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神经科学家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研究认为，卡普格拉妄想症的病理其实与脸盲症的病理正好“相反”。在卡普格拉妄想症患者的大脑中，大脑皮层上有意识的脸部识别系统总是完好无损，所以，在妄想症患者看来，眼前的人总是自己所爱的人的那副模样；而无意识的边缘系统却受损禁用，因而所有随情感共鸣产生的识别力也就此消失。鉴别力突然缺失掉了这些微妙的支撑可是件恼人的事，完好的系统在识别出熟人时做出肯定的地方统统都会被这个系统漏洞否决掉：妄想症患者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绝对是个冒牌货。他们从不谴责自己出错的感知系统，相反，他们抱怨这个世界，叫嚣着为什么事情会变得如此夸张、如此不可思议，他们从不怀疑“是不是自己头脑中非意识面部识别系统的识别力出现了问题”。这部分系统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一旦它的认知需求出现了饥渴，妄想症便随即发作，它会屏蔽掉其他所有系统的反应信息。
这一假设由海登·埃利斯（Haydn Ellis）和安德鲁·扬在1990年首次提出，之后，扬、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及其他一些神经科学家还对它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及阐述，在这里，我不再多加赘述。我想要做的是，利用这种能够拓展想象力的特殊认知神经学为我们的心灵开辟出一种不可即但可望的可能性。下面是我虚构出来的一个有关卡普格拉先生的案例，起这个名字是为了提醒大家随时注意卡普格拉妄想症的那些真实表现。为了探索感受质对意识的影响，案例中引入了大量哲学类的直觉泵，虚构了一些意识上的病症。
卡普格拉先生靠着给心理学和精神物理学实验当被试，过着说得过去的生活，所以他对自己的主观心智状态相当了解。一天早晨，刚刚睡醒的卡普格拉先生一睁眼便绝望地大叫了起来：“哦！出问题了吧！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这么奇怪，这么可怕，一定是有什么搞错了！我还要继续活下去吗？”他使劲揉了揉双眼，再次小心地张开眼来看，世界还是那副扭曲的模样，有几分熟识却又难以描述地陌生。有人问他：“抬头向上看，你会看到什么？”“蓝天，天上还飘着几朵绒毛状的白云，初春的枝头上罩着一层鹅黄的嫩芽，一只鲜艳的红雀栖息在枝头，”卡普格拉回答。看来他的色觉一切正常。就进一步检测结果来看，他通过了标准的石原式视力测试，他没有色盲症状，色视觉正常，而且他还正确分辨出了几十条孟塞尔色卡。所有人都断定，单在色觉上，我们可怜的卡普格拉先生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一位研究者克罗马菲尔博士，执意坚持要再测试一遍。
克罗马菲尔在人类色彩偏好、颜色引发的情绪反应和不同颜色对人的注意力、专注力、血压、脉搏、代谢活动及器官活动产生的微妙影响等方面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在过去的6个月时间里，他已经积累了许多卡普格拉先生在所有测试中的反应数据，包括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想看看两组数据间是否会存在些许变化。果不其然，在经过了重新一轮测试之后，克罗马菲尔博士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之前卡普格拉先生在面对蓝色时产生的情绪波动和器官反应现在换成了面对黄色时产生的反应，同理，之前面对黄色时才产生的情绪波动和器官反应，现在换成了蓝色。他以前喜欢红色、讨厌绿色，现在则恰恰相反，同样发生逆转的还有他对其他颜色的喜好。美食的颜色开始让他作呕，所以他不得不躲到黑暗处吃东西。以前喜欢的颜色搭配现在被拉入了黑名单，而与之对立的那些色彩组合却突然变成了他的最爱，诸如此类。以前，鲜艳的粉红色会让他脉搏加速，但如今，虽然他仍能认出这种颜色，但对他起到的却是镇定作用，他很惊讶别人竟然认为这种颜色“鲜艳”。相反，这种粉色的互补色石灰绿，之前起到的是镇定作用，现在却轻易地就能挑逗起他的激情来。
你发现，在卡普格拉赏画的时候，他眼睛飞快扫视画面的轨迹与以前也大不相同，原因是画布上的颜色对他注意力的抓取和凝视偏向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以前，身处在一个亮蓝色的房间会抑制住他的心算能力，而现在，这种抑制他心算能力的颜色却变成了亮黄色。
简而言之，尽管卡普格拉对色觉测试中的诸多问题都毫无怨言，他准确地说出了颜色的名称，按规定通过了所有颜色的识别测试，对，他完成得相当出色！但在这个过程中，在两次测验中，他对色彩的情绪及注意力的反应却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卡普格拉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同事们的惊奇和疑问，克罗马菲尔博士简单解释道：他的色彩感受质一下子被完全倒转了，只有较高层次上辨识颜色的能力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他还能区别出各种颜色的名称，这正是感色机器人能具备的那种能力。
接下来我们再往哪个方面研究？卡普格拉的感受质真的倒置了吗？案例是我们想出来的，貌似可以用任意我们喜欢的方式应对它。多年来，让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这种虚构出来的案例还有很多，其中每一个他们都认真对待，因为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些更深刻的理论问题。所以我们绝不能草率对待这个案例。首先要问的是，该案例合理吗？也许这要取决于我们讨论的是哪种合理性。它在逻辑上可能吗？在生理学上是否也可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后一个问题看似离我们的哲学关注太远，就常被哲学家们无情地忽略，而在这个案例中，他们慢慢转变了看法。
我发现，其实我们根本无法否认这个案例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根据描述，卡普格拉一部分能力失常，剩余的能力保持不变，本该交融在一起处理的能力在他那里变得彼此孤离，然而，与脸盲症和卡普格拉妄想症患者比起来，这一点在卡普格拉身上体现得是否过于明显？我不确定，对卡普格拉在生理学上的设定是否像下列真实案例一样说得通。
在一些研究充分的案例中，有人可以清楚地分辨颜色但说不出颜色的名字，即他们有色彩命名障碍；有人色盲却不自知，能很坦然地跟大家谈论各种颜色，却不知道所有颜色的名称都只是他们自己随机猜测出来的。卡普格拉能够辨认并正确说出各种颜色的名称，在这一点上他与卡普格拉妄想症患者一样，但他对色彩的微妙体会却全部变形。而成就人类个体倾向的也正是这些微妙体会，它们决定着我们会欣赏哪些图画，会描绘哪个房间，会挑选哪种颜色组合。在卡普格拉身上发生改变的正是左右我们生命意义的那些色彩效应，按照塞拉斯的说法，是他的色彩感受质。
如果我们真的要问卡普格拉是否知道自己的色彩感受质已经倒置，可能的回答有三：是的，不是，我不知道。他的答案会是哪一个？哲学家们已经公布并非常详细地讨论了一些有关感受质倒置的例子，而将我设置的案例与其相比，最恼人的创新之处在于，卡普格拉可能不只是遭受了感受质的倒置，而且他对此事始终一无所知。请注意，克罗马菲尔博士是针对同事们的怀疑提出这个假设的，而卡普格拉同样希望缓解自己的疑惑。但是，他不仅没有质疑自己的色彩感受质是否存在问题，相反，他对自己的色觉基本满意，因为标准色觉测试进行得相当顺利，研究人员对这个结果也同样满意。这样的设计会稍微有些让人不安，因为在哲学著作中，类似这样的行为型自我测试一般都是不切题的：这些测试肯定（叮！）与感受质无关，更有甚者，这些测试的特点就是不能对感受质问题有所匡正或者阐释。但是，我对这一案例的变异却能避免哲学家们设定上的一个缺陷：他们忽略了人们心灵上的一种倾向——想在那些测试中不断确定，自己的感受质没有发生变化。
当“情感上”发生变化时，我们的感受质是否保持不变？如何回答有关感受质的这些确切的问题，哲学家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考虑一下味精这种提味儿的调料，它无疑能让事物尝起来味道更加鲜美，但究其原因，是因为它改变了食物给予我们的感受质，抑或只是，它提高了我们对已品尝到的感受质的敏感度？这里亟需澄清一下感受质这个概念，它关乎的既不是“味精作用在舌头的哪个部位”这种经验主义的问题，也与被试自我报告中出现的那些“人体对味精的各异反应”不同，如果不把这个概念搞清楚，那么我们在基础的神经层面和他者现象学等诸多方面的发现就会整个儿变得模糊起来。我只是很想知道，哲学家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感受质”这个词的，他们能够分辨出主体伴随感受质的改变而在反应上产生的所有变化吗，或者，反应系统中也许有某种特殊的子结构可以有效锚定感受质？企图去改变一个人对于某种特定性质的审美观点或反应，这种想法会不会有些荒诞？“感受质”的定义不只是有点儿暧昧，它简直模糊得一塌糊涂，总是在两种甚至多种根本不同的想法间捉摸不定，所以，解决好有关它定义的上述类似问题迫在眉睫。
卡普格拉的色彩感受质果真倒置了吗？对于这点，很多哲学家认为我给出的细节描述还不够充分。在案例中，我描述的基本都是他的行为能力：他会识别，会区分，会正确地说出颜色的名字，也会在其他一些地方犯“错误”，而对他的主观状态却避而未谈。当他在看一颗熟透的柠檬时，我没有说明他是否体验到了一种内在的主观上的黄色，或者说是内在的主观上的蓝色。可问题在于：我并不认为“内在主观上的黄色”或者“内在主观上的蓝色”就说出了卡普格拉体验的真实性质。如果卡普格拉在回答提问时加上了这句：“我依旧会认为成熟的柠檬是黄色的，可见，内在主观上的黄色应该囊括在我的体验之中。”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吗？我们能肯定他真的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们应该相信他吗，或许他只是陷入到了一个不值得他如此深信的哲学理论里？
在这些案例中，哲学模式的标准化使用有这样一个主要缺陷：哲学家们倾向于把正常人面对色彩及各种事物时表现出的那些能力和性情看成是一整块大砌砖，不可能被分解或者分离成一些彼此独立的亚能力或亚性情，这让他们很巧妙地绕开了下面这个问题：感受质是否得安放在某个子集或者专门的设置中。举个例子，哲学家乔治·格雷厄姆（George Graham）和特里·霍根（Terry Horgan）认为，“对现象的直接认识使现象生出了自身的特征，认识是一个人识别或辨识能力的经验基础。”他们是怎么知道这种“直接认识”就是识别或者辨识能力的“基础”的？这么说来，脸盲症患者能够直接认识自己眼前的这些面孔，或者至少他们能直接认识眼前这些熟悉面孔的“视觉感受质”，但他们不把这些直接认识识别为他们面对亲朋好友的面孔时所体验到的感受质。再次回到塞拉斯的观点，感受质是那种支撑我们继续活下去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不是我们日常认识颜色的“经验基础”，也不是我们区别颜色、指名颜色的“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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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声辨牌
感受质的意义之四
哲
学家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在他1995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将意识问题分成了“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两类。在我看来，即便他的那些“简单”问题也相当有难度，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几个有关意识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1．意识如何能使我们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具体说来，从大脑感知系统得来的信息是如何在大脑语言区域的控制下形成记录或者提炼出答案的？
2．在例行活动过程中，这些活动几近“在睡梦中都能做”，为什么我们的意识能在遇到麻烦时自动启动，同时，它又是怎样帮助我们解决掉这些问题的？
3．我们可以同时有意识地追踪几个独立运动的物体？我们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至少四个。）
4．已经“话到嘴边”——你知道你很清楚那个东西，几乎就能说出答案却说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儿？
5．为什么你能意识到那是一个笑话并觉得它好笑？（请参见Hurley, Dennett, and Adams, 2011。整本书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查尔莫斯来说，这都只是些简单的问题，因为在大脑中进行信息处理、执行注意力指向功能，在清醒时开启追踪、提醒和回忆等等，它们牵扯的只是意识的认知功能。尽管它们之中也有些问题的解答原理非常繁难，但毕竟还能通过实验去检测和改善，而且，在解决这些“简单”问题的征程上，我们早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例如，我们已经成功构造出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计算机模型，它们能把与之对应的大脑意识活动精准地复制出来。由此可以断定，大脑在思考这类简单问题的时候没有借用奇异能力，也没有使用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类现象都能由计算机一一展示出来。
对于查尔莫斯来说，与“体验”相关的问题才是那些困难问题，拥有意识是什么体验，这难以形容又不可分析。机器人的行为看似是有意识的，它们可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追视所有能见的动点，有“欲言难吐”的时候，也能重新组织出语言，它们可以在该笑的时候笑，在需要的时候不自觉地变得一脸茫然或者哑然失声。然而事实上，这都只是些无心之作。机器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僵尸，它们没有你或者我这类正常有意识的人所享有的那种内心生活。
按照查尔莫斯的意思，亲爱的读者，你和我，我们从一睁眼起床开始就清醒地知道我们有意识。一个哲学僵尸不会明白这些事情，因为它没有所谓的清醒，也没有内心生活，它们只是从表象上看是有意识的。它们非常虔诚地坚持认为自己与你我一样都是有意识的，即使用测谎实验来检测，也看不出有什么差池。可惜它们终究是些僵尸，它们根本没有意识！神经系统科学家通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这类机器对它们的大脑状态进行检测，就能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看来，要清楚地将一个有意识的人和一个僵尸分开，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它是个问题的话。而在这个问题基础之上，如果继续追问“这种不同是怎么产生的？”就形成了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这才是查尔莫斯的“困难问题”。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困难问题只是查尔莫斯自己用想象虚构出来的一个东西，而多得惊人的另一些人则坚信，有意识的人与一个完美僵尸之间的确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非常重要。
回顾这一奇特的景观，一些人认为，查尔莫斯所谓的困难问题不一定存在，而另一些人认为，否认下面这一点甚是可笑：对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体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意识更明显、更直接，那是他们独有的，可直接觉察到的。我们仅凭意识的这个特点就有理由蔑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科学认知，所以它真真儿的确就是那个最困难的问题。这两种立场非此即彼，无法调和。多年来，我一直竭力摒弃这种直觉知识，不管它们多有说服力，我敢肯定，“存在着困难问题”这一观点绝对是个错误，只是我目前还给不出明确证明，或者，即便我给出了证明，也未必能引起重视，因为持这一观点的哲学家们早已准备好了他们无懈可击的“理论根基”——这是人类的直觉，这种直觉显而易见、不可否定，没有什么论证可以撼动它，更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把它击碎。所以，我不会用理性论证去证明这个错误，它远远超出了理性的范围，我不能犯这种战术上的错误。
这总让我想到那些刚看完精彩的舞台魔术表演的人常有的一些由衷的旦旦之言。魔术师们都知道，人们在回想一些伟大魔术的时候往往都会夸大其词，那些有震撼力的、让人迷惑的瞬间总能让人记忆犹新，人们总是执意认为自己没有遭受魔术师的愚弄，自己真的看到了一些神奇的景象。有的人是那么相信魔法。而回顾第22章《神奇组织》，李·西格尔在谈到“真正的魔法”时却说，“真正的魔法不是真实存在的魔法，那些可现实操作的、真实的魔法也不是真正的魔法。”
对不少人来说，意识就是“真正的魔法”。如果你谈论的东西还不够让人觉奇思妙想难以置信，那它就一定不是意识，它的神秘超出所有人的理解。科学记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也很简洁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显然，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会宣称意识“同一于”物理上的大脑状态？而丹尼特等人越是不停地向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就越是确信，“不存在所谓的意识”才是他们真正想要说的。（Wright, 2000, p. 398）
大脑里没有什么装着意识的锦囊，就算有，它装的也未必是真正的意识。有些人深知这一点，但还是不禁要夸大那些意识现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我的书《意识的解释》里花那么大的篇幅为意识消脂，让意识，真正的意识，恢复到原本紧实的状态，从而告诉人们，意识现象其实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壮观。但是，这种消脂运动着实刺激到了很多读者，他们开玩笑地说，我的这本书应该取名为《被解释掉的意识》，赖特也提议，该把书名改成《被否定的意识》。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膨胀的意识观念还不自知的人，我只想给出个侧击，让他们能注意到我从纸牌魔术界引入的这个美妙又有些扰人的类比——听声辨牌，借此驱逐掉他们的自满。
1938年，约翰·诺森·希利亚德（John Northern Hilliard）在《纸牌魔术》（Card Magic ）中写道：
拉尔夫·赫尔（Ralph Hull）先生是来自俄亥俄州克鲁克斯维的一位著名纸牌鬼才，多年来，他不仅用一系列纸牌魔术迷惑了普通公众，也让很多专业魔术师、纸牌专家和业余魔术师们都陷入了困惑，他得意地将这套魔术称作“听声辨牌”……
赫尔的魔术大致是这样的：
他说：“小伙子们，现在，我要给你们演示一个新的招术，它叫‘听声辨牌’。这副牌可以很神奇地发出乐音。”赫尔将一副纸牌凑到自己耳边快速地翻动，自己静静地听着纸牌发出的嗡嗡声。过了一会儿，他说：“伴随着这些乐音的微微震动，我就能听到并感觉到每张牌所在的位置。我能挑出你想要的任何一张纸牌。随后赫尔把这副牌抹成一个扇面出示给大家，一位观众从中取出了一张，记下了它的牌面，然后又将这张牌放回了它原来的位置。“现在我就来听听这副牌，它都跟我说什么了？有提示我的声音？”嗡——，嗡——，赫尔在耳边弹洗了几次牌，然后又例行纸牌各式各样的规定操作，一派炫技之后，他果真亮出了之前观众选定的那张牌。
赫尔曾特意演示给同是魔术师的朋友们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看他们能否瞧出其中的端倪。可惜，没人做得到。其实，重复演示给观众看是纸牌魔术的大忌，当然，像这种伟大的招术则无须有什么担忧。很多魔术师想要买下这个魔术，可赫尔不卖。赫尔晚年将这个魔术的解密交待给了自己的一位好友，希利亚德，希利亚德后来将它写入了自己私下印制的书里。关于自己的魔术，赫尔曾说过：
多年来，我一直在表演这个魔术，数以百计次地将它展示给所有最好的专业魔术师和业余爱好者们看，但没人能看出其中的蹊跷……小伙子们在找寻答案时都太用力了。
很多伟大的魔术都有这样的特点：在你还没有意识到它是否开始时，招术就已经过去了。听声辨牌这个招数就全在它的名字“听声辨牌”（The Tuned Deck）里了，更确切地说，就在“The”这个单词上！就在他为热切的观众们演示自己的新招数，就在公布新技法名称的一刹那，招术就结束了。
赫尔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中间加上一些明显的小失误，穿插着误导性的台词，还伴随着“嗡——嗡——嗡”纸牌发出的声音，然后，他使出一个相对简单又被大家熟识的纸牌招术A（现在，我要揭开以往总是挡在前面的那层帷幕了，你会看到，那些专业操作上的细节反而不那么重要）。赫尔的观众都是一些很懂行的魔术师，他们能觉察出舞台上要演示的可能就是A招术，于是他们开始变得顽劣、不配合，极力阻碍这一招术的进展，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验证自己的猜想。观众席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抵抗力量，而就在这个时候，赫尔转而又将这个招术“重演”，只不过这次他要展示B招术。观众席上又是一阵混乱，一番比较之后，大家开始推断，他这次展示的是不是招术B？观众们又开始想尽方法阻碍赫尔的表演，因为他们想再次印证自己的猜想。赫尔继续演示“这个”魔术，只不过这下又换成了招术C，当人们再去印证他采用的是不是C招术时，赫尔继而又转向了招术D。当然，此时他也可以再回到招术A和招术B，因为观众已经否决了这两种猜测。他继续这么切换下去，重复多次，每次在大家验证猜想之前切换到下一个即可。
赫尔知道，他的每一个招术观众们都非常熟悉，他只是比别人多明白一件事：只要加上一个定冠词“The”，就能让这堆常见的纸牌招术顿时销声匿迹，这就是“听声辨牌”。正如赫尔对希利亚德所说，
他走的是这样一个套路，让观众脑中的想法接二连三地破灭，最终，他们就会放弃再尝试去解开这个谜题。
赫尔的听声辨牌引入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The”——老天保佑！这个温和的单音节词迷惑住了所有的专业级观众，消磨了他们的意志，让他们无法实现“跳出系统”。这个“The”总让观众们觉得自己就要发现那个大阴谋了，但又不断出乎他们意料。实际上，大阴谋可不止一个，而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直到观众深深地陷入了泥潭，无法自拔。
我认为，查尔莫斯在向世界提出他的“困难问题”时，同样也使用了这套手法，当然他并非有意为之。“因难问题”真的存在吗？或许，困难问题和“听声辨牌”差不多，也是一大包招术，它们是查尔莫斯定义的有关意识的那些简单问题？它们只需要一些很平凡的解释，不用在物理学上有任何革新，也给不了我们什么意外惊喜。只要用认知科学的标准方法去研究，历经艰辛努力之后，它们终将解决。
我证明不了这世上真的没有那些“困难问题”，同样，查尔莫斯也无法确定一定就有。查尔莫斯只是直觉认为有这么一类“困难问题”，如果这个直觉能引出新的惊人启示，或者能为更多的疑惑提供解释，那我们还有必要尝试和他一起围绕这个直觉去建构一套新的意识理论，但它实在缺乏自身的理论活力，尽管要否认它也很难。
大家知道的意识的效用已有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它们有的普通，也有的比较独特。统统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实为不易，而事实上，我们要格外小心别犯算术错误，自以为在整合好所有的简单问题之后，还剩下些不明来历的残余。这些残余可能早已在一些平凡的现象中安顿了下来，只是我们没注意罢了。一般来说，我们对这些平凡的现象都能给出清楚的解释，即使没有得出最终解释，至少探索的道路清晰可见，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算术错误而不自知？我们会不会把有些现象数了两遍，或者已经解释了某现象，后来又忘了，从而没有把它们从这张“有待解释的现象”清单中抹去。思考一下，你面对卡普格拉先生，从某些地方看出了他的不对劲，但酿成这些差错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
A．他的色彩感受质的美学反应和情绪反应已经完全倒置，但他的感受质本身保持不变。
B．他的色彩感受质是倒置的，但保留了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也能说出各种颜色的名称。
就像那些疯魔的观众揣测赫尔的招术那样，你可能会辩解：“A不对，要说他的色彩感受质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唯一能给出的理由就是，他的命名和辨识行为都正常，而这两者根本不可能对感受质有所证明，因为它们都是认知与功能上的事实，本与感受质彼此独立。B也不对，因为他只是对色彩的反应发生了变化，卡普格拉并没有抱怨相同的颜色为什么看起来先后不一，而是相同的主观色彩为什么不再对自己产生同样的吸引力。或许卡普格拉的色彩感受质真的已经改变，也或许没有，但请你记住，没有什么实证的方法能帮助我们做出判断！这真是一个困难问题！”
而这些辩解却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感受质在A和B中不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到，鉴别装置在A和B中均正常发挥作用，但对于它生产出的信息，卡普格拉做出的反应却是倒置的。感受质充当的是一种无可抵挡的居间力量，它为情绪反应提供必要的基础、原材料和平台，所以倒置可能在两个地方发生：一是在感受质“呈现”给鉴别装置之前，一种是在感受质“呈现出”之后，鉴别装置要对已呈现的感受质作出回应时。这可真是一次承载颇多的“呈现”呀！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知觉过程中，消极反应，例如惊恐、害怕等会被较早触发，从而“渲染”了后续的知觉输入，由此我们得出，可能是情绪反应让感受质带上了卡普格拉那样的主观特征，而不是感受质的“内在”本质引发了情绪反应。但是，如果问题真的出在对知觉输入的情绪、审美、或者情感反应这个环节，那么在感受质方面就没什么文章可做了，殭尸就会和有意识的人一样因为知觉反应的倒置而灰心丧气。
听声辨牌这个故事为感受质其他的那些直觉泵带来了哪些提示呢？事实上，这个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即便博学睿智的专家也会仅仅因为问题呈现的方式而捏造出一些虚幻的问题。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也将会继续发生。由此引来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有责任提供证据：怎么才能看出我们是否已陷入了一个类似“听声辨牌”那样的骗局？我并不是为感受质的问题盖棺定论，而只想建议那些深信僵尸直觉的人再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概念，看看它是不是果真那么“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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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屋”错在哪里
理解可以从一堆能力中冒出来
20世纪70年代末，人工智能喧嚣一时，夸大了该领域的现状和前景：思考机器就在眼前！而约翰·塞尔却坚信自己看透了其中的破绽，还构筑了一个思想实验予以说明。1980年，在文章《思想、大脑和程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中，塞尔提出了“中文屋”这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试图证明“强人工智能”不可能出现。他这样界定“强人工智能”：“给计算机适当的编程让它拥有认知状态，只要运行程序就可以解释人类认知。”（Searle, 1980, p. 417）随后，又进一步阐明：“适当编程的计算机，如果输入输出均正确运行，那么它就能拥有完整意义的人类思想。”（Searle, 1988, p.136）
众所周知，1980年，在认知科学核心期刊《行为与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和它的网站论坛上发表的文章都有这样一种特殊形式：围绕一个问题会有多篇长篇的“专题文章”，之后还附有数条领域内专家们的评论及作者们的回应。网站论坛极力追求的是跨学科讨论，各个学科的代表专家纷纷发言，这就为读者们提供了及时且有用的反馈。一篇专题文章能否引起其他专家重视，他们是如何认真对待这篇文章的，这些可以帮助你预测一篇文章能否可以为己所用以及如何利用。另外，与自信的讨论者们发生激烈对峙，无视彼此，各说各话，或是参加到一个拥有最强实力的学术战斗团体中，这些体验也能让你了解到很多跨学科讨论上的困境。塞尔的那篇专题文章引来了一系列激烈的反驳，包括我自己在内（Dennett, 1980）。也正是那个时候我发明了“直觉泵”这个术语，协助我揭露出塞尔那个思想实验给大家带来的误导。
虽然“直觉泵”是我发明的术语，但也借助了侯世达的力量，我是在与他一起讨论塞尔文章的时候才萌生了有关“直觉泵”的想法，后来我们还将塞尔的文章连同评论一起放入了我们的文集《心我论》（Hofstadter & Dennett , 1981）。我对塞尔的这个思想实验感兴趣，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这个论证确实有误导性，它在欺骗读者；而另一方面，它又是那么有说服力，读起来实在让人感到愉悦。那么，这个思想实验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会如此运行？我们曾用逆向工程的方法探索过这些问题，候世达建议我们要“转动所有的旋钮”，去看看这个思想实验是如何运作的。这个故事可以经受住较大幅度的“变形”吗？还是它得严格取决于本应是随意设置的细节才能成立？ (88)
我必须承认，在30年前，塞尔中文屋的思想实验确实有着非凡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它堪称经典，在成千上万的本科教材中出现过，至今被讨论过无数次。我在自己的课堂中也曾多次引用它，我想研究它是如何运作的，还想试着向人们展示出它的问题所在。 (89)
为此，我要先展示这样一个直觉泵——吊杆托架，它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要小心使用，以免丧失想象力。对于我即将展开的这项细致的工作，我想你们听过后就会默默把眼睛瞥向别处，甚至向我“哼”一声，实在不想看我毁了“中文屋”这个设置，你们多么喜欢这个结论——吁，根本不可能有强人工智能存在！所以此时，你们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盼着谁能再悉心研究出一个生动有趣的论证。我看不起你们，你们贪恋的只是好不容易有个著名的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为你们的想法提供权威论证，为此你们高兴极了。你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细节，只是结论，这是一种逃避，一种反理智的逃避行为！
但随后我也发现自己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判定。我承认，我一直都觉得量子力学莫名让人讨厌，因为再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把它弄明白，有时候，我宁愿它是无中生有！我深知它对一些现象的预测和解释让人心服口服，其中包括很多日常现象。例如，光的反射和折射、我们用眼看事物时视网膜上蛋白质的运作等等。量子力学是一门核心科学，但即便是量子力学的专家们也未必能将它完全弄懂。我曾多次尝试想要掌握量子力学的数学运算，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面对围绕它展开的各种科学讨论，我只好充当无能为力的旁观者，尽管我也觉得有趣。但即使这样，对于博学多识的专家们所给出有关量子力学的诸多说法，我也仍持怀疑态度。
后来，我读了著名物理学家“夸克之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的《夸克和美洲豹：在简单和复杂中冒险》（The Quark and the Jaguar: Adventures in the Simple and the Complex ），这是一本专门为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撰写的科学读本。让我喜出望外的是，盖尔曼采用的是一种轻松的语调，字里行间透出启发性，他叩击混淆视听的歪门邪说，透见了久违的光明，一举取得了大家的好评。请参照他“量子力学与胡说八道”（Quantum Mechanics and Flapdoodle）一章来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心里默念：“再来一击，盖尔曼，揍扁他们！”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正在用我能明白的论述支持我对量子力学的种种偏见，这不正是我所理解的量子力学吗？但紧接着我又心头一颤，我真正理解了他的论证了吗？还是说，我只是近似理解了这些论证？我敢保证我没有受到他某种“花言巧语”的诱惑吗？此时，我不希望再有其他的物理学家出现，向我表明自己只是受了盖尔曼权威言论的蛊惑。我太喜欢他的结论了，不想再去考察他论证的细节。这跟你们的状况真是如出一辙。
但也有些不一样。我是在参照了很多专家的相关著作之后才对盖尔曼的作品给出了那样的评价，我的态度始终认真谨慎，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而且，我也时刻准备接受，在之后的某一天，盖尔曼的那些“共识”也变成了想象力失败的一个案例而不再是之前深刻的观点，尽管它们是那么有魅力。我恳请你们也能用这种开明的态度来看待我在分解销毁塞尔中文屋的过程中所付出的那些努力，我也尽量把这件事情做得更易于让你们接受。
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图灵测试。在这个测试中，“法官”会试探性地跟两个实体展开交谈，一个是人，另一个是计算机。它们与“法官”对话时都要隐藏身份，只能通过“电传打字机”（可以想成屏幕配上键盘）才能完成交流。那个人要竭力向“法官”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计算机的任务则是要让“法官”相信自己才是人类，如果“法官”没能切实说出两者的不同，就证明计算机（程序）通过了图灵测试。这时我们说，计算机已经不只是具有智能，它“已经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像人类那样具有了思想”（1988年塞尔在书中这样说道）。
对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图灵测试会是检验强人工智能的试金石？因为和图灵一样，大家都认为，没有理解能力就完成不了那种对话，如果哪台计算机能成功完成这样的对话，就说明它已然具有了理解能力。 (90) 但事实上，图灵测试根本区分不出或者说不能区分哪个是僵尸哪个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因为一个有意识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僵尸也照样能做。正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通过图灵测试的实体，不仅是智能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个说法与僵尸直觉背道而驰。所以图灵测试不能算是个好的心智测试，但在仔细考察相关细节之前，我们先暂且保留这种判断。在我们形成一串意识流的地方，那个通过了图灵测试的程序就能形成一股殭尸式的非意识流，这明显对僵尸直觉构成了挑战，因为僵尸直觉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殭尸程序只拥有近似意识吗？让它功亏一篑的地方到底是哪儿？也许，塞尔的直觉泵就是想让所有贬低“强人工智能”的那些说法看起来都像是归谬论证。
塞尔请我们想象这样一幅场景：他被锁在一间屋子里，手动模拟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程序，假设这个程序能理解中文。塞尔保证，这个程序能够从容应付图灵测试，能让自己经受住人类对话者企图将它从真正理解中文的人中区别出来的所有考验。而被锁在屋子里的那个人，塞尔，他不懂汉语，屋子里也没有其他理解中文的东西，塞尔能做的只是按照程序不停地操纵一些符号串，从中根本无法理解中文。屋里除了塞尔和“几张写着指令的纸条”，其他什么都没有。塞尔只靠精确地遵循这些指令手动模拟这个庞大的程序。如果塞尔不懂中文，那么当然（叮！），再加上几张纸他也照样不懂，所以，中文屋里没有可以对中文产生理解的东西，但它确实有强大的对话能力，足以在说中文的人中间以假乱真。塞尔和计算机一样，只会根据字符形状辨别出中文，对于他们来说，中文字符只是一些各不相同的无意义的“涂鸦”。所以，有塞尔在的中文屋只不过是计算机程序的一种实施方案而已，该程序所有的工作都无需对中文有任何理解，不管是在硅芯片上运行还是由塞尔操作。
真是个既简单又可靠的思想实验！还有哪里有错吗？哦，有。这个思想实验一在伯克利公开就引起了计算机专家们的反驳，塞尔将其称作“系统回应”理论，他们说道：
的确，锁在屋里的人类个体看不懂中文，但他只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而整个系统是能形成理解能力的。个体面前摆着一本总账簿，上面写着各种规则，有大量的草稿纸和铅笔供他运算，他还有一整套中文字符的“数据库”。所以，形成理解绝不仅是一个个体的事情，它是隶属于系统的，个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Searle, 1980, p. 419）
塞尔随即形象有效地做出了下面的回应：
这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如此展开一个理论真的有些不可思议。你们想说的意思是，一个单独的人不能理解中文，但是以某种方式联合上几张纸条就能把中文弄明白？我真的不能想象，若没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相信这个想法。（Searle, 1980, p. 419）
让塞尔觉得不可想象的其实是图灵的那些基本洞见，利用它们图灵想出了有关存储程序计算机的理念！所有的能力都在软件那儿。回想在24章中我们介绍的寄存器机，单独的寄存器机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算术，但是与软件联合起来，它们就能将算术完美实现。笔记本电脑上的国际象棋程序其实对国际象棋一无所知，但只要程序开始执行，它就肯定能赢过你，其他对峙也是如此，这就是笔记本电脑的强大威力。被塞尔称作意识形态的东西也是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核心，它发展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稳固。要完全复制出人类的能力并最终完成理解，需要在虚拟机上叠加虚拟机，在其上再叠加虚拟机，能量和能力完全由系统承载，它们从来不是隐藏在硬件里。图灵完美地重复了达尔文“奇怪的推理倒置”，创造出了自己的“奇怪的推理倒置”（Dennett，未发表）：在图灵之前，我们总以为人类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于他们能理解，理解是所有智力的神秘源泉，现在我们才认识到，理解本身其实是一种效果，它从成堆的能力中冒出来，是各种能力层层叠加生成的。
细节是关键。塞尔从来没有告知他的读者，自己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手动模拟那个庞大的人工智能程序。他大概以为只要依照程序这样运行就可以：
现在，假设在接收到第一串中文字符（输入）之后我又接收到了第二串中文字符，与此同时还有关于怎样将两串文字联系起来的规则。规则是英文写成的，与英文母语的人们一样，我能够理解它们，能按照它的说明将一串规整的符号联结到另一串规整符号上。现在，还假设我又收到了第三串中文字符和一些提示，这些提示也是英文的，引导我将第三串字符中的某些因素与前两串字符联系起来，帮助我根据前面特定中文字符形状回应第三串中文字符中的某些相同形状的字符。（Searle, 1980, p. 418）
塞尔将如何联结这些“字符串”与“英文屋”做了对比：输入的不是中文而是英文句子或者故事，继而他直接用母语英文回应。
从屋外来看，即仅从某人阅读到我的“答案”这一层面来看，不管针对的那个问题是中文也好是英文也罢，我所给出的中文答案和英文答案都不错。只是，对于中文案例来说，我是通过不经理解地操纵形式符号得到的，这与在英文案例中截然不同。（Searle, 1980, p.418）
看起来挺规整的一个类比！但我们要看看塞尔漏掉了什么。我们知道，塞尔收到了英文的“一套规则说明”，也就是所谓的提示，它们与“将寄存器39021192中的内容添加到寄存器215845085的内容中（机器码）”或者“定义一个常量的列队大小并将它设置在100（源代码）”这样的指令不同。塞尔是把自己闷在地下室，以每秒数万亿计次惊人的速度在操作计算吗？或者他是顺着程序的源代码在其上又叠加了多层操作？在遵循着源代码行进时他是否也读到了注释？最好不要，因为这些注释并非程序的一部分，它们只是为了给塞尔提示一些程序走向的线索，比如，“这是为了分析句子，生成名词、代词、动词、修饰语，并确定它是疑问句、陈述句、祈使句或者感叹句”，然后，在几十亿次操作之后，还会有“发现双关语，切换到应答模式……”，之后又是一套更加详尽的数十亿次的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引用得到了精炼，备选答案就像对棋步不同走法的预测分析那样得到了评估，最后生成一个输出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