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金钱的关系究竟始于何处？为什么金钱既是药品又是工具？为什么我们不愿看到金钱被损毁？金钱又是如何消除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的？
金钱与大脑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时不时地吃上一块巧克力或者喝上一小杯酒，那么每次你享受美味时，大脑的奖励系统就会做出反应。大脑中的一条通路被激活，多巴胺飙升，使你感觉很愉悦。大脑似乎在对你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你会再次得到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看到大脑中一些区域是如何活跃起来的：化学和神经连锁反应产生了。人们得到金钱时，同样的反应也会产生。一项研究表明，赢钱和品尝美味的苹果汁时，大脑中产生的反应类似。甚至不必是硬币或纸钞，只要是能代表金钱的东西就能引发此类反应。神经学家让受试者进入大脑扫描仪，并让他们做了一个小测验，发现当获胜者得到优惠券的奖励时，其大脑边缘系统会释放多巴胺。
多巴胺完全是及时奖励的产物，与延时满足无关。当然，此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消费与奖励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金钱和优惠券给人以期望，它们是你将来达成某事的工具。当然，你可以跑到街角的商店去买酒或买巧克力（甚至可以用优惠券），但依然不能带来即时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金钱是工具，不如说是药物，不是化学药物，而是心理药物。金钱存在的时间还不够长，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还没有孕育出特定的神经系统来应对它。因此，一个和及时奖励相关的神经系统通常被人们用来和金钱打交道。有时候，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使人们感觉研究好像仅仅反映出我们从经验中就已经知道的事情。下面，神经科学会告诉我们一些较为新鲜的事情。
金钱上的许诺（比如，有人只是说会给你一笔钱，但是既没有给你钞票，也没有给你优惠券）则不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大脑中不同的区域被激活。也就是说，我们看待许诺的金钱和实际的金钱（甚至是优惠券），在方式上截然不同，尽管后者也不能即刻花掉。
因此，似乎是我们因为金钱本身而渴望得到金钱，所以说金钱像是一种药物，虽然金钱本身不会让人在生理上上瘾，但是正如我在第2章中要讲的，我们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金钱的诱惑。
不过，我们渴望得到金钱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实现人生的目标。换句话说，金钱也是一种工具：一种得到我们想要之物的方法。
以往的人们对待金钱的态度方面的心理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不是将金钱看作一种药物，就是将其看作一种工具。但是英国心理学家史蒂芬·利（Stephen Lea）和保罗·韦伯利（Paul Webley）两人一致认为金钱既是药品，又是工具，这和人们的常识一致：有时候，金钱似乎控制着我们——金钱凌驾于大脑之上，有时候我们又能以自己的方式使用金钱——大脑凌驾于金钱之上。
但是，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金钱影响我们的心态、情感和行为，而且这三个方面以有趣而又奇特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相互排斥。
然而，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当金钱被损毁时，我们的大脑又将金钱视为工具。
请回想一下“K基金会”在朱拉岛烧毁100万英镑的那一晚，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对钞票的损毁感到如此愤怒？
2011年，认知神经学家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与尤塔·弗里斯（Uta Frith）夫妻二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的原因。他们慢慢地将志愿者推入脑部扫描仪内，扫描仪内有一面呈45度角的镜子，志愿者通过镜子可以观看屏幕上放映的系列视频短片。每个短片长6.5秒，主角都是一位身着黑裙的女子，坐在一张光亮的白桌子上。
志愿者看不到这个女子的脸，但能看到她的身体和双手，她的手中拿着一张钞票。有时候这张钞票面额较大（价值60英镑），有时候这张钞票面额较小（价值12英镑），有时候钞票的形状、大小都一样，但被人胡写乱画过（显然，按照法律这张钞票已失去其价值），还有时可以看出明显是假钞。
躺在扫描仪中的人看到那个女子拿起一张钞票，慢慢地将手指移动到钞票顶端的中间，然后悠然自得地将其从上到下撕成两半。人们的反应怎样呢？结果证明，当这个女子撕毁的显然是假钞时，人们没有不适的感觉。但是当真钞被撕毁时，他们就会感到不适，尤其是当大面额的钞票被撕毁的时候。
在许多国家，在钱币上胡写乱画或损毁钱币是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这样做会招致高达5000澳元的罚款或两年有期徒刑。在一些人看来，有一位澳大利亚总理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1992年的一天，保罗·基廷（Paul John Keating）总理正在参观昆士兰北部的汤斯维尔水族馆，当地的一名艺术家请他在两张5澳元的钞票上签名。他签名时被人拍了下来，这一行为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公愤。
原来那位艺术家是在抗议5澳元的新版设计，新设计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画像取代了19世纪时人权领袖卡洛琳·奇瑟姆（Caroline Chisholm）（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改变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但是，火上浇油的是，当时女王能否继续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在当时本身就是个具有诸多争议的话题，而且民众也知道基廷对此改变持保留意见。愤怒的保皇主义者质问道：之前在钞票上留下抗议言辞的那个人被定罪了，为什么不给这位艺术家和总理定罪？
一个名叫菲利浦·特纳（Philip Turner）的澳大利亚人也发现，被人涂写过的钞票变得毫无价值。一家加油站找了他20澳元零钱，这张钞票一面用签字笔写着“生日快乐”（还好，虽然那天不是特纳先生的生日）；另一面写着“倒霉鬼，这下你买不成东西啦”（真糟糕）。这个人在钞票上涂写虽然很气人，但是他说得没错。商店不肯接受这张钞票，加油站也不愿意把它收回，就连银行也不给兑换。
在钞票上写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要让你写的东西真正进入他人的口袋，还有比在钞票上写字更好的方法吗？英国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就是这么做的。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枚铸造于1903年的硬币，上面印有“为妇女投票”的口号。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抗议方式，因为面额这么小的一枚硬币，可能流通很长时间，也不会被发现。但不论是谁将口号印在这枚硬币上，这个人都冒了很大的风险——当时在钞票上胡写乱画可能会招致牢狱之灾。
如果更进一步，将钱币完全损毁又会怎样呢？在美国，烧毁钞票的严重性从美国《法典》第十八条所使用的语言可见一斑。此项禁令列在“国家银行债券损毁”的条款下，实际上，因此获罪的人非常少。在加拿大，明令禁止熔化硬币，但出于某些原因，并未提及纸钞。而在欧洲，欧洲委员会于2010年建议，成员国不得鼓励“出于艺术目的而损毁欧元纸币和硬币，但应该包容这种行为”。
但这些都是各种机构制定的规则。我们普通人对于损毁钱币的行为怎么看呢？我们再看看弗里斯夫妇和其同事克里斯蒂娜·贝切奥（Cristina Becchio）的研究，他们一起研究了人们看到钞票被撕毁时的反应。由于已经从丹斯克银行得到进行此项研究的许可，他们根本不担心会受到起诉。即便如此，在大多数人看来，撕毁钞票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
正如上文所讲，看到真正的钞票被撕成两半时，大脑扫描仪中的志愿者非常痛苦，但真正有趣的是其大脑受到刺激的区域。受到刺激的区域不是通常与失落或苦恼有关的区域，而是其他两个小区域：左梭状回和左侧楔前叶。左梭状回据说与铅笔刀、钢笔和胡桃钳的识别有关，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识别不同用途的工具。这就表明认为金钱是一种工具的看法并非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在钞票及其用途之间建立的联系极其强大，因此，大脑对钞票的反应，就好像钞票是实际的工具一样。
这也与多年来许多人因“K基金会”烧毁钞票的行为感到愤怒的诸多原因相符。他们往往强调这些钞票能用来买很多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对钞票这种人工制品的损毁并不感到愤怒（虽然在下一章，我会解释我们也喜欢金钱的具体形式），而是为丧失这些钞票的潜在购买力而感到愤怒。
我谨防自己过多地解读一项研究，而且研究人员也承认大脑活动的变化也可能仅仅是由观看钞票被撕毁的痛苦引起的。之前的研究发现，大脑杏仁核区受到损伤的人不再如此介意金钱的损失。杏仁核位于大脑深处，形似核桃，和人的某些情绪有关。此类研究表明金钱与情绪相关。弗里斯夫妇研究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暗示了金钱的象征性实质：即我们都知道金钱可用作工具。该研究表明（我在本书也反复说明），在我们拿着、看着，甚至只是想到一笔钱的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有的反应好，有的反应坏，有的则很奇怪。但是在此之前，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与金钱的关系始于何处。
见钱眼开的孩子
小孩子第一次接触到金钱时，将金钱看作本身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拿着闪亮的硬币或者精美、挺括的钞票，玩得不亦乐乎。很快孩子们就明白这些金属或纸张需要好好珍惜，不能丢弃，而且当祖父母将一枚硬币（现在估计是纸钞）放入他们手中时，这些钱显得很特别，甚至很神奇。我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否一直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小说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在其《金钱与金钱如何大行其道》（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一书中认为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口袋里有钱，快乐虽小，在人生中的作用却不可估量。银行里有钱，则是另一回事，但是从银行里把钱取出来，无疑是一大乐事。”
最近，我和朋友4岁的女儿蒂莉去公园玩。她刚得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串珠钱包，里面装着她攒下的几枚硬币。只要有陌生人经过，她都会挥动着那个钱包，愉快地喊着：“看！我有很多钱！”我问她这些零钱能用来买什么，她说不上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钱，而钱的魅力无与伦比。
钱对蒂莉的重要性随后得以体现，在玩了半个小时的秋千和滑梯后该回家了，她却不愿意走。我们试图故意把她丢在后面，吓唬她说她得一个人待在那儿。我们甚至吓唬她回家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她妈妈。最后我们还试图和她玩追逐游戏，但这些都没有用，她还是不肯离开操场。蒂莉的姑妈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她趁蒂莉不注意，把钱包拿走了，并且告诉蒂莉，想要钱包就必须和我们一起回家，这个办法果然奏效。蒂莉并不知道她可能损失多少钱，更不用说那些钱能买什么东西，但那是她的钱，她出于金钱本身的原因珍视金钱。此时，蒂莉开始了她漫漫人生中与金钱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很快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
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姐姐都有本地建房基金会的存款账户。我们会时不时地进去存上一镑，然后拿着更新了存款数字的存折自豪地走出来。有一年，建房基金会举办了一次比赛，要求参赛者创作一幅描绘其办公楼的艺术作品，这个办公楼是一幢维多利亚时期的别墅，位于小镇主干道不远处的一个路口。
我的参赛作品是一幅拼贴画。我用淡黄色的麻布做墙壁，又剪了几个人形纸片，把纸片摆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从楼上探身窗外，高兴地挥舞着存折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那些纸人帮我赢得了比赛。打动评委的并不是我的艺术创作，很可能是我对利率的过度夸张——其中一个评委是建房基金会的经理。
当时，我在纸人手里拿的卡片存折上写道：“存款：600英镑，利息：300英镑，结余：900英镑。”老实说，当时的利率确实很高，但绝对没这么高！而且这件事说明了就算是小女孩，对金钱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也有一定的了解，虽然在细节方面不是很清楚。我早就接触过存款、利润、存钱和结余的概念了，早就知道金钱不仅仅是用几枚硬币换几块糖的事情。
有一项关于人们对金钱早期理解的研究，我特别喜欢。该研究涉及芬兰一家幼儿园的一群6岁儿童。那是2008年，孩子们坐在一块地毯上创作自己的戏剧，大人在旁边帮助他们，但关键是要让孩子们尽量多做决定——从场景设计到情节和剧本台词，每个环节都如此。
一番讨论后，孩子们创作了一个叫《600万只狮子》的故事。他们自己选角色，有一个男孩儿坚持要演一张土豆做的桌子，这个角色似乎对绝大多数演员来说都颇具挑战性。出于自主决定的精神，就让他出演了这个角色。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自行控制局面，虽然大人没有提到钱，但是这阻止不了孩子们谈到钱。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马莉娜·施托尔普（Marleena Stolp）花了6周的时间观察这部戏剧的制作，记录孩子们的对话并进行分析。很快她就发现孩子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金钱。孩子们知道他们创作的东西是有市场价值的，他们讨论票价，考虑把它拍成DVD，在商店里出售。他们虽然只有6岁，但没有把表演这部戏剧仅仅当成一次娱乐活动，而是在考虑如何将这部作品推向市场、变成金钱。毫无疑问，他们喜欢赚钱这一想法。他们甚至讨论了如何选定人们能接受的票价，还知道他们不能收费太高，否则没人买票。
所以这些孩子早就对金钱、定价和市场的概念有所理解。那么对金钱价值的理解从何而来呢？
为一把鲁特琴而存钱
在中国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一组五六岁的孩子就“钱”这个词进行自由联想，孩子们对这个话题有很多话要说。毫不奇怪，孩子们联想到的大多是金钱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美国和欧洲所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对钱的好坏没什么概念。
成年人可不这么想。当研究人员给成年人发放关于金钱是好是坏的调查问卷时，人们的观点大相径庭。学生对金钱持特别消极的态度。他们不像商人那样，认为金钱很好，很诱人，作用巨大。与之相反，孩子们对金钱的道德立场还没有形成，他们知道金钱是好东西，很有用处，渴望拥有，并且随时准备花掉。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存钱的意识。也就是说，上学之前，孩子们存钱的主要动机就是享受搜集钱币、把钱堆起来、数钱的乐趣。只有长大一些后，他们才开始为某件他们想买的特别的物品存钱。
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有点怪，是一把鲁特琴。我曾经在赫特福德郡都铎庄园的哈特菲尔德宫手工艺品展览会上见过一把鲁特琴。据说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得知自己将要继承王位时，正坐在那里的一棵橡树下。500多年后，我在此下定决心要攒钱买一把鲁特琴。为了掌握进度，我认真画了一个筹款进度表，还在最喜欢的建房基金会开了一个专门的储蓄账户。我坚持不懈地存钱，心中无比甜蜜。5年后我的存款达到了187英镑，这可是一笔巨款，但还是不够买一把鲁特琴，我看上的那把琴得花1400英镑。
话虽如此，可要不是我对那把可望不可及的鲁特琴如此执着，我也不可能攒下那么多钱。5年之后，我已经能够从广义上理解存钱的重要性。金钱不必专门留存起来，用来购买某一特定物品，它代表着选择。即使你不知道想买什么，有钱总比没钱好。将来你想要或需要什么东西时，如果你有存款的话就能买。
让人难过的是，我把买鲁特琴的存款一点点地花掉了。过了买鲁特琴的年龄段后，我把存款都用来买比利·爱多尔（Billy Idol）、仁慈姐妹和U2的唱片了。（但现在想想那种老式的黑胶唱片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
这件事说明孩子们存款的好与坏，难以确定。你可以将孩子们的存款看作一段时间积蓄起来的一部分钱，不论是日常零花钱，还是从长辈那里得到的生日礼金都包括在内。但是花几个月或几年时间攒钱买一个昂贵的玩具真的值得夸奖吗？如果一个成年人这么做呢？比如，一位50岁的男子花光所有积蓄买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摩托车，我们肯定觉得他太奢侈了。人们可能花了很长时间攒钱，但一下子就全花光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积攒一小部分的钱，比如说用来买书，这样做会好一些吗？如果你真的喜欢书，这种储蓄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嗜好罢了。如果存了一大笔钱却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想买呢？这似乎很可靠。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那笔钱，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种储蓄显得吝啬，甚至有些贪婪。
把每种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成年人普遍赞同将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定期储蓄。为了交付房屋押金，我们需要存钱。这也是失业或疾病期间的一种保障。
当然了，我们还得为退休做打算。在第13章，我会详细说明成年人是如何说服自己存更多钱的。但孩子们会纠结于“雨天”这一概念——遇到“雨天”这种情况，他们自己的“保姆国度”即父母会撑起保护的雨伞。存钱需要自我约束能力，这对于那些活在当下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考验。
在一项创造出所谓“游戏经济”的研究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体现。孩子们被告知其虚拟银行账户里有30个游戏币的启动资金，且虚拟世界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一“天”只有10分钟，每“天”还给他们再发10个游戏币。一个小时后——也就是6“天”后，如果他们一分钱也不花，就会有90个游戏币的“存款”。
接下来，领着孩子们参观了一些房间。房间内活动有的免费，有的收费。在图书馆看书免费，但看电影要花钱，隔壁房间里视频游戏要收费，餐馆和甜品店的食品也收费，但借纸笔画画是免费的。孩子们花钱的决定会影响到他们在最后一个房间——玩具屋的活动。在玩具屋，孩子们能买到真正的玩具并带回家，前提是必须还有70个游戏币。你能看到他们苦恼地做着计算。为了在玩具屋得到一个玩具，他们在每个房间消磨时间时都不花钱。这意味着为了攒70个游戏币，他们在那40分钟内，不能玩电脑游戏、不能吃食物、不能喝饮料，也不能吃甜点，只能看书或画画，无聊地打发时间。
孩子们对待这些实验往往很认真，但是觉得很难，部分原因是在实验过程中，孩子们要做出真正的牺牲。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著名的棉花糖实验也表明如此。在棉花糖实验中，孩子们有两个选择：立刻吃掉一块棉花糖或等10分钟后吃两块。参与实验的成年人都知道，测试过程中他们会克制住自己，因为只要他们想要棉花糖，回去的路上就可以买一整包，但孩子们不能这样做。
在“游戏经济”中，孩子们也同样地纠结，不管他们多想要玩具，可没几个人能攒够游戏币。他们知道存钱是一件好事，但在面对其他房间的即时诱惑时，很快就失去了自制力。实验结束时，只有一半的孩子成功地买到了玩具，而四分之一的孩子一个游戏币也没有剩下。假设他们早就知道经过很长时间的煎熬才能买到玩具，那这些孩子的行为真是很有理性。毕竟他们不能把虚拟的存款带回家，他们一定觉得那些“存款”不过是花掉的钱，而非有用之物。
银行、商店、强盗和牙仙
20世纪80年代，闻名全球的意大利心理学家安娜·贝尔蒂（Anna Berti）和安娜·邦比（Anna Bombi）跟踪研究了一组3~8岁的孩子，以便记录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金钱观念是如何改变的。
她们发现，四五岁的孩子通常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对有偿工作没什么概念，以为所有人都能得到钱，通常认为是银行给的钱。这一点也在一群五六岁的孩子身上得到了印证。2012年，新西兰“第四大最受欢迎的音乐喜剧乐队弦乐航班”为了给患病的儿童筹款，他们想在红鼻子节[1]演唱一首歌。为了寻找歌词灵感，他们问一所学校的孩子们：“钱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答道：“银行。”“银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从首相那儿。”“首相的钱从哪里来的？”“女王那里。”“那女王的钱又是从哪里来呢？”“银行。”
考虑到现代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孩子们的回答也许是对的。钱可以说始于银行，又终于银行。除非你自己开始工作，否则你很难理解金钱当中蕴含的财富必须在某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确，在英国，我们的经济不是基于制造业，而是金融行业。
在红鼻子节帮助弦乐航班乐队的孩子们，就如何为患病儿童筹钱也提出了一些不错的建议，就连想方设法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筹钱的总理都可能想把这些想法记下来：孩子们建议把强盗都抓起来，没收他们的钱；还建议小孩子把掉了的牙齿都收集到一个大碗里，这样就能从牙仙[2]那儿得到很多钱了。
无论如何，人们都能在网上看到那首孩子们帮忙作词的歌。这首歌很有趣，你可能觉得这首歌就像很多经济学的教科书一样，能很好地指导我们的金融体系。
让我们再看看贝尔蒂和邦比的研究：她们发现5岁以上的孩子往往都会有一种奇妙的想法，他们觉得钱是从商店来的。他们看到店员给父母零钱，却忽略了父母先给了店员更多的钱。贝尔蒂和邦比总结道，只有孩子们到了八九岁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父母的钱不是从银行或商店那里来的，而是工作所得。
然而，有关儿童对金钱理解的最新研究似乎与贝尔蒂她们的重大研究互相矛盾（也许是时代在进步）。这项研究由芬兰社会人类学家明娜·罗肯施泰因（Minna Ruckenstein）于2010年开始进行，研究包括和赫尔辛基托儿所的孩子们进行小组讨论。罗肯施泰因承认，她和其他实验人员常常都对孩子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直到他们对孩子们的谈话记录进行研究后才明白。但那些谈话记录表明，学前儿童似乎非常清楚人们是先工作得到钱，然后再用钱换商店里的食物和其他东西。的确，当几个孩子说先买东西才能得到钱，其他孩子马上予以了纠正。
总的来说，这些孩子都了解存钱罐、自动取款机和街边银行的用途。他们真正喜欢的事就是在房子周围搜索他们口中的“意外之财”，但即便此时他们也知道钱不是凭空出现的，肯定是某个人的。罗肯施泰因研究中的儿童对存钱、只买自己负担得起的东西、不要把钱浪费在不需要的东西上等观念都了如指掌，当被问及这些问题时，他们感到很不耐烦。有一个孩子甚至拒绝回答有关存钱的问题，因为答案实在太明显了，他说：“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毫不奇怪，孩子们有关金钱的信息主要来自父母。罗肯施泰因发现，有些父母主动地教育孩子如何不乱花钱——换句话说，就是锻炼自制力，而这种自制力，孩子们在游戏经济中很难获得。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行为有极大的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罗肯施泰因研究中的孩子比贝尔蒂研究中的孩子更清楚钱的来源。要注意后者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进行的，当时很少有妇女外出工作，她们大多数在家照顾孩子。而如今，父母双方（尤其是在芬兰这样的国家）都有可能工作。孩子如果问：“妈妈，为什么你要出去工作？”妈妈的回答很可能是：“为了赚钱养家啊。”
所以，孩子们大多数的知识都是从父母那里获取的，但究竟怎么获取呢？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观察：孩子想要的东西中，哪些父母会给买，哪些不给买，频率各是多少。反复看到父母选择某些品牌，或去不同的商店买便宜的东西，他们还观察着父母是如何掂量物品的价格和价值。
获取金融知识、形成金钱观念的过程被称作金融社会化。积极讨论金钱事务的现象非常少见。研究表明，许多孩子成年后还不知道自己父母挣多少钱，家里有多少存款。一些治疗专家发现，夫妻之间宁愿讨论性生活，甚至是不忠行为，也不愿讨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果人们不和自己的伴侣讨论金钱问题，就更不可能和自己的孩子讨论金钱了。
[1]新西兰一个为儿童防治机构筹集研究和防治资金的节日。——译者注
[2]传说中专管儿童牙务工作的仙女。——译者注
零花钱的作用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自己可支配的钱”的初步认识来源于零花钱。例如，在英国，研究表明，父母无论有钱与否，孩子都会得到一些零花钱或补助金。伦敦著名心理学家阿德里安·弗恩海姆（Adrian Furnham）做的一项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给孩子的零花钱比中等收入家庭给孩子的零花钱所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更大。他还发现，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的数额在孩子7~10岁之间增长最快，在15~18岁之间增长最慢。
弗恩海姆的研究还表明，中等收入的父母更愿意让孩子通过劳动获得零花钱，这一研究结果颇为有趣，即使孩子不在家里帮忙，这些父母也可以多给孩子些零花钱，可能这些父母觉得即使家庭富裕，向孩子灌输“钱不会从树上长出来”的观念也非常重要。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中等收入家庭采取的方式是否正确。有些研究表明，权变方法，即孩子们做完作业或家务后再给他们零花钱，是帮助孩子们形成正确金钱观念的最好方式。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定期给孩子们零花钱，可以锻炼他们规划管理自己钱财的能力。
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风险，一旦你将家务活与金钱挂钩，孩子们就不会主动帮忙了。（成年人也会受其影响，要想更好地了解这一问题，请读第7章有关内在激励的部分。）还有一个问题，临近考试的时候，你肯定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专心复习而不是为零花钱去洗碗。
本领域的研究人员建议等子女长大一些，父母就将家庭收支情况告诉子女，这样子女就能从大处着眼，知道他们的零花钱应该用在何处。如果想要更多钱的话，该如何利用零花钱。尼尔·戈弗雷（Neale Godfrey），《钱不会长在树上》（Money Doesn’t Grow on Trees）一书的作者，出版了多部父母理财指南。她建议孩子的零花钱应该和成年人的收入一样进行规划。她建议将收入的15%用来缴税和放入家庭基金中，家庭成员投票决定这个钱该怎么花，再拿出10%捐给慈善机构。孩子虽然无法选择捐多少，却能决定钱用来干什么，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慢慢成为“这所房子的公民”。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但父母应该对孩子们零花钱的来源和他们想要的东西保持开明、始终如一的态度。父母也应该要求孩子们做到同样透明。事实上，有的专家还提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建议：孩子们要提交年度花费总结，看他们的花费是否符合家庭收支情况。
在一项研究中，来自美国1500个家庭的青少年（12~18岁）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说父母知道他们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该项研究还发现，需要劳动才有零花钱的孩子更愿意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令人惊讶的是，家庭收入对孩子们存钱或捐钱的数量并无多大影响。亲情温暖很重要，生活在一个温暖家庭里的孩子更有可能将零花钱存起来，有时候他们会为自己的大学学费而存钱。
当然，成功的金钱管理不仅要求人们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还要知道这些钱的购买力。明娜·罗肯施泰因的研究说明学前儿童只知前者，不知后者。她研究中的孩子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并且都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她。但他们都不明白手中的钱有多大购买力，当一个孩子说他有200美元时，其他人都觉得那是一大笔钱，却没人知道200美元能买什么。
像孩子们一样，成年人也是这样了解金钱中的数学的。有证据表明，数学概念掌握得好对今后生活中的理财很有好处，对上面提到的美国家庭的研究也表明，不擅长数学的孩子很可能会有财务方面的焦虑。相反，精通计算的人更有可能捐钱给慈善机构，以及未雨绸缪。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正如父母应该和孩子们多谈谈钱一样，父母也应该鼓励孩子们掌握数学。数学有助于孩子们成年后很好地管理金钱，与金钱形成一种健康的关系。但数学不能使孩子们完全掌握金钱。掌控金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度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与金钱关系的开端，但这一关系终结于何处呢？金钱与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关系非常密切，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抗死亡的药物
有人说：“我很怕死。”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有人说：“我基本上没想过死。”你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参加心理学家托马兹·扎莱凯威兹（Tomasz Zalezkiewicz）在波兰首都华沙进行的实验的话，你还会被问10个问题，以测试你对死亡的焦虑程度。但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并不是他研究的重点，他感兴趣的是人们对钱的依恋。
托马兹在就死亡问题测试之前，让人们做了一件事：他让半数的人数一沓钞票，剩下一半人数同样大小的纸张，纸张上面印着数字。两组的任务一样：算出总数。实验的结果是，数钱的人对死亡更释然，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减少了近五分之一。
这个实验结果不是和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故事互相矛盾吗？故事中数着锈迹斑斑硬币的老吝啬鬼通常被刻画成受尽死亡恐惧折磨的形象，而一贫如洗的英雄则对尘世毫无眷恋，将生死置之度外。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中悬挂着一幅希罗尼穆斯·波西（Hieronymus Bosch）创作的诡异画作，画中一个濒临死亡的守财奴，躺在床上，伸手去拿魔鬼给他的一袋金子，即使死神（裹着尸衣的骷髅）就在门口，同时一个天使将手放在他的肩上，试图引导他走上救赎之路。在中世纪的人看来，这幅画不是告诉人们金钱能够消除恐惧，而是金钱会将人引向地狱。
现在很少有人害怕地狱，而是害怕虚无，那无尽的空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获取具体可靠的东西、可衡量的东西、赖以生存的东西——金钱的时候，感到很舒心。这至少是一个理由。
托马兹认为，总的来说，钱是一种“存在性药物”，能够减轻存在性焦虑。这也是我们存钱的原因。他说道，钱能缓解人们巨大的恐慌。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我们不止一次听人（最著名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讲，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死亡和税赋。但我们都知道，无论我们缴多少税，都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仅适用于金钱，也适用于其他物质财产。但你可以留给后代，如果这些遗产没有让税赋都吞噬的话。也许这就是人们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遗产税的原因吧。你死之后，你的孩子还活着，如果你的钱不用来缴税的话，他们还能活得更好一点——这也算是对你的慰藉。
托马兹和其团队还用相反的方式做了实验：先问死亡问题，后做金钱实验。这次，半数的参与者要先填写有关死亡焦虑的调查问卷，然后就展示给他们的一系列纸钞和硬币，估计外观大小。与该试验的对照组相比，这一组的人都高估了硬币的大小，而对照组填写的问卷是有关看牙的焦虑。两者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
一个人有多少钱才算有钱呢？“死亡组”成员的标准比“牙医组”成员的标准要高得多。
现在拿一小笔钱，还是以后拿数目稍大的一笔钱？“死亡组”的成员倾向于现在拿钱。
目前围绕这类研究有很多讨论，说这些研究使用了“引导”术，我将在第11章详谈这一点。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发现，特别是最近的研究发现，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如果你正在思考死亡的话（我们都知道死亡随时可能到来），最好马上就拿到钱。但是托马兹的研究中有一点不可忽视：只有“有钱”才能抚慰总想着死亡的人，“花钱”的想法并不能让他们觉得好受。在“目前拿一小笔钱和以后拿稍大一笔钱”的问题中，不是说人们想着要最后将钱挥霍一空。在托马兹的另一项研究中，他要求人们填写关于死亡焦虑的问卷，然后让他们想象要怎么处理一笔意外之财，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存钱而不是花钱。
以上的实验全部都用真钞进行，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能比得上人们对金钱的厚爱。电脑屏幕上的数字或银行结单中的数据都不能和真钞相匹敌。下一章我将深入探讨实体金钱的奇妙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