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有时也存在。很多跳出系统的伟大时刻都与抛弃某些备受好评的东西有关，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燃素”曾被认为是构成火的基本成分，“热质”曾被看作是不可见的、彼此互斥的流体或气体，曾被认为是构成热的主要成分，但这些概念都被放弃了。同样还有“以太”，它被看作一种介质，像声音通过空气和水传播一样，光通过以太传播。其他值得赞赏的跳出系统不是在做减法而是做加法：比如细菌、电子，甚至可能还包括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一开始谁也无法认清我们是否应该跳出系统。语言学家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和我曾经论证过，我们应该放弃那个人们在讨论意识时几乎总是心照不宣的假设：意识是一种“最高级”“最核心”的心理现象。同时我也论证过：把意识理解为一种以太一般的特殊媒介，经验内容通过这一媒介被转化或翻译，也是一种流毒甚广且未经检验的惯性思维，也应当被打破。像很多人一样，我也曾论证过，如果你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理所当然地不相容的话，那你就犯了一个大错。关于这一点后面我还会再谈。
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有时候，一个理论中的问题可能是很久以前埋下的，那时可能有人说：“为了便于论证，让我们假设……”然后人们纷纷同意：“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就这样假设吧。”后来人们你来我往地讨论下去，却没有人记得最初的假设了！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哲学领域，有时候辩论双方是在享受争辩，以至于没人愿意冒险去彻底平息论辩，去检验让整个辩论得以开展的前提。我可以举两个古老的例子（当然它们都是充满争议的）：（1）“为什么存在某些东西而不是无物存在”是一个深刻的问题，需要我们回答；（2）“到底是‘上帝因为某事是善的才命令人做某事’还是‘因为是上帝的命令，所以某事是善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如果有人能漂亮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再把它们称作“不值得关心的假问题”就于心不安了，可是这不意味着我说错了。谁能说真理必须是有趣的呢？
09
古尔德的3种思考工具
“不如说”“故意堆积”和“古尔德两步”
已
故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作为“吊杆托架”的开发者和设计师，简直是艺术家级的。在此，为了纪念这位人类中最精通此道的大师，我用“古尔丁”（Goulding）来命名三类有关的思考工具。
1．“不如说”
“不如说”能够轻快地令你滑入“虚假二分”。一般它是这样用的：“情况与其说是如何如何（你所相信的主流观点）；不如说是如此如此（彻底不同于前者）。”有时候这么说确实不错，因为有时你确实不得不二者择一，这时你并没有陷入虚假二分，而是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无法逃避的二分。但有时，“不如说”有点耍花招的意思，因为“不如说”这一短语暗示了：由它衔接的前后两种主张之间有一种重要的不相容性，而这一点无需论证。
我们可以在古尔德对“间断平衡理论”的论证中发现一个标准的“不如说”：
与其说变化是以整个物种渐变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不如说变化发生在孤立的小种群中，从地质学的角度上看，它们瞬间转变成了新的物种。（Gould, 1992b, p. 12）
上面这段话诱使我们相信，进化上的改变不可能既是“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是瞬间的”又是“在不知不觉中渐变的”。可是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物种的进化恰恰必须如此，除非古尔德想说进化是以突变的方式进行的，在某种“设计空间”中实现巨大的飞跃，可是他又坚持说自己从不支持“进化突变论”。物种的形成“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是瞬间的”，意味着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我们就假设五万年吧，几乎在大多数地层勘探中都无法探测到这么“短”的时间流逝。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中，我们假设有一种生物的体长从半米变成了一米，它的体长增长了百分之百，但是增长的速率可以是每一世纪增长一毫米，这又让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渐变。
我们再举些其他的例子，争取弄清“不如说”这一伎俩的本质：
与其说人类只是一种“潮湿的机器”，就像呆伯特 (16) 与很多认知科学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如说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并且为他们的善举和恶行负有道德责任。
我是还要问，为什么必须二者择一？他并没有论证为什么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并承担道德责任的人不能也是一种“潮湿的机器”。在这个例子中，作者利用了一个常见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也是有争议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与其像马克思那样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如说它是一个深刻的安慰性符号，它标志着人类对死亡无可避免的认识。
我还要再问一遍，为什么宗教不能既是“鸦片”又是安慰性的符号呢？我想你们现在已经看到要点了，而且，我们在一篇文献中寻找“不如说”比寻找虚假二分要容易多了，后者可没法这么找：在搜索栏里键入“不如说”并查看搜索结果。需要记住的是：不是所有使用“不如说”的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如说”；它们之中有些是合理的。同时，有些“不如说”并不使用“不如说”一词，有人会用“是……而不是……”。我可以从某些搞认知科学的空想理论家的著作中摘取一些素材，为大家造一个例子：
必须将神经系统看作是主动探测其所处环境，而不是像计算机一样被动地处理由感觉器官输入进来的信号。
谁说处理输入进来的信号的计算机就不能主动进行探测了？被动的、无趣的计算机与主动的、奇妙的有机体之间的常见对立从未得到过恰当的辩护，在我看来这是流毒最广的思维定势之一了。
2．故意堆积
古尔德频繁使用的另外一种思考工具是“不如说”的变种，我称之为“故意堆积”：
当我们谈论“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长途跋涉”时，好像进化是一条沿着不间断的谱系持续进步的道路。没有比这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Gould, 1989a, p. 14）
没有比哪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乍看起来，好像古尔德说的是在单细胞生物与我们人类之间不存在一条不间断的谱系。可是这种谱系确实存在呀，达尔文的伟大思想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点。那么古尔德这里所指的会是什么呢？假设我们把重点放在“进步的道路”上，那么他只是在说相信进步是“非常不现实的”。确实，进化之路是一条连续不断的谱系，但不是一条全球性的进步的谱系。但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从古尔德的这段话中我们读到的意思就成了：进化论的标准命题有着严重的错误，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之间没有一条连续不断的谱系。但是，我们借用古尔德的话说，“没有比这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
3．古尔德两步
古尔德还有一个伎俩，被我称为“古尔德两步”，这个思考工具在我以前出版的书里介绍过了。进化理论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给这个思考工具命了名，当然还是以它的发明者命名的：
第一步，制造一个靶子，然后驳倒它。这个技巧谁都会。第二步才堪称天才：主动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一步驳论所用的证据上，这些证据本可以证明你的对手并未持有被你反驳的那种观点，而你则把它们诠释为对手面对你的攻击勉强让步了！（Dennett, 1993, p. 43）
英国达尔文主义哲学家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写过一本还不错的书《蚂蚁与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 ），它受到了古尔德无礼的批评（Gould, 1992a）。两个月之后，我在给《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编辑所写的一封信中举了三个“古尔德两步”的例子。在这里我试举其中最简单的一例：
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尔德发明的“外推主义”（extrapolationism），它被说成是对克罗宁的“适应主义”的一个合理的拓展。这种泛延续性、泛渐进主义的教条非常轻易地就被大灭绝的事实所推翻了。“但如果大灭绝确实打断了物种的延续性，如果在正常的时代缓慢建立起来的适应性不能对大灭绝之后的环境做出成功预测的话，那么外推主义将会失败，适应主义也将被打倒。”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适应论者会傻到承认任何一种“外推主义”式的观点，就像古尔德描述的那样，这种观念“纯粹”到连大灭绝在对生命之树的修剪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的可能性都要予以否认。很显然，当彗星撞击地球，发出百倍于我们制造过的氢弹当量总和的爆炸时，即便是进化得再完美的恐龙也必将屈服。而克罗宁的书里没有一个字支持那种错误的观点。如果说古尔德认为进化过程中大灭绝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与克罗宁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性选择”理论和“利他主义”有关，他也并没有指出关联何在。在克罗宁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她转向之前并未关注的内容，对物种的起源这一进化论的核心问题做了一番细致的讨论，指出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悬而未决。但古尔德却像是终于悟到了什么似的，抓住这一章不放，讽刺地说克罗宁在这里承认了她“泛适应主义”的失败。真是可笑！（Dennett, 1993, p. 44）
有一个好玩的项目可以让修辞学的学生来做：把古尔德出过的那么多书都梳理一遍，把他所发明的各式各样的“吊杆托架”编个目录，就从“不如说”“故意堆积”“古尔德两步”开始编吧！
10
小心“当然”这个词
一种让你无需思考就认同的花招
当
你在阅读或浏览一篇论证性较强的文章，尤其是哲学类文章时，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帮你节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我们这个使用电脑检索的时代，这个小窍门尤其有效：在文档中搜索“当然”一词，然后仔细检查所有出现这个词的地方。尽管并非次次如此，但“当然”一词通常像盏信号灯一样可以定位出论证当中的弱点所在，它是一个警告标识，提醒人们那里可能有一个吊杆托架。为什么呢？因为它恰好标示出了那种作者确实相信并且期待读者也会相信的东西。如果作者真的认为所有读者都不会怀疑这一点的话，他也就用不着提“当然”了。在此，作者必须决定究竟是对这一点做出解释、提供理由，还是干脆直接做出断言，并理由充分地期待大家同意这一点。毕竟，人生短暂嘛！而恰恰在这种地方，我们会发现一些未经检验的“自明之理”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评论美国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的一篇文章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当然”是这么好用。在那篇文章中，直接反对我的意识理论的几个重要例子都使用了“当然”一词。为了醒目一些，布洛克还给那段话加了斜体 (17) ：
某些持续的大脑表征足以影响记忆、控制行为，等等。但是，这当然只是一种关于人的生物学事实，而不是文化建构。（Block, 1994, p. 27）
这意味着他想要不经论证就把我关于人类意识的理论打发掉，我的理论是人类的意识必须而且实际上就是一系列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细微的认知习惯，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我评论道：“凡是布洛克说到‘当然’的地方，我们都得找一找所谓的心智障碍了 (18) 。”（Dennett, 1994a, p. 549）布洛克是“当然”高手中最肆意滥用的一位哲学家，其他一些人也总依赖它，每当这些人一用“当然”，我们都该敲响小警铃。“这就是无意识手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轻轻一推，眼睛一眨，错误的前提就被晃过去了。”（Dennett, 2007b, p. 252）
最近，我打算更系统地检验一下我对“当然”的感觉是否正确。我在哲学主题网站philpapers.org的心灵哲学板块中找了大约60篇论文，然后在检索中输入“当然”。我发现大部分文章根本没有用到这个词。我把每篇用了它的文章都检查了1～5遍，大多数明显是无辜的；有一小部分算是有争议；但还有6篇文章，警铃在我听来敲得是又响又脆。当然，对于什么算是明显有问题，每个人都有非常不同的阈值，因此我也没有费心把在这个不正式的实验中的得到的“数据”做成表格。我鼓励善于怀疑的大家展开自己的调查，看看你们能发现什么。在后面我还要仔细分析一个特别过分的例子，详情请见第64章。
11
反问
让你不好意思说“不”
就
像应当警惕“当然”一样，你也应当对一个论证、一场争论中出现的反问句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因为像“当然”一样，使用反问句是作者想要走捷径的表现。反问句的句尾是个问号，但却不意味着它需要我们去回答。也就是说，作者根本懒得等你给答案，因为答案这么明显，你好意思说不吗？换句话说，大部分反问句都是压缩版的归谬法，明显到不用再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培养起一种好习惯：每当看到一个反问句，先试着自己悄悄地找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回答，如果你能找到，就说出来，给对你说反问句的人一个惊喜吧。
记得我很久以前看过一期《花生漫画》（Peanuts ），它把这一招展现得棒极了。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反问式地说道：“那么现在，又有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在漫画的下一格中，露西（Lucy）回答：“我呀。”
12
什么是“深马”
爱就一个字
我
已故的好友，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一直渴望成为一位哲人，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他试图让自己的工作从技术性转向富有深意。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一天晚上，当他在饭桌前眉头紧锁、滔滔不绝地大谈了一番崇高理念之后，他的小女儿米丽娅姆说道：“哇哦！老爸又说了句深马（deepity）！”多么灵机一动的造词啊！ (19) 我决定采用它，并且把它当作分析的对象。
“深马”，就是一个“看上去”重要、正确、深刻的命题，但它之所以看上去有这种效果是由于它的模棱两可。你从一个角度读这句话，会发现它明显是错误的，但如果它是真的，会显得特别惊天动地；而从另一个角度读这句话，你又会发现它是真的，但是特别无聊。粗心的听众看到了第二种读法中的“真”，又看到了第一种读法中的震撼效果。“哇哦！这句话可深了。”他们想。
这里有一个例子。坐稳了，这句话很给力。
Love is just a word.
爱就一个字。
哇哦！真了不起。很带劲，是不是？错了。在一种读法中，这句话明显是错的。我不确定爱情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依赖、一种人际关系，也可能是人类心灵能达到的最高状态。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词。你在词典中可找不到爱情！
我们可以采用另一种读法：用咱们哲学家约定俗成的方式。当我们“谈及”一个词时，就把这个词用引号括起来，那句话就变成了：
"Love" is just a word.
“爱”就一个字。
确实如此，“Love”是一个英文单词，我们可以说它只是一个词，而不是一个句子。它以“l”开头并由四个字母组成，在词典里它一般排在“lousy”与“low-browed”之间，它们也只不过是词。“芝士汉堡”也只不过是一个词。“词”只不过是一个词。
你会说：可是这不公平。显然，无论谁说出“爱情只不过是一个词”时都意指得更多。确实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更多的东西明说出来。也许他们的意思是“爱情”是一个像“独角兽”一样的词，它让人们误以为那是多么美好的东西，但事实上却并不存在；也许他们的意思是“爱情”这个词充满歧义，人们永远也无法说清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关系、事件。但这些解释看上去都没有那么有道理。或许“爱情”就是一个令人深感困扰的、难以定义的词，或许“爱情”就是一个难以定义的状态，但很明显，这些解释看起来既没有什么建设性也不深刻。
并非所有“深马”都这么容易分析。最近，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20) 又让我见识到了一句“深马”，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Rowan Williams）描述自己的信仰时说：
沉默地等待真理，在问号出现之处静坐并呼吸。
我就把对这句话的分析留给大家当作练习吧。
第一部分小结
一
件非常趁手的工具几乎可以变成你的一部分，就好像你的手脚一样，对于思考工具来说尤其如此。装备上这些简单的、多用途的思考工具，能让你带着更敏锐的感觉踏上艰难的探索之旅：它们让你看到裂隙、听到警铃、闻到危险的气息，如果少了它们的帮助，你可能无法发现那些错误。
此外，你也要把一些准则牢记于心，比如拉波波特法则、史特金定律，它们会像《木偶奇遇记》中的小蟋蟀一样对着你耳语，当你要挥舞着武器冒失地冲进丛林时提醒你控制自己。是的，思考工具同时也是武器，用战斗来比喻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我们当然需要智性上的雄心与勇气来解决最艰难的问题，而争强好胜就是它们自然的附属品。在激烈的“战场”上，当有人急着要让别人像他一样思考时，即便是伟大的思考者也会采用卑鄙的手段。当人们能够抛出有力的反击时，建设性的批判也会被嘲讽所取代。这样的事我们已经见过太多。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都是一些热点问题：意义、进化、意识，还有自由意志。当你处理某些境况时可能会感到恐惧或厌恶，不过请你放心，那时你并不孤单。即使是最有名望的专家也可能会被一厢情愿的想法牵着走，因而对真理视而不见，为情感而非理性的原因所蛊惑。人们关心自己是否真的具有自由意志，关心我们的心灵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身体当中，也关心在这个只由原子、分子、光子、希格斯玻色子构成的世界中意义何以存在，甚至是否存在。人们应该关心这些。说到底，有什么问题会比这些问题更重要呢：我们身处于怎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要格外小心。前路凶险，亦无地图可依。
第二部分 关于意义和内容的思考工具
为什么要从意义开始说起呢？因为它是所有难题的核心，原因很简单：每当我们开始与自己或者别人谈论它们时，那些难题就会出现。獾不用关心自由意志，海豚也不用烦心意识的问题，因为它们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好奇会害死猫，却能吸引人类去反思自己的种种困惑。现在看来，语言或许会带来一个麻烦：一旦掌握了语言，我们就再也摆脱不了那些大问题了。因为无论怎么看，它们都不再微不足道。如果可以像我们的祖先类人猿那样注意不到那些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过得更舒适，成为更快乐、更健康的哺乳动物。
要进行有效的探索，尽一切所能去弄清出发点和自身装备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词语有自身的意义。那词语的意义是怎样产生的呢？作为词语的使用者，我们通过说某一事物来指示它，而这又是怎样实现的？我们如何理解彼此的话语？我们的爱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一些单词，数量甚至高达几百个之多，但是撇开训练所得的技能和自然界中从灵长类、鸟类到无脊椎类动物的初级符号系统，真正将人类思想与其他动物的思想区分开来的是词语。两者之间差异显著。但有些“较高等”的非人类动物看起来仍像是有思想的，它们也在以一些有限的方式处理意义：它们的知觉状态，它们的欲望和冲动，甚至是它们梦境的意义。
有时，人们会精心打扮，穿上猫装、披上熊皮或者装扮成海豚，那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跟动物很像。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有这样的共识：动物可以看、知道、想、尝试、害怕、决定、冲动、记忆，等等。总之，它们同我们一样，思想中满是有意义的的某种东西，无论它是观点、信念，还是心理表征。
大脑是如何产生意义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既然词语有意义，那么我们和动物头脑中这些代表意义的东西也都能像词语那样，在头脑中组成思想的语句、表达观念，诸如此类。但如果词语的意义来自思想，而词语本身也是思想的产物，那么，这些思想词语又要从哪里来获取意义呢？难道动物的大脑要像词典那样，既保存思想词语，又保存这些词语的释义？还有，既然动物，至少是“较高等”的动物的头脑中已经装满思想词语了，那为什么它们还是不能谈论？ (21) 思想语言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问题的，但毕竟我们的思想和信念需要有一些构成要素，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22)
13 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谋杀案
意义和内容都是我们大脑的“意向性”产物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直觉泵。雅克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枪杀了他的叔叔，继而被舍洛克逮捕。这则消息汤姆是在《卫报》上读到的，鲍里斯则是在《真理报》上读到的。雅克、舍洛克、汤姆和鲍里斯都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有一件事情却是他们所共知的：他们都知道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他们都没有说过这句话，即便是“对自己”也没说过；我们还可以猜测，他们的脑中也没有浮现过这一命题，即便浮现过，各自的理解也会不尽相同。而他们确实都知道，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
人们从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立场出发会觉得这显然是一条他们共享的信念，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有局限的。普通的常识心理学家，也就是我们所有人，不自觉地就会把这种共识强加于人。以此同时，我们对他人两耳之间生成那些信念的器官却知之甚少。这四个人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共有的东西，是否会有某种相同形态的东西在他们的脑中成形，并以某种方式促使他们拥有了共享信念？但这种想法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暧昧的推论。也许现实中真的有那种共有的神经结构，四个大脑恰好都以同样的方式“组织”出了这个想法：“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但这不必要，事实上也不太可能。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此只做简单探讨。
“I'm hungry”和“J'ai faim”这两句话使用了不同的单词，大声朗读时发音也不同，各属两类不同的语言，语法结构也有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性：都意味着或者关乎着同一件事——说话者饿了。这一共有的性质，即两句话在各自语言中的意义（语句的意义）或者句子所表达的那些看法（语句的内容）是哲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个中心论题。这种句子、图画、信念，毫无疑问还有大脑状态所展示的关涉性（aboutness），哲学里称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其实“意向性”这个术语选择得并不太合适，因为局外人会习惯性地将“意向”与有意做什么事情这类日常概念混为一谈。
下面这席话可以提示你两者之间的不同：一根香烟不关乎吸烟，也不关乎其他任何事情，尽管事实上它总要被某个人吸掉；而一个“禁止吸烟”的标语就关系到了吸烟，从而显示出了意向性。认为某棵树后面有强盗也显示出了意向性，它涉及了一个可能存在的罪犯，但这显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有意为之，你不是“存心那样认为”，只是突然产生了这种感觉。而远离那棵树是普通意义上的有意为之，因为它并不关涉其他什么事情。在遇见哲学术语“意向性”的时候，如果你有用“关涉性”这个稍显笨拙的词替换掉它的习惯，那你就更不容易出错。人们普遍认为意义和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依赖，更有甚者还会说，这两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都是意向性。但对于内容和意义是什么以及怎样准确地捕捉到它们这样的问题，人们却很难达成一致。这就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主题的原因。这里是各路问题的大集会，不过我们尽可以小口小口地细嚼慢咽，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消化掉。
从上文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不同的人都知道这起谋杀案的案情，他们的大脑并无共同之处，却共享了同一个“意向性”的内容：相信着“同一件事”。雅克是谋杀案的目击者，事实上，他是犯案人；舍洛克感受这一事件的直接性仅次于雅克；汤姆和鲍里斯则是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了解到了这次谋杀。获得“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这则信息的方法有无穷多种，利用这则信息以拓展个人能力的不同方法也有无穷多种，比如在智力竞赛中回答与此相关的问题、赢得赌注，或者是将它当作逸事讲给游客们听，等等。纵然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所有的信息来源与应用结果都来源于人类大脑的某些共同的结构，而我们最终会发现这些结构，只是，现在就直接跳到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结束论述这个直觉泵之前，我们还应该按照侯世达的建议转动那些旋钮，看看直觉泵的各个部分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挑选一个如此特殊的场景？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它得足够震撼，以至在远离案发现场的地方也会有关于它的不同语言的报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大多数信念并不是这样获得的。也许雅克、舍洛克、汤姆和鲍里斯还有无穷多其他的共享信念，它们看起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例如，他们都相信，椅子比鞋子大，汤是液体的，大象不会飞。如果我告诉你野生的鲑鱼不戴助听器，你可能会说，这并不稀奇。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你不可能天生就知道，它也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你头脑中也从没有出现过表示这个意思的句子。鲍里斯通过阅读《真理报》把那些与事件相关的句子“简单地上传”到了大脑，然后又将所了解的这些东西“转译”成了“大脑语”（Brainish）。对于我们来说，整个过程似乎显而易见。但是，要说鲍里斯的大脑也针对有关鲑鱼的事实进行了这样一番文书工作，就有些不切实际了。这个事实是从什么东西转译成了“大脑语”的呢？
下面是另一个旋钮。假设，一只狗菲多和一只鸽子克莱德也是这起谋杀的目击者，它们可能也从这起事件中接受到了什么，所接受的东西都经它们各自的大脑调整过，会影响到它们以后的行为。但是，即使作用于它们感觉器官的信息有声有色且都指向这一事实，它们大脑最终得出的也不会是“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一段录像可能会为这一事实提供合法的证据，但对菲多和克莱德来说则毫无意义。可见，这个直觉泵是想冒险将一种严重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带入我们对于意义的探索中。词语和句子是典型的意义载体，但动物不使用它们，因此，说“动物的脑会使用语句”即便不算错，也显得有些牵强。而如果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那它将会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发现，虽然我们之前早已这样认为。
从科学角度来看，意向性现象对我们来说既非常熟悉，就像食物、家具和衣服一般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又让你全然难以捉摸。我们毫不费力就能将生日祝福、死亡诅咒和承诺区分开来，但这不代表我们同样可以轻松完成一个工程：做出一个有效的“死亡威胁侦测”。死亡威胁都有哪些共同之处呢？看起来，似乎只有它们的含义。但含义不像放射性或者酸度，很容易就能被调试好的探测器鉴别出来。要检测一种通用意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在按照意义归类方面，它比之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要好得多。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意义归类”这项工作并不简单，沃森有时可能会错识一些连小孩都能轻易辨别的死亡威胁。一个孩子可能会笑着冲另一个孩子吼道：“如果你再这样，我发誓会杀了你！”小孩子也能识别出这不是一个真的死亡威胁。沃森的庞大和复杂至少间接地说明，“意义”的那些常见的性质其实是多么难以捉摸。
14
生活在克利夫兰的一位兄长
一种观念只能生长在一堆观念之上
还
是那个观点，含义并非神秘不可测。我们大脑中一定会有某些结构能够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贮藏”我们的观念。知道了普度鹿是哺乳动物之后，你的大脑中会有一些东西发生改变；之前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会逐渐变得明朗起来；这些变化还会牵连出一大批关涉物，如此一来才能解释为什么现在你会知道，比起梭鱼类，普度鹿与水牛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因此人们普遍会认为：观念是“贮藏在大脑中”的，就像数据文件以系统码的形式保存在硬盘里那样，每个个体的系统码也许都如指纹一般各不相同。雅克的观念以“雅克语”的形式刻录在他的脑中，舍洛克的观念也以“舍洛克语”的形式刻录在他的脑中。但是，这个迷倒众人的想法是存在问题的。
现在，假设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经密码学的繁盛时代。在这里，为观念稍做修补和将观念植入人类的大脑对于“认知微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都已成为可能，他们能在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中写下相关的命题，当然，用的是大脑中的“本土语言”。我想，但凡我们能够读懂大脑中的文字，那么，只要工具足够精妙，我们也一定能书写它们。
来做个假设，我们要把“我有个兄长生活在克利夫兰”这个错误的观念植入到汤姆的大脑中。假设认知微神经外科医生已经按要求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次改写。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这种重新改写已经损害到汤姆的基础理性，又或者没有。请考虑这两种情况。汤姆正在一家酒吧里坐着，一个朋友问：“你有什么兄弟姐妹吗？”汤姆回答说：“有，我有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他叫什么名字？”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汤姆也许会说：“名字？谁的名字？哦天哪，我说了什么？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哥哥！刚刚，在那里，我恍惚觉得我好像有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在另一种情况中，他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逼得紧了，他甚至会全盘否定这个兄弟，或者这样断言：“我是独子，我还有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
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的认知微神经外科医生都没有让一个新的观念很好地奏效。在第一种情况中，这个单独的、无法证实的干扰一出现就被汤姆完整的理性彻底粉碎。短暂情形下说出的“我有个哥哥生活在克利夫兰”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念，它更像是一种抽搐，像是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一种表现。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如果可怜的汤姆继续表现出这种病理特征，那么，在有关哥哥这个命题上所表现出的赤裸裸的非理性会让汤姆无法再成为一个可以持有观念的人。无论是谁，如果理解不了“有一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自己就不可能再是独子”，那他也就不能理解自己所下的断言。没有理解，你就只能“鹦鹉学舌”，无法形成观念。
这个假想出来的例子凸显出了观念之下隐含的一种心智能力。如果一个观念不能根据不同的语境无限扩充自身的使用方法，那么，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能算作是一个观念。假设那位医生已经完美地植入了“我有个哥哥生活在克利夫兰”这个观念，同时也保留了大脑的正常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什么矛盾，大脑便会立即撤销掉这个人工植入的观念，否则，它将会表现出一些病理特征，围绕这个植入的观念展开层层叠叠的虚构。比如：“他叫塞巴斯蒂安，住在热气球里，是马戏团的杂技演员。”这样的谈话并不少见。“科萨科夫综合征”是常常困扰嗜酒者的一种健忘症，患者都深信自己用虚假“记忆”编织起来的那些故事。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一个“命题”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即使是一个妄想出的观念，它也只有在一堆非妄想的观念上才能生长，它得承接住那些不断传递过来的意义。如果在汤姆不能同时确信自己的哥哥是男性、有呼吸、住在波士顿以西巴拿马以北等的情况下，就说医生成功植入了一个观念，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这一直觉泵想要说明的是，人们不可能只持有一个观念。你知道狗有四条腿，就一定知道腿就是狗的四肢，四一定比三大，等等 (23) 。每个观念都会牵涉到其他一些东西，这里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在此，我也不再赘述要怎样改造这件思考工具，让它发挥其他作用。欢迎你自己转动旋钮，看看还会想到些什么。在更多地描述出它们的特性之前，我要尽可能多地先把各种各样不同的思考工具展示出来。
15
“爸爸是名医生”
理解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清晰的
问
一个小孩：“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她回答：“爸爸是一名医生。”可是她真的知道她在说什么吗？从某种意义上看，她当然知道，但要想真正弄懂自己所说的这句话，她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呢？同理，如果她回答的是“爸爸是一名套汇人”或者“爸爸是一名精算师”，她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假设，我们怀疑小孩可能并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想测试一下她，难道她就一定得对那句话做出释义，或者必须要说出她的爸爸给病人治病，来对之前的回答做出扩展吗？如果她是因为知道爸爸不是屠夫、不是面包师、不是烛台匠，从而得出爸爸是名医生，这样的理由充分吗？如果她不知道假医生、江湖医生、无证医生这些概念，她会知道医生是什么吗？
就此而言，要搞清楚爸爸就是自己的父亲，她又需要理解多少事情？要搞清楚他是自己的养父，或是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呢？显然，对于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什么，作为爸爸又意味着什么，小孩子的理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深化，所以，对于自己的这句“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她的理解也会有所变化。我们是否能非常审慎地详细列举出，要“彻底地”理解这一命题，她到底要知道多少东西？
如这个例子所示，因为理解是一点一点形成的，那么基于理解的观念也应该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即使是对于这种通俗的命题来说也是如此。她“近似”知道她的爸爸是一名医生，这并不是说她对此有所保留或者怀疑，只是她的理解还不够全面，还不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引出其他有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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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映像和科学映像
反映世界的两个不同视角
到
了搭建一些脚手架的时候了，然后再继续我们的探索，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意义。这里有一件思考工具，它能为许多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可惜，本应人人必备的这样一件思考工具至今却只局限在了哲学的本土领域中使用。哲学家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于1962年发明了它，旨在能够更清楚地考量：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科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常识映像是我们日常接触的那个世界，它包括固体事物，还有颜色、气味、味道、声音、阴影、植物和动物，也包括人和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包括桌子和椅子，桥梁和教堂，金钱和契约，还有歌曲、诗篇、机遇或者自由意志这些无形的东西。
然而，当我们将所有这些事物与科学映像中的那些东西，如分子、原子、电子还有夸克及其家族对应起来时，会出现哪些疑难问题呢？其一，真的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固体吗？20世纪初，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曾写道：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我们每天都触摸的固体的那张，另一张由原子构成，这些原子散布在一片空旷的空间之中，它们组成的与其说是一块木料，倒更像是一个银河系。有些人会说，科学想要说明的是，世上没有真正的固体，固体性质只是一种错觉。但爱丁顿没有走得那么远。其二，有些人会说色彩是一种错觉，真是那样吗？人类视觉确实只能看到介于红外线与紫外线之间的狭窄波段的电磁波，这种电磁波不含有一点儿带颜色的东西，原子也没有颜色，即使金原子也不是金色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颜色当然不是一种幻觉：当索尼公司（Sony）说他们生产的彩色电视能够真实地显示出世界的颜色时，我们不认为这是在说谎；也没有人会因为宣伟公司（Sherwin-Williams）向我们兜售的各异彩色只是些涂料就以诈骗罪把它告上法庭。
那么钱币呢？目前，没有多少钱币是由银制成的，有的甚至连纸币都算不上。就像诗歌和诺言那样，它们不是物质，承载的是信息。但这就意味着它们只是虚幻吗？不，如果你因此就执意去寻找构成它们的分子，那你就错了。
塞拉斯（Sellars, 1962, p.1）有句名言：“理论上来说，哲学的目的就是理解最广泛意义上的事物是如何在最广泛意义上勾连起来的。”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哲学定义。科学家们并不特别擅长将我们常识映像中熟悉的事物转换成相对陌生的一些科学映像。物理学博士，请你告诉我颜色是个什么东西吧。根据你的理论，真的存在颜色吗？化学博士，你能为便宜货给出一个化学公式吗？便宜货当然（叮！）是存在的。那它们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嗯，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便宜货可言。但是这样一来，在一个便宜货和一个看起来像便宜货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化学成分上的区别呢？
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一直追问下去，继续探索那些只有哲学家才会考虑去解决的问题，但现在还是让我们遵循塞拉斯的引导，暂时退后一步，去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吧。那么，为什么存在两种视角？或者，会存在多种视角吗？我打算先从科学映像入手，然后顺势摸索常识映像，并通过这种路径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不管是细菌还是我们现代人中的一员，每个生物体在这个世界中都有一套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去辨识和抢占。哲学家们将支撑起存在的这一系列东西叫作“本体论”（ontology，源于希腊文的“事物”一词，想不到吧）。所以，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生物体的“环世界”（Umwelt，德语单词，意思是“环境”，想不到吧；Thure von Uexküll，1957）。动物的环世界首先是由一些基础情景构成的（Gibson, 1979），包括食物、配偶，它们要学会躲避，知道从哪里钻进钻出，从哪里观测外界的动静，要有一个容身之所，还要有一席立足之地，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个生物的环世界其实是一种内部环境，是一种“主观”甚至“自恋”的本体论，构成这种本体论的都是生物认为对自身最有用的那些东西，但这种“内在”和“主观”并非是从“可意识到”这个层面来说的。环世界其实是一个工程学概念：一部由电脑操控的升降机的本体论，是指在完成这项工作时需要它逐个完成的那一整套动作。 (24) 图勒·冯·于克斯屈尔（Thure von Uexküll）有一个研究就是关于虱子的环世界的。我们可能会认为，与我们人类的环世界比起来，海星、蠕虫或雏菊的环世界与那部升降机的本体论更接近，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常识映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