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蓝色，女孩粉色
每个人听说孩子刚降生的时候，都会问同一个问题：“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当多伦多38岁的凯西·威特瑞克（Kathy Witterick）和39岁的大卫·斯托克（David Stocker）这对夫妇，在2011年向朋友和家人宣布了孩子的名字叫斯托姆（Storm）、但没有揭秘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的性别时，他们的宣布得到的是无情的沉默。这对夫妇的解释是他们不想让孩子被贴上标签，希望他（她）能够形成自己的身份意识。问题在于，没人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新生儿。4个月之后，斯托姆的故事被媒体曝光，进而掀起了一场社会热议，如洪流般的批判和嘲笑被加在了这对夫妇身上 64 。但凯西和大卫抓到了重点，即我们对于自己是男是女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周围人的影响的。
我们专注于性别问题，是因为这是人们对自我、自己应有的行为和他人该如何对待自己进行定义的核心成分。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如果不知道一个人的性别，我们就会不知如何与之相处。一方面，性别由我们从父母处遗传的染色体决定。一般来说，孩子会从父母处遗传到23对染色体。在每组染色体中，有一对被称为性染色体（包括X染色体和Y染色体），而另外22对染色体被称为常染色体。人类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人类男性有1条X染色体1条Y染色体。如果没有Y染色体，我们就会发育成有着两条X染色体的小女孩。
另一方面，性别不仅涉及生理层面，也是有关个体心理层面的。性别不由基因塑造，而是由群体的一致性所塑造，是思想和行为的男性化或女性化。到3岁时，男孩更喜欢和男孩玩，女孩也更喜欢和女孩玩 65 。到5岁时，孩子就已经有了“性别意识”，知道了很多男孩和女孩的适宜行为规范 66 。一些性别定式是普遍性的，比如妈妈应该照顾孩子、准备食物 67 。然而，近些年，这些定式因为男女都在传统上被认为应该分工的活动中做得越来越多而发生了转变。这是像乔治男孩（Boy George）这样的“变性人”引起轰动的原因，因为他们挑战了定式。
虽然这并非一定之规，性别定式的确在代际间延续着。这是斯托姆的父母试图避免的。很多父母在孩子出生前想知道孩子的性别，这影响了类似于将育儿房粉刷成粉色或蓝色的性别期望 68 。当孩子出生后，新生的女婴总会被用漂亮这类词形容，而男孩就会被用有力这类词形容。在一项研究中，成人会在孩子玩玩偶匣时对男孩表现出比女孩更多的生气情绪，虽然这通常是同一个婴儿 69 。家长同样倾向于给孩子买符合性别的玩具，给女孩买娃娃给男孩买枪 70 。在另一项研究中，同一个穿着或蓝色或粉色衣服的婴儿会被介绍给不同的家长，名字可能是萨拉或内森。如果成人认为这是个女婴，他们会称赞她很漂亮；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个男孩，就不会评价外表而是谈论他将来的成就。在跟婴儿互动时，他们对男孩会更狂野，将他们抛到空中；当他们认为是女孩时，则会抱着婴儿。实际上，成人似乎需要知道婴儿的性别才能与他们适宜地玩耍 71 。当然，这是同一个婴儿，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身上衣服是蓝色还是粉色。值得留意的是，蓝色与男孩是近年才有的联系，100年以前男孩穿粉色而女孩则穿蓝色 72 。
在出生的前几个月被成年人进行这样的鼓励下，你还会觉得两岁的孩子能够轻易分辨适宜自己的性别、角色和外表很令人惊奇吗？然而，这种理解还只是表面的。举个例子，到了4岁的时候，孩子会认为长头发和裙子决定了你是男是女。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你给一个4岁的孩子一个娃娃，然后给男娃娃穿上裙子，他们会认为他现在是个女孩。到6岁时，孩子对性别的理解变得更深刻，也超越了外貌层次。他们明白换衣服和发型不会将一个男孩变成女孩，反之亦然。他们已经获得了对男孩和女孩本质意义的理解。当他们将性别视为自我的核心部分，他们会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是定义自己和他人是谁的基础 73 。
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对与需要的特质和应该建立的特质相关的外在更加确定。比如，6岁的孩子认为男人更适合做技术工作，而女人更适合做秘书。甚至家长与孩子说话的方式也对性别本质的大众化理解进行着固化 74 ，比如家长喜欢说“男孩踢足球”和“女孩跳芭蕾”这类话，而不是用限定词，如“有的男孩踢足球”和“有的女孩跳芭蕾”。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并掉入了性别的圈套。我们与孩子的交流强化了这些性别分化。母亲们倾向于更多地和女儿而不是儿子讨论情感问题 75 。在参观自然博物馆时，家长向男孩解释展品的次数是女孩的3倍 76 。
不仅是父母，老师也在延续性别定式。在男女混合的课堂上，男孩更可能主动回答问题，获得老师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获得更多称赞。在他们8~10岁的时候，女孩普遍比男孩的自信低，但这不表示她们的能力差 77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数据，女孩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包括从学前班到大学，都比男孩表现好。男孩总会被报道有很强的数学能力，但这种差异到青春期就不再存在了，到那时已经有大量机会来强化性别定式 78 。男性大脑与女性大脑在很多方面有我们还未彻底研究的差异，比如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的形状差异，但是，当涉及由社会延续的孩子应该怎么想、怎么做的方式时 79 ，评论者们可能把生理对性别定式的影响夸大了。
性别定式对自我幻象既有支持也有破坏。一方面，大多数人遵守性别定式是由于这是我们所属的物种所期望的，而多数人都不想被孤立。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既承认性别定式，又认为我们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个体。
自我的幻象让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愿意，就能表现得与众不同。然后就出现了那些因为觉得自己很独特而从不遵守定式的人。但是，在一个需要他人在场来评价他们是相同还是不同的物种里，谁又是真正独特的呢？
很明显，你需要别人来证实或是反对。例如，人们将文身视为一种个人特征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因为有证据显示文身的人数在上升！即使那些走向自残极端的人，也在无意地根据他人来调整自己个人特征的程度。自我幻象是一种很难避免的非常狡猾的观点。
超级男性的攻击行为传说
让我们思考一下另一个自我定式，即男性的攻击行为。为什么男人总是打架呢？只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吗？心理学中有一个领域给这一点提供了许多解释。典型的解释是男人需要身体上的竞争，强壮的身体是一种吸引最优秀女性为伴侣的优势。另一种解释是男人缺乏女人那样的谈判技巧，因此必须通过行为解决冲突。这些见解，因“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的心理观念而普及了。男人的睾丸素水平确实更高，这种激素会引发攻击行为，因为它会使人更强壮。但是，这些可能是文化塑造的倾向。当我们从性别角度思考自己的天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有了偏见，这是由社会定义的男人和女人该有的样子。
男性最终会变得更具攻击性，虽然刚出生的时候可能并非如此。研究显示，1岁大的男孩和女孩有着同等的生理攻击性，但到两岁时，男孩比女孩有更多攻击行为，而且这一差异是在发展中持续的 80 。相反，女孩越来越少地在冲突中运用肢体暴力，而是更倾向于在欺凌行为中使用嘲弄和排挤的方式 81 。男性和女性可能只是简单地在表达攻击的方式上有所不同。
男性的生理条件使得他们更具肢体攻击性似乎是毫无疑问的，这导致了超级男性传说。某些男性继承了多余的Y染色体，我们称他们具有XYY基因型，这使得他们比别的男性更高、更瘦，也长了更多粉刺。大约50年前，由于苏格兰监狱在20世纪60年代关押了很高比例的XYY基因型的男性罪犯，超级男性更具攻击性的说法便被提出了 82 。这个说法在大众心中因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臭名昭著的案例而被进一步证实。斯佩克是美国臭名昭著的大肆杀戮者，他在1966年7月14日那个恐怖的夜晚，在南芝加哥社区医院里折磨、强奸并杀害了9个实习护士。斯佩克有暴力、非法闯入护士房间和绑架女性人质的历史。他让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出房间，然后将她们勒死或刺死。当他接受听审时，他的辩护律师认为斯佩克对所犯罪行没有责任，因为他具有XYY的超级男性基因型。后来，人们发现理查德·斯佩克的辩护律师其实知道他没有XYY基因型，只是出于保护客户的目的利用了这个传言。
即使斯佩克的确有XYY基因型，关于暴力行为与它的关联的说法也无法在详细审查中站住脚。早期研究只用了很小的样本，缺乏引导性。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一个罪犯有粉刺，有时会被用来作为拥有XYY基因型的证据，而不需要做任何基因分析 83 。斯佩克很高而且有粉刺。如今，XYY基因型的传言仍然存在，有很多专家仍然对基因型与暴力间的联系的可能性持不同意见。丹麦的一项拓展研究 84 总结到，XYY基因型在男性中出现的概率大约是1/1000，而且唯一可信的特点是他们的身高比平均身高高。这一身体差异可能对他们表现出的行为看上去比平常人更有攻击性有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XY基因型的男性有1/10被捕，而XYY基因型的男性有一半都被捕了。总而言之，XYY基因型的男性的确有行为问题，尤其是在青春期，这可能与他们与众不同的身高有关。他们也倾向于具有低一些的智商和更多冲动行为，这可能导致了他们更高的犯罪发生率。但是，这些犯罪并非与人发生暴力冲突，更多的是犯下像在商店偷窃这类的轻度罪行。
令超级男性传说值得在性别定式背景中考虑的原因，是这一生物学理念导致了不幸的后果。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许多父母在产前检查后决定放弃被诊断为拥有多余Y染色体的胎儿，只因为超级男性传说。而事实是，大多数XYY基因型的男性不知道自己有多余的Y染色体，因为他们大多与其他XY基因型的男性无异。
即使XYY基因型与攻击行为相关，在所有可能性中，环境依然在其中占据关键地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需要特殊环境条件的预设。例如，另一种与攻击性相关的基因突变影响一种酶，即单胺氧化酶的产生，它会影响5-羟色胺和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活性。这种基因有一个昵称，叫作战士基因，因为它破坏了前额叶皮层的信号，而且与冲动性和更多暴力行为相联系。在2009年，布拉德利·沃尔德鲁普（Bradley Waldroup）因为拥有战士基因而逃过了在田纳西州犯下的杀人暴行的死刑惩罚。根据他的辩护，是他的基因让他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在欧洲，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拥有这种基因，但是这个群体中的谋杀率却低于1/100。为什么大部分拥有这一基因的人没有成为血腥的刽子手呢？
研究者研究了440个有这种基因突变的新西兰男性，时间跨度为从出生到成年，以观察反社会行为的生理基础 85 。他们发现，10个单胺氧化酶基因异常的男性中，超过8人发展出了反社会行为。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他们在童年的养育环境中被虐待过。相反，如果在童年的养育环境中没有遭受虐待，只有20%的存在单胺氧化酶基因异常的男性会在成年后发展出反社会行为。所以，环境在激发这些个体变得反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6 。这就是为何说在考虑个体发展时单独讨论天性和教养是毫无意义的。
我有一个杀手家族
如果早期的虐待会触发战士基因，那么这些消极特性可以被避免吗？神经科学家吉姆·法伦（Jim Fallon）通过对大脑活动和基因的观察，研究了造成精神变态的因素。一天，当他在对许多精神病杀人犯的大脑扫描图像进行分类时，他发现他们似乎都有一个特点，即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较弱。眶额叶皮层与微笑这类社会性行为有关，也是与道德决策和对冲动性反社会行为进行控制的相关区域。这一区域活动少的人，更容易表现出随心所欲的性格和精神问题。也许精神病患者是由于长了不好的大脑？
当时，吉姆也在进行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他需要大量用于与病人数据进行对比的控制数据。他要求家庭成员进行脑扫描和提供血液样本，以便与病人样本进行对照。结果他发现，他所有亲属的大脑扫描结果都是正常的，除了他自己。吉姆发现他的眶额叶皮层也缺乏活性，正如他在精神病杀人犯身上发现的那样。他这个发现太讽刺了，神经科学家也有与杀人犯相同的异常脑形态 87 。
大约一个月之后的家庭烧烤聚会上，他对家人说了这一件讽刺的事，他88岁的母亲珍妮建议他简单研究一下家族历史，他或许会感到惊奇。吉姆的发现的确令他震惊。他的祖先托马斯·康奈尔（Thomas Cornell）是美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他在1667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宗记录在案的弑母案。但这还不是结尾，在他的家族中还有7位与吉姆同一脉的人是杀人犯！这很让人担心。于是，吉姆查找了更多证据，他是否有与攻击和暴力相关的基因呢？他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中的自己的血样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他的血液呈战士基因阳性，这说明他拥有所有可能使他成为杀人犯的基因风险。那时，有基因学家形容说，吉姆拥有这么多特殊的基因就像走进了赌场，一口气刷出15次双六一样稀有。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吉姆应该是一个天生的杀手并会威胁到社会，但他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吉姆·法伦博士曾经是基因决定论的追随者，认为一个人的基因能决定他的结局，但是他在脑成像和基因方面的发现迫使他重新思考了自己对人类天性的刻板观点。他必须接受自己的例子，是环境保护了他，特别是他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他的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吉姆的出生从一开始时对他的父母来说就非常特殊。他母亲在吉姆出生前有4个孩子连续流产，因此在吉姆出生后，他成了父母的宝贝，被倾注了许多关注和爱。他相信，后天的养育抑制了可能将他送上毁灭之路的战士基因。
吉姆避开了犯罪与暴力的生活，但是他依然有很多低眶额叶皮层活性的人格特质。最终，他发现自己的行为问题可能由基因倾向影响。他不会伤害别人，只是单纯不能与他人产生强烈的情感连接。他不会关心人，尤其是与他亲近的人，而且他发现自己处于精神病的边缘 88 。我相信，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
不要让孩子在恐惧中成长
一个人是怎样成为精神病人的？布鲁斯·佩里（Bruce Perry）是一个相信人类暴力的行为根源可以追溯到养育环境的精神病学家。如果环境中缺乏合适的榜样和待人接物的例子，那么孩子就不会发展出合适的自我意识中的道德规范。加上贫穷的压力和缺乏将自我从这一情境下解救所必需的教育，你便离悲剧不远了。佩里被认为是见证了数起引人注目的事件的专家，包括科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和瓦可镇围城事件。他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认为人类的暴力是从早期发展就开始形成的恶性循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佩里举了一个青少年谋杀的例子：
一个15岁的男孩看到了一双他想要的鞋。在看到另一个男孩正穿着它们时，他掏出了枪向他要。被枪指着的孩子脱下鞋给了他。15岁的男孩把枪放在脱了鞋的男孩的脑袋上，微笑着扣动了扳机。当他被捕时，警员对他毫无懊悔的表现感到吃惊。当后来被问如果能让时光倒流，他会做什么改变时，他想了一下然后回答：“我会把鞋擦干净。”正是他满是血迹的鞋令他被捕的 89 。
佩里认为，对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如此不屑，是一种由于童年时缺乏合适的情绪互动和社交互动造成的迟钝。这是一个鲍尔比社交隔离的极端例子，其中的孩子没有建立起自我意识中的道德规范。像鲍尔比一样，佩里认为这种迟钝是没有让孩子体验消极情绪被激发后又被解决的合适经历的结果。缺乏这种经历的敏感孩子，难以在社交发展的关键期建立起正确的行为模式。
根据佩里所说，这源于调控行为的神经回路受到了破坏。如果你回想大脑的功能和结构，低级脑系统是冲动行为的根源，其中包括攻击行为。佩里认为被调控的行为取决于由低级的、原始部分的脑引发的行为与高级皮层区调节抑制行为间的关联强度。如长期压力、责备、边缘系统或皮层区的调控能力下降这类增加脑干活动及反应的因素，会增加个体的攻击性、冲动性和暴力倾向。只有将孩子置于教养环境下，我们才能够让他们拥有能使他们调节冲动和驱动力的经历。
早期暴力行为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在过去几年中，英国媒体报道了很多年轻人间发生致命刺伤的案件。然而，大多数在贫穷背景下长大的孩子并非注定会成为冷酷杀手。据佩里说，他们无论如何都有感情创伤。他们更容易在生活中经历一些有裂痕的关系，一般是深度的连接感缺乏和情感空虚。这导致了如沉迷、犯罪和社会性贫困等相关问题，并且给在这一环境下成长的下一代建立了破坏性的循环。生命失去了其价值，变得廉价，因此产生了不重视他人的温床。美国有超过500万因家庭暴力产生的儿童受害者，在全世界，更多孩子因战争和饥荒而贫穷度日。佩里提出，尽管我们的文明在发展，我们仍在恐惧中养育孩子。
苹果、硬币和棉花糖
如每一个父母所知，小孩子都是冲动的。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停下来。他们缺乏自我控制。他们会冲过马路，嘲笑胖子，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
这种对思想和行为控制力的缺乏是我近10年研究的兴趣点之一，我对人们必须从儿童时就发展出自我控制能力以成为一个聪明、成功的成人这一点很感兴趣。否则，我们将一直处于与不同的欲望和驱动力争夺注意和行为的境地。年轻的孩子没有足够的方式停止欲望，这会通过冲动行为展现。
所有孩子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有冲动行为的阶段，但当他们开始准备上小学，他们就会开始显现出调控行为的能力。他们可以为了达到更大的目标而克制行为。在中世纪的德国，人们会让孩子从苹果和硬币中进行选择，那些能够抵抗水果的诱惑而拿硬币的孩子便被认为是已经做好上学的准备了，因为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孩子气的冲动和欲望。
在我的实验室中，我们不给孩子苹果，但有时会给他们棉花糖。
自我实验室
这个经典的实验范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给孩子们一个装着两块棉花糖的盘子并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可以得到一块，但如果能在他离开房间后等一会儿，在他回来时孩子们就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 90 。在我们的实验室中，为了避免使用棉花糖造成的各类伦理问题，我们改进了实验。我们让孩子转过身等待我们包装礼物，如果他们能等就会得到这个礼物。他们被告知，在实验者离开房间寻找胶带来完成包装时，不可以转身或伸手去拿那个礼物。通过隔壁房间的单向镜，我们记录了孩子们的行为和等待的时间。
无论是充满诱惑的棉花糖 (4) 还是藏起来的礼物，都是在测量“延迟满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的能力。这是指孩子在屈服于诱惑前坚持的时间，而后来人们发现，这对预测孩子在其他要求自我控制的任务中的表现非常有用。在米歇尔的原始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发现，一个孩子4岁时延迟满足的时间能够预测其在14岁时的学业表现和社交能力 91 。当这些孩子成长为27岁的成人时，那些在幼儿期表现出更强自我控制能力的人更成功，拥有更强的社交能力，也更不容易沾染毒品 92 。
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能够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么你也会更有耐心处理问题，更不容易感到无聊而且更能抵制诱惑。当面对他人时，你会更无私，这会让你更受人喜欢。很多时候社交互动会造成必须要解决的不同个体间的利益冲突，这类调和能力依赖于自我控制，缺少这一点我们就会变得反社会。
调控我们的自我是前额叶皮层的一个主要任务。这部分脑区通过对不同区域产生的兴奋指令进行抑制，来协调存在竞争关系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前额叶的执行控制，我们会受控于每一个突发奇想、分散注意的事、冲动、痉挛或欲望，这些可能让我们失去被社会上的其他人接受的机会或阻止我们实现为自己设的目标。
这就是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孩子缺乏自控力的原因 93 。他们会觉得安静坐着很困难，他们也可能很爱捣乱。他们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任务上，很容易被打断。其他孩子往往会避开他们，所以他们很难交到朋友。他们的极度活跃与冲动成了大问题，这让他们很难被控制。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样的孩子会被人们标以淘气和不守规矩的标签。毫无意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在学业考试中表现得比其他同学差，其中很多人需要特殊辅导。大约一半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长大后能够恢复，但是另一半孩子则在余下的生活中一直经历着这些问题。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生在学前阶段，每20个孩子中有1个人会受此影响，男孩的发病率是女孩的3倍 94 。因为这一病症在20世纪70年代才被认识到，因此还有很多争议。然而，双胞胎研究支持了其有很强的生物学倾向。如果同卵双胞胎中有一人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另外一个有3/4的可能性也患有此病。
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的行为有时会被形容为“极度兴奋的”，好像他们在加速。这很讽刺，因为治疗他们的一种手段就是给他们吃安非他命和利他林等药物。这些药物会增强在前额叶中活动的神经递质的活性，它们被认为可以加强抑制和提高注意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原本不需要用药，却通过服用利他林来提高学业成绩，因为这种药能帮助他们集中注意。相反，酒精是一种有镇静作用的药物，它会降低前额叶的激活程度和我们抑制冲动的能力，因此人们在喝醉后会变得有欲望、有危害。
然而，在药物之外或许还有其他方式来控制你自己。延迟满足实验表明，能够成功实现延迟满足的孩子并非仅仅坐在那里盯着棉花糖看，并用意志控制自己的欲望。实际上，这么做并不明智。其实，孩子们会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让自己在诱惑前分心。他们常常通过唱歌或用手做别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抵抗诱惑的秘诀就是找出替代品。你也可以教孩子学会分心，或者让他们想象棉花糖只是一张图片而不是真的。所有这些策略都会降低目标对注意的吸引力，因而使抵抗它变得更有可能。这也意味着自我控制是可以训练的 95 ，这解释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家教严格的孩子在延迟满足任务中表现更差。
因为受到了过多的控制，孩子的父母没有让他们发展出内在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或许解释了许多典型的个体，他们早期生活在保护下，一旦脱离了他人掌控，行为就变得非常狂乱。
但是，这个失去控制的人，如果不是幼稚的自我又是谁？是谁在让谁分心？我的一些同事认为，整个自我控制的理论似乎都是在要求人们接受一个前提，那就是自我是存在的，是它失去了控制。在这里，自我幻象又在哪儿？
一种理解的方式是将自我的结构想象成一个没有蜘蛛的蜘蛛网，每条线都代表对整体结构产生的影响。自我是所有影响性拉拽产生的结果模式试图寻找的一个共同基础。某些网线会强于其他，如果它们断掉，网的形状就变了。同样地，我们的生活由许多控制着自我的网线组成。缺乏自我控制的孩子还在建立自己的影响网络，他们还未建立起抵抗那些想要掌控它的强烈冲动的方式。对网线的管理，即自我整合实际是通过竞争来完成的，没必要有一个处在网络中央的自我将所有线拢在一起。
当身体每一个细胞被替换
自我可以被想象成一个人的存在的核心处的内容。它有时也作为一个人的本质被提及。人们常常会认为自我是一个人最本质的个性，即他真正的样子。很多情况下，自我幻象可能会引起关于本质的自我是否存在的争论。这一关于本质的见解值得更深入的思考。
跟我一起做
试想，如果我拿你的婚戒或其他有特殊价值的东西，用一个未来的机器一点点、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替换其中的物质，直到它不再包含任何原来的材料，但从外表上却看不出与加工前有什么区别，它还是原来的戒指吗？
大多数人会认为部分被替换的戒指本质上还是原来那枚，但一枚被完全替换的戒指就不是了。但是，到什么程度时戒指发生了决定性转变，而一个原子又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而且，如果这一转变是渐进的，大多数人会倾向于认为它还是具有原来属性的戒指，即使它已经没有任何原始成分。但是请再想一下，如果我们将原来戒指的所有成分重新组合，现在我们就有了两枚戒指。哪一枚是原来那枚？是不是当另一个物品重新构成时，原来物品的属性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呢？
显然，组成物品的物质的特性引发了以上的问题，那么人的特性呢？想象一下我们将同样的替换加诸人身上。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用了几个情景来挑战自我的真实性 96 。他让人设想将一个人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替换，直到新的人体不再包含任何加工前的身体成分。在一个例子中，他让我们想象将瑞典女演员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细胞一点点换到我们身上，到什么状态时我们就成为这位大明星了？我们什么时候成为她本人？运用这一逻辑，帕菲特否定了本质自我基础的概念。
这些是引人入胜的、挑战着人们对现实和特性的性质的直觉的思考实验。让人沮丧的是，这些问题是没有对或错的答案的，哲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使争议更加引人瞩目，这些情景也引发了其中许多人多年的钻研思考。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展现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直觉，就是一定存在一个独立于肉体的永久的自我，即一个本质的自我，而它决定着我们是谁。
当我们从本质思考时，我们相信内在性质的存在，它帮助我们提炼出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溯因的方式会在3岁或4岁时产生。在苏珊·格尔曼（Susan Gelman） 97 开创性的书《儿童的本质》（The Essential Child ）中，她举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证明本质论是一种自然地发展出的思考方式，孩子们会自然地将生物界分为不同的物种。当孩子们懂得所有狗都是一类群体中的一员时，他们会认为所有狗的内在都具有同一种本质，使得它们与猫不同。他们懂得即使你把一只狗的外表变得像猫一样，本质上来说它还是狗，而且会像狗一样行动。
事实上，这种差异可以从生物水平，即DNA的排序上解释，但是很少有孩子听说过基因，他们只是认为一定有某种隐藏的特质来区分不同的动物。本质论最初只在孩子们对生物世界的思考中运行，但是最终会成为他们区分生活中重要事物的一部分，特别是当他们面对每一个拥有独特心理的个体的时候。
我的同事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认为，本质论同样是解释人们对某个物品或某段经历的重视程度的核心，即我们相信它们具有某种本质上的真实性 98 。例如，我们会偏爱并赞赏某件原始的工艺品，当发现它是赝品时就不一样了。赝品从不会像真品那样值钱，即使人们根本分辨不出其中的不同。同样，这也适用于我们对自我的通常看法。一个人的本性是他们的基本身份，当他们没有表现出真实的自我时，我们会说他们是在假装、欺诈或是个伪君子，以及价值观有问题。
这个核心自我随着我们的年龄而发展，忍受着生活抛来的一切内容，而它们不过是幻象。正如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自我是逐渐出现的，它来源于生存环境和基因的相互作用。自我在遗传和早期环境影响交织出的道路上渐渐成型，并且对我们的社会化方式产生了深厚而持久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反过来塑造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以及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这样的想法和行为看似来源于我们内部，事实上却受到社会环境的极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谁是由我们身边的人决定的。我们可能天生拥有不同的生理条件和性情，而就算这些也是在他人构成的环境中发展成型，并会在某些情况下因外界因素影响而激发或关闭。这些反应的程度和发生方式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或许我们会认为自己是走在生命道路上的自我，在每个不同的岔路口做出自己的选择，但这也需要假设人能够自由地做出选择。然而，选择的自由也不过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而已。
跟我一起做
记忆测试
下面的词汇在你之前读的单词表中出现过吗？
1．细针
2．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