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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项目 不采用 偶尔采用 有时采用 经常采用

1.通过工作学习或一些其他活动来解脱

2.与人交谈，倾诉内心烦恼

3.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

4.改变自己的想法，重新发现生活中什么重要

5.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6.坚持自己的立场，为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奋斗

7.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8.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

9.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或自己的一些问题

10.借鉴他人处理类似困难情景的办法

11.寻求业余爱好，积极参加文体活动

12.尽量克制自己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的感情

13.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

14.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

15.认为时间会改变现状，唯一要做的便是等待

16.试图忘记整个事情

17.依靠别人解决问题

18.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办法

19.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

20.安慰自己

注：“不采用”为0分，“偶尔采用”为1分，“有时采用”为2分，“经常采用”为3分。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重点反映了积极应对的特点；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重点反映消极应对的特点。因此，结果分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

以上为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一般而言，在面对应激生活事件时，采取如向朋友倾诉、将情绪转移等较为积极的手段可称之为积极应对方式；反之，只是逃避事件本身、假装忘记是消极的应对方式。两种方式都是个体可以具备的方式，二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应用案例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遭遇恐怖袭击，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至今很多人还没有从当时震惊恐慌的阴影中走出来。有一些本身是癫痫病的患者，在受到这次袭击的惊吓时，精神失常，癫痫病发作，全身抽搐，口吐白沫，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创伤。

点评: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不禁让我们联想到美国的“9·11”事件，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袭击事件无疑对每个经历过该事件的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生活事件，对与之相关的亲属、朋友来说同样如此。很多人在经历了“9·11”事件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因为痛苦的体验，人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些负性事件。但是，一旦发生过，这样的负性事件就注定要伴随我们一生。

在十分痛苦的时候，心理防御机制是必要的，但糟糕的是，如果心理防御机制对事实扭曲得太厉害，它会带来更多的心理问题，如强迫症、社交焦虑症、多重人格，甚至精神分裂等。真正对健康有效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直面痛苦，因为阴影和光明都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自己暂时缺乏力量，可以寻找亲友的帮助，或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

心灵避风港

——依恋理论

发展心理学家哈洛(Harlow)曾做过经典的恒河猴实验。他分别用绒布和铁丝各做了一只假的猴子，用来代替真正的母猴来抚养(喂食)婴儿猴子。结果发现，婴儿猴子与绒布猴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显示出愉快的触觉和喜爱，超过了对食物的喜爱。尽管所有的猴子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都显示了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但被铁丝猴抚养的婴儿猴子则每况愈下。在生活中，人们也发现，孤儿院养大的儿童较易表现出不寻常的社会和情感行为。为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心理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依恋(Attachment)理论。

依恋是个体对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某一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形成的一种牢固、有情感关系的联结。其特征是：个体与依恋对象分离会产生痛苦；对依恋对象会产生趋近行为；向依恋对象寻求支持与帮助，将其作为一个避风港；将依恋对象作为一个安全基地，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其他的社会行为等。依恋在实质上是要“询问”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所依恋的对象在附近吗？他接受我吗？他关注我吗？如果察觉这些问题的答案为“是”，则个体会感到被爱、安全、自信，反之个体则会体验到失望和抑郁，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并且会影响到个体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

理论介绍

依恋理论最初由英国心理学家鲍尔比(Bowlby)提出，他试图理解婴儿与父母分离后所产生的强烈的哭闹和搜寻反应。鲍尔比观察到，被分离的婴儿会以极端的方式(如哭喊、紧抓不放、疯狂地寻找)来抵抗与父母的分离。他受劳伦茨(Lorenz)关于印刻(imprinting)现象的启发，认为婴儿跟别的小动物一样，生来就有一种内在的行为，这种行为表现为依附母亲或吸引母亲待在自己周围，这使得婴儿能增加得到食物的机会，也能得到母亲的保护而免遭危险。

鲍尔比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依恋发展的阶段模式(见表2-3)。

表2-3 依恋发展的阶段模式

依恋发展阶段 情绪 行为

前依恋阶段

(从出生到6周) 哭、笑等情绪反应，能吸引母亲的注意，从而待在他身边；用手抓大人，凝视母亲的脸庞 婴儿已经能认识母亲的微笑和声音

依恋开始形成阶段

(6周至6—8个月) 对父母做出依偎亲近的反应，对陌生人显示警觉的神情 母亲离开时不会“抗议”，依恋尚未形成

依恋形成阶段

(6—8个月至18个月) 婴儿对熟人产生依恋，并表现出分离焦虑(哭闹、跟随着母亲、抱着母亲不让离开等) 在公共环境中，婴儿把母亲看成“安全基地”；对环境的探究活动要取得母亲情感上的支持

互惠关系形成阶段

(18个月至2岁以后) 儿童约2岁的时候，由于语言和表征能力的迅速发展使他们开始理解母亲离开的原因，并能预测她会回来 抗议减少了，婴儿开始使用谈判策略

从依恋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依恋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通过依恋，儿童建立了亲子情结的内部表征，这一表征使婴儿认识到母亲是最可信赖的，母亲的在与不在都是安全的。健康的依恋使儿童对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一种爱和安全感，成为个性发展的重要成分，它作为一种内部工作模式，指导儿童成长直至成人，与他人建立各种亲密、信赖的人际关系。

安斯沃斯(Ainsworth)发展了鲍尔比的依恋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评估婴儿与他们母亲的分离与重聚后的反应的个体差异，安斯沃斯与同事一起提出了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测验法。安斯沃斯采用陌生情境测验，从对婴儿和母亲的研究中界定了亲子关系的三种基本类型和八个亚类(见表2-4)。

表2-4 亲子关系的三种基本类型和八个亚类

A型：回避型这种关系中的妈妈对孩子也不太负责。孩子则对妈妈疏远、冷漠 A1：对重新见到母亲和与母亲接触不感兴趣，忽视她的回来

A2：当母亲回来时，对接触表现出一些兴趣，但同时还可能转身走开或不看母亲

B型：安全型体验到这种依恋的婴儿知道妈妈的负责和亲切，甚至妈妈不在时也这样想 B1：愿意与母亲相互作用，但不特别地表现出身体接触，分离时不太悲伤

B2：母亲离开后寻找母亲，渴望重聚，分离阶段不太悲伤

B3：努力获得并保持与母亲的接触，分离时非常悲伤

B4：重聚时尤其想接触母亲，好像完全沉湎其中，一直感到焦虑

C型：焦虑—矛盾型妈妈在这种关系中对孩子的需要不是特别关心和敏感 C1：对母亲有明显的矛盾行为，抗拒陌生人，对母亲和陌生人都有气愤的攻击行为

C2：对母亲有明显的矛盾行为，但他们显得更加被动和退缩

研究支持

婴儿时期的依恋关系会影响成人时期的婚姻、亲子等人际关系。在哈洛的恒河猴实验中，由铁丝猴抚养长大的婴儿猴子，它们成年以后会有抚养孩子的困难，它们难以与自己的孩子建立正常的依恋关系(放任孩子任意的活动而不给予保护，拒绝照顾它们的孩子，甚至虐待孩子)(Harlow，1974)。一项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成人比非安全型的人更满意自己的人际关系，并且他们的同伴也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满意(Tucker & Anders，1999)。他们的关系有这样一些特点：持续时间较长、信任、忠诚、独立(Feeney，Noller，& Callan，1994)。在一项研究中，回避型依恋的大学生中有43%的人说他们从没恋爱过(Feeney，Noller，& Patty，1993)。吴薇莉、刘协和(2006)对社交焦虑障碍组成人依恋类型和正常对照组的依恋类型进行对比发现，社交焦虑障碍组的成人依恋以不安全类型为主，不安全的成人依恋类型导致不良的人际关系。

不安全的依恋类型除了对个体的人际关系有不良影响之外，还可能会导致行为问题或情绪障碍。福纳吉(Fonagy)和塔吉特(Target)的研究发现，78%的精神病患者、75%的抑郁症患者、84%的焦虑症患者以及92%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在成人依恋问卷(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中被评定为不安全依恋类型(Fonagy & Target, 1997)。罗森斯坦(Rosenstein)和霍罗威兹(Horowitz)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也发现，回避型依恋的青少年多表现为品行障碍、自恋或反社会型人格，而抵抗型依恋的青少年则倾向于以情感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为主(Rosenstein & Horowitz, 1996)。另一项研究发现，青春期抑郁与依恋类型显著相关，曾患青春期抑郁的被试中有68%是非安全型依恋类型，那些具有双重非安全型依恋类型的被试罹患青春期抑郁的比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Bifulco，Moran，Ball，& Lillie，2002)。

另外，克里奇菲尔德(Critchfield)等人(2008)针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依恋类型进行的研究发现，不安全依恋与攻击有关，自我伤害主要与回避型依恋相关，而对他人的敌意可能是对关系的回避和焦虑的共同作用。我国研究者刘小群(2005)的研究发现，母子依恋与欺负、受欺负发生频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受欺负倾向的儿童来说，由于与母亲形成了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所以对母亲的支持性和可靠性的认识偏低，他们不相信母亲会对自己做出应有的反应，从而对母亲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同时对自己也缺乏正确的评价，引起自我效能感偏低。由于儿童不信任母亲，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不愿意主动接触父母，在遇到困难和压力时也不愿意寻求母亲的帮助和保护，由此会产生一种习得性无助感和孤独感。儿童与母亲的这种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可能会导致儿童对他人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引起同伴关系不良，同时由于自卑心理和孤独无助感，从而缺乏有效抵抗外来侵犯的信心和勇气，在同伴群体中容易处于劣势，经常受到其他同学的欺凌。

理论应用

良好的亲子依恋是一种积极的、充满深情的感情联系。婴儿所依恋的人出现会使他们有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婴儿就能在陌生的环境中克服焦虑或恐惧，从而去探索周围的新鲜事物，并尝试与陌生人接近，这样就可使婴儿视野扩大，认知能力得到快速发展。父母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正确积极回应孩子的需要，对了解各个阶段的孩子以及他们的行为是十分有帮助的。成人的依恋风格是由他/她与父母依恋对象的互动所形成的，早年依恋体验可能影响恋爱关系中的依恋风格，而依恋风格会对成人的亲密关系产生影响，这足以证明安全型依恋的重要性。

影响儿童依恋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因素就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儿童早期生活最主要的场所，对依恋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幼儿时期，家庭养育环境的影响占最主要地位，持久而深刻地影响儿童社会情绪的发展。同时，依恋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标志性开端，对于儿童社会性情感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儿童依恋和社会情绪作为儿童早期极为重要且联系密切的两个心理现象，均受到家庭环境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因此，个体婴儿时期与家庭中照顾者的关系对婴儿安全型依恋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当婴儿受伤、生病或不安时，照顾者可以对他做出多种响应。如果照顾者现在以使婴儿感觉安全的方式对他做出响应，将会使他相信有人在支持他。

当一名照顾者未能对需要安慰的婴儿做出适当的回应时，这并不一定是照顾者的过错。在有些情况下，因为照顾者有他们自己的悲伤或需要，而没有能力对自己的婴儿的需要显示出敏感性，其他的照顾者则根本无法懂得婴儿的信号，从而出现应对不当。

依恋模式关注的是婴儿和照顾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性格。

依恋模式在婴儿—照顾者关系中发展，以满足婴儿的非常强大的基本的舒适和安全的需要。照顾者如何对婴儿的不安做出回应，将对婴儿的情感和社会发展，未来的关系，甚至未来的养育方式产生持久的影响。作为婴儿的照顾者，必须意识到自身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应用案例

小梅，女，15岁，正在读初三，因为早恋严重影响学习而又不能自拔，和父母一起前来做心理咨询。在心理咨询中小梅自述:“我也希望和那个男孩分手，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分不了，每当看到妈妈为我伤心，我都心痛不已。很多时候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也并不是很喜欢那个男孩，和那个男孩在一起，也有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有时候他试图做出进一步的亲密行为，我不想这样，我们还小，但却不知道如何更好地拒绝。更重要的是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专心学习，但是分开后总是莫名的烦躁，内心感到很不安全，很希望有一个人能陪自己说说话，所以不久我们又在一起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最后总是分不了。”

在咨询中了解到妈妈在生小梅之前，因为丈夫的反对和当时客观条件的艰难，不得已曾经三次人工流产，对此小梅妈妈一直内疚自责，对其丈夫也一直耿耿于怀，夫妻感情很淡漠。母亲虽然很爱小梅，但这么多年总是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前面三个孩子的怀念(小梅本人并不知道妈妈曾经人工流产三次)，这种情况让小梅总是感觉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内心一直没有安全感和家的归属感，知道父母爱自己但却亲近不起来。经过几次心理咨询后，小梅真正了解到自己和那个男孩子所谓的“谈恋爱”，只是希望给自己的内心找一个依靠，因为自己的内心太孤独了。

点评: 案例中小梅的表现是亲子依恋缺失导致的一种补偿行为。缺少对家长正常情感依恋的孩子，很容易转而寻求外界的情感补偿。这种情感依恋缺失的补偿现象在女生中更为明显。安全的亲子依恋缺损，是一种爱的缺损。而在爱的缺损中长大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难感受爱的存在，但又强烈地需求爱，甚至会发展为“获得安全，避免焦虑”的神经症性倾向。这种神经症性倾向往往以对内苛求自己，对外苛求别人，自责自恨，妒忌敌对，或是以攻击性语言、攻击性行为去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些无一例外地都会在孩子日后的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

静若淑女，动若英豪

——双性化理论

性别角色指个体基于性别差异而形成的与社会或群体规定相适应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男女两性是由遗传决定的。然而，男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则是儿童时期受成人影响的结果。事实上，人从一降生，就因性别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响，例如，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等，所有这些均受到伦理、道德、风俗、传统等社会文化的因素影响。在不同的文化中，个性和社会特征总是依附于各种性别，对特定的性别赋予某些特征，这种现象不是生物学上的男性或女性的遗传结果，而是传统习惯造成的。不同的社会文化，规定着人们扮演何种角色。

理论介绍

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认为，男人就该像个男人，女人就该像个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双性化是性别角色最优的体现。所谓双性化，是指一个人兼有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气质。双性化者并非“变态”，相反众多研究表明，双性化者兼有男性和女性较为优良的品质，往往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西方关于双性化人格的研究历史较悠久，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瑞士心理学家荣格(Jung)提出了著名的“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理论，用“男性的女性意向”和“女性的男性意向”两个术语，说明人类先天具有的双性化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要想使人格得以平衡，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如果一个男人展现的仅仅只是他的男性气质，那么，他的女性气质就会始终遗留在无意识中而保持其原始的未开化的面貌，这就使他的无意识有一种软弱、敏感的性质。正因为这样，所以那些表面上最富男子气的人，内心却往往十分的软弱和柔顺。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过多地展示其女性气质的女人，在无意识深处却十分顽强和任性，具有男人通常在其外显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气质。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社会，处在这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如何适当地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否则就不能在社会上有良好的适应能力。首先得由个人确认并接受自己的性别，然后才能自如地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儿童性别角色的形成大约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被动地由父母进行分配。例如，给不同性别的儿童穿不同的服装，玩不同的玩具，做不同的游戏，讲不同的故事。父母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孩子可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第二阶段，儿童主动地模仿与认同。儿童对性别角色的确认，先是对同性别长辈的行为进行模仿，而后认同。

推孟(Terman)和迈尔斯(Miles)在1936年发表了第一个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测验(masculinity-femininity test，简称M-F测验)，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又提出了双性气质、未分化等概念。

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认为人的性别角色应符合其生理性别。男性气质多表现为独立、勇敢、自信而且具有支配感和成就感，喜欢竞争性强的活动。女性气质多表现为温和、敏感、被动，缺乏自信和果断精神。双性化理论认为，双性化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性别模式，它集合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优点，而“中性化”可以说是“未分化”，是社会性别最不突出的一类群体，它没有显著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双性化特征的人在心理上最为健康，而未分化特征的人心理健康水平在四种性别角色上最低。

研究支持

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双性化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自尊、较少的心理疾病、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且双性化的人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受欢迎。一项研究显示，双性化的儿童和成人拥有更高水平的自尊，而且在多样化的情境下适应性更强(Taylor & Hall，1982)。另一项研究指出，双性化个体更易与异性建立起亲密关系，可能是由于他们同时具有女性和男性积极的特质，能更好地理解、接受彼此间的差异(Ganong & Coleman，1985)。也有研究揭示，具有积极的双性化特征的人在心理上更健康，感到更快乐，幸福感更强(Woodhill & Samuels，2003)。

我国研究者余小芳(2004)采用问卷调查与内隐联想测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性别角色与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的关系。结果发现，双性化类型对男女正性词加工都较好，男性化类型和女性化类型分别只对男性正性词和女性正性词加工较好，而未分化类型对两种词加工都较慢；四种性别角色在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双性化类型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和社会适应性最好，是最佳的性别角色模式。

马锦华(2001)在对大学生双性化人格模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双性化个体具有比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女性化、未分化个体表现为自信程度偏低，缺乏安全感，从理论上讲，其心理健康水平偏低。余小芳(2004)的研究也发现，双性化类型的学生不管在心理健康方面，还是在社会适应性方面，都优于男性化类型、女性化类型与未分化类型的学生，这说明双性化类型是最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式。同时，该研究还指出，未分化类型是最不理想的性别角色，女性化类型在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性方面也较低，男性化类型在这两方面上都不错，仅次于双性化类型。

拓展阅读

性别角色量表

美国心理学家贝姆(Bem)于1974年发表了性别角色量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BSRI)，这是第一个用来测量相互独立的性别角色的测验工具。

表2-4一共有60个描述性词语。请你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条以从“1”到“7”的尺度给自己打分，其中，“1”代表“从不”或“几乎不符合”，“7”代表“总是”或“完全符合”。

表2-4 性别角色量表

1.自我信赖 21.可信赖的 41.温和的

2.柔顺 22.善于分析的 42.庄严的

3.乐于助人 23.表示同情的 43.愿意表明立场的

4.维护自己的信念 24.嫉妒的 44.温柔

5.快活的 25.具有领导能力的 45.友好的

6.忧郁的 26.对他人的需求敏感 46.具有侵犯性

7.独立的 27.诚实的 47.轻信的

8.害羞的 28.乐于冒险 48.无能的

9.诚心诚意 29.有理解力的 49.像个领导

10.活跃的 30.守口如瓶 50.幼稚的

11.情意绵绵 31.易于做出决策的 51.适应性强的

12.夸耀的 32.有同情心的 52.个人主义的

13.武断的 33.忠厚老实 53.不讲粗俗的话

14.值得赞赏的 34.自足的 54.冷漠无情

15.幸福的 35.乐于安抚受伤的感情 55.具有竞争意识的

16.个性坚强的 36.自高自大 56.热爱孩子的

17.忠诚的 37.有支配力的 57.老练得体的

18.不可捉摸的 38.谈吐柔和的 58.雄心勃勃

19.强劲有力的 39.值得喜欢的 59.温文尔雅

20.女性的 40.男性的 60.保守

计分方法：男性化得分为1，4，7，13，16，19，22，25，28，31，43，46，55，58项目总分除以14；女性化得分为11，14，17，23，26，29，32，35，41，44，56，59项目总分除以12。如果男性化得分和女性化得分都高于4分的话就是双性化；如果只有男性化得分高于4分就是男性化，只有女性化得分高于4分就是女性化；如果两个都低于4分就是未分化。

理论应用

性别角色教育是社会化任务之一，而我国当前的性别角色教育几乎是缺失的。家长和教师在性别角色教育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去性别化的教育误区，即忽视了男女的性别差异和不同的发展需要，给男生、女生完全相同的期望、要求和教育。目前大多数家庭和学校在对儿童进行性别角色教育时不是采取双性化教育模式，而是采取单性化性别角色教育模式。单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是指在性别角色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持有传统的性别角色期望，旨在培养受教育者典型男性化或典型女性化特征。如忽视女孩子勇敢、坚强、果断等优秀男性特征的培养，忽视男孩子细心、同情心、善解人意等优秀女性特征的培养。这些性别刻板观念会体现在教师以及家长的教育行为中，其结果只会阻碍儿童发展异性积极特征，限制儿童个性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实施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非常重要。

儿童的性别角色模式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的，儿童所处的直接和间接环境的影响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关键。如何利用影响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环境实施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呢？

1.促进双性化性别角色的家庭教育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儿童的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首先是从家庭中获得的，性别角色社会化也会首先受到家庭的影响。在家庭中，对儿童实施性别角色教育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父母要摆脱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束缚。坚强勇敢、果断机智、温柔体贴、耐心细致这些性格特征不应被贴上性别标签，它们是两性所共有的。只要是孩子身上表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品质就要加以鼓励。

其次，要发挥父母在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中的不同作用。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同时汲取父性、母性的养料，达到人格的完善与统一，缺少任何一方的参与，对孩子性别角色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例如，孩子个性的发展应同时继承母亲的温柔、细心、文雅等特质和父亲的大度、开朗、自尊心强、喜欢交往等特质。

最后，父母应努力创建一个两性平等的家庭氛围。父母一方面要意识到自身所扮演的性别角色特点，但要尽量避免典型男性化和典型女性化倾向，父亲也要从事家务劳动，照看孩子；母亲也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鼓励孩子积极进取。这样有利于孩子把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优秀品质综合起来，为塑造双性化性别角色模式打下基础。

2.促进双性化性别角色的学校教育

学校是家庭和社会的中间环节，也是儿童性别角色知识扩展和加深的重要场所，学校对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育者的观念、教育活动等途径实现。

在教育观念上，教师要有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期望。进入学校以后，男教师和女教师代替了性别角色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教师的言行成为儿童学习的榜样。因此，教师首先要摒弃传统的教育模式，转变观念，明白双性化性别教育模式的优点，对儿童性别角色发展持有双性化的期望，这对于实施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至关重要。

在教育活动上，教师要促进学生在活动中发展异性的积极品质。教师既要鼓励女生去从事具有竞争性、创造性、勇敢性等特点的活动，也要鼓励男生去从事需要细致性、情感性、社会性等特点的活动。鼓励学生在体验过程中，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注意学习异性的积极品质，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

3.促进双性化性别角色的社会教育

社会媒体包括书刊、电影、电视和广播等大众传播工具，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巨大影响，是传播性别角色观念的有效途径。

电视节目对儿童的许多行为产生影响，如攻击性行为、亲社会行为和认知技能等电视节目会对性别角色发展产生影响。电视节目为儿童提供了更多观察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机会。作为主流媒介的电视从业人员要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明确大众传播媒介对儿童性别角色教育中的引导作用，避免在主流媒体中传播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尽量多塑造一些双性化的人物形象，为儿童提供观察学习的榜样。

儿童读物中的男性人物比女性人物更为积极地从事创造性活动，女性人物常常被塑造为被动的、具有依赖性的角色，大多从事一些安静的室内活动。这对儿童双性化的性别角色发展是不利的。在今后儿童读物的编写过程中，作者要尽可能淡化性别特征的差异，塑造一些兼具男性和女性优秀品质的人物形象，用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理念去影响、教化成长中的儿童。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大众观念的更新，双性化将逐渐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理想的性别角色发展模式。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配合，使处于社会化过程之中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性别角色的发展上摆脱性别刻板印象的禁锢，从而形成健全完善的双性化人格品质。

应用案例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说过:“小时候，我非常崇拜父亲。我会热切地在窗口张望他的身影，一看到他下班回家就立刻冲到马路上去迎接他。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学会了打棒球、橄榄球和篮球。每次我都会努力考出好成绩以博得他的欢心。”

希拉里的父亲苛刻、易怒，还经常给孩子难堪，但是他和妻子仍然成功地培养了孩子们浓厚的家庭观念，创造出一家人团结互爱的传统。他们夫妇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很默契，两人都是专制的家长，都想向孩子们灌输老派价值观念和真理体系推崇的精神遗产。他们坚信，只要有纪律、勤奋，有适当的鼓励，再加上充分的家庭、学校和宗教教育，孩子们就能够实现任何梦想。在家里，父亲具有绝对权威，他的父权统治让大家都感到不快乐，不过他唯一开明的地方，就是他坚信不能因为希拉里是个女孩子就限制她把握机遇和掌握技艺的权利。

［资料来源：卡尔·伯恩斯坦.(2008).希拉里传.张岩，魏平，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点评: 希拉里是大家所熟知的美国政治人物。她成功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父亲对她不一样的期望和教育，希拉里的父亲没有把他的女儿培养成一个典型的拥有女性气质的人，而是把她培养成一个坚毅、自信，却又不乏女性魅力的双性化气质的人。

参考文献

曹韧.(2014).校园欺负行为的概念及理论假设.新校园：中旬刊，(10)，23-23.

陈晓，周晖.(2012).自古圣贤皆“寂寞”？——独处及相关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11)，1850-1859.

丁宇，肖凌，郭文斌，黄敏儿.(2005).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作用模型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3(3)，161-164.

李月，时春阳.(2007).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调查分析.科技信息，(3)，232.

梁婷，周骏.(2008).初中生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研究.南昌高专学报，(5)，99-100.

林初锐，李永鑫，胡瑜.(2004).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研究.心理科学，(5)，1116-1119.

刘小群.(2005).小学高年级儿童亲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刘晓，黄希庭.(2010).社会支持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心理研究，卷(1)，3-8.

马锦华.(2001).大学生双性化人格模式与心理健康关系探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4)，87-89.

孙临美，林玲.(2009).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现状归因及对策.校园心理，(3)，153-156.

仝菲，王程成，李修德，李享，徐少聪，张秀军.(2015).合肥市大学生生活负性事件和饮酒的关联性分析.中国学校卫生，3，21.

王美恩.(2011).终结霸凌：洞察孩子内心世界，打破霸凌的恶循环.台北：天下杂志出版社.

位东涛.(2014).生活事件与神经质影响焦虑的神经机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魏义梅，张剑.(2008).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6(6)，582-583.

吴薇莉，刘协和.(2006).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成人依恋类型与社交焦虑障碍人格特征关系.中国临床康复，10(14)，18-22.

肖水源.(199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临床精神医学杂志，4(2)，98-100.

余小芳.(2004).性别角色的鉴定及其与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南昌.

张家恕.(1997).心理医生病案录.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张日昇.(2009).成年早期个体的心理发展.见林崇德 (编).发展心理学(pp.393400).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张文新，武建芬，程学超.(1999).儿童欺侮问题研究综述.心理学动态，3，37-42.

Alviar，C.L.，Rockman，C.，Guo，Y.，Adelman，M.，& Berger，J.(2014).Association of marital status with vascular disease in different arterial territories：A population based study of over 35 million subject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63,125-137.

Bifulco，A.，Moran，P.M.，Ball，C.，& Lillie，A.(2002).Adult attachment style.II：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social depressive-vulnerability.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37(2)，60-67.

Brown，G.W.，Bhrolchain，M.N.，& Harris，T.(1975).Social class and psychiatric disturbance among women in an urban population.Sociology，9(2)，225-254.

Copeland，W.E.，Wolke，D.，Lereya，S.T.，Shanahan，L.，Worthman，C.，& Costello，E.J.(2014).Childhood bullying involvement predicts low-grade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to adulthood.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1(21)，7570-7575.

Critchfield，K.L.，Levy，K.N.，Clarkin，J.F.，&Kernberg，O.F.(2008).The relational context of aggression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Using adult attachment style to predict forms of hostilit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64(1)，67-82.

Dodge，K.A.，& Frame，C.L.(1982).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nd deficits in aggressive boys.Child development，620-635.

Feeney，J.A.，Noller，P.，& Patty，J.(1993).Adolescents'interactions with the opposite sex：Influence of attachment style and gender.Journal of adolescence，16(2)，169-186.

Fonagy，P.，& Target，M.(1997).Attachment and reflective function：

Their role in self-organization.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9(04)，679-700.

Ganong，L.H.，& Coleman，M.(1985).Sex，sex roles，and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46(3)，405-411.

Girme，Y.U.，Overall，N.C.，Simpson，J.A.，& Fletcher，G.J.(2015).“All or nothing”：Attachment avoidance and the curvilinear effects of partner suppor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08(3)，450-466.

Haatainen，K.M.，Tanskanen，A.，Kylm，J.，Honkalampi，K.，Koivumaa-Honkanen，H.，Hintikka，J.，& Viinamki，H.(2003).Stable hopelessness and its predictors in a general population：A 2-year Follow-up study.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33(4)，37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