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住房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唐朝的大诗人杜甫，他在四川成都的时候，遇到居住的茅屋漏雨了，便大发感慨。他当时的理想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不由得想起了在里陂上的时候，住房的点点滴滴。
一、住祠堂
下乡以前，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南京，我家住的是铁路局的职工宿舍，每个月在父亲的工资里，要扣除几元钱的住房租金。
1998年，里陂上村最主要的巷道。
到了里陂上村，我新奇地发现，几乎每家村民都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有的人家好一些，有的人家差一些。因为是自有的住房，当然无需付租金。我们在仓库里暂时住了几天，就搬进祠堂里去住了。没人问我们要钱，是免费居住的。
据说这祠堂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每逢下雨，祠堂里就像在小学的课本里读过的简易棚屋那样：“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我们得用锅碗瓢盆等各种容器，放在漏雨的地方盛积雨水。雨水滴落的声音各有不同，初听上去有点像音乐，听久了就觉得很单调，像是催人入眠的催眠曲。
撮箕
有一次，半夜下起了大雨，我们在酣睡中，没有听见下雨。等到我们早晨醒来，发现地上的积水有一寸多深，我们的鞋子像纸折的小船一样，漂在水面上。
祠堂后面紧挨着屋背岭，岭上有一片松树林。入夜以后，阵风吹过，树林轰轰作响，这就是书上说的松涛声啊。
一天傍晚收工以后，薛志民拿了一只竹篾做的大畚箕，那是平时撮稻谷用的“撮箕”，他打开祠堂后门，想去屋背岭旁边的晒谷场上撮一些瘪谷回来，准备晚上在房间里点燃了充作蚊香，把讨厌的蚊子薰出去。
志民用撮箕装着瘪谷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原来他刚出门，一迈腿，赤脚踩到了松软凉滑的什么东西。他吃惊之余仔细一看，夜色朦胧中，一条蟒蛇悄然无声地滑动着离去了。
我们养的鸡每天会从祠堂里溜到晒谷场上去偷吃稻谷，每只鸡都养得身肥体壮，但是那一阵少了好几只。住在前面的村民周恩绍猜测，我们的鸡怕是给屋背岭上的狐狸叼走了。后来我们觉得，那几只鸡更有可能是被这条蟒蛇吞吃了。
二、村民造新屋
不久以后我知道了，里陂上村民一生中要做的最大的事情，是造房子，叫作“做屋”。房屋房屋，北方人是一座房子里有几间屋子，房大屋小。里陂上的村民认为，是一个屋里有几间房，屋大房小。
里陂上没有造新屋必需要用的杉树。村民造新屋，最大的开销是买杉树。传统计量杉树用的是“斤两法”，并不是按照公制的“立方米”来计量。要造一个最简单的三开间的新屋，差不多要买“一斤”杉树。
在“斤两法”里，砍下一棵杉树，剥去树皮，在离根部六尺的地方测量周长，如果有一尺八寸，按照口诀“尺八一钱八”，就是一钱八分，不到二钱。早先一斤有十六两，合一百六十钱，要八十多棵这样“尺八”的杉树，才合到“一斤”。按六十元一两来计算，“一斤”杉树要花九百六十元钱，平均每棵树十二元左右。
我曾抄写过一份计量杉树的口诀表，以前记得很熟，后来把口诀表弄丢了，现在只记得有“尺木三分……尺八一钱八，尺九二钱一，两尺二钱六……”。
造新屋需要用砖。砌墙的青砖可以自己烧砖窑，但是十分辛苦，会累到人都“脱了一层皮”。如果去买砖，是六元钱“一墩”，有二百块砖，每块六斤重。
青砖砌墙，里陂上村民把平放着砌的砖叫做“面砖”（应为中国传统建筑业中“眠砖”之谐音转用），侧放着砌的砖叫做“斗砖”。最高级的墙是实砌墙，用里外两层“面砖”砌成，谁家盖了一式“面砖”的新屋，会引来村民的啧啧赞叹。更为常见的是一层“面砖”、一层“斗砖”，俗称“一面一斗”的空斗墙。这种平、侧交替砌筑成的空心墙体，可以节省一些砖料。
经济实惠的空斗墙
很多村民因为财力不够，便会自制土坯砖。他们选用没有杂质的黄泥，加水踩烂拌匀，然后用一个木制的模架，一块一块地做出砖坯，晒干以后就是土坯砖。每块土坯砖的尺寸，大约是长七寸半、宽五寸、厚二寸，重量在二十五斤左右。我一次只能挑六块土坯砖，别人能挑八块。
打好了地基，开始砌墙。靠近地面的是“一面一斗”的青砖墙。财力雄厚的人家，是一色的青砖，叫作“青砖到顶”。财力不够的人家，起了三四尺高的砖墙以后，上面再接一段土坯砖。
屋架是杉木做成的，屋柱之间用枋子连接起来，叫作“穿斗式”屋架。“穿斗式”屋架又分成了软山屋架和硬山屋架两种。里陂上村民最喜欢的是传统的软山屋架，整个屋子的重量全部由木制的屋架来承接，墙体并不承重，所以有“墙倒屋不倒”的说法。硬山屋架是一种混合的类型，中间是木屋架，四周的楼栿和檩条，有一头搭建在山墙上，墙体承受了屋子的一部分重量。应该说硬山屋的整体刚度比较好，相对地结实一些，但是在村民的眼里，“硬山屋”始终没有“软山屋”的档次高。
穿斗式构架
新屋的屋架全部是榫卯结构，不用一根铁钉。等到屋柱一根一根竖起来了，用枋子一一地穿接好，就要上屋顶的房梁了。
上房梁的那天有个仪式。放了一挂爆竹以后，主持人先用尖刀，当场宰杀一只准备好的公鸡，然后手持那只鸡，把鸡脖子里流出来的鸡血，洒滴在地上。接下来，他从酒壶里倒了一碗水酒，高高举起算是祭天，嘴里念念有词，都是吉祥的话语，我当时觉得很有趣，可惜现在不记得了。他接着把水酒洒在地上，算是祭地。最后再放一挂爆竹，上梁仪式就结束了。接下来，由木匠师傅指挥着众人，用绳子把绑着红布条或者贴着红纸的梁木拉上去，安装好。
屋顶的檩条上铺好了椽背以后，就要覆盖青瓦。村里造新屋没有什么安全措施，也没有脚手架，要把瓦片送上屋顶，全靠“打瓦”。地上的人捧住一摞瓦片，屏住气，平直地往上一抛。屋顶上的人站在屋檐边，看准了瓦片的来势，伸手接住，放在屋顶上。一抛一接，上下配合默契。一摞摞的瓦片飞上去，没有片瓦散落在地上，十分神奇。如果是建造二层楼的新屋，屋顶比较高，要用工具来打瓦。打瓦的工具是有把手的方木板。
村民造新屋的时候，除了请泥水匠来砌墙、请会造屋的“大木匠”来做屋架以外，还经常要在村里请很多人，来帮忙干活。我虽然体力不强，但是我会帮造屋的村民出些主意，帮着张罗和协调，也会带头领着其他人干活（有点像现在建筑工地上的小“包工头”），因此造新屋的人家都很乐意请我去帮忙。
三开间的新屋造好了，是坡顶的平房。刚进了对开的大门，是空空的廊下，廊下的两头各有一扇可以走到屋外的耳门。屋中央是宽敞的厅堂，厅堂正中的板壁上张贴着毛主席的画像。靠近板壁放着一张方桌，是全家人一日三餐吃饭的地方。厅堂后面是厨房，通向厨房的门洞上是神龛，供着祖先牌位。厅堂的两边是睡房，前面的睡房略大于后面的睡房。
里陂上村传统三开间民居平面图
厅堂中间至今仍有毛主席像。
右上方的神龛放祖先牌位。
传统新屋的采光比较差。大门上方的墙上，有一块透光的地方，大约二尺高，三尺宽，叫作“天门”。大门和耳门关闭以后，整个屋子里，全靠天门里进来的那一点光了。睡房门的上面，是一个中间竖着几根条木的长方形空框，睡房的采光主要就靠它，所以睡房里显得非常幽暗。整个屋子只有前、后两面墙上有小小的窗洞。
现在鹿冈乡的农民，时兴建造三到四层的楼房，配上了钢制的门和铝合金的窗。
遗憾的是，有些楼房建成了平屋顶，会造成屋顶流水不畅。水泥屋顶经过阳光的强烈照射，时间一长，会慢慢风化，可以造成屋顶渗漏，或许会像我当年在上海住的房子“中国花园”那样，房间里的天花板上，有很多黄褐色和黑灰色的水渍，十分难看。上海的年均降水量不到一千二百毫米尚且会渗漏，鹿冈的年均降水量可有一千六百多毫米呢。
考究一点的楼房仍然是传统的坡顶，安上了彩色的琉璃瓦，美观、大方、高贵。只是琉璃瓦的釉面经过日晒雨淋，十多年就会斑驳脱落，变得难看了，倒不如在我们居住的美国加州这一带，很多人家用的是漂亮厚实的不上釉的红瓦或蓝瓦，可以保持几十年不变。
这些年来，里陂上村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挣了钱回到村里，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建造新屋。村民从1990年代开始建造二层楼的住屋，2000年代有三层楼的新屋出现，到了2010年代，村民的新屋有不少已经是四层楼，高度已经超过了村子后面那矮小的屋背岭。
2014年的里陂上村，有一层到四层的住屋，有的已高过了矮小的屋背岭。
按照规定，里陂上的村民在原来的宅基地上拆除旧屋以后建造新屋，并不需要缴纳费用。
村民如若私自占用良田造新屋，则按建筑面积征收罚款，每平方米180元人民币。
（而邻近的袁家村和李家村属于墟镇，村民建造新屋时，还得多缴相应的规划费和设计费每平方米18元。）
2014年，建屋用上了吊车。
村民手里有钱了，不必再像几十年前那样，自己动手开建砖窑，砍来大量木柴，极其辛苦地烧造传统的青砖。他们改为购买全国统一标准的机制红砖，十分方便。
看着乡亲们兴致勃勃地建造新屋，看着他们造新屋时用上了吊车，我由衷地为他们的发展感到高兴。
三、住新屋
1969年初全国知青大批下乡后，开始时各地政府的管理是所谓的“劳民伤财”，即与劳动局，民政局、商业局、财政局都搭界。在永丰，我们被算作移民，归永丰县民政局管。197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乡办”或者“知青办”，统一管理全国一千多万下乡的知青。各级政府也相应成立了乡办。
乡办成立以后，国家拨了一部分款，要求各村专门为知识青年建造新屋。里陂上村得到了国家给的1500块钱，开始动工为我们盖新屋了。
不到半年，我们的新屋造好了，和村民造的传统新屋有些不一样。
新屋是坡顶平房，居住面积大约一百平方米。新屋内用松木板隔出了八间房和一个厅，每间房约九平方米。
里陂上村知青新屋平面图
此时我们九个知青中只有五人常在村里，于是我们用一间房作厨房，一间房吃饭，一间房堆干柴，其余五间房正好一人一间。厅里空着，供村里开会和每天晚上记工分使用。外来的干部在村民家里吃完了饭，也喜欢到我们的厅里来休息。
鞭炮响过，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阴暗潮湿的祠堂，搬进了新屋。原来我们四个男生挤住在一个房间里，现在一人一间房，太好了。
我们的新屋建在村头，离田不远，虽然和大自然比较亲近，但有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险。
一天晚上村里开会，多数人坐在厅里，我的房间里也照例坐了几个人。突然，村民张寿仁叫了起来：“老夏，有蛇！”原来是一条剧毒的银环蛇（竹节蛇）正从我的床底下伸出头来。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蛇打死，扔了出去。
还有一天晚上，鸡窝里的鸡突然骚动不安，咯咯咯地乱叫。拿手电筒一照，一条毒性不强的蝮蛇（麻鸡婆蛇）盘在了鸡窝里。我只好壮着胆子，用火钳把那条蛇钳出来“消灭”了。
一开始，新屋里的老鼠比原来住的祠堂里要少很多，后来也渐渐多起来了。
我在床头横放一条长凳，当作床头柜，油灯放在长凳的一头，紧挨着床。床上一年四季挂着方帐。帐子不光要防蚊子，还要防老鼠跑到床上来。帐子顶上是老鼠的“跑马场”，有很多老鼠屎。
一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睡觉前躺在被窝里，隔着帐子，凑着床头的油灯看书，那是一大享受。一阵睡意袭来，我正想吹灯就寝，一只半大的老鼠，顺着帐门的折缝，突然钻了进来，“误入白虎床”。我顿时睡意全无，翻身坐起，身上的汗毛也竖了起来。我顾不上多想，用被子作武器，对着老鼠猛扑。惊慌失措的老鼠沿着帐子，转着圈地跑，它想逃出去。我扑来扑去，抓不住它。
“哎呀我傻了，它只是想出去，帐子一开就行了。”我一掀开帐子，那只受惊的老鼠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记得有一次我去南昌开会，一周以后才回到了里陂上的新居。厨房的水缸里还有大半缸水，我照常舀水喝，照样淘米洗菜煮饭。
到了晚上，我和村民正在厅里开会，村民张富魁突然大叫起来。他是到我的厨房里找水喝，透过手电的亮光，富魁看见我的水缸底部有一只死老鼠，身体已经腐烂了。我赶忙把水舀出来，重新挑水来洗干净水缸。
我知道自己不小心喝过了这特殊的“老鼠汤”，很可能会生病。但是我不知道会生什么病，只能耐心等待着疾病来访问我。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我居然安然无恙。
这新屋留给我太多的回忆了。
我在这里用糯米酿造水酒、用稻谷做烧酒。遇到好朋友陆禹平或者夏元麟来了，我更是要炒几样好菜，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每逢我杀猪的日子，我起早做豆腐，上午杀猪、晚上在厅里摆上四桌杀猪宴，场面十分热闹。
“文化革命”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四旧必须要批判，要禁止。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响应了破四旧的号召，把家里的一本《唐诗三百首》烧毁了。
在里陂上村住进新屋以后，我偶然借到了一本不知什么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不由得想起了以前破四旧的事，心里很后悔，便赶快抄录下来。
我从第一首张九龄的五言古诗《感遇》开始，一直抄到最后一首杜秋娘的《金缕衣》结束，一共310首。晚饭后，我在饭桌上点着油灯抄录唐诗，抄了将近二十个夜晚才完工。
我曾经在这新屋里，参照流传已久的格式，给村民写了一份买卖房屋的“绝契”。“绝契”的意思，是指卖方卖断，买方买断，双方均不得反悔。旧时文书的细密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它和如今律师的文本有些相似，我把基本格式抄录在此。其中括号里的文字是“与时俱进”，为了因应新社会的需要而添加的。
绝契样式
立永远卖契字人_____，（_____公社_____大队）_____村人，今有祖父手置到本境住屋一栋_____间，（见土地证_____号。）今因要钱应用，自愿将所业出卖。上卖青天桁条椽瓦，中卖楼栿楼板搭攀独脚门扇宝壁，下卖础石地坎。东以_____为界，南以_____为界，西以_____为界，北以_____为界，四至界限所载明白。凡及屋内寸木寸板片瓦片砖概行扫卖，出路随门出入。今除遍问过亲房叔伯兄弟人等，具说无钱，不能成交外，今凭伢说合，召到_____村_____人名下，向前承买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人民币）_____元正。其币于立契之时，一并亲手同伢，三面交足讫，并不短少分文，又非准折公私债务之类，尽是一色现金过手，交付明白，得授清楚。其屋未卖之先，并不曾重行典当别处，又不与他人互相钩绞。如有此业来历不明，出售人自然拘管明白，不干承买人何事。所买所卖，俱系二比情愿，非相抑逼而成。一定后，二比各不许反悔，悔者抽罚契上价币一半，与不悔人用，仍不破此交易。买者永远管业，卖者不得异说。恐口无凭，立卖契字一纸存照。
同年月日交到契上价（人民币）一应如数，完讫。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立卖契字人_____说合_____在见_____
代笔_____
后来，我又借到了一本讲诗词格律的书，依然是在新屋的饭桌上，把其中的五十种词谱抄录了两份，其中一份给了朋友夏元麟。在抄录诗韵（共106韵）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国家推广的普通话里已经消失的十七个入声韵，比如“屋”韵是：屋木竹目福禄……，陆禹平的“陆”是入声字，就在“屋”韵中。
过去农村的财主家里有人去世，会请和尚来做法事。和尚啵啵地敲着木鱼，口中悠扬地反复颂念“光明经”。到了1960年代，虽然做法事成了“迷信”，被禁止了，但是传统的影响还在，村民如果听别人唠叨觉得烦了，就会讥讽地说：“你念什么‘光明经’啊？”很巧，我得到了八十一个字的《光明解无经》，原来光明经是它的俗称，是用来超度亡灵的。
我知道农历十二月是腊月，但是其他的月份如何称呼呢？后来我看见一本“杂记”，才知道正月是端月、七月是瓜月、八月是桂月、九月是菊月，等等。如果用地支来称呼十二个月，正月对应寅月，十二月对应丑月。这本杂记上还有三十六种亲友称呼的上款和落款，以及送匾的格式，送各种包封（红包）的格式，等等。
以上的“光明经”和“杂记”，我均在新屋里恭恭敬敬地抄录如仪。
有点奇怪的是，我居然还在这新屋里抄录了毛主席去世以后，新政府颁发的短命的《第二次简化字方案》。
到了每年的农历十二月，新屋厅堂的板壁上要张榜公布各户村民年终分配的决算明细。我从鹿冈商店买来一种不起眼的米黄色纸张，约摸有四尺来长。纸的短边有二尺来宽，是没有裁切过的毛边，所以村民俗称为“毛边纸”。
我用普通的毛笔蘸着墨汁，在毛边纸上抄写决算的明细榜。毛边纸十分细密光滑，富有韧性，比当年我在学校里抄写“大字报”时所用的白色大纸还要好。毛笔走在毛边纸上那不涩不阻的感受，点顿撇捺的得心应手，墨汁在纸上不洇不化，真是奇了。
村民张四喜告诉我，毛边纸是永丰县本地出产的。县里盛产毛竹的上永丰地方，每年春天的毛竹笋子长到一人多高时，便砍伐下来，捶扁以后放入石灰塘里沤烂，再经过蒸煮、制浆等多道手工，才能做成毛边纸。
哎呀，这似乎是纸中之王“宣纸”的制作方法了。从毛边纸不洇不化的特点来看，它有点像宣纸中的“熟宣”呢。
我后来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民国以前，逢到安徽宣州的“宣纸”供不应求的时候，往往要从江西各地采购调运一些纸张来应急，可以冒充真正的宣纸销售出去。
不过，如果宣州人真的要把永丰的毛边纸当作宣纸去卖，可能得改头换面，把它的毛边裁切成光边才行。
多年以后我在永丰县，曾有几次特意问起：“还有毛边纸卖么？”得到的不屑一顾的回答都是：“早就冇人做了。”
但愿永丰县传统的“毛边纸”，至今没有真正绝迹。
每逢过年，村里的家家户户要在自己家的大门、后门和边门上张贴春联，我会在新屋里忙上一天，给大家用楷书写春联。有一年，我得了一本隶书字帖，就开始试着用隶书来写春联。
我在新屋里錾过墓碑。先根据墓碑的格式，用毛笔在碑石上写好内容。在里陂上村，最上面的抬头不外乎是“鲤溪张氏”、“清河佳城”之类。然后用小铁锤和小錾凿，按照墨迹细细錾刻成阴文。写字的时候，写一竖是从上到下。錾刻一竖的时候，是从下到上，正好倒过来；与此同理，在錾刻一捺时，要从捺脚最后的笔锋处开始。
我小时候学写毛笔字，临的字帖和很多人一样，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那应该是从碑上拓下来的。因为錾刻过墓碑，我可以想像出来，柳公权所在的是唐朝，当时石工们錾刻石碑的时候大概是怎样工作的。
里陂上村民去世后所使用的灰黑色墓碑，碑石是永丰县本地出产的，在鹿冈商店就能买到。质量不好的灰黑色碑石上，时常会有白色的矿物结晶，俗称“石屎”，石屎十分坚硬，很难錾刻，用錾凿一錾就会脱落，是碑石里质量较差的一种。
没想到多年以后，永丰这种带有“石屎”的黑色石材经过打磨和加工，成了中国小有名气的供人赏玩的菊花石。“石屎”变成了白色的菊花，菊花石的价格当然很高。
村民至今没有赏石的雅好，他们购买墓碑时，依然尽量选用没有“菊花”的石材。
碑石做成的墓碑 漂亮的永丰菊花石
我还在新屋里接待过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马立平。
我和马立平的通信并不频繁，大约每个月鱼雁往返一次。说实在的，我们各自的工作都很忙。我只到村前大队的小学去看过她一次，她正在上课。只能在她下课以后，回到和陈亚平老师共住的卧房兼书房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上一会儿话。
1976年的一天，马立平有事到鹿冈，午饭后悄然弯到里陂上村来看我。我忙不迭请她到我的房间里，让她坐在小木椅上，我则坐在对面的床沿上。
1998年，当年知青的住屋尚算完好，大门上那残缺的对联还是作者当年的墨迹，大门下方的狗洞被堵死了，里面是村民的柴房。
马立平看见我抄写的贴在墙上的语录，有点惊讶。那并不是到处可见的毛主席语录，而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有积极的意义，便抄写了贴在墙上。
鲁迅先生在前面还有一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消极的。我虽然心里同意鲁迅的这个说法，却不敢贸然抄写在墙上。
马立平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村前去了。
1979年2月，我带着返乡的行李和里陂上村民送我的锦旗，离开了这知青的新屋，回上海了。
后来，永丰和鹿冈的“乡办”在撤销以前，乡办的干部来到里陂上，要求村民购买这批当年专门为知识青年建造的新屋。毕竟政府当时曾经拨了一部分款，他们想收回这些钱。里陂上村民张贤宗和张四喜各出了几百元钱，买下了我们的新屋。
1998年我回到里陂上村，那屋尚算完好，大门上那残缺的对联还是我二十年前的墨迹，大门下方的狗洞被堵死了，里面是村民的柴房。
直到2002年，我和马立平带着孩子，全家从美国回到里陂上村，那屋里的板壁上，还能看到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写的一些字。
行（交通）
我以前住在上海的武进路四川北路口，出门走上二十分钟，就到了繁华的南京东路。如果不愿意走路，可以跳上1路或者3路有轨电车，当当当，轰隆隆，就到南京东路的永安公司了。此外，弄堂口的14路电车可以到南京东路福建路口，18路电车可以到南京路西藏路口，附近的65路汽车可以到南京东路外滩。总而言之，交通十分方便。
一、走路
我到了里陂上村，从交通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幸运。
里陂上村距离鹿冈公社只有一公里多，就在从永丰到乐安的公路边上。从村里到鹿冈，只要走二十分钟。从村里到永丰县城是二十二公里，走路只需要半天就到了。
我的好友中，陆禹平的罗家大队和夏元麟的洋坳大队在鹿冈南面，他们从村里到鹿冈，需要走两个小时。而马立平从她所在的高坑村走到鹿冈，需要走一个小时。
自行车也很少，根本买不到。只有公社的主要领导才有资格配发一辆自行车，方便他们下乡工作。
公交班车就更少了。在鹿冈的桥头边，有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车站，是招呼站，当车上车下有人打招呼的时候，班车才会停下来。
每天会有两次班车经过鹿冈。一班是永丰到乐安的短途班车，上午十点半左右经过鹿冈去乐安，中午十二点钟不到，又从乐安回来经过鹿冈，再去永丰县城。如果坐这班车去永丰县城办事，当天没有车回来，得在永丰的饭店里住一夜。可是饭店要凭大队盖了公章的证明才能住，很麻烦。
当年的班车
还有一班是抚州到吉安的长途班车，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经过鹿冈，也可以搭乘这班车去永丰，但当天也是回不来。这班长途车更不靠谱，到了鹿冈经常不停。任你在鹿冈招呼站拼命地挥手跳跃打招呼，司机就是只当看不见，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绝尘而去。低头看一看身上，班车卷起的砂石公路上的红土尘，已经把你的一身衣裤都“染”红了。
要到永丰县城去办事，自行车和班车都靠不住，还是迈开两条腿走路比较可靠。有一次，我清早出发，到县城里办完事，在县城最好最大的永丰饭店花了不到一元钱，美美地吃了午餐。临走的时候我又买了十个一两的馒头放在包里，准备回到里陂上村让薛志民他们尝尝。
我出了县城，走上了永乐公路。路上和来的时候一样，空寂无人。我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感觉有点渴了。我打开随身带的水壶，喝了几口水，又感觉有点饿了。我从包里摸出一个馒头，谁知道还没怎么吃，馒头就钻进了肚子里，活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尝到味道。
心里有些后悔吃得太快了，我不甘心，又拿出一个馒头，慢慢地塞到嘴里。那馒头实在比上海的馒头好吃多了。上海是大城市，国家要优先保证供应粮食。配给居民的粮食虽以上海居民习惯吃的大米为主，但也要搭配一定比例的面粉，叫作“标准粉”。标准粉要凭粮票购买，每斤0.17元。这“标准粉”有时发红，有时发绿，可能是小麦粉里面掺进了不同种类的杂粮粉。而永丰是传统的水稻产区，县里的面粉是从小麦产区直接调拨过来的，应该还没有掺过杂粮，纯小麦粉做的馒头真的很好吃。
我还没有走到鹿冈的地界，那一斤十个馒头已经吃完了。
二、过桥
在里陂上村，赶集叫当墟。有一次，我到沿陂镇去当墟，遇到了巷口村一个姓刘的老者，他热情地招呼道：“老夏，跟我一起去山下村么？”
山下村？就是前年趁着月黑风高，悄悄地摸到里陂上村，把我们放在晒谷场上的杉树全部偷走的山下村？我当然要去看看。但是，听说去山下村的路上，有一座桥很难走。老刘说：“现在江水很浅，不用过桥。”
我和老刘从沿陂出发，一路聊着山下村前年组织村民到里陂上偷杉树的往事。我们涉过浅浅的江水，顺利地到了山下村。在村民家里吃过午饭，我和他起身出发回鹿冈。
我们一出村口，就看见一座高高的木桥，我连忙问老刘：“难道我们要过这桥？不是说不用过桥吗？”
老刘说：“从沿陂到山下不用过，从山下到鹿冈要过。”
说话间，已经到了桥头。
一站上桥头，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这座桥以“难行”远近闻名，其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因，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高、窄、长、险。首先是高，当时江里水不多，桥面离地足有八九米高，桥下是一大片裸露着的河床沙滩。桥面很窄，是三根并排着的直径五到六寸的杉树，桥的两旁既没把手、更无栏杆。桥长有一百米左右，两尺不到的桥面凌空直直地伸向前方，简直望不到头。最最要命的是“险”：支撑这座桥的一个个桥墩，是由两根大杉树搭成的“八”字形架子，八字的顶部是一根横木，上面搁着作为桥板的那三根杉树。杉树的表面用木工斧头略略削平了，以利行走。可是这三根杉树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并没有连接，只在两端用大码钉固定在横木上。
我想，上桥后一踩到“桥板”上，脚下的杉树定会上下抖动，不免心惊胆战。又害怕如果不幸跌下桥去，虽然下面的沙滩比较松软，恐怕也是非死即伤。倒不如桥下的水深一点，掉下去了还可以试着游泳逃生。
我正在神情紧张地胡思乱想，老刘看我站在桥头不肯上桥，便催促说：“没关系，你跟着我走就可以了。”
我硬着头皮，一狠心踏上了桥面。
老刘在前面走，踩得脚下的杉树一下一下地颤动，他小腿上的肌肉也在一下一下地抽动。我收回目光，死盯着自己脚下，咬紧牙关深呼吸，努力想跟上老刘，但是心里发慌头发晕，感觉就要不行了。
我一抬头，看见老刘停住了脚步。他转身对我说：“老夏不要怕，你看着我的后背走。”我便抬眼紧盯着他背上的背囊，我知道那背囊里面装的是他上午在墟集上买的苎麻。
这样一来，我感觉好了一些，勉强能跟上他的步伐。只是这桥实在太长了，老也走不完。老刘在前面突然说：“唉，不知是谁跌下去了，还呕了一堆。”
我用眼角瞟了一眼桥下，沙滩上果然有一堆人的呕吐物。我不敢细看，继续咬着牙，努力跟上老刘。终于过完了这木桥，这时候，我才感觉自己像虚脱了一样。
我缓过劲来以后问老刘：“要是碰到涨大水，这种桥是不是很容易冲走？”
老刘说：“是的。这座桥，山下村的人过几年就要修一次。”
我俩正在马路上边走边说那令我生畏的木桥，一个脚步快速的老者赶上了我们。老刘认识那个老者，他俩打过招呼，老刘转过头来对我说，这老者是上袍村的。
我便和那老者招呼道：“我是里陂上的。你们上袍村都姓高，你也是排行‘发’字那一辈的么？”
那老者有些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我真不知道里陂上还有你这个戴眼镜的后生，但我一定认识你的爹。告诉我，你是谁的儿子。”
我支支吾吾地不肯说，老刘在旁边笑着说：“他是里陂上的上海佬，知识青年。”
那老者不相信，他摇了摇头，说：“我们大队也有上海佬，哪会给日头晒得这么乌黑？说话哪有这样‘平当’？”
说话“平当”，那是称赞我没有外乡人的口音。居然连外村的老农民也一口咬定我是土生土长的里陂上某某人的儿子，我心里不免有些得意。那老者再三询问，我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上海人。我乜眼瞅一下老刘，他在旁边偷着发笑。
没走多远就是上袍村，那老者在进村回家的路口和老刘道别。他歪着脑壳，把我从头到脚仔细看了一遍，脸上满是困惑的神色。他可能还在猜想，我在里陂上村的父亲是谁呢。
过了上袍村就是鹿冈的地界，我和老刘一面赶路，一面继续谈论山下村那座令我胆战心惊的木桥。
后来马立平告诉我，她也曾经走过一次这座桥，同样有那种终身难忘的恐惧。
听说现在山下村已经通了公路，那令我和马立平终生不能忘怀的木桥已经变成了水泥桥。
三、拖拉机
1970年代的初期，鹿冈公社有几个大队陆续购置了江西拖拉机厂生产的“丰收-27”中型拖拉机。拖拉机属于农业机械，按理是用来在田里耕作的。可是它们无一例外地挂上了拖斗，永远在公路上跑运输，好像从来不下田。拖拉机把木材和柴火运到永丰去，把化肥和水泥运回鹿冈来，跑运输比下田耕作更赚钱。
不过，有拖拉机跑运输，使得鹿冈的交通情况大大改善了。
吃过早饭以后，装满了柴的拖拉机从里陂上的塅上驶过。高高的柴堆上坐满了搭车去县城的农民。拖斗的载重量是三吨，货物加上人，把拖斗下面轮子上方的弹簧钢板压得平平的，很明显是超载了。拖拉机的驾驶员虽然很怕出事，却又没有办法把上面的人硬拉下来，毕竟都是认识的乡亲。
于是，拖拉机要想办法不让农民轻易爬上来搭车，就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比如天刚亮，拖拉机就拉着货溜走了。又比如看见拖拉机上爬满了人，驾驶员就宣布今天不去永丰了。他钻进农民家里喝酒乘凉，让拖拉机上的人在毒辣辣的阳光下暴晒，比比看到底是谁的耐心更好。
拖拉机的设计不是用来跑运输的，它跑不快，一般时速只有二十公里左右。那时我们还年轻，只要快跑几步，双手吊在拖斗上，再一撇腿，就能翻身爬上去了，颇有几分电影里铁道游击队员的样子。
我们还能在拖拉机行进的时候下车：双手吊在拖斗的最后面，脸一定要朝着拖拉机前进的方向。然后双手一松，一脚先点地，顺着惯性向前跑十来步，就停住了。李家村的一个村民不懂得这个道理，拖拉机没有停稳的时候，他就从拖斗的后面下去，背部朝着拖拉机前进的方向。结果他朝后一仰，后脑着地，丧了命。
有了拖拉机，我们去永丰办事方便多了，哥哥建新在昆明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昆明的途中，特意弯到永丰来看我。我搭着先锋大队的拖拉机到县城，又和他一起站在拖拉机的拖斗里，回到了里陂上。
哥哥这一生中，很可能唯有在永丰，才乘过拖拉机吧。
四、汽车
正规的运输单位里多数是解放牌卡车。据我父亲说，它的设计先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卖给了苏联人，1950年代苏联人又把它给了我们中国，帮助我们建起了造汽车的大工厂。
解放牌卡车
解放牌卡车开得飞快，时速在四十公里以上，我们没本事爬上去。但是有些知青很聪明，女同学负责在马路中间拦车，男同学埋伏在路边。开车的司机看见了年轻的女学生，知道她们是知青，多数会停下来。这时候路边的男同学一拥而上，爬进卡车的车厢里。
有些男知青很勇敢，直接站在马路中间拦车。汽车不愿意停，减慢了速度，朝着知青抵撞过来。几个知青按着车头连连后退，突然往旁边一闪，趁着汽车还来不及加速，便飞快地爬上车去。知青到了目的地，在车厢里敲着司机的驾驶室顶棚，喊着要下车。可是司机心里有气，故意加大油门，根本不理睬知青。
车上的知青急了。有人急中生智，脱下衣服，抓住衣领伸出去，用衣服遮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司机看不见路，也急了，把头从左边伸出驾驶室来，看着前方的路面，顽强地继续开车。知青们看见司机的头伸出来了，一阵乱拍。司机寡不敌众，只能把车停下，乖乖地让这些知青下车。
五、火车
我过年回上海探亲，正是“春运”期间，火车特别拥挤。那一年，我到了樟树火车站，这是一个不重要的小站。我顺利地买到了没有座位号的票。
等了很久，广州到上海的绿色列车缓缓地驶进了樟树站。站台上等待上车的黑压压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列车停下来了，里面挤满了人。没有旅客下车的车厢，车门一律不开。有旅客下来的车门，也是一开就关了。
铁路上常常是这样。车站方面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来多少人卖多少票，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争吵。至于旅客能否上车，那就凭旅客的本事了。列车方面则抱怨车站，明明知道列车已经超载，车站还卖出那么多票，于是就不开车门了。
我仗着年轻，挤在车门边，车门却不开。我只能挤向车窗，希望能从车窗里爬进去。可车窗也是关着。正在这时候，发生了奇迹。我面前的车窗慢慢地上升，有人在开窗。我马上对身边一个不认识的旅客说：“我先进去，你把我们的行李传进来，你再进来。”说完，我就双手勾住窗沿，往车窗里爬。
车厢里面的人看见我往里爬，赶紧推着我的头，要把我推出去。我双手扒住窗沿，死死顶住，一边把膝盖也伸进去。里面有人急忙关窗，把我夹住了。好在车窗的下沿有橡皮条，并不疼。我猛一发力，车窗又往上升起来了。里面的人见拦不住我，只能让我爬进了车厢。
如今已然淘汰的蒸汽机车。
当年统一的绿皮客车，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我返身接住传进来的行李，再把那个传行李的旅客也拉了进来。车站上的发车铃声已经响了好几遍，列车终于慢慢地动了。
我站在车厢中间的过道上，听见坐在窗口边的那人说：“车上太挤了，本想开窗透透气。嘿，没想到又挤进来两个人。”
他看我戴着眼镜，又说：“你是知青吧，现在的知青可是够猛的。”
他不知道，知青还有更猛的呢。我可听别的知青说过，他们是怎么上火车的。
一伙知青挑着行李要上火车，火车进站了，门窗全都紧闭着。这时候，知青用扁担头插进车窗下沿的橡皮条，用力一撬，车窗就往上升。两根扁担轮番撬动，车窗越开越大。如果车厢里的人要有所动作，第三个知青的扁担伸进去晃一下，里面就没脾气了。
一般来说，大年夜和年初一这两天的火车比较空。后来我回上海过年，一定是错开高峰，乘坐这两天的火车。我在上海的弟弟至今还记得，年初一或者年初二，他听见楼梯咚咚地响，探头一看，楼梯上先出现一个旅行袋，然后看见了扁担，接着出现了我的头。
从樟树站上火车太难了。有一年我回上海，决定从里陂上村走到乐安县的江边村站上火车。江边村虽然是小站，但它是起点站，上车很容易。可是里陂上村距离江边村约有五十公里，其中还有一段是山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明明可以先坐班车到抚州再转火车的，为什么要走这么多路呢？大概我当时是想试着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或者是怕班车经过鹿冈的时候不肯停车吧。
我清早起来吃了饭，不到七点钟就出发了。我挑着七八十斤的行李，随着扁担闪动的节奏走路，要比平时快一些。我穿过小路，到戴坊镇歇了一下脚，继续走到龚坊镇，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我觉得肩膀有点疼，腿也有点酸。我心想不碍事，再有两个多小时就到江边村了。
挑着担子走路，一小时约莫能走六公里。到江边村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四点半钟。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八角钱住一夜的小旅馆，安置好行李，早早吃了晚饭，看见天还亮着，就想去火车站转转。我空着身子一走路，不对了，两条腿酸疼得迈不开了，肩膀上火辣辣地疼。我先前挑着行李走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啊。
我咬着牙，摇摇晃晃地到了火车站。车站的门锁着，上面有一张字迹模糊的小告示，说是每天早上开车以前一小时开始卖票。
我透过车站的栅栏，看见站台的第二股道上停着一列黑色的货物列车，上面没有盖篷布，各节车上装满褐黄色的石头，夹杂着些许泥沙。我猜想，这就是传说中的铀矿石了。
听说有一条铁路专用线从江边村车站延伸出去，一直通到大山深处的铀矿。好像赣州那边有提炼铀的工厂，去年还到我们这边招了一些工人过去。
第二天早上，在江边村车站买票上车的不到十个人。我上了车，靠窗坐好，看见好几辆解放牌卡车在车站停住了，下来了一大群人，他们也是来坐火车的。
这群人坐满了我们这节车厢，有人还带着手风琴。我一问，他们是单位里的文艺宣传队，要到北京的部里去参加文艺汇演。这么多人去北京演出，这个大单位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铀矿了，那么所谓的“部里”，就应该是北京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核工业部了。我的表姐从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以后，就分配在二机部工作。
火车刚开动，有一个人站起来，开始指挥他们那伙人唱歌。好听的手风琴的声音响起来了。那个指挥看上去好像很专业，还让他们先练声，然后才开始唱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那好像是分声部的合唱，很好听，和我们平时齐声的吼唱完全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