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塞尔要手动模拟一个程序去进行一套感染人的中文对话，那么需要查阅数量庞大的数据库，可不仅仅只是“一系列中文字符”；正如他自己所说，至少要参考到以中文为母语的人能共享的所有日常知识。在塞尔手动操作的时候，他是根据提示进行各个层次的认知活动，还是完全仅依靠大量运算呢？
任何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程序都必须经过一番“理智”操作，它与我们在展开对话时自己要经历的理智活动极为相似。假设，图灵测试中的提问者开始用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方式裁选量子力学学科的候选人，给出一些简单的问题让这些测试者们来作答。要通过这样的测试，引擎室里的塞尔不得不通过精心设计的智力练习来阻止对话的结束，但当他结束这残酷的测试时，仍和刚进来时一样对量子力学一窍不通。相反，系统在测试结束时对量子力学的理解却深厚多了，因为它已经完成了相关练习。这个有关图灵测试的特殊案例会在程序中安装一个新的虚拟机，即简单的量子力学虚拟机。
我提到的这些事实，几乎全被塞尔那“几片纸张”和“规则”可以助他“关联”起中文字符的设想所掩埋。这并不是说，塞尔有意隐瞒了他所想象的手动模拟程序的复杂程度，我想说明的是，他忽视了这种复杂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复杂性。如果你所设想的程序只是相对简单的一系列规则，那么就像遗传学家贝特森思考“染色质颗粒”那样：“在任何已知的测试中都无法区分彼此，它们确实是同质的。”你当然会感叹，程序的理解力竟然那么“不可思议”，就像你同样也会感概DNA的力量不可思议一样。
现在看看，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做了什么？我们已经转动了塞尔直觉泵上的旋钮，试图操控有关程序运行在不同层面上的描述。描述的层面当然有很多，在最高层次上，系统的理解力量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甚至能洞察到系统如何理解了自己的所为。系统的回答不再令人感到尴尬，而令人感到很正常。但这并不表示，塞尔口中批判的人工智能已经达到能被称为有理解能力的那种水平，或者它们的运行方式在经由人工智能研究者想象延伸之后，就能够形成如此高超的能力。这仅表明，塞尔的思想实验并没有成功说明他想说明的那个问题：强人工智能不可能形成理解。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转动的旋钮，但我这个直觉泵已经在中文屋引出的庞大语境中得到了充分发挥。这里，我想集中讨论的并非中文屋所关注的理论和主张，而仅是“思考工具”本身，企图揭露出这件工具的缺陷，因为它在用晦暗不明的想象力而不是不断开拓出的正确想象力在说明问题。
61
从火星来的远程克隆人
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吗
你
看到东方升起了月亮，西方也升起了月亮。你看到两个月亮在寒冷的黑色夜空上彼此靠近，紧接着擦肩而过，又继续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进。你站在火星上，距离自己的家园数百万公里，虽然有一层脆弱的薄膜（地球上的科技成果）裹着你，保护你在这颗红色星球的荒漠上免遭酷寒和死亡的威胁，但你已经坏了的太空船却怎么修都修不好。你被搁浅了，再也回不去了，你的星球、朋友、家人都永远留在了视线的尽头。
等等，也许还有希望。残破的太空船上有通信舱，你在里面找到了一个传送器“远距离克隆机马克四号”和它的使用说明书。你打开它，把光波调到地球上远距离克隆机可接收的波段，然后你进入发送舱，传送器会将你的身体快速分解，产生分子结构图，图纸通过光波发送到地球，随即，地球上接收舱的储备井里就填满了你身体所需的原子，它们会按照随光波传来的图纸迅速把你组装起来！你以光速返回了地球，你回到了朋友和家人的怀抱，开始跟他们细说你在火星上的奇遇历险。
最后一次检查太空船，你确定远距离克隆机是你最后的希望。走投无路的你打开了传送器，按下右面的按钮，进入发送舱。五、四、三、二、一，眼前一闪！你推开门，走出远程克隆机接收舱，来到阳光下，多么熟悉的气息，你回来了！从火星到地球那么远的距离，你被远程克隆了一下却依然毫发无伤。从那颗可怕的星球上死里逃生回来当然得开个庆祝会庆祝一下啦！朋友和家人都围绕在你身边，你突然发现，与上一次见到他们相比，每个人都有变化。毕竟都已经三年了，你也老了些。看看自己的女儿萨拉，她现在已经8岁了，你在想，“这还是当年那个坐在我膝上的小女孩吗？”“哦，这当然不假”，你马上反应过来，同时你也承认，要是单靠搜索记忆推断她的身份，自己可能真认不出她来。她长高了，俨然成了一个大姑娘，懂的东西也多了。事实上，她身上几乎所有的细胞都已不是你当年看到的那些了。但尽管她长大了也变高了，尽管她身体的细胞早已更换过多次，但她仍旧还是你三年前吻别的那个小女孩。
马上你又心头一颤：“我果真还是三年前吻别过这个小女孩的那个人吗？我真的是这个8岁小孩子的妈妈吗？或者我已经是个全新的人了，只来到这世上几个小时，我只是保留了之前那些岁月所谓的记忆？”在远程克隆机发送舱里分解消失之后，这位年轻的妈妈是不是就死在火星上了？
我已经死在火星上了吗？哦，不，肯定没有，我这不是活生生地在地球上吗？有没有可能，有人，也就是萨拉的妈妈已经死在火星上了？那我就不是萨拉的妈妈了？但我肯定是呀！我走进那台远程克隆机就是为了能回到我的家乡、见到我的朋友和家人。但我现在有点儿记不起来了，是不是在火星上时我根本就没进过那台远程克隆机？如果真的有人进去过，是不是另有其人？
诡异的远程克隆机是运输工具，还是谋杀机器的一个代名词？萨拉的妈妈在这次与远程克隆机纠缠不清的经历中到底是生还是死？她想的是要活下去，她没有选择自我毁灭，她走进那个传送舱是为了有希望能生还。她冒险因为她无私，她必须采取措施，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萨拉失去那个深爱她想保护她的人；同时她也是自私的，为了脱离险境她只能殊死一搏。或者这些都只是看似如此。“我怎么知道这事情看起来会是怎样？因为我是当事人，是个心有所念的妈妈。我是萨拉的妈妈。事情就是这样。”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远程传送一首歌、一首诗或是一部电影，这类东西“由信息构成”，那么，它们的本质在传送过程中会有缺损吗？要求可以在文档上留下电子扫描合法签名的呼声铺天盖地，想来，我们不情愿接受人的远程传送会不会像反对电子扫描签名一样有些不合时宜？哈佛大学学者协会是不会接受我推荐信上的扫描签名的，他们要求我用手的实际动作留下那串晾干的墨迹，所以我坐着出租车在贝鲁特转了大半天才拿到材料，在奶油色的高档书写纸上签了名，又连同相关表格给他们快递了过去。我了解到，现在学者协会改变了这项政策，但我仍然希望哈佛大学还是能在其颁发的学位证书上盖上封蜡章，尽管没什么利害关系，但这种传统承载着荣耀。
62
叙事重心
究竟什么是自我
什
么是自我？哲学家们跟它纠缠了好多个世纪，这个关于“不朽灵魂”的概念，它非物质、不可言说，迷惑了众多思想家，让他们误入迷途，一下就是上千年。好在这个概念当年的势力如今已慢慢退去。“人死了，精神就会升入天堂”，人们越细想这个观念就越是觉得不合理，很明显，它的存在，连同着妖精和巫女的传说，只是为了不让我们抛弃这些念头。而我们之中的那些唯物主义者，他们认为精神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这种理解相对比较正确，但他们仍旧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会有一个看似是精神的东西？或许这样问更清楚：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精神这么个东西进驻在身体里，更确切地说是大脑里呢？当我审视内心时，能找到那个自我吗？
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看不上这种想法，他在1739年写下了这段著名的言论：
就我而言，在我无比亲密地走近所谓的自我时，我总能无意中发现一些有关冷或热、亮或暗、爱或恨、痛苦或愉悦之类的独有知觉。只有动用知觉我才能捕捉到自我……如果哪个人在经过了严肃公正的反思后仍然认为，他心中的自我还有另外一副模样，那很抱歉，已经没有再辩论的必要了。我只接受，也许他与我一样有理，只不过在这方面我们是本质上不同的。也许他能清晰、连续地感觉到他所说的那个自我，但我在自己身上没找到这个东西。（1964, I, iv, sect. 6）
休谟半开玩笑似地承认，对于那些天真地从自身毫无创意的体验来推演别人经历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总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我是不是个僵尸（当然也包括殭尸）”，那么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可能总是不同的回声。我这么猜的，可别当真。
什么不是自我倒是清晰明了。自我不像杏仁体或者海马体，它不是大脑的一部分。大脑额叶在我们考量自己的境况、目的、知觉等时总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这样，也没有人会错把自我定位在大脑额叶那里。前额叶切除术是一种很可怕的外科手术，它“只为患者的自我留下了一个影子”，但它并不因此就变成了一场自我切除手术。就像一个很老的笑话讲得那样，我宁愿在那儿放只空瓶子也不愿做那个前额叶切除术，不过话说回来，不管哪种情况，“我”都实实在在经历着。
那自我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类似于重心的东西。重心是一个抽象概念，尽管它很抽象，但与物质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其他所有的物质事物一样，你也有一个重心，准确说是质量中心，不过在此我们先忽略这些细节问题。如果你的重心比同体重的人高的话，那么保持直立对你来说就比别人要难一些。有很多方法可以测出重心，它的位置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穿的鞋子或者最近一次吃饭的时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重心在身体中间的一小块区域游走。它是一个理论上的点，不是哪个原子或者分子。一根钢管的重心并不是由钢构成的，也不由任何什么东西构成，它是空间中的一点，在贯穿钢管中心的中间线上，到钢管两端的距离相等。
仅就重心这个概念来说，它就是一件不错的思考工具。重心实际是把事物的物质颗粒联合地球上所有物质颗粒所受的引力平均化后得出的，它最终归结到了地球的中心（地球的重心）和事物的重心这两个点上，能帮助我们计算出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行为。举个例子，一个物体，只要它的重心超出了支撑架的托举面，就肯定会掉下来。当然，在牛顿发现地心引力这个概念前，我们对重心就早有一些直观的理解，比如“快坐下，船摇得厉害”。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概念在细节上是怎么操作的，以及它为什么这样操作。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打算设计一辆车或者一台落地灯，要想降低它们的重心，或者使重心处于更合适的位置，在好多设计因素上，我们就必须得考虑“重心”这个概念了。也许它只是“理论家的一个虚构”，但那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虚构，从它上面能生出很多真实的解释。如此这么一个抽象的、没有物质存在的东西真能引出些什么吗？并不那么直接，但是将使用重心的解释与单纯使用因果关系的解释比较一下，重心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为什么即使帆船倾斜得厉害，咖啡杯也不会翻倒？请比较一下“因为咖啡杯的重心很低”和“因为咖啡杯紧贴甲板”这两种解释。
我们会把重心看成是理论家的虚构，原因可能是它其中掺杂了一些虚构色彩，即有关不确定性的一些奇怪设定。阿瑟·柯南·道尔在自己写的推理小说中也赋予了福尔摩斯很多特点，他没有写到的就说明福尔摩斯不具有。作者从没有提到过福尔摩斯有三个鼻孔，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福尔摩斯真的没有（Lewis, 1978），我们也知道他从没有重婚。对于某些问题，我们大可以如此推测，然而，还有这样一些问题，它们是无解的。在他的左肩上是不是有颗痣？他是不是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堂弟？他在苏格兰有自己的别墅吗？对于一个真实的人来说，类似这样的成千上万个问题，即使我们不去询问，答案也会安静地待在那里。但于福尔摩斯而言就不一样了，他只有柯南·道尔为他虚构出的那些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论出的一些东西。一个单纯的读者可能会相信福尔摩斯确有其人，他也许很想知道，在开往奥尔德肖特的火车上，那个售票员的个头比福尔摩斯高还是矮，但如果明白什么是虚构，他就不会再问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重心这个概念：如果你已经把“重心”看成是理论家的虚构，还卯足了劲儿一定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中微子”，那么我只能说你还未得其要领。
叙事重心又是什么呢？它同样也是理论家的虚构。设置这样一个概念是为了能把构成一个人的那些变幻莫测又纷繁复杂的动作、表达、烦闷、抱怨和诺言等统一起来，让它们变得可以理解。它负责组织在人类层面上给出的各种说明。你的手签订不了一个合同，而你能；你的嘴巴说不出谎言，而你可以；你的脑子记不住巴黎，而你行。你是你鲜活身体“所有履历的所有者”，根据它我们才知道你是你。就像我们所说，你的身体投你所好。我们可以把世界所有其他的地方和树立于地面的方尖塔之间的万有引力简化成两个点间的作用力，也就是地球的中心点和方尖塔重心间的作用力；同样，我们也可以把两个自我之间的互动，例如握手、对话、墨水涂鸦等简化成是买方与卖方，两者只是在完成一笔交易。每个自我都是一个人，有自己的履历、“背景”，还有许多正在做的事。与重心不同的是，自我没有贯穿着时间和空间的轨迹，他一边行进一边收集自己，随时积攒记忆，一路设想着自己的预期和计划。
每个人都想否认掉自己身上的一些不光彩的地方，但做了就是做了，已经展开的叙事无法再修改，除非借助传记的力量在之后重新诠释。“做那件事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我们常说这句话，而能容忍如此矛盾的自我辩解也算是我们的明智之举。要是一个人在做过一件事之后马上对你说“这绝对不是我想做的”，那他想表达的可能是，恳求你不要对他当时的行为妄下定论，不要从这些事情推断他未来的作为。你可能会相信，但也可能不信。类似这样的说法还有：“我不去做，谁做？”“我鬼使神差地做了那件事。”重申一下，对于这些话，你通常接受的不是表面意思，这些话真正否定的是指导说话人行动的那些性格和动机，这会牵扯到我们下一章中要阐述的两个概念“责任感”和“自由意志”。但是，现在请注意，我们需要借用自我这个概念在你做了什么和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先不论这条界线划得有多武断。
每个物体都有一个重心，每个活生生的人也都有一个自我，更确切地说，每个现存人类的身体都是某个自我的身体，自我住在身体里，是身体的管理者。而这样的管理者只有一个吗？一副身体就不能由两个或者多个自我共同拥有吗？像多重人格疾患“表面上”就是多个自我进驻一个身体的情况，其中有一个主导自我（那个“主人”），后面跟着一群“替代者”。我之所以会加上“表面上”三个字，是因为业界其实对这种病情的诊断一直存在争议，大家从那种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一直争论到二联性精神病（在这种病例中，医生如果经验不足，稍不谨慎就会让病人的精神变得更加混乱），再到一些很罕见又真实存在的病例，这些病例往往有很多人添油加醋地模仿。多年来，我和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也一直在探讨这些研究和处理方法，后来我们得出结论——所有人都是对的！欺骗和夸大其词随处可见，也总能碰上热切的病人对峙好骗的医生，如此种种。哦，是的，尽管这些走火入魔的谈话者都有他们详细的说辞，但其中的很多状况还是能在一些最基本的案例中找到。我们毫不惊讶地认识到，多重人格只不过是正常生活状态的加剧版本而已，我们多多少少都体验过。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工作上、家庭中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其中每一种情境都会让我们养成不同的习惯和记忆，但这些习惯和记忆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其他情境。
就像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59）在他有关这个话题的一本经典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中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总在把自己展现成真人戏剧中的某个角色（丹尼特教授，从路人到爸爸再到爷爷等等），也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配角们的配合，因为他们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展现着自己。为了完美地实现自我展示，我们互相串通，随时准备为彼此的生活轨迹添砖加瓦。如果有谁因为怠于扮演本来的角色而破坏了剧情的顺利延伸，那结果就会变得尴尬、好笑，或者更糟。忠于职守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想象一下，你刚在宴会上碰见一个人，他要怎样展现才能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一本驾照，一本护照，还是一头向你冲过来，准备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人在极端的困境中，往往会采取比较极端的应对措施，而假装已深陷绝望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当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你径直走开，只留下另一个不同的叙事重心、一个不同的角色，它要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应对麻烦。
我和汉弗莱认为，在采访一个假定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患者时，你总觉着他会是一位在绕过强行询问技术上炉火纯青的大师。为了看出性格的一面是否真的会对性格的另一面正在做什么或者说什么没有任何记忆，你要提出一些问题要求对方立即作答 (91) ，或最好设置一些小陷阱，为此你必须彻底变得粗鲁，甚至严重冒犯对方；你还会发现，对方总能礼貌地戏弄过去，连眼都不眨。行骗高手们能凭借高超技术有意为之，但人格障碍的无辜受害者在转换性格时却并不对此有所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性格转变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但这只是虚构的人物，不是吗？真正的人格才是主人，对吧？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事实是，那个你扮演的人，不管是多重角色还是单一角色，他才是你的叙事重心。你的朋友通过你的扮演角色认识你，“你今天不像平时的你”，在多数情况下，你自己也得通过这种方式看待自己，当然这稍显夸张了，“哦，我的天呐！是我做的？我不会这么做！”专业小说家和大骗子手一样，总能巧妙地运用叙述手法把一些细节扩大化。而我们这些其余的人，虽然不专攻写作但也是才华横溢，基本上，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围绕那些细节巧妙地缠绕上我们的故事，像蜘蛛织网一样，完全是自然为之而绝非艺术行为。与其说我们在用大脑编织我们的故事，还不如说是大脑在用故事编织我们自己。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个实实在在不可否认的核心经历，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其中的大部分会渐渐变得无效，形同虚设，与你现在是谁再无多大关系。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为了自我维护和自我改善，你可能还会主动放弃、否定、甚至“忘掉”自己的某些经历。 (92)
有些关于你过去的事情很容易回答。你是否跟一位电影明星跳过舞？你去过巴黎吗？你骑过骆驼吗？你曾经徒手把人掐死过？答案或许不一定，但回答起来还算简单。试想一下去问某个人最后一个问题，他突然停了下来，陷入沉思，然后开始抓耳挠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注意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其中的原因是，我们对自己足够了解，知道自己是否曾跟一个电影明星跳过舞，是否去过巴黎、骑过骆驼，或者掐死过某人。
现在开始回忆往事，如果问题中的事情“没有出现在脑海”，我们就把这种空白理解成对提出的问题给出否定回答。为什么我们如此肯定这就是正确回答的方法？你会为所有从未做过的事情列个清单吗？你会为所有从没去过的地方列个清单吗？再来看看下面这些看来差不多的问题：你跟一个叫史密斯的人跳过舞吗？你去过一个卖地板蜡的杂货店吗？你乘坐过一辆蓝色的雪佛兰吗？你是不是打碎过一只白色的咖啡杯？这些问题，有的很好回答，有的你无法回答。有的问题太琐碎了，你甚至回答错了都不自知。为什么你能记得自己是否做过这些事情呢？很多我们经历的事情其实并不怎么让人难忘，有些我们做过的事情，无论好与坏早已从我们的叙事重心上脱落掉，也有很多没有发生的事却傻傻地被我们的叙事重心吸收了进来，原因是它们可能有助于我们成为人物t。你所拥有的是经验和才华、庄严的意图和白日梦的幻想，把它们的总和装进一个大脑和身体里，赋予一个特定的名字，那就是你。认为你、自我精神中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东西，这只是一种吸引人的幻想。要想去了解一个人，问问他的理想、希望、英雄主义或者罪恶就足够了。
叙事重心虽说不是一块有关神秘精神的稀世珍宝，但毕竟也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如此，我们是否能够系统地研究它？是的，可以。
63
他者现象学
人类语言的妙用
他
者现象学（heterophenomenology）并不是直觉泵，它是一个脚手架，我们有必要在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之前将它搭建起来。意识研究涉及现象，乍一看，这些现象似乎发生在另一个维度：即私有的、主观的“第一人称”维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而其他人无法直接访问。那么，在研究流星、磁铁或人体代谢、骨密度这些标准的“第三人称”客观方法与研究人类意识的方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开创一些彻底的、革命性的替代科学？或者，让我们对这种标准方法加以扩展，使之能够公允地对待意识现象？我捍卫以下主张：存在一个对客观科学简单而保守的扩展，它能宽宏地涵盖人类意识的所有基础，公平地对待所有数据，而且，并不需要放弃已经在科学的其他领域中运行良好的实验方法的约束条件与规则。这种第三人称方法便是他者现象学，一种关于他者而不是自我的现象学，这种方法可以尽可能严肃合理地采用第一人称视角。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诘屈聱牙的名字？“现象学”（phenomenology）原指一系列林林总总的现象，它存在于一个完善的科学理论出现之前。16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编撰了一部出色的现象学书籍，收录了形形色色的磁现象，而在几个世纪之后，他精心描述的那些磁现象才全部都得到了解释。20世纪早期，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以及一批深受其影响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采用了“现象学”（Phenomenology，首字母“P”大写）这一术语，用来称呼一种关于主体经验现象的科学研究，它用“第一人称”内省的方式进行观察，试图保持理论中立从而避免任何理论上的预设。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其大部分内容早已四面楚歌、被人们忽视，原因有好有坏。尽管它带来了一些非常诱人、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成果，但这种第一人称的方式已经被客观的经验主义的科学所遗弃，后者着意强调数据，因为所有研究者都可自由获取它。但是，我们可以客观地研究意识，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对现象学的扭曲，因此，我把它称作他者现象学，以区别胡塞尔式的自我现象学。他者现象学是一种基于客观科学的第三人称视角来研究第一人称现象的现象学。
显然，在对岩石、玫瑰、老鼠所做的实验和对意识清醒、能够合作的人类主体所做的实验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后者能用语言交流，并因此可以同实验人员沟通，他们通过言语互动提出建议并报告他们在各种可控实验条件下是什么样子。这是他者现象学的核心：它利用我们执行和解释言语行为的能力，产生了一系列主体关于其意识体验的信念。这一系列信念充实了主体有关他者现象的世界：一个取决于主体S的世界，一个主体的主观性世界。他者现象学的全部细节，外加我们所能收集的同时发生于主体大脑之中以及周遭环境里的所有事件，构成了人类意识理论的全部数据，我们必须对此予以解释。这里面没有遗漏任何有关意识的客观现象和主观现象。
该解释需要采用意向立场将声音、按键行为等实验中的原始数据转变为对信念的表达和报告：它需要一个工作假设，即在考虑主体的历史感知和需求的前提下，假设主体是一个行为人，其行为受到信念和欲望的理性指引，而这些东西本身是理性的。例如，在标准防范措施中，意向立场的各种约束可以清楚地在这样的实验中识别出来，这便可以防止主体已有的经验使其在报告他们的信念或欲望时出现偏差，从而扭曲了我们对其行为的解释。我们并不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期望他们报告什么，因此，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使他们理解我们布置给他们的任务。采用意向立场并不是完全主观和相对的。解释的规则能够得到清晰地说明；不同主体对于解释达成一致的标准能够制定出来；偏差可以得到确认；对理性所做的不可避免的假设也能得到谨慎地对待，从而可以让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可调节、可辩护并在进化上可解释的假设。（Dennett, 1991a）
这里并不是要提出一个研究意识的新方法。我只是发现认知心理学、心理物理学（研究物理刺激和主观反应之间的关系）和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采纳了这些标准方法，并自觉地解释、捍卫了这些方法。只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并遵循这些方法，就能避免任何激进的“第一人称”意识科学革命，并且不会为可控的科学研究留下任何无法研究的意识现象。
这一方法论主张要求我们怎么做呢？所有的科学都致力于做毫无疑问的事情，例如神经元和电子、时钟和显微镜，而与此相比，该主张要求更高，它要求我们只是全力关注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由主体所表达，它们被视为主体性的基本要素；欲望指的是同实验人员合作的欲望，并尽可能坦率地向他们报告真相。这种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包括对这些信念和欲望的控制，如果有实验结果表明无法做出这种控制时，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一实验。那么，信念和欲望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尽量不予表态，等待理论上的确认，但我们可以将信念连同它们的内容、对象视作理论工作者的虚构和抽象，就像质心、赤道或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这类东西。
美人鱼目击报告是真实的事件，但该报告内容总是不实的，因为美人鱼并不存在。同样的道理，一组关于体验的信念并不等同于体验本身。哲学家约瑟夫·莱文（Joseph Levine, 1994, p. 117）就此表示反对，“意识体验本身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言语判断，它是理论必须回答的原始数据。”这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先于理论就将体验本身分门别类？设想我们将主体置于实验环境中并对其进行询问，同时要求他们做出我们所要求的行为，借此我们可以取得证据。这些证据资源被我们所进行的级联式解释自然地套嵌在了一起，在这里，我将它们按其粗糙程度排列如下：
“意识体验本身”
关于这些意识体验的信念
莱文提到的“言语判断”
表达言语判断的某种表述
在“原始”意义上，表述是原始数据，它记录了声音与动作。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脑电图、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以及此类装置的读数也可被算做原始数据。基于可靠的解释方法我们可以接受（3）和（4），据此我们就有了一系列的主体信念，在这些条件下，这些信念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事先推进（1）？这不是一个好想法，有两个原因：
首先，如果（1）成立而（2）不成立，即，如果你有意识体验，而你自己并不相信，那么这些额外的意识体验对你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你只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
因此，相比于他者现象学，莱文提出的这些个替代物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可用数据。
其次，如果（2）成立而（1）不成立，即，如果你相信你拥有意识体验，而事实上你并没有这种意识体验，那么这种信念就需要解释。
如果我们坚守他者现象学的标准，将（2）视为原始数据的最大集合，并且避免对任何可疑的数据做出承诺，同时确保任何人都可以对所有现象做出理解。
在言语判断中，如果有一些信念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那它们会是什么？他者现象学家和主体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合作，通过设计模拟或其他非语言的方式表达此类信念。例如，
在下面的这条线段上画一条垂直线，以表明在某个维度上有多强烈的体验：
几乎无法察觉————非常显著
或者，主体可以以不同力道按压一个按钮，以此表示疼痛、焦虑、无聊，甚至对试验的疑惑程度。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大量依赖于生理的变量，即从皮电反应、心率，到面部表情以及体姿的变化来衡量主体的意识体验。作为一个主体，如果你在用尽了这些方法之后，依然相信残留着无法表达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将它报告给他者现象学家，他们可以帮你将这种信念添加到你的原始数据的信念列表之中：
S宣称他对X有着无法言喻的信念。
如果这种信念是真实的，那么科学有责任解释此类信念是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会无法言喻。但若这种信念是虚假的，科学依然得解释S为什么会错误地相信存在这种特殊的、无法言喻的信念。 (93)
64
色彩科学家玛丽：揭露吊杆托架
错误假设导出错误结论
澳
大利亚哲学家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关于色彩科学家玛丽的思想实验通常被看作是“知识论证”，自1982年发表以来，就一直以其非凡的活力不断引发出哲学家的直觉泵。单就其直觉泵的数量和可靠性而言，它必须被算作有史以来一个分析哲学家所发明的最成功的直觉泵之一。它简直就是一个经典，被永久地列入心灵哲学本科课程的必读书目，几本很有分量的选集也专门讨论过它的含义。有意思的是，它的作者随后宣布放弃思想实验的结论，但这并没有削弱它的影响力。
下面便是这一思想实验的全部内容，也许略有变动，不过依然非常清晰：
玛丽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被迫待在一间只有黑白色的屋子里，并通过一台黑白电视研究世界。她专攻视觉神经生理学，让我们假设，当我们看到一个熟透了的西红柿或天空，并使用诸如“红色”“蓝色”等词汇时，她熟知此时出现的所有物理信息。比如说她发现，所有的过程不过是来自天空不同波长的光波组合刺激到了视网膜，随后，该刺激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声带收缩，并将空气从肺部排出，最终，我们说出了这句话：“天空是蓝色的。”不可否认，原则上，我们可以从黑白电视机上获得所有这些物理信息，否则，函授大学必然会用到彩色电视机。当玛丽走出黑白屋子，或是给她配上一台彩色电视时，会发什么呢？她能学到什么？结论似乎相当明显，她会学到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视觉经验。不可避免的是，她以前的知识是不完整的。但她不是早已熟知了所有的物理信息吗？因此，存在着比这一切更多的东西，所以，物理主义（即唯物主义，该理论否认二元论）是错的。（Jackson, 1982, p. 130）
这是一个优秀的直觉泵吗？让我们来转动旋钮，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实际上，这可能会花费我们非常长的时间去熟知相关文献，不过，这项工作我已经做了。因此，在这里，我将简单地阐明一些有待检视的旋钮，把结论留给你们当作练习。如果乐意的话，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你能想出一个新的转动旋钮的方式吗？ 20多年前，我曾对这些旋钮做了初步的分析，并发表了一个令人扫兴的结论，结果，它被人们严重忽视了：“对于一个优秀的直觉泵，缺乏经验的人很难一下子就看出其要点。然而，事实上，它是一个低劣的思想实验，它其实是在蛊惑我们误解它的前提！”（Dennett, 1991a, p. 398）
让我们看看是否如此。我认为，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要比人们通常假定的那样来得更为困难，他们想象的东西太过简单，总是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得到了他们的结论。
第一个旋钮：“待在一间黑白屋里通过黑白电视研究世界。”
假设她戴着黑色或白色的手套，不许她在洗澡时看自己的身体，但是，切断色彩的所有“外部来源”这种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法实现的。难道我们要给她装上某种装置以防她的眼睛看到她自己或者试着给她造成“光幻视”（phosphenes）？难道在她看到实际色彩之前，她就不能在梦中看到？如果不可以的话，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在她将色彩“存储”于大脑之前，必须“通过眼睛获取”？在这个简单的假设背后，有关色彩的民间理论乱作一团。
第二个旋钮：“当我们看到一个熟透了的西红柿或天空，并使用诸如‘红色’‘蓝色’等词汇时，她熟知此时出现的所有物理信息。”
出现的所有物理信息？有多少呢？是不是就像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金钱那样？那会是什么呢？要想象这一点并不容易，其困难程度不亚于想象所有那些使该思想实验可以得到它想要得到的结论的东西。它必须包括发生在所有大脑中的有关反应的全部信息，包括玛丽的大脑，尤其是，它必须包含任何条件下对所有色彩的全部感情以及情绪反应。因此，玛丽得非常详细地分辨，哪些色彩会让她感到平静，哪些会使她心烦意乱，接触哪些色彩会加深她的印象，哪些色彩会让她心不在焉，而哪些又会使她厌恶等等。她被禁止用自己做实验了么？这可既没有作弊，也没有将任何彩色的东西偷偷地放进她的小屋子。如果你无法想象所有的这一切或更多，那么你就无法跟进这一思想实验。这就像是被要求将一个圆设想成一个1 000边形。从一个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的练习能推导出很多含意，而这些含意并不能由另一个心理表征推导而出。比方说，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玛丽熟知所有信息，那么，毫无疑问，由于担负着成千上万的百科全书词条和图表，她整个人将处在一个心力衰竭的状态。
如果杰克逊曾假定玛丽拥有“物理全知”的能力，不只是关于色彩，还关于每个层面上所有的物理事实，小到夸克，大至星系。所有读者，就算不是全部，也都会反对，认为这样的壮举太不切实际了，很难当真。但假定玛丽仅仅知道关于色觉的所有物理事实基本上不是幻想。
“让我们想象玛丽有10亿个脑袋……”
“别犯傻啦！”
“好吧。她有100万个脑袋……”
“就这么定了！当真？”
现在我相对简单地将故事变得富有戏剧化，我鼓励人们思考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有一天，把玛丽关起来的人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色彩了。他们使了一个小花招：准备了一个鲜艳的蓝色香蕉作为玛丽的第一次色彩体验。玛丽看了看说：“嘿！还想骗我！香蕉是黄色的，但这东西是蓝色的！”关她的人大吃一惊。她是如何做到的？“很简单，”她清楚，“要知道，我可是知道一切的一切——迄今为止所有已知的关于色觉的物理因果。所以，毫无疑问，在你把香蕉拿给我之前，我早就记下了一个黄色或蓝色物体，甚至一个绿色的对象等，会带给我的所有物理感受，这些感受会对我的神经系统产生影响。所以，我已经准确地知道了我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毕竟，做出这种思考的‘纯粹性’不就是你那赫赫有名的‘感受质’吗？我一点儿也不对我的蓝色感受感到惊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你居然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把戏。我知道，你很难想象我会对自己的知道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对蓝色的感受丝毫不感到惊讶。当然，你很难想象这一切。任何人都很难想象有人知道有关物理一切的一切！”（Dennett, 1991a, pp. 399-400）
人们大都认为事情不会这样发展下去。杰克逊漫不经心地说道，“实在太明显了，她会学习到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视觉体验。”乔治·格雷厄姆和特里·霍根（Graham & Horgam 2000, p. 72）也会说道，“当然（叮！），我们觉得，她应该既感到惊讶又觉得高兴。”但这是一个错误，这正是玛丽这个思想实验的错误所在。当玛丽第一次看到色彩时会像得到了某种启示，这个结论因为看上去实在不错，所以之后便没人再愿意费心去思考这个故事该如何发展了。其实，它根本就不该如此编排。
杰克逊的直觉泵极好地暴露了大量关于色彩体验本质的天真思考，毫无疑问，大脑在大部分时间都为我所有，所以，我们承认，他很好地从民间理论那儿引出了一些有内涵的东西。但他的目的是要反对这种假设，即物理科学有能力解释所有的色彩现象。当然，在真实世界中，处在玛丽位置上的人会学到一些新东西，因为，关于色彩，无论她知道多少，总是会存在大量关于色彩的物理效应，对此她并无知晓。该思想实验只是一个被设想得很极端的案例，它使杰克逊的“实在太明显了”以及格雷厄姆和霍根的“当然”不得其所。如果你依然倾向于认为我对故事结局的改动根本是不可能的，那么，且看看你能为你的信念提供什么样的辩护。如果你的一番考量能避开数以百计的哲学家这么多年来艰苦卓绝的思索，那倒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它毕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直觉泵，30年来，它让哲学家们“有口饭吃”。
第六部分小结
大
家都觉得自己是行家！这种现象严重困扰着有关意识的系统研究。当然，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只是觉得，有些人只对某个问题思量过几分钟就认为自己想出的观点比所有根据高科技实验结果以及大量数据得出的结论还要有道理，这实在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在很多科学研讨会的问答环节，每每听到他们又引用一些近期自认为有力的体验去更正自己在演讲者的工作中发现的错误时，我就觉得有点儿可笑。如果如这些人所想，只有人类自己才能对自身经历的所有特性给出最可靠的评判，那他们倒真是没错！
但是，受一些不可靠却极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我们也会记错，或是错误地描述，甚至误解我们最亲近的那些体验。有这么一个例子，你在家里就可以完成，它很简单，却可能让你很震惊。为了按照下列指示观察自己，请先在镜子前面坐下。现在，开始专心凝视镜中自己的眼睛，不要受外界干扰，就像面对着靶子一样注视它们。视线保持不动，一只手摸索着从一打洗好的纸牌里抽出一张，把它举在离你一臂左右但脱离你视线范围的地方，牌面朝你，晃动纸牌。显然，你肯定知道你在晃动它，但是你却看不到它。现在慢慢将纸牌移入你的视线，同时保持它在摇动，这时，你会看到它在摇动，但你却看不清上面的图案！你说不出纸牌上是红色、是黑色、还是一张人面牌，更不用说上面的数字了。纸牌渐渐向你的注视点靠拢，此时，你更要集中精力，不能作弊，不能偷偷看纸牌。直到你真正可以看清楚纸牌的时候，纸牌几乎就在你的正前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