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假设，一群科学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了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Greene & Cohen, 2004, p. 1780）
关于这个思想实验，他们说：
是的，他在犯罪时与其他罪犯一样是清醒的，是的，正是他的欲望与信念导致了他的行为。但是，这些信念和欲望是受外力操纵的，而这也是为什么在直觉上我们觉得他更值得同情而不是谴责……那么，在我们和傀儡先生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我们认为傀儡先生是一场邪恶阴谋的受害者，而大多数人却不是。但这重要吗？认为傀儡先生不该承担全部责任的理由是他的行为由外部原因所决定……事实上，这种外部力量与邪恶科学家的欲望和意图有关，但这并不重要，不是吗？重要的是，这些力量超出了傀儡先生的控制，它们并不是傀儡先生的。（Greene & Cohen, 2004, p. 1780）
你们怎么想？对他们论证的目标而言，这是一个好的直觉泵吗？或者不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意识到了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们写到：“丹尼尔·丹尼特可能会反对说，傀儡先生的故事只是一个有误导性的‘直觉泵’。”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会把它归为一种吊杆托架。可是，他们耸耸肩继续说道：“在我们看来，人们对傀儡先生和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认为他真的该对他的行为负责，越不会认为他应当因此受罚。”
来，让我们仔细看看，转动直觉泵上的旋钮，实际上都是什么在运作。下面，我准备转动四个旋钮。
第一个按钮：让我们拿掉邪恶的阴谋，作者自己都坚持认为它不重要。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会冒失地在故事中加入“邪恶的神经外科医生”，并设定他们显然是无罪的，这种做法总是令我起疑。所以现在，我要用“冷漠的环境”来代替“一群科学家”，看看他们的结论还是否正确：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一群科学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第二个旋钮：故事里已经没有阴谋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设计令”也去掉，添上“有很高的概率”：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们的设计令傀儡先生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第三个旋钮：我想改变犯罪动机，仍然是杀人，但却发生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场景下（这应该不重要，对吗？）。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在毒品交易失败时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为了掩盖挪用公款而杀人。
第四个旋钮：让我们改动一下罪犯的名字，毕竟只是改个名字而已。
转动前：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傀儡先生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为了掩盖挪用公款而杀人。
转动后：让我们假设，冷漠的环境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就叫他自主队长好了，他有很高的概率做出犯罪行为，比如，为了掩盖挪用公款而杀人。
现在它激发出的是什么直觉？还是同样的直觉吗？你还觉得他更值得同情而不是谴责吗？如果细节再充实一点，可能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了。下面就是我友好的修订案，请格林和科恩过目：
自主队长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之后去了雷曼兄弟公司上班，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在偷奸耍滑并以此牟利。他爱上了一个傍大款的迷人女郎，她威胁说，除非自主队长马上变得很有钱，否则她就甩了自主队长。自主队长看到有个机会可以挪用公款而不被发现，基本上可以做到隐形犯罪，于是他决心冒险一试。唉，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冒出来了一位目击者，那人错就错在不该站得离顶楼花园的栏杆太近了……一次快速的“跌倒”——啊！——证人摔死在了大道上。他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不久之后自主队长就被捕了。
到这里，你还倾向于认为，由于他的行为是由外部原因决定的，所以他“其实不该负责”吗？即使你仍然愿意把自主队长看作是奢靡环境的受害者，我想你也不得不承认，与之前所描述的那种力量相比，他所受诱惑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甚至只能算是前者那种力量的某种余波。或许我其实只是在利用你们的感情让你们支持相反的论点。我并不是想通过这套改变来证明，尽管人们是被决定的，他们也要或者也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只是想说明格林和科恩给出的那个直觉泵一点也不可信，因为其中可用的、允许转动的旋钮设置大大地干扰了我们的判断。也许设计它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糊弄人，但它确实妨碍了我们清晰的思考。
第七部分小结
人
们非常在意自己拥有的自由意志，不过对于什么是自由意志或它本该是什么，人们似乎也常会被一些观念所误导，就像他们在颜色和意识的问题上被误导一样。我们的决定并不是发生在大脑中的小小奇迹，它也并不违反那些可以解释我们身体其余部分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即使大多数民众都以为“如果我们的决定真的是自由的，它就必须是个奇迹”。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推断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因为在这个疯狂的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并不是自由意志的唯一概念。在法律中，人们会区别“出于”自愿签订的合同与在强制、幻觉或精神错乱之下签订的合同。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它蕴含在构成了我们常识映像的实践与态度之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的各个特点是依附于那个疯狂的意义上的概念。
几百年来，一直有哲学家坚持法律意义上的这种自由意志才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而它相容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相容于物理学和化学无可争议的统治。这一部分所介绍的直觉泵以及其他思考工具旨在支持和推进对相容论的理解。多年以来，人们提出过各种版本的相容论，相容论不仅是哲学家，还是法官、律师和其他一些人之间的共识，他们认为在“谁应当负责”和“谁应当受到宽恕”之间的区分，取决于人们在行动时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现如今，一些科学家正在挑战这一共识，他们当然也有权利这么做，就让我们严格地审视一下这些论证吧。
或许，科学正在让我们意识到一些关键的，甚至是具有革命性的东西：人们永远不该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负责，对值得赞许的行为与值得谴责的行为之间的区分没有稳固的基础。但是，这样一个革命性的结论更需要人们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细节，可迄今为止科学家给我们看到的那些论证还远远不够。恶毒的神经外科医生把她的病人变成了残废，凭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虚假的观念；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颁布的错误观点可能会剥夺自由意志的多样性，它们原本合情合理并且对我们的生活有益。我呼吁，每一方都应当小心谨慎。
相容论虽然在哲学家当中非常流行，但也常常会引起质疑。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把相容论称为一个“可怜的托词”，而今天的作者们也常常对我们这些持有相容论的人是否真诚表示怀疑。事实上，他们也理当如此。科学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设定的许多规则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被自己的希望所骗时还以为是被证据所说服。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有些天文学家宣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将在10年后撞击地球，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而后又有一些天文学家宣布他们再次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让我们可以松一口气，因为那颗小行星会跟地球擦肩而过。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第二批天文学家是不是在自我欺骗，又或者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善意的谎言？要对他们的计算进行一遍一遍的验算或自己重新再做一番独立的计算，不要因为他们的结论没有明显的错误又能令你满意就美滋滋地接受它。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也有可能是对的。不要矫枉过正，不要“在原则上”怀疑所有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相容论真是好得让人不能信吗？那倒不是。我认为它是真的，而且我们既可以完全彻底地摒弃那些杞人忧天的想法，同时又改变和修正我们的理解，理解是什么支撑着我们的道德责任观。但这也是一项我们在未来才能完成的任务，它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对我而言，它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赌注很高，问题很棘手，我们的判断也容易被情绪所扰。我们需要调动所有的思考工具，可这还不够，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必须制造更多。
第八部分 做个哲学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每当我们离一件东西太近，就会很难看清它的面貌。近年来，我和其他哲学家的交流比以前少了，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与科学家或者别的思想家交流。但我仍然是一位哲学家（先不管别的哲学家怎么说我！），而且我也一直愿意接受挑战，向非哲学家解释为什么哲学值得研究。对于一些完全外行的人来说，哲学常常是可笑的，简直是“聪明劲没处使”的典型。所以他们错过了一些东西。想一想史特金定律：任何事物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垃圾，而他们却还在错过那剩下的百分之十。
入哲学一行50余年了，我熟悉它，现在，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哲学之外，也让我清楚地看到了它令我费解的一面。科学界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向我坦白，说他们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跳槽，不加入他们的行列。简单的回答是：我想利用这种跨界把两边的好处都占上。与科学家在一起工作，给了我很多有趣又棘手的事实以供思考；而保持我的哲学家身份，则令我即使没有实验室和研究经费也能钻研一切理论和实验，甚至连培养皿都不用刷。引用我最喜欢的一首乔治·格什温的歌吧：“那是一份好差事，假如你能得到它。”
科学家们近些年来比以往更尊重和关注哲学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好消息，在我主要研究的心灵哲学领域尤其如此。认知科学家所研究的几乎就是哲学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感知、记忆、意义、意志和意识。而有些哲学家也在科学界获得了关注，因为他们主动了解了相关的科学进展，为澄清和推进科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同时也更好地向科学界以外的听众解释了科学研究的结论。但是当这两群人试图沟通时，交流上的失败却大量存在。为了今后我们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我打算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打消一些双方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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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式交易
哲学家的目标不同于科学家的目标
以
前我总爱给我的哲学家同行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 (101) 给你以下两个选项，你会选择哪一个？
A．你彻底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经过你的努力这个问题大家以后就不用再讨论了。多亏了你，哲学的某个领域彻底终结了，你因此在哲学史中占据了一定地位。
B．你写出了一部巨著，它令人感到既着迷又困惑、充满争议，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本书都在学者们的必读书目之列。
一些哲学家不情愿地承认他们会选择（B）。如果必须二者择一，他们宁愿选择被阅读而不选择正确。就像作曲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艺术创作者一样，哲学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阅读，被上百万人（如果有可能，数十亿人更好！）不断地阅读。但他们也得往科学家们的要求上靠拢，毕竟，哲学家还是应该试着把握真理的。
而当我向科学家们提出同样这两个问题时，他们却常常毫不犹豫地选择（A），对他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嘛。当他们听说这个选择在很多哲学家看来难以抉择，甚至有些人会蠢到选（B）时，他们会惊愕得直摇头。但科学家们的这种反应，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尼古拉斯·汉弗莱说过：
在《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 ）一书中，斯诺（C.P. Snow）用“科学中的莎士比亚”来赞美科学中的伟大发现，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却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莎士比亚的，而不是其他人的；相比之下，科学发现从根本上说却不属于某一个人。（Humphrey, 1987, Chapter 48）
如果莎士比亚不存在，那么将没人能写出《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李尔王》。如果梵高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画出《星月夜》。这样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确实说出了点什么。首先，在科学中，大艺术家式的个人贡献是罕见的。不仅如此，从个人贡献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这本身就想偏了。众所周知，在科学界以及在对诺贝尔奖的竞争中，科学家们为了最先发现某一成果展开激烈的竞赛，这是因为你努力研究出的成果恰恰是别人也可能做出来的，而假如你是某个成果的第二发现者，个人的研究风格可是不会给你加分的。艺术界不存在这种竞争，在那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
有些科学家渴望拥有大量读者，为了取悦读者他们尽量把书写得很有文学性。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达尔文的著作。但即便如此，对达尔文而言追求正确性、用所发现的真理来说服读者仍然是第一位的，只要我们把达尔文的《贝格尔号环球航行记》（Voyage of the Beagle ）和美国著名小说家梅尔维尔的《白鲸》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你当然可以从《白鲸》中学到很多有关鲸和捕鲸的事情，但你也知道梅尔维尔并不是想把它写成一本兼具艺术性和说服力的捕鲸活动纲要。
如果我们记住科学与艺术有着不同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问科学家一个问题，它与我和哲学同行打趣时问的问题很像：如果梅菲斯特给你以下两个选项，你会选哪一个？
1．通过最先证实了一个发现，你赢得了竞赛，随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人类的科学知识基于这一发现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就像汉弗莱所说，它并不属于某一个人。（这让我想到了沃森和克里克。如果他俩没有赢得竞赛，莱纳斯·鲍林或者其他人无疑也能很快完成DNA结构方面的有关发现。）
2．你提出了一个原创的理论，它是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甚至你的大名也因此成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在你去世后的很多年甚至很多世纪中，你的思想激发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讨论。（这让我想到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科学家拉马克的进化论、心理学家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理论，还有弗洛伊德的观点，他用幼儿期的性行为与神经官能症来解释一切艺术、音乐和文学。）
其实，笛卡尔的那些野心勃勃的物理学著作可能是选项（2）的一个更好的例子，只不过现在它不是特别有名。但在当时，它的影响力是相当之大、它的错误又是相当“才华横溢”。正是在笛卡尔的《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 ）的刺激下，牛顿写出了改变世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就是为了回应笛卡尔才故意把他的书名起成这样，想明确地表示出他要取而代之。
还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从原创标准看，它无疑是达标的。就像人们用“美洲”来冠名“美洲杯”一样，当乔姆斯基为我们打开那片新天地时，完全不存在与他竞争的对手。在以后多年中，最初的理论成果，也就是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一书中提出的“转化生成”理论已经被广泛弃用，它已被它的各种理论后代所取代，这些理论之间的区别甚大，就像鸵鸟、蜂鸟和信天翁迥异于它们共有的祖先，尽管它们都是从恐龙进化过来的。乔姆斯基在1957年犯了一个有益的错误吗？或者我们不如说他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是的”一词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崇敬那些犯了有益错误的科学家，想想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是怎么鄙视那些连“犯错都算不上”的理论家们的。如果强迫你选的话，你是想当正确的第一发现者还是想当充满争议的奠基人呢？这个决定有点难做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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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自我人类学
哲学家应该把反直觉的一切都去掉
帕
特里克·哈耶斯（Patrick Hayes）是一位人工智能专家，他曾计划将朴素的流体物理学公理化。他当时想要把这些公理加入到一个机器人的核心信念当中，以便它与人类进行互动，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正是朴素物理学，或者说常识物理学。这个想法比他预想的更难实现，为此他还写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朴素物理学宣言》（The Na?ve Physics Manifesto , Hayes, 1978）。在朴素的流体物理学中，所有违反大众直觉的论断都是要被排除出去的：比如，虹吸现象就是“不可能”的，同理，移液器也是“不存在”的；但是用松软的毛巾把液体吸走是可能的，用水泵从井里抽水也是。记住了一大堆这种“知识”的机器人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第一次看到虹吸实验时也会大吃一惊。
我倒愿意把哈耶斯的想法叫作复杂的朴素物理学，因为他并没有对这种物理学抱有幻想；他知道，虽然他所要公理化的那套理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但它仍然是错的。这么看来，我们也可以把一项活动叫作公理化的人类学：将民众常说的、认同的东西当作你的公理和定理，并且试着消除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把这套公理系统融贯起来。当然啦，你不用费功夫去搞什么调查问卷，因为我们既然能像任何正常人一样知晓朴素流体物理学，那么咱们也只需问问自己就能完成这个人类学问卷了，所以它也叫作公理化的自我人类学。 (102)
下面可以比较一下哈耶斯的设想与“分析的形而上学”中的哲学设想，后者常常给我一种天真的朴素人类学的印象，因为做这种研究的人似乎深信他们的工作是在获得某种真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在人类的某特殊群体中被相信为真的东西。然而，他们的工作却似乎是相同的：你收集好你们共享的直觉，让它们在共通的直觉泵中得到检验和激发；再基于“承认下来的”，有价值的、理想的、公理般的原则，努力把最终的数据揉进一个融贯的“理论”。我曾问过许多分析的形而上学家，我问他们能否把其事业与他们部落的天真朴素人类学区分出来，我至今还没有收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与之相反，还有一种复杂的朴素人类学（既包括自我的又不是自我的），它对自身其中的定理是否可信留有判断，而这往往是可行的，也是有价值的。我建议那些用分析的方法做形而上学的人应该把他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这项事业中来，因为他们无需大幅调整自己原来的工作方法，只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存在的理由：他们必须收起自己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只不过是对常识映像进行的一次初步侦查，像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所做的那样，把对这些信念的信与不信悬置起来：让我们暂时假装认为这些原住民是正确的，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我对哲学的理解来看，哲学中至少有一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反复协调常识映像与科学映像，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在把日常的观点进行理论化并嵌入他们的理论大厦之前，最好先把这些观点好好分析一下。
复杂的朴素人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对违反直觉的发现保持开放的态度。如果你做的只是朴素人类学，那么你就会把（对原住民来说）反直觉的东西当作你的对手；而当你改变方式，开始思考朴素“理论”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那么反直觉的论断就不再是你的障碍了，有时它反而是你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毕竟，在科学中，违反直觉的发现是何其珍贵啊。
自我人类学的一个缺陷在于，一个人的直觉容易被他的理论偏好所扭曲。语言学家早就发现了这一点：由于他们太专注于自己的理论，他们自己的语言直觉就不再可靠了。我们能说“小孩男人女人，唱歌吃饭跑步”吗？我的“耳朵”是不是已经被我的从句理论欺骗了？他们原初的直觉已经被太多的理论所污染，他们承认自己必须找那些不是语言学家的人来问一问。最近，哲学家们开始重视这一点，掀起一股所谓实验哲学的新风（Knoke & Nichols, 2008）。这项运动还处在起步阶段，虽然这些先驱者们的努力现在还不引人关注，但这至少表明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能再因为一些命题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就断言它们显然是真的。同样，如果哈耶斯费心进行一番抽样调查，而不是将他自己的想法当作大众看法的模板，或许他就会对调查出的常识物理学的主要原则感到惊讶呢。
因此，这种复杂的朴素人类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哲学家们应该严肃地对待这项事业，并把它视作对常识或常识映像进行的一番调查，只有经过这番调查，我们才能开始建构关于知识、正义、真、善、美、时间、因果性等等诸如此类的理论，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分析与论证找对了靶子，切中了民众与科学界真正关心的东西。这样一番系统的调查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目录式的东西，给未经修正的概念领域编一个目录。这些概念给理论家们带来了一系列困难，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把它们叫作常识映像的形而上学。当哲学家们试图不断协调那些最新的科学观念时请务必从这里开始，而用这样一幅更严谨的观念地图来取代肉眼目测是有益无害的。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还需要改革，让科学哲学从摇椅上的幻想变为与现实科学的严肃合作，让科学哲学家们真的决心从当前的科学研究内部得到有关科学的知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思考哲学的任务，就会发现我们的哲学期刊中充斥着大量没有说到点上的苦思冥想与反复纠结，要么就是兜售反例、打破直觉，它们最多算是一次为那些“显而易见”的观念寻找共识的尝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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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棋”中的二阶真理
若不值得做，亦不值得做好
残局如下，白棋如何在两步之内将死对方？ (103)
《波士顿环球报》刊载了这样一个残局，让我大吃了一惊，我一直以为在国际象棋中无法“单马定孤将”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呀，可是我错了。就像戴维·米希亚洛维思奇（David Misialowski）最近给我写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的，人们确实已经证明了当你只有一马一王且对方只有一王时无法将死对方的王。所以，“‘当你只有一马一王时无法将死对方的王’这一命题不是国际象棋中的真理”这一事实是国际象棋中的高阶真理。
哲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先验学科，就像数学一样，或者说它至少是以某种先验的方法论为核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一点。一方面，哲学家们能以此为借口逃避枯燥的实验室工作，不用去做田野调查，也不用学着收集数据、学习统计学，不用学地理、历史、外语、经验科学等等，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大把的时间来磨练自己的哲学技巧。而另一方面，就像人们常说的：万事万物中都包含着哲理。这可未必是一件幸事。在这一节中，我要对你们这些想以哲学为业的年轻读者们（但愿你们当中有人这么想）提出一点忠告：自由与抽象性恰恰可能是哲学的一个弱点。而对于哲学的门外汉们而言，这一节也能帮助你们了解哲学中的某些习惯和误区。
我们可以看一看先验真理中的范本，即国际象棋真理。人们下国际象棋就是一个经验事实，我们关于下国际象棋的经验事实有很多，它包含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下棋的方式，包含了精雕细刻的棋子在镶饰的棋盘上的所有走法，等等。但这些经验事实的知识在我们研究国际象棋的先验真理时并不能发挥作用，而这样的先验真理在国际象棋中其实大量存在。我们只需要知道国际象棋游戏的规则就能去探索先验真理。国际象棋开局就足足有20种走法（走兵的16种，走马的4种），一王一相无法将死孤王，一王一马也不行，如此等等。
但先验国际象棋真理的推导并不都是那么容易。在国际象棋规则内，想要证明什么可能而什么不可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出错更是在所难免的。比如，几年前，一个计算机国际象棋程序发现了一种将杀网（相当于一串必胜的走法），在它执行过程中，竟有200余步是不吃子的。这一发现打破了国际象棋中的一个古老“定理”，并且迫使人们改变了国际象棋规则。曾经人们认定，在50步之内如果双方都没有吃子，那么这盘棋就算打平了（僵局），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必胜的、牢不可破的将杀网的存在，继续坚持“50步内未吃子即是平局”的规则就变得没有道理了。在计算机开始下棋之前，没有人能想到“会有”步数如此之多的将杀网存在。思考这些问题是非常有趣的，很多高智商的人都曾致力于研究国际象棋的先验真理体系。
很多哲学项目或问题的研究，就像在推算国际象棋的先验真理。这两种活动都是先以一组大家一致同意而几乎从不讨论的规则为前提，然后再对这些前提所包含的东西进行推算、组织、争论和重新定义。话说到此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国际象棋是人类创造的一项深奥而有意义的活动，关于它的价值人们已经有过太多的论述。可是某些哲学研究项目却更像是在推算“像棋”（chmess）的真理 (104) 。“像棋”很像国际象棋，唯一的区别是“像棋”中的王可以一次走两格而不是一格。我刚刚把它发明出来，当然，大家可以深入研究它的可玩性，也许它一点也不好玩，也许它该起个什么别的名字。算了，我不费心研究这些问题了，因为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可回答，但并不值得我花时间和精力去探究它们。“像棋”中的先验真理和国际象棋中的一样多，都是无限的，而且一样难以发现。这意味着，如果有人真的投身于“像棋”真理的研究，他也可能会出错，也可能需要被纠正，在这个过程中就开辟出了一块先验研究的新领域——“像棋”中的高阶真理，例如下面这些：
1．琼斯对“像棋”真理p 的证明（1989）有问题：他并未考虑如下的可能……
2．史密斯断言（2002）：琼斯证明（1989）错误地预设了布朗引理（1975）为真，而布朗引理最近遭受了加芬克尔的挑战（2002）……
这些不只是儿戏了对吧？事实上，可能会有人向你证明，人们对“像棋”高阶真理的研究成果辉煌呢。我想，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的格言该派上用场了：
若不值得做，亦不值得做好。
如果真要将赫布的格言贯彻到底，可能哲学家们都会觉得他们所参与的某个持久的哲学争论该被叫停了，当然啦，我们是不会同意只关闭一些“手工作坊”的。因为在有些学派看来，我们这个庞大的学科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研究，只有一些无用功和费尽心力地互相洗白。民主或许产生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可是独裁更可怕，所以还是让我们百花齐放吧。不过要记住的是：假如你想看百花齐放，就要为99朵花终将会枯萎做好准备。其实我想提醒你们的只是：不要把你们自己成长的宝贵岁月浪费在一个保质期很短的研究主题中。哲学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快，人们常说“炒得越火的话题凉得越快”，这可能有点道理。
要想检验一项哲学研究是否只是在探索“像棋”的高阶真理，一个好办法是看看除了哲学家之外这个游戏是否真的有人在玩。除了学院中的哲学家之外，还有人“关心”琼斯的反例能否驳倒史密斯的证明吗？把这些东西讲给入行未深的本科生们听，是一种不错的检验方法。如果他们“听不懂”，你就该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在被那个自娱自乐的专家团体牵着鼻子走，最后掉进了人造的陷阱里去了。
下面我们就看看人们是怎么掉进陷阱的。哲学工作不是一项自然的活动，越聪明的人越有可能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哲学的天赋、是否理解哲学、是否在“以正确的方式”研究哲学，甚至最初就会怀疑以它为业是否值得。这不，聪明的琼斯就是一位对进入哲学系感到不安的本科生。他对布朗教授开设的讨论班深深着迷，于是试着写了一篇有关热门话题H的论文，布朗教授给了他一个A。“你真的很有天赋啊，琼斯，”布朗教授说道，这让琼斯看到了一项似乎值得奋斗终生的事业。于是琼斯开始在与其他同样志向远大的年轻人的互动中，努力地学习这个游戏的规则。他们相互打气道：“嘿，我们可真擅长哲学啊！”“为了论证的方便”，他们逐渐不再怀疑那些使这个游戏得以开展所预设的前提，开始出书了。
所以，不要指望你的研究生同学或是你喜欢的教授能告诉你，你是否只是在探索“像棋”的高阶真理。因为他们都是这项事业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这种问题在其他领域中我们也会碰到，甚至可能还更难破除。有时一位技术纯熟的实验员也会陷入窘境，他成天只能在开销不菲的实验室中往表单里填入一些不会再有谁关心的实验数据。他们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把那些昂贵的设备扔掉不成？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而对于哲学家来说，重装上阵其实要简单很多，也便宜很多。毕竟，一般来说我们所接受的“训练”算不得什么高科技。我们主要是在各种文献中进行学习，学习那些久经考验的招数。因此我们需要躲避的陷阱仅仅是这样的：当你看到了一位著名学者在他写的东西里提出了一个站不住脚或者值得怀疑的断言，比如，你发现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教授一篇不失巧妙的论文中有一个不严谨之处，你打算把这个目标靶子当成是在学术界闪亮登台的一个不错处女作。于是你大胆尝试，参与到与他人的辩论中。现在你可要小心了，因为当你们相互引用，再对回应进行回应时，你就已经成了一个崭露头角的专家了，“精通”于处理有关“如何处理教授这个小纰漏的回应”这方面的问题。还要记住的是，如果教授没有大胆提出那一论点的话，他根本不可能一下吸引那么多注意；更何况，脱颖而出的诱惑力，并不只限于想在哲学界搏出位的年轻人。
有些人安于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圈子，在这些聪明人中间享受发现的乐趣、合作的喜悦，还有和他人达成一致时的满足感。就像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已出版的一篇演讲中说的那样：不用担心大家一起做的工作是不是有价值的。如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足够多，似乎这一现象本身就会变成这项工作值得研究的证据。哲学家波顿·德雷本（Burton Dreben）曾在哈佛大学对研究生们这样说道：“哲学是垃圾，但垃圾的历史则是学问。”有些垃圾比别的垃圾更重要，但我们仍然很难决定该把哪些垃圾当成学问。奥斯汀演讲录的另外一篇演讲中有一句话，堪称暗讽的杰作：
来听我讲座的听众一般都不是来听重要的事的，如果今天来的诸位中有人想听重要之事，事先声明：我欠你们一个结论。（Austin, 1961, p.179）
奥斯汀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有许多有前途的哲学家都曾围绕在他身边，当听到奥斯汀说这番话时他们肯定也会在台下会心一笑吧。可如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关于日常语言哲学的著作（“哇，写得真聪明”）也在出版后不久就被人们理所当然地遗忘了。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之前我提到过一种检验方法，即，看看不做哲学的人或者聪明的本科生是否会喜欢你的研究，但它只算是一个警告标志，并不绝对。某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奥的哲学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即便外行们对它不为所动。我当然也不会阻止你在研究时无视别人是否觉得它有意义、是否重要。相反，哲学中那些伟大的创见最初总会遭到怀疑和无情的嘲弄，你的脚步不应被它们阻挡。我想说的只是，请不要只因为自己那些聪明的同行觉得你的工作不容忽视——就像你也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一样——就沾沾自喜地以某个思想流派而自居。或许，你们只是在相互欺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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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关注那10%的精品
哲学领域的史特金定律
如
果哲学像其他领域一样，也适用史特金定律，那么哲学领域中的哪些作品会被我算作精品呢？首先，“经典”绝对是经典的一个理由。从柏拉图到罗素，这些哲学史教程的标配甚至已经通过了几个世纪的检验，而且研究他们的一些优秀二手文献也很有价值。你即便不了解那些背景知识，直接去读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的著作也会获得一些或是很多启发，但若是能接受一些专家的指导，你将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因为这些专家早已把毕生的心血都投入到对那些伟大思想家的研究中去了。
并不是所有哲学史家都抱着相同的目的和态度写作，我就不认为我们有任何理由剥夺别人写作哲学史的资格。有些人坚持把那些思想家放在他们写作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笛卡尔就该深入了解17世纪的科学，如果你真的想理解洛克和休谟就应该阅读17或18世纪政治史，当然，有很多比他们稍逊色的同代学者你也应该多加关注。
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些失败者身上花心思呢？我可以举一个好例子来说说为什么。当我去欧洲的博物馆参观，看见堆积如山的二流作品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欣赏到16～17世纪的那些名画之美。如果你所看的全部只是精品，比如你在导论课上、在顶级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么你反而很难发现它们的精妙之处。你知道好图书馆和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之间的区别吗？好图书馆里收藏得全是好书，而伟大的图书馆里收藏着所有的书。如果你真想理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你必须花时间读读与他同代的或前辈学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常常被大师们的作品掩盖。
另外一些专家只是稍稍触及历史背景，而主要关心如何将这些伟大作品中的观点与今天的问题联系起来。莱布尼兹毕竟不是为了写一篇17世纪理性主义的代表作而写《单子论》的，他是为了揭示真理而写。说到底，只有当你追问这些哲学家所讲的是否正确时，才算得上严肃地对待他们。哲学生和哲学教授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他们关注于怎么给那些哲学家分类，忙于“比较和对比”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回答考题。有时整个哲学系都会陷入这类愿景中无法自拔。可是这不是哲学，这是哲学鉴赏。我是这样帮我的学生们打破这一陋习的：
一个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比如有人图谋炸毁自由女神像，或者破坏国家电网。于是他疯狂地工作，收集和整理证据，尽力发挥文采写了一封长信。他把信寄给了警察、联邦调查局、《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哈，又是一篇巧妙的后9·11阴谋论”“引人入胜、内容相当可信且能自圆其说、文笔甚佳”“它让我想起了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 Lillo），当中亦有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写作风格的影子。”啊啊啊啊啊！注意！我正在告诉你们实情！请尊重你正在解读的哲学家，所以，当你读他们写的每一句、每一段时，请你多问问自己：“我相信这些话吗？如果不相信又是因为什么？”
除了纯哲学之外，还有科学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在这些领域中也有伟大的著作。虽然几乎不存在所谓化学哲学、天文学哲学、地理哲学或者工程学哲学，但是一些出色的哲学工作也会处理这些领域中存在的概念问题。还有就是伦理学了。1971年，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出版了《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这部杰作开创了一个硕果累累的新时代，哲学家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处理传统的伦理问题，他们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甚至还有生物学和心理学。多亏了罗尔斯，伦理学家们的游戏被抬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研究，这些工作值得、也的确得到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的关注，甚至包括政治家和社会批评家。
最后，还有一些哲学家完全不跨学科，也只稍稍借助一点哲学史，他们专攻某些哲学家工作中出现的当代的问题，而这些哲学家也专攻其他的当代哲学家工作中出现的当代的问题。其中一些我在上一节里提过了，他们没能遵从“赫布定律”：若不值得做，亦不值得做好。但其中还有一些工作是非常优秀的，并且很有价值。在这本书里我提到过许多当代哲学家，如果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话，我也就不会提到他们了，尤其是当我说他们想错了的时候。除了我的那些靶子之外，我还欣赏很多哲学家的工作，但我不想傻傻地去列个名单。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曾多次轻信同行的判断，他们告诉我别读某人的书了，写得又蠢又垃圾。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自己被误导了，竟忽视了一位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同行的偏见害得我没能及时吸收这些人的思想。而且，我痛苦地意识到，即使是一些没能成功进入我阅读列表的哲学家，当我读到他们时也会发现他们的有趣之处。所以，请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开放式的导论，它介绍了某些哲学工作的方式，如果你认为它们有意义，就可以把它们作为跳板，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那些被历代思想家们反复研究的问题吧。
结语 加倍努力地使用这些工具吧
“太不可思议了！”，当某些人发现意识的“秘密”时如是说；“太不可思议了！”，当某人发现这个星球在30亿年前不借助任何造物主之手就产生了生命时如是说。每当我听到这种话，总会忍不住想说：“好吧，对你来说这当然不可思议了。因为你自己把思考工具扔在一边，几乎从来不碰。”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曾坚定地声称基因的物质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即使对学校里的孩子来说，DNA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贝特森高明多少，而是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设计和改良，我们的思考工具已经足以快刀斩乱麻，做出准确的判断。当然，还有一些人确实不愿构想这些事情，哪怕连一个解释都不肯给出，他们想要保护神秘之物，担心解释会令宝藏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