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如此迷恋熟悉的钱币形式？为什么我们会错以为硬币比其实际尺寸要大？为什么不想挨宰的话脾气最好火暴些？为什么现金支付比刷卡支付好？
曾经，金钱的确有其价值。也就是说金钱的外在形式——钱币本身是有价值的。然而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金钱蕴含着大量的价值。而金钱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用其交换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即使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依然十分依恋金钱的外在形式，而且当外在形式被破坏时，我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有时甚至感到很难过。
据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研究，金钱在5000年前的早期人类社会中就已存在。真正有趣的是以虚拟概念存在的金钱（即以债务和信贷的形式存在）早于以钱币物质形式出现的金钱。换句话说，金钱出现在我们手里之前，早就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在了。与人们的普遍想法相反，过去社会并不总是完全依赖于以物易物（即货物或服务直接即时交换）：“如果你立刻给我等价的东西，比如10颗鸡蛋，我就给你补墙。”相反，人们一直以来认为抽象的交换形式很有必要。“要我补墙的话，你在未来某个时候给我提供等价的东西或服务就行。”
我们即刻明白这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概念，需要有想象力，能够换位思考，设想多种未来图景，关键还要有信任、荣誉和自信的观念。我们认为无接触支付方式——刷卡技术和其他一些技术是21世纪科技进步的标志，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回归到金钱初现的时候。例如，美索不达米亚舍客勒是一个重量单位，在成为硬币之前，代表一个农民在田地劳作得到的大麦数量。因此，舍客勒是一种承诺，相当于一张欠条。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成为铸造的货币。
铸币很快牢牢地掌控了人类的想象力，已经掌控了许多个世纪。尽管实际流通的量比较少，在如今的货币交易中也不太重要，但是当我们想到钱时，我们依然将金钱看作有形的东西。
目前，10英镑钞票上印着一句“我保证见票即付持票人10英镑”，这在过去意味着你可以在银行兑换等值的黄金。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没有那书面保证，就对国家货币没有信心。
的确，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金本位”一直以来支撑着先进的经济制体制，甚至到20世纪中期依然如此，1971年美国才全面废弃了金本位。但是金本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来说太过僵化。正是由于严格遵循金本位，才出现了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的惨剧。
即便如此，摆脱黄金一事已经证明在不断延后，至今，中央银行仍存储着大量黄金，以保证其他增加信心的措施顺利实行。
假设你能成功地将银行账户里的钱兑换成黄金，那你知道黄金能用来干什么吗？毕竟，黄金不能吃。而且，作为一种金属，它甚至不是最有用的金属。其价值部分在于黄金相对稀少，而且我们喜欢其黄灿灿的色泽，但更多在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它很宝贵。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如果我们都认为黄金一文不值，那它也就一文不值。
我们赋予金钱价值。太平洋上的雅浦岛以其巨大的石盘（直径为4米，中间有孔洞）而闻名，这些石盘在20世纪被用作流通货币。石盘是从距该岛数百英里[1]的一个岛上的石灰岩里开采出来的，用来交易货物。石头被卖后，依旧在原地，却换了新的主人。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的经济学家曾经以此为例来说明，不管货币是不是由金属之类有用的材料制成的，只要人们依旧认为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法定货币）。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正是一直陪伴我们成长的金钱，让我们觉得最真实，外国钞票感觉就像是玩具钱一样。事实上，这些石头对岛上居民来说有其内在价值，岛民认为石头很美，而且具有宗教意义。据说船在回岛途中遇上暴风雨，大石头落入水中。虽然石头已经沉入海底，但是岛民仍旧认定石头的价值依然存在。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石头依然是货币，就像我们认为10英镑的钞票有价值一样。
当然，现在如果你走进银行，要求兑现“支付给持票人10英镑”的承诺，他们除了兑给你印有承诺的其他钞票外，再无他物。而且，你存在银行里的钱只不过是结单上的一串数字。而且只有大部分人不想同时都拿到钞票时，你才能拿到钞票。如果发生了类似于2001年英国北石银行的挤兑风潮时，事情一下子就清楚了：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金把所有人的存款都兑换了。
在北石银行那种情况下，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必须出面干预，以防经济体系完全崩溃。它们究竟是如何干预的呢？还是从心理上着手。银行和财政部的各种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再建信任”。我们所有人也不知何故，都决定继续相信金钱，以维持经济生活。
这从本质上来说是在玩信任计谋。当英格兰银行在网页上干巴巴地写道：“通过实施旨在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英镑的公共信任得以维持。”英格兰银行是在借助大脑来掌控金钱。
无疑，金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吸引我们，对我们的大脑施加影响。正如下文所讲，我们甚至认为等值的金钱因外形不同而不同。
[1]1英里≈1.609公里。——编者注
口袋里的金钱
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斯蒂芬·利（Stephen Lea）和保罗·韦伯利（Paul Webley）提出了一种金钱心理理论，该理论表明我们认为现金、支票、礼券和银行存款的价值是不同的。他们发现我们特别依恋金钱的外在形式。
拥有一张崭新的钞票，特别是稀少的面值50英镑的粉色钞票会令人快慰。正如“攥紧钱”这句英国古语所说，手握现金会使我们本能地感到愉悦。当彩票中奖者发现自己中了几百万的大奖，常常会说他们真的无法想象能有那么多钱。为了感觉真实一些，会让他们手举巨大的纸板支票。但是想象一下如果英国国家彩票机构交给你一个公文包，里面塞满了一沓沓的钞票，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这要比电子汇兑更加激动人心。
为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享受一堆硬币带给我们的欢乐。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常常专门留下几枚便士或半便士硬币给我，让我垒硬币玩儿。他们给我的硬币都是亮闪闪的，他们称之为“新钱”。一摞硬币还不够20便士，但是鉴于硬币本身的情况，大家都认为我的硬币有些特别。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喜欢一摞摞的钞票。但是钞票旧了脏了之后，我们往往会早早把它们花出去。研究表明旧钞的“驻留时间”（即钞票存放在钱包里的时间）要比新钞票、干净钞票的“驻留时间”短。10英镑就是10英镑，不会多，也不会少。但事实上，我们对待不同的钞票的态度大不相同。
当时，英格兰银行正在将原有的5英镑和10英镑的纸钞换成由坚韧的复合材料制成的钞票，新钞票的使用时间是旧钞票的2.5倍。由于高速分拣机能够识别出那些太脏、太破的钞票和安全特征受损的钞票，每天都有200万张钞票停止流通。虽然换钞有好的、实际的理由，但是依历史经验来看，新钞票很可能会引发评论和不同的意见。
我们对钞票的图案和外观很在意，图案上的一个变动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愤怒。2013年在英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时，英格兰银行宣布要将5镑钞票上社会活动家伊丽莎白·弗赖伊的画像换成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这意味着除了女王以外，在英国钞票上再没有妇女形象。女权主义活动家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Perez）呼吁将10镑钞票上的人物画像换成另一位著名的女性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画像，但为此她受到了强奸和谋杀的威胁。
无疑，大多数通过社会媒体对她进行的诽谤简直到了歧视女性的地步。即使在如今这个时代，一些男性仍然不愿意看到妇女在公共场所发表讲话。许多妇女为了使妇女的成就得到认可，发起了运动，受到扰害，但扰害的程度远不及克里亚多·佩雷斯受到的仇恨攻击。这是为什么呢？在切尔滕纳姆科学节上我遇到了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当时我正在主持一个关于女权主义和女孩抚养的座谈会，她在会上发表了谈话，她告诉我她怀疑原因可能是金钱被看作来源于既有体制，让妇女形象出现在钞票上就意味着对“自然”秩序的威胁。
钞票普遍存在，而且有点神圣，它是对国家和经济实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投射。钞票不仅是价值的载体，它还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国家强有力的象征。钞票上人物图像的选择很重要：国王和女王、独立运动领袖、战斗英雄、社会改革家、作家和作曲家。政府希望借助钞票上印的人物的力量和影响来增加我们对其货币的信心？这意味着钞票仅仅是小小的一片纸（也许是合成材料），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却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原因是钞票是由诞生了如此伟大的人物的国家的中央银行发行的。
令人高兴的是，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最终赢得战斗，简·奥斯汀出现在新的10英镑钞票上。
如何才能不仅仅让老奶奶试图明白这一点
1971年，英国对整个货币体系进行了改革。当时为了帮助国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即现在欧洲联盟，英国改为10进位币制，以便与其他国家接轨。
在旧体制下，1先令等于12便士，1英镑是20先令。在新体制下，10便士等于一枚10便士的新币（有效地取代了先令），10便士等于1镑。我出生3个月后，英国就引进了十进位币制，所以我对其他币制一概不知。要不是那些使用“旧钱”长大的人，这一变革不仅会引起强烈的不满，还会引起相当大的混乱。一些人认为这是英国的独特性对欧洲一致性所做出的让步。另一些人怀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欺骗。绝大多数人对像货币这样重要的事物进行如此大的变革稍有不适。
政府对此事很关心，录制了一个长达5分钟的公共信息短片，用来解释使用新钱的好处。这个短片被神气活现地称为“老奶奶都明白”（他们从未摆脱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我奶奶对这一变革很清楚，但这并不能阻止她对新币的不信任。这种反应非常合理。一开始有段时间，不管什么时候她用新钱购物，她都会在心里算算如果是旧钱的话会花费多少，以便确保交易是公平的。这就像出了国，要算算两法郎买一杯咖啡是不是太贵了。
十进位币制实施时，刚好通货膨胀率很高，新币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每个月新英镑可购买的东西都在减少。当然，这与超高通货膨胀率击垮的国家全然不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近年来的津巴布韦。在这些国家，最糟糕的日子里，一桶钞票才能买一条面包，一天要给工人发三次工资，2000台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印刷大面值的钞票。令人疯狂的数字——500马克，5亿马克，50亿马克——反映了经济信用体系的完全崩溃。即使如此，20世纪70年代英国人渐渐发现新英镑和新便士缩水了，不只是购买力缩水了，钞票的实际尺寸也缩水了。
引进十进位币制5年后有人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要求受试对象看上面画有大小不同的圆圈的纸，然后根据记忆猜测哪个圆圈和某一特定价值的硬币的大小最匹配。的确，新的十进位硬币普遍比旧币小一些，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也过度夸大了旧币的尺寸。就好像大脑在告诉他们旧币购买力大，尺寸自然也比新币要大。
对尺寸的感知是我们在婴幼儿阶段通过实验学会的。正如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发现的那样，小孩子弄不清楚为什么细长的杯子和短粗的杯子所盛液体体积相同。在那个年龄段，长意味着大。只有当我们的认知能力提高后，我们才能培养出更为复杂的数量理解力，这种理解力能够使我们估算出不同形状的杯子所盛液体的数量。
随着自身的发育，我们的认知技能逐渐提升。只有涉及金钱时，事情才会出错。在1947年进行的一项典型研究中，孩子们年龄较大，能够明白皮亚杰的液体盛放任务。在他们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系列的硬币和圆纸片。纸片的大小和硬币大小相同。但是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地认为纸片比硬币小。这些孩子知道硬币的价值，似乎正是这一认知歪曲了他们对大小的感知。而且硬币价值越高，对大小的感知就歪曲得越厉害。一个抽象概念——硬币所蕴含的价值竟然歪曲了对较为具体的事物（硬币相较于纸片的实际尺寸）的感知。
随后进行的大量研究证实，全世界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过高地估计了钱币的实际尺寸，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货币，都是如此。而且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了解的，思考死亡的人更容易出现此类感知上的夸大现象，而且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参与实验的人是穷还是富。例如，在1947年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来自波士顿贫民窟社会服务所的孩子和富人区学校的孩子参加实验。贫穷的孩子要比富有的孩子对硬币大小的估计要高很多。类似的发现我将在第10章讨论。贫穷的孩子缺钱，因此赋予金钱宝贵的品质，较大地歪曲了他们对大小的感知。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货币的形式被改变？
1983年4月，英国开始了将1镑钞票变为1镑硬币的变革。媒体不喜欢这一变革。《每日邮报》上有一则题为《英国不需要这样的英镑》的新闻，将金色的1镑硬币称作“玩具硬币”。1镑硬币的经济价值和1镑钞票的经济价值完全相同，问题是人们并不这么看。正如经济心理学家保罗·韦伯利（Paul Webley）所发现的那样，人们对1英镑的两种形式持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一段时间1英镑的两种形式都在流通）。
韦伯利劝说一组人每天查看他们钱包里的钱，为期一个月。他用隐形侦探笔给每张钞票和每枚硬币做了标记，这种标记只有在紫外线下才能看到，随后他把钱放回到钱包。这使他能够跟踪记录这些钱币的驻留时间（即钱币流入他人之手前和其临时主人共度的时光）。
在为期6个月的过渡期（纸币逐渐淘汰）开始之时，显然人们手里的1镑钞票要比1镑硬币多。新硬币是新生事物，它金光闪闪，你也许会认为人们肯定会渴望拥有这样的硬币，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的。的确，在韦伯利实验中，有些人存储1镑硬币或是把其放入存钱罐中，但大多数情况下，硬币的驻留时间要比纸币的短。
韦伯利能从这一发现中推断出什么来？他有一些看法，但还需要进一步证明。首次实验的问题在于只有那么少的硬币在流通，韦伯利的实验团队很难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于是他们尝试了其他方法。他们给大学里的教职员工每人一张他们预先做过标记的1镑纸钞或是一枚1镑硬币，然后让他们填写调查问卷。第二天教职员们来继续进行实验，他们打开钱包，拿出钱来。研究人员发现半数人的1镑钞票还在钱包里，大多数人的1镑硬币已经花出去了。
保罗·韦伯利抱怨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发现毫无趣味。我同意韦伯利的看法，认为那些经济学家错了。即使人们只不过是花掉装在口袋里沉甸甸的硬币，但这很可能会对当时的经济活动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币形的改革，英镑花得更快了。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一发现就更加有趣了。研究似乎表明人们认为1镑的硬币是零钱，更容易花掉。相反，1镑的钞票似乎是一笔重要的钱，花的时候，比较慎重。这充分证明金钱形式会改变我们对其价值的感知。即使没有别的证据，这一点也会让中央银行在想改变货币形式时停下来想一想。
在美国，政府想要将美钞变成硬币时，人们的反应也很强烈。2007年引进1美元硬币时，那背面呈绿色的著名美钞还在继续印制，硬币的使用率很低。到2011年从企业回笼的1美元硬币越来越多，超出了市场需求量，美联储发现它们的美元硬币，足以满足以后40年的需求，于是财政部命令停止生产美元硬币。现在虽然售票机找零时偶尔会吐出1美元硬币，但是美国是八国集团中唯一仍在使用如此小面额钞票的国家。
但是在洗车公司、自动售货机公司、快餐公司的支持下，美元硬币联盟仍在发起美元硬币取代美元钞票的活动。毫不奇怪，矿业公司和金属公司也支持这样的变革。美元硬币联盟说一枚硬币可以用35年，是纸币使用寿命的17倍。而且硬币100%可回收。当人们抱怨1美元硬币装在口袋里要比1美元钞票重时，不要忘了4个25美分的硬币的重量是一枚1美元硬币的3倍。他们说：将这一切考虑进去的话，1美元硬币取代1美元钞票后，美国政府一年可节约一亿五千万美元。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节约不了这么多。目前随着借记卡和信用卡用户的增加，硬币没有20世纪80年代时那么重要，当时许多其他国家正处于过渡时期。现在它们的钞票由于使用了良好的生产技术连续使用寿命可达6年，而且硬币生产成本增高，也易于伪造。
似乎双方在经济和实用方面都有充分的理据；但这并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我感兴趣的是辩论产生的强烈真诚的情感。这不仅仅是找到一个最明智、可持续的行动方针的问题，还要考虑情感问题，尤其是涉及深受欢迎的1美元钞票时，更是如此。似乎情感胜出。在路透社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中，硬币完全取代钞票的提法很不受欢迎，75%的人说他们喜欢用绿背钞票。
2002年，世界上最大的货币改革发生了。欧盟12个成员国放弃了各自的货币，改用欧元。变革发生时，欧洲中央银行喊出了“欧元，我们的货币”的口号强调整个欧洲的团结。引入新币之后，欧盟各国大多数人都说：“我们觉得自己更像欧洲人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很高兴。在巴黎歌剧院的台阶上，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的创始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号召当代的圣女贞德[1]将欧共体的官员赶出法国。他喊道：“法郎万岁，法国万岁，法国人民万岁！”
由于货币改革，90亿元的钞票和1700亿元的硬币退出市场。欧洲中央银行引入了150亿的新钞票和510亿的新硬币。
席卷全欧洲的公共宣传运动告诉人们一些简单的换算策略，帮助人们适应新货币。1.5亿人购买了新硬币的套币，以便在使用前熟悉这些货币。在开始的三年过渡期内，商品都标着两种货币的价格。刻录着变革信息的软盘被分发给每家每户，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之后，一切发展得都很快。从2002年1月1日起两周之内，欧元就占到流通货币的95%。在新年的第一周，自动取款机的取款金额就远远超过了平常水平。但有趣的是，抢劫押钞车的案件减少了。所以，除了盗贼，绝大多数欧洲人很快就习惯了使用欧元。然而，第一个月结束时，只有28%的人说他们以欧元来思考。
也就是说，尽管有广泛的公共宣传活动帮助欧元区的人们熟悉新货币，人们依然需要在新旧货币间做换算。
爱尔兰对欧元变革的反应是最积极的。和欧洲53%的平均值相比较，爱尔兰77%的人说他们很乐意或相当乐意接受新币。在和心理学家进行深入交谈时，一些爱尔兰人说放弃爱尔兰钞票上那漂亮的设计有些可惜，但是另一些人又说喜欢新钞票的设计。有人说这就像“圣诞节期间的孩子”，也有人说这就像是大富翁游戏中的假钱。
这种反应部分源于所有使用欧元的国家中，只有爱尔兰之前使用的货币，其单位价值高于欧元，即1爱尔兰镑等于1.28欧元。所以看到工资单上的高工资，人们感到很惊喜。有那么一瞬间，人们觉得自己发财了，直到走进商店，才发现所有的商品看起来都比原来贵了。还有人怀疑店主趁机敲诈他们，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海外旅行时常碰到的问题：很难搞清楚新货币的价格是否公道。
爱尔兰人使用的一个技巧是选几个参考价格，然后取居中的价格。另一个策略（你自己可能也用过）是选择一个参照价格，比如说比萨，然后用其估算你想购买的任何商品。也许将一种货币换算成另一种货币，很难快速算清楚你想买的围巾是不是物有所值，但是你可以折算一下那条围巾相当于几个比萨，这就能很快搞清楚围巾是否物有所值。
爱尔兰人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人对新币适应起来有点困难。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对新硬币和新钞票渐渐熟悉起来。不过旧货币可以纾解欧元区一些居民的怀旧情怀，2014年，意大利里拉的金银硬币和旧币的纪念图册的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欧元。
在还未采用欧元的国家，当然没有进行公共宣传活动，和欧元打交道就不那么容易了。瑞典人并不是每天都使用欧元，但事实上许多邻近国家都在使用欧元，这意味着熟悉新货币至关重要，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2002年一个研究机构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实验。研究人员让瑞典哥德堡市民看一份各种杂志、公共汽车费和月租费的价格表，但价格标法不同，有的标的是瑞典价，有的标的是欧元价。然后让人们从“很便宜”到“很贵”分5个等级对每一个价格进行评分。目前，瑞典民众的生活费用的确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们要高，但这并不是瑞典受试对象认为用欧元标价的杂志费用价格较便宜的原因。他们认为欧元价便宜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欧元钞票上的数字要比瑞典克朗上的数字小一些。两欧元的公共汽车票听起来是比5个克朗的公共汽车票要便宜，人们被这一点迷惑了，因为2比5小。人们只是直觉而已，并没有费心去计算。也许如果告诉他们真的要搬迁到那个国家，那么他们才会认真考虑这些数字。
第二轮实验，要求哥德堡居民考虑如下情况。在另一个欧元国家有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好工作，而且这个国家的人们很友好，气候也适宜。尽管前景很诱人，但是在移居前，人们肯定会考虑那里的生活费用。
研究人员给了试验参与者包括电影票、理发票、奶酪、真空吸尘器和大床在内的多种物品和服务的价格（以不同币种标定）列表。他们认为这些物品的价格比瑞典的价格高还是不高呢？只要用点心来换算，就能搞清楚实际情况。但是他们往往认为，若以某种货币标定的价格较高时（比如意大利旧币里拉），那么那个国家的物品价格就比国内的高。
这种效应被称为“欧元幻觉”（这是“美元幻觉”的衍变，欧文·费雪于1982年首次发现“美元幻觉”这一现象），指我们身不由己地将注意力放在钞票上印着的实实在在的数字，而不是关注实际价值。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陷阱呢？
首先，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这样想要比做复杂计算容易得多。但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理凸现问题。心理凸现形式多样，可能是鹤立鸡群之物，比如白色花海中的一朵红色郁金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了突出之物上。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众多欢乐面庞中的一个愤怒脸庞，突出之物是愤怒脸庞并非因为它是一个例外（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众多愤怒脸庞中的一个欢乐面庞），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对愤怒脸庞特别关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愤怒会招致危险。就金钱而言，突出之物是大数字。从小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数字越大，钱就越多。以意大利旧币里拉为例，20世纪90年代我去罗马时，一杯普洛赛克酒要10000里拉。我当下的反应是：“什么？！”面前的数字主导了我的思维，一会儿之后，也许是我决定不再为此烦恼，才算出10000里拉还不足3英镑。在洒满阳光的广场咖啡屋喝上一杯低泡葡萄酒，这个价格很合理。
在欧元区国家中，有人会遇到另一种困难。在奥地利、葡萄牙和意大利，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人说币制改革一年后仍会给他们带来问题。他们为之苦恼的仍是“手风琴效应”——欧元的两个价格要比旧币的两个价格难以对比，因为在新币中，两个数字很接近。
想一想：1欧元和2欧元，似乎差别不大，但是2万里拉似乎比1万里拉大得多。让我们再回到上面的例子（这一次假设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罗马人），一杯普洛赛克酒，欧元价似乎比里拉价便宜，喝上两杯似乎也不算奢侈。因为这么小的数字，即使翻倍似乎也没多少钱。
2002年在另一个使用欧元的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每年9月，国家为智障人士进行的全国募捐活动将在荷兰展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去募捐。使用欧元后的那个9月，在三个村子里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捐款增加了11%。居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变，也不可能是同情心突然增加，原因可能是新货币的使用。
人们只不过没有费心去计算捐出的欧元是否和以前捐出的荷兰盾完全等值，他们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幸运的是，对慈善事业来说这意味着捐款增加了一些。刚好第二年的慈善捐款又增加了，不过这次仅增加了5%。也许人们的计算能力增强了。
毋庸置疑，改用欧元削弱了大脑掌控金钱的能力。放弃熟悉的旧币，改用新币，人们只是暂时有些不知所措，这就像我们使用外币的情况一样。就总体计划而言，这也许无足轻重，人们不会头脑发昏，胡乱花钱或是要求涨工资。影响很小，人们很快就适应了。即便如此，货币外在形式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心理混乱。
这一节结束时，我要提出一个应对货币变革的策略。注意，这一策略涉及坏脾气，不可能适用于每个人。
我的想法基于如下事实：心理学家表明人们高兴时（比如刚刚观看完企鹅在冰面上滑行的录像），给出的答案往往很有创意，但是不擅长做心算或完成需要全盘考虑的任务。回想这项研究，我感到有些疑惑，那些强烈反对使用欧元的人（比如让·玛丽·勒庞）是否比那些赞成货币统一的联邦拥护者优势大一些。
只要你想一下，就明白了。让·玛丽·勒庞和其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朋友每次看到价签上那不受待见的新币价时，心情就会很低落。但这也有好处，他们的坏脾气使他们能够将价格计算得更加准确。
当然，你可能注意到要实施这一策略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你需要经常进行货币换算？可能是在度假的时候。为了避免在陌生的国度被宰，你可能得小心翼翼，精于算计。但也许这不会起作用……
[1]圣女贞德：英文名Joan of Arc，法国经典的民族英雄形象，曾在英法百年战争中领导法国人民屡次战胜英国。——编者注
现金还是刷卡
目前，我们已经考虑过大脑如何应对硬币、纸币或者币种的变革，但是近年来金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远非任何一种形式的改革。
在钱包里，你可能装着硬币、钞票、信用卡、借记卡、电子旅行卡、购物优惠券、记录积分的会员卡。如果我问你身上有多少钱，你可能只算现金。
我们对待现金、卡和优惠券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不会综合计算其购买力。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走进一间小酒馆，想用超市会员卡、购书券买一巡酒，没有人会搭理你。但是用借记卡或信用卡付账（即便只买一杯酒）的情况增多了。
这很方便，但这样花钱明智吗？也许不明智。几十年前，晚上去酒吧消费，限制你消费的是身上的现金。即使酒吧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支票，你也不会掏出支票簿来付最后一杯酒的账。近来，日常花费与你所有的金钱（至少是活期账户的钱）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我认识的一些人认为，购买三明治这样的小笔花费，应该使用现金。借记卡用来付大笔的花销，信用卡用来购买奢侈品或度假时用。和心理账户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要对金钱进行自我控制。使用信用卡，即借用银行的钱买一个奶酪泡菜三明治，似乎不太合适，尽量不要这样做。
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甚至有点吹毛求疵，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策略。美国的研究人员对1000户家庭的食品采购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监测，将各种因素控制之后，他们发现人们用信用卡或借记卡付账时，往往冲动购物的机会增多，购买一些诸如蛋糕和巧克力这样一些不太健康的食品。当我们不必交出“实实在在的”钱时，似乎越来越喜欢沉浸在这种罪恶的快感中。因此，“不接触钱”可能会在减少银行存款的同时，使我们的腰围增加。
当然，毫不奇怪，我们往往用卡来结大笔的账。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携带大量的现金，还可以在没钱的时候购物（就信用卡而言）。但是，不仅仅是这样的。
用卡时，不只冲动购物的可能性增大，而且思维方式也改变了。我们不太记得自己要付的钱数，小费付得可能也比较多。正如下一个实验所示，我们甚至准备多花钱买同样的物品。
1999年4月19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1点，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开始了其本赛季最后一场与迈阿密热火队的比赛。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如果凯尔特人队想要拿到分区赛的冠军，须赢得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的票早就预售完了，不过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在比赛前一周得到了参加一场心理实验获取两张票的机会。
进行此类实验的心理学家因耍花招而闻名，但这一次的票是真的，一位幸运的参加者真的可以和他的一位朋友一起去观看比赛。要注意，不是免费观看。这不是赠票活动，得到票的人必须付票面金额。
这可是有点不老实——学生们并不知道。研究人员只是告诉学生要在无声拍卖中竞拍比赛门票，学生们认为只要他们愿意，可以以高于正常票价的价格拿到票。
研究人员想知道为了得到珍贵的票，学生们准备出多少钱，而且特别想知道支付方式是否重要。
研究人员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张纸，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报价，但有半数学生被告知要付现金，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自动提款机提款；另一半人则被告知可以用信用卡支付。他们到底愿意出多少钱来买票？
差异极为惊人：那些付现金的人平均出价28美元；用信用卡支付的学生出价高出两倍多：60美元！
这一差异确实惊人，我相信你也会相当惊讶。我怀疑这些学生的行为也是你自身态度的反映。当然也是我自身态度的反映。用现金支付总使人觉得那么真实，花出去的钱令人那么心疼。用卡支付延缓了心痛的感觉，使交易更容易进行。有人会说这也太容易了。由于得到即时贷款的概率越来越大，英国的个人债务在1990年至2013年之间，增加到原来的3倍多。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每当你想用信用卡购买东西时，就想想你要从自动提款机中取出那么多的现金花出去。
也许用信用卡支付的学生负担得起60美元的篮球赛票，可能还认为这个价格很公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好。但是我怀疑他们为了得到票已经超支了，不管费用是多少，他们过后都得为如何支付这笔钱而烦恼。
最后再来看一下现金和卡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于1999年进行，当时学生中有信用卡的还很少。事实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购物时不用现金支付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情。目前，个人债务上升的一个原因是个人金融市场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有许多方法获得贷款。但是，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仍处在一个从现金到无现金的心理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阶段，我们对虚拟金钱的掌控不够好。也许我们花虚拟金钱往往要比真钱随意，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也许目前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几乎不会见到父母用现金购物，不会去做现金与非现金的区分——对前者尊重，对后者随意，这种区分有时很危险。的确，现金可能很快就会消亡。不久的将来，真钱只是显示在屏幕上的数字。也许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涉及多个零的虚拟交易和我们拿出一沓钱一样令人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