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讶吧？我想，在第一次体验到这一点的时候，肯定每个人都很惊讶。我们一直认为，视线“从中心集中点到外周”，对细节和色彩的关注度应该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尽管这种想法看起来“合乎情理”，也能经得住一般推敲，但它终究是错误的。“（视觉）意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丰富、连续、细腻的世界”，这只是我们的幻觉。所以，在科学界还没有给出最新发现之前，先不要急于对所见意识现象妄下结论。对此深表不屑的一些哲学家在摇椅上想出的那些理论才根本微不足道，那些理论更多带来的是困扰和迷惑。我们“通过反省”而“了解”的意识只是意识中次要的一些性质，但它们却在我们利用他者现象学框架思考意识并对意识展开系统性研究时，极严重地误导了其中的很多思考。
仍然会有很多难题有待分晓，但此难题非彼困难问题。如果在解决完所有简单问题之后还是剩下一些不可知的神秘残余，那我们就该重新考虑下自己的出发点了，有时候，得用一些激烈的方式才能让我们从当代生物、物理，甚至逻辑学的假设中脱离开来。借此机会还能看看，利用常规科学我们到底能走多远，尽管人类目前对所有事物的现行理解都是常规科学带来的，不管是行星、板块构造论，还是生物的繁殖、生长、修复和代谢。
第七部分 关于自由意志的思考工具
在思考这个主题时，我们很容易被常识映像与科学映像之间的差异所欺骗。就像面对“颜色是什么？颜色实际上是什么？美元是什么？美元实际上是什么？”等问题一样，在我们开始思索“自由意志到底是一场幻觉还是我们真正拥有的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希望从科学映像入手来探索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是从描述常识映像的传统表达中提出的。近年来，用科学映像探索这一问题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有一批相当杰出的科学家直截了当地说过，自由意志就是一种幻觉，比如：神经科学家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和帕特里克·格格德（Patrick Haggard），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94) 和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以及一些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比如斯蒂芬·霍金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难道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错了？许多哲学家，虽然不是所有或许也不是大多数哲学家会说：“是的。这是哲学的工作！”他们的回答正确吗？我想是的。
科学家通常会犯一种低级错误：把常识映像与人们对常识映像的流俗看法混为一谈。坦白地说，人们对颜色的流俗看法荒谬之极；颜色可不是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常识世界中真的没有颜色，我们只能说真正的颜色与人们所设想的颜色有相当大的差别。人们对意识的流俗看法也是荒谬的，完全是一种神秘主义二元论。如果意识果真如他们所想，那么赖特就是对的（见第59章）：“我们不得不承认，意识并不存在。”可我们其实不必把意识当作由神奇组织所构成的“真正的魔法”，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我们需要首先承认人们流俗看法中的意识是不健全的，然后才能认识到真正的意识现象。同样，自由意志也不是人们流俗看法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跳出因果性的神奇现象，我把它比拟为一种悬浮。还有一位为这种奇谈怪论做辩护的哲学家大言不惭地宣称，每一次自由选择都是一个“小奇迹”。如果科学家们异口同声地将这种自由意志称作幻觉，我百分之百赞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道德有关的任何一个意义上，自由意志都是幻象。它像颜色一样真实，像美元一样真实。
然而，有些科学家在宣称科学已经证明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之后，又在道德意义上继续强调这个“发现”。他们认为这一发现将对道德与法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再也没人能够真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所以我们再也不应该惩罚或者赞扬谁了。就像有人会说：没有固体，至少没有真正的固体。这些科学家们也犯了人们常犯的错误。他们所用的是过时的、流俗的概念。就像我们在处理颜色和意识，还有空间、时间、固体性等其他很多这些常识映像时，人们的流俗看法是错的，这是首先应该改变的。
这一部分介绍的直觉泵是为了让你从对自由意志的流俗看法中解脱出来而设计的，它们会让你看到一种更好、更真实、更实用的概念，看到这一常识映像的要旨所在。几千年来，人们围绕自由意志这一主题争论不休，相关内容已经过于庞杂，以至于任何一章甚至一本书的体量都无法将它说清楚。但是我们不得不从某个地方开始。我们的起点就是思考工具，它们的作用就像铁锹，把陷入老车辙中的你解救出来，助你驶向新的天地，从一个更好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为了说明这项工作有多重要，我设计了第一个直觉泵。
65
一位恶毒的神经外科医生
非手术的手术
现
在我们正处在神经外科诊疗领域的黎明，对心理状况的考虑在神经疾病的治疗中已经被大大弱化了。比如，神经精神病学家达米安·德尼斯（Damiaan Denys）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开创性研究（Denys, 2010）显示，在强迫障碍的治疗中，通过埋入电极进行深层脑部刺激可以产生惊人的疗效。这是事实。但接下来就是我的虚构了：有一天，一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在闪闪发亮的高科技手术室里给她的患者做完植入手术后，就对患者说：
我给您植入的装置不仅能够治疗您的强迫障碍，还能控制您的每一个决定。这要感谢我们的主控系统，它可以与您脑中植入的微型芯片随时联络。换句话说，我已经解除了您的自由意志，以后您对自由意志的感觉都只是幻觉了。
事实上，她没有这么干。这只是一句谎言，她想欺骗她的患者，看看会发生什么。谎言奏效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出院以后，果真相信自己不再是一个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行动者，而只是一个傀儡，他的行为也体现出了这一点：他开始变得不负责任、好斗、随随便便，纵容自己最坏的念头肆意妄为，直到被送上了法庭。在为自己辩护时，他激动地宣称自己不应该为那些行为负责，因为他的大脑被人植入了芯片。神经外科医生来到法庭作证，她承认自己说过那些话，不过她补充道：“但我只不过是在跟患者开玩笑，这只是一个恶作剧而已。谁能想到他真会相信我的话呀！”
无论法庭最终采纳了谁的证词，把谁送进监狱，都不重要。神经外科医生那段欠考虑的玩笑话已经毁了这个患者的生活，夺去了他的正直，严重伤害了他的决断力。事实上，她对患者做的假“通报”，反而以一种非手术的方式完成了她声称自己要通过手术完成的事：她让患者变成了“残废”。如果她要对这个可怕的后果负责的话，那么某些神经科学家也危险了，现如今，媒体上充斥着他们的言论，说科学已经告诉我们，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这些人不也正以同样的方式在伤害那些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的人吗？ (95) 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务必严肃对待自己的道德义务，在对这些问题发表公开声明之前，请仔细想想这些话的前提和含义，就像我们要求人们必须先想想清楚再对全球变暖或者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问题大加评论一样。让我们看看犀利的社会批评家和观察家汤姆·沃尔夫在科学家的声明中找到的这些话吧：
实验室之外的人所描画的结论是这样：我们的大脑是电路固定好的！无法改变！别怪我了！是我的电路接错了！（Wolfe, 2002, p. 100）
电路接错了？可是接对了又怎样呢？如果科学家们“发现”，我们谁也没接对，或者根本不可能接对，那么道德义务又该如何呢？
66
生命游戏
我们的世界是被决定的吗
每
当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听到别人谈论他所不熟悉的科学领域时，他总爱问这么一个问题：“关于你所讲的这些，能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吗？”如果说话人没能满足这个要求，费曼就开始怀疑了，这理当如此。这个人当真有什么要说的吗？还是在空谈些花哨的术语以炫耀他在科学上的才智？如果你无法相对简化一个困难的问题，就可能意味着你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简化并不只是新手的事。
生物学中的“模式生物”是科学家们精心选择的一些物种，可以让他们的实验相对简化。这些物种能够在实验室中迅速繁殖，相对安全且容易处理，只要对它们进行分组研究就能很容易地做出比对、得出结论。这类生物有：果蝇、小白鼠、斑马鱼、鱿鱼（因为它有着巨大的神经轴突）、秀丽隐杆线虫、拟南芥（一种抗寒的、生长迅速的芥菜类植物，它是第一个完成完整的基因组测序的植物）。人工智能研究中也有一些简化的案例，比较有名的是“玩具问题”，顾名思义，它是对真实世界中那些“严肃”问题的简化。人工智能专家们设计的很多极有意思的程序都是在解决“玩具问题”，比如，有一个程序是在积木世界搭建出简单的结构，整个虚拟世界是由一个平面和一堆积木块构成的。下国际象棋也是一种“玩具问题”。确实，这比开车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解决巴以冲突、甚至在厨房里做三明治都更省事。伦理学家则有电车命题，说个最简单的版本：一辆失控的电车行驶在铁轨上，若不变道它将撞死铁轨上的五个人；你手里拿着一个开关，它可以让电车变到另一条轨道上，而如果它冲上另一条轨道，将会撞死一个人。那么你会按下开关吗？
下面我要介绍一个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决定论的“玩具世界”，决定论的意思是：某一时刻的事实，包括每个粒子的位置、质量、方向、速度等会决定下一时刻发生什么，以此类推，接连不断。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花了上千年的时间来争论我们的世界是不是决定性的，是否有一些真正的未确定的事件，比如没有任何原因所导致的完全不可预测的“随机”事件的发生。即使是有经验的思想家，也会在生活的游戏中找到新的见解。1970年，数学家约翰·何顿·康威（John Horton Conway）和他的研究生们创造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决定论世界的简化模型。
生命游戏在一个二维网格中发生，就像一个棋盘，可以用鹅卵石或者硬币充当棋子；当然也可以高端一点，用电脑屏幕来显示这个二维网格。这不是一个有胜负之分的游戏，如果硬说是一种游戏的话，它更像是单人跳棋。网格把平面分成了一个个小方格，每个方格的状态要么是关、要么是开。如果是开，在格子中放一权硬币；如果是关，则让格子空着。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方格周围都有8个方格：东、西、南、北4个相邻的方格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4个对角的方格（见图1）。
图1
在生命游戏的世界中时间是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时间滴答滴答地前进，游戏世界依照如下规律在滴答之间发生变化。
生命物理：对于每个方格，我们都要计算在当前时刻与它相邻的8个格子中有几个状态是开，几个状态是关。如果一个方格周围有两个格子的状态是开，那么在下一时刻，该方格将保持现有的状态（开或关）。如果一个方格周围有3个格子的状态是开，那么在下一时刻该方格的状态为开，不论它现有的状态是什么。如果是其他的情况，那么该方格在下一时刻的状态是关。
这是生命游戏的唯一规则。现在你已经知道关于生命游戏的全部规则了，生命游戏世界中的物理学就体现在这个简单且普通的规则中。既然它们是这个生命游戏世界中基本的物理定律，那么我们首先就可以借助定律从生物学角度来理解这个神奇的物理现象：把小方格的开当作生，关当作死，时刻的变动当作世代的交替。不论是过度与世隔绝（即周围生存的方格少于2），还是过度拥挤（周围生存的方格大于3）都会导致死亡。下面让我们思考一种简单的情况。
如图2所示，现在只有格子D与格子F拥有3个处在“开”状态的相邻格，所以只有它们会诞生新的一代。而对于格子B与格子H而言，它们都只拥有一个处在“开”状态的相邻格，所以它们的下一代将会死亡。而格子E有两个处在开状态的相邻格，所以它会保持不变。那么在下一时刻，情况将如图3所示。
图2
图3
很显然，该图形会在下一时刻还原到图2的模式。除非场面上突然多了一个状态为“开”的方格，否则这两个图案的交替模式就会啪嗒、啪嗒一直反复不停地进行下去。我们把它称作闪光灯或者信号灯。下面请看图4，下面的图形将会如何变化呢？
图4
完全不变！因为每个“开”的方格周围都有3个“开”的格子，所以它们会继续保持原有的样子。而每个“关”的方格周围都不存在3个“开”的格子，所以也不会有新生。我们管这个图案叫作静止的生命。
只要谨慎地遵循这个唯一的定律，面对任何图形，人们都可以准确地预测出下个时刻、下下个时刻、下下下个时刻……哪些格子开着、哪些格子关着。可以说，19世纪初期著名法国科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Pierre Laplace）所设想的决定论在生命游戏这个“玩具世界”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给出世界在某一时刻的状态，我们这些观察者就可以利用物理定律完美地预测出世界在未来任何时刻的状态。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站在物理的角度，就可以完美地预测生命世界，没有误差，没有不确定性，只有唯一一种可能。并且，这个二维的生命世界还告诉我们，没有观察不到的东西。没有后台，没有隐藏变量，事物的物理现象在生命世界中直接展露，完全可见。
如果你觉得用这个定律一遍遍地演算非常枯燥，也可以使用电脑来模拟。你可以在电脑程序里输入初始图形，让它来帮你执行运算，图形就会根据那个唯一的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形状。你可以利用更好的模拟程序随意调整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时而聚焦局部时而俯视全局。
人们很快就能发现，有一些简单图形会比其他图形更有意思。让我们设想一条斜线，如图5所示。
图5
这个图案不是闪光标。每一次更新，该斜线两端的两个“开”着的方格都会因孤立无援而死亡，而且也不会有新的诞生。过一会儿，整条斜线就消失了。除了永远不变的图形（如“静止的生命”）和逐渐消失的图形（如这条斜线）之外，还有很多可以进行周期性变化的图形。比如我们已经见过的闪光标，它形成了一个两代的周期，除非有其他的图形侵入，否则这种周期性变化会永远持续下去。侵入现象是为生命游戏增添趣味的一个元素。在进行周期性变化的图形中，有些可以像变形虫一样游动。其中最简单的是滑翔机，这个由5个像素组成的简单图形看起来就像是在往东南方飞去，如图6所示。
图6
除此之外，生命游戏世界中的“居民”还有很多，比如吞噬者、河豚列车、空间之耙以及其他一些名字起得很妙的家伙们，以这样的方式命名意味着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类似于设计的层面上认识它们。与在物理层面上对它们作出枯燥的描述相比，使用这个层面的语言显然为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比如，美国作家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曾这样来描述图7：
吞噬者将在四个时刻之后吃掉滑翔机。不论吞噬者捕杀什么，基本过程都是一样的：首先，吞噬者和它的猎物形成接触。在下一刻，双方接触的部分都会因过度拥挤而死亡。随后，吞噬者进行自我修复，而它的猎物不会。只要猎物残存的部分继续向前滑翔并且自我消亡，那么就算吞噬成功。（Poundstone, 1985, p. 38）
图7
请注意，当我们转换到一个新层面上来谈论这些图形的时候，我们在“本体论”上，即我们有关存在的总目录上也会发生些微妙的变化。在物理层面上，这个世界没有移动，只有开和关，唯一存在的个体是那些有固定位置的小方格。而在设计的层面上，我们一下就“看到了”移动的持续存在对象。在图5中，向东南方移动并不断变形的是同一架滑翔机，尽管在每一时刻它都是由不同的小方格构成的，而在图7中，吞噬者“吃掉”了一架滑翔机，也就是说生命世界里少了一架滑翔机。
我们还应该注意，因为在物理层面上只有普遍的定律而没有例外，所以我们在设计层面上的概括必须滴水不漏：我们概括时必须加上“通常”或者“假如没有别的东西侵入”等等限定语。上一刻留下的一小块杂物，也许在下一刻就能将这个本体论层面上的“东西”“摧毁”或者“杀死”。对这个层面来说，可以把小方格当作具体物来看待的这一特性相当重要，但却不那么保险。这一特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上升到这一层面，采用这种本体论视角，才能够预测出更大图形构造或者结构系统的行为动向。这样做会冒一点风险，但却省去了在物理层面的繁琐计算。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自己就能设计出一些有趣的超级系统，它们是脱离“部分”而言的，我们可以试着利用一些在设计的层面上可用的“零件”来设计一个超大的图案系统。
康威和他的学生们就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目标，并且完成得极为出色。他们设计并证明了：在生命游戏中创造出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物体是可能的。他们设计的东西可以完美地复制出一个新的自己，而复制品会继续复制，直至无穷，无可阻挡地扫过这无尽的平面。另外，它还是一架通用图灵机。原则上说，它可以运算一切能在计算机上运算的函数！
康威和他的学生们到底受何启发才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并在其中创造出了如此神奇的东西呢？他们试图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上回答生物学的这个核心问题：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东西所需的最小复杂性是多少？他们遵循的是约翰·冯·诺依曼在很早以前想到的一条巧妙思路，冯·诺依曼直到1957年去世前一直都在钻研这个问题。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在1953年发现了DNA的结构，但DNA如何工作却一直是一个谜。冯·诺依曼非常详细地设想过一种漂浮机器人，它可以利用一些零散的碎片来制造自己的复制体，并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他还描述了一个自动机是如何读取它自身的设计图、并将其复制到它创造的那个新个体中去的。他很具体地预见到了后来所发现的DNA表达和复制机制。为了让自动机在数学上既严格又易于处理，冯·诺依曼把问题转换到了简单而抽象的二维平面当中，这就是著名的细胞自动机。生命游戏中的那些小方格就是细胞自动机的一个恰当实例。
康威和他的学生们想要具体地证明冯·诺依曼的理论，他们打算创造出一个具有简单物理定律的二维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创造出一个可以稳定地进行自我复制的装置。像冯·诺依曼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答案尽可能地一般化，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独立于现行的（地球的？本地的？）物理学与化学。他们需要的是极为简单的东西，既容易想象又容易计算，所以他们不仅把问题从三维世界转换到二维世界，并且还把时间与空间数字化了。就我们看到的，时间和空间完全由“时刻”与“方格”的数量来代替。冯·诺依曼曾在图灵机设想的基础上，详细设计出了通用存储程序串行处理计算机，现在我们把它称作冯·诺依曼机，还精彩探讨了这样一个计算机所需要的空间和结构特性。冯·诺依曼已经意识到，在原则上我们可以在二维世界中制造一台图灵机，并对此给出了证明。 (96) 而康威和他的学生们也打算在他们设计的二维世界中证实这一点。 (97)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们还是向我们展示出了如何利用一些简单的生命形式“构造”出一台可工作的计算机。比如，一串运动着的滑翔机可以变成输入或输出的“纸带”，而吞噬者、滑翔机和其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可以组合成一个读写器。那么，这台机器看起来是怎样的？庞德斯通经计算得出，整台机器将占用大约1013 个小方格或像素：
要想显示一个1013 像素的图形，需要一个至少有300万像素宽的显示屏……想象一个高分辨率的屏幕，类似你的笔记本电脑或iPad，不过它的宽度要达到800米。如果从全景上看，这个自我复制图案中的像素会小得几乎不可见。当你距离屏幕足够远，让整个图案完全进入视野中，其中的一个个像素会变得极为微小，即使它们组合成的滑翔机、吞噬者或一把手枪也无法辨识。整个自我复制的图案构成一条朦胧的光带，看起来像是银河。（Poundstone, 1985, pp. 227-288）
换句话说，当你在二维世界中用足够的零件去组合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东西时，这些零件就像是原子，而那个东西则像由原子组成的微生物，两者之间的大小实在相差太多。而且你或许也无法让那个东西的复杂度降得更低了，虽然这一点没有经过严格证明。
生命的游戏可以阐释很多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用它来构想许多不同的论证或思想实验，但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其中三点，其他的留给你自己去发掘。第一，在生命游戏中，物理层面和设计层面之间的差异是怎样变得模糊起来的。比如说，滑翔机到底算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东西还是一个像原子和分子一样的自然物？如果真要说的话，康威和他的学生们用滑翔机、吞噬者之类的组件构造出来的纸带阅读机才肯定算得上是被设计出来的东西，而那些小零件只是原材料，是生命游戏世界中的简单“物”。滑翔机无需设计发明出来，它只是我们在生命游戏的物理学预设中发掘出来的。当然，那个世界中的一切东西也都是如此。在生命游戏的世界中，所有东西都是严格地蕴含在它的物理学和那无穷无尽小方格的构造中，通过那套简单的定律我们可以直接从逻辑上推出这一结论。只不过，在那个世界中有某些东西看上去比别的更加奇妙，更加令理解力低下的我们无法预料而已。有些人认为，康威的那台可以进行自我复制的计算机，也就是这条像素银河也“仅仅”是一个生物大分子，只不过其运动周期极长、极复杂。这倒是很好地解释了一些人在生物学和生命的起源问题上的一个平行看法。有人会说，氨基酸就是氨基酸，它无需被设计，可是仅凭氨基酸就能合成蛋白质，这简直太神奇了，至少得经过点儿什么近似设计吧。看来，还需要我再讲一遍达尔文的进化论啊。
第二，生命游戏的世界是决定论的，我们可以预测所有可能图案的未来，但奇妙的是，它们的过去往往完全是个谜！想想由四个开着的方格组成的静止生命吧。不管是观察它还是它的相邻方格，你都无法从中获悉它过去的状态。说到这一点，请注意，只要那四个方格中有三个开着，那么在下一刻它们就都将是开着的，“静止的生命”就会出现。而过去到底哪一个方格是关着的，这是一个无效的历史事实。
第三，回想一下“噪声”和碰撞对于突变的发生有多么重要，与其他创造性的过程一样，进化也源于突变。可是康威构建的巨大的自我复制体却无法发生突变。它总是完美地复制自身，若要把突变机制引入进来，整个构造必须增大数倍。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游戏的世界是决定论的，唯一可能的“随机”突变只能由一些游荡的小物体带来，它们貌似随机地在屏幕上游动，破坏别的物体。但是，在生命游戏中能动的最小物体就是“滑翔机”了，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单光子或者宇宙射线，以生命物理学中的光速在运动。其实单单一架“滑翔机”就能造成很大的破坏，如果非要让它只是对一个自我复制体的基因组织作出“调整”而不是摧毁这个基因组，那么这个基因组必须比“滑翔机”巨大得多，也要足够强壮。如果事实证明，那些银河般巨大的集合体实在脆弱，无法经受住一阵偶然降下的“滑翔机雨”的考验，或许就可以很好地说明，无论我们在生命游戏的世界中设计出的物体有多大，它都不会发生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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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剪子、布
最好的套路就是没有套路
大
概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石头、剪子、布的游戏。两个人面对面，说着“石头、剪子、布”，然后同时伸手。石头崩剪子、剪子剪布、布包石头。除非双方手势一样，否则总能分出胜负。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游戏，因为如果你能看透你的对手、猜透她的心思、伸出对的手型，你就可以一直赢下去。但若真的发生了这种事，也是怪吓人的。难道真的有比别人更会猜拳的人吗？显然，我们早已举行过奖金丰厚的猜拳锦标赛，也产生出了国内、国际的猜拳优胜者。而且，参加锦标赛就一定得有人赢，即便其中根本没有技巧可言。更好的选手就是一直赢下来的人。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或许他们可以从对手的表情和姿势中读出微妙的变化。扑克玩家称这为阅读对手的“tell”，分辨他们是不是在虚张声势，同时自己还要绷着一张“扑克脸”。也许我们在玩石头、剪子、布时也会流露出“tell”，一般人很难控制，所以最好的猜拳者可以在出拳前最后一刻捕捉到它。那么，为了不让对手从你的外在行为中找到规律，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最好的策略就是绝对随机地玩猜拳，因为只要你一直随机地出，你的对手也就无迹可寻了。在你随机出拳甚至破坏性出拳时，你还可以顺便观察对手的猜拳模式，利用这一模式现编一套战术，然后不再随机猜拳，给对手一个突然袭击。
众所周知，实际上人类并不善于创造随机的序列，他们倾向于变换动作，避免把同样的动作重复做两三次。而在一个完全随机的序列中，这种情况本来是相当常见的。因为知道自己随意编排的无规律序列是很容易失败的，所以你打算找个更好的办法，比如从图书馆或者网上找一张随机数字表。“随机”地选择表上的某个数字，把它之后的上百个数字抄下来。首先要把所有的0删去，然后把所有的1、2、3用代表石头（rock）的R替代，所有4、5、6用代表布（paper）的P替代，所有7、8、9用代表剪子（scissors）的S替代。这样，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包含大约90次猜拳的随机序列，因为你删去了大约10个0，这对于比赛来说应该够用了。
你已经准备妥当，可以比赛了，现在最需要恪守的原则是不要把这张表告诉任何人。一旦让你的对手看到了它，你就等着任人宰割吧，就像俗话说的，她会把你当成摇钱树的。而另一方面，只要对手得不到你的“出招表”，她就不得不费劲地猜，绞尽脑汁地预测你的一系列动作。简单地说，她将不得不站在意向立场上理性地分析你，不得不推理你为什么那么出；而一旦让她看了你的出招表，她只要依照这张表就能预测你的出招了。
“不要让对手看到你偷偷选择的是什么”，这条简单的原则实际上触及了人们争论不休的自由意志问题的核心。事实上，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能发明博弈论，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收集信息，然后用概率论算出效用值的方式预测出单一行动者或意向系统未来的行为，但如果面对两个行动者或者两个意向系统，情况就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两个行动者都必须考虑到对方也会预测自己的行为，他们必须把对方的观察、预测、算计也纳入到对自己行为的考量中，这会造成一种异常复杂而不确定的反馈循环。 (98)
从根本上来说，在每个行动者看来，对方都笼罩在迷雾般的不可理解和不可预测性之下，这一信念为博弈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人们在对生物进化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种博弈现象，许多物种间的交互影响看上去都像是使用了博弈论的原则（无需理解的能力！）。瞪羚的弹跃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有蝴蝶难以捉摸的飞行，这样它就可以让食虫鸟很难预测它的飞行轨迹，即便鸟类通过进化获得了比人类更快的“闪光融合率”（flicker fusion rate）。鸟类能看到比我们更多的“帧频”，对它们来说，看电影就像看幻灯片。
让自己变得不可预测，同时小心别人也这样做！我们发现，动物们普遍都在本能上“领会”了这一原则，当它们面对任何一种活动复杂的存在时，都会将其看作一个行动者。为了安全起见，它们会“问”“来者何人，你想要什么？”而不只是问“那是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可能会把它吃掉、和它交配或者与它争夺猎物。这种本能反应也是人们发明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的进化源泉，它们从哥布林、矮妖、精灵、食人魔和众神，最终进化成神，进化成一个终极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意向系统（Dennett, 2006a）。
像动物们无需知道自己为什么能采取这种策略一样，我们人类也可以领会这一技巧，保持自己的不可预测性而无需理解这一策略的好处在哪儿。而在很多时候，它的好处的确非常明显。当你在古玩市场看上一件古董时，你明白最好不要先对它夸赞一番再去跟老板谈价，那样你会被“宰”得很惨。而当你要卖一个东西时，最好开价合理，开一个令你满意的价格，因为你不能指望有买家会出高价来买你的东西，你应该避免的是让买家了解你能接受的最低价格，当然你也可以拒绝讨价还价。在拍卖中也是，如果你把报价提前告诉了拍卖师，那么你只能指望他足够正直，不把你的最高价透露给其他的竞标者。
同样的，如果你一见钟情，死心塌地爱上了某个人，也最好不要一下子意乱神迷、脸红心跳，你要尽可能地保持克制、平常对待。否则你会把你的梦中情人吓跑的，即便她没跑，这也会让她在感情中占尽上风。“扑克脸”不只是为扑克玩家准备的。一般而言，如果你的竞争者或你周围的其他行动者对你毫无戒备，你会更容易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预料不到你想干什么，也就无法对你做出防备。时刻提防他人是很费神的，所以除非你的竞争者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去试图预测你要干什么。
魔术师们知道如何利用“心理力量”使你“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那张他们希望你选中的牌。这类招数很多，全都非常微妙、令人难以察觉，而一个真正优秀的魔术师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这是对你的主动性的剥夺，魔术师是在把你变成他本人意志的延伸，变成一个工具、一个棋子，使你不再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
与古代的自由观不同，我们不再向往完全独立于因果性之外的那种自由选择。我们所向往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向往的自由观是：当我们行动时，可以充分了解到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选择是什么。如果我们关于“那里究竟有什么？”的真信念都是由周围环境导致的，那么周围环境也一定导致了我们根据那些信念做出最明智的行动！作为一个行动者，关于周围环境的信息几乎就是我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我们一定不希望周围环境中冒出一个反操纵你的行动者。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意图表现得太明显，不希望自己的所思所想让别人知道太多，因为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愿望清单中还应该加上保持自己思想和决定的神秘性的能力，即便这意味着，为了防止他人对我们做出防备，我们有时只能选择次好方案。国际关系学者利亚姆·克莱格（Liam Clegg）在2012年对此做出了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形式分析。
有些人糊里糊涂地执着于不可预测性，他们认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坚持一种绝对的不可预测性。要想达到这种不可预测性，要求我们的大脑运行的物质基础在物理层面上是非决定论的。哲学家杰里·福多尔曾生动活泼地阐述过这一思想：
人希望自己成为传说中那偷吃禁果的夏娃，可以完全自由地做任何事。实际上，她是如此自由，就连上帝都不知道她会去偷吃禁果。
但是，为什么“人们希望”这样的自由？绝对的不可预测性真的比实践的不可预测性还要好？几千年来，无数哲学家坚持认为绝对的不可预测性是自由意志的先决条件。难道他们了解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一定保密得很好。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这一命题俨然无需论证。但是要我说，他们有论证的责任。这些哲学家们应该告诉我们，为什么没了绝对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就应当感到绝望。而我已经证明过了，为什么尽量保持一定的实践的不可预测性对我们而言是明智的，就像进化本身。所以，请告诉我们吧，为什么这还不够？
我倒是替他们找了一个好理由：如果你打算和上帝玩石头、剪子、布而且赌注颇高的话，比如赌你会不会得到拯救，那你肯定会像福多尔所说，希望拥有“完美的”自由。而我个人，并不期待这样一场赌局，所以我很满意我所拥有的实践的自由。如果我要赌个大的，只需要做好保密工作并且离那些神偷和操盘手们远一点就好了。
68
两种彩票
从新视角看“决定论”
公
平地比较一下两种彩票。代表着“之后”（after）的彩票A：彩票销售结束后，所有的号码被放到摇奖器里摇奖（要多随机就有多随机），最后抽出中奖号码。我们玩的很多彩票都是这样的。另一种是代表着“之前”（before）的彩票B：在彩票销售之前，中奖号码就已经通过摇奖的方式确定好并被保存到一个保险箱里，而在其他任何方面，它都与彩票A相同。有人可能会觉得彩票B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人们购买彩票之前中奖号码就已经决定了。在这些彩票当中已经有了一个胜者，虽然没人知道是哪一个，所以其他彩票都成了不值钱的废纸，把它们卖给不知情的民众是一种欺诈行为。可实际上两种彩票是同样公平的。每个买彩票的人都有着相同的中奖概率，这与中奖号码在何时选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
之所以很多彩票都把摇奖环节放在了最后，是为了让公众作为直接见证人，证明彩票摇奖没有作弊。这样做可以避免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偷偷将中奖结果泄密，因为在彩票售完之前，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知道中奖号码的内部人士。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彩票都是这样运作的。“出版商结算所”（Publishers' Clearing House）每年都会寄出上百万封信，每封信上都用粗体字写着“您可能已经中奖了”，奖品是一百万美元或者其他什么奖品，现在已大多改作网上发放。他们之所以打出这么昂贵的广告，就是因为有市场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只要程序上是公平的，事先选好中奖号码的彩票也可以是公平的。但是也有可能，人们之所以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种彩票是因为他们不用花钱。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奖号码已被密封到专门的信封里、存进了银行的保险柜，还会有很多人来买这种彩票吗？有的，有成百上千万人在买“刮刮乐”，在人们购买时，无论中没中奖都已经是事先决定好的。显然人们认为他们真的有机会中奖。我想他们是对的，不管他们有没有道理，是否对这种中奖过程的公正度有信心。这应该会扰乱一些哲学家的心神，这些哲学家莫名其妙地让自己相信，除非在最后一刻才决定结果，否则这些都不算真的中奖机会。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不能持续不断地提供真正的随机性，没有随时出现不确定的分支点去打破因果关系的大网，那么自由选择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将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做正确的事。
这两种彩票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决定论问题。如果世界是被决定的，那么我们拥有的只是一种虚假的随机数字发生器，而不是真正的（量子力学的）随机性发生器。如果世界是被决定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彩票实际上在大约140亿年以前就已经开奖了，随着宇宙大爆炸的一声巨响它们就被装进了信封，并在我们需要它们的时刻交到了我们手上。每当你要“抛硬币”或者不怎么夸张地做一个随机的决定时，你的大脑就会把那个信封打开，从中取出一个“随机”数字，然后你会让它来决定你该干什么，就像我们在“石头、剪子、布”那一章中讲的那张“出招表”一样。
“但这不公平啊，”有人会说，“有些人分到的胜利比其他人多呀。”确实如此，在一切具体的分配活动中总有人摸到的牌比其他人的好，尽管人们应该谨记，从长远的角度上看，运气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出生之前所有的签就已经被抽好了，那么有些人就会注定比别人幸运！说的没错，但是，即便在我们出生前签还没有抽好，即便它是随着我们的生活进程遇事现抽的，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即便抽签机制完全随机、公正，是纯粹非决定的，也仍然有些人注定比其他人赢得多。因为即使在一个完全公平、随机的比赛中，比如掷硬币，也注定有某个人会赢，而其他参赛者会输。获胜者可能不会说这是“命中注定”，可不论我们把他的胜利归于什么，是命运、是他自己或是别的什么，难道会有人说这不公平吗？公平并不在于所有人都赢。
人们期望非决定论的最常见的理由是：如果世界是决定论的，那么只要我们选择了某个行为，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可能有别的做法”，但是，“能有别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当然（叮！）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样，这一点也没有它看起来那样理所当然。为了让大家看到这种想法会对我们产生的误导，下面请思考一类有趣的无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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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历史事实
用强行分类抹平微小差异
无
效历史事实是一些非常平常的事实，它发生在过去，只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无法对它做出判断了，这是一种在当今世界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事实。我最爱举的一个无效历史事实的例子是：
A．我牙齿里面有些金子曾经属于凯撒。
B．我牙齿里面的金子曾经并不属于凯撒。
根据逻辑，以上两句话中必定有一个是事实。等等，根据“近似算子”那章的精神，我们不应该怀疑这些“显而易见”的选言式命题吗？让我们想想，怎么可能A和B都没对事实有明确的表达呢？如果凯撒时代的所有权是不明确的，那么凯撒只会近似拥有一部分黄金，就如同今天英国女王依然是领土上所有天鹅的主人 (99) 。假设关于所有权、关于黄金的概念是界定清楚的，这两句话中必有一句表达了事实，但是我们几乎永远无法确定到底哪句话才是真的，不论我们花多少时间进行多么复杂的物理研究。
真的吗？我们可以想象，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几乎能确定A是真的还是B是真的。如果基于众多有据可查的历史事件，我们发现我牙齿里的金子是有“来历”的，千年以来有人小心翼翼地监控并记录下了它的流向，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相当明确的认定A是真的。假设我的牙医从博物馆购买了一枚古老的金戒指，那是著名的“凯撒小指之戒”，有众多文献记录可以证明，几个世纪以来那枚戒指从一个国王传到另一个国王直到流转到了那座博物馆，而且还有一盘录像带可以证明牙医融化了这枚戒指并且把金子灌入了我的牙齿石膏模型。这个故事真够古怪的，但它确实是在物理可能性的范围之内。我们还可以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假设我是一个淘金狂，旅行到了冰川消融后的阿拉斯加州。这片土地上万年来都被冰雪所覆盖，我在那里收集了金子并把它们镶到了我的牙齿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B就变成了真的，而且我们会对此更加确信。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既离谱又证据充分的故事的话，那么我们大致应该相信：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到底A和B谁是真的。所以无论哪一个是真的，它都是一个无效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