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特本人在这方面的观点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立场，而不再是一种折中立场。他基本上是说，根本没有普通人及属性二元论者所说的那种所谓的感受，认为有那种感受其实是一种幻想。人脑中有的就是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即一些神经元活动，再没有其他的，尽管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描述那些物质性的东西。属性二元论者尝试提出了一些直觉泵来论证存在那种非物质性的感受。这本书的第六部分主要就是试图论证那些所谓的直觉泵是虚假的，它们激发了幻象而非真知识。在很多人看来，丹尼特的极端观点是很反直觉的。可能我们多数人直觉上都认为，疼痛那种主观感觉不仅仅就是一些神经元活动，而是另外的、主观的东西。你不妨也读读这本书的第六部分，看看丹尼特能否说服你。
自由意志问题
在自由意志问题上，丹尼特似乎又回到一种比较折中的立场。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议在于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科学，一个人就是一个生物-物理系统，他的所有行为都是被自然律决定的。比如，一个抢劫犯的抢劫行为的根源是他的基因以及他过去接受的环境刺激塑造了他当前的脑神经元结构和活动模式，这些脑神经元结构和活动模式控制他的肢体在一定环境中必然地做出了那个抢劫行为。既然一切都是这样被脑神经元和自然律决定的，那么他似乎不是出于他的所谓自由意志而做出了抢劫行为。而既然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似乎我们就不能说他对他的抢劫行为负有道德或法律责任。这种结论自然在社会上多数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有一些科学家的确宣称自由意志是个幻象，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被自然律完全决定的，人没有任何自由意志。这很让人绝望。
丹尼特在自由意志问题上持有的观点是所谓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兼容论。兼容论者一方面承认，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是受自然律决定的，没有所谓的超自然的灵魂或心灵来做出所谓的自由选择，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我们还是可以说人有自由意志（因此有道德和法律责任）。当然，这个“自由意志”也许不再是或不完全是你原来所想象的那种自由意志，至少肯定不是被设想为有着超越自然律的自由选择能力的灵魂所具有的那种自由意志。但是，这些兼容论者认为，至少我们还可以说人有自由意志，而且可以说，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很多当代哲学家都支持这种兼容论观点，但这种观点也自然面临来自两边的批评。否认人有自由意志的一边，以及相信人有更真实的自由意志的另一边都会说，以这种方式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可能只是廉价的自我欺骗与自我安慰。
自由意志问题是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都本能地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自己可以自由地决定做这个或做那个，否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一具行尸走肉，是完全受其他东西的控制而行动的。但另一方面，似乎大脑就是一个复杂的神经元网络，受生物-物理定律的支配在活动着，就像一台电脑（包括基于人工神经元网络的电脑），看不出自由意志会从其中哪里冒出来。丹尼特在这本书的第七部分借助于一些直觉泵解释了他的兼容论。至于能否消除你的困惑，需要你试着去读读才能知道。
怎么读这本书
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的背景后，可能还有必要提醒读者一点。对一本分析哲学的书，我们应该永远抱着分析的、质疑的态度去读。不是将读到的作者的话当作真理记下来，而是时时试图去反驳作者，去指出作者的论证中的毛病。所以，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丹尼特某个论述有问题，或认为他没说到点子上，或他说得不够清晰明确，希望你不要气馁或放弃。相反，要尝试找出更明确的理由反驳他。很多哲学家并不赞同丹尼特的观点，你反对丹尼特的理由很可能跟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其实是相通的。当然，那些与丹尼特的观点相反的观点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哲学所探讨的问题极为复杂，对每一方的观点都有很多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因此，要综合所有这些理由，找到对问题的一个最合理的回答，一般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也正是哲学的魅力所在。不喜欢思考、质疑的人可能也不会喜欢分析哲学。这是一本可以帮助思维训练的书籍。正是在分析、质疑中才能锻炼自己的分析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相信丹尼特本人会很欢迎你去反驳他，指出他的论证中的弱点。
翻译这本书的三位青年才俊都有多年的学习与研究分析哲学的经历。他们的本科专业背景有来自文学的，也有来自理工科的，对分析哲学的浓厚兴趣将他们聚到一起，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跟随陈嘉映和夏年喜教授读研究生。其中，冯文婧博士已经毕业，目前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她的博士论文正是专门研究丹尼特哲学思想的，她熟悉丹尼特的所有哲学著作，还有很流畅的文笔。傅金岳是陈嘉映教授的在读博士，但其实在读博士之前他已经学习与研究分析哲学很多年，非常熟悉当代心灵哲学的发展路径及相关论题的探讨，中英文水平俱佳，也有不少翻译经验。徐韬曾是陈嘉映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自2013年毕业起，一直从事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写作与编纂工作。他们的译本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丹尼特作品风趣通俗的风格，非哲学专业的读者应该也很容易理解这个译本。
在学术界内，翻译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耗费时间精力，又不能算真正的研究成果。但对这本书及同类的传播、普及思想与知识的外文书，可能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让国人真正受益。虽然目前英语很普及了，但国内的普通读者，即使英文阅读能力不错，直接读英文也相对更吃力些，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工作、生活节奏异常紧张的年代，恐怕很少有国人能够去阅读那么厚的一本与自己的工作不那么直接相关的英文书，很少有国人能够仅仅为了长点见识、提升思想，就抱起一本近五百页的大部头的英文书，认真地读下来。因此，翻译真的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译本，很多人可能就下不了决心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读那些书。笔者受三位译者之托代写这篇序言，非常希望他们的努力，他们花费时间、精力的成果有人欣赏。
献给塔夫茨大学，我的学术家园
前言 我要写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书
塔夫茨大学是我40多年以来的学术家园，对我来说，它就像童话中金发姑娘那碗刚好可口的粥一样，似乎总是恰到好处：没有太多压力，也不让我太过放纵；让我拥有可以轻松讨教的同僚，他们才华横溢却毫无恃才傲物之心；让我有足够认真的好学生，他们值得厚待却不需要全天候去培养；它让我明明身在象牙塔却可以去自由地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塔夫茨大学自1986年创建认知研究中心以来就始终支持我的研究，让我从求资筹款的苦役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充分自由在诸多领域实现与众人的合作：或者是远游参加工作坊、实验室和会议，或者是将学者和专家们邀请至研究中心访问。这本书展示了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2012年春天，我在塔夫茨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一次研讨班上试讲了本书各章节的初稿。试讲是我多年来的习惯，但这一次，我想借助学生们的帮忙，让这本书尽可能地被大众读者所接受，所以，我把研究生和哲学专业的学生排除在外，只选前12个报名的无畏新生组成讨论班。后来由于办公人员的失误，多选了一个，所以实际上是13个。我们彼此引导，非常愉快地展开书中相关话题的讨论，他们知道，他们真的可以与教授顽强对抗，而我更是确定，我真的可以回溯到更基础的层面，更好地解释这一切。感谢这些年轻合作者们的勇气、想象力、能量和热情，他们是：Tom Addison、Nick Boswell、Tony Cannistra、Brendan Fleig-Goldstein、Claire Hirschberg、Caleb Malchik、Carter Palmer、Amar Patel、Kumar Ramanathan、Ariel Rascoe、Nikolai Renedo、Mikko Silliman和Eric Tondreau。
经研讨班探讨所得的第二稿，之后又由我的几位好友博·达尔布姆（Bo Dahlbom）、休·斯塔福德（Sue Stafford）和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通读，他们进一步为我坦诚地提供了有用的评估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我都接受；同样通读过第二稿的还有我的编辑德雷克·麦克菲力（Drake McFeely），他在W. W.诺顿公司布伦丹·柯里（Brendan Curry）的大力协助下，还负责了这本书的许多改进工作，对此我深表感激。特别鸣谢认知研究中心的项目协调员特雷莎·萨尔瓦托（Teresa Salvato），她不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这整个项目提供了直接帮助，还因为非常有效地料理着研究中心和我的行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和试用我的思考工具，间接推动了项目进展。
最后，一如既往，我要表达对我妻子苏珊（Susan）的感谢和爱意。我们并肩作战已有50年，对于我们一起合作的事情，她和我一样认真负责。
引言 什么是直觉泵
你不能空着手做木工活，更不能空着脑袋思考。
——博·达尔布姆
思
考是件难事。有些问题艰难得让你一思考就头疼。我的同事、神经心理学家马塞尔·金斯伯恩（Marcel Kinsbourne）说，思考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通向真理的崎岖小径与诱人的捷径争持不下，而捷径往往只是条死胡同。我们在思考时所做的大多数努力就是在抵御诱惑。我们不断受到它们的纠缠，还必须为了手头上的任务硬着头皮想下去。唉……
有一则关于约翰·冯·诺依曼的轶事。冯·诺依曼是一位数学家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将阿兰·图灵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图灵机，变成了真正的电子计算机，现在我们称之为冯·诺依曼机，例如你的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冯·诺依曼是一位大师级的思想者，以能够在头脑中闪电般地进行大量计算而闻名。像所有著名的故事一样，关于他的故事当然也有许多版本。按照我这个版本的说法，有一天，一位同事拿了一道智力题给他，这道题有两种解法，一种是需要复杂计算的繁琐解法，另一种是比较巧妙的解法，是那种“啊哈”式的解法。这位同事有一个理论：遇到这道题时数学家会采用那个繁琐的解法，而更懒但更聪明的物理学家会停一下，然后找出巧妙的解法。那么，冯·诺依曼会采用哪种解法呢？
你们应该听说过这样一道难题：有两列火车相距100千米，在同一条轨道上相向行驶，一列火车的速度是每小时30千米，另一列的速度是每小时20千米。当两列火车相距100千米时，一只鸟以120千米的时速开始从火车A飞向火车B，到达后再飞回火车A，如此往复直至两列火车相撞。当两列火车相撞时，鸟一共飞了多远？“240千米。”冯·诺依曼脱口而出。“该死的，”他的同事说，“我猜你会用那个难的方法呢，求无穷级数。”“啊！”冯·诺依曼拍着自己的脑门尴尬地叫道，“原来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呀！”（提示：两列火车相遇所用的时间是多少？）
有些人是天生的天才，就像冯·诺依曼，他们可以轻松解开最棘手的谜团；而另一些人虽然步履蹒跚，却天赋“意志力”，这一英雄式的品质使他们能在追逐真理的道路上坚持到底。然后，就剩下我们这种人：没太多天分还有点懒。可是我们仍渴望理解周遭的事物。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大量的思考工具。这些方便的、辅助性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拓展想象力、保持注意力，让我们妥当甚至优雅地思考真正的难题。
这本书就收集了我所喜爱的种种思考工具。我不只要描述它们，还将用它们引领你们的头脑轻轻穿过那令人不适的领地，直达关于意义、心灵和自由意志的本源之域。我们将从一些对各种问题都适用的简单而普遍的工具开始，其中一些我们已然谙熟了，而另一些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然后，我会让大家了解一些为特别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它们可以破除这样或那样误导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深深的车辙，连专家有时也会狼狈地深陷其中。我们也会认识并拆解种种不好的思考工具，因为一不小心，那些拙劣的说服技巧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无论你们是否能够安然抵达我所设定的终点，是否决定与我一起在那里驻留，这趟旅程都将用全新的思考方式武装你，让你得以思考这些主题、思考思想本身。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可能是比冯·诺依曼更富传奇色彩的天才，他的确天生就有一个世界级的大脑。他也爱做有趣的事，我们都该感激他，因为他特别乐于给我们透露那些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的诀窍。不论你有多聪明，但凡有简单的方法可用，你就会变得更聪明了。他的自传《别闹了，费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和《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应该被每个有抱负的思考者列入他们的必读书目，因为这两本书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比如关于如何驾驭最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有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点子时如何花言巧语地把听众侃晕的方法。在受到他书中许多有益观点的启发，并且看到他在分享自己的大脑如何工作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真诚之后，我决定在同一个话题上试着谈谈自己的想法。它们没有多少自传性质，但却志在说服你们在思考那些论题时采用我的方法。我没什么诀窍，只是不厌其烦地诱导你们放弃对一些信念的固执，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展示我想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想。
像所有工匠一样，铁匠也需要工具，但有句实际上已经没多少人知道的老话说得好：“只有铁匠的工具自己造。”木匠不为自己制作锯子和锤子，裁缝不给自己制作剪子和针，水管工不给自己制作扳手，但是铁匠能以铁为原料制作锤子、钳子、铁砧和凿子给自己用。那么思考工具呢？谁制作了它们？它们是用什么制成的？哲学家制作过一些最好的思考工具，不用任何材料而仅凭观念，即信息的有效结构。笛卡尔给我们带来了笛卡尔坐标系，如果没有坐标系中的x轴和y轴，那么由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明的最卓越的思考工具——微积分就几乎不可设想。帕斯卡为我们带来了概率论，这样我们才能简便地计算各种赌注的概率。天才的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给我们带来了贝叶斯定理，它是贝叶斯统计思想的基石。不过，本书所着重讨论的大多是更简单的思考工具，不是数学和科学所用的精密、系统化的机器，而是头脑的工具。它们是：
标识。 有时，在你翻来覆去思考某个事物时，给它取个生动的名字，会有助于理解这个事物。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所有标识中最有用的是警示性的标识或者“警报”，它们让我们对可能的错误来源保持警惕。
例示。 有些哲学家认为，如果在哲学工作中使用例子的话，即便不完全是耍花招，至少也是不必要的。这颇像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避免加入插图一样。小说家以用文字实现所有表达为荣，而哲学家则自豪于能够以严密的形式呈现仔细摆弄过的抽象概括，尽其所能地使其接近数学证明。他们干得不错，但可别指望我会把他们的作品推荐给我的学生，只有少数特别优秀的学生除外。他们的书原本不必这么难。
类比与隐喻。 将一个复杂事物的特征与另一个你自以为熟知的复杂事物的特征相对照，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思考工具。但由于它过于有力，一旦思考者们的想象被一个靠不住的类比所困，他们就会误入歧途。
脚手架。 你可以只用一架梯子来盖屋顶、刷房子或者修理烟囱。你把梯子挪到这儿、爬上去，再挪到那儿、爬上去，每次只能在一个地方干活；但如果你事先搭起一些坚固的脚手架，你就可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灵活而安全地走动，最后干起活来反而更方便。本书所提到的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思考工具就类似于脚手架，虽然把它们搭好需要费一些时间，但一旦搭好，就可以将很多问题一并解决，根本不用像挪梯子那样搬来搬去。
直觉泵。 就是那种被我称为“直觉泵”的思想实验。
毫无疑问，思想实验是哲学家们钟爱的思考工具之一。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演绎推理得出一个问题的答案，谁还需要实验室呢？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还有后来的那些科学家们都用思想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思想实验并不为哲学家独享。有些思想实验像严格的论证一样是可分析的，常常具有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 ）的形式，也就是一方往往利用对方的前提推出一个形式上的矛盾或者一个荒谬的结果，以此来说明对方的推论存在缺陷。
我最喜欢的一个思想实验来自伽利略，这个实验证明了在忽略摩擦的情况下，重的物体的下落速度并不比轻的物体快。他论证说，如果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比轻的物体快，那么重的石头A的下落速度就大于轻的石头B，如果我们把B系到A上，那么在下落时B就会像一个赘物那样拖慢A的速度。但是，A和B系在一起之后的总重量大于A，因此两者一同下落的速度也要大于A自身的下落速度。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把B和A系在一起之后，它们的下落速度既大于又小于A的下落速度。这就出现了一对矛盾。
另一些思想实验没有这么严格，却往往同样有效：有些思想实验的小故事设计得令人感到心有灵犀、拍案叫绝，无论辩护的是哪个论题，人们看过都会觉得“是，当然，一定是这样！”我把这些思想实验称作“直觉泵”。我在第一次公开评论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思想实验“中文屋”（Searle, 1980; Dennett, 1980）时发明了这个术语，有些思想家认为我的这个术语有贬低或轻蔑的意味。但是恰恰相反，我爱直觉泵！也就是说，有些直觉泵是极好的，有些是有问题的，完全不可靠的只是少数。
几百年来，直觉泵在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它们是哲学家版的《伊索寓言》，早在哲学家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把寓言视作一种极好的思考工具了。 (3) 如果你曾在大学里学过哲学，或许已经接触过这类经典之作，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当中所提到的“洞喻”：在洞穴中，人们被锁链拴住，只能看到真实事物投射在墙壁上的影子。再比如他在《美诺篇》（Meno ）中所讲的苏格拉底教一个奴隶男孩学习几何的故事。还有“笛卡尔的恶魔”，在恶魔的欺骗下，笛卡尔相信了一个完全虚假的世界，这是最早的“虚拟现实”思想实验。以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是卑污、残忍和短寿的。虽然它们不如《伊索寓言》中的《狼来了》《蚂蚁和蚂蚱》那么著名，但也广为人知，其中的每一个都能调动起我们的某些直觉。柏拉图意在用“洞喻”启发我们思考感觉与现实的本质，以奴隶男孩的故事为例来向我们说明先天的知识；恶魔是一台终极的“怀疑发生器”；而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寓言旨在让人意识到，我们只有订立契约才能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它们是哲学中永恒的旋律，余味深长，让学习哲学的人们在多年之后仍能相当生动而准确地记住它们，即便他们已经淡忘了那些复杂难解的论证和分析。
一个好的直觉泵比任何一种论证和分析都更为有力。我们将要思考种种当代的直觉泵，包括那些质量不合格者。我们的目标是理解它们好在哪儿、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以及我们如何使用甚至制作它们。
我可以以一个小故事《古怪的狱卒》为例。有个狱卒，每天夜里，他等到所有囚犯都熟睡以后，就会挨个打开所有牢房的门，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请问：这些犯人是自由的吗？他们有逃跑的机会吗？不见得。这是为什么？还可以以另外一个小故事《垃圾箱里的珠宝》为例。假设有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被人丢弃在了路边的垃圾箱里，而你在夜里散步时正好经过了那个垃圾箱。看上去你似乎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大财的机会，但是它简直太“绝”了，绝得很难再算作是一个机会，你绝无可能发现这个机会进而采取行动，或者说你压根儿就不会往这方面想。
以上两个简单的情景所激发出的直觉是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所谓一个真正的机会，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及时得到有关它的信息，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注意到它并能容许我们为此做些什么。当我们渴望做出“自由”的、不由任何外力所导致的选择时，我们常会忘记，人不应该希望与一切外力相隔绝，因为自由意志与那个嵌入在丰富的因果背景中的我们并不矛盾，它实际上需要这个背景。
希望你已经发现了，关于自由意志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说！这些小小的直觉泵能把问题搞得活灵活现，不过目前它还什么都没有解决（后面有一个部分将集中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必须慢慢地熟练掌握一些技巧，比如谨慎地使用思考工具，注意自己走到了哪一步，还要时时检查是否有陷阱。如果可以把直觉泵设想成是一种为了说服我们而精心设计的工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通过逆向工程检查它所有的活动部件，看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
1982年，当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 (4) 和我合著《心我论》（The Mind's I ）这本书时，他提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建议：把直觉泵设想为一种包含多种设置的工具，我们可以“转动各个旋钮”，看看当设定发生变化时，相同的直觉还能否被它们激发出来。
下面我们就来鉴定一下，转动“古怪的狱卒”的旋钮吧。我们可以假设组成那个思想实验的每个短语都各有其功能，通过替换掉它们或者做出小小的改动，可以看出它们各自所发挥的功能。
1．每天夜里
2．他等到
3．所有囚犯
4．熟睡之后
5．挨个打开
6．所有牢房的门
7．一开就是几个小时
一种可能的改动是：
一天夜里，他命令守卫给一个囚犯下了麻药，当守卫们离开时又碰巧忘了关上那间牢房的门，一开就是几个小时。
这样改，情景的味道是不是变了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原版的要点仍然表达出来了，只是效果不如从前。最大的不同似乎是：把囚犯可能随时醒来的自然熟睡，改成被下了麻药。另一个改动是“碰巧”一词，这个词突出了有意与无意在狱卒与守卫的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把“每天夜里”修改为“一天夜里”则似乎改变了概率，这对囚犯不利。你可能会问：什么时候又跟概率扯上关系了？关概率什么事？想一想，为了躲过一次“中奖者会被枪毙，而参加者上百万人”的乐透抽奖，你愿花多少钱？再想一想，为了躲过一次要用左轮手枪玩的俄罗斯轮盘赌，你又愿花多少钱？为了阐释一个直觉泵我们用到了另外一个直觉泵，这是个值得记住的小窍门。
另外一些旋钮则不那么明显：“恶毒的房东”等到房客们入睡后悄悄地锁上卧室的门。“医院主管”担心可能发生火灾，在夜里悄悄把所有房间和病房的门锁打开，但为了让病人们睡得安心，就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或者，假如我们把故事中的“监狱”变得比平常的监狱大些，有澳大利亚那么大，又会如何？你既不可能锁上也不可能打开澳大利亚所有房间的门。这会改变什么？
在我们处理任何直觉泵时，都应该带着这种自我意识上的谨慎，这种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思考工具。因此哲学家最喜爱的策略就是“溯元”（going meta），即关于思考的思考、关于谈话的谈话、关于理由的理由。元语言是我们用来谈论其他语言的语言，元伦理学是居高临下检验其他伦理理论的理论。就像我跟侯世达说过的那样：“不论你研究什么，我都能搞出一个‘元什么’。”当然，这整本书就是“溯元”的一个实例：探索如何谨慎地思考那些帮助我们谨慎思考的方法，以及谨慎思考谨慎思考的方法的方法，等等。 (5) 2007年，侯世达给他偏爱的一些小工具列了一张清单：
追野鹅
黏合剂
鬼把戏
酸葡萄
力气活儿
泥足巨人
松动的大炮
狂想家
空头支票
大力扣篮
反馈
如果你已经熟知上面所说的这些，那就不会把它们只当作“一些词语”。上面写的每一条都指代一种认知工具，就像长除法和求平均数法一样。每种工具都能在一个较为宽泛的语境下发挥作用，有的工具能让一些假说更清楚地表达出来以方便人们检验，有的工具可以方便人们认识到一些不易察觉的规律，而有的能够帮助人们找到事物之间主要的相似点，如此等等。你的词汇表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一件简单的思考工具，只不过有些工具比别的工具更有用。如果上面列出的那些工具，你的工具箱里一件都没有，难道你还不想要一些吗？有了这些装备，我们就能思考那些以前可能连表达都表达不清楚的思想。当然，就像古语所言：“如果手上只有锤子，就看什么都像钉子。”因此这些工具也都有被滥用的可能。
让我们先看看其中一个工具是怎么被人滥用的吧：酸葡萄。它出自《狐狸与葡萄》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人们总会假装不在乎那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听到别人问她“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吗”时会有什么反应。她听完以后也许会发现自己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可能很有效地让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或者让她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反思这件事。但是也有可能，这句话会明显让她感到自己被侮辱了。工具也能当作武器。《狐狸与葡萄》故事中的道德含义已经深入人心，你可能已经很难想起这个故事想要启发我们什么，也很难再感受到那些微妙之处了，虽然有时候它们并不重要。
得到一个工具与明智地使用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巧，但是你得先从得到工具或者自己制造工具开始。我后面展示给大家的很多思考工具大都是我自己发明的，另一些是我从其他人那里得来的，我会及时向那些人致谢。 (6) 在侯世达刚才列的清单里，没有一件工具是他自己发明的，可他却为我的工具箱增添过不少好东西，比如跳出系统（jootsing）和掘土蜂状（sphexishness）。
很多最有力量的思考工具是数学化的，但在本书中我只会稍提一下，不费更多的笔墨。因为这本书旨在赞美那些非数学化的思考工具的力量，赞美那些非形式化的、散文和诗歌式的思考工具的力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本书所赞美的是那些通常被科学家们所低估的力量。你应该能猜到为什么。
首先，在研究性的期刊中有一种科学写作的文化，这种文化提倡作者用一种非个人化的方式简明扼要地陈述问题，尽量不用华丽的辞藻、修辞和典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最严肃的科学期刊上把文章写得冰冷乏味。就像1965年在牛津，我的博士考官、神经解剖学家J. Z.杨（J. Z. Young）在读了我的论文中那些在他看来有点古怪的散文部分之后所写到的：“英语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通用语言，所以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有必要把文章写到能让‘一位有耐心的中国人查阅词典’就能读明白的程度。”要知道我写的是哲学论文，并不是神经解剖学论文。这种自我强化的学术规范所导致的后果不言自明：不论你是中国、德国、巴西还是法国的科学家，你最重要的著作都必须用英文出版。你需要写一些干巴巴的、翻译起来一点困难都没有的英文，尽可能少用文化典故，避免意义微妙的词，不玩文字游戏，甚至最好连比喻都不用。在此种国际学术体制下所实现的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理解当然非常宝贵，但是也有代价：有些思想显然需要依赖日常比喻的传达，需要扭转读者的想象，需要利用书中的奇思妙想来冲破封闭我们心灵的藩篱。如果其中的某些言语不好翻译，那我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技巧卓越的翻译家，或者希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英语说得越来越流利了。
科学家之所以对“仅仅通过词语”进行的理论讨论抱有怀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意识到：评判一个不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的论证往往要更难，更缺乏确定性。数学语言的说服力值得信赖，它就像篮筐上挂着的篮网。在操场上打过篮球的人都知道，如果篮圈上没有网的话，判断一个球是三不沾还是空心入筐会有多困难，而篮网从根源上消除了大家对“球进了还是没进”的争议。但有时候，有些问题太过狡猾，太过变幻莫测，无法用数学语言来表达。
我始终会考量，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向一群聪明的本科生解释清楚。我并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这一挑战影响了我的所有作品。有的哲学教授特别愿意教那些只有研究生参加的高级讨论班，但我不是这样。研究生总是急于向同学们或者自己证明：他们已是行家里手了。他们熟练又自信地挥舞着本专业的行话来忽悠外行，炫耀自己能够小心地穿过那最曲折也最痛苦的技术化论证而不会被绕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是需要专业技巧的。为高年级的研究生和各路专家所写的哲学书籍，一般来说全都没有可读性，所以它们大多数都没被人读过。
我这种试图把论证与解释描述得让哲学系以外的人也能够理解的写法有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它让有些哲学家在“原则上”不把我的论证当回事！很多年以前，我受邀去牛津大学的约翰·洛克讲座演讲，现场人满为患。听说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离席时嘟囔道：“要是我能从这种想在洛克讲座上吸引外行眼球的家伙身上学到东西，那我就完了。”果然，就我所知，他没有从我这儿学到任何东西。我不会改变我的风格，也永远不会为付出的这点代价而后悔。
在哲学里，有时你需要去做那种所有前提都带着编号，并遵循指定好的推理规则的严谨论证，但是这些其实没必要拿出来向公众展示。我们会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做论证，可是很不幸，有的人一旦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就再也改不过来了。不过我也要说句公道话，物极必反，像欧洲哲学那样天马行空的修辞，夹杂着文学性的藻饰和隐晦的暗示，对哲学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让我必须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每次都选难对付的善于分析的诡辩者，也不愿意听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至少你能听懂前者讲的是什么，能够判断他说得对不对。
我相信，诗歌与数学之间难以界定的中间地带才是哲学家最能施展拳脚之处，他们会为真正艰深的问题提供清楚的解释。任何数学方法都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一切都唾手可得，人们必须小心选择自己的入手点，通常情况下，大家默认接受的前提就是罪魁祸首。我们在这狡猾的概念之域中探索，非常依赖思考工具的使用，那些思考工具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帮人厘清头绪、揭示出不同思路的前景。
这些思考工具很少给我们提供一个稳固的支点，它不提供一条指导未来研究的“公理”，而是提供了一个适当的选项，为未来研究的可能性做出了一些约束，我们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对它进行修改，如果理由充分，还可以干脆将它放弃。难怪有很多科学家对哲学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在哲学中一切都唾手可得，却找不出能像存在银行里的财物那样保险的东西，就连为了连接“支点”而构建起来的那些复杂的论证网络也都只是暂时性的，没有什么可用于证实或证伪的经验作为明确的基础。于是这些科学家对哲学置之不理，继续自己的工作，但这也令他们错过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问题。“别问我这些问题！也别跟我说答案！想要解决意识、自由意志、道德、意义和创造力的问题，现在还太早！”
不过很少有人能如此节制，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在这些他们原来唯恐避之不及的领域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淘金热”。在好奇心以及名声的驱使下，他们开始琢磨“大问题”，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上想要前进一步有多难。必须承认，我最享受的一件乐事就是瞧着那些在几年前还对哲学极尽挖苦之能事的知名科学家 (7) ，跌跌撞撞、绞尽脑汁地想替全人类把这些问题摆平，结果却只从自己的老本行中推出一些肤浅的论断。要是他们转向我们这些哲学家，承认他们需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一点帮助的话，我就更开心了。
在随后的第一部分中，我会分别介绍12个多用途的一般性思考工具。在后续的部分中我则不再依工具的种类，而是按照它们所处理的主题分类来介绍。我首先会谈一谈最基本的哲学主题：意义或者内涵。然后是进化、意识和自由意志。我介绍的工具是真正的“软件”，这些工具之于你的想象力，就像显微镜和望远镜之于你的肉眼。
我顺便也会介绍一些似是而非的工具，这些工具非但不帮我们照明，反而放了些烟雾弹。我必须给这些危险的工具起一个名字。得益于我的航海经验，我在航海术语里找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措辞。很多水手喜欢用航海术语忽悠“旱鸭子”，什么左舷、右舷、舵轴、舵销、桅支索、横撑杆、索耳、导缆孔，等等。我以前待过的船上流行过一种玩笑，我们编造这些航海术语的定义：罗经座（binnacle）指的是在罗盘里长大的海员，桅杆柄脚（mast tang）是一种在高处享用的柑橘汁，开口滑车（snatch block）是一招女子防身术，吊杆托架（boom crutch）是一种爆破式整形装置。吊杆托架其实是当航速减慢、吊杆收起时用到的一种装在吊杆上的可移动木制托架，但我在此之后总是忍不住把它与某个倒霉蛋的胳肢窝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的画面联系到一起。因此我给那些失败的思考工具起了“吊杆托架”这个名字。这些工具只是看起来增进了我们的理解，但实际上它们在散播黑暗、混乱而非光明。在后面的部分中散落着各种“吊杆托架”，它们被贴上了适当的警告标签，并配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事例。
在本书结尾处，我会把我的反思继续向前推进，想一想做个哲学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万一你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所以你们的丹尼特大叔，给每一位可能已对哲学探究世界的方式有所体悟，同时又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哲学研究的人，准备了一点儿忠告。
第一部分 通用思考工具
这本书里介绍的大多数思考工具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将它们制作出来就是为了处理特定的论题，甚至是为了处理特定论题中的特定争论的。不过在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些特殊的直觉泵之前，先来看看那些通用的思考工具，这些构想、这些思维训练已经在种种情境中证明过自己的价值了。
有人说：“宁可什么都不信，也比信了一句谎言要强。”说这话的人不过是在表现他有多么害怕成为一个傻瓜……这就如同一位将军告诫他的士兵们，即使永远不上战场也比冒受点小伤的风险强。但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既不能战胜敌人也无法征服自然了。我们犯的错误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可怕。在这个无论人们多么小心谨慎也一定会犯错误的世界里，与极度神经质比起来，些许轻松的心态似乎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利。
——威廉·詹姆斯，《信仰的意志》
一旦你下决心要测试一个定理，或者是说明某些观念，那么无论结果偏向哪一方，你都应该把结果发表出来。也许单发表某些结果，我们可以把论据粉饰得漂亮、堂皇，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把正反结果都发表出来。
——理查德·费曼，《别闹了，费曼先生》
01 犯错儿 犯“好”错儿才有价值
科学家们常会问我，你们哲学家为什么要在哲学史的教学上花那么大的力气？化学家一般只掌握一些在我们读书时顺便积累下来的化学史基本知识，许多分子生物学家似乎也不关心1950年之前在生物学领域里发生过什么。我的回答是：哲学史实际上是记录了一大堆非常有智慧的人犯下一大堆非常有诱惑力的错误的历史，如果你不了解它，就注定会再次犯下那些倒霉的错误。
因此我们要向学生教授哲学史，如果科学家们轻率地忽视哲学，那只能后果自负喽。没有哪种科学不包含哲学，只是有些科学家并不反思其中潜在的哲学假设。有时候，最聪明又最幸运的科学家很灵巧地躲开了陷阱，可能他们属于“天生的哲学家”，也可能他们确实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但他们只是稀有的例外。我并不是说专业的哲学家就不会再犯那些错误，甚至他们还会为那些旧的错误辩护。毕竟，如果问题很简单，也就不值得哲学家们费心思索了。
有时，你只是不想冒险犯错儿，如果能获得一些具体、清楚、确定的东西，犯点错儿也无妨。犯错儿是取得进步的关键。当然，有些时候真的一点错儿也不能犯，去问问外科医生和飞行员就知道了。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有时候犯错儿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很多在竞争激烈的大学中读书的学生都以自己不犯一丁点儿错为荣，他们认为，或者被人诱导着认为，这就是自己能比其他同学走得更远的原因。我发现我常常需要鼓励他们培养犯错儿的习惯，因为犯错儿才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学生们有时会患上“写作障碍”，浪费时间绝望地在起跑线上徘徊。“脱口而出！”我敦促他们。这时他们才能在纸上写点儿什么。
哲学家是犯错儿的专家。我知道这听上去像个拙劣的玩笑，但是请听我说完。当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专心地为定义好的问题寻找答案时，我们哲学家还在绞尽脑汁地找寻那些含混不清、极其错误的东西，甚至无法确定正确的问题，更不要说正确答案了。提出错误的问题会令接下来的全部研究产生误入歧途的风险。只要发现了上述情况，你就可以认定自己做的是哲学家的工作没错！哲学是那种需要你首先想清楚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继续研究的学科，每个哲学领域中的研究都是如此。有些人讨厌这种事。他们宁愿自己需要回答的是现成的问题，这些问题做工精良，洗净了、熨平了，就等着他们来回答。这些人可以去做物理学、数学、历史学或者生物学研究。当然，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我们哲学家喜欢研究的就是那种必须先把它们厘清，然后才能给出答案的问题。这个工作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不过，试试看吧，可能你会爱上它。
在这本书中，我时刻准备痛斥别人所犯的错误，可是我向你保证，我自己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错误制造者。我犯过一些很棒的错儿，希望还能再犯更多。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你们犯“好”错儿，也就是那些能增进大家理解的错误。
人们总说：“先理论，后实践。”但犯错儿不只是学习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人们学习或者做出真正创新的唯一机会。必须先做一个学习的人，然后才能学到东西。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人们只能通过两种方式真正学到东西：要么自己进步，要么接受进步者的安排和改造。生物的进化就是以大量残酷的试错为基础展开的，如果没有错误，即便尝试也将一无所得。就像美国著名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的那样：“成功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人失败。”尝试可以是盲目的，也可以有着长远的考虑。对于已经拥有知识，但还没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你来说，可以冒一次险，冒一次有着长远考虑的险。你可以三思而后行，从而在一开始就被已知所引导。你不必瞎猜，不过也不要瞧不起“瞎猜”哟；在通过“瞎猜”产生的所有造物中，最奇妙的那个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