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走路去卖牛
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1976年的深秋，我走路去戴坊镇卖牛。
里陂上村民张春茂家负责饲养的耕牛出了一点问题，需要到沿陂镇或者戴坊镇的牛市上去卖掉。沿陂镇太近了，卖这样的牛说不定会生出麻烦来，队里决定到路程很远的乐安县戴坊镇去卖牛。卖生产队的牛必须有两个人在场，除了春茂以外，还得有人一起去。
这时候已经是农闲时节，队里的工分挣得很轻松。而光是来回走一趟戴坊，就要花八九个小时，所以没人愿意去。我说，我愿意去。这事就定下来了。其实我愿意去的重要原因，是去戴坊必须路过村前大队，我有机会顺路去看马立平。
戴坊的牛市在上午九点开始。牛走长路的时候没有人走得快，因此我们清早四点多钟就出发了。春茂牵着牛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走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越来越冷，心里不禁有点奇怪。按理说，我吃了饭，身体里有了燃料，我又穿了不少衣服，应该越走越热才对啊。我摸摸身上，衣服有点湿润。我心想，大概是拂晓以前，结露水了。我又摸一下头上戴的山寨版的军便帽，感觉不对，摘下来凑近一看，帽子上是一层白霜。我再一摸，我的肩上也有霜。怪不得这么冷，原来是打霜了。
我们赶到戴坊，牛市刚刚开始。因为不是牛市的旺季，总共才有十来头牛。有人前来看我们的牛，他先挑了一大堆牛的缺点，旁边还有人为他帮腔说话。然后这人问，这牛要卖几多钱。
买卖耕牛的双方要谈价钱的时候，不能出声，只能在袖管里打手语，神秘兮兮的。我看见他的手缩进了袖管，我的手连忙跟进去出价，把他的手指扳成八的样子，表示我们要卖八百元。这时候从外面看。我们俩的袖管连在一起，看不见我们的手在里面做什么。
那人摇摇头，在袖管里把我的手指扳成二的样子，表示他只肯出二百元。
我说：“那还不如把牛杀了卖肉呢。”把他的手指先扳成六的样子，再扳成八的样子，表示我们的牛六百八十元就会卖了，这是我们可以出的最低价，队里定死了的。
那人摇摇头，说：“我最多出这个价。”他把我的手指扳成了三的样子，又扳成了六的样子。
这差距太大了，我从他的袖管里抽回了手，说：“没关系，你可以先看看其他的牛。”
这天戴坊的牛市很清淡，只成交了一头牛，也不知道是什么价钱成交的。俗语说“卖牛不卖绳”，我们看着那卖牛的人解下牛绳，收了起来。买牛的人给牛结上了自己带来的牛绳，把牛牵走了。据说牛绳代表着财运，农民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才卖牛的，留下牛绳就是留下了财运。
买牛卖牛的牛市，正逢淡季。
我和春茂一直在牛市上呆到下午一点钟，还是没有卖掉牛。我们再不打道回府的话，回到里陂上就要天黑了。
我们早上经过村前大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等我们从戴坊牵着牛回来，快到村前大队小学的时候，我对春茂说，我去看一个朋友，你先走吧。
我到了村前小学，看见小学里的王老师正倚在门框上，借着落日的余辉看报纸。他见我来了，说：“哦，侬来寻马立平，伊到鹿冈去了。”我随即返身，发现春茂牵着牛在远处等着我。
我们从村前的小马路上拐出来，刚到先锋大队的榨油坊边上，迎面一辆自行车过来了，骑车的人戴着大口罩。虽然已经是夜色朦胧，我凭直觉知道这是马立平，便喊了一声，停下了脚步。马立平在我身后十几步的地方停下车来，认出了我。我走上前去，说：“我今天去戴坊卖牛。路过你们学校，王老师说你去鹿冈了。”
她脱下口罩，说道：“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给你写信。我这两天就要到吉安师范去读书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有时间，我会到里陂上来一次，否则就只能等我到了吉安再写信了。”说罢，我们匆匆告别了。春茂还牵着牛，在不远的暗处等着我呢。
我回到里陂上，心里很郁闷。今天是什么倒霉的日子啊，那头牛没有卖出去，倒是跑走了一匹马。村前大队推荐去读书的知青不是已经到上海读大学了吗？学校招生早就结束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永丰县文教局的人很欣赏马立平，可是村前大队没有推荐她。文教局就另外弄了一个名额，让马立平到吉安去读书。县文教局的干部罗亨凤还专门骑着自行车赶到鹿冈，把入学通知书送到马立平手里。
2013年夏天，马立平住在高坑村里。
如今中国的交通网发达了。我2013年跟着陆禹平去江西，他开车花了九个小时，就从上海到了永丰。我住在旅馆里，第二天清晨起来，看见县城边上的肖家村里，村民把农用车开到田边，再下到田里去抛栽糯谷的秧苗。一个农妇开着三轮电动车去给蔬菜泼尿，半路上塑料的尿勺从车上滑下来了。马路上走路的人很少了。
到了鹿冈以后，马立平住在高坑村里。她发现很多村民家里都有电动车，走路的人也少多了。原来到上海带过我女儿的高福英嫁到了袁家村。听说我们来了，他们两公婆骑着摩托车赶到了高坑村。
交通工具名目繁多，人们的出行方便多了，不用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耗时费力地走来走去了。
但是我想，这样要耗费多少不可再生的能源呢？又会对环境产生多大的污染呢？别人若是知道我这种杞人忧天的想法，大概有很多人会发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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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
1975年——谓我何求
1975年是我在里陂上村非常特别的一年，也是我的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年初，我像变戏法一样，突然成了共青团员。到了年尾，我是正式党员了。
这一年的正月里，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里陂上村的生产队长。到了秋天，我放弃了报名去学校读书的机会，里陂上生产队推荐了知青冯金生。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程序，他成功地去读书了。
然而我最刻骨铭心而又终生难忘的是在1975年的初夏，我在鹿冈公社举办的农机学习班上，认识了从村前大队来的乡村教师，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马立平同学。（对不起，当然还有后来成为好友的罗家大队的林场负责人，上海虹口中学的陆禹平同学。）
一、入团
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有什么理想，不知道要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也不懂得要不断争取进步，好好表现自己，积极靠拢党团组织。
记得在中学里，班级团支部要听取群众意见，请大家提名自己心目中的入团候选人。有一位同学提了我的名字，马上有人表示反对，理由就是我没有积极靠拢团组织。
我到里陂上村务农的时候，父亲正在上海铁路局的隔离室里接受审查。当时传说纷纭，说父亲除了是反动学术权威以外，他还是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和军事院校的反动军官。
我怎么可能入团呢？即便是我想申请加入，人家会要吗？更何况我没有这个意愿。
常年在里陂上劳动的知青中，薛志民和冯金生入团了，王君薇和李桂英入团了。李桂英还是团县委的委员，在公社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主持过会议，作过报告。崔应辉更是早早地直接入了党。只有我属于另类，没有入团。几年过去了，只剩我和冯金生还在里陂上种田，其他的几位都有了更好的出路，离开了农村。
2014年，当年先锋大队的大队部。
1975年的春节刚过，就像变戏法一样，奇迹发生了。
先锋大队的大队部的墙上，贴着一张永丰县团委印的漂漂亮亮的表彰全县优秀青年团员的名单。鹿冈公社这一栏里，居然有我这个非共青团员的名字。
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来向我表示祝贺，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几个月前，公社打电话来，要大队上报一个优秀青年的名字，大队就报了你。
优秀青年？他们可能是把团员青年和知识青年搞混了。很多优秀的知识青年已经离开农村，到更有出息的地方去了。剩下来的人里面，我成了优秀青年。
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奇迹应该是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1974年，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了，毛主席称赞他是“人才难得”，准备进一步重用他，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因此有了很大的松动。
就在1974年的下半年，我父亲的工作单位给鹿冈公社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父亲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已经结束了为期六年的审查，恢复工作也已经两年了。如果不是这封来信，即使先锋大队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到了公社也应该拦下来，不会再报到县里去，我不可能突然成为优秀青年团员。
1975年我认识了马立平以后，有一次向她提起，全县优秀青年团员的名单上也有她的名字。
马立平说：“别提了，这些年每次回上海探亲，都要为我父母亲平反的事奔忙，一点用都没有。我和你一样，去年下半年，上海给鹿冈公社来了信，说我父母亲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也是没写入团申请，就成了优秀青年团员。”
这么看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戏法，还不是孤例。
二、当选生产队长
在农村，生产队长出工在前，收工在后，不能多拿一分工分，没有任何补贴，上下受气，是最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
里陂上村绝大部分是张姓，族谱上一查，他们居然还是唐朝宰相、大诗人张九龄的后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起祖先“九龄公”，村里张姓的长者都要挺一挺胸，抬一抬头，显露出极大的尊敬和骄傲。
村里一直是姓张的人做队长，可是张姓村民分成了两房四家，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争斗得比较厉害，基本上是由两房里面推出人来轮流当队长。先锋大队的人都知道，里陂上的队长特别难当。
1974年，先锋大队有两位知青去读书了，一位是在上头生产队做队长的知青。另一位是我们里陂上的知青，县团委委员李桂英。同村的冯金生和李桂英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但是冯金生的其他条件和李桂英相比，要稍逊一筹。
李桂英走了以后，很快传来消息，部队就要到鹿冈公社来征兵了。冯金生很想通过当兵来离开农村，他拉着我一起去找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姜部长在洋坳大队蹲点工作，我们一路找到洋坳的山里。他听我们说完了来意，对冯金生说，青年去参军是好事，只要体检合格，应该没什么问题。
过了不久，果然有两个解放军来鹿冈征兵了。冯金生身材高大，看上去也很憨厚，那两个解放军很中意他。最后，我陪着冯金生到鹿冈卫生院做体检。没想到冯金生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了。
体检的最后一关是测量血压。冯金生紧张得双手发抖，头上直冒冷汗，结果是血压太高。旁边坐着的解放军摇了摇头，对冯金生说：“你别紧张，先休息一下。过二十分钟再来量一次。”
我陪着冯金生在卫生院外面溜达，心里却很想进卫生院去找熟悉的医生，要几片降血压的药。可是今天小小的卫生院里挤满了人，解放军也在那里，实在是不敢去。冯金生第二次测量血压，还是太紧张，没有通过。解放军走了以后，我和冯金生再去卫生院，给他量血压，他的血压正常了。
冯金生想当兵的希望破灭了。他闷闷不乐了好几天，突然对我说，他想当里陂上生产队的队长。冯金生又拉上我，一起到大队书记的家里，说了他的想法。书记说，知道了，明年里陂上的队长人选，大队会考虑的。
1975年的正月里，有消息传来，说是大队决定，里陂上可以选知识青年当队长。为此，我和村民张寿仁、周恩绍、张发茂等一干朋友提前打了招呼，希望他们选冯金生。里陂上村开会选队长的前一天，恰巧我们知青的老班长崔应辉从南昌回到里陂上来玩。他第二天上午也参加了村里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我就提出选冯金生当队长。没想到，我没有打过招呼的一个村民马上发言，他不同意。他说了冯金生的一些缺点，觉得还不如选我。他刚说完，许多人附和着说“同意”，张寿仁举着双手，大声喊着：“我选老夏！”
就这样，我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阴差阳错地当选了里陂上的队长。开会时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崔应辉感叹地说，这可以说是一次很民主的选举了。可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大队的暗中授意，很难说村民会选我们知青来当队长。
散会以后，冯金生坐在那里不作声。我觉得事情没有做好，他当队长的愿望没有实现，我很对不起他。或许他会觉得，是我耍弄了他。我想了想，坦率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参军不成功，就想当队长，目的就是为了去读书，可以离开农村。这样吧，今年学校招生的时候。里陂上就推选你去读书。”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脸上渐渐舒展开来。
到了夏天，学校开始招生了，我没有报名，而是推荐了冯金生。这使得大队书记十分惊讶。
1975年的秋天，冯金生成功地去读书了，我也成功地兑现了自己对他的承诺。
三、农机学习班
为了让剩下的知识青年比较安心地留在农村，各级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是让知青学一点手艺和技术，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一点作用，提高一点生活水平。1975年6月，鹿冈公社为知青开办了木工、电工和农机等各种学习班，名曰“函授班”，为期一周，可以记工分。我有开柴油机碾米和抽水的经历，还参加过永丰县的手动插秧机培训班，于是报名参加了农机学习班，听公社的干部说，会有上海的师傅来教我们。
1998年，鹿冈公社的办公楼，一楼最左边的两个窗户是会议室。农机学习班当年在会议室里开班。
开班的第一天上午，上海来的老师要我们作自我介绍。过去五年，我专心地在里陂上种田，和我们大队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交往并不多。至于其他大队的知青，认识的没几个。
1998年，鹿冈公社机关食堂用的水井。
我很认真地看着学习班上的陌生面孔，听他们自我介绍。大眼睛笑眯眯的同学是青山大队来的张延敏。高大白净的女同学是前村大队的，叫许刃解，这个名字很特别。眼睛很小的同学是陆禹平，从罗家大队来的。
有个女同学迟到了，她叫马立平。不用说了，虽然以前没有见过，她一定是村前大队的马立平，做民办老师很有名气的马立平，有很多传说的马立平。她在教书，又是女的，怎么也来学农机修理了？
1998年，原来村前大队的知青林场，现在是小学，此为教室内景。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走上前去和马立平打招呼：“你好，我是先锋大队的。”
“知道，你是里陂上的队长，听说过，没见过。”
“你已经在村前做老师，怎么还会来参加这个学习班呢？”我明明知道她在会上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觉得她的理由很特别，故意再问她。
马立平说：“我的学生问我，拖拉机是怎么会走的，我回答不上来，所以就来了。”她的脸上一派纯真，大眼睛里清澈见底。
我想，此人倒是挺认真、挺执着的，很不错。但是拖拉机是怎么会走的，只要找本书看看就行了呀。于是我笑着打趣说：“如果你的学生问你，飞机是怎么会飞的，那你也要去学开飞机了？”
马立平语塞了，大眼睛眨了两下，原本俊俏的脸一下子羞得绯红，漂亮极了。
今天，马立平这个名字和形象对上了。
当天晚上回到里陂上，我一直睡不安稳，再也无法在脑海中抹去马立平的形象，不禁回忆起有关马立平这三个字的点点滴滴。
1969年底，村前大队的高坑生产队有个女孩子嫁到里陂上村以后，说起高坑村的上海佬栽禾快极了，我第一次听到了马立平这个名字。
有一次，鹿冈中学的老师来支援里陂上双抢时，议论到村前大队的民办老师中有“两只瓶”：马立平和陈亚平。说是上次县文教局来人，听了马立平的课，评价很高。
听说马立平在中学里的成绩非常好，是学校的宠儿。
不久前，洋坳大队的夏元麟到永丰的“乡办”写材料，回来时在里陂上歇脚，说起村前大队的马立平也去了，他拿出马立平写的稿件给我看。稿件的字迹非常端正，起首的一句是：“笔直的曾坊河静静地流着……”写的是一位上海知青在开挖曾坊河的过程中十分努力，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故事。从文章来看，马立平可以算得上是才女。
传说马立平的父亲是干部，曾经是上海一个区的副区长，“文化革命”初期自杀了。
据说马立平有一个比较正式的男朋友，是在高坑村一起务农的男知青。据说还有别人在追求她。
据说……
第二天，马立平没有在农机学习班上出现。一打听，她因学校里有课，不能来。
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像歌词中说的：
只因为在人群中（农机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地思念。
……
我再三告诉自己，我和她的成长环境不同。再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我还是忍不住：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村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
过去也曾有别的女知青对我表示过好感，可是我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感觉。
农机学习班结束，过了一个多月，我实在忍受不了煎熬，决定要给马立平写信。我俩所在的先锋大队和村前大队的邮路，是公社的邮递员老徐负责，我请老徐做信使，帮我把信送到马立平手里。
信的开头是：
亲爱的马立平同志
在那个年代，这很大胆了。后来，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熟悉这个称呼。
信的最后一句话表述了我的心迹：
我决心参加到追求你的队伍中来。
熟悉我的人会说，我是一个没有归宿的人，没有什么追求。“知我者谓我何求”，仔细想来，我一不求入团入党，二不求当队长，三不求离开农村，只是老老实实地认真做好眼前的事，确实别无所求。
但是我平生唯一有过的追求，就是这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马立平的回信，她同意通信。我眼前顿时一片澄明，感觉自己进入了全新的世界，好像生命重新开始了。
可是，我犯了一个技术错误。老徐帮我送信，坚决不肯让我贴邮票。最后我说，在上海，市内通信是半价，就贴四分邮票吧。老徐同意了。贴四分邮票的信太特别了，很快在我们这一片的知青中间，传开了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管他呢，我就是那只快乐的癞蛤蟆。
农机班结束以后，我想方设法，为里陂上村争取到了一台免费的手扶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和装货用的拖斗
同时，我作为“夏师傅”，也开始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帮助修理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其中当然也包括到马立平那里，帮助修理她执教的村前小学用来搞勤工俭学的那台柴油机。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5年的6月，不会忘记鹿冈公社的农机学习班。
四、入党
1975年暮春的一天中午，鹿冈公社的书记来里陂上找到我，拿出一份表格“啪”地放在桌上，说：“小夏，填表。”我拿起表格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一份入党志愿书。我马上放下表格，恭恭敬敬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再说，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
书记打断我的话，一拍桌子，生气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你吗？你不入党谁入党？在我们眼里，你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别啰嗦，快填表。”我被书记的威势一下子镇住了，乖乖地收起了那份表格。
我交了入党志愿书以后，一直没有消息。时间一长，我也就淡忘了。
有一天，鹿冈公社管知青的乡办主任跑来告诉我，昨天晚上公社党委开会，一共批准了两个人入党，其中一个就是我。我心里很平静，只是好奇地问：“还有一个是谁？”
“是村前大队的马立平。”
啊，是她，是她！我心中一阵狂喜。昨天……昨天是什么日子？是1975年的12月13日。
其实，我父亲本来可以是我家里第一个入党的人。在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以前，父亲在工作中有比较重要的发明创造，所以党组织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加入共产党。
可是，父亲是单位里有名的书呆子。在共产党如日中天，很多人都在积极争取入党的时候，父亲居然拒绝入党，理由仅仅是他在旧中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在新中国也愿意保持无党无派的身份。
父亲单位的领导比较讲礼貌，没有拍着桌子要父亲入党。（父亲也很胆小，要是单位领导拍桌子，估计他就入党了。）
因此，父亲到上海市的“政协”去开会，后来又换当人民代表，都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去参加会议的。
我入党的时候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当时的理由是，批准你入党，就是承认你符合了党员的标准。有预备期的话，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难道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的标准不一样吗？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才恢复了预备期的制度。
我入党以后，找到大队书记，要求交党费。书记说，党费？过一阵子再通知你。
我问里陂上村里的党员张贤通，他交不交党费。贤通惊讶地说：“党费？党员不就是吃苦受累走在前面，拿好处排在后面吗？什么是党费？”
过了两个月，大队书记通知我，大队研究过了，党费标准是一个季度交五分钱，从1976年1月开始。
我这才知道，先锋大队的党员交党费，是从我1975年底入党以后开始的。
2013年夏，马立平在高坑村请客。
村民造新屋不用青砖，改用红砖了。
三十八年后，我和马立平坐着陆禹平开的车回到鹿冈。马立平住在高坑村里，摆了五个大圆桌，请乡亲们吃饭。陆禹平趁着酒兴，站起来起哄说：“马老师和夏队长是同一天入党，同一天结婚，太难得了。他们俩今天回高坑，是请大家补吃结婚酒啊。”
现在，我和马立平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可是我们永远记得1975年的12月13日，那是属于我们俩的特殊纪念日。
过年过节
下乡前在上海时，我们所过的重要节日有：春节、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中秋节、端午节，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节日如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等等。
对里陂上村的村民来说，重要节日只有三个：初夏的过节（端午）、秋天的中秋、以及冬天的过年。
一、端午裹粽
里陂上村民的“过节”，专指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过节最重要的是裹粽子。
节前数日，家家户户的女孩子挎着扁篱，结伴上到贯前大队那边的山里，在溪水边找到矮小的宽叶青箬竹，采摘裹粽用的青箬叶。
扁篱和青箬竹
和我母亲用来包粽子的芦苇叶相比，这青箬叶短而宽，一张叶子就可以裹一只粽子。糯米的处理也不同，雪白的糯米放在碱水里浸涨了，变成了嫩黄色。最具特色的是用来扎粽子的“绳线”：从门前的棕树上砍下一柄大大的绿色的棕树叶，沿叶脉撕成细细的长条，放在火上一燎，撕开后的长条叶片微微卷缩起来，便成了一大把“绳线”，垂在叶柄下面。搬来一块石磨的上扇，放在桌上压住那棕叶的叶柄，再拉过一条长凳坐在对面，就可以开始裹粽子了。
村民裹粽的样式只有一样——四角粽，内容也只有碱水粽一种。四角粽的裹法比较简单，只见妇女们拿起一张箬叶，弯折成一个圆锥，添上米，再折两折，拉过一根棕叶“绳”绕几下，就成了。箬叶虽比芦苇叶宽，但也只有两寸多点，所以裹好的粽子最多只有鸭蛋那么大。
待棕叶上的每一根“绳”都绑上了粽子，移开石磨，拎起棕叶的叶柄，下面挂着的二三十个小巧玲珑的四角粽轻轻地晃动着，真像是一件漂亮的艺术品。
过节以前，村民还会腌制一些鸡蛋和鸭蛋。他们把积存的蛋煮熟了，放在盐水里浸几天，就成了腌蛋，或者叫“腌子”。有一次，村民张梅发拿了几个腌子来，笑着说：“过节了，来，请你们吃‘原子弹’。”在村里，“腌”和“原”同音。
因为这是煮熟了再腌几天的蛋，只有表层有一点咸味，中间的蛋黄也不会出油。后来，我请村民吃我自己用生鸡蛋腌成的咸蛋，他们尝了以后大为惊讶，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腌蛋。
端午节那天，里陂上村各户人家的大门两旁挂上了采摘来的菖蒲和艾叶，大家喝着平日里的水酒，吃着一年才做一次的碱水粽和腌蛋，过节的气氛使得人人心情舒畅。过节的时候田里的活不多，而天气已经很热了。在糯米里放进碱，裹成的粽子不但吃起来更筋道，而且也不容易馊腐，可以吃上三四天。但是我嫌这粽子的碱味太大，远不如我母亲裹的粽子。
在上海，我母亲每年端午时节裹粽子的时候，除了四角粽，还有枕头粽和小脚粽。按着内容来分，有白米粽、赤豆粽、明油细沙粽（豆沙粽）和我最喜欢吃的肉粽。母亲用的芦苇叶虽然窄，但是比青竹箬叶长得多，几张芦苇叶拼起来裹成一个粽子，粽子的个头也比里陂上的大多了。感觉上芦苇叶裹的粽子比竹叶裹的粽子更加清香。
母亲还会在煮粽子的大锅里放上一批鸡蛋，煮出来的“粽子蛋”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剥去蛋壳，再薄薄地洒上一点细盐，要比平时吃的茶叶蛋和酱蛋更为鲜美。如果说里陂上的村民给我们吃了“原子弹”，母亲做的当然是更厉害的“中子弹”了。
马立平在她插队务农的高坑村里，跟着村民家的女孩子学会了裹粽。如今我们在美国，她还是每年端午会包一堆粽子。在煮粽子的时候，我还是会像母亲那样，放进一批鸡蛋，做出好吃的粽子蛋——“中子弹”。
端午节的传统，都说是来源于纪念古代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江西省是古代楚国的腹地，可是里陂上居然没有村民知道“端午节”来源的传说，也没有村民知道屈原是谁。
也许，他们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过节的时候裹粽子，是二千多年来代代相传的古风，是他们趁着夏收大忙前的空隙，打一次牙祭而已，没有必要去追寻它的源头。
也许，因为里陂上的村民不识字，所以不知道屈原投江的故事。可是，即使不识字，也应该听别人说过故事，村里口口相传的故事还少吗？
也许，“端午节”的来源只是历朝历代儒家的文人编写出来的一个忠君爱国的传说吧。
二、中秋杀牛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中秋就是中秋，如果说“中秋节”，里陂上的村民会搞糊涂的。
中秋的字面意思是在秋天的中期，夏收已经过去，秋初那炎热的“秋老虎”也不再来了。
春华秋实，到了中秋时分，菜地里的芋艿已经熟了，可以开挖吃个饱；庭院里的鸡鸭刚刚长成，可以宰杀尝个鲜；酒缸里刚用新糯米酿出的美酒，可以开怀饮个够。
村民在中秋也会吃上海人所说的月饼，只是他们叫作“中秋饼”。鹿冈商店有自制的中秋饼，一斤有四个（和上海一样），卖六角四分钱，里面的馅心主要是猪油拌冰糖，咬起来嘎嘣嘎嘣响。我每年会买一点中秋饼来补充营养。
有一年中秋，适逢朋友夏元麟从吉安回鹿冈，经过里陂上。他带来了吉安的中秋饼，一斤才两个，显得特别大，特别新奇，感觉特别像月亮。夏元麟说，吉安还有一斤一个的中秋饼和二斤一个的中秋饼卖呢。
过端午节的时候，村里有时会杀一头猪，每户人家可以分到几斤猪肉来过节。然而到了中秋，要比过节隆重一些，村里最大的事情是杀牛，几乎每年都要杀一头耕牛来庆贺中秋。
双抢大忙过后，所有的耕牛都疲惫不堪了，尤其是年迈的老牛，常常连路也走不动了。村里共有二十多头耕牛，它们的平均寿命不到二十年，差不多一年可以杀一头。
可是上级有明文规定，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不准随便宰杀。所以我们先要写报告，说明要宰杀的是一头丧失了耕耘能力的废牛，经过大队和公社盖章批准以后才能宰杀。
村民杀猪都是在屋内，可是要杀牛那样的大牲畜，必须在露天操作，所以得选一个晴朗的日子才行。好在中秋之前已经是秋高气爽，很少下雨。
杀牛的那天早上，把牛牵到空地上的木桩边拴好。有年长的村民会说，你看，它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在流眼泪呢。围在四周看热闹的人趋前一看，那牛的眼窝下面果然湿漉漉的。
里陂上的村民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认为那些今世造了大孽的人，来世会变成耕牛。耕牛终身辛劳不说，死的时候也不痛快。死后的牛皮做成鼓面，还要遭人捶打。
村民又说，牛眼看人大，鹅眼看人小。意思是说，牛虽然身躯很大，牛眼也不小，但是从牛眼睛里看出去，人是无比高大，所以牛只能俯首帖耳地听人使唤。而在鹅的眼睛里，人只有鸡那么小，所以鹅会勇敢地扑楞着翅膀，伸长了脖子，嗷嗷地叫着，冲上来啄人。
吃过早饭，杀牛开始了。先用两根很长的粗麻绳，在牛的两个前蹄和后蹄上方二寸的地方，分别做好活扣。每根麻绳有两个精干的后生掌握着，他们随时准备用力，把牛掀翻。
主刀的人是村里极有威望的角色。他走上前去，解开了木桩上的牛绳，左手紧紧牵住牛鼻子，右手提着劈柴的斧头。他看准了牛脑壳上，两只牛角根部连线的正中间的部位。据说那里有一块脆骨，一砸就碎。主刀人的右手猛地举起斧头，大喝一声，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方形的斧头脑奋力朝那脆骨的部位砸下去。
不管这一下是不是砸准了，那边四个后生同时用力，把麻绳一拉，牛的前蹄和后蹄分别收紧了。那牛站立不住，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腾起一阵灰雾，在上午的阳光里慢慢散开去。
四个后生飞快地把四个牛蹄攒在一起捆紧了，让牛蹄朝天。然后用两根直径三寸左右，八尺来长的杉木，分别从两边穿过了牛蹄和牛肚之间的空当。杉木的一头点地，另一头由后生用肩膀使劲掮住，这时的牛是背部着地，不能动弹，也不能叫唤了。
主刀人搬来了一只木盆，里面有一只碗和一把尖刀。他用刀从牛的下颏正中切开，沿着脖子划开牛皮，一直划到牛的锁骨处，再轻轻地把皮和肉分开，就像外科医生在施行手术。那尖刀沿着锁骨往里一捅，直中牛的心脏，牛血汩汩地涌流到了分开的牛皮和牛肉之间。主刀人放下刀，拿起木盆里的碗，不断地把血舀进木盆里，这就是“牛血旺”，村民俗称牛旺，有红火、兴旺的意思。
最后是“庖丁解牛”。书上说，庖丁解牛的刀几十年不用磨，是有可能的。牛的骨头缝大概有一到二毫米宽，筋膜很松，主刀人用刀轻轻一插就解开了，真是“游刃有余”。牛身上的肌肉群之间的筋膜更是松薄，好像用手指一勾就能挑开。后生们忙着把解开的牛腿和其他大段的牛肉掮到仓库里过秤，然后用铁钩挂起来。
生牛肉是按人分配，每斤作价八角钱，在年终分配的时候从收入中扣除。可是年迈的耕牛不是专供食用的菜牛，这种牛肉无论煎炒炸煮，都不容易烧烂，牙口差的人根本咬不动。
我试过几次，找出了一种把老牛肉切片以后炒嫩的办法。关键是用木柴把铁锅烧到暗红色，倒入牛肉片，爆炒五六秒钟，立即起锅。
村民分得的生牛肉是不带骨头的纯肉。村里派人把剩下的牛骨和内脏放在大锅里煮，煮上十来个小时以后，除去了骨头的牛杂碎，就是“牛熟”。牛熟往往是按户分配，每斤还是作价八角钱。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牛杂碎和生的纯牛肉是一样价钱。再一想就懂了，一斤生牛肉煮熟以后，只有六两了。一斤牛熟，差不多等于一斤七两的生杂碎呢。
用脚踩的传统碓臼
杀牛的第二天，把牛皮卖给沿陂镇的供销社，可以卖到二十多元钱。最后剩下的牛骨，用碓臼打成了骨粉，作为肥料撒到田里去了。
有一次，村里在中秋杀牛，由我操起斧头，击打牛脑壳上的那块脆骨。在煮牛熟的时候，我特意翻出那牛的头骨来查验，发现我砸歪了。
中秋的那天中午，村民全家围坐在一起，桌上的菜肴十分丰盛。刚分得的牛肉切成薄片，加上切碎的红辣椒，炒成了一大碗，闻上去香辣刺激；早晨刚杀的洋鸭切成块状，加上青葱烧熟了，在大碗里堆得冒尖，吃起来鲜嫩可口……
端起了桌上的酒碗，碗里斟满了鲜香凛爽的美酒，招呼一声：“吃酒！”琼浆玉液顺着喉咙，缓缓流进了肚里，这里的“吃”字应该读成“恰”。随着一阵“恰，恰！”声，互相之间先谦让一下，接下来就是大快朵颐的时候了。
里陂上村民没有中秋赏月的习惯。倒是记得我们住在祠堂里的时候，我和薛志民在某一个中秋节的晚上，突然起兴要到室外去赏月。也许是生活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月亮，当我俩拿着月饼来到祠堂外面时，觉得天上的明月和平时满月的时候一样，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能是那年的中秋有点热，在外面没过几分钟，嗡嗡作响的蚊子就赶过来了，它们一点也不照顾知识青年的“小资情调”，直往我们身上扑。我和志民只好拿着没有吃完的月饼，匆匆忙忙地逃回房间，躲进了帐子。
三、过年打麻糍
在里陂上村的节日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过年。
中国政府把过年改叫“春节”的历史，只有一百来年。里陂上村民不知道春节，他们会问：“春节是啥个？该不是立春吧？”
不错，把过年改称春节，大约是从1911年开始的。之前的数千年里，每一年有二十四节气，其中有十二节，十二气。“立春”是节，俗称春节，“雨水”是气。直到现在，民间请人算命，还是以“立春”的日子，作为一年的开始。
洋鸭
一到农历十月底，村民家里就开始准备过年了。第一件事是要杀几只“洋鸭”，用它们来做过年用的腊鸭。
洋鸭是一种我们在上海从未见过的黑鸭子，体型比江浙一带著名的湖州麻鸭要大一倍，肉质很厚，味道鲜嫩。每年春天，鸭贩子挑着几百只小洋鸭来村里叫卖，要五角钱一只，不便宜。据鸭贩子说，这洋鸭是母麻鸭和公火鸭交配以后，用母麻鸭的蛋孵出来的小洋鸭。洋鸭不会生蛋，没有繁殖能力，小洋鸭当然比较贵了。
春天买来的毛茸茸的十来只小洋鸭，除去被狐狸叼走的、被路人踩死的或不幸病死的，剩下的五、六只终于长大了。中秋的时候已经杀吃了一、两只，余下的现在用鸭笼关着它们，放在黑乎乎的睡房里，每天给它们填喂精饲料，正在填食催肥呢。
村民觉得，鸡鸭在填食的时候不见天日，它们会长得更快。这和现代工业化的饲养正好相反。在大型封闭的养鸡场里，有二十四小时的强光照射，再加上激素和其他条件，一只鸡从出生到宰杀只要四十天，快极了。
催肥了的洋鸭中，先杀掉两只做腊鸭，那新鲜的鸭子内脏是当天下酒的好菜。剩下的洋鸭继续养着，留到过年的正月里再杀，可以请那些来家里拜年的亲戚朋友吃个新鲜。
农历十一月，准备杀过年猪的人家忙碌起来了，他们要备好杀猪的用具，洗干净各种器皿，联系最亲近的族人来帮忙。杀猪的当天晚上，还要摆杀猪宴，邀请自己的族人吃一餐。几乎每户人家杀猪，都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杀猪宴。在杀猪宴上大吃大喝的时候，村民们会询问我，我的杀猪宴上的那些佳肴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进入农历十二月，也就是腊月，过年的气氛更浓了。许多人家开始炒落花生、炒红薯片。自己种的落花生和薯片，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干果。我在上海过年的时候也要炒花生，但是没有炒过红薯片。
红薯适应性很强，对气候、土壤和肥料的要求很低，几乎到处可以种植。种红薯只要用扦插，把一段一尺长的红薯苗的一半埋在土里，它就能成活。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早年西方人把南美洲的红薯带到菲律宾以后，就作为“高科技”产品，不准出口了。直到明朝的后期，有福建省“下南洋”到菲律宾谋生的华侨，在回国探亲的时候，把红薯的藤苗藏在船舱里带回了福建老家，这才慢慢传播开来了。
村民收了红薯以后，先放在楼板上阴干一段时间。等到红薯里的糖分增加了，便用一个特制的刨子把红薯刨成片，晒干以后收藏好。到了炒薯片的时候，把晒干的薯片和沙子一起放入锅中，不断翻炒。一直炒到薯片成了金黄色，上面出现了一些膨胀起来的不规则圆点的时候，又香又脆又甜的薯片就炒好了。
还没到过年，村里面那些调皮的孩子，多数会找到自己家里放有炒薯片的陶盎，偷偷取出一点来，在出工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分享。看着他们嘎嘣嘎嘣地嚼着薯片，我仿佛听见了那越来越近的过年的脚步声。
过年以前，气氛最热烈的是打麻糍。把蒸熟的糯米打烂以后，揉成的一个个糯米饭团，就叫麻糍。好像有的地方叫打糕，有的地方叫糍粑，也有的地方叫麻糬。我参加过很多次打麻糍。
石臼
过了腊月二十三才开始打麻糍。厅堂的中央放着一个石臼，一尺五寸见方，重约二百斤，石臼内擦得干干净净。靠着板壁，有两根打麻糍专用的五尺来长的麻糍棍，供两个人同时使用。说是“棍”，其实麻糍棍的直径有三寸左右，只是中间有一段削细了，可以盈手一握。
厅里吃饭用的方桌上，准备好了放麻糍的竹箕，里面有两只碗，分别装着已经磨细了的盐和熟黄豆粉。
厅后面的灶上，大锅里的糯米快要蒸熟了，饭甑的汽盖上腾腾地冒着热气。
一切都准备好了，参加和观看打麻糍的人也陆陆续续地进来了。
热腾腾的大甑端出来了，半甑蒸熟的糯米倒进了石臼里。我精神抖擞地跳起来，脱下外套，只穿单衫，卷起衣袖，率先拿起麻糍棍，开始在石臼里杵捣。另外一个小伙子跟上来，拿起麻糍棍，和我一起打麻糍。
麻糍棍是用密度很大的柏树做成的，本身就很重，再加上刚出甑的糯米还没有打烂，并不是很粘，所以在开头的一两分钟里不需要花很多力气。
可是随着糯米越来越烂，越来越粘，往往要花一百斤以上的力气，才能把麻糍棍从石臼里拔出来，连带着拉起一溜二尺来长的麻糍条。得用手蘸了旁边准备好的井水，来除去粘在棍上的麻糍，然后用双手再一次把麻糍棍高高举过头，用足全身力气，“嗨”地大喝一声，向下砸去。麻糍棍每打一下，会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脚下会感受到地面在微微地震动。我很快就浑身湿透了。
只有这样连续击打二十多分钟，才能把糯米粒完全打烂，成为麻糍。
和在油坊里榨油一样，打麻糍绝对是精壮男人的工作。打麻糍的厅堂是展现男人力量的舞台，在周围观看的，主要是青年男女和孩子们。麻糍棍拔不出来了，会引起围观的男青年一阵哄笑。打麻糍的小伙子那尴尬的脸涨得更红了，因为他知道，村里有好几个年轻姑娘的眼睛此刻正盯着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