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资料来源：《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点评: “战斗或逃跑”反应可以帮助个体增加生存概率。武松打虎便是这一过程的生动范例。武松在面对凶猛的老虎时，第一反应是躲起来，避免老虎的攻击，但是武松意识到与老虎一搏也并非没有胜算，此时逃走很可能就被老虎吞入腹中。开启战斗模式的武松成功制服老虎，为自己赢得生机和盛名。

应激的认知

——认知交互作用模型

心理学家拉扎鲁斯(Lazarus)是应激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认知交互作用模型。拉扎鲁斯和福克曼(Folkman)认为，应激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Lazarus & Folkman,1984)。如果个体认为内外环境的刺激超过自身的应对能力及应对资源时，就会产生应激。应激是由于内外需求与机体应对资源的不匹配破坏了个体的内稳态所致。它不仅仅是环境刺激或是一种反应，而是当所遇到的事件和所担负的责任超过了人的应对能力的范围时所产生的身心紧张状态，其本质就是个体对内外环境的需求的适应，而且认知评价在应激的产生中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健康心理学认为，应激是有机体通过认知评价确定在生理或心理上受到威胁时出现的一种带有适应性的身心紧张状态。

理论介绍

应激源作用于个体后，能否产生应激，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心理学过程——认知评价和应对(见图4-3)。拉扎鲁斯认为，认知评价是指个体觉察到情境对自身是否有影响的认知过程，包括对应激源的确定、思考及期待，以及对自身应对能力的评价，主要的心理活动包括感知、思考、推理及决策等。认知评价主要由初级评价、次级评价及重新评价三部分组成(见图4-4)。

图4-3 三级认知评价模型

图4-4 拉扎鲁斯的压力与应对模型

1.初级评价

初级评价是指人确定刺激事件与自己是否有利害关系及与这种关系的程度，评价的结果有三种：与个人无关的、有益的、有应激的。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可能与个人无关，有的可能对自己有益，一般不需要很高的应对技巧。当一个事件被评价为有应激时，可能有三种情况：伤害性或损失性、威胁性、挑战性。伤害性评价的性质一般与真实或预期的损伤有关，这种损伤一般对个人的身心健康或资源有较大的损害，如离婚、亲人死亡等。威胁性评价指某一情景所要求的能力超过个人的应对能力时，该事件被评价为威胁性，此评价的感情基调是消极的。它与伤害性评价所不同的是预感伤害事件将要发生，而事实上没有发生。挑战性评价是将某一事件评价为冒险性的，其感情基调是兴奋及期待的，也包含焦虑与不安成分。

2.次级评价

次级评价是对个人应对方式、应对能力及应对资源的评价，判定个人的应对与事件之间的匹配程度。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做什么”。次级评价后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如果评价结果为有利，会出现高兴、骄傲、满足和幸福等正性情绪。挑战性评价会出现希望、信心十足或焦虑反应。伤害性评价会出现愤怒、焦虑、悲伤、害怕、恐惧等。

3.重新评价

重新评价是指人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有效性和适宜性的评价，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性行为。如果重新评价结果表明行为无效或不适宜，人们就会调整自己对刺激事件的次级评价甚至初级评价，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反应。重新评价不一定每次都会减轻应激，有时也会加重应激。拉扎鲁斯指出:“有效化解应激的关键在于对应激的积极评价。”

影响认知评价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应激源的可预测性。研究表明，意外丧亲要比由长期生病而离世产生的应激程度要大。②应激源的控制。如果个体能够对应激源做出某种控制，则可减轻影响。③对应激源的解释。赋予应激源不同的意义可以增强或削弱应激源的作用。④情绪。情绪影响认知评价，促使或打断对生活事件造成的应激的评价。

应对是指应用行为或认知的方法努力处理环境与人内部之间的需求，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包括评价应激的意义、控制或改变应激的环境、解决或消除问题、缓解由于应激而出现的情绪反应。

应对方式包括采取积极行动、回避、任其自然、寻求信息及帮助、应用心理防御机制等。应对资源包括健康及良好的机能状态、个人的生活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判断能力、信仰及价值观、社会支持系统以及物质财富等。应对的功能有两种：解决问题或缓解情绪。应对的结果会影响个人的人生态度及观念、各种社会能力及身心健康。

研究支持

拉扎鲁斯等人(1962)设计了一项实验以证明初级评价在应激体验中的重要作用。在实验中，主试让大学生观看一个原始部落割礼仪式的影片。在观看电影之前，将学生分为四组，每组学生以不同方式观看电影：第一组学生看电影时听不到声音；第二组学生听到的是“创伤性”的解说，表达这种手术的痛苦、危险和原始；第三组学生听到的解说否认割礼给人带来的痛苦和可能的伤害，强调它给受割礼者带来的兴奋和期盼；第四组学生听到的是一个“科学性”的解说，对这个仪式进行理性的描述。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断监测学生的自主神经唤醒水平(皮肤电、心率)，并在电影结束后立刻用自我报告法测量被试的心理应激。结果显示，听到“创伤性”解说的被试有更多更强的应激反应。此实验说明，应激不仅取决于电影本身，也取决于观看者对它的评价。

我国研究者陈树林和郑全全(2000)为探究应激源、认知评价和抑郁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抑郁组和非抑郁组总共130名大学生被试进行长达六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应激性的生活事件对抑郁的产生没有直接效应，需要通过消极性自我概念和抑郁歪曲的认知心理因素作为中介变量，从而导致抑郁障碍的发生。此研究表明，应激源对人产生影响必须通过个体的认知因素起作用。

玛纳克(Manack)等人(2013)基于美国偏头痛患病率和预防(AMPP)的数据，分析了慢性偏头痛和发作性偏头痛人群的主要生活事件评估和应激评价的差异。结果发现，慢性偏头痛患者在随后的一年发生的重大生活事件更多，并且更可能将事件认定为应激性的。由此可见，生理状况和认知评价之间相互影响。

理论应用

根据拉扎鲁斯的观点，认知评价是应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面对潜在的应激情境，应激通常是由基于信息缺乏、错误的理解、非理性信念等认知评价所引起的。控制并改善认知评价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预先设想

在日常生活中，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让人感到措手不及，带来更大应激。因此可以事先采取想象、表演和讨论等方式，设想一些重大的应激情境以及自己的应对反应。有了这样的预想经历，当应激来临时生理上的唤醒程度会相应降低，引起的应激反应也就较低。

2.信息控制

如果个体能够获取充足而正确的相关信息，就会降低个体的确定感和莫名的恐慌感。例如，当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被确诊并发布全球蔓延警告时，人们陷入了恐慌；当不断地获得有关该疾病的症状、防治及治愈信息后，人们的担心和恐慌逐渐减弱，生活又回归正常。

3.对情境进行再评价

对情境进行再评价也就是换个角度考虑问题，或是对事件的意义进行重新认识等，都可能会改变个体的应激体验。事物的意义不是唯一的，要一分为二看待。应激时人们更容易看重事物消极的一面，而忽略积极的一面。因此及时地对情境再评价，结果可能会峰回路转。

4.敏感察觉并及时改变消极念头

应激情境容易使人们产生消极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使应激进一步升级。理性情绪疗法的提出者艾利斯曾指出，容易引起应激的不合理的信念可以归为三类：对自己的不合理信念、对别人的不合理信念以及对周围环境和事物的不合理要求。其共同特点是绝对化的要求、以偏概全、糟糕至极。麦克纳玛拉(McNamara)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平时的训练来使自己对这些消极念头敏感化，并及时加以改变(McNamara,2002)。训练程序如下：①想象一种消极想法，例如“我应该获得周围人的喜爱和赞许”；②当你开始有这种消极想法的时候，就说“停”；③产生一个积极的想法，并且感觉到这正是你想要的感受方式，如“一个人并不能做到让周围所有人都喜欢，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我，说明我不错”。

应用案例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了？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

“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嗫嚅道：

“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想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

“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首，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

“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战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资料来源：契诃夫《小职员之死》。］

点评: 案例中的小职员面对的应激事件是：因不小心打喷嚏溅到上级身上，他开始忐忑 ，害怕得罪了上级。在他的认知评价系统中坚定认为自己的行为一定会引起别人的不满，而他对自己采取的道歉方式并没有认同，还是固执地认为上级很生气，导致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去道歉，最终引发了上级的不满。上级的呵斥更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认为自己确确实实犯下了错误。

鱼与熊掌

——动机冲突理论

我们经常陷入保持好身材和美食诱惑的两难选择中，在“吃与不吃”之间徘徊，往往会引起很多不良的情绪反应。因为“两难”问题是一种动机冲突，而动机冲突也是一种应激源。动机冲突之所以属于应激源，是因为当个体面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而必须择其一的时候，就产生了冲突，接着引发紧张、焦躁、烦恼等情绪反应。

理论介绍

动机冲突指一个人在某种活动中，同时存在着一个或数个所欲求的目标，或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排斥的动机，当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时，个体难以决定取舍，表现为行动上的犹豫不决。这种相互冲击的心理状态，称为动机冲突，它是造成挫折和应激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拓展

动机冲突类型

心理学家勒温(Lewin)和米勒(Miller)按趋避行为将动机冲突分为四大基本类型。

1.双趋冲突

指两种对个体都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同时出现，形成强度相同的两个动机。由于条件限制，只能选其中的一个目标，此时个体往往会表现出难以取舍的矛盾心理，这就是双趋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就是双趋冲突的真实写照。

2.双避冲突

指两种对个体都具有威胁性的目标同时出现，使个体对这两个目标均产生逃避动机，但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也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目标，这种选择时的心理冲突称之为双避冲突。“前遇大河，后有追兵”正是这种处境的表现。

3.趋避冲突

指某一事物对个体具有利与弊的双重意义时，会使人产生两种动机态度：一方面好而趋之，另一方面则恶而远之。所谓“想吃鱼又怕鱼刺”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4.多重趋避冲突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趋避冲突常常表现出一种更复杂的形式，即人们面对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目标，而每个目标又分别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人们无法简单地选择一个目标，而回避或拒绝另一个目标，必须进行多重的选择。由此引起的冲突称为多重趋避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常常遇到各种动机冲突。如果对动机冲突不能很好地处理，就会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使人陷入困惑和苦闷之中，甚至是颓废和绝望之中，无力自拔。动机冲突不但影响人的正常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还会给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甚至使人的精神状态趋于崩溃、行为失常。

动机冲突的驱力理论模型用矢量代表目标对象诱发力的方向和强度。假如只有一种力冲击某人，此人就沿着这一矢量的方向移动。假如有两个或更多的力从不同方向作用于个人，那么有效的移动就是矢量合力的结果。而假如有两个等量的矢量作用于个体，就会产生动机冲突。在这一模型中，有6项基本条件：①趋向目标的倾向性越强，个体离该目标就越近；②个体离开害怕的刺激越近，离开该刺激的倾向就越强；③随着目标的靠近，回避倾向强度比趋向强度的增长更迅速；④趋近目标或回避目标倾向强度的变化，以直接驱力强度的变化为基础；⑤在学习的渐近线水平低下时，强化实验的次数增加，使受到强化的反应倾向增多；⑥当两个不能并存的反应倾向冲突时，表露的是强度高的反应倾向。在这6项条件中，第三个条件是冲突模型中的主要条件，这是因为在回避情境中，驱力和习惯都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而在趋近情境中，只有习惯的强度受目标距离影响。

研究支持

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一个感冒病毒接种实验(Totman, Reed, & Craig,1977)。他们共招募了48名被试，所有被试自我报告没有慢性或急性疾病，没有在服用常规药物，经医学检查和感冒病毒检测，身体健康，没有感染感冒病毒，也没有感冒症状。所有被试都同意接受病毒暴露实验。然后，研究者随机安排24名被试进入实验组，剩下的被试进入对照组。所有被试都接受含有两种感冒病毒的鼻滴液，即把含有病毒的溶液滴入鼻腔，随后实验组的被试要选择是否服用一种试验性的抗病毒药丸(其实是一种安慰剂)，并告知被试，如果服用药丸，那么在实验结束后要通过一根胃导管获取胃酸样本，实验组的被试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照组不需要做出任何选择和改变，然后所有被试隔离，并对其进行病毒感染和感冒症状的监控。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在病毒感染上没有差异，但是实验组被试在感冒症状上远比对照组被试严重，具有显著性差异。可见，动机冲突会造成心理应激，心理应激会加重感冒症状。

我国研究者章明明和张积家(2005)则采用自编的心理冲突调查问卷、应激量表和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调查了531名大学生的心理冲突状况、应激水平及主观幸福感。结果表明，过多的心理冲突可引起生理与心理应激水平的升高；心理冲突频率和应激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冲突频率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因此，过多的心理冲突已经构成应激源，是影响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理论应用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动机冲突，它们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不难发现当面临诸多选择而摇摆不定时，我们的健康状况就会出现问题，无论是情绪上的困扰还是心理应激带来的身体问题，如溃疡、失眠等。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缓解动机冲突带来的应激反应。

1.确立目标

动机冲突与目标确立是同步进行的。动机冲突就是为选择目标而产生的，动机冲突的过程就是目标确立的过程。某人有动机冲突就因为在某人的心目中可能有两种或多种目标，动机冲突的过程就是对众多目标的利弊、优劣以及实现的可能性进行权衡，进而决定取舍的过程。行动目标的确立不在动机冲突的开始，而在动机冲突的最后，动机冲突停止的同时，目标也就确立了，所以说目标确立是动机冲突的结果。目标一旦确立就可以拟定行动方案并付诸实践了。总的来说，确立目标意味着我们可以预期到潜在的动机冲突，对此做好准备将有利于日后冲突真正发生时我们可以从容处理。如此有利于我们减少应激对自身健康的冲击。

2.培养意志品质

意志是有意识地支配、调节行为，通过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构成人的意志的某些比较稳定的方面就是意志品质。意志行动中经常出现冲突，常见战胜动机冲突的意志品质主要有以下四点：

①独立性。指不屈从周围人的压力，而能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信念，独立地做出决策，执行决定。与独立性相反的是依赖性。

②果断性。指有能力及时采取充分根据的决定，并且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实现这些决定。与果断性相反的是优柔寡断。

③坚定性。长时间相信自己决定的合理性，并坚持不懈地为执行决定而努力。具有坚定性的人，能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压力面前不屈服，在诱惑面前不动摇。

④自制力。指善于掌握和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在采取决定时能够进行周密的思考，做出合理的决策，不为环境中各种诱惑所左右。与之相对的是任性和怯懦。

应用案例

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时，写到内心矛盾冲突时常这么比喻:“我的心里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小时候的我，真不知道我当时竟顺口说出了一个心理学原理。这两个小人，无非是“理智人”“原始人”和“纯真人”之中的两个。心理冲突要耗费大量心理能量，因此心理冲突多的人往往精神显得很疲惫，或者很忧郁。 处于心理冲突中的人，极易得神经衰弱。或者不如这么说更合理：神经衰弱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心理冲突。

［资料来源：朱建军.(2009).走出迷惘——增强你的人格魅力.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

点评: 日常生活中，自我冲突的主要成分是角色冲突。要消除角色冲突对人心理造成的不利影响，就要加强个体扮演各种“角色”的协调能力，这种协调能力越强的人，由于他们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和谐的角色要求的本领很强，因而产生角色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少。当然，有些角色冲突是难以调和的，此时个体自身的协调作用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应该明智地从过多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把时间和精力运用于自身更有价值、更能胜任的角色上来。

别在伤口上撒盐

——回忆应激事件

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工作上的成绩下滑，情感上的恋情失败，又或者亲朋好友的骤然离世等。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应激反应会严重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然而大多数人还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不断思考痛苦的事件，会在心中重演苦恼和愤怒的场景，让我们在痛苦思想中陷得更深，感觉更糟。那么回忆曾经发生过的烦恼事件是否会导致第二次的心理应激呢？

理论介绍

遭遇过大灾难，或者经历过战争的人，很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上该疾病的人有一明显症状——闪回，即创伤性情境在患者的思维与记忆中反复地、不由自主地涌现，闯入意识中萦绕不去，梦境中亦经常出现；有时会“重演”性发作，仿佛再度身临其境，出现错觉、幻觉、意识分离性障碍等；有时产生“触景生情”式的精神痛苦，持续时间可从数秒到几天不等。

有研究者认为，创伤经历会形成表征(Brewin, Dalgleish, & Joseph,1996)。第一种表征是有意识的创伤经历，即“可回忆的言语知识”，因为可以从自传体记忆中提取出来。这些自传体知识是以概要等级的形式排列的，从广泛的终生主题到事件的一般描述，再到创伤特有的详细知识。与此对应的记忆系统称为可回忆的言语记忆，所提及的信息与情境的感官特征、当时的情绪和生理反应以及感知事件有关。第二种表征是由无意识加工形成的，称为“可回忆的情景知识”，因为这种表征始终保持着激活的脆弱性，当个体处于创伤类似的情景时，可以自动激活这种表征。创伤经历的感官、空间特征以类推编码的形式表征在可回忆的情景记忆中，这种类推编码能再现创伤经历。

当个体经历一件重大事件时，大脑的不同区域协同合作，分别记录事件的细节，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同时也会记录事件引发的情绪情感。而当人经历一个强烈的情绪或高压状态，人体会释放两种主要的应激激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从而增强记忆(Segal et al.，2014)。因而当个体经历某个烦恼事件的同时，也会增强在这个过程中的记忆。回忆烦恼事件，会激活个体在烦恼事件过程中的情绪情感体验，从而再次引起应激反应。

研究支持

格林(Glynn)等人(2007)做了一项探究对烦恼的应激事件的回忆是否会产生心血管反应的实验。实验程序如下：首先，他们招募了22名大学生被试，其中男性9名，女性13名，平均年龄为20.1岁。前一天晚上被试没有服用任何可能会影响实验因变量的药。然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即刻回忆组和延迟回忆组。被试在实验之前被告知测量心率和血压的同时，要完成一项简单的但是受到干扰的心算实验，目的是为探究对应激事件的回忆是否会产生应激反应。实验过程中被试中指戴上指套用来测量心率和血压。首先进入6分钟基线阶段，在测试基线值期间，被试必须静坐、放松，而实验者则离开实验室。基线阶段结束后，被试进入首次应激阶段或回忆测试阶段，在此期间一直检测被试的心率和血压。随后进行首次应激实验，应激源是令人烦恼的心算任务。时间共3分钟。被试刚进入实验室时，实验者要求被试尽量且正确地完成从2036连续减13的心算。当被试心算时，实验者根据实验要求不断地干扰被试，干扰被试的时间和次数均是事先设计为标准化的，不受被试表现的影响。心算任务结束后，要求即刻回忆组被试在30分钟以及1周后均要回到实验室完成实验，延迟回忆组被试1周后回到实验室完成回忆实验。当被试返回实验室，实验者告知被试：接下来的3分钟内，你要尽可能回忆上次完成任务的过程。请尽量回忆细节，集中精力感受你在上次3分钟之内的感受。回忆结束后，被试要在一个7点计分量表上评价整个回忆过程中的详尽程度，-3代表“一点也不”，+3代表“极端”。结果发现，即刻回忆组和延迟回忆组在心算任务后的心率和血压都显著高于基线值，而且两组在第一次回忆实验后的血压都高于基线值，但是心率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即刻回忆组在第二次回忆实验后的血压和心率与基线值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对应激事件的回忆也能产生心理应激反应，但是在回忆过以后再回忆，就不会产生心理应激反应。

佐科拉(Zoccola)等人(2010)做了一项研究来探究特质沉思和状态沉思是否会预测在回忆应激事件过程中“可的松”(一种通过升高血糖水平帮助机体对付应激的激素)反应的激活。被试是通过选课平台招募的59名大学生，其中男生28名，女生31名，无吸烟史，无慢性或严重疾病。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先给被试20分钟的休息时间，并让其填写人口学资料(如身高、体重、生理活动和睡眠质量)，以及评定当前的情绪状态。同时，研究者会收集被试的唾液样本。实验为特里尔社会心理应激测试的改良版本，即6分钟的演讲任务和4分钟的心算任务。在演讲部分，被试要谈论一下自己(如人格、为什么其他同学喜欢你)及一件成功事情和一件失败的事情(模拟工作面试)。经过2分钟介绍和3分钟准备阶段后，被试开始在两个小组成员(一男一女)和一台摄像机面前进行6分钟演讲和4分钟心算任务。小组成员需要做笔记而且在演讲过程中提问。在任务完成后，分别在第1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45分钟、60分钟和75分钟采集被试的唾液样本，在1分钟后的唾液样本搜集后，被试再一次评估他们的情绪，并且通过7点计分量表提供任务评估数据(如任务难度、信心、总体成绩)，然后被试填写附加问卷(如特质沉思)。两周后的同一时间进行实验的第二阶段，时间和唾液样本采集的计划和第一阶段相同。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一阶段在20分钟的基线时间和第一次唾液样本后进行特里尔社会心理应激测试，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回忆采访。此阶段的被试被随机分为“支持情境”和“非支持情境”，“支持情境”中的采访人员非常友好，经常微笑和点头，“非支持情境”中的采访人员非常冷漠，持中立、严厉的姿态，并且在这个情境中的被试被告知他们的表现都会被两个小组成员通过双向镜观察，并进行评估。持续时间和实验第一阶段相同。被试先自由回忆第一阶段发生的事件，然后实验者询问被试一系列关于上阶段的细节再认问题(共55题，全为是否题或者封闭式问题)，整个过程为摄像机拍摄记录。研究者在回忆采访结束后的7个时间段(第1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45分钟、60分钟和75分钟)里分别采集被试的唾液样本，并且让被试在此期间完成问卷(情绪评定、任务评价和特质沉思)，然后阅读中性材料。实验发现，第一阶段的被试均出现显著的唾液“可的松”反应，特质沉思和实验条件的交互作用会预测男性被试回忆应激源时候的“可的松”反应。结果表明，与应激相关的特质沉思与“可的松”分泌反应相关，即被试回忆应激事件会出现应激反应，同时从心理应激源中恢复过来也更慢。

理论应用

当发生烦恼事件时，反复回忆无疑会加重事件本身带来的应激程度，因为回忆会让你不断重复当时的情绪状态。那么如何控制烦恼事件不在脑海里出现呢？

1.选择性遗忘

自从弗洛伊德在20世纪早期提出“人类可以有意控制并忘记不愉快的记忆”这个假设后，争议就一直存在。瓦尔德豪泽(Waldhauser)等人(2009)在一项神经影像研究中证明了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个体控制记忆的方式与控制运动冲动的方式是一样的。例如，我们可以即刻指示大脑不要去接从桌上掉落的仙人掌。瓦尔德豪泽等人(2009)在实验室里进行了相关测试，他们让志愿者练习遗忘或者尝试忘记一些事件。通过脑电图扫描得到的测量数据发现，当我们抑制一段记忆的时候，大脑的激活区域与我们在遏制运动冲动的活跃区域是一样的。既然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抑制运动冲动，我们就同样可以通过训练来遗忘一段经历。

2.暴露与宣泄

除了选择忘记，还有一种方式是直面事件本身。对创伤性事件的回忆是一种宣泄过程，彭尼贝克(1997)通过回忆和暴露来治疗心理创伤，结果发现，回忆一段创伤性情感经历并进行书面描写或者口头描述都能改善个体的心理状态。书写表达可以帮助个体组织和重构创伤性记忆，以便形成更加适应的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认知。除此之外，书写表达可能为暴露痛苦和创伤性经历创造条件，为消极情绪的宣泄提供一种安全而简便的方式。

应用案例

2008年汶川地震刚发生时，一些媒体不遗余力地报道灾难发生场面，采访在救灾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但是部分媒体人在挖掘受灾人物身上的新闻价值时，可能较少考虑强迫反复回忆事情发生的经过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

“可乐男孩”成为媒体采访的重点对象。他一遍遍地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讲述当时要可乐的原因。记者不满足于此，于是他被埋在废墟中80小时，和同学一起报数、唱歌、聊家常的细节都被“挖”了出来。

点评: 刚经历过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本来应激程度就很高，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下贸然扒开当事人的“伤口”，毫无疑问会造成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回忆灾难发生的情况，会让个体犹如再经历一次当时的情景，痛苦的情绪再次席卷内心，严重者将会出现严重的身心反应。许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很容易反复回忆事件发生时候的情景，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身心障碍。对于案例中遭受地震的受害者，首先需要的就是避免让他们过度回忆事件，将他们带离当时的情景和情绪，并接受专业人士的心理援助。

应激的免疫系统

——心理弹性

不论是面对重大的生活事件，还是日常琐事，抑或仅仅对曾经发生过的烦恼事件的回忆，都可能会造成个体的应激反应。那有没有一种方式或方法可以保护个体在面对应激事件时候少受伤害呢？前面提到的支持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本节将介绍一种与个体自身更密切相关的概念——心理弹性(resilience，又称心理韧性、复原力、抗逆力)。

理论介绍

心理弹性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安东尼(Anthon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经30余年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心理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在心理学、临床医学、教育学、护理学等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心理弹性指个体在应激事件中适应良好的过程，即一种动态过程。心理弹性既存在个体先天生物特质的差异，也受到后天环境、教育与训练的影响。

路特(Rutter)提出，心理弹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与危险因素产生交互作用的因素或保护过程(Rutter,1987)。它涉及两个关键性因素——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危险性因素是指阻碍个体正常发展，使个体更容易受到伤害而得到不良发展结果的生物的、心理的、认知的环境方面的因素。这一概念已经被研究者广泛接受和研究，特别是在面对应激、逆境、挫折、创伤等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中，更是备受关注。保护性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儿童或青少年良好适应的人格、社会以及体制等方面的各种因素和资源，包括个体、家庭、社会中的影响因素。通常分为个体内部变量和环境变量两类。

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个体，从而使得个体获得心理弹性，并且在应激事件发生时候产生作用的呢？理查德森(Richardson)提出了心理弹性的过程模型(见图4-5)，描绘了个体在遇到大的应激事件时积极健康应对的整个过程。拥有心理弹性特质的个体，在遇到重大创伤时，通过与环境的复杂互动，最终获得了积极的适应性结果。根据心理弹性的过程模型，在任一时间点上，个体存在一个偏好的身心平衡区域，即身心灵感受舒适的适应状态，它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非良性的，这一平衡态时刻受内外环境的压力、危机等的影响。

图4-5 心理弹性的过程模型

理查德森(2002)认为，个体是通过破坏和重整身心的平衡过程来培养和增强心理弹性的。个体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会调动各种保护性因素抵抗应激以维持平衡。若压力过大、抵抗无效时，平衡态瓦解，个体不得不改变旧有的认知模式，并体验到迷惑、恐惧等情绪，随后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始重新整合以达到新的平衡态。尽管在理论上，几乎所有的身心平衡态的破坏都可能导致促进个体成长的结果，但在现实中，破坏平衡态的结果也可能是消极的。身心的平衡状态被破坏所致的结果通常可分为四种情形：

①心理弹性重整。当个体能够通过平衡态的瓦解而经历内省、体验到成长时，这就会是一个发现、培养和增强心理弹性品质的反思过程。这一积极过程导致获取新的心理弹性品质或强化已具有的心理弹性品质，同时个体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态。

②重归平衡态的重整。若个体为逃避平衡态被打破而依然停留在舒适的适应状态，那么个体仅仅经历了一次平衡态的破坏而已，拒绝变化而失去成长的机会。

③伴随丧失的重整。个体因为压力而被迫放弃原有的希望、动机或动力，伴随着丧失而整合到更低水平的平衡态。

④功能紊乱的重整。个体在应对压力时，通过愤怒、不信任、破坏性或不健康行为来解决问题，处于功能紊乱的失衡状态。

理查德森的理论模型提示人们，在应对应激或危机的过程中，只有在保护性因素强于危险性因素的转折点上，个体才会适应良好。人们要为个人完成生命中的重要成长转折点而创造机会、获取资源，并不断培养和增强心理弹性以促进其良性循环。

研究支持

韦纳(Werner)和史密斯(Smith)进行了一项长达32年的追踪研究，探讨了考艾岛上高风险儿童(贫穷、父母不和、精神病遗传、围产期应激等)的保护性因子的长期效应(Werner & Smith,1992)。研究者非常重视高风险儿童在应激事件中存在的保护性因子以及早期的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对他们成长产生的作用。结果发现，对于高风险儿童，破坏性的风险性因素似乎对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伤害。究其原因，研究者发现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可以解释这些儿童的心理弹性：一是他们天生外向，二是他们能够调用支持资源(婴儿时期得到较好的照顾，智力和自我价值的知觉也可促成积极结果的产生)。其他三分之二的高风险儿童在儿童时期或者青少年时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生活问题。但是他们到了三十五六岁时，他们从生命早期面对的挑战中“恢复原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超过80%的原本高风险的人恢复了原状。那些具有心理弹性的人中的大多数，把他们的心理弹性归因于关爱他们的一名成人的支持(如家庭成员、邻居、老师或指导者)。

路特(1995)对一百多名来自精神病家庭的儿童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大部分儿童并没有受父母的影响，而是过着正常的生活。尽管面对很多不利的危险因素，但是由于自身的保护性因素，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也能保持平衡的状态。

有研究者则采用问卷调查法，以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应激源、心理弹性资源和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Noor & Alwi，2013)。所有被试来自四所中等学校。被试选取标准为：家庭背景不好(社会经济地位低或者家庭破裂)——高应激源；学业成绩好——高幸福感。最后共挑选出197名12—16岁的被试，其中男生75名，女生122名。研究者采用生活事件量表、问题问卷测量应激水平，采用国际人格题库(IPIP)、母亲—儿童互动量表、多维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SPSS)、学校一致感量表、教师支持量表测量个体心理弹性资源，采用简易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BMSLSS)和一般健康问卷(GHQ)测量个体的幸福感。结果发现，心理弹性高的青少年在定义心理弹性资源的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心理弹性低的青少年。结构方程模型结果也表明，心理弹性资源在应激源的幸福感之间既起中介又起调节作用。由此可见，心理弹性能够缓解应激对个体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提高个体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