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雏菊的本体论或者环世界不一样，我们的常识映像是明显的，也的的确确是主观的。世界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世界取决于我们。 (25) 与雏菊的本体论相同，我们的常识映像也是在经年累月的自然选择中成形的，并最终沉淀成了我们基因的一部分。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讲的是一只食蚁兽和一只食虫鸟的环世界到底有多不同（Wimsatt, 1980）。一只在空中搜寻单个虫子的鸟，为了追踪虫子飘忽不定的飞行轨迹，它的视觉就需要有很高的闪光融合率。鸟儿每秒可以看到比我们的肉眼所能捕捉到的更多的帧数，所以一部电影对它们来说就像是幻灯片一样一片片地切换展示。食蚁兽只需要分清蚂蚁出没的大致区域，然后用自己巨大的舌头一扫蚂蚁密集的地方。
哲学家们会说，在食蚁兽看来，“蚂蚁”是一个集合名词，就像“水”“冰”“家具”这样的词，而不同于“橄榄”“雨点”和“椅子”这类可以一个一个数清楚的词。食蚁兽在看到一大堆蚂蚁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用自己的舌头将它们一扫而光，根本不在意什么个体，正如我们在吃糖的时候也绝不会想，自己嘴里咀嚼的是一大堆糖分子。
我们的大多数常识映像并不能随基因遗传，它们基本上是我们在童年时代经过反复灌输保留下来的。词语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它们作为媒介，我们大量的常识映像才能够传达。但是，我们用词语区分世界中不同事物的本能、我们对说话的冲动，这些多少还是跟基因遗传有些关系的，就像鸟儿能定位飞在空中的一只只小虫，黄蜂总是要筑起蜂巢一样。面对妈咪、小狗、饼干，即便没有语法将它们编组成句子，这几个词仅作为标签，也能帮我们在常识映像中清楚地归拢出很多重要的范畴。如果不借助这几个词本身，你能清晰地搭建出便宜货、错误、许诺的意思吗？更不要说全垒打或者单身汉这类词了。之前通过仔细考量侯世达那些心爱的思考工具，我们已经展示出：词语怎样建构和修饰了我们的思想，怎样运用那些几乎无形的东西，那些天马行空、空口无凭、相互影响的东西，来丰富我们个人的常识映像。
17
常识心理
人们无需正规教育就拥有的一种能力
常
识映像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常识心理（folk psychology），因为它还维系着很多其他类别的映像，而这些映像对我们来说也都非常重要。1981年，我提出了常识心理这一术语，但很显然，它的雏形Volkpsychologie早在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中就出现过，表示的是有关国民性格的一些东西。我当时没太注意这个词，而也有些人将它沿用至今。我用常识心理这个词表示我们共有的一种能力，我们通过这种能力来理解周围的人、动物、机器人，甚至是一个普通的温控器，认为他们都是拥有关于自身所在世界的知识（观念）、具备努力要去实现目标（愿望）的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观念和愿望选择最合理的行为方式。
一些研究者喜欢将常识心理称作“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TOM）。我觉得这极具误导性：对于我们如何才能拥有这种能力的问题，“心智理论”预设了我们运用的是一种理论。这就相当于，如果你会骑自行车，就说明你已经有了一套自行车理论，或者说，你没有饿死或者没有吃沙子，是由于你有一套营养学理论。对我来讲，要思考这些能力，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每个人都相信我们拥有相互理解的能力，但对于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到相互理解，大家却众说不一。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出现“理论”这个词，于是我选取了“常识心理”这个更加中性的词语。
同样研究如何诠释和预测他人心灵的理论还有心理学，也叫作科学心理学，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些理论，如行为主义、认知论、神经计算模型、格式塔心理学，等等。而常识心理是一种不需要接受正规教育就可以熟练掌握的能力。常识物理（folk physics）亦是如此，所以拥有这种能力的我们能预料到液体会流动、物体无支撑会坠落、炙热的东西会烫伤我们、水能解渴、滚动的石头上不长苔藓等。至于为什么无需参加物理课程，我们的大脑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样几近完美的预测，这又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常识心理是指“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些我们自己及别人心中都有的想法：人们能够感觉到并分辨出疼、饿、渴这些不同的感觉，能够记住过去发生的很多事件，也能预见到一些事情，睁开眼能够看见眼前的事物，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听到别人在说什么，他们骗人也被人骗，知道自己在哪儿，能认出别人……我们不知道其他人、其他动物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就以惊人的自信做出了这些推测。这些本事理所应当地发挥，以至于能注意到它们都是件让人觉得很费劲的事儿。
艺术家和哲学家们一致认为：“将熟悉的变陌生” (26) 是他们必须主动完成的一项任务。创作天才们的一些奇思妙想威力无穷，能让我们冲破过度熟悉造成的坚壳，跳出系统，转换到一种新的观察视角，用全新的眼光再去看那些平凡无奇、显而易见的事物。科学家们也完全认同这一点。牛顿就问过自己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而我们普通人只会想：“那么，怎么就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呢？因为它有重量呀！”好像这样解释就足够了。如果你不是盲人却有几个盲人朋友，那么你免不了会像我说的这样：即使眼前的人看不到，你也禁不住会用手去指东西或是比划着各种形状，不管你们彼此相伴了多久。在与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共处时，你就是会有这种默认的预期：你们能看到同样的事物，听到同样的声音，闻到同样的气味。
你驾车以6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行驶，而另一辆车以相同的速度迎面向你驶来，你不会因此就惊慌失措。问题来了，你怎么就知道不会发生可怕的相撞呢？因为无需思索你就会这样想，虽然你肯定不认识对面的司机，恐怕都无法看清这个人，但他肯定想活下来，而且你俩都知道此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双方都靠右行驶。值得注意的是，听到广播新闻说今天在这条路上会有新型机器人的驾驶测试倒有可能会让你心情紧张。当然，进行这种系统测试是想让路面交通变得更加安全，毕竟这是谷歌（Google）的设计。但是，与众人鼓吹的机器人比起来，你更相信的是大家在一般情况下的合理行为和自己对迎面而来的这位驾驶员的基本认识。
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常识心理呢？它是否终究还是一种大家在孩童时代都学习过的心智理论呢？它是我们天生就知道的吗？或者，如果是习得的，我们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学会它的呢？在近30年中，有大量的研究在探讨这些问题。
我的答案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始终未变：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实践，常识心理是我们探查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来得那么自然，所以在我们的大脑中一定有着其基因基础。还在妈妈膝边玩耍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到一些常识心理，之后，如果在成长期间脱离了与周围人的联系，那么你在常识心理方面可能就会表现得比较吃力，在其他方面也会有严重的障碍，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地把那些看起来不规则运动的事物解释成行动者，并与钟摆或是滚下山的石头区分开来。
1944年，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西梅尔（Mary-Ann Simmel）在心理学入门课程上展示的那段简短动画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动画中有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它们围着一个开口的长方形不停地绕进绕出。这些几何图形怎么看都不像是人，也不像动物，但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它们的交互运动看成是有目的的，受欲望、恐惧、勇气或者愤怒驱使而做出的行为。
我们生来都具备一部“行动者检测设备”（Barrett, 2000; Dennett, 1983），它一触即发。但这种设备有时也会走火，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一些令人感到紧张的环境中，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幽灵、地妖、小精灵、矮妖、花仙子、小矮人、恶魔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而事实上，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的也许就只是几根摇动的树枝、一排倾倒的墙，或是一扇吱呀作响的门而已（Dennett, 2006a）。从很小的年纪起，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自动将他人看作行动者，而且不仅能看出他们是高兴、愤怒、困惑还是害怕，也能看出他们在偷偷摸摸地行动、犹豫该走哪条路，乃至不愿接受一笔交易。不用接受脑部手术，也无需多么复杂的技术，这很简单。我已经说过，是那些简单化的假设造就了常识心理，让它们容易使用又力量强悍。它们就像是科学中那些理想化的模型，极度抽象到只剩下了一些本质特征。我称它为“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
18
意向立场
解释实体行为的一种策略
到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基本上，我们每个人对常识心理都很在行 (27) 。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有本事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看作是有思想的人，这如同呼吸一般毫不费力。我们依赖这个想法，无需思索，也没有疑虑，而通常情况下，它也的确可靠。为什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这样想？这种想法又是怎样运行的呢？现在，我们需要停下来多建几个脚手架，好让我们接下来的探究轻松些。
常识心理是怎样运行的呢？我姑且先不让它运作在我们人类身上，检查它在物体上的运作更方便我们得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假设你正在与一台计算机下棋。你想要赢，而战胜对手的唯一方法是你能够料想到这台计算机可能回应你的每一步：“一旦我把象移到那里，它就会被计算机吃掉；而如果我移动卒，计算机就必须得动它的后；……”你怎么知道计算机会那样走呢？难道你朝它里面看过？你曾研究过它的下棋程序？当然没有。你不需要那样做。能如此肯定地做出这些预示是因为你是这样设想这台计算机的：
1．它“知道”游戏规则并且“知道”怎样下象棋。
2．它“想”赢。
3．它能够“看到”可能的棋步和机会，并以此来判定如何理性地走下一步。
换句话说，你已经把这台计算机设想成是一名优秀的国际象棋选手，至少不是国际象棋白痴或是那种自杀型的选手。也就是说，你把它当成了一个有思想的人。再往前推进一步，一旦你开始用常识心理来预测和理解这台计算机的每一步，你就已经采用了意向立场。
意向立场是一种解释包括人、动物、人工制品等实体的行为的策略，它将这些实体的行为解释成一个理性的主体在“考量”了自己的“信念”和“欲望”之后所做出的“行为”“选择”。 (28) 给这几个词语加上了引号是想强调，我们需要先将它们的标准内涵搁置一旁，以便探索它们的中心要素：它们在实际推理中的作用，以及之后它们对推理者实际行为的预示。按照定义，任何事物，只要从意向立场出发具有可靠的、强大的预见性，那它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意向系统（intentional system）。我们将会看到，有很多令人着迷的、结构复杂的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大脑、眼睛、耳朵和手，所以根本不具有思想，但也能自成一个意向系统。也就是说，在人类互动交流以外的其他一些领域，常识心理也可以发挥它的基本作用。我们不仅会看到它在计算机技术和认识神经科学领域里的应用，还会看到它在进化和发展生物学中也发挥着作用，这是常识心理得到充分应用的最重要的几个领域。
我计划先简单搁置起“谁真正地拥有思想”这个麻烦的问题，实际上，它与意向立场适用于哪些领域有关系。但不管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也不管它是否真的有正确答案，都不会动摇这一朴素的事实：除了能在我们日常的人际生活中很好地发挥常识心理的作用以外，意向立场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一样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搁置问题这一举动让很多哲学家懊恼至极。他们想要阻止我，在进行下一步的探讨之前，他们坚持要先就“什么是思想，什么是信念，什么是欲望”这些问题给出恰当的解释。先生，请先定义一下你的这些术语！不，我不想这么做，这还太早。意向立场是个不错的技巧，我想先探讨它的威力和应用范围。一旦搞清楚了它的长处以及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回过头重新考量，我们是否还需要对那些词语给出正式的、无懈可击的定义。
先把“谁真正地拥有思想”这个问题搁置起来，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得一点一点地攻克，我不想费力地将它囫囵吞下去、一口消化掉。在我要介绍的思考工具中，很多都可以用来这样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你可以先粗略地“确立”几个点，方便认清问题的大体轮廓。在《活动空间》（Elbow Room ，1984a）一书中，我将我的方法与雕刻家的方法进行了对照，他们先在大理石上勾画出要雕刻的形象，然后再仔细地、认真地雕琢，慢慢成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多哲学家好像不会使用这种工作方法，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问题或者可能的解决方案找定一个完整的界限，然后才肯提出假设。
三种立场
现在我们要比较一下意向立场与其他预见策略，看看意向立场的威力到底来自哪里。首先要做的是辨别三种主要的立场：物理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它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进一步地细分，但这里暂不需要。
简单来说，物理立场就是物理科学的一种标准的运算模式，它要求我们在思考问题时用物理定律和事物的物理法则来得出预测。你手一松，石头就会掉到地上，我说这话的时候动用的就是物理立场。一般说来，面对着那些无生命的事物或是非人造的事物，只能采用物理立场，尽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一些很有分量的特殊情况。而对于所有的物质，不管它是不是人造的、是否有生命，因为它们都符合物理法则，所以，理论上，只要从物理立场出发，我们就能够对它们的运动进行解释和预测。如果你手中攥着的是一个闹钟或是一条金鱼，我会基于同样的物理立场得出相同的预测：一松手它们就会掉到地上。从物理立场来看，你手里的这个闹钟或是这条金鱼很少会有其他有趣的反应方式。
闹钟作为一种人造物品，与石头不同，它也服从于人们设想出的预见。这种预见来自于设计立场。假设有一件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大家称它为闹钟，那么我一定很快就能推断出：如果我按照要求按动一些按钮，一段时间后这个闹钟就会叮铃作响。我不需要学习那些专门的物理定律去解释为什么我上了闹铃闹钟就会按时响起。我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特殊的装置，会依照相应的设计按要求工作。从设计立场出发的预想没有从物理立场出发的预想那么可靠，原因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下的这些额外的设定：
1．这个实体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设计出来的。
2．它会按照设计要求运行，中间不会出现失误。
设计出的物品偶尔会出现设计上的失误，有时它会突然失灵。这些丧失功能的情况不会发生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石头自身不带什么功能设置，一块石头一旦损坏，结果就是它分成了两半，变成了两块石头，而不是一块损坏了的石头。面对一件相当复杂的设计品，比如说，比一把斧头更复杂的一把链锯，此时极为简便的预期就补偿了采用设计立场所冒的风险。如果我们参考一张简单的设计图纸就可以弄明白链锯的各个部件如何活动，那么就没人愿意从那些基础的物理定律入手再去预测链锯的运作方式了。
使用我们讨论的重点，意向立场比使用设计立场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也更加便捷。意向立场是设计立场的一种，意向立场将设计而成的事物看作是行动者，有信念也有欲望，能根据这些信念和欲望执行合理的行为。闹钟是一种简单的物品，严格说来，在理解为什么它是那样运行的时候，我们没必要运用奇幻的拟人理论。不过，一旦问题中所涉及的人工制品比一只闹钟要复杂得多时，采用拟人理论这样一种蓄意立场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事实上，那几乎是必须的。现在，再借用与计算机下象棋这个例子，让我们来慢慢梳理一下，不要错过任何重要的细节：
① 在轮到计算机走棋时，你要将计算机可用的有效走法一一列出，一般来说会有几十种走法。
② 将这些走法从好（最明智、最理智的）到次（最愚蠢、自杀性的）依次排列。
③ 做出你的预测：计算机会选择最好的那种走法。
也许你一时确定不了为计算机列出的这些有效走法中哪种是最好的，计算机倒是可能会更清楚地“领会”到自己的处境，但你却可以排除掉大多数的可能，只留下四五种走法，这就大大提高了你正确预测的概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思索，借助于设计立场，你就能预先确定出计算机接下来的走法，尽管这可能需要不断的努力、耗费大量的时间。你需要先获取程序的“源代码”（见第27章），然后对其进行“手动模拟”，经过数百万个甚至上亿个小步骤，最终确定出要走哪一步。这样你就一定能预测出计算机的走法，但时间有限，在有生之年恐怕你是不能像计算机那样得出结论的——信息量太大！但相比起要回落到物理立场，奋力处理那些由计算机的键盘输入所形成的电子流，运用设计立场已经让问题简单了很多。所以，试图运用物理立场去预测或解释那台计算机的下棋招式显然不切实际，即使是从设计立场出发工作量也太大，我们需要也有一台计算机，但那是犯规的。
意向立场则能巧妙地完成所有那些繁重的信息收集和运算，将赌注押在一件事上：这台计算机足够“理性”，能够走出最漂亮的一步棋。计算机的目的也是要赢，而且它也熟悉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利用意向立场你不用费太多力气就能非常准确地预测出计算机会如何走棋，更何况，有些时候计算机的布棋走势会很明显，是一步“迫棋”，或者叫“无脑棋”。
很明显，在与电脑下棋的过程当中，从意向立场出发可以非常有效地对计算机的走棋进行预测，因为这个下棋软件追求的只是在一个纯理性的下棋环境中“推理出”最合理的那一步。假如计算机程序操纵的是一家炼油厂，同样明显的是，它得根据对各种条件的探测来执行不同的步骤，这些条件多少会影响到程序下一步的操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设计的卓越性或合理性，一个白痴程序设计员设计出来的程序往往很难在这种环境下完成专家们要求的那些事务。而如果是一套设计精良的信息系统或者控制系统，那么即便编写这个程序的程序员们没有为源代码附上一些“注释”说明，程序运行的那些基本原理也都会清晰可见，且具备高度的预见性（后面我们还有很多有关计算机的话题）。要预测程序的运行结果，我们无需清楚计算机的编程，只要知道运营一个炼油厂所需要达成的理性要求即可。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意向立场来预测行为，以及我们是怎样做到的。在我们把人类都处理为意向系统时，我们会巧妙地将对方脑壳中那颗大脑以及我们自己大脑中的运作细节忽略掉，因为我们都在无限制地依赖“人是有理性的”这一事实，浑然而不自知。所以，就算突然闯入了一个新异的情景，我们通常也能自然地，事实上是不由自主地寻求到其中的意义，凭借的正是我们天生的本领：领会别人应有的信念（摆在他们眼前的事实）和欲望（什么对他们有好处）。
没有多少人会质疑“我们常常需要利用常识心理来进行预测”这件事情，至于要怎样来解释这份生命的馈赠，其间却存在着很多争执。“自然法则”成千上万，比如：
“如果一个人很清醒地睁着双眼，面对着一辆公共汽车，那么他就能知道自己面前有一辆公共汽车。”
“如果一个人发现与别人合作不用花费太大代价，还能得到他人青睐，就会倾向于合作，甚至是同陌生人合作。”
我们是这样一条条学到它们的吗？还是，基于“人们会在情境中根据理性做出回应”这种隐含的观念，所有那些基础法则才应运而生？我保证是后面一种。原则上，我们会在生命历程中逐一领略到概括性的法则，这些法则中囊括大量定型的行为模式，从中很难产生与人类正常的生活处境相差极大的、科幻小说式的情节，让我们无法想象身处其中时会怎样反应。“如果这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有时我们会做出这种无用的回应：“我可能会昏死过去了。”有时则会有效地做出理性的回答：“希望我足够聪明，知道该如何去做。”有时，我们会在一些反常规的场景中看到各色人物创造性的表现，但我们仍然能够顺利地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那么做。我们也能理解那些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全新句子，而这些句子我们在之前的生活中并没有听到过，但我们依然能理解那么多的人类交流，这些现象足够表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与生俱来地具备一些生成能力。
我们很自然地、不假思索地就会将意向立场蔓延到动物那里去。如果要设法捕获一只狡猾的野兽，利用意向立场对我们来说就是不二之选；如果要想理解一些更简单的动物乃至植物的行为，采用意向立场也是一个有用的方法。蛤蜊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它们是理性的，这些理性基于它们对这个世界的有限视野。树木能够感觉到敌人在步步逼近，现在洒在自己身上的阳光就要被身旁那些更高大的绿植反射掉了，于是它们吸收养分更快地长高，这并不稀奇。毕竟，对一棵植物来说这是眼下最明智的做法。就人工制品来说，即使原始的温度调节器也会表现出一点最基本的意向立场来：为了要把温度控制在我们想要的水平上，它会对实际温度进行有规律的采样，将采集到的数据与我们的要求进行对比，并依据结果进行温度调节。在给没有专业知识的小朋友介绍温度调节器的工作原理时，你可能就会这么说。
这个简单的意向系统理论讨论的是，为什么将对象视为行动者，我们就能够理解它的行为，我们是怎样做到的。这不是一个关于内在机制的理论，不能直接解释行动者如何以某种方式获得理性指导从而显示出预见性。意向立场向我们提供的是意向系统的一纸“说明”、一份工作说明书，包括哪些需要甄别、哪些得记住、哪些要去做，等等，要实现说明书中所述功能的是工程师，如果是一套有机体意向系统，则是进化和发展过程。眼前有这么一个行动者，它能区别一美元和十美元，可以找零，还可以识别假币，它愿意也有能力一天24小时地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这种从意向立场出发的特征描述，既可以看作是一份自动贩卖机的说明，又可以看作是对一名便利店店员基本工作的描述，它完全模糊掉了个体之间内部结构的不同和他们具有的其他更多的能力。
用软件工程师的话说，这种等同或者说中立性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特征。在后面三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等同让意向系统理论在有关思想和大脑的困惑之间架起了桥梁。简而言之，它让我们看出了“真正的”信念（人的信念）和“仅仅”像是有信念（比如自动贩卖机、动物、小朋友，最明显的还有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为了进行预测，我们可以借助于意向立场，先简要介绍大脑中那些子系统的功能，而后再对如何运行这些功能给出详尽解释。我们把一整个神奇的、“真实的”人分解成一些仍带有自身程序和方法的次人类行动者，然后再依次将这些次人类行动者分解成更简单、更愚钝的行动者，最后剩下最简单的意向系统，我们无需借助意向立场就可以对它进行描述。受益于有原则地放宽了那些哲学家们曾力图施加在人类信念和欲望上的条件，想象力终于得以在人类个体层面的常识心理和次人类层面的神经回路活动之间架起桥梁，这项任务错综复杂。从人类一路向下，直到无感觉的物体，“真正的”信念和欲望在何处终止，仅仅“好像”信念和欲望的东西从何处开始出现呢？正如我们已经在第15章以及即将在其他一些思考工具的帮助下看到的，要求得出这样一条明确的界线并不合适。
意向立场在计算机科学和动物心理学方面都有非常普遍的应用，意向系统理论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有些进化生物学理论家扬言要摒除意向立场，这真是自寻烦恼，我们在后面讨论进化论的部分会看到这一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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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次人”的区别
自上而下的认知能力分解
不
是你的眼睛看见了，而是你看见了；不是你的嘴在品尝巧克力蛋糕，而是你在品尝；你的大脑不会憎恶你肩膀上那穿刺般的疼痛，而你会；签订那份合同的不是你的手，而是你；你的身体只是被唤醒，而你却堕入了爱河。前面的句子不只是一种“语法上”的修辞，就像在有雷阵雨时我们会说“天下雨了”而不是“一场雷暴雨正在下”。这关乎的也并不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有时，人们会很不屑地问：“这不就是些语义学的东西吗？”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与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词语”无关。但是，我们如何定义词语却常常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我们怎样谈论别人，怎样谈论他们能做什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些都要在基于很多重要的事实之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乍一看，有很多人能做的事情都是人类自身特有的部分所不能做的，事实上的确如此。但如果真是这样，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反过来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将一个人粗略算作是人类身体特有的一个部分，他是否可以等同于自己那个完整的、可正常运作的大脑？是你有脑子，还是你就等于你的脑子？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砍下了我的胳膊，我仍可以签合同，用脚趾头拿笔或者发出一个口头指令，但如果把我的脑子弄傻了，那我的手再怎么做也不能算是在签合同了。摘掉了眼球我就再也看不见了，除非我可以安一个假眼球，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幻想。但如果一块一块“取掉”你的大脑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完整地保留下我的眼睛和视神经，而移除掉我的枕叶皮层，那我可能就会变成“皮质盲”，只残留下一些视力，著名的盲视就属于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我们还可以多切除掉一点大脑，这样连盲视都不存在了，但你仍然活着。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在大脑上一刀一刀地割除下去，消除掉听觉、触觉、味觉还有嗅觉等，最后剩下的便是你的终极指挥部，那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是决定人之所以是人的那个东西。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脑的无数多种能力是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将大脑所有的能力都集结于一处从而产生意识的中心。 (30) 让你成为你之所是的那些能力、性情、偏好和怪癖，都依赖于连通你的身体和大脑的通路才得以形成。哲学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有关脑移植的思想实验：你想成为哪一方？大脑的“捐献者”还是“收容地”？这只能通过非常扭曲的理想化手段来实现。如我以前所说，“你无法把我从我的身子上撕下来，只干净利索地留下一个轮廓”（Dennett, 1996a, p. 77）。
互联网有个最重要的特性：去中心化，走遍世界你也找不出它的中枢或者指挥部，所以你也无法对准哪个地方投一颗炸弹，一举把它销毁。计算机的每个部分都功能多样且沉积着海量的冗余信息，所以即使哪个部件出现问题，计算机也只会在性能上出现些许“适度的降级”。《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中的智能计算机哈尔（Hal）却有它的“逻辑记忆中心”，里面满满地装着记忆卡，因此一旦戴夫（Dave）将这些记忆卡一个一个分开，哈尔就再也无法重新启动了。互联网没有类似这样的中心。尽管大自然没有赋予我们如互联网那般紧罗密布的分散结构，但不能否认，构成我们的各个部分也并非功能单一，它们的组织方式也是去中心化的。科学家们证明，我们的大脑组织是非常具有可塑性的，它能变换成各种新的配置，即使割舍掉了身体上的一些重要部分，只要不是那些致命的身体部分，你就还是可以做自己，追求梦想、惑乱敌人、权衡策略、重新尝试取得新的成功。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我们的确拥有自己身体各部分没有的能力。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要想理解或者弄明白一个完整活体中各个部分的能力，唯一的出路是你得认真思考它们是怎样为那个杰出整体的系统协调做出贡献的。
再来多看几个例子：你的大脑不懂英语，你懂；你的大脑找不出那个笑话的笑点，你能。纵然在理解和鉴别的过程中，是你脑中的相关结构在起着主要的因果推论作用，但离开了感官、四肢和其他器官长年累月的训练和支持，它也很难完成自己的工作。 (31)
所以，将人这个生动的活体，这个有耐性、有意识、有理性的行动者记为主语并不只是我们的一种日常习惯：是你，犯了错误、赢得了比赛、迷恋上了莱斯利、说着凑合的法语、想去巴西、青睐金发碧眼的女人、犯了诽谤罪（在第62章中也有相关论述）。而我们之所以会饿、会累、会暴躁，所有这一切也只能归功于我们所谓的次人部分。
那些构成人类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像砖头那样堆砌出一个活的人体吗？如果着眼点仅是原子这种最小的部件，那么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在分子、细胞以及更高级的层面上，构建方式就不只是堆砌那么简单了。蛋白质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主力，它们的能力超出你的想象，就像无数微小的机器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纳米机器人。神经细胞更是万能，它们在大脑中主要负责传递、转换和调节工作，我们可以叫它微型机器人。在更大的结构中，神经元可以连接成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神经元来回地传递信息，彼此互相压制，它们可以分析从感官传来的信息流，唤醒“记忆中”休眠的信息结构（这些信息结构并不是大脑中单独的一部分），在你行动时，它们还会精心策划一些微妙的级联信号，让你的肌肉活动起来。
任何比原子直接堆积而成的结构更高级别的结构都展现出了行动者的特质。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意向系统。就分子来说，如动力蛋白、DNA校正读码酶、细胞膜上数以万亿计的通道蛋白等，它们干起活来几乎是“自动化的”，但依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举两个虚构的例子，就像《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中结队行进的扫帚，或者像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 (32) 再到细胞这一级，单个的神经细胞具有更强的试探性，它们不停地到处游走，寻找更好的神经链接，可以根据经历随时改变自己的放电模式。它们不再像是蛋白质纳米机器人那样的机器，倒更像是囚犯或者奴隶。你可以将它们想象成是正在狱中服刑的神经细胞，漫无目的地忙碌于大量连它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工程项目之中，对于变革政策以改变命运，它们从来都漠不关心。比细胞更高级别的结构单位，如神经束、神经柱、神经节、“神经核”这些细胞群，开始逐渐具有了一些深谋远虑，它们具有了自己专门的功能，可以敏感地感受到更多条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条件。它们看起来更像是行动者了，“工作起来”需要更敏锐的洞察力，甚至还需要做决策。
这些行动者像极了那些白领、分析师和高管，他们都有自己专门的职责。就像白领们一样，这些行动者同样有着健康向上的竞争热情，会力所能及地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对手或者同伴失利时，它们甚至还会毫不犹豫地代劳。这个层次上的这些次人部分完全就是一些智能砖块，我们开始逐渐看出一个大体的轮廓，在这些次人结构的基础之上，究竟要怎样才能勾画出对一个人的整体理解。面对满满一箱自行车零件，我们不得不感慨还得要“组装一下”，但至少我们不必去裁截钢铁，自己制造螺母和螺栓。
这些无脑的微粒是怎样构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对于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我们可以掰开揉碎了看。可以自下而上，从细微处入手，就像我刚刚做的那样；或者也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从整体的人开始，看看有哪些机灵的小东西一点点聚集起来，齐心合力地完成了能使一个人运动起来的全部工作。柏拉图倡导的是第二种方法，他将灵魂分成了具有类行动者性质的三种类型，相当于哲学王、卫国者和劳动者，或者是理性、激情和欲望。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此两千多年来人们已经讨论得太多了。20世纪，弗洛伊德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真正打碎整体思维，指引人们进入次思维研究的是计算机的发明和人工智能研究的诞生。人工智能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目标——要把人类整体的认知能力转变成一个由次人类专业处理装置组成的巨大网络，包括目标发生装置、记忆搜索装置、计划评估装置、感知分析器和语句分析程序等。
20
大脑中的小人儿委员会
认知科学的好理念
在
几千年以来的思考和探索中，理论家们总是会不经意间就将心智想象成一个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的行动者，就像一个小人儿，拉丁文称为“homunculus”，他可以坐在大脑控制室里完成所有精妙的工作。如果你将人类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电话接线网络，就像思想家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喜欢去做的那样，那么对于网络中心的操作员，你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他的心智是不是也是由一个更小的电话网络构成？这个网络是不是也有一个中心操作员？他的思想是不是也由……？任何一种理论，一旦做出了类似“中心小人儿”这样的设定，那么它就注定要进入一种无限的倒退。
但是，也许假定有一个小人儿并没有错，错误的是我们假定了一个中心操作的小人儿。在我的第一本书《内容与意识》（Content and Consciousness , 1969）中，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能抵御住说句玩笑话的诱惑。我这样写道：
“大脑中的小人儿”被赖尔（Ryle）称为“机器中的幽灵”，它如今早已声名狼藉，因为它并没有对有关思维的种种问题做出什么贡献。尽管“大脑书写”这种类比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但它做的也只不过是将脑中的那个小人儿换成了一个委员会组织。（Dennett, 1969, p. 87）
那么，替换成一个委员会又有什么问题呢？（哈哈，这里用到了我的归谬法！）在书写《头脑风暴》（Brainstorms , 1978a）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用一个委员会去替代大脑中那个小人儿的想法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我想，它应该是认知科学中一个不错的基础理念。下面是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good old-fashio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GOFAI; Haugeland，1985）的经典战略，人们称之为小人儿式机械主义：
因为人工智能程序员们是从一个带有意向色彩的起点入手的，所以他们当然会将计算机拟人化。比如说，一旦计算机顺利解决了问题，程序员就会说他们设计的计算机能够理解那些用英语写出的问题。程序设计的首要的、也是最高级的要求是要把计算机拆分成数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要执行一些带有意向色彩的任务。程序员列出一张流程表，上面贯穿着计算机评估、记忆器、鉴别器、监督器等部分，其中的每一个都算得上是小人儿……每个小人儿进而又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小人儿，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智能性也会渐次降低。分解到最后，小人儿们都变成了一些加法器或者减法器，它们的智力仅能让它们从两个数字中挑出较大的那个。分解到这个程度，这些小人儿就可以由一台台机器替代了。（Dennett, 1978a, p. 80）
这一策略的独特价值在于它釜底抽薪地反驳了无限倒退论。小人儿式机械主义绕过了险恶的无限倒退论，用有限的倒退取代了它。就像前面已经说明了的，在倒退终止的地方，运行操作变得相当乏味，这时候就可以用机器来替代了。关键在于，以往在我们的印象中由中央操作执行的那些事物，现如今都已经被分担给了下属稍显次要、略微愚钝的那些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任务还会继续被分配至更低层次的行动者，以此类推。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那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要求有严格的等级分工，这却是个不必要的设计！我们可能已经想到要去除集权国王或者首席执行官，但还是有一大批副主席相互交涉，构成了系统的最高阶层，大量的中层主管要向他们汇报工作，同时这些中层也要指挥部下的行动，他们的部下也继而会召集更多的下属干事，如此等等。早期人工智能在计算机上的操作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超级高效的组织结构，它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职位的闲置，不接受任何反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运行那些早期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大型计算机以今天的标准来说又小又慢，而人们总希望能更快速地得出结果。要想让你的人工智能系统赢得基金资助，就不能让它耗费很长时间才回答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它运行起来要非常高效。此外，书写成千上万行的代码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此如果你能成功地将目标任务，比如回答一些有关月岩的问题、诊断肾脏疾病或者下棋，分解成一组比较容易掌控的子任务，那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应当怎样编程、怎样将程序整合成一个可行的系统。你可以有一套独到的“概念验证” (33) 方法，它可能省时又省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设计计算机时，需求和工作表现几乎是完全独立的。硬件上，电力均衡地、源源不断地发送，没有哪个电路会面临电力耗尽的危机。软件方面，调度器系统总是让优先级最高的程序运行。至于哪个程序具有优先权，则需要通过某种竞争机制挑选出来，但各种程序是按照一个队列有序运行的，并不会陷入你争我夺的厮杀。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各展其能到各得所需。”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鲍姆（Eric Baum）将这种等级控制恰当地称为“政治”。也许普通大众之所以会模糊认同这一事实，是源于一种普遍的直觉：计算机不会关心任何事。这与制造原料无关，我们凭什么说由碳元素构成的东西就要比由硅元素构成的更会关心什么事呢？而是因为，风险和机会的观念并没有被置入到计算机内部，所以它不需要关心。
而神经细胞则大不相同。构成人体的那些普通细胞与成群的工蚁比较相像，它们没有私心，机械地工作，只是些百依百顺的奴隶，干着一成不变的活儿，在一个不怎么有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但据我所知，大脑细胞必须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什么呢？神经元想要的是什么呢？就像它们真核单细胞的祖先，还有更远亲些的细菌和古生菌那样，神经元想要的是填饱肚子、保持能量，继续活下去。神经细胞类似于生物机器人，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能算是有意识的。请记住，神经细胞都是真核细胞，类似于酵母细胞或者真菌。所以，如果说单个的神经细胞有意识，那岂不是说脚癣也能感知！但神经细胞有些地方还是会像它们那些无脑的单细胞表亲：在生死攸关的争斗中，它们都不愧是有极强战斗力的行动者。它们的竞争环境不是在你的脚趾缝里，而是在大脑所要求的环境里。在这里，谁能够更加有效率地建立起联系网络，谁能够在足以识别出人类欲望和冲动的虚拟机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谁才有机会赢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