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一个酷热夏日的中午，已经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查尔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站在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的钟楼上，他在被警察击毙前的96分钟内发射了150发子弹，打死14人，令32人受伤 1 。得克萨斯大学枪击案是当代社会现象中群众枪击事件最早的案例之一。邓布兰小学枪击案、科伦拜恩校园枪击事件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等只是近期不断增加的、大量冷血屠杀案件中的一小部分。每当这样的恐怖事件发生，我们会问出相同的问题：为什么？在查尔斯·惠特曼的案件中，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犯案时的他可能不是平时的他。
在他准备自杀的笔记中，惠特曼写下了他所体验到的冲动性暴力行为和内心的混乱。他有爆发攻击行为的历史和糟糕的家庭生活，但在接近奥斯汀暴行的几个月中，惠特曼认为事情在变得更糟。他写道：“我希望死后可以验尸，看看是不是能发现什么生理问题。”他还要求在还清债务之后，所有剩余的资产都要投入到解释他行为的研究中。他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而且很不幸，他的猜测是正确的。在他大脑深处的杏仁核区域有一个相当大的肿瘤。
杏仁核是大脑回路中负责情绪性行为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损伤可能导致在暴躁和气愤情绪中过度的摇摆不定。对杏仁核的过度刺激可以同样地导致动物和人的暴力进攻。惠特曼的肿瘤应该就是他冲动进攻行为的罪魁祸首。他的家庭也同样受到了影响，他滥用安非他命，并且在1966年的夏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杏仁核上的肿瘤使他保持镇定的能力受到了损伤。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头脑中长了肿瘤，惠特曼还需要对他的行为负责吗？是惠特曼杀了那些无辜的人，还是他的肿瘤让他这么做的？
还有一个奇怪的案例，一名40岁的男性产生了对儿童的色情爱好 2 。他意识到自己的恋童癖是不对的，因而花了很大功夫来隐瞒这件事，但最终还是被他的继女曝光并被送往了康复中心而不是监狱。然而，他还是忍不住地向工作人员和其他患者提出性方面的请求，最终他被驱逐出了康复中心。在他的入狱判决生效的前夜，他因为严重的头疼被送入了医院。在医院，他被检查出前额叶皮层处有一个肿瘤，这与抑制内驱力和性需求的区域是同一部位。当你是个孩子时，你需要前额叶皮层来克服想吃棉花糖的冲动；当你是一个成人时，你同样需要它来帮助你抑制打架、逃跑和发生性关系的冲动。
肿瘤是恋童癖行为的起因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当他的肿瘤被移除后，他的性需求减少了，而且在7个月后他被允许返回继女居住的家里。然而，1年后他又开始收集情色作品，脑成像显示，他的肿瘤复发了，需要再做一次切除手术。可是为什么会有专门对儿童有性需求的肿瘤细胞呢？在我们对大脑、行为和心理之间关系的思考中，我们所用的方式可能是错的。
是我的大脑让我那么做的
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新的纪元，因为我们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这迫使我们必须面对规定人们何时需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困难 3 。这是神经伦理学的新兴领域，即研究道德的脑基础和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他证明了一点，就是当了解了惠特曼和恋童癖患者患有像肿瘤这种脑部异常时，很少有人会将错误归咎于他们。如伊格曼所指出的，问题在于随着我们对大脑工作方式了解的深入，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多犯罪者因为某些生理异常而不需要为其行为负责的辩词。我们对大脑的微回路了解得越多，就会发现越多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多种不平衡和倾向。社会最终会如何划定有罪的界限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你不需要任何生理异常的证据，只需表现出和平常的那个你不同的人格即可。这是加拿大陪审团对肯·帕克斯（Ken Parks）案件的裁决。1988年，他驾驶了23公里到安大略的妻子娘家，用刀刺了妻子的父母，他的岳母因此死亡。之后，他以正常的状态来到警察局并说道：“我觉得我杀了人。”
在此之前，帕克斯很爱他妻子的家人，并被他们形容为“很绅士的大高个儿”。他的辩护团队提出帕克斯不记得他的攻击行为，他是在梦游。他们引入了“在梦游症假定的情节下，非精神病人在无意识行为中杀人”的辩护。他没有此类行为的历史，但是因为攻击行为是与其人格不符的，陪审团接受了辩护并判他无罪释放 4 。
但是，做出与性格不符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理论假定自我的统治权是被外部力量篡夺了的。如果所谓的外部力量不在我们体内，又是在哪里发挥作用的呢？如果说是我的背景和环境导致了我的行为，是不是会比说大脑让我做了某事更具说服力？我曾经与分别属于政治不同派别的两个成人讨论过判定有罪的话题。如你可能预期的那样，保守派倾向于看个人的错误，而自由派倾向于归责于社会。很明显，这些是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并可能体现了我们的个人信仰体系。
很多法律体系都在实施《麦克·纳顿条例》（the M’Naghten rules），这是一个因1843年丹尼尔·麦克·纳顿（Daniel M’Naghten）刺杀英国首相秘书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的先例而草拟的法则。它因精神错乱辩护及基于以下标准而闻名：
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由于精神病而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虽然他了解但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做的事情是自己认为正确的，我们总是能够找到方法让我们愚蠢的行为在回忆中变得有意义。同样，我们都做过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后果的事。这些也可以算作例外吗？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确定将哪些事列入与个性不符的标准？一次性的行为就比某些人重复性的犯规行为要恶劣吗？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反复地犯罪，那么他们也许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或者从没认为自己做的是错的。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只做错了一次，是否意味着这样的犯罪者应该被更严厉地惩罚，因为他们理应更了解是非？
这些正是2010年公众被一名来自英国考文垂的45岁银行雇员玛丽·贝尔（Mary Bale）所做的残忍罪行所激怒时，所使用的论据。她在8月的一天晚上步行回家时看到了一只趴在花园墙上的可爱小猫，它的名字叫洛拉（Lola），4岁大。玛丽每天都要去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路上常常会停下来逗逗这只小猫。这一天她又停下来拍了拍这只猫，但之后她向四周看了两圈，然后抓起小猫的颈背，打开了附近的可回收垃圾桶的桶盖，利落地将猫扔了进去，愉快地走回了3条街以外的家。
对玛丽来说倒霉的一点是，她卑劣的行径被猫主人家的监测系统记录了下来，主人将它发到了Facebook的主页上。录像迅速地传遍了全球，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称这个女人“比希特勒还狠”。当玛丽最终被从录像中辨认出时，她因罪行被拘捕，同时也因为受到死亡恐吓而被警方保护了起来。
是什么让这个平凡、正常的银行职员做出了那么冷血的残忍行为呢？玛丽一开始说她想到将猫扔进垃圾桶时，“突然觉得那样会很好玩儿”。之后，她又声称自己的行为是脱离人格的，自己已经没有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了。当然，这在道德上只是一次行为有失。当她在2010年10月被审讯的时候，法庭接受了她正处于压力下这一说法，因为她不得不离开银行的工作，父亲也刚刚离世。但法庭对她比对肯·帕克斯少了几分理解：玛丽因虐待动物获罪，需要赔偿一大笔款项并在5年内不能饲养小动物。或许这更详细地说明了，英国人对宠物的感情比对瞬间的疯狂行为的宽恕意愿更强烈。
自由意志的麻烦
多数人认为，除了受到胁迫或罹患心理疾病，我们都拥有自由地做出决策与选择的能力。认为人们的决策并非预定，我们可以在选项中自由选择的想法十分普遍。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拥有自由意志是这样的：人类行为是个人选择的体现，不受外力、命运或其他因素的左右。换句话说，我们的自我是可控的。
然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是错的，自由意志也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它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
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自由，但实际上我们没有。
如此一来，我们就要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使用自由意志的，或者缺乏自由意志只是我们对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借口。例如，我认为我刚刚输入的字句是自己的选择，我刚才正在思考我想说的内容及叙述的方式。我不仅拥有写这行文字的意图而且还具体执行了，我的确写下了它。我知道自己是正在做这件事的人，我感受到了我的行为所体现的作者身份。
质疑我的自由意志似乎是荒谬的，不过，虽然我讨厌承认这一点，这些经历并不真如我体会到的那样。这是因为一个人所做的任何选择都一定是多方面隐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包括遗传、生活经验、当时的环境和预定目标等。其中也一定有一些影响来源于外界，但它们都依照大脑内部神经活动的方式产生作用。这是在我的神经结构中分布的神经细胞网络的激活。我的偏好、我的记忆、我的感知和我的思维体现了我大脑中兴奋或抑制的交流模式，当核查与权衡完成后，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汇总所得的结果就是我所做出的决策或选择。我们意识不到这些影响，因为它们是无意识的，因此我们觉得决定是独立产生的。这是哲学家斯宾诺莎意识到的问题，他写道：
人类错误地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的选择是在他们对自我行为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他们对决定他们行为的根本茫然无知 5 。
同样，在逻辑上不存在自由意志，所罗门王也没有在我们的大脑中决断。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什么在我们头脑中做决定的小矮人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一结论只会引发一个无限逆推的问题：他们的头脑被谁控制？再向内还有什么？……我们也不会认同“机器里的幽灵”的说法，那是科学家们根本无法研究的引入了精神作用的理论。
如果我们将自由意志从程式中移除，一些人便开始担忧某种宿命论会被列入选择，即认为所有事情都是预定的，我们的生命只是简单地完成一个被命运操控的复杂游戏中的既定动作而已。很多人对这一观点充满恐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完全没有创造未来的控制力。未来真的不是早已注定的吗？
面对这样的存在危机，有些人找到了将随机性引入考虑的方法。如果没有精神，只有物质统治着我们和我们存在的世界，或许物质比人们所想的更难预测？一个似乎很吸引人的摆脱宿命论的方法就是排除对大脑最细微层面的可预测性。我们进入了神秘而奇妙的量子物理世界，在这里，我们已知的操纵物理世界的规律都不再有效。如果这些规律消失，我们大脑工作的可预测性也随之消失，从而为选择的随机性留下了一扇虚掩的门。
迷人的夸克
量子物理世界是神奇的。它不遵循任何正常世界的定律。物质可以突然出现或消失，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并且不符合牛顿力学世界中运行的物质规律的任何一种。简单来说，量子物理展现了物质的基本组成模块，亚原子微粒明确地遵循着不可预测的方式运动。它们以“不确定”为人所知。它们也不像牛顿力学世界中的物质那样运动。这些物质的基本粒子被称为“夸克”。它们的不可预测性从根本上击败了宿命论，因为这意味着在量子级别上，因果规律是没有作用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提出，如果宇宙中的物质天生就是不可预测的，那么人们的选择就绝非注定的，而且未来存在着多种潜在的可能性。因而，量子不确定性让我们之中坚信人能够自由决定自己命运这种可能性的人安了心。
使用量子不确定性解释自由意志的问题之一在于，大脑内神经元网络间的信息传输发生的级别比可观测的存在不确定性的亚原子微粒级别大得多。这就像是说一粒组成砖块的沙子，可以影响到由上万砖块建造的大教堂的结构，甚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一样。更重要的是，即使量子级别的随机性某种程度上会转化到大脑分子级别的活动和宏观的社会中，它也不是一种对于大多数人所体会的令人信服的关于自由意志的解释。决策不是选择而是随机事件的结果，这也不符合自由意志。如我在自己另一本书《超级感觉》（SuperSense ）中调侃的，即使真的存在发挥着自由意志的机器中的幽灵，我们也不希望一做选择就掷硬币。
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不仅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控制行为的个人客观经验，也反映了对决定我们决策的有意识及无意识机制的无知。很多人因这样的结论而深感不安，好像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可预测的一样。引用丹尼尔·丹尼特的一句话：“当我们思考自由意志是幻想还是现实时，我们是在俯瞰深渊。我们面临的可能是突然陷入虚无主义与深深的绝望 6 。”
它为何会如此令人绝望？生命中的许多事并非它们看起来那样。我们的知觉全部是幻象这件事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通向现实的特权通道。我们的内心是模拟现实的矩阵。即使物质世界不像我们所感受到的，量子物理揭示出组成一个实心砖块的空隙比物质多，对砖块的本质更深的理解能够改变当别人向我们扔砖时我们所做的反应吗？当然不会。
宿命论的悲观观点同样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理解因果关系的模式。除了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简单动作之外，构成我们精神生活的基础过程的复杂性将会证明，任何程度的确定性预测都是不可能的，它同样是随机且不可测的。这就像看一场足球赛一样，我们可以欣赏受物理定律掌控的球员与球的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准确预测比赛中的动作产生的结果。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大概猜到将会发生什么，但借用一个工程学的术语，由于有太多的自由度，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系统将会怎样运行。
自由度太多的问题意味着，你每增加一个变量都会对你的决策产生影响，你在改变系统的可预测性。
让我们再思考几个数字。有500个神经元的时候，可能出现的不同连接模式可以超过可观测宇宙内的所有原子总量。当有10亿神经元，且每个都有高达1万种连接时，这意味着大脑的状态有近乎无限种可能。所以想区分大脑每一种不同电活动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没有两个相同的大脑。即使对水蚤这样简单的生物体进行完全的克隆，在相同环境下成长后也会产生不同的神经连接模式 7 。所以，任何对某一个大脑绘制的图谱都不能直接应用到另一个大脑上面。
给可预测的宿命论最后一击的是，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大脑状态都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在哲学中它被称为“多重实现”（multiple realizability） 8 ，不过我更喜欢用熟悉的短语，即“达成一个目标有多种方法”！这表示许多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都可以产生相同的思维和行为。个体的行为与大脑活动没有特有的一一对应。例如，科学家观察了一种比人类大脑简单得多的神经系统，即一只龙虾的肠子，并小心翼翼地记录了尽可能多的控制消化运动的神经活动模式。他们发现，几千种不同的模式引发的是相同的行为 9 。对任何细胞来说，都有许多种和其他细胞连接的活动模式，它们都能产生相同的结果。
用多重实现解释人类大脑时同样说得通。换言之，我们的思维和行为通过多种不同的活动通路得以实现，这是件好事。你要记住，神经网络是规模庞大的网络，这意味着同样的神经可以被多种激活所触发。这种网络结构解释了思维领域所具备的速度、复杂度，还有最终的丰富性，但是也意味着你永远不能准确地定位，即使在同一个个体的大脑中。
忽略掉大脑活动在数学上的复杂性，许多人仍对用唯物论解释精神持深深不满，即使它是不可预期的。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一台进化出了重复能力的运算仪器，不单单是一台有肉的机器。或许还有什么没被发现却存在的能力？毕竟，我们总被提醒，宇宙中的大多数事物都是由我们知道却无法测量的物质组成的，但既然科学家们承认他们不知道所有事情，他们又怎能排除对于精神及自由意志的非物质解释呢？
答案是：他们不能。科学只能调查和评估世界上不同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只是宇宙真实状态的一种近似值，坦白地说，我们永远无法了解真实的宇宙。但是，科学一直在通过重新定义更符合证据的模型而不断进步，这些证据出自我们的观察。然而，有时观察也会出错。对于自由意志来说，大麻烦在于它的真实感只存在于感觉中。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思维先于行为发生。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我们体会到是自己的思维引发了行动。通过一个简单的按键操作，结果我们发现这样的信念是错误的。
当行动在我们意识到前出现
跟我一起做
想象我让你按一个按钮，请在任何你想要按的时候按下它。换句话说，你选择做这件事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你。过一段时间后，你下决心要去按那个按键，瞧，你这么做了。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更清晰地体现自由意志呢？没有了，除非你刚刚经历过人内心最引人入胜的奇妙幻象。
在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生理学家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正在研究引发运动和肌肉活动的神经冲动，在大多数类似于用手指按键的自发肌肉活动之前，大脑运动皮层区负责产生最终手指运动的区域会产生一个神经激活。这被称为“准备电位”，是控制手指活动的一连串脑活动的先兆。当然，在做决策时，我们也会在真正按键之前经历大概1/5秒的有意识的意图，或者说是自由意志来发起按键动作。奇怪的是，利贝特发现动作电位开始的时间与个体体会到按键的有意识意图的时间点并不吻合 10 。
通过让成年人看一个钟表，上面有一个每2.65秒旋转一周的点，利贝特发现人们在准备电位激发整整半秒钟后才感受到按键意图。换种说法就是，大脑在被试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按键了。这个间隔至少是决定按键到手指真正做出动作的时间的两倍长。
这表示，当我们认为自己在有意识地做决定时，这个决定已经在无意识中做出了。实际上，我们的意识一直活在过去中。
或许有人认为半秒钟实在太短，但近期，研究者们通过脑成像已经可以将这一间隔延长到7秒 11 。他们可以在大脑活动的基础上预测被试最终会按下两个键中的哪一个，这令人震惊。如你能想象的，这样的发现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大骚动。我们怎么能与身体这样毫无关联呢？我们没有意识控制吗？自发行为的关键是我们既感受到了行动意图，又感受到了完成意图的努力。我们感觉到自己首先决定做某件事，之后才是动作的执行。但是脑科学告诉我们，在这些经验中，对意图的感知发生在事实之后。
然而，利贝特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意图不能先于动作发生。我们都可以对未来做出规划，换一种说法就变得可笑了。例如，早上我决定查一下邮箱，在下午行程结束的时候我这么做了，我先做出了动作的计划，之后才执行了它。我大脑中没有检查邮箱的准备电位。同样，还有很多行为是未经意识思考而发生的，感谢上苍这样安排。试想，如果你需要预想自己被堵在路上，那你会变得很绝望。无论是长期目标还是被外界激发的自动行为，两种情况中的意图有的是提前产生的，有时也并不如此。利贝特的研究证实，我们的行为不总是跟随意图发生。
利贝特的发现实际上是指，在我们被要求既要产生一个行为意愿又要执行这一行为的情境下，准备动作是先于我们对意图的意识而发生的。很多人都觉得这很不可思议。然而，神经科学家对此却不那么惊讶，因为他们知道大脑既产生动作也产生意识。这使得公正和客观的评价变得没有可能性。另一个解释事件时间过程的问题是生成意识的大脑活动不是一个单独的时间点，而是分布各处的。换言之，即使我们能在做出决策的瞬间意识到，这一过程也一定经历了某些阶段的加工了。虽然它似乎就像自发地在我们动动手指前发生，却并不是这样的。斯宾诺莎在350年前就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对利贝特的发现及对一般而言的自我的真正本质的一大误解在于，当一个人意识到要实现目标时就不会同时消极地等待动力的出现了。我们无法走出自己的内心说：“对，这就是我感受到动力的时候，而这是我实际开始做的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正如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 12 所指出的，在找寻自我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猎手又是猎物。这样的假设反映了我们天生都是相信二元论的，即认为我们的心理与肉体是分离的。
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心理控制着肉体，但是这只是关于自由意志和控制力的幻象。当我们主观的有意识意图稍提前于略有延迟的行为的实际执行而出现时，就会产生这种幻象。我们知道这样的计时是很严格的，因为当我们将感受到行动意图与执行行动间的联系割裂开时，我们就失去了有意识行为的体验。这就是当我们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时发生的事情。
拥有两个内心的人
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控制我们的行为。当然，也存在如反射活动这样不被意识控制的例外，像之前提到过的，大笑和打哈欠这类行为在人群中有着令人吃惊的传染性，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自己控制的。然而，大脑损伤会改变这一切。当我们的大脑受到损伤时，就会丧失对身体的控制。瘫痪就是最常见的例子。我们的四肢或许完好无损，但如果我们大脑的运动中心损坏了，那么无论我们有多么强烈的意愿，瘫痪的肢体都不能再动了。虽然有时我们身体的某部分会自行运动。举个例子，异手综合征是描述病人无法控制某只手，觉得它受到别人控制或它有自己的意志的状态 13 。这种病症也被称为“斯坦洛夫博士综合征”，是为了向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1964年上映的电影致敬，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在片中扮演了坐在轮椅上的核战争专家及前纳粹成员，他的手不受控制地行纳粹军礼，并试图扼死自己。斯坦洛夫博士综合征可能有些奇怪，但是有一个基于研究的完美而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每只手都由对侧大脑相对独立地控制。
大脑的大多数加工和输出是单侧性地通往对侧脑半球的，其中原因恐怕只有大自然母亲才知道。如果你在人体中心想象着画条线，那么所有来自世界左侧的信息都会通向大脑右半球。同样，所有来自右侧的信息都会在大脑左半球处理。对于动作也是如此。大脑左半球控制右侧肢体，大脑右半球控制左侧肢体。如果你的大脑左半球受到严重损伤，那么你的右侧肢体会发生偏瘫，反之亦然。
某些技能也是趋于单侧化的。例如，大脑左半球控制语言，而大脑右半球则更擅长加工空间视觉。这就是为何大脑左半球损伤会损坏语言能力，病人会罹患失语症，即无法生成话语，而大脑右半球损伤能够保留语言能力，但是常常影响患者对物体的感知，尤其当物体处于他们左侧空间时。
我们还不了解大脑两个半球在生成思维和行为中的分工。这是因为大脑两侧通过被称为胼胝体的很大一束纤维相连，因而能够交换信息。这样的交换也会产生引发癫痫的不正常电活动，它起自一个脑半球，然后扩散到双侧大脑半球并引起大发作。癫痫会使人非常虚弱，但通过切断连接双侧大脑半球的胼胝体纤维，大脑的不正常电活动可以被控制在初始的一侧，从而避免传到大脑的其他部分。这种方法能够减轻最严重的癫痫症状。
这一手术的结果是产生了裂脑人。大脑的两半球继续相互独立地工作，但是你很难发现其中的不同。裂脑人无论看上去还是行为上都很正常，这引发了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将大脑的两部分连接起来的问题。实际上，裂脑人是不正常的，他们只是能够在脑活动交换缺失的情况下，很好地弥补正常时在完整的大脑中两个脑半球间来回的信息交换。
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 (5) 展示了这些裂脑人能够让两侧身体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自我实验室
加扎尼加最戏剧化的观察听上去与斯坦洛夫博士综合征很相似 14 。他让一个裂脑人仅用右手完成一个拼图，理解指导语由大脑左半球语言区控制。然而，这是一个空间拼图，其中的图块必须要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是一种需要大脑右半球活动的情境。病人的右手非常绝望地将拼图转来转去，在绝望中，病人一直被压制的左手突然跳了上来，并试图将图块从右手中拿走。整个过程就好像两只手拥有不同的人格一样。
有时这种失去控制的情况会出现在全身。法国神经病学家弗朗西斯·莱尔米特（Francios Lhermitte）报告了一个被称为“环境依赖综合征”的奇妙的状态，病人会盲目地重复医生的动作 15 。像妥瑞氏综合征病人必须模仿每一个人的行为一样，莱尔米特的病人也不得不模仿医生的每一个动作。一次，这位法国神经病学家在办公室中像祷告一样跪了下来，于是病人也模仿他，低着头并将双手像祈祷时一样合十。其他病人会呈现出相关的被称为“效用”的行为，他们在看见某个东西时会不自觉地激发相关的反应 16 。这类病人会从附近拿起杯子并开始用它喝水，即使杯子是空的或者是别人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病人的行为都由外部事件触发，并非他们的自愿行为。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似乎他们是自愿的，实际上是环境中的某些东西控制了他们的行为。
伟大的魔术师
当不受奇怪的神经性失调折磨时，大多数人会觉得自己是处在控制中的，因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与在每天的经历中产生的行为间的配对证实了我们能够自由地控制我们的行为，而且是在行动开始前。但是如果自由意志只是幻象，为何我们对它的感受如此强烈？为何我们需要自由意志的体验？为何它会展现出来？
哈佛心理学家丹·韦格纳（Dan Wegner）解释过我们进化出对自由意志的生动体验的原因 17 。韦格纳提出，我们的大脑通过“我觉得我做过了”的体验来解释行为，并以此作为记录决策和行为的有效方式。这是因为多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和加工会导致选择过于复杂或难以监控，所以我们通过记录结果来形成一种做过决策的感觉。例如，当我们在一个派对上想要给某位宾客留下深刻印象时，试想一下所有让我们感觉有必要这么做的原因，包括社会焦虑、被拒绝的恐惧、成为注意力中心的需求，等等。我们会做什么？我们通过以往情境的经验想到了一个策略：我们决定讲个笑话。我们会监控它的结果，并将它存储起来留作以后的派对参考。我们选择了说笑话，那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另外的选择吗？当然，我们认为是我们做出了选择，但有许多像过去经验、现场的社交规则和规矩这样的因素影响了我们的选择。当我们的行为出了偏差或做出了失礼的事，我们会感受到自我意识，会非常尴尬，然后悄悄地质问自己：“我刚才在想什么？”
我们的思维与行动拥有自由意志的体验将我们以发起者的身份与这些决策相联系，即使有时候事实并非如此。通过这种方式，对自由意志的感受可以帮助我们记录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在未来我可能或不可能去做什么。只要我们的有意识意图先于动作出现，我们自然会认为是我们有意让其发生的。
这种对行为的掌控感需要一个统一的自我感知幻象。毕竟，了解该由谁负责是必要的。韦格纳 18 称这个主体为“伟大的魔术师”。当我们做出行动时，我们更倾向于从独特的自我的视角解释行为的后果。这会引发一些有趣的结果。比如，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记忆优于对他人行为的记忆。无论这些行为是行走、扔垃圾或拍手，人们对自己动作的识别都比对其他人动作的识别更好。
自我实验室
事实上，我们似乎都对记住行为与我们有关的人有种偏好。在一项研究中 19 ，个体通过从碗中选取或从研究者手中接过两种方式拿到纸条，然后研究者朗读与每张纸条上的密码相关的词汇。在个体们没有意识到实验目的的情况下，相较于从人手中接过纸条的个体，从碗中选取纸条的个体记住了更多的词。这是由根本不重要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关注自我，因此我们会对自己做出选择的事给予特殊的关注。
然而，正如虚假记忆一样，有时我们对行为的掌控感也可能是假的。例如，当我们计划做一件事时，有时我们会忘记自己是不是已经做过了。如果要求被试反复地想象折断牙签的动作，当一周后让他们回忆他们的行为时，他们会很难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折断过牙签 20 。这就像你努力回忆自己是真的投了信件，或只是想象自己投递了，那你到底有没有投呢？可笑的是，通过在心中建构这一行为的图像，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疑惑。仅仅是看别人的动作，比如看一个人摇晃瓶子，也可能导致我们觉得是自己在做那件事的虚假记忆。无论是想象自己的行为还是看别人的行为，我们都可能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动作的实施者 21 。而这一现象的原因又回到了我们大脑中对实际做过的行为、想象中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做出反应的镜像系统，如果存在行为的创造者，那么它们有时会通过抄袭他人的内容来完成自己的故事。
韦格纳认为行为的创造就像心智的指南针，它为我们在复杂的日常生活中指明航向。它就像是自动驾驶仪，依照航向、条件和地磁北极驾驶着船只。不过船上没有手握罗盘的船长掌舵，因为它会直接带领我们回到控制之下的自我幻象。
从现在开始，你会觉得很困
“如果你盯着我的手表看，你会感到很困。你会感觉眼皮变得越来越重。你努力想睁着眼睛，但是却做不到。你越是尝试睁开它们，你就越想睡觉。”这是一段人们很熟悉的催眠师使用的指导语，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让人们对自我行为的控制变得松懈。在人们放弃对自由意志的个人感知这点上，催眠可能是最好的解释之一。
为什么会如此呢？催眠似乎是别人通过外界来控制我们的某种神奇力量，比如从目光锐利、留着山羊胡的催眠师眼中传出的能量和他那迷惑人的手指。在现代文化中，催眠师总被描绘成用奇异力量来控制他人意志的人。然而，这只是关于催眠的传说。催眠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不仅生来会模仿别人，而且会在某些情境下做别人让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你把让我们处于放松情境，并让我们感到身体不再被自我支配的诱导技术与催眠相结合，那么催眠一个人就更简单了。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在被控制，我们还是放弃了抵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设想在一个晚宴上，你已经吃得很多了，但主人还要让你吃蛋糕：“再吃点儿吧，多吃一小块不会怎么样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种社交性压力并选择妥协，因为让我们顺从它的力量太大了。同样的压力在餐厅却不会奏效，而且我们还会对那个坚持让我们多吃一点儿的服务生产生怀疑。在大多数餐厅中我们都是自己做主，而不会听命于任何人，除了那些贵得让我们感到心虚，并相信餐厅领班的权威的地方。晚宴的情境不同于餐厅，是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社交场合，而我们愿意服从集体或是负责人的意愿。我们变得易受那些我们想讨好的人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天生倾向于服从他人。
在催眠状态下，我们同样被要求服从于他人的权威，最终达到参与的行为是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想会做出什么的程度。同时，我们也是自愿的牺牲者。一方面，许多人找催眠师是为了辅助他们的戒烟或减肥计划。另一方面，一些人花一大笔钱就是为了看一次舞台催眠，他们期待看到正常人在不受自己控制时做出癫狂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预期催眠会有作用，而且我们是情愿服从的。
催眠的技术很多，但是大多数催眠状态是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服从行为产生的。在舞台表演中，催眠师通过让观众做一些机械动作，如让双手紧扣来迅速找到最容易被暗示的人。之后他会告诉他们，他们的双手被胶水粘在一起了，无论他们多使劲儿也分不开。这一种简单的技术可以分辨出那些愿意接受催眠师暗示的人。另一种诱导技术依赖不同的自动幻象，比如让某人在一臂距离之外保持手掌分离。由于肌肉疲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双臂会自然地移到一起，但是通过告诉个体他们的身体不受控制，并允许他们见证自己身体的无意识行为，就是让人进一步放弃对自我的控制的步骤。从这时起，催眠师会关注这些个体并控制他们。大概1/10的人 22 是容易被暗示的，这意味着只要观众数量合适，总会有足够的、能被操纵着学狗叫或像吃苹果一样吃洋葱的合适的志愿者。
与常识相反的是，被催眠的人并非失去意识。大多数被催眠过的人报告，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但是他们不觉得是自己在控制它们。
有些人报告说那种状态就像做梦一样。许多人说他们觉得自己被催眠了，他们谈论更多的是别人预期他们应该说什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认为自己会很容易地被催眠的人恰恰是那些被催眠成功者 23 。
关于催眠实际上如何起作用的解释有很多种。对脑活动的不同测量都显示出，被催眠的人进入了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中 24 。然而，另一个学派认为催眠只是激活了角色扮演行为 25 。因为人类太有礼貌，所以我们总是去扮演群体期待的那个角色。关于催眠期间所发生的变化的学术争论还在继续，但是催眠可以被公正地总结为一种个体所做所想不受自身控制的真实现象，被催眠者的自由意志暂时性地被催眠师或所处的社会情境劫持了。
“转发锦鲤”背后的心理机制
迷信也会迫使我们做一些不受自己控制的事情 26 。你在走路时会刻意避开人行道上的砖缝吗？你会在撒出盐时取一点扔过肩膀吗？你有没有幸运符？这些只是我们迷信仪式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可能很清楚这些迷信不会影响最终结果，许多人却觉得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应该这么做。一些迷信行为来自文化传统，经年累月，一直流传至人们遗忘了它们最初出现的背景。像出生、节日、结婚等这类为我们的生命打上标记的重要事件，都是混合着古老的迷信成为传统的。我们会在相应的时刻这样做，因为这是人们所期待的。
许多人还拥有个人迷信行为，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压迫感，而压迫感会妨碍我们理性控制的能力。这是因为我们大脑中运行着两套机制。
第一，大脑的进化允许我们在世界中搜寻模式并解释事情发生的缘由；第二，在重要场合前，我们会因不确定性而感到压力，并觉得需要做点儿什么才能有控制住局面的感受。
我们天生就通过因果法则看世界，所以当事情发生时，我们会假设发生了某些偶然事件，并开始搜索合适的备选。问题在于，我们常常进行错误归因。这就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后发者因之而发”的认知幻象，这个词来自拉丁语，意思为“在它后出现的一定是由它导致的”。在迷信行为中，这一现象尤其明显。
自我实验室
在一项实验中，实验参与者需要操作一台有杠杆和灯的机器 27 。这个机器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会不定时地发奖励。参与实验的人认为，当找到正确规律后机器就会按照奖赏模式运行。很快，人们就会按照复杂的顺序反应，认定他们的动作能够决定机器是否送出奖励。一个女性被试甚至认为在某点上下跳会触发奖励。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根本没有固定的联系。
在现实生活中，迷信行为最普通的例子就是运动和赌博，这两种活动都与随机性和运气息息相关。你可能在“21点”游戏中非常幸运，这会让你尝试找出导致这次成功的不同之处，这样你就能重复这个获胜准则了。可能不同之处是你穿了某件衬衫或吃了什么东西，下一次入局前你会尝试重复同样的行为，如果又赢了，你就已经拥有某种迷信仪式了。大卫·贝克汉姆之前在AC米兰足球俱乐部踢球时，他的队友就总是通过在他得分后拍这位英格兰前锋的屁股这样的迷信仪式来留住好运 28 。当然，这是队员们给出的解释。
迷信行为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们是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它们总在有冒险成分的情况下出现 29 。这些会一时给予个体他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幻象，而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如果你将一个人的掌控的感觉夺走，那么他们在面对未知情境时会很有压力，因而产生焦虑，而焦虑会损害免疫系统及理性思考的能力 30 。迷信行为的产生其实是为了预防消极的压力过大，因此你常常会在危险场合看到迷信行为 31 。
消防员、飞行员、海员和士兵这些职业因为其高风险而和迷信意识紧密相关，这类职业之中我最喜欢的是俄罗斯宇航员与他们起航前的仪式。在微软的亿万富豪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搭乘苏维埃火箭绕国际空间站运行前，他加入了同伴们的仪式，即对着搭载他们到发射场的巴士后轮撒尿 32 。这一迷信起源于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参与的第一次载人空间飞行，现在已经成了所有俄罗斯火箭搭乘者的仪式。
问题是，如果你认为某些结果出现与否源于你做不做某件事，那么每件事情都可能是仪式。当仪式开始控制你的生活时，它们也会控制你的行为，于是你便进入了一个没有选择自由的绝境，因为你的情绪已经超越了自由意志。
一个不停打扫的妇人
强迫症是一种比无害的迷信更能干扰和削弱自由意志和自我控制的障碍。我以前从郊区的家开车到布里斯托大学的办公室时经常遇见一位年长的女士。有时，我会看到她在与邻居聊天，但大多数时候她都让自己的脸尽可能近地接近地面，并保持弓着腰的姿势。一开始，我以为她一定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者在人行道上看到了特别的昆虫。我很好奇，她到底在看什么？有一天，我将车降到能看到她在干什么的速度。我发现她正认真地将人行道上的小碎屑捡起来。原来她在清理家门前的街道。有时她的手上会拿着刷子和容器，但大多数时候她似乎更喜欢精细又辛苦的手工操作。
这位老妇人有洁癖。虽然我从未与她交谈过也没去过她家，但我打赌她家一定极其干净。她家里的每件东西肯定都放在正确的位置，而且干净得没有一点儿污迹。毛巾叠得整整齐齐，全新的肥皂放在洗手盆边，厕纸的末端会是翻折的，所有东西都有消过毒的味道。在属于她自己的区域，我想会是一种超自然的清洁状态，她把住房周围的街道也算在内，因此她对每天被风吹来和路过行人掉落的小碎屑也很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