裹怠缓则水火郁蒸之气游走，为此损油。能者疾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诀由于此，榨工有自少至老而不知者。
包裹既定，装入榨中随其量满，挥撞挤轧而流泉出焉。
包内油出渣存，名曰枯饼。”
几百年后的今天，因为我有了榨油的经历，所以能够感受到前人书本中的温度。
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人会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感受到我们的温度吗？难矣哉，难矣哉！
冬：修水库
在农村十年，冬天农闲时节经常要兴修水利，多数是以大队（村）为单位，全大队的劳动力集中起来，修建一些小型微型的水库。这些水库中，能够灌溉五六百亩水田的水库就算是比较大的了。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不能无偿调用农村的劳动力，农民很难组织起来，很少在冬天兴修水利了。四十多年过去，这些人民公社时期修造的小水库还在发挥着作用。
我一共参加过五座水库的修建：先锋大队的芮源水库、芦陂水库、檀当水库、袁家水库，和洋坳大队的洋坳水库。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芮源水库和洋坳水库。
一、抢险——芮源水库
从1967年开始，我们先锋大队用各村的劳动力，为里陂上村修建的芮源水库，已经修了两个冬天，堆起的红土坝已经有八九米高，水库里面放水的水泥涵管已经修好，只要再堆高三米左右，挖好溢洪道，修好水库外面的灌溉水渠，里陂上村的全部农田就可以旱涝保收了。
1969年初春，我们到里陂上村以后，开工的第一天，就是扛着镢头去修芮源水库，任务是往竹制的篮攀里装土。
当时还在正月里，村民们带着过年时吃的薯仔片和落花生等零食，懒懒散散地干活，看见我们来到水库的土坝上，便笑嘻嘻地围着我们看，有些热心的村民会过来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装土。
到了下午，太阳还未落山，我感觉吹到脸上的风有些冷了，有村民打了一声唿哨，叫了一声：“去屋里（回家）啰！”其他人纷纷嚷着：“去归，去归！”颇有一点古语的味道。我们知青跟在大伙后面，草草地收工回村了。
有个老年的村民看见我们扛着镢头进村，就笑着迎上来打招呼说：“鸡食青年，是堆山塘回来了么。”他不知道什么是“知识”，很自然地把“知识”说成了“鸡食”，这可以理解。但是，他为什么把修水库说成“堆山塘”呢？
很久以后我才从书上知道，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的几百年里，江西省各地的人口快速增加。为了使栽种的水稻能够“旱涝保收”，增加产量，江西的农家兴建了各种水利工程。古书上说，当地有一种水利工程叫“山塘”，是“截堵山谷以为塘”，循循相传，怪不得里陂上的老年村民还是把水库称作“山塘”。
“修水库”则是解放以后，共产党来了才有的新名词，老年人还不习惯。
可是在水库上工作了才几天，春耕开始了，我们匆匆结束了当年的冬修水库工作，芮源水库的坝上一下子冷清了。
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江西人挑土的钩担和篮攀。
这一年的七月，我们开始收割早稻不久，连续下了几天暴雨。那天夜里，仍然是暴雨如注，我们已经睡了，突然听见急促的哨子声和陌生的喊叫声：“快上芮源水库，大坝要漫顶了！”
爬起来开门，探出头去一看，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已经穿好了蓑衣。他对我们大声说：“你们快跟我去水库，芮源水库。”
我和薛志民戴上斗笠，穿好蓑衣，扛着镢头，打着手电，冒着大雨，跌跌撞撞地跟着周恩绍和其他几个村民冲到水库的坝上，只见公社（乡）里的永丰县下放干部聂道芬迎面跑过来，他操着永丰县城人的口音叫道：“好，好！终于来了！怎么才来了这么一点子人？”原来，刚才到村里吹哨子喊叫的就是他。他在公社担心芮源水库的安危，先是冒着大雨，打着手电到水库了解情况，然后赶到里陂上来吹哨子叫人。他吹完哨子又跑到芮源水库来了。
从左到右：篮攀、镢铢、镢头。
聂道芬原来是永丰县城恩江镇的党委书记，“文化革命”中受到冲击。他虽然下放到鹿冈公社当一般的干部，但是工作十分认真。（他应该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聂豹的后人。）
我们来到水库的坝上，水库里的水面已经和红土坝面齐平，情况很危险。如果水库里的水涨得快，漫过大坝，就会破坝。水库一破坝，虽然下面没有村庄，可是这水库脚下山坑里的一百多亩田就完了，会有很多年不能耕种，而全大队两个冬天投入的劳动也都白费了。
天上还在下雨。
经过短暂的商议，决定在红土坝靠山的一边，抢挖出一条排泄洪水用的溢洪道，同时聂道芬再去村里喊人，要多带一些专门开山挖土用的镢铢来。
我们十来个人分成三组，分段开挖。挖土的，装土的，挑土的，大家都很紧张，一声不吭，拼命地干。
坝顶不是很平，两面靠近山的部分高，中间低，水开始从低的地方慢慢地漫过坝顶。“水来土掩”，我们把挖溢洪道的土飞快地挑到坝顶，堵住溢过来的水。
聂道芬回来了，身后只跟着三四个人。“这芮源水库就是给里陂上用的，村里的人却不肯出来，真是冇良心！”聂道芬气呼呼地说。（“冇”字读作“毛”，意思是“没有”。）
我们终于挖好了一条三尺宽一尺深的溢洪道，把溢洪道头上的堵头一挖开，水库里的水便通过溢洪道哗哗地流进水库脚下的小江里。顺便说一句，里陂上的村民认为，江比河小，很大的江才有资格称为河。
我们挖的溢洪道还是太窄了，接下来的任务是把溢洪道拓宽到六尺。现在只需要挖土，不需要挑土，因为挖开的土块掉进湍急的流水，用镢头轻轻一勾，土就顺水流走了。
溢洪道很快拓宽到六尺，但是还在下雨，必须继续挖深溢洪道。这时候只能站在水中，用镢头探到水底，形成一定的角度，顺着水势用力一拉，镢头刨起的土块立刻被水冲走。就这样，溢洪道越刨越深，水库里流出去的水量越来越大。
派出一个人到坝顶看看，水面还是和坝顶齐平。但是雨越来越小了。
不知不觉天渐渐亮了，雨也停了。聂道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现在他又来了。原来，他到附近的前村大队强源村去叫人来芮源水库抢险，一个人也没有叫到。他一生气，回公社去睡了一觉。
“有鱼！撞我腿了！”在溢洪道里的村民张梅魁一边大叫，一边举起镢头，试图击打一条从溢洪道里流出去的鱼。他没有打中鱼，却溅了自己一身水。想来是天亮了，水库里的鱼睡醒以后，到水面上来玩了。这些鱼是大队放养的，可现在鱼儿顺着溢洪道往水库外面游，谁捉到就归谁所有。
“去屋里（回家）！”听到张梅魁的叫声，挖溢洪道的村民纷纷嚷着，一边收拾起农具，飞快地回家，聂道芬拦也拦不住。他看看天已经放晴，临时挖的溢洪道在哗哗地出水，水库应该不再有危险。他摇摇头，嘟囔了两句，回公社了。
里陂上村的位置和芮源水库
2014年，芮源水库内景。
挖溢洪道的村民们一回到家，放下用了一晚上的农具，马上拿着捉鱼的斩针、鱼叉和鱼篓，又飞快地赶到溢洪道边和小江边去捉鱼。我和薛志民都不会捉鱼，更何况志民的脚底在水里被尖锐的山石划破了，上了药以后必须在家里休息。
二、奋战——洋坳水库
1973年，我参加修建的洋坳水库和芮源水库的大小差不多，却由公社组织修建，这说明一直在洋坳大队蹲点工作的公社武装部的力量够大，能够调动全公社的人去帮他们打工。
我们先锋大队采用轮班制，把劳动力分成两班，每班一个月，去洋坳修水库。我们知青中，薛志民和冯金生是第一班，我在第二班。薛志民他们回来的第二天，我们这一班就挑着各自的工具、铺盖、米和菜等等上路了。我还另外带了油灯和书。
两个多小时以后，到了洋坳大队，我们爬到一户农民家十分低矮、直不起腰的楼上，铺上稻草，打好了地铺，再爬下来，沿着山路上工地。
先锋大队最大的袁家村的人已经在工地上，见我们来了，就开始逐个评点：“高发有、周恩绍是强劳力……老夏也来了，好。”他们觉得很不错，里陂上派来的人大多数是干活的好手，里陂上知青的能干在整个大队也小有名气。
水库工地上是以大队为单位来计算完成的土方数量，依照土方来记工分。如果里陂上派些混工分的人来工地，出工不出力，等于揩了别村的油。别的村子特别是像袁家这样的大村庄怎么会让自己吃亏呢？
堆修这种小水库其实很简单，就是挖松土坝两边山上的土，挑到坝顶上的指定位置，由最终得益的洋坳大队派人来把坝上的松土一层一层夯结实。土坝顶上的中心点有根露出土面一米高的木棍作为标尺。如果这根木棍被土淹没了，表示土坝增高了一米，公社便和大队结算这一阶段完成的土方数量。每完成一立方米土，可以回生产队记十个工分。公社和大队不出一分钱，费用全部由生产队负担，这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徭役”的某种延伸吧。
一立方米土大约四千公斤，约合一百担土。里陂上来了十个人，人人都想每天拿十分，这就要有一千担土挑到坝上。我们作出的安排是：二人用镢铢挖土，二人用镢头装土，五人用篮攀挑土，最后一人负责在村里砍柴、煮饭和送饭。
挑土的人每天挑二百担土到坝上，任你紧走慢跑，最快三分钟一个来回，一天要挑担快走十小时才行。可见工作定额非常紧，这十个工分不好拿，远不如留在自己队里，冬天干活非常轻松。
我开始的两天是挑土。肩上挑着八九十斤的土，需掌握好平衡。从山上往下到坝顶之间，有一段45度以上的斜坡，斜坡上有一些只能容下一只脚的“蹬”，两个蹬之间的落差有一尺半左右，挑土的人要飞快地往下跳着，才能冲下去。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的内脏在体腔内是有韧带拉着固定的。每在斜坡挑着重担往下跳一步，就觉得内脏震动一下，韧带一拉一扯，有一丝疼痛。下了斜坡赶紧跑到指定位置，倒完土再小跑着回去。
两天下来，两条腿像火钳一样直直的，膝盖不会转弯了，连收工回到住处要迈进门槛，都得侧过身子扭动屁股才能抬腿进门。五个挑土的人都是这副怪模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互相取笑着。
以后两天我的工作改为装土。挑土的人离我还有五六步，就把空篮攀抛过来。我顺手接住一只篮攀的纽，沿着地面往挖松的土里一插，右脚就势在篮攀底部用力一抵，篮攀里就装了三分之一的土。我再用镢头横着，狠命扒一下，扒二下，只要两下，一只篮攀满了。
如果来不及装土，挑土的人就会在身后齐声催促：“快，快点！”大家都想多挣点工分。第一批薛志民他们一回到里陂上，就知道他们每天赚了十六个工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比他们少。
在我旁边装土的是一个袁家村的后生，天生动作比较慢，扒拉五六下才能装满一只篮攀。袁家村的队长觉得自己的村子丢了面子，他狠狠地骂这个姓袁的后生：“你吃了牢食吗？你要死啊？是不是你刚结婚的老婆弄得你手脚发软？这两天你老婆也不在啊！看看你旁边的上海佬，人家装满一担，你才装一只！”
水库工地上有一个简单的草棚，算是工地的指挥部，洋坳大队的书记或者民兵连长带着一两个洋坳的上海知青在里面坐镇。有时公社也会有一两个干部来工地上转悠一下。
草棚上绑着一个高音喇叭，时常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有时也会喊点革命口号，打点快板书来鼓励大家；有时会报告工程进度，表扬那些进度快的单位和个人。据说上一班的时候，里陂上的上海知青就得到高音喇叭的表扬。
干了几天，我算来算去，每天最多只能拿到十二个工分，比薛志民他们那一班要少很多。
但是很快便发生了奇迹。
先锋大队书记的儿子属于袁家村，也在水库工地上挖土。想必是袁家老俵也像我一样算过了，只见书记的儿子瞅瞅坝上没有公社和洋坳大队的干部，便拿着挖土的镢铢飞一样地冲到土坝中心竖着的那根木棍标尺边，抡起镢铢就把木棍往下砸。虽然木棍下面垫了石头，木棍还是矮下去好几寸。
这样做，我们的工分可以增加了，所有的人一阵低低的欢呼。只有洋坳大队在坝上打夯的人赶紧到指挥部去报告有人作弊。干部跑出来大喊大叫：“谁干的？谁干的？！”我们先锋大队和其他大队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冇人作弊。”“是洋坳的人乱话。”“木棍下面垫了石头，怎么敲得动？”
干部走到木棍边仔细看了看，好像没什么异样。他试着用镢铢敲木棍，木棍纹丝不动，敲不下去。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只能大声骂几句威胁一下，悻悻地回去了。大家发出了一阵嗤嗤的笑声。
袁家的队长忿忿地对我说：“我们队里没有来修水库的那些人，现在每天干活只有五六个钟头，也照样混十个工分。我们在这里拼死拼活，为什么不能多拿一点工分呢？定额那么紧，太不公平了。我们又没拿洋坳大队的工分，看他骂人的那个凶样。”
其他大队的人也偷偷尝试着把木棍往下砸，无奈木棍下面垫着石头，再也砸不动了。
有一天清早，我一到水库工地，马上发现土坝中心竖着的那根木棍的高度，比昨天收工时低矮了很多，便问我身旁的村民张寿仁，这是怎么回事。寿仁笑着说：“老夏你不知道么，袁家村的后生昨天晚上在水库上打了夜工挑土呢。”
当时我相信了寿仁的说法，只是心里有一丝困惑：昨天晚上没有什么月光，他们是怎么打夜工的？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确实有几个袁家村的后生去打夜工了。他们把土坝中心的木棍标尺挖出来，取出垫在下面的石头，把木棍重新埋过了。袁家村真是厉害。
洋坳水库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批修洋坳水库的民工施工结束，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村时，公社给我们开的证明是每人每天记十八个工分，比在村里干活的人多八个工分。我后来问薛志民，你们是不是用了类似的方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笑着说：“差不多，差不多，农民很聪明的。怎么能告诉别人呢？”
在洋坳修水库期间，我在收工以后溜达到洋坳的大队部，认识了在洋坳教书的夏元麟。他原来在我们华东师大一附中的中四乙班，跟着他妹妹夏元洁所在的虹口中学插队落户到了洋坳。从此以后，夏元麟每次到永丰县城办事时，来回的路上多数会顺路到我们里陂上村来歇歇脚，住上一晚，和我聊聊天，第二天再走路回洋坳。
有一次夏元麟来了，聊天时我随口问他，洋坳水库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很好。夏天热，我经常会去水库里游泳。”我说：“啊，我们修水库，你们游泳，这不是有人说的‘我种树，你乘凉，我种田，你吃粮’么？”夏元麟笑了，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也到洋坳水库劳动过的。”
三、建涵管——袁家水库
最后一次参加修水库是袁家水库，正逢我当里陂上的生产队长。我对于这种平调的“徭役”虽然不感兴趣，但还是带了一些人去水库工地。毕竟我们里陂上村独享的芮源水库，也是全大队的人花了三个冬天才修成的。
修袁家水库的时候，我参与了修建涵管的工作。
先把土坝底部的花草树木全部连根砍光，清除干净。在两山之间的坝底中央开一条两米宽一米多深的沟，填进粘土（精泥），这样做，使得水库下层的水不会从土坝底部渗出坝外。
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用水泥来做水库出水用的方形涵管。涵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涵管和土坝底部那条新做的粘土沟相交成90度，贯穿整个坝底，基本上是水平的。另一部分涵管则转了90度，在水库里面和粘土沟平行，沿着山坡往上，每隔数米的距离有一个方形或者圆形的出水口。
这些出水口平时用相应的水泥盖子盖住。需要放水灌溉时，派人去拔开涵管上那个离水面最近的出水口的水泥盖子，水库里的水就哗哗地通过涵管流出去了。
2013年，芮源水库重新改建的涵管。
先用木板在现场做好涵管的模子，然后把拌好的水泥石子（混凝土）铲进模子，捣实。过了几天，拆掉木板，一段涵管就做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涵管不用钢筋。（一直到2000年代，我第N次回到鹿冈乡，乡政府正在落实“路面硬化”工程。他们努力把通到各村的土石公路改成水泥路面，居然也不用钢筋，说是成本太高了。我想想也有道理，永丰县有水泥厂，好像没有钢筋厂。）
全部涵管做好以后，大队人马就可以开进工地，挑土堆坝了。
1990年代我从美国回到里陂上，到芮源水库一看，水库土坝的内坡铺了一层水泥板，每块五十厘米见方，这样大大减少了水库里的存水对土坝内坡的冲刷和破坏。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冒着大雨连夜抢挖溢洪道的情景，真希望芮源水库还能再用上几十年。
前些日子我想到，可以试着通过卫星地图查看芮源水库，便和马立平一起打开电脑屏幕，从卫星的地形图上找到了永丰县和鹿冈乡。
“……潺陂……里陂上……快看，芮源水库！”我兴奋起来。
“快找一下，我们高坑村的高坑水库水库还在吗？”马立平挤在旁边着急地说。
在美国自己家里的电脑上，我们找到了芮源水库、高坑水库和洋坳水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水库。
最近有人说，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记得以前还有人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你说呢？
我们衷心期盼这些水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继续为乡亲们造福。
图中的浅色部分是村庄和田地，深色部分是有树木覆盖的山岭。
注解：
[1] 三耖是指：1）水稻收割以后，秋天“耖禾蔸”，2）第二年早春“耖白水”，3）栽禾以前的“顺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