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丹国以外，其他国家对政府衡量和促进公民福祉能力的兴趣近几年也有所上涨。就在我们编写这本书时，一场会议首次将幸福提升到了全球层面：2012年4月2日召开了由联合国大会授权的首届联合国幸福大会。包括从唐宁街10号的行为研究小组到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政府官员的各级决策者，都在评估并努力提升普通百姓的幸福感。
有钱可花
政府确保公民能够通过花钱获得幸福感的首要前提是保证所有公民都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一般政府都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达成这一目标的，因为水涨船高。但正如心理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yers）所说，近年来，“被抬高的游艇比小艇多”。游艇与小艇日益增大的鸿沟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一项紧迫的政治问题。
快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你认为美国20%的富人占美国总财富的百分之几？
2.你认为美国40%的穷人占美国总财富的百分之几？
猜不着？答案是：美国20%的富人占美国总财富的85%，而40%的穷人只占0~5%。
这一数据不是打印错误。40%的美国底层公民几乎没有财富，而20%的富人几乎占据所有财富。简言之，如果人们需要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才能通过消费获得幸福感，那么我们离这一基本前提的实现还差很远。
当然也有好消息。但是在此之前请先回答两个相关但不同的问题。这次的答案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我们只想知道你对理想美国的看法。
1.你认为美国20%的富人应占美国总财富的百分之几？
2.你认为美国40%的穷人应占美国总财富的百分之几？
对5000名美国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20%的美国富人占据美国总财富的32%，而40%的穷人占据25%。换句话说，美国人并不排斥财富不平等。富人可以富，而穷人也可以穷。但是他们希望富人不要太富，而穷人也不要太穷。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穷人还是富人，关于理想的财富分配竟然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人都希望穷人的财富比现在多，而富人的财富比现在少。每个人是否都有机会通过消费获得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广泛支持更平等的财富分配，但并非完全相等，因为平等会对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潜在的负面影响。
美国人似乎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收入分配越均匀，公民感觉越幸福。再看看美国以外的情况，研究发现，就全世界而言，公民财富分配越均匀，国家公民的幸福感就越高。对54个国家的59000位公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般情况下，富裕国家的公民（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评估）比贫困国家的公民更幸福。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但是，平均而言，同等富裕国家中，收入分配越不平均，人们的幸福感越低。换句话说，无论国家富裕与否，收入的相对差距决定了公民的幸福感。[13]为何会这样？多项研究显示，不平等会导致其他不快乐行为。国家公民收入越不平等，该国穷人所经历的财务困境比收入平等国家穷人所经历的财务困境越多。财务困境越多，离婚率越高，上下班时间也越长，因为穷人为了住廉价的房屋，必须在离工作远的地方定居。那么，社会保障越好的国家，公民也越幸福就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了。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收入分布较为平均的国家感觉更幸福。即使在美国这种财富分布更不均匀的国家，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大多数人都有钱可以花。当然，当人们消费时，确保人们有部分可支配收入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幸福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人们有足够的钱，政府应该如何鼓励他们花这笔钱，并获得幸福感？
钱越多，问题就越少吗
有一个问题已经困扰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10年之久。政府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以为这样就能提高公民的福祉（经济增长速度决定政府是否下台）。然而，有趣的是，关于国家富裕人民更幸福的数据混杂在一起。这一数据表明了一个有趣的趋势：经济增长似乎能让一些国家（例如丹麦、荷兰和意大利）的普通公民比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和中国）的公民感到更幸福。由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的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说这一变化带来了新的紧迫难题：“为何有些国家在将收入转化成幸福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如果花钱买到的幸福与消费方式有关，那是否每个国家都适用？政府选择消费的方式，以及鼓励公民消费的方式可以解释为何某些国家善于将现金转化成幸福。个人可以参加心理实验，而国家不行。由于无法说服国家进行实验，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因果结论，所以目前最好把国家之间的差异当成一次思想运动。我们应该注意，我们该关注政策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人民幸福的影响。如果我们说政府鼓励人们多买房并非明智的选择，是因为我们只关注房主的幸福，而没有关注由此带来的宏观经济后果。
花钱买体验
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众说纷纭，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级抵押贷款。
虽然对像房利美和房地美这种政府机构以及发放次级抵押贷款的私人贷款人的各自贡献，讨论几十年也讨论不清，但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一个原因很明显：美国人被逼着买房，承担债务并冒着风险。（前文曾讨论过90%的美国人将买房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
与美国不同，在加拿大，贷款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产和收入了如指掌，按揭利息也不扣税。这两个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政府鼓励人们买房，提供资产保护、减税等优惠，而在加拿大就没有这些优惠。人们一生最大的实物开销之一就是买房，但是房子偏偏又不能带给人们任何幸福。美国政府通过鼓励人们买房，间接鼓励人们购物。而加拿大政府不提供买房优惠，从而降低了物质诱惑。
如果政府鼓励公民少买实物（例如房子），是否应该出台政策鼓励人们追求体验？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位于迈克尔在剑桥家的正北方）的经验表明有必要出台此类政策。该市政府让6000名居民对萨默维尔市生活各方面的满意程度进行排名，包括交通、学校、除雪（马萨诸塞州冬季严寒，除雪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该市政府想知道在萨默维尔市生活的哪一方面对居民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结果发现“公园的外观和维护情况”以及“城市的美观和环境”竟然最能影响居民对萨默维尔市的满意程度。如果当地环境很好，人们到户外体验就很方便，包括在公园聚餐和小镇狂欢夜。
政府经常支持修建博物馆、国家公园以及其他文化机构，让居民的体验方便而实惠。当然，要想经历这些体验，人们需要有时间去享受。在不同国家，除了体验形式不同外，居民拥有的“空闲时间”，尤其是国家法定假日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丹麦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丹麦假日法》要求工人每年必须有五个星期的带薪假期，这使丹麦人比其他国家的人（例如没有国家法定假日的美国）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14]
当成一种享受
把喜剧演员萨拉·西尔弗曼的口头禅运用到民族国家的治理远非那么简单。政府负责确保公民有机会得到最想要的，而“当成一种享受”却又限制供应最喜欢的事物。我们身处不确定环境中，因为我们会禁不住超市和鼓励我们买更多的促销优惠的诱惑，尤其是听到“买一赠一”这种百试不爽的广告语。
英国政府行为研究小组主管大卫·哈尔佩（David Halpern）解释道：“我们知道‘买一赠一’刺激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尤其是刺激某些产品的消费。”大卫说，如果购物赠送能够储存的牙膏、香皂和其他必需品，同时为我们省钱，那倒是没有问题。毕竟这类必需品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只能用这么多。很少有人会过度使用牙膏。我们一天也就刷几次牙，不会太多。但是如果购物会促使我们过度消费的物品（例如巧克力或酒）时，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在这种情况下，“买一赠一”不但不会帮我们省钱，还会伤身。从快乐消费的角度来看，这类交易还会引发情绪健康疾病。大部分人都清楚，无论我们面前是一块、两块还是十块巧克力，我们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消灭掉，从而破坏我们吃每块巧克力时的享受。
难道政府应该限制我们吃多少巧克力吗？不得不说这个想法太不实际。但是政府可以通过税收限制我们消费的各类产品。例如香烟税收：2011年时，密苏里的香烟消费税是美国最低的，每包仅0.17美元，而纽约却高达每包4.85美元，是密苏里的25倍多。你应该能想象，一旦消费需要纳税，情况就不同了。纽约的吸烟率低于密苏里，一般来说，税收高的州烟民人数也少。
税收并不是政府鼓励我们将某物变成一种享受的唯一办法。很多地区颁布法律限制酒类的销售次数和地点。然而，有趣的是，这一趋势反而增加了酒类销售额。拿2010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的《奥威尔式餐厅复苏法令》来说，该法令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早午餐例外，即允许餐厅在周日上午10点就开始供应酒类，比之前的中午供应酒类规定提前了两个小时。我们跟其他人一样喜欢喝含羞草鸡尾酒，但是如果政策允许，人们就会大肆地喝，使得喝酒不再是一种享受。
酒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对身体有害，而含糖碳酸饮料则是饮料行业最新出现的有害健康的饮料。美国学校正逐步施行禁止自动售货机销售碳酸饮料的政策。阿肯色州于2003年首次通过此项禁令。颁布此项禁令的原因是碳酸饮料会造成儿童肥胖，影响儿童健康。让儿童在校期间不喝碳酸饮料还有另一个好处，即让儿童把饮料变成一种享受。
当然，吸烟者和饮酒者并不会对香烟税收政策或限制供应酒类和碳酸饮料的政策感到开心。（迈克尔承认如果马萨诸塞州限制健怡可乐的供应，他可能会上街游行。）但是这些案例都说明了政府可以通过稍稍修改政策来鼓励人们限制和停止消费。
买时间
在不同国家，人们上下班的时间不尽相同，在爱尔兰和丹麦（就是丹麦），上下班单程只需25分钟，而在韩国和南非，上下班时间单程就要50多分钟。政府非常擅长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来改变人们上下班的时间和花费。先来谈硬手段。伦敦、米兰、新加坡已经开始在繁忙道路最有可能拥堵的时段，增加这些道路的使用费。（而类似提议在纽约市却未通过。）因为，较贫穷的乘客考虑到拥挤收费负担重，他们不但会尽力避免被堵在路上，还会选择其他方法来缩短上下班路程。
现在谈谈软手段：看看华盛顿特区规划办公室推出的一个创新方案，“职住接近”。该方案为职住相隔3公里以内，离地铁0.8公里，离公交站0.4公里的人奖励12000美元。而瑞典（另一个幸福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几十个自行车站，“斯德哥尔摩免费自行车租赁项目”方便居民使用自行车卡借用任一自行车站里的自行车，让自行车与公交车和地铁一样便捷实惠。
好吧，虽然你不住在斯德哥尔摩，但你可以考虑买一辆自行车。害怕骑车时间比驾车时间长？美国40%开车的人上下班路程小于或等于3公里，60%的人小于或等于8公里，这对于骑车来说路程不算太远（尤其想想交通堵塞浪费的时间）。
与上下班时间一样，不同国家居民优选的运输方式也各不相同。使用公共交通、步行、骑自行车的比例不尽相同，澳大利亚的比例是14%，美国是11%（是的，89%的人开车），拉脱维亚高达67%，荷兰52%（这一数据对于游客来说并不惊讶，因为他们差点被阿姆斯特丹成群的自行车撞倒）。这一比例与肥胖呈反比，因为步行和骑自行车消耗的能量比开SUV消耗的能量多。
鼓励骑自行车能够提升幸福感吗？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数所占比例与在该城市生活的平均幸福呈正比（尽管总体而言，很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生活标准很高，这一点也是造成影响的部分原因）。开车所耗时间是提升幸福感的障碍，而锻炼所耗时间却是一种恩赐。骑车上班（即使一周一次）可以将降低幸福感的上下班时间转化成提升幸福感的锻炼时间。政府可以提供帮助，让这一理想实现。
先付款，后消费
美国的所得税系统让很多人先多纳税，4月再退税。国税局专员道格·舒尔曼说：“80%的美国人平均可获得8000美元的退税。”多纳税也有实实在在的代价，如果居民当年投资，那么多纳税则剥夺了人们投资这笔钱赚取的利息。英国却相反，英国税收系统是为了最大限度降低错误，因此，年度收到退税（或欠税）的人相对较少。
乍一看，英国税收体制很好，但是如果某一年英国体制多征了税款，人们年底也不用再缴了，那结果会是怎样？很多人会收到退税，就像美国这类国家的标准操作程序一样。这一政策对于纳税者遵守“先付款，后消费”的原则会有什么帮助？多征税帮助人们先付款，而不是将所有现金均用来消费，等到税单到期时没钱支付。
无论是买新车、新电视还是新房，卖场前面的“不要交定金”、“2年内无须付款”字样格外醒目，而款项随着时间推移暴增的隐形内容却小到看不见。尽管人们不同意新成立的美国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很多观点，但是该机构的目标非常明显：帮助消费者弄清楚他们所面临的“交易”。美国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延迟成本提前，将延后支付的巨额款项提前，以此抵制“先消费，后付款”的诱惑。例如，在提议的新式购房贷款或抵押贷款再融资中，有整整一页是关于主要条款的概括，包括每月付款是否增加，以及贷款是否让付款像气球一样暴涨这类简单的是非题。这类信息的形式虽然没有变，但是却在文件中藏得更深。打破税收平衡、建立新机构这些政府政策可以改变人们“先消费，后付款”的倾向。
投资他人
由于收入分配均匀的国家人民更加幸福，人们（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也希望财富分布均匀。政府是否应该满足公民的愿望，保证所有公民都有条件通过消费提升幸福感？一个常用的方法是通过最不能带给人们幸福的词——税收来实现。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讨厌高税收。“投资他人”专家沃伦·巴菲特曾说过，如果他巨额财富的税率低于秘书的税率，那就太荒谬了。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他要求对他的财富征收更多的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听取了巴菲特的建议，呼吁制定“巴菲特规则”作为最富裕美国人交税的最低标准。为了与巴菲特的联系更紧密，在《2012年国情咨文》时，他邀请巴菲特的秘书黛比·博桑尼克作为米歇尔·奥巴马的贵宾。
虽然这些论据很合理，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缴纳更高的税。对该话题的评论包括一篇题为“我讨厌个人所得税：消除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祸害的七大理由”以及口号为“如果你热爱自由，那你就讨厌税收”的“我讨厌税收”Facebook粉丝页面。但是研究表明，累进税级数多的国家公民（例如瑞典和日本）比累进税级数少的国家公民（例如意大利和新加坡）感觉更幸福。既然累进税有益，那有没有办法让人们对交税感觉更幸福？前面讨论过，为食物银行捐款时，如果是自愿捐款而不是强制捐款，大脑中与奖励相关的区域就会激活。根据类似的原理，最近的一项研究为“我讨厌税收”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如果能够让交税感觉像慈善捐款，这样交税就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通过查看全美国400多名被试的报税状态和收入得出边际税率（税率等级）。随后，一部分被试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包括对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满意度以及他们感觉缴纳的税金中有多少用在了福利和有价值服务上。而另一部分人则先查看联邦预算的每项开支，包括从军费开支到扶贫计划开支，然后回答，如果能够选择，最想将个人所得税的10%分配到哪一项开支上。有了选择权，这一简单的任务不仅增加了人们纳税的满意度，还让人们相信税收的确为国家提供了帮助。奥巴马总统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他承诺，美国纳税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查看联邦税金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你也可以登录http：//www.whitehouse.gov/2011-taxreceipt查看）。不过，同样的实验也表明，仅仅知道了税金的去处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纳税态度，但是允许纳税人分配却很管用。你可能知道，在以前的纳税申报单上，目前只有美国公民才有权利进行分配：将缴纳的税金1美元指定捐给联邦选举委员会，资助总统选举。而我们建议将1美元增加到收入的更大一部分。[15]
美国人对投资他人的关心程度是多少？一方面，美国的所得税比许多类似的国家都低。2011年，美国高薪人士的税率是35%，而英国是50%，荷兰是52%；另一方面，在公民慈善捐赠百分比的全球排行榜中，美国始终位居前十。2011年，65%的美国人表示为慈善机构捐过款，这一比例让人印象十分深刻，而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再分配。通过再分配，讨厌通过纳税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这批人却非常愿意通过捐款支付这部分税款，但前提是他们有选择权，并且能够从投资他人中获得幸福感。
美国捐款人数比例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改变了人们投资他人的频率：捐款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慈善捐款可用于抵个人所得税、房产税，或两者同时抵，以及抵税上线，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这些政策与人们捐款频率有关。捐款税收优惠越多，越能鼓励人们投资他人。
教人们消费
我们经常被问及，为什么人们不能通过反复试验总结出哪些消费能提升幸福感，而哪些不能提升幸福感。我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没有所需的数据。他们并不会每天填写幸福尺度表，再回头看结果如何，总结出当天有哪些事情让自己感觉开心，而哪些让自己感觉郁闷。我们也得到一些反馈，例如，吃蛋糕感觉开心，但是这种即时的反馈并不是调查如何最大限度地提升幸福感的正确数据。并不是人们不善于通过尺度来衡量自身。我们都习惯通过尺度称重，我们也知道应该吃多少量，运动多久才能增肥或减肥。幸福也可以这样衡量吗？
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出马解决：提高意识。本书所列原则向读者展示了从每一美元获得最大幸福的最佳消费方式。政府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幸福教育”。大卫·哈尔佩将这一目标作为核心工作：“向公民解释哪些因素会影响幸福感，包括消费选择。”
对于被前几章我们描述的政府干预行为吓坏了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读者，提高意识可以提供一个中间地带。政府能够告诉公民决定幸福感的准确因素有哪些，然后让公民自己选择如何将该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大卫说，最大的问题是公开这些数据“是否会影响市场选择。”例如，“人们是否会选择住在不同的区域，因为大量数据表明人们在那里生活很幸福。”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想象人们会运用幸福决定因素相关知识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制定获得最大幸福的政策。（这可能有另一种幸福福利：有民主机构的国家，例如政治家直接选举，公民感觉更幸福。）
让我们把范围进一步缩小，看看英国之外的情况。之前讨论过2012年4月召开的首届联合国幸福大会。大会成就是什么？起草了158页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集中了关于幸福的先进思想（完全公开：该报告的一位编辑约翰·海利威尔（John Helliwell）就是我们的合作者）。这一目标是什么？为如何衡量和提升幸福感的决策者提供指南。对于某些之前没关注这方面的国家来说，本报告提高了在幸福方面的意识，从这一点来看，本报告是成功的。此报告仅仅是提醒人们关注幸福、广泛谈论幸福的开始。大卫·哈尔佩说：“这一工作才刚刚开始。”
花钱可以买到幸福吗
当然，改变消费方式绝不是提升幸福感的唯一方式。[16]但是我们的原则表明，只要消费方式正确，钱可以帮助你买到更多幸福，因为某些形式的消费比其他形式的消费能带给你更多的幸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味地追求幸福是明智的选择吗？追求幸福是否有些徒费心机？《洋葱报》上的一篇讽刺文章标题为“成年人其实希望变得快乐。”一些研究表明，追求幸福可能会适得其反。在一项调查中，被试听一些不错但称不上美妙的音乐，被告知尽力让自己开心的人反而没有未得到任何指示的人开心。一直闷闷不乐的人都知道，让自己开心很难。让你“振作起来”与让你“跑赢一场马拉松”一样，理论上可行，但实际做起来却需要很多的帮助和实践。我们开头就说过，变得更加幸福就像自己给自己做心脏移植手术。大部分人能够从一些专家指南中获益。
本书选择这五项原则，不仅因为每项原则都经过严谨的研究，还因为很多人，包括我和迈克尔经常不会去遵守。为什么？因为我们误认为现在消费方式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例如，我们认为平板电视和郊区的大房子能够给我们提供持久的快乐。因此，人们追求幸福屡次失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根本找不到原因。每一个原则都提供了一个经科学验证的提升幸福感的方法。与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外科专家一样，我们非常确定遵守这些原则会比不遵守这些原则好。幸运的是，消费比大手术操作更简单，花费更少。
现在，走出去，亲自尝试一下。尝试快乐消费，而不是尝试做心脏移植手术。[17]
[12]译者注 参考网页http://www.bls.gov/opub/focus/voluine2_number12/cex_2_12.htin#table1.登录 http://www.bls.gov/opub/focus/volumc2_numbcrl6/ccx_2_16.htm网页可查看这些开支在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分配情况。）
[13]译者注 有趣的是，国家不同，不平等和幸福之间的联系也不同。例如，欧洲人的幸福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比美国人更紧密，也许是因为美国人误认为收入分配平均的机会更大。参考阿尔贝托·阿莱西纳，拉菲尔·迪·泰拉和罗伯特·麦卡洛克的《收入差距与幸福感：欧洲人与美国人不同吗？》，《公共经济学杂志》88, no.9/10（2004年8月）：2009；丽莎A.凯斯特的《致富：美国暴发户与致富方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14]译者注 当然，工作时间少意味着个人与宏观经济层面的消费少，经济增长慢。更多休息时间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去体验。尽管如此，由于体验对幸福有积极影响，因此为公民提供更多体验机会，并确保公民有足够空闲时间是明智的选择。
[15]译者注 请注意，参与研究的人员要求考虑税款总额的10%如何分配。将这一比例提高到100%可能会导致必要但枯燥的服务，出现资金严重不足。（如果可以将钱直接捐给幼儿教育，谁还愿意捐给下水道维修？）重要的是，这些结果表明，即使对每10美元中的1美元有发言权，都能够提升人们的税收满足感。
[16]译者注 如需了解提升幸福感的因素而非消费决策，请参考丹尼尔·吉尔伯特的《幸福的困惑》以及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的《幸福又如何》；或者乔纳森·海特的《象与骑象人》。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政府对提升幸福感的作用，请参考约翰·海利威尔的《如何提高主观幸福感》http://www.csls.ca/fcstschrift/Helliwell.pdf.
[17]译者注 对于自己执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引起的并发症，伊丽莎白·邓恩和迈克尔·诺顿不承担任何责任。
致 谢
我们的研究表明，帮助他人可以带来幸福，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本书带来很多幸福，因为我们的确得到了很多帮助。从最开始，我们就得到了Dan Ariely，Chris Chabris，Dan Gilbert，Michael Gill，Jon Haidt，Sonja Lyubomirsky，Lauren Santucci，Jess Tracy，Bridget Wagner，Tim Wilson和经纪人Katinka Matson以及Brockman Agency团队的宝贵建议和鼓励。
写本书时，最好的事情是与这么多热情、风趣而聪明的人交谈，他们与我们分享快乐消费的个人经历以及工作经历，帮助我们将五大原则与生活实际相结合。我们尤其感谢Ferrari Adrià（斗牛犬餐厅），Deb Baldarelli，Hayley Barna和Katia Beauchamp（Birchbox公司），Charles Besr（DonorsChoose.Org公司），Laszlo Bock（谷歌公司），Dan Brand，Travis Carter，Robin Chase（Zipcar创始人），Will Dean（强悍泥人），Marcia Fiamengo，Kiley Hamlin，David Halpern（行为研究小组成员），Ana Maria Irazabal（Pepsi公司员工），Derek Lee，Elaine Mah（英特尔公司），Barbara Messing（Trip-Advisor公司），Paulette Minard（家得宝公司），Lisa和David Mogolov，David Murphy（更美好世界书店），Elizabeth和Barbara Pagano（yourSABBATICAL.com），Kevin Starr（穆拉戈基金会），David Vivenes（肯德基），以及2011年社会认知大会成员（2011Duck Conference on Social Cognition）（尤其是Elizabeth Haines，Cami Johnson，Steve Stroessner，和Amy Summerville）。
我们感谢编辑Ben Loehnen极大的耐心和智慧，他教我们避免长句和被动语态，尤其是避免破折号的过度使用。能与Simon&Schuster的伟大团队合作是我们的荣幸，尤其感谢Jessica Abell和Kate Gales。还要感谢我们的研究助理Ashley Whillans，为获得本书所需的人物、事实以及结果，她不辞辛劳，工作了很长时间。哈佛商学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SSHRC）也为我们提供了资金和支持。
我们会永远感谢阅读本书各个章节，并委婉指出读者可能感到误解、迷惑、冒犯以及不开心的地方。感谢Jennifer Aaker，Lara Aknin，Lalin Anik，Robert Biswas-Diener，Travis Carter，Eugene Caruso，ZoHEChance，Alyssa Croft，Jan-Emmanuel De Neve，Sanford DeVoe，Ed Diener，Rafael Di Telia，Paul Dolan，Dan Gilbert，Tom Gilovich，John Gourville，Kiley Hamlin，John Helliwell，Ryan Howell，Uma Karmarkar，Jaime Kurtz，Kosta Kushlev，Cait Lamberton，Kristin Laurin，Kristi Lemm，Cassie Mogilner，Leif Nelson，Andrew Oswald，Jordi Quoid-bach，Julio Rotemberg，Matt Ruby，Gillian Sandstrom，Rusty Silverstein，Leaf Van Boven，Kathleen Vohs，Ashley Whillans，和Tim Wilson，尤其感谢Mandy Catron。虽然他们并不赞同我们的每个观点，但是他们让我们更好地表达。
最后，我们还想感谢我的研究生，没有他们，本书的大部分研究都无法进行，感谢Laiin Anik，Ryan Buell，ZolE Chance，Lauren Human，Jordi Quoidbach，Matt Ruby，Gillian Sandstrom，尤其感谢Lara Aknin，他从最初就同意我们的观点，认为偶尔将钱花在他人身上会让你感觉更幸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