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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翻译与蒯因式填字游戏
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翻译
当
两个同样优秀的功能解释冲突时，有主张认为，根本不存在深层事实可以解决这一冲突，哲学家蒯因（Quine, 1960）以其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巧妙地捍卫了这一主张，他得益于一个著名的直觉泵。设想，在太平洋中心发现一座孤岛，岛民使用一种岛上特有的语言。由于没有双语翻译的帮助，人类学家或语言学家不得不通过观察、与岛民进行互动式试错来理解这种语言，这一任务被蒯因称为“彻底翻译”。蒯因认为，原则上，如果有两位调查员担负起为这种异域语言制作翻译手册的任务，他们大致可以做出相当不同但却同样优秀的翻译手册，并会为岛民的话语赋予不同的含义，因此不存在事实上正确的翻译。对许多哲学家而言，这种想法似乎过于极端，不值得认真对待，所以，他们对此只是不屑一顾，并继续固执己见。下面介绍的这种思考工具可以让上述想法看起来合情合理，甚至显而易见。有两件事需要解释：（1）蒯因的说法如何在“原则上”可能为真；（2）就算该说法原则上成立，我们为什么几乎无法给出一个实例。
我常用下边这道英语填字谜题考我的学生。片刻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宣布做了出来。你可以在阅读下文前试试。
你做出来了吗？如果做出来了，你得到的是哪个答案？这道题有两组很棒的答案，它们藏在本书的第76章，在答案揭晓前给你一个机会做出这两组答案。这道题尽管小巧，但我花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它设计出来，因为横排和竖列之间的相互影响必须满足多重约束条件，它强烈地限制了设计的可能性。如果你有所怀疑，可以试着构造一个更大、更好的填字谜题！（如果你做到了，烦请发给我一份。我在其他地方会用得着的。）
有人会问，“第一竖列的单词应该是什么？”这代表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实在论。这道题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的答案。我是有意这样设置的。比如说，我并没有先定下一组答案（历史上第一个或原初的答案，“因此”是真正的答案），凑成这道填字谜题，然后再找出另一组答案。相反，我平时就收集了一些意思相近的四字母单词，从中我取出几对一并制定了这两组答案。
因为定义的规范允许有一些弹性，所以我们能构造出这样的一道谜题。这两组答案中都包含勉强满足定义的单词，但是，哲学家称之为整体论的那种严丝合缝的周边条件，却把这些单词放入了两个完全稳定的结构。你觉得有多大概率存在着与这两组答案平等竞争的第三组答案呢？通常，密码学家会抱持这样的信念：你若找到谜题的一个解决方案，你就已经发现了这道谜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存在两个解决方案，但类似这道填字谜题这样的情况表明，存在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形而上的必然，而仅仅是在强大的约束条件下极其可能的一种结果。
人远比填字游戏或计算机复杂。人类复杂的大脑里充满了神经调质，大脑又连在身体上，而身体与整个世界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其进化史以及个人历史内嵌于世界，相互贯通，远超一个内嵌于语言共同体的字谜游戏。所以，米利肯等人是对的：鉴于设计约束的本质，在极端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相异的解决之道，给出两个完全不同、有着全局不确定性且不分轩轾的解释。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当然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该原则依然有效。我们没有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脑袋里存有“真正的意义”（蒯因称之为意义的“博物馆神话”，这是他的主要攻击对象）这个形而上的事实。
现实世界中我们没有不确定性，是因为有很多个独立的约束条件需要满足。密码学家的座右铭向我们保证了，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当现实世界遭受不确定性的威胁时，解决问题、确定解读的始终是更具“行为性”或“倾向性”的事实，而非某种神秘的“因果力量”或“内在语义性质”。意向解释几乎总是竭力达到某个单一的解释，但是，可以想象，在极端情况下双重解释通过了所有测试，于是就不存在任何深层事实可以确定哪个解释“正确”。事实确实能够确定解释，但始终是“浅层”事实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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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引擎和句法引擎
大脑只是通过句法引擎模仿语义引擎
意
义如何能产生影响？它似乎并没有某种物理性质可以引发什么，如温度、质量或化学成分。大脑从激荡于感觉器官的能量流中提取意义，改善身体的发展前景，而身体则用以安置大脑并为之提供能量。大脑产生对世界上各种重要东西的预期，用这种形式“制造未来”，从而恰当地引导身体。大脑是一个非常耗能的器官，若不能完成这份重要的工作，它们就活不下去了。换句话说，大脑应该是语义引擎。大脑由大量的分子片段构成，这些片段的相互作用服从严格的化学定律、物理定律，对分子形状和分子力做出响应，换句话说，大脑事实上只是句法引擎。
设想你跑去找工程师，要他们为你打造一部验钞机或者其他类似的赝品检测器，要求它能将所有的真钞叠成一沓，而把所有假币堆成另一沓。工程师说，这不可能。我们造出来的东西只能响应“句法”性质，也就是各种物理细节：厚度、形状、纸张的化学成分、油墨的颜色模式以及其他难以伪造的物理性质。他们只能基于这类“句法”性质造出一部运作良好但并非万无一失的验钞机。做成你要求的那样太过浪费，间接、有瑕疵的检测就足够了。
大脑任何一部分的结构都受到同样的限制。无论大脑做什么，无论其输入意味着什么，或仅仅是近似意味着什么，都是由物理化学力引起的。虽然大脑有生命力，由蛋白质而不是硅和金属构成，但是，不要臆想大脑能凭借它内部的神奇组织直接地检测到意义。物理学永远胜过意义。直接响应意义的语义引擎像永动机一样，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大脑如何完成指定给它的任务呢？——作为句法引擎，它具有可以跟踪或模仿语义引擎的能力。 (52) 但这可能吗？一些哲学家辩称，假使大脑运作的微观因果解释是完整的，没有任何未解的空白，那么，根本就没有意义发挥影响的余地。在第33章，我们会遇到一个直觉泵，通过展示语义性质，例如真理、意义以及指称在一些简单的因果过程中发挥着不容抹杀的作用，来证明上述看法是错误的。但在转向那个略显复杂的直觉泵之前，我打算检视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型，它有助于驱散对哲学家的直觉泵的怀疑，若一切顺利，还可以消除一些可能会干扰理解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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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人遇上母牛鲨
哲学家最喜爱的直觉泵
直觉泵理应有效利落地工作，抽取待寻找的直觉，继而返回待命状态。但直觉泵往往会引发激烈的辩驳、反辩驳，对思想有所调整、有所扩展。20世纪美国优秀的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曾对我说，他后悔发明了这个直觉泵，因为它怂恿了一种毫无节制且不具持久启发性的争吵。下面所述的是沼泽人直觉泵，也是哲学家最为钟意的直觉泵之一，尽管它不算是戴维森的得意之作：
设想一道闪电击中了沼泽里的一棵枯树，而我此时正好站在边上。我的身体被分解为各种元素，与此同时，完全出于巧合的是，那棵树中完全不同的分子变成了我的物理复制品。我的复制品，即沼泽人，和我的行动一模一样；出于天性，它离开了沼泽，碰上了我的朋友，它似乎认出了他们，说着英语同他们寒暄问候。它回到了我的家，似乎开始撰写有关彻底翻译的文章。没人能看出不同。
但有一处不同：我的复制品并没有认出我的朋友。它不能辨识任何东西，因为它本来就不能对任何东西有所认知。它无法知道我朋友的名字，尽管它看起来知道，也无法记得我的家在哪儿。它根本无法领会我所说的“家”的意义，例如，它发出的“家”这个声音并不是在某个背景中习得的，而只有这样一个背景才能在根本上给出“家”正确的意义，或无论任何意义。实际上，我不知道我的复制品怎么能通过发出各种声音来意指任何东西，或拥有任何思想。（Davidson, 1987, pp. 443-444）
当诸如孪生地球、沼泽人这种话题成为正儿八经的思考时，其他领域的学界中人，特别是科学领域的专家们，常常就哲学家这种不可思议的娱乐发难，对此，哲学家并非没有注意到。是科学家没文化、精妙莫测的哲学探索于其不过是对牛弹琴，还是哲学家错失了对实在的把握？我还是不要说了吧。
这些古怪的例子有意保留了某现象未被重视的一个特征，将其他所有特征的影响降至最低，并由此来证明概念上的要点，使真正重要的东西凸显出来。孪生地球一例设置了最大程度的内在相似性，即你被发送至孪生地球，却没注意到这次大转移，以便你的直觉能将外部环境的影响可靠地显示出来。而沼泽人直觉泵在让未来倾向和内在状态保持不变的同时，将“历史”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因此，此类思想实验在设计上模仿了科学实验，通过让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试图将变量间重要的交互作用隔离出来。这类实验的一个困难是，由于它们是直觉泵，因变量就是直觉，所以在产生直觉的过程中，想象力的贡献比哲学家认识到的更难控制。我们将拆除一些吊杆托架，它们实际上妨碍了读者的想象力，扭曲了他们的直觉，并因此使思想实验的“结果”变得毫无效力。
此外，这类实验还存在深层次的困难。凭空想出个例子就来“证明”深层的概念要点不过是小儿把戏。假设一头母牛诞下了某种生物，它同鲨鱼分毫不差。你若去问生物学家，它是鲨鱼吗？善意的反应可能是，你在费力不讨喜地搞笑。或者，设想在室温下，一个恶魔微微一笑就能将水变成冰。恶魔之水是冰吗？这种傻乎乎的假想根本不值得得到回应。一些哲学家认为，微笑的恶魔、母牛鲨 (53) 、僵尸以及沼泽人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尽管它们在自然法则上（因果上）不可能。他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但我不这样看。大概，广泛撒下反事实性网的动机是，我们获得的答案会告诉我们论题的本质。但是，这世道谁会相信真正的本质呢？反正我不会。
下面，考虑一个会问及磁性物质的类似问题，我们注意到，对于磁性物质，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候选“真理制造者”，即典型性质或本质：（a）所有磁性物质都能吸引铁屑；（b）所有磁性物质都有某种内在结构，且称之为M阵列。老式的行为准则（a）会不会最终被新的内在结构准则（b）所取代呢？或者，后者不过是在还原意义上对前者做了解释？为了一探究竟，我们必须想着为科学家提出以下这些沼泽人式的问题。设想你发现了某种物质，它能够吸引铁屑但却不像标准磁性物质那样拥有M阵列。你会把它叫磁性物质吗？或者，设想你发现某种物质具有M阵列却不能吸引铁屑。你会将其称为磁性物质吗？物理学家可能会回应道，若真见到了这些假想的物质，他们会留意那些更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思考管它们叫什么。他们整个的科学图景有赖于磁畴中原子偶极子的排列与铁吸引力之间的深层规律，打破这一规律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但他们对这种“事实”毫无兴趣。“结构”因素和“行为”因素之间真正的协变关系才是值得关注的。如果发现规律不适用了，物理学家就会相应地调整他们的科学理论，重新安置这些术语。
沼泽人是否有思想？是否说英语？母牛鲨是不是鲨鱼？它像鲨鱼一样游动，还能同其他鲨鱼成功交配。天哪，我没告诉你们吗？除了在它的所有细胞里都是牛的DNA之外，它同鲨鱼毫无二致。不可能吗？哲学家会说这在逻辑上也不是不可能。正是如此明显的不可能造成了后续没营养的讨论。正如戴维森的记忆“痕迹”出现在沼泽人的大脑结构中在物理上不可能一样，一条鲨鱼由包含牛的DNA的细胞构成同样在物理上不可能。沼泽人也许在逻辑上可能，如果仅仅因为想象某种宇宙巧合就能产生沼泽人这种东西，那么，根据定义，它们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这种事从未发生过，谁会在乎如果它们发生了，我们该怎么说呢？
“我在乎啊，”注重反问的哲学家会说，“我认为，以最大的严密性定义你的用词以及所有逻辑可能的事项向来非常重要。这才是追寻真理之道。”是这样吗？在真实世界中，进化、发展以及学习的多重扭结将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作用束缚在一起。正是因为戴维森的身体有其特定的发展轨迹，假以时日，它就能形成戴维森所有的记忆、信念以及期望，这些自然累积的过程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替代品。虚构的情形违背了这些限定条件，它所能达成的结论，就我所见，没有任何用处。事实上，这种费尽心力搞出来的例子给我的印象是，为某种假想的两分创造条件，好让你有恃无恐。“不，不，”哲学家说，“它不是虚假两分！为论证起见，我们悬置了物理定律。伽利略在其思想实验中忽略了摩擦力，他不也做了同样的事吗？”确实如此，不过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般性的经验法则：思想实验的效用与其脱离现实的程度成反比。
孪生地球在物理上不可能，但其不可能并非沼泽人的不可能！千万别想用量子力学的多重宇宙解释，它虽表明孪生地球归根到底在物理上是可能的，但该理论只有在某些领域得到青睐；即便真的有无限多的宇宙，它们中又有无限多的星球与地球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也不能发送地球人到这些星球访问。相比之下，双币机到巴拿马一游是可能的，有关它的种种事情也都会发生。不必悬置任何自然定律，我们就能设想我们希望设想的有关双币机的一切细节。
33
两个黑盒子
究竟是什么让红灯闪烁
有
两个大型黑盒子A和B，它们之间由一条绝缘的铜电缆相连。A盒子上有两个按钮，标着α和β；B盒子上有三个灯泡，颜色为红（R）、绿（G）、黄（Y）。研究黑盒子行为的科学家观察到：按下A盒子上的α按钮，B盒子上的红灯会短暂闪烁；按下β按钮，绿灯会短暂闪烁。黄灯似乎从不闪烁。他们在各式各样的条件下进行了几十亿次的实验，并没有发现例外。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其间存在着某种因果规律，并简单地概括如下：
α按钮导致红灯亮
β按钮导致绿灯亮
他们确信，这种因果规律以某种方式通过这条铜电缆传导，一旦切断电缆，B盒子就不会有任何反应；把两个盒子各自屏蔽起来，保持电缆连接，却不会破坏这种规律。他们当然很好奇，这种因果规律是如何通过电缆传导的呢？他们认为，也许按下α按钮会导致一个低压脉冲传至电缆，同时触发红灯亮；而按下β按钮将产生一个高压脉冲，它将触发绿灯亮。或者，按下α按钮引发单脉冲，触发红灯亮；按下β按钮则引发双脉冲，触发绿灯亮。显然，当科学家按下α按钮时，电缆中总是发生了什么事，而当他们按下β按钮，总是发生了一件与之不同的事情。揭示出这两个事情是什么，就能解释他们所发现的这种因果规律。
很快，对电缆进行的信号检测表明情况要复杂得多。无论何时按下A盒子上的按钮，一串脉冲流——开或关，或比特串，确切地说，10 000比特就会快速地沿电缆发往B盒子。但是，比特串的模式每次都不一样！
在比特串触发红灯或绿灯的情形中，一定有某种特征或性质。它会是什么呢？科学家们决定打开B盒子看看，当比特串送达其中时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在B盒子的内部发现一个普普通通的串行计算机，配有一个大型存储器，内含一个庞大的程序和数据库，当然也是由很多比特串写成。当他们跟踪比特串到达该程序时，并未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输入串总是会以正常的方式进入中央处理器，在那里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几十亿次操作，并以1或0这两个输出信号中的一个结束，而输出1会打开红灯，输出0会打开绿灯。他们发现每一次都能在微观层面上解释这种因果规律的每一个步骤，没有任何困难或矛盾之处。他们并不认为运行过程有任何神秘原因，例如，当他们反复输入同一个序列的比特串，B盒子中的程序总是产生同样的输出：红灯亮或绿灯亮。
但这还是有点儿让人困惑，因为，尽管B盒子始终给出同样的输出，但其中间步骤并不相同。事实上，在产生同样的输出前，它几乎总是经历不同的物理状态。于其自身而言，这并不神秘，因为该程序存有每个输入信号的副本。因此，当同一输入信号一而再再而三地送达时，计算机存储器的状态在每一次会稍有不同。但是，输出总是相同的：如果某个特定比特串的首次输入使红灯变亮，那么从此以后，同样的比特串总是会使红灯变亮，同样的规律对绿串（科学家开始这样称呼这些比特串）也适用。科学家很容易就假定，所有比特串要么是引起红灯闪烁的红串，要么是引起绿灯闪烁的绿串。当然，他们并没有测试所有可能的比特串，而是仅仅测试了由A盒子发出的比特串。
科学家们决定验证他们的假设，他们临时断开A与B之间的联系，并略微修改了由A发出的输出信号。令他们感到迷惑和沮丧的是，一旦他们修改了来自A的比特串，黄灯就会闪烁！仿佛B盒子侦测到了他们所做的改变。但是，毫无疑问，B盒子能够接收人造的红串或绿串。只有当红串或绿串中一个或不止一个比特发生改变时，黄灯才会变亮，几乎总是如此。在看到一个“修改后的”红串变成了黄串，有人脱口喊道：“你们杀了它！”这还引发了一番猜测：红串和绿串在某种意义上是活的，也许分别代表了雌性和雄性，而黄串是死的。这个猜想很有吸引力，但它得不到什么结果，尽管科学家对数十亿有着随机差异的10 000位比特串进行了实验，这些实验强烈地提示科学家，实际有三种比特串：红串、绿串和黄串，而且黄串的数量比红串和绿串的数量多了很多个数量级（更多内容见第35章）。几乎所有的比特串都是黄串。这让他们发现的红/绿规律更令人兴奋，也更让人费解。
是什么东西让红串打开了红灯，绿串打开了绿灯？毫无疑问，对于每个特定的情况来说，根本没有神秘性可言。科学家可以通过B中的超级计算机来跟踪每个特定比特串的因果效力，从而带着令人满意的决定论看到它在不同情况下点亮红灯、绿灯或黄灯。然而，单是检查一个新比特串，在没有“人工模拟”它对B盒子的影响的情况下，科学家无法预测它会产生这三种效果中的哪一个。他们从经验数据中得知，除非一个新比特串是由A盒子发出的已知比特串，否则一个新比特串成为黄串的概率非常高，几乎可以认为，任何新比特串都将是黄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比特串只有十亿分之一的概率是红串或绿串，但是，不用B盒子里的程序来运行该比特串，就没人知道它究竟会是哪种。
也许，秘密在于A盒子。于是，科学家打开它，发现了另一台超级计算机，它有着不同的款式和型号，运行着不同的巨型程序，尽管如此，它也只是一台普普通通的数字计算机。科学家很快查明，这台计算机内部有一个“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秒百万次，无论他们按下哪个按钮，计算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时钟处获取“时间”，比如，101101010101010111，并将其分解成串，从而确定调用哪个队列里的哪些子程序，以及在其准备将比特串送至电缆期间首先访问哪一部分内存。
科学家弄清楚了，实际上，正是这个保持着良好随机性的时钟查询机制保证了同一个比特串从来不会被重复发送。尽管依赖于这种随机性或伪随机性，但它还是能够保证，每当科学家按下α按钮，计算机产生出红串；按下β按钮，送出的比特串最终是绿串。事实上，科学家们发现了几个异常情况：在大约十亿分之一的实验中，按下α按钮会发出一个绿串，或按下β按钮产生一个红串。这个小小的瑕疵吊足了科学家的胃口，他们想去解释这一现象。
后来有一天，两个负责制作这些盒子的人工智能黑客出现了，他们解释了这一切。（如果你想自己弄明白就不必往下看了。）制作A盒子的黑客Al，已经为某个“专家系统”工作了多年，该专家系统包含一个天底下所有“真命题”的数据库以及一部推理引擎，推理引擎可以从组成该数据库的公理中推断出进一步的结果。数据库中包含有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统计数据、气象记录、生物分类学、世界各国的历史，以及大量的琐碎数据。与此同时，制作B盒子的瑞典黑客Bo，为了打造自己的专家系统，一直在研发能与对手抗衡的“世界知识”数据库。在时间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他们都在往各自的数据库中塞入尽可能多的“真理”。 (54)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觉得专家系统无聊乏味，该技术承诺的实际功能被大大高估了。事实上，该系统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有意思的问题，也没能“思考”或“发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借着推理引擎，它们都善于以其各自的语言生产非常非常多的真语句，善于检测输入语句相对于它们的近似知识为真还是为假。因此，Al和Bo想看看他俩费尽心力搞出来的东西如何能够派上用场。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个哲学玩具。他们选择了一种通用语来翻译他们的系统，实际上，两个系统发送的都是以标准ASCII码写成的英语 (55) ，他们还把两部机器用电缆连起来。每当你按下α按钮，就会指示A随机或伪随机地择取它的某个“信念”，即某个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公理或由公理集产生的推论，并将其翻译成英语（计算机中的英文字符已经是ASCII码的形式了），然后在末尾加入足够多的随机位使总位数达到10 000位，最后将该比特串发送至B，而B将输入的比特串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即瑞典版Lisp语言，并与自己的“信念”（它的数据库）做比对。由于两个数据库均由真理组成，而这些真理大致相同，依赖于它们的推理引擎，每当A发送一个它所“相信”的东西，B也同样“相信”，并以红灯闪烁来示意。而一旦A发给B一个它认为是虚假的东西，B会通过闪烁绿灯表示确实如此。
一旦有人篡改了传输过程，几乎总是会产生一个不合语法规则的英语语句的比特串，除非所有的修改只发生在末尾无意义的随机位。由于B对格式错误零容忍，所以它闪烁黄灯做出回应。假使有人随机选择了某个比特串，这个比特串就极有可能不是合乎语法的真理或谬误，所以黄灯总是占优。
所以，Al和Bo说，神秘的因果性质“红”实际上是英语真语句的性质，而“绿”是英语假语句的性质。突然间，让科学家多年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探索成了小孩子的过家家。任何人都可以反反复复构造出红串。他只要写下“房子比花生大”“鲸不会飞”或“三乘四比二乘七少二”等语句的ASCII码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得到绿串，试试“九小于八”或“纽约是西班牙的首都”。哲学家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小把戏：有些比特串在开始的头一百次是红串，尔后却变成了绿串。例如，ASCII码编制的这句话：“这句话送往你那里做评估的次数少于一百零一次。”
但是，一些哲学家说，比特串的性质是红或绿并不真就是英语语句的真或假。毕竟，有些通过ASCII码表达英语真语句需要数以百万计的比特位，此外，即便尽了最大的努力，Al和Bo在他们的程序中加入的也并非全是事实。例如，一些事以当时的常识看来为真，但在它们被收入数据库后，这些知识已被证明为假。为什么比特串的因果性质“红”并不等同于英语语句的真理性呢？理由很多。因此，也许这样定义“红”会更好：一段相对较短的表达式，用英语ASCII码写成，是近似信念几乎全为真的B盒子近似信以为真的东西。这个定义能让一些人满意，但出于种种原因，也有人吹毛求疵：它不够精确，或存在一些我们不能以任何非特例的形式排除的反例，等等。
但是，正如Al和Bo指出的，对于有待发现的性质，并不存在更好的描述，而且科学家念念不忘的不正是这种解释吗？难道红串和绿串的神秘性没有被完全消解掉？此外，既然神秘性被消解掉了，难道没有人发现，如果不使用某些语义学或心智学的术语，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解释我们故事开头讲的“α按钮导致红灯亮，β按钮导致绿灯亮”这种因果规律的希望？
一些哲学家辩称，虽然对电缆活动规律的新描述可以用来预测B盒子的行为，但说到底它不是因果规律。真理与谬误，以及刚刚考虑过的任何经过调整的替代者都是语义性质，其本身完全是抽象的，因此，它们不可能导致任何事情发生。其他人则反驳道，这是胡说八道，按下α按钮打开红灯正像是拧动点火钥匙发动汽车。如果发送到电缆上的东西无非是高电压、低电压，或单脉冲、双脉冲，人人都会同意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系统。该系统原本就是一部戈德堡式的机械 (56) ，但这并不意味着α和红灯闪烁之间联系的可靠性没有因果关系。事实上，科学家每一次都能描绘出确切的微观因果路径，并用来解释实验结果。 (57)
其他一些哲学家被这番推理说服，他们开始论证道，这表明红、绿、黄这些性质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语义性质或心智性质，它们模仿语义性质，仅仅是“好像”语义性质。真正说起来，红和绿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句法性质。但是，这些哲学家拒绝进一步说明它们是什么样的句法性质，也拒绝解释为何连小孩子都能快速可靠地举出关于它们的例子，或是识别出它们。尽管如此，这些哲学家坚信，必须对该规律做出纯粹句法层面的描述。毕竟，成问题的因果系统“只是”计算机，而计算机“只是”部句法引擎，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语义性”。
“让我们设想，”Al和Bo反驳道，“如果你们在黑盒子里发现了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那时你们的态度就会缓和，同意运作中的因果规律就是实情或信以为实情。你们能提出做出这种区分的充足理由吗？”该反驳迫使一些人表态：既然Al和Bo创建了各自的数据库，并将其作为自己信念的模型，那么，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Al和Bo就已经在盒子里了。同样，这也使其他一些人否认说：这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语义性质或心智性质。他们说，内容已经被消解掉了。尽管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但我们一开始说的那种神秘性消失了。
堵住出口
黑盒子的故事到此为止。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天底下还没有哪个思想实验能清晰到让哲学家不误解它，因此，为了防止引发某些最具诱惑力的误解，我会不甚优雅地指出一些关键细节，并解释它们在这一直觉泵中的作用。
（1）A、B盒子中的装置不过是自动化的百科全书设备，它们甚至都不是“活的百科全书”，仅仅是“真理盒”。我们并没有在故事里预设或暗示这些设备是有意识、能思考的东西，或是行动者，除了在一个同样最低限度的意义上，我们可能会说温控器是行动者。它们是无聊透顶的意向系统，被严格地约束在一个单一的、简单的目标上。（当然，IBM的沃森同样如此。）它们包含大量的真命题以及某种推理机制，该机制可以产生出更多的真理，并能通过与数据库中已有内容对比来检测某个候选命题是不是“真理”。
（2）这两套系统是独立研制出来的，因此，很难认为它们恰恰包含着相同的真理，但出于戏剧效果以及我对它们在故事中所起作用的要求，必须假定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大的重叠，这样一来，B就极有可能识别出由A产生的真理。我认为，以下两方面考虑可以让这一点变得合情合理：（i）Al和Bo可能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操不同的语言，但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ii）尽管关于那个世界，即我们的世界的真命题的数量非常巨大，但Al和Bo都想打造出有用的数据库，这一事实将保证两套被独立研发出的系统高度重叠。虽然Al可能知道，在他20岁生日那天，他的左脚的位置更靠近北极点而不是南极点；而Bo也并没有忘记他的第一个法语老师叫杜邦，不过这些都不是他们会放入各自数据库的真理。单单因为他们都热衷于打造各国可用的百科全书系统，就能保证他们各自的数据库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吗？如果你对此有怀疑，那就添上一个不痛不痒的事实：在多年奋斗期间，两人就要讨论的主题交换了意见。
（3）为什么不是Al和另一个美国人Bob呢？或者，单就此事而言，为什么不干脆在B盒子里拷贝一个Al的系统呢？因为我不能让这种规律仅仅是显而易见的句法匹配，这一点对我的故事至关重要。在A进行语句生成任务、B进行语句翻译及真理检测任务期间，我们要避免被窥探到潜伏于数据查询结构之间的底层语义共性。这就是Bo的系统为什么采用瑞典版Lisp语言的原因。电子计算机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部句法引擎，它直接回应物理上可转换的差异，而不是意义。但是，A和B都被设计为一个尽可能接近我们想象中的无所不知的系统，一部语义引擎，其中装满了可被充分理解的真理。所以，当A和B这两种不同的句法系统被设计为如实反映同一个语义引擎的时候，为了解释它们所揭示出的那种引人瞩目的规律，唯一的方法便是上升到语义引擎的层面，在那里，真理得到认可，断言得到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创造出两个系统，它们的外部行为表现出令人着迷的规律，但内部则尽可能地不同，因此，只有当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同为一个共同世界的系统性表征时，才能解释那种规律。回想一下，这正是我在第13章想要的阐释的主题。
我们可能会停下来问，这样的系统是否真能如此不可思议，让逆向工程也对它无可奈何？或者换句话说，科学家们是不是真的困惑良久？鉴于密码学已经成为一个高度专门化、相当晦涩难懂的领域，一个人在回答上述问题前应当三思。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提供一个彻底有效的论证，来证明存在或不存在某种牢不可破的加密方案。但撇开加密术不提，黑客们都知道，当一段源代码程序编译完成时，所有源代码中的注释以及其他标注必须删除，只留下一段几乎无法破译的由机器指令组成的代码。“反编译”，也就是对目标代码进行逆向工程以及恢复源代码，有时在实践中是可能的（也许在原则上始终是可能的？），虽然它无法恢复注释内容，只是在高级语言中重新译出显著的结构。我认为科学家对程序进行反编译、解密数据库的努力会终成泡影。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设想一种加密方案来强化我的观点。
在上述故事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件事非常奇怪：科学家们从来没有想过检查电缆中的比特流是不是经ASCII码翻译的。他们怎么能这么傻呢？有道理啊。你可以把整个装置，A、B盒子以及连接线，发送到“火星”来解决这个思想实验中的缺陷，让火星科学家试着找出其中的规律。他们同样也会看到α按钮导致红灯亮，β按钮导致绿灯亮，而随机比特串导致黄灯亮，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但他们对ASCII码一无所知。除非火星科学家无意之中猜到每个盒子都包含着对某个世界的描述，而且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否则，对他们来说，这份来自外太空的礼物将呈现出一种完全神秘的规律性，完全超出了所有的分析调查 (58) 。针对同样的东西，两个盒子担负着五花八门的语义关系，通过不同的“术语学”和公理化系统表达。这一事实才是这种规律性的基石。
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是连接机的发明者，连接机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公司“思考机器”（Thinking Machine）率先建成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当我在他那里试用这个思想实验时，他立即为这一难题想到了一个密码学的“解答”，然后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解答正好可以看作是他的解答的一个特例：“Al和Bo把世界当作‘一次性密码本’了啊！”这个词算是对标准加密技术的恰当说明吧。你可以通过想象另一种情形了解到这一点。比如，你和最要好的朋友即将被敌人（就算是太空海盗吧）抓住，他们懂英语，但对你们的世界知之甚少。而你们两人都懂摩尔斯电码，所以你们突发灵感想出了下边的加密方案：划表示讲真话，点表示讲假话。绑架者可以听到你们在说话。你说：“鸟会下蛋，青蛙会飞；芝加哥是一个城市，我的脚不是锡做的，美国职业棒球联赛8月开赛。”这样，无论你的朋友刚才问的是什么，你都在回答“No”（-?，---）。 (59) 而当下一回你需要说“No”时，你得用一些不同的句子。所以，即便抓住你们的人也知道摩尔斯电码，除非他们也能确定这些句子的真假，否则他们无法察觉是什么性质代表着点和划。
这种情形也可以作为噱头添加到我们的故事里，比如：我们不是把盒子里的计算机系统运到火星，而是把Al和Bo塞进盒子并将他们运送到火星。如果Al和Bo重施摩尔斯电码的恶作剧，那么，火星人也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就像他们对计算机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一样，除非火星人得出结论：盒子里的这些东西需要语义解释。这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但我们不是火星人。
这则故事的要点再简单不过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意向立场，你要么采用意向立场的方式，找出语义层面的事实来解释这一模式，要么永远被这种显而易见的因果规律所困扰。 (60)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能像许多哲学家一样，又一次被这样的主张所迷惑：该直觉泵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仅仅是因为A和B两个盒子是人工制品，它们所具有的意向性纯粹是派生性的、人造的。它们内存中的数据结构获得的这些参照项（如果它们可以得到任何参照的话），间接依赖于感觉器官、生活史以及它们的创造者Al和Bo的目的。人工制品中的意义、真理或语义性的真正根源在于这些东西的设计者。Al和Bo具有原初意向性，而A和B都只有派生意向性。（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说在某种意义上Al和Bo都在各自的盒子里。）我其实可以把这个故事讲成另一个版本：盒子里面是两个机器人Al和Bo，在把它们塞进各自的盒子里前，它们“终其一生”在世界各地游荡以搜集事实。我选择了一个更简单的版本，是为了避免有人问及A盒子或B盒子是不是在“真正地思考”，但如果你想重新考虑这个思想实验以及与此相关的复杂情形，那么你要注意，巨型机器人的直觉泵已经对“真正的意向性不可能出现在任何人工制品上”这一想法提出了质疑。
第四部分小结
为
了处理意义的基础概念，21种思考工具，包括十几个直觉泵和一些有用的概念悉数登场并投入使用。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做出了什么呢？它们是否全部奏效了？注意，证明一个直觉泵是否有价值有两种方法：首先，如果制作精良，它泵出的直觉就是可靠的、有说服力的，能够有力地遏制一些使人浮想联翩的错误路径；其次，泵出的直觉依旧可疑，但直觉泵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前提上，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直觉泵都是一种杠杆，就像跷跷板，一边升，另一边就必须降，且唯有当它不会弯折或从中间断裂时方能奏效。直觉泵比跷跷板更复杂，因此，正如我在两个黑盒子的例子中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拧一拧上面的旋钮，但毫无疑问，在接受它的结论前，我们还须检查其他旋钮。
对于意义，这一部分给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喜忧参半。意义不会是某种易于映射到大脑中的简单性质，我们也不会在任何地方找到可以解答某个句子、某个思想或某个信念的真正意义的“深层”事实。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找到并锚定全部物理立场和设计立场以及现有资料的最佳解释。如果我们能找到解决蒯因式意义困境的一个方法，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说，我们可以确信，不存在某个尚未发现的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正如前往巴拿马的双币机表明的那样，意义总是相对于某个功能背景，它并不需要什么原初意向性，除了我们（近似）自私的基因的意向性。自私的基因从经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功能背景中获得其近似意向性，而不是从一个智能设计者那里获得这种东西，就像那个订购巨型机器人的有钱客户一样。两个黑盒子的直觉泵表明，要理解并解释世界上的因果规律，意向立场，连同它接纳的所有近似信念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可选项。
在21世纪，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大大增强了，第一次可以严格地、积极地对那些有着数以万亿计的活动部件的机制进行思考，它们的运作方式并不神秘。多亏了图灵，起码我们现在可以隐约看到一条路径，让我们从无理解能力的物质（物理立场）开始，经由一系列重新安排（设计立场，以及近似意义）达到这样一种自我理解：我们是信者、知者、理解者的典范，经由意向立场简化为意向系统。
这些命题中的每一个都存有争议，或曾经存有争议，而且现在仍有许多专家不同意所有的这些命题。也许，将这些命题有序地组织起来会增强其说服力，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个“临界质量”现象：它会吸引那些还不曾看到诸多部件是如何巧妙地啮合的人。另一方面，把这些命题像这样组织起来能让批评者更容易地找出一条贯穿其中的错误主线。不论怎样，我们都能由此获得进步。或许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花招，它们遮蔽了真理，而不是照亮了真理。要找到其中的破绽，我们得回过头去转动更多的旋钮，看看会发生什么。最起码，发现这些破绽是一种辛酸的进步：它暴露出那些诱人的错误思想，而且几千年以来一直有哲学家身陷其中。
我并不是说该部分给出了一种意义理论。它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逻辑空间，如果我是对的话，一个恰当的有关意义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容纳于其中。 (61) 既然我们对心灵的内容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确定的了解，我们可否转向意识这一谜中之谜呢？还不行。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基础。理解意识的过程中浮现出很多问题，正如我们在这一部分已经看到的，这些问题都有着与进化相关的预设或影响。许多我们还在探索的主题已经涉及了进化，所以，在继续探索之前，让我们揭示这些主题，并对其加以澄清。这可是一个无限迷人的话题。
第五部分 关于进化论的思考工具
达尔文认为万物经自然选择而进化，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想法，因为它大胆地尝试将物质与意义联结在一起，而现实的这两个方面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一方面，我们拥有心灵世界以及它们的意义，我们有目标、希望、渴求，以及最为尊贵同时也是最为平常的哲学话题——生命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头顶的银河不知疲倦地旋转，行星漫无目的地沿着轨道上升下落，无生命的化学机制按照物理规律运行，这一切毫无目的、毫无理由。
然而，达尔文出现了，他告诉我们前者如何从后者中孕育而生，创造了意义，这是一种关于诞生的重要性的冒泡式（bubble-up）图景，它颠覆了传统的涓滴式（trickle-down）图景。自然选择的想法并不十分复杂，但非常强大，以至于让有些人无法直视，他们拼命转移注意力，仿佛它是一剂让人厌烦、难以下咽的苦药。这里有一些思考工具，它们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想法是如何照亮存在中阴暗的角落，如何将奥秘转变为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并揭示出前所未有的自然荣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