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陂上的村民经常用打麻糍来隐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拔不出麻糍棍，代表这个男人真是没用。
我擦干了满头的汗水，仔细地品尝那蘸了盐和豆粉的麻糍团，麻糍团香软可口极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麻糍这淡淡的咸味，或许是我打麻糍时滴到石臼里的汗水的味道吧？
吃过了麻糍，觉得身上有一丝冷意，赶快穿上了外套。我这才想起来，屋外还是寒冷的冬天呢。
有时候，打麻糍也会在室外进行。
2014年，作者摆出了打麻糍的架势。
如果天气不太冷，打麻糍有时也会在室外进行。
把吃不完的麻糍晾干后，浸在水里，十天之内一般不会馊坏，可以留到新年里招待客人。
我女儿在美国，每周六要去练习打日本式的“太鼓”。有一次，女儿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太鼓班的“Mochi”亲善活动。我去一看，原来就是打麻糍。“Mochi”就是麻糍么，只不过他们打“Mochi”的时候，有人穿了和服，在一边打着鼓点而已。打“Mochi”时，每次打的糯米饭的量远远没有我们打麻糍时那么多，他们还有人专门蘸着水负责翻动糯米饭。巧合的是，太鼓班做出来的“Mochi”团，他们也会蘸着黄豆粉吃。
临近除夕了，里陂上村里的妇女们开始大扫除，她们掸除尘灰，清洗灶具，擦拭家具。村里的男人们去鹿冈商店买了爆竹和香烟，准备过年使用。有能力的人家已经为全家做好了过年穿的新衣裳，那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体面。我则忙着为家家户户写春联，顺便练习毛笔字。
除夕那天，里陂上和附近的一些村子是在中午吃“团年饭”，据村民传说，那是因为我们这些地方在古代属于“十一都”的缘故。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属于“九都”，九都的各村却是和上海一样，年夜饭才是一年一度的“团年饭”。
除夕的晚上照例要守岁。里陂上的村民不吃饺子，更没有春节晚会，全家人只是围着火塘，一边聊天一边守岁，家里至少要有一个人能坚持到鸡啼时分。守岁的火塘里烧的整段木头要够大，象征着来年家里养的猪会长得很大。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火塘里一直有火，不能熄灭，这样才能期盼着新的一年里能够红红火火。
新年第一天的早晨，打开大门做的第一件事，是放一挂鞭炮，过一会儿吃早饭的时候再放一挂。
书上有“爆竹声中除旧岁”的说法，人们经常把鞭炮叫作爆竹。有一年的正月初一的早饭时分，里陂上村的一个老者发现，自己家里的鞭炮用完了。老者别出心裁，带了柴刀到山谷里，砍了一把细青竹回家，在自家的大门外点着了。一时间，爆燃的竹子噼啪作响，和鞭炮声十分相似。想来古人和如今的穷人，的确可以用爆竹来辞旧迎新。
早饭以后，村民之间开始互相拜年了。即便是平时打过架，见面不说话的冤家对头，拜年的时候也是频频抱拳作揖，朗声说道：“请拜年！”对方也笑着高声回应：“发财！”互相说着吉利话。（即便是现在，想升官和想发财，好像也是我们汉族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如果家里的孩子在大年初一犯了过失，做错了事情，家长一反常态，既不动口批评，也不动手教训，显得十分宽容大度。人人都希望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家里家外都是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
从年初二开始，村民开始互相请客，请的多数是自己的族人和外村的亲戚。男人的地位比女人高一些，最先请的全部是男客。农村里是传统的大家庭，族人和亲戚人数众多，一次肯定请不完，酒席得一轮一轮地请，俗称为“车子席”。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可以类比上面派下来的干部，身份稍微高一点，村民请客的时候，也常常叫上我们。又因为我们是远方来客，按照村里的习俗，我们还总是坐在对着大门的上席。
坐上席的人是酒席的指挥员。我坐在上席，只要我不动筷子，谁也不能动。我一动筷子，说：“吃这个碗。”一桌人的筷子一齐伸过来，夹一筷子菜。你不能夹两筷子，更不能夹别的碗里的菜，这是规矩，也是一个人的修养和礼貌。如果主人的家境不大好，我得帮主人省着点，尽量带着大家多吃点家常的蔬菜。主人台面上的肉食还要请很多次客呢，可不能把珍贵的肉食全给吃了。
酒碗里的水酒刚喝浅了一点儿，稍稍不留神，女主人就从背后提着滚烫的酒壶，悄悄上来，一下子把酒碗斟满了，一定要我深喝一口。于是，我很快学会了在酒席开始的时候少喝酒，到最后，我得一口气干了碗里满满的酒，然后立马撤退下席。否则真的会被灌醉的。
我在农村十年，基本是两年回一次上海，一年在上海过春节，一年在里陂上村过年。村里有二十多户人家，每户人家在过年请男客的时候，会邀请我去吃一餐。为了避免争抢，他们会自行协商安排好，我在里陂上过年的这十来天里，每天的三餐是在谁的家里用餐。
记得好像是1977年的新年里，到村民家里吃饭，我刚坐下，鹿冈饭店的厨师老胡也来了。胡师傅是一位传奇人物，不久前在永丰县举行的厨师烹饪比赛上一鸣惊人，据说他从杀鸡开始到炒鸡块上桌，一共只用了五分钟，因此得了第一名。
主人邀请胡师傅坐在我旁边，我立即问他烹饪比赛的事情。胡师傅摇摇头，谦虚地说：“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谈了。”等到酒过三巡，胡师傅的谈兴来了，不等我们催促，他用浓重的上永丰藤田人的口音，主动说起了那次比赛。
烹饪比赛的赛场上有二三十位选手，他们是永丰县各个单位推选上来的，比赛的内容是用鸡来做出各自的拿手菜肴。胡师傅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选了一只不大的黑毛阉鸡。
胡师傅一听到开始比赛的哨音，他手起刀落，斩下鸡头，提起鸡脚，把鸡浸在旁边的开水盆里涮几下，迅即出水，用手一撸，褪去鸡身体上的毛，剁掉鸡脚，斩去依旧有着鸡毛的鸡脖子和鸡翅膀（俗称翼夹），开膛取出内脏，把鸡身体“当当”地斩成鸡块。他做完这一切，花了不到两分钟。
炒锅里的茶油冒起了青烟，胡师傅把鸡块放入锅中翻炒，加入各种佐料。不到五分钟，油亮的“生炒鸡”出锅装盘，端到了评委们的面前。
我说：“胡师傅，听说你一共只花了五分钟，可是你现在这么一说，好像超过五分钟了。”
胡师傅嘿嘿地笑了：“一共用了七分十二秒，我得了速度的第一名。不过，从鸡块下锅到出锅装盘，还真是五分钟左右，绝对不假。我事先就知道，有的厨师水平比我高，我只有在速度上超过他们才行。这一招叫作出奇制胜。”说完，他高兴地夹了一片肉，送到嘴里。
“听起来，除了你是速度的第一名，还有其他的第一名了？”我好奇地问道。
胡师傅端起酒碗，深深地喝了一大口，说：“那当然，县城里的一个厨师得了口味的第一名，还有一个人得了美观的第一名。”
就这样，在里陂上村过年的日子里，我可以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吃到晚上九点钟，每天接连着在三家不同的村民家里喝酒，抽烟，吃菜，聊天。我和村民谈论村里的大小事务，向外村来的客人了解各方情况，顺便对上下左右、国内国外的各种看不顺眼的事情发一些牢骚，骂几句娘。
一般在正月初十以后，里陂上的村民家里开始请女客。请女客意味着过年快要过完了，“车子席”也进入了尾声，再不用为主人省菜了。这时候的肉食一旦上桌，客人可以尽情地把肉食一扫而空。如果有多余的肉食，主人常常会包好了，让客人带回家去。
过年的正式结束是在正月十五，这天晚上要守灯。每户人家的油灯一直要亮到第二天的鸡啼时分，中途不能熄灭。村里的俗语说：“三十夜里的火，十五夜里的灯。”守灯这种古老的习俗慢慢地发展，可能就成了后来的上元灯会，也就是现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我女儿幼时在上海，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她还曾拉着有四个轮子的兔子灯，高高兴兴地满街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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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生活）
赤脚和穿鞋
听说在中国的北方，农民种的是旱地，可以穿着鞋在地里耕作，不用赤脚。
可是我务农的里陂上村是在南方，村民种的是水田，田里有水，必须赤脚才能下田干活。
一、赤脚
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带了一双常见的半高雨靴（中筒套鞋）到里陂上，曾经在春天清晨摘秧的时候试着穿过一次。一下秧田，雨靴的边沿离开水面还有一寸左右，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摘秧，生怕清洗秧苗根部的泥土时，激荡的水波会溅进雨靴里面。村里年轻的男女后生看见了我的雨靴，就像任何时代的青年看见新潮的东西一样，啧啧地赞叹不已。这个说：“啊，这样脚就不会冷了吧。”那个说：“哪，收工时不用洗脚就可以回家了，真好。”
其实，雨靴的胶皮保暖功能很差，根本抵御不住寒冷的入侵，我的双脚还是和平常一样冷。
身边的秧摘完了，需要移动脚步。我从原来半蹲着弯腰摘秧的姿势，往左侧一下身子，想把右脚从秧田的泥里拔出来，可是怎么也拔不动，原来是雨靴被泥吸住了。我再一用劲，右脚拔出来了，雨靴却仍然陷在泥里。我摇摇晃晃地站不住，右脚一踩，正好把雨靴踩倒了，里面立刻灌满了泥水。于是我不得不仍然赤脚摘秧。而雨靴则乖乖地在田塍上羞愧地躺着，不敢看那刚刚升起的太阳。
有了这个教训，我从此老老实实赤脚下水田了。十年以后我离开里陂上的时候，那双雨靴依然完好无损，因为我实在没有怎么穿过。
每年从早春二月底三月初的春耕开始，一直到十月份收割二季晚稻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凡是耖田耙田、做秧田播种谷、摘秧栽禾、耘田施肥、打农药拔稗草等等，我们都必须赤脚下田，连中午回家吃饭也往往是赤脚来去。于是，我从清早起床，直到夜晚洗脚睡觉，一般都打着赤脚。
中间的七八两个月割稻的时候，在放干水以后晒了十几天的稻田里，我们可以穿鞋割稻了。但是有些稻田里有冷泉，是终年不会干的“陷泥田”，还有一些田是因为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田里一直有水，叫作“春泥田”。在这两种田里割稻，我们还是得赤脚下田。总算起来，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要赤脚，这倒给我们省了不少鞋。
怪不得好像有一本书上说过，中国的北方人是“穿鞋民族”，中国的南方人是“赤脚民族”。
村民们长时间在水田里劳作，双脚在水里浸久了，脚趾之间会红肿发炎，很不舒服。这时候村民会在回家吃饭的间隙里，去村边的树丛中摘些黄荆的叶子，稍微捣烂一下，夹在脚趾之间，起消炎的作用。
奇怪的是，我们男人比较少发生这样的事，脚趾之间红肿发炎的绝大多数是女子。可能是女子的皮肤本来就比男人细嫩，或者因为世世代代是“男耕女织”，女子下田比较少的缘故吧。
解放以前，像里陂上村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就像戏词中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女子基本上不下田劳动。如果因为家境贫寒，家里的妇女不得不下田，那是要被村里的左右邻居看不起的。
共产党来了以后，提倡男女平等，导致女子和男人一样下田劳动，确实可以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解放了妇女的生产力，发挥了妇女的聪明才智”。但是另一方面，妇女从田里劳动回来，还得拖儿带女、烧茶煮饭、缝补浆洗，传统女子应该做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减少。应该说，她们的负担比起传统女子来，是更加沉重了。
到了每年的端午节前，天气越来越热，村里从十来岁到五六十岁的女子，因为长期下水田的缘故，多数人的脚趾间发炎了。她们光着脚丫子在村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很多人的脚趾间都夹着翠绿色的黄荆叶。这情景若放在今日，远远望去，颇像夏天里摩登女子的脚趾上，涂上了绿色的趾甲油。
长期赤脚走路和下田的结果，是我的整个脚底长了一层黄黄的老茧，很像是黄色的皮鞋底，上面还夹杂了一些黑褐色的斑点。即使是负重走在满是碎石的山路上，也不会觉得脚底咯得疼。
有一天中午，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来里陂上找我，要我和他一起去青山大队的源头村。源头村距离里陂上有十几里路，绝大部分是山路。我应声对连长说，那就走吧。他看我赤着脚，迟疑地问：“你不穿鞋？”
我看了他脚上的布鞋一眼，说：“我好久没有穿鞋了，应该没问题。走吧。”说罢，我们一起出门了。
从源头村回来的路上，他感慨地说：“老夏，不瞒你说，这几年我当了大队干部，每年拿着固定的三千六百个工分，穿鞋的时间多，赤脚的时候少了。我种了几十年田，居然不如你这么能赤脚走山路了。不过你也太能吃苦了。”
我笑着说：“农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日子，我是在接受你们的‘再教育’呢。”
“嗨，老夏，我怎么好像是在接受你的教育呢？”他笑了。
后来我知道，中国古代有不少文人雅士，他们不但欣赏姣好的面庞和纤巧的双手，还会点评双足的等级，是名副其实的“评头论足”。我从小到大，知道自己越长越丑，但是低头看看双脚，似乎不太难看，只是平时躲在鞋子里，别人不知道罢了。只有在里陂上村的时期，我的脚丫子才小小地露了一下“脸”。
二、穿鞋
每年十月的秋收结束以后，一直到第二年春耕以前，我和村民一样，都穿鞋了。
里陂上村民穿的鞋主要是自己做的布鞋和草鞋，他们也会花钱去买的少量的套鞋（胶皮雨鞋）、胶底解放鞋和塑料凉鞋。
布鞋 陆禹平提供
布鞋是传统的鲶鱼头式样，黑面圆口，布底，令人感到新奇的是这种鞋不分左右脚，我在上海从来没有见过。村民要纳鞋底，先得自己种苎麻，把麻杆的皮剥下来浸在水里，然后除去外皮，再洗净晒干以后，搓成了长长的苎麻鞋底线，才能开始工作。相比之下，上海可以买到纳鞋底专用的棉纱鞋底线，要方便多了。
每逢过新年，村民要尽量穿着崭新的布鞋，喜气洋洋地出门去拜年和做客。
可是布底鞋遇水容易烂，不能在下雨天穿。套鞋和胶底的解放鞋呢，许多村民又往往买不起。于是村里人常常会议论：某某人家买了一双套鞋，某某人家又买了一双解放鞋。村里无论男女老少，穿上了买来的新鞋，都会翘起脚来展示给大家看，让大家欣赏和羡慕。那时候买鞋是一件大事。现在买鞋不是大事，买高档鞋才是大事。
村里有一种传统的女鞋，那是曾经裹了小脚[1]的妇女专为自己做的布鞋。那小小的黑面布鞋，尖尖的头，讲究的人还常常用彩色的丝线，在鞋面上绣出花样。
村民把改造过的袜子称作“洋袜子”，当是指机织的棉纱袜而言。没有棉纱袜之前，白色布袜底和绣花袜掌也许是缝在传统的布袜子上面。
到了秋冬季节，和布鞋配套穿的是一种特别的长筒的棉纱袜子。村民从鹿冈商店买来浅棕色的棉纱袜，把袜底剪开，翻起，另外配上白色的布袜底和绣花的“袜掌”。村民说，这样改造过的袜子特别结实。
村民的布鞋有一种特别的用途，就是在生气和发火的时候，把鞋脱下来当作武器。（父亲或者母亲会用鞋来打孩子，好像全中国都一样，我看过的电影和电视剧里就有不少，里陂上村也不例外。就算是外国人，生气的时候也会脱下皮鞋当作手榴弹，向美国总统扔过去。）但是里陂上的村民用鞋子打人，还比别处的人多有一种功夫。
有时候两个村妇争吵不休，要动手打架了，可是有一方比较机灵，她想到平时骂人泄愤时说的：“拿屎鞋打的”，会早早地准备好一只布鞋，在鞋底上抹上一点小孩的大便。只要一亮出这超级武器，对方一定落荒而逃。我开始很困惑，为什么对方那么害怕，一定要逃呢？村民解释说，一旦被“屎鞋”打到了，就要倒霉一辈子，永远不得翻身。所以遇到“屎鞋”，哪有不逃之理？但那只是妇女的招数，我没有见过男人亮出“屎鞋”来打人。
许多村民会自己编草鞋。我曾经到鹿冈商店花九分钱买了一双草鞋穿，感觉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草鞋特别不经穿，我那双草鞋五天就穿烂了。村民周恩绍说，即使是他做的最好的草鞋，最多也就能穿五六天。
最新潮的鞋是有搭攀的塑料凉鞋，晴雨两用，只是不能下水田。上海的塑料凉鞋款式多，质量好，价钱也便宜，只要二三元钱就可以买一双。我回上海探亲，都会帮村民买几双塑料凉鞋带回里陂上村。
渐渐地，没有后跟和搭攀、穿脱方便、价钱便宜的塑料拖鞋开始流行起来。拖鞋不怕太阳晒，不怕大雨淋，踢踏着拖鞋到田头，两脚一甩就下了水田。上来的时候，带着泥污的双脚往拖鞋里一插，再伸到水田里涮几下，拖鞋和脚都干净了。但是穿拖鞋不能走在泥泞的路上。踢踏踢踏，拖鞋会把泥泞道路上的泥浆翻起来，溅到身上，甚至翻到脑顶上。
在平时，我上山砍柴一定要穿鞋。如果赤脚的话，踩到山上的尖锐的竹桩或者柴根，很可能会扎伤甚至戳穿脚底板。而一年一度的去几十里外的白珠水库掮竹，是我望而生畏，而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每逢掮竹，我一定是穿上最结实最防滑的胶底解放鞋。
里陂上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皮鞋，他们的传说中，鹿冈的财主家里有一种“牛皮钉鞋”，专门在下雨天穿的。我请村民张春茂描述这种鞋的样子。他自称见多识广，却也只是听说，没有真正见过。他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想像不出这种鞋是什么模样。
有一次，突然看见村前大队的曾书记穿了一双崭新的黑皮鞋在鹿冈走路，我很吃惊，这毕竟太少见了。可能是鞋子太大的缘故，他每走一步，鞋跟往下脱，脚跟往上露，“托落托落”地响，十分引人注目。我问老曾：“是托上海知青买的吧？花了七块六角五？”
“你怎么知道？”老曾很惊讶。
我说：“这是近来上海最多人买的皮鞋，简称‘七六五’。你应该把鞋带再绑紧一点。”
“我那里的知识青年也这么说，可是绑紧了鞋带，脚不舒服。”
“那你不是把皮鞋当作拖鞋来穿了？”
我和老曾都笑了。
后来又一次在鹿冈见到他，黑皮鞋显得旧了，鞋带也绑紧了。曾书记学会穿皮鞋了。
记得我第一次穿皮鞋是在五岁的时候，母亲让我试穿一双棕色的皮鞋，那是父亲从美国带回来的。穿上不到十分钟，皮鞋把脚夹得很难受，母亲同意我脱下来，再也不穿了。
第二次穿皮鞋，是在我三十岁那年，回到上海工作以后，买了一双和当年曾书记穿的同样款式的黑皮鞋。虽然上海人对这种皮鞋的简称还是“七六五”，实际上却花了我九块六角五分钱。
草鞋 皮鞋
掮竹
里陂上村的生活和生产中离不开竹子。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吃饭用的筷子、捞饭用的灶捞、盖在饭甑上的汽盖、放剩饭的饭篮、晾晒衣服的竹篙、晒东西的晒箕和肚箕、筛米的米筛，还是头上戴的大小不一的斗笠，捉鱼时戽水的戽斗和放鱼的篱子、捉黄鳝的笱子，放松光的扁篱、作客时提的腰子篮、床上铺的篾席、姑娘们出嫁时带的针奁，都是竹子做的。
而生产上用到大量的篮攀、箩、撮箕、晒簟、谷筛、打禾桶的折子等等，更是需要很多毛竹。
可是里陂上村没有竹山，缺少制作各种竹器的原材料。
还好我们先锋大队的巷口村有一户地主，曾经在永丰、峡江和新干三个县的交界处有一片竹山，坐落在沿陂镇白珠村的白珠水库后面。里陂上村就用这个名义，去那里砍伐毛竹掮回来（掮竹），以满足村里的用竹需求。
去白珠水库掮竹很辛苦，光是来回的路途就要六个多小时。更不用说回来路上的那三个小时，肩上还压着沉甸甸的毛竹呢。虽然每个村民都知道自己的生活离不开竹子，可是谁也不愿意去掮竹。
于是每年会有这么一天，村里规定，凡是拿六分工分以上的劳动力，不分男女，一律要去白珠水库掮竹。有人很会钻空子，他们到了竹山上，专门挑轻细的竹子砍了掮回来，也可以记一天的工分。为了防止这一点，村里还规定，要按照掮回来的毛竹的重量来记工分：七十斤毛竹记十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去掮竹的前一天，我磨快了砍竹子的毛镰，从箱子里取出了我平时不穿的那双最新最结实的胶底解放鞋。
村里为了鼓励大家去掮竹，经常是一大早就免费提供热腾腾香喷喷的白米饭，让那些去白珠水库掮竹的人吃饱了再出发。我们哗哗地吃饱了早饭，我赶紧换上了特地准备好的解放鞋，肩上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斜挎一个仿制的军用水壶，取出我的那根齐肩高的“丫”字形撑棍，戴上斗笠，手提毛镰，跟着大伙出发了。
我们从里陂上村出发，走山路到水东村，然后横插，一路经过吉江、司背、枧田、麻江、李山，最后从白珠村的边上进山，到达白珠水库脚下。接下来，我们要沿着水库的溢洪道，一路往上爬到坝顶。
白珠水库的溢洪道是一段平整的水泥斜坡，坡度45度左右，长度大约有五十米。躬着腰奋力往上爬的时候不觉得怎么累，我和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抢先到了坝顶。我松了一口气，转身往来路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其他人正在陆陆续续往上爬，而还在溢洪道最下面的人看起来是那么小，相比之下我们好像是在天上。一想到待会儿我必须掮着毛竹从这溢洪道走下去，背脊开始发凉，浑身的汗毛不禁竖了起来，头也开始发晕。
穿过白珠水库大坝，绕到永丰、新干、峡江三县交界处的附近，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竹山，满山都是碗口粗细的毛竹。
茂密的竹林。正中间的这棵竹子好像不是老竹，而是新竹。
没有人知道真正属于先锋大队的那片竹山在哪里。大伙进了竹山便分散开了，各自寻找着自己中意的毛竹。
做各种竹器必须用陈年的老竹。当年新竹的颜色比较偏绿，竹节处有一点发白，这样的竹子不能要。陈年老竹的颜色是绿中带一点黄，比较亮。
尽量选大的竹子，既是为了出篾率高，可以多打一点竹器，也是为了要多拿点工分。
我远远看中了一根又大又亮的老竹，满心欢喜。待得来到近前，左手搭住竹子，仰起头来顺着竹子往上看去，顿时失望了。这竹子的竹梢断了，可能是被上一年的积雪压断的。这种竹子连篾匠也破不开，已经属于废竹了。
竹林里到处响起了清脆的“当当当”的伐竹声和毛竹“嘎啦啦”的倒地声。
我又选中了一根竹子，可惜有点弯，不能要。前一年我就是砍了一根有点弯的竹子，上了个当。那次竹子刚上肩的时候，我掮在中间，因为竹子的两头往下，在平地上走的时候感觉特别平稳。可是到了一段“凹”字形的山路上，我还没有走到“凹”字的最低洼处，竹子的两头就都碰到地面，我的肩膀掮不到竹子，竹子搁浅了。我只好用双手托起竹子的一头，让它离开地面，用力往前推送，好不容易才拖着竹子脱离了窘境。
最后，我匆匆忙忙选了一根中等大小的笔直的竹子，砍倒以后顺着竹梢的方向削去竹枝，截断竹梢。
我把竹子掮在右肩上，又用左肩上的“丫”字形撑棍的上部带住竹子，左手压住“丫”字下面的那一“竖”，利用杠杆原理，让左肩也承担一部分竹子的重量。竹子虽然不重，但是很长，我必须小心地慢慢下山。
我还没有走出竹林，就遇见村民周恩绍在训斥她的女儿：“你怎么能随便砍了一根竹子不要，又另外砍一根？”
“我是得见旁边的一根竹子更好，所以才……”恩绍的女儿辩解说。
“你这样是浪费了一根竹子。以后要选准了竹子才能下刀，砍了就不能反悔。记住了！”
恩绍说完，把女儿丢弃的那根竹子绑在自己砍的竹子上，两根竹子一起掮。周恩绍是里陂上村数一数二的好角色，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清晨挑上120斤重的一担米，到四十多里外的永丰县城去卖米，做“米粜（读音‘跳’）”，当天来回。
我们掮竹到了白珠水库的坝顶，要下溢洪道了，我特意穿的解放鞋要发挥作用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压住怦怦的心跳，开始往斜坡上迈步。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两三步的地方，千万不能再往下面看，那样我会头晕心慌的。我的身体尽量往后倒，同时保持肩上竹子的平衡，一步一步往下走。解放鞋很新，胶底的摩擦力很大，所以一点也不会打滑。
撑棍
我平安地下了白珠水库的溢洪道，心里很得意，也很满意。
白珠村前面的一段简易公路是我们的集合地点。我取下左肩上的撑棍，竖在身子前面用手扶着，那“丫”字的三杈点正好到胸前。把右肩上的竹子搁在撑棍的杈上，让身后竹子的一头着地。这样一来，我的双肩和双腿全部解放了，浑身一阵舒服。用毛巾抹一把汗，喝一口水壶里的水，摘下斗笠猛扇几下，再小心地点上一根香烟，狠吸一口，感觉就像到了神仙的境界。
我们开始聊天。村民张春茂说，他今天刚进竹林，不小心一脚踩在一个枯朽的毛竹桩上，连鞋带脚陷了进去。他拔出脚来，没想到那竹桩里出来了四条小小的毒蛇“青竹标（竹叶青）”，吓得他立即蹦开了。
“还好那四条是没长大的小蛇，要不然我今天就……”张春茂一边抽烟一边说。
旁边的村民张寿仁马上打断他：“你去年就说过这事。你这究竟是哪一年？”
“好……好像是去年。”春茂眨眨眼睛，磕了一下他的竹烟斗。
大伙都笑了起来。
等人全部到齐，我们掮起竹子，一个接着一个，“浩浩荡荡”地出发回家。知青薛志民走在我后面。
山路时常会弯弯曲曲，我到了一个山势往里凹的转弯处，肩上竹子的前后两端都紧贴着左边的山壁了。我知道，如果这个弯再紧逼一点，我的竹子再长一点，就无法通过这个弯道，就会连人带竹子掉下右边的山坡。我紧张地迈着脚步，小心翼翼地控制肩上的竹子。好了，终于通过了这个弯道，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候，我身后有人大叫起来：“老薛，薛志民！”原来是薛志民的竹子砍得太长，他没能转过这个弯道，连人带竹跌下坡去，急得跟在他后面的村民叫喊起来。
我赶紧停下脚步，放下竹子。还好那山坡不是很陡，薛志民一骨碌爬起来，先找到跌落了的眼镜，再抱起竹子伸给我，让我接住。他爬回到山路上，居然毫发无损。
等我们掮竹的人马在下午回到村里的时候，距离早饭已经有六七个小时，大伙早已是饥肠辘辘了。好在村里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吃的饭。
我掮的竹子一过秤，只有五十四斤，还不到八个工分。薛志民的竹子有五十六斤，他拿了八分。要是薛志民在山上把竹子截得再短一些，他就会像我那样，既不会拿到八分，也不会跌下坡去了。
第二天，我把掮竹时穿的那双解放鞋刷洗干净，晒干收好，准备在有像掮竹这样重大事情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2014年，作者在掮竹的路上，用撑棍来歇肩。
几年以后，巷口村单独成立了巷口大队，不再属于我们先锋大队了。可是里陂上村有时依然会鱼目混珠，去白珠水库后面的山上砍伐（偷伐）毛竹。曾经有一次我们被白珠大队抓住，被迫留下了竹子，全村人马空手而归，但是回村以后照样记了工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几十年过去了，鹿冈乡各个村里的毛竹林越来越大，竹材越来越多，可是村民日常使用的绝大部分竹制品，却已经被价钱便宜而又经久耐用的塑料器具所取代。过去编织各种竹器的篾匠，是受人尊敬的手艺人，现在他们却因为塑料制品的冲击而很难依靠“制篾”来谋生。年老的篾匠纷纷改行，年轻人不愿意学做篾匠，“制篾”这门传统手艺，说不定要灭绝了。
塑料是石油化工的副产品，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石油资源枯竭，等到做塑料的原材料断绝以后，才想到要恢复使用各种竹子做成的器具吗？
铲田墈和筑田塍
初来乍到里陂上村，耖田、耙田、整秧田、播种谷这类复杂的技术含量高的农活，村民根本不让我们上手。我们只能和村里长大的孩子一样，从最简单的农活学起。我们最先学会的农活是铲田塍（读作“成”）、铲田墈（读作“看”）和筑田塍。
一、田塍和田墈
里陂上村山坑里的水田，都是顺沿着山势拾级而上的梯田。近年来，广西省龙脊梯田和云南省哈尼梯田随着摄影家的镜头，博得了无数世人的眼球。里陂上村的梯田是在山坳里，而不是在山坡上，所以没有那些摄影名作里的梯田那样壮观，但毕竟还是水稻梯田。水稻梯田最关键的，是要有蓄水、控水的功能。而蓄水、控水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梯田旁的田埂得以实现。
把上下两坵梯田分开的田埂，村民称作田塍。田塍大约一尺来宽，每条田塍中央有一个五六寸宽的缺口，叫作田阙（读作“缺”），村民简称为“阙”。“阙”就像是调节田里水面高低的阀门。平时根据需要，用松树枝和田里的泥土把阙封到一定的高度，就能把水拦蓄在田里，保持一定的水位。如果水稻已经成熟，需要放水晒田，就用镢头把阙完全打开，上坵田里的水便汩汩地流到下坵田里去，直到流光为止。
普通的水田，由于挨着的田块处在差不多相同的平面上，田塍两旁的高度是相似的。而梯田的田塍，它所隔开的是有落差的上坵田和下坵田，所以靠着下坵田的那一面，要明显地高出靠着上坵田的那一面。村民把田塍靠着下坵田的那一面叫作田墈。田墈的高低，由山坑里山势的坡度而决定，山势越陡，两坵梯田之间落差越大，田墈就越高；山势越缓，两坵梯田之间落差越小，田墈就越矮。暴雨之后路过山坑，举目望去，只见层层梯田的田墈上，一道道瀑布奔流而下。那美景，那美声，是在上海时绝对想象不到的。
要是雨下得太大，田里的水就会冲破田阙，冲垮田墈。
雨下得太大了，大水冲破了田阙。
二、铲田塍和铲田墈
田塍上和田墈上，会长出杂草来，每年春耕之前都需要用镢头铲一遍，除去这些杂草，这就是铲田塍和铲田墈。
铲田塍的工作包括铲去田埂上面和挨着上坵梯田那面的杂草，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强度不大，铲田埂表面时，甚至不用赤脚下到水田里去。由于铲过的田塍还要重新加筑，即使铲得有些高低不平也不碍事。
相比之下，铲田墈更有意思些。田墈有高度，表面积大，铲的时候人下到田里，分开两腿，斜抡镢头，一下又一下，把前一年里长出的杂草铲除干净。没有杂草的地方，也要浅浅地带过一遍。走进一个山坑，坑里一层层的红壤土那微带红色的田墈光不光，平不平，那可是整坑梯田的面子所在，也是村民自己劳动态度的直接印证。
遇到田墈上常见的坚硬粗壮的芭茅草，必须要双手握紧镢头的木把，甩开胳膊，快速发力，镢头才能铲断草根。奋力挥动着胳膊，铲田墈的动作幅度很大，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个流行的口号：“甩开膀子大干”。铲田墈就是要甩开膀子来干。虽说铲田墈只要用镢头把杂草连根铲去就可以了，看起来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新手和手法粗糙的人，往往铲得高低不平，像狗啃过似的。手法老到的人铲过的田墈，非常平整光滑。所以，只要劳动力够用，村民常常让妇女和小孩铲田塍，而铲田墈的任务则由精壮的男劳力承担。
有些时候，个别偷懒的村民会采用数千年来刀耕火种的老办法，铲墈之前先点着火来把田墈上的芭茅草烧掉，这叫烧墈。这是政府严格禁止的。烧墈很危险，一不小心火随风势蔓延开来烧到山上，就会形成山火，造成山林的损失。
烧墈不慎，引起了山火。
有一年，我们看到距离里陂上村很远的天上冒起了层层烟雾，慢慢扩散开来，遮住了半边天空。那是永丰县和峡江县交界处最高的大山烧起来了，整整烧了半个多月，烟雾才渐渐散去。后来听说，这场烧毁了大片森林的火灾，就是因为烧墈引起的，政府为此抓走了一个烧墈的农民。
三、筑田塍
铲田墈和铲田塍以后，田塍变低变窄了，于是要在田塍的上面和靠着上坵田的那一面，加糊上一层田泥，这就是筑田塍。筑田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田塍有一定的高度，否则年年铲墈，田塍越铲越低，田里就蓄不住水了。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田塍越铲越薄以后，上面的一坵田会漏水。
筑田塍的时候，人下到水田里，一般先用“四齿耙”或者镢头，勾起田塍边的田泥，一块一块地铺在田塍的上面，让田塍恢复到原来的高度；接下来再勾起田泥，搭在田塍的一旁，用来增加田塍的宽度。然后，用镢头把田塍上面和旁边新加上去的田泥摊匀、抹平，最后还要蘸水上光，新的田塍就筑好了。筑田塍是有一定难度的技术活，有点像造房子时候的泥水匠，只是用镢头代替了泥水匠手里用的泥刀。
村民家里多有一种“四齿耙”，有点像上海郊区农民用的“铁搭”。筑田塍时用四齿耙来勾田泥，比较方便。
四齿耙
可是每户村民家里至多只有一把四齿耙（平时主要用来扒出牛栏里的“牛栏粪”），多数人还是用镢头来勾田泥。
把田泥铺在田塍上面比较容易，而把田泥搭在田塍边上就有讲究了。泥太干了搭不上去，泥太稀了会滑下来；沙田里的泥，含沙量高一些，水一多就塌下来；精泥田里的泥很粘，即使加了水，也不容易用镢头推开。我经过细心琢磨，很快就掌握了筑田塍的要领。
看着亲手筑好的新田塍，又平整又光滑，在阳光的照耀下，还有一点亮闪闪的反光，两面交界处形成的鲜明顺畅的线条，勾勒着镜子似的水田。我撑着镢头站在田里，自我欣赏一番，不免有些陶醉其中，心里美滋滋的，觉得很满足。
铲田墈是在田塍的一边削去了一层土，筑田塍是在田塍的另一边加上了一层泥。村民有一句俗语，形象地描述了这个现象：“一年一层皮，十年一下犁”，说的是两坵梯田之间的田塍，每年都会因为铲墈而向山的上方移动半寸多一点。过了十年，田塍移动了约莫六到七寸，就像用牛拉着犁来犁一下的宽度。以此来推算，每过一百年，田塍就会移动六到七尺。这何尝不是一定意义上的“沧海桑田”呢？
四、“石圳、石陂、石田墈”
有一次筑田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村民周恩绍忽然问我：“老夏，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出生的时候，屁股上会有一块乌青吗？”
我从书本上看到过一些这方面的传说，可是不知道里陂上村的版本。我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
不等我回答，恩绍接着往下说：“传说有一次，阴间的阎罗王要让一个人出世，可是那个人怎么也不肯。阎罗王忍住怒气，问他为什么不肯出世。
‘要我出世有条件，因为我上辈子做农民太苦了。’他说。
‘可是你这次出世还是做农民啊，你有什么条件？’阎罗王问。
‘要我做农民，必须出生在这样的人家，家里要有石圳、石陂、石田墈，使我不需要辛苦种田；我每年的收入要有千把两银子、万把担谷，使我能够用不完吃不完。’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阎罗王听了以后发了很大的火，把手里的生死簿往地上一扔，说道：‘如果是这样，我就自己出世去当农民了，还轮得到你？’
阎罗王怒气冲冲地说完了，便在那个人的屁股上用力踢了一脚，那人疼得哇哇直哭，来到了人世间。
从那以后，新出生的孩子的屁股上，多数会有一块乌青。”
恩绍说完了这个故事，我突然想起和阎罗王有关的一件事，便插嘴问他：“听说阎罗王是‘先注死，后注生’，对吗？”
恩绍说：“是的，阎罗王在我们出生以前，必须先注定好每一个人死亡的日子，然后才决定这个人在哪一天出生。”
我想，按照这种传统的说法，既然阎罗王早已定好了我们的生死，死亡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恩绍聊天结束，便搓搓双手，拿起镢头，挥动双臂，继续筑田塍。是啊，世世代代的农民只有辛勤劳作，才能有所收获，维持生活。农民若想好吃懒做，梦想着能有一种不用铲田墈和筑田塍的“石田墈”，那是连传说中的阎罗王都不同意的。
不过，很多种田的人还是希望能有免去劳作的“石圳、石陂、石田墈”。这几十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特别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农民的这个长久以来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现今里陂上村主要的灌溉渠道是用水泥和麻石修筑而成，可说是真正的石圳；有芮源水库来代替“作陂”，可以算是有了石陂；机耕道两旁的水田，已经有了水泥做的石田墈。
在一般的田塍上，村民每年只要喷洒一到二次除草剂，就可以除去上面的杂草，而不用铲田墈和筑田塍了。虽然要花钱买除草剂，但毕竟是既省时又省力，的确比过去轻松多了。可是用了除草剂以后，杂草的根还留在田塍的土里面，虬结成一层，不时会长出草来，使得田塍和田墈看上去永远是毛茸茸的，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平整光滑，那么漂亮了。
如今，用水泥做的石田墈和石田阙。 村民在田塍上喷洒除草剂
除草剂是有毒的，不但会对大田里的农作物产生毒害，还会长年残留在土壤中，很不容易降解。国内有的地方声称，他们的农业基地十多年来从未使用过化肥、农药和除草剂，所以他们生产的水果和蔬菜，是百分之百纯天然的绿色产品，因此把价格定得很高。等到有关部门来检测的时候，发现在农业基地的土壤中，还是存在着十几年以前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残留，因此这些水果和蔬菜不能卖高价，否则就算作是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环境一旦被污染了，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不但损害了当地人民和参战士兵的身体健康，还造成了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和重金属污染。这种污染比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对环境的污染更厉害，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能清除的。
我不禁联想到，云南省的哈尼梯田已经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不知道作为“世界遗产”的哈尼梯田，是否允许农民在田里使用那些既有好处也带来坏处的工业产品。比如说，是否允许使用除草剂来“铲田墈”和“筑田塍”呢？
云南省的哈尼梯田
上面是哈尼梯田春天插秧时的画面，近处青嫩的秧苗刚刚返青，稍远处有大片的田块在等待栽种。如果是用传统的方法筑田塍，此时的日子并不久，田塍上面应该尚未长出当年的毛茸茸的嫩草，一定是比较光滑。
我睁大了眼睛，努力想从画面上寻找答案。
碾米
我们刚到里陂上村，就发现村里有一台南昌柴油机厂制造的十匹马力单缸1105型柴油机。村民说，这是村里在1966年，花了一千多元人民币买来的，另外村里还配备了水泵，主要是在春夏之交用于抽水抗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