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人类能够想象出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便是当众演讲。当对此的恐惧发展到极致时，它甚至能影响到正常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社交恐惧症。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提供的数据，美国患社交恐惧症的人数在各种恐惧症患者中位列第一，在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中则位列第三。在人群之中，超过1/10的人患有社交恐惧症，考虑到我们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个数字实在高得出奇 1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产生自我知觉的心智是大脑的产物，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脑已经变得高度社会化。就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已经在极大程度上为他人的存在及我们融入他们的需求所改变了。这一需求极其重要，让融入群体变成了一种对我们的存在的肯定，但同时也让它成了一个会引发焦虑与恐惧的严峻挑战。
一种相关理论解释说，他人的存在会自动触发我们的各种情绪 2 。
但凡身处群体之中，我们就会处于唤起状态，控制行为的边缘系统会自动对他人的存在做出反应。可以说，情绪的基本功能便是推动行为的产生，或让人加入群体，或让人进行躲避。甚至当他人仅仅是在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因成为他们的注意焦点而进入唤起状态。在一项我曾参与过的研究中 3 ，我们发现，当被他人凝视时，受边缘系统控制，被试的瞳孔会持续放大。边缘系统决定了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方式，比如是否需要战斗、逃跑或与其发生关系。
有时，唤起能让我们表现得更好。当有旁人在场时，我们会跑得更快、提高车速，在游戏中的表现也更为振奋。但当我们的相关经验不那么丰富时，唤起就会造成负面影响。一旦感受到别人在注意我们，我们就会嘴唇发干、声音颤抖、双手战栗，显示出一系列边缘系统唤起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剧院演员在首次登台时总是心中忐忑，不能自如地演绎自己的角色。只有当我们获得丰富的经验后，我们才能从这种情绪中获益 4 。
然而，不是所有的群体行为都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在拔河比赛中，人们群体参赛时所用的力气仅为个人参赛时的一半左右，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 5 。在身处人群中时，如果付出得不到赏识，我们就不再会有努力的动力。只有受到了赏识，我们才会加倍上进。这种对赏识的需求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关于温和话题的讨论上，群体的观点却十分极端化 6 ：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人们通常会发表一些自认为代表群体意见的激进观点，而这又会反过来增加群体的极端化程度。若是将这种强大的力量与所谓“群体思维” 7 ，即为了鼓励“抱团”，在群体中暂时停用个人批判性思维的倾向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群体中的异常表现就显而易见了。政治极端主义的产生之所以不仅需要少数领导者的决策，还需要大众的服从，原因便是在此。当我们处于群体中时，自以为保有的那个“自我”已经被他人的意志所压制了，所谓独立只是一种错觉。
引诱自杀：去个性化的真相
2010年1月，在英国的M60高速公路上，一位女性站在桥上意欲轻生。警察与她僵持了4个小时，在此期间，公路一直塞车。一位名叫史蒂夫·彭柯（Steve Penk）的电台主持人认为，在此时给被困住的司机们播放著名摇滚乐队范·海伦乐队（Van Helen）的名曲《跳》（Jump ），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恶作剧 8 。据传，现场一名司机在乐曲开始播放后调大了广播音量，那位女性在听见之后立刻跳下了桥。幸运的是她获救了，但彭柯始终毫无悔意。
彭柯在做决定时必定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取悦听众，否则他不会去戏弄那位潜在的自杀者。而对于现场的司机们来说，他们也不大可能在正常情况下抱有伤害她的意图。事件结束后，他们都被疏散了，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毫无意识。这种群体性行为被称作引诱自杀。因为大多数自杀并非发生在公共场所，这种行为十分罕见，但也有相关案例详细记录了现场的人们如何怂恿他人自杀。考虑到他们平常不太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又该怎样去看待这种行为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是群体会造成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即让个体丧失自我。一项对美国1966年至1976年间的166起自杀行为的分析表明，现场通常有大约20人围观，其中的半数人都在怂恿受害者自杀，或是对他们进行讥讽嘲笑 9 。与引诱自杀相关的因素通常包括围观群体的数量、群体与自杀者之间的距离，以及发生时间是白天还是夜晚。可以说，所有能够让围观者藏匿起自我的因素都与这种行为有关。
对群体外人员的匿名程度似乎是其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可以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就可能发生。群体暴乱、动用私刑和流氓行为都被认为是从众心理的表现，而从众心理则正是来源于去个性化 10 。反之，匿名程度越低，我们的表现就会越好。
自我实验室
在一项简单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在咖啡间收费箱上方的墙上悬挂了一幅画有一双眼睛的图画，人们需要自觉地将购买饮料的钱投入这个箱子 11 。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收费箱上的图画被定时轮番更换，或是花卉图，或是眼睛图。当悬挂的是眼睛图时，买了饮料却不付钱的人更少。
和那些自觉的万圣节儿童被试一样，当能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行为时，我们会更加诚实，因为感知到了自我后，我们更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个例子是，在单独答题时，有多达71%的被试在考试结束后仍然继续答题，这被视为作弊，但当房间内有一面镜子时，这个比例降到了7% 12 。但凡可能将我们暴露在他人的监视之下的操作，都会让我们的行为更加积极化和亲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群体所激发的既包括自我的积极面，也包括自我的消极面。
个体是否真的会被去个性化，以致在人群中丧失了自我？心理学家沃恩·贝尔（Vaughan Bell） 13 指出，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需要抛弃本来身份，而只是将自己视作一个不同于本来自我的大群体中的一部分。
跟我一起做
不妨想象一下，你现在正身处回家的末班车上，同车乘客包括一群醉酒的学生、一对老年夫妇和一个用自带音响大声播放音乐的少年。你无法从他们身上找到任何共同点，甚至有可能对他们感到厌恶。但如果就在此时，一群抢劫者、外星人或是丧尸突然开始攻击这辆车，你们就会自动聚集为一个群体，制订计划来抵抗入侵者。
在此过程中，你并未失去自我，而是为了实现群体目标，以成员的形式生成了一个新的身份。许多电影中的故事都以类似的方式展开，人们发现自己身处险境，英雄与反派纷纷出现。
因此，群体不会导致去个性化的发生，只是因为情景需要暂时占了上风，而自我则属于从属地位 14 。
过顶传球游戏
你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一种叫作“过顶传球”的游戏吗？这是一种整人的恶搞游戏。通常来说，需要有两个人互相传球，另一个人则站在他们中间抢球。这听起来没什么，但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每次轮到我抢球，我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被排斥感，因此觉得十分沮丧。
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总是十分关心他人的想法。的确，正如菲利普·罗查特 15 所说，“做人总需要在乎名誉”。他还将被群体驱逐这种厄运称作“心理性死亡”。被同伴忽略或排斥是十分痛苦的，大多数人应该都记得小时候被伙伴戏弄或是不能参加球赛时，曾感到多么沮丧。在那时，这些事不啻为个人的悲剧。
正是因此，霸凌造成的并不只有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创伤。一项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在2001年发布的调查表明，约有1/3的青少年曾参与或遭受霸凌 16 。霸凌在男孩中比女孩中更为普遍，而模式也具有性别差异 17 。男孩更倾向于同时使用肢体与语言暴力，而女孩则更倾向于辱骂受害者，或是制造并传播谣言。不过，尽管女孩使用肢体暴力的可能性较低，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冷暴力式的社会排斥带来的痛苦并不逊于肢体暴力。
普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基普·威廉（Kip William）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一天，他在公园中遛狗，不巧突然被两个陌生男孩玩的飞碟打中了。之后，他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开始一起玩。但这样欢乐的场面只持续了一分钟，两个男孩便不再理会基普了。他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对自己因遭排斥而感受到的沮丧程度十分惊讶，毕竟他只在这个群体中待了一分钟，还与另两名成员素不相识。他终于意识到，我们对排斥竟然具有如此之高的敏感程度。
基普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开发了一款名为“电子传球”的虚拟游戏。在这个游戏中，被试需要与另外两人一起来回传球，并接受对此过程的大脑扫描 18 。和飞碟事件中基普的遭遇一样，被试会渐渐感受到同伴的排斥与忽视。此时，被排斥的痛苦导致大脑中与社会认知及冲突解决相关的一个重要区域，即前扣带回皮层的激活。游戏中的社会排斥激活了与负面情绪相关的脑区，引发了惊恐、悲伤等多种情绪。同前文提到的自我耗损一样，那些被同伴排斥的人更容易暴饮暴食，尤其是食用那些会令人迅速发胖的垃圾食品。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这些能安抚心情的食物发挥出了它们的功效，减轻了他们的压力 19 。当我们说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的时候，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在表达真实的感受。这种痛并不逊于肢体遭到殴打时所感受到的痛。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社会排斥的敏感程度相当高。即使被试玩“电子传球”的时间仅有数分钟之久，并已经被告知这只是一个虚拟游戏，他们仍然因为受到排斥而痛苦不已 20 。这种痛苦与被试的人格类型无关，他们都比较正常，并非那种过于敏感的人。实际上，人类有一套关于排斥的基本行为模式，它是在无意识中运行的 21 。基普认为这是一种本能，并同时指出，在许多其他的社会性种群中，受到排斥通常意味着死亡。这就能解释人类为什么对社会排斥如此敏感了。
只要觉察到自己有被排斥的风险，我们就会进入高度警惕的状态，密切注意其他群体成员的互动方式，伺机重新融入这个圈子 22 。
为了增加重新被群体所接纳的可能性，遭到排斥的个体会做出一些在群体中受到欣赏的行为，因此更可能去模仿他人、答应请求、遵守规则、与人合作，而这些其实都是不应该有的。总而言之，为了被重新接纳，我们会曲意逢迎，甚至做出种种错事。
如果连这些方法都无法挽回被排斥的局面，人们就会改变策略，变得暴躁易怒：“看看我吧！我明明就值得你们的注意，你们却偏偏对我视而不见，该死的！”此时，人们不再在意他人是否欢迎自己，转而想要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吸引注意力。通常来说，受到社会排斥的人的助人倾向较低，对人较不友好，即使相处的对象并非当初的罪魁祸首，也会受到迁怒。例如，在一项相关研究中，受排斥的被试通过恶意“惩罚”一位无辜的路人来泄愤，即使知道他讨厌辣椒酱，也执意在给他的食物中加了超出常规剂量4倍的辣椒酱 23 。许多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均有被排斥的经历。在一项对15个枪击案凶手的日记的分析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其中有13人曾遭到过社会排斥 24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走上这样的不归路，但如果社会排斥不停止，被排斥的人最终会产生疏离感，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他们常会远离人群，日渐抑郁，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毕竟，作为人类，我们都需要归属感。
你想要加入我们吗
在写给“贝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精英社会俱乐部的退出申请电报里，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这样写道：“请一定批准我的申请，我再也不想加入任何会接纳我的俱乐部了 25 。”
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是各种俱乐部的成员。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必须与人相处，相处的对象则包括家人、朋友等。归根到底，我们都是“人类”这个巨大俱乐部中的一员，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虽然总有一些人拒绝与他人为伴，试图追求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只能算是人群中的异类，而非常态。大多数人都需要归属感。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动力，它驱使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从而为他人所接纳。
一些群体是相对固定的，成员标准是某些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年龄、性别、种族、身高与国籍等。不过有时，我们也能想出一些方法来，让本不达标的自己也具备这些条件，像是谎报年龄、身着异装、做整容手术、穿增高鞋，或是改变国籍。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便是跻身富豪阶层和高知群体，而被划入贫民阶层或犯罪群体则令人避之唯恐不及。人们通常都不会选择成为贫民阶层或犯罪群体中的一员，但无论自己是否情愿，每个人都是属于某些群体的。更进一步地讲，将人划入群体乃是人之天性所致。连那些企图隔绝于大众的人实则也组成了一个群体，即离群索居者。
我们之所以会对他人进行分类，是因为在面对陌生人时，知道他们的来历会降低打交道的难度，从而减轻大脑的工作负担，加快反应速度。
总结已知的过去经验，并将其应用到未知的将来，是大脑的主要工作原理之一，也有可能是一种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提高信息处理效率的机制。当我们将某个人划归于某个群体时，我们所知的关于该群体的所有刻板印象都会被启动，并影响我们与此人的相处方式。但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在于，刻板印象不总是可靠的，它有可能与我们面前的那个人毫无关联，这样自然就会导致错误的相处模式。
刻板印象并非由我们自主创造，它会受到他人的控制，也会为偏见所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受到误导，因而心怀偏见。
自我实验室
在一项习得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在同伴身上施刑，刑罚的强度是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 26 。如果他们在实验开始前“偶然”听见主试将这些受刑者描述为“动物”而非“人类”，他们所选的刑罚强度就会更高。显然，这些被试都被他人影响了。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被归类，但实际上，给人贴标签、被人贴标签都是人的天性，而贴标签的过程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人想法的影响。人们实际上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坚定自主，他们看待别人的方式通常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集体意识所控制的。
我们所在的群体造就了我们。我们受益于集体的力量以及它所带来的资源与友谊，除此之外，群体还有利于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归属于一个群体能够对自我进行塑造，因为我们总是自动地将自己与其他成员归为一类。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当归功于以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为首的一群心理学家。泰菲尔曾是我所在的布里斯托大学的心理系主任，在来此任教之前，他曾在二战中目睹了群体的影响力。那时，他的祖国法国在德军的攻势下沦陷，他也惨遭俘虏，所幸小心隐瞒了自己实则身为波兰籍犹太人的秘密，在狱卒手中保住了性命。战后，他将毕生都奉献给了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在一个经典研究中，他通过掷硬币的方式将一群在布里斯托大学上学的男孩随机分为两组，发现这竟然改变了两组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27 。组内成员间会互相善待，却十分敌视“外组”成员。而实际上，他们原本都来自同一个班级。
蓝色眼睛与棕色眼睛
其实，在泰菲尔完成这项研究的数年前，在美国已经有一位名叫简·艾略特（Jane Elliot）的小学老师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她来自美国中部，在艾奥瓦州教三年级 28 。时近1968年4月4日，她所任教的班级正在学习“本月人物”马丁·路德·金，此时却传来了他被刺的噩耗。孩子们对种族歧视几乎毫无认识，无法理解为何竟然会有人想要杀掉他们的“本月名人”。第二天，艾略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开始运行一项班级专题，想以此来教导孩子们何为种族歧视。
自我实验室
首先，她告诉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证据表明，蓝色眼睛的孩子比棕色眼睛的孩子更为优秀。在宣布之后，艾略特赋予了蓝色眼睛的学生诸多特权，例如课间休息的时间更长，在午餐打饭时排在队伍前面等。但就在第二天，她又说自己之前弄错了，更优秀的实际上是棕色眼睛的孩子。这样的角色互换具备同样的模式：在这两天中，被分配到较差一组的学生在外表和行为上都与真正的“差生”一模一样，在考试中也表现不佳；较优一组的学生则十分歧视较差一组的学生，认为他们就是低人一等的。
仅仅被划归到一个群体就能影响到人们对于自我及群体外人员的认知。归根结底，我们会将自己与群体外人员进行具有偏向性的对比，而对比的结果有助于塑造自我认识。通过关注我们本身不具备的圈外者的特征，身份认同感便形成了。在此过程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关注的是他人，我们就会倾向于忽视自我，将自身的缺点轻易放过。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学界又涌现出许多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总是通过身处的一系列群体而形成的。在人的一生中，这些群体构成了鲜明的层级结构，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定期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社会认同理论得到了改进与完善。显然，周边环境中的一些变化会改变我们的群体归属感，如结婚、生育、残疾等事件都会使我们所属的群体发生默认的变化。因为我们在一生中会拥有许多不同的身份，如儿童、青少年、劳动者、父母等，我们通常会同时身处多个群体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体成员身份被认为能提升自尊。通过成为组织的一员，我们能获得一种自我认识，这种认识正是我们作为个体的存在方式。
因此，在成为独立个体的意愿与对归属感的需要之间，存在着一个微妙且易被打破的平衡，我们必须要努力维持这种平衡状态 29 。
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能洞彻自身心理，而加入某个群体与否的决定权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然而，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来看，这样的想法十分幼稚，我们在群体影响力的面前不堪一击，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为什么会从众
你的视力水平如何？现在请看图6-1中的线段，并说出A、B、C中的哪一条与最左边那条线段的长度最接近。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你肯定认为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都会选择B。但实际上，答案却取决于你身边人的看法。
图6-1 阿施从众实验。哪条线段（A、B或C）与最左边的线段长度最接近？
在一项被视作关于群体影响力的最经典的研究中 30 ，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让8名被试参与了上述的线段实验。在实验中，他手持画有4条线段的卡片在室内来回走动，对被试进行询问。不过，8人中实则只有一名真实的被试，而其他人都是与阿施“串通”好的主试。最开始时，一切似乎都进行如常，大家都在前两轮问题中给出了一致的答案。然而，在第三轮中，7位主试统一给出了一个错误答案，声称线段C与最左边线段的长度最为接近。当听到这个答案时，那名真被试用怀疑的眼神看向了他的同伴们，心想他们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而轮到他回答时，他又会选择哪一条呢？大约有3/4的被试都会与同伴保持一致，也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这些被试并非突然间出现了视力障碍，而是为了不被这个群体排斥而选择了从众。每一名被试都非常清楚正确答案应当是哪一个，但他们都不想使自己的表现异于他人，不想做那一只可能会被枪打的出头鸟，因此，他们都向群体意见低头了。
如果是在更复杂的场景中，例如陪审团在法庭上评估证据，情况又会如何呢？希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执导的于1957年上映的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 ）就是描绘群体心理学的经典之作。在影片中，一名西班牙裔的美国男孩被指控谋杀了他的父亲，由亨利·方达（Henry Fonda）扮演的主人公是陪审团中唯一一个对指控持有异议的人。通过努力，他渐渐说服了其他成员，告诉他们目击证词不仅不可靠，还有可能是错误的。电影的摄制时间远远早于虚假记忆的相关研究出现的时间。随着影片的展开，主人公一一赢得了支持，对男孩是否有罪的表决结果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总而言之，这部电影生动地描述了服从与群体一致性的影响力。
当我们做出从众行为时，起影响作用的不仅仅是群体的力量或来自同伴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持有的为他人所接纳的意愿。
这种对从众的需求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塑造自我，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换言之，对群体的服从不仅意味着表面上的遵循，还有对群体规范的切实接纳。例如，当人们被要求评估音乐或面孔的吸引力时 31 ，若个人喜好与群体意见产生冲突，与社会认知及奖赏评估有关的脑区就会被激活。不过，只要拥有一名同盟者，坚持己见的难度就会降低。在阿施的线段实验中，只要7名主试中出现一位给出正确答案的人，从众的效应就会被大大削弱。有另一名持异议者做伴，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成了一个新群体中的一员。在《十二怒汉》中，这种现象也有所体现。我们之所以要寻找持相同意见的人，就是因为人数本身就具有影响力。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独裁者总是要将反对力量扼杀于摇篮之中。如果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人们就更可能会屈从于权力的淫威之下，奋起反抗的可能性则会大大降低。历史证明，独裁政府总是能成功地以高压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镇压异见也需要有大批人来执行统治者的意图，否则便孤掌难鸣。由此可见，群体的影响力可以被操控着改变人性，本性善良的普通人有时也会在这种情境中化身魔鬼。
路西法效应：好人为什么会作恶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吗？你会残忍地折磨无力反抗的人或者小动物吗？不妨评估一下你进行以下行为的可能性：
?电击他人至死；
?虐待小狗；
?向他人注射致死药物；
?脱光同事的衣服，并强迫他／她与另一名同事发生性行为。
大多数读者应该都会认为这些行为实在令人发指。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 Zimbardo）在他的著作《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 ） 32 中重新探讨了这一问题，即好人是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变坏，陷入最终走向堕落的恶性循环。他在书中说到，即使大家都否认这一点，所有人其实都有可能会做出上述恶行。我们都相信自己禀性善良，而只有坏人才会做出坏事来。个体应对自己的道德选择负责任，这一假设正是法律体系的建构基础。然而津巴多却认为，决定我们行为与对待他人方式的其实是周围环境与身边人带来的影响。如果说自我幻象包含基本的道德伦理的话，那么这种道德伦理必定是受我们身边的人支配的。
津巴多留着山羊胡子，在外形上与一幅有名的路西法肖像颇为相似。他曾在1971年进行了充满争议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他让普通学生扮演狱卒与囚犯，探索了模拟监狱情境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实验的计划时长为两个星期，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中进行，那里被布置为一个临时监狱。和泰菲尔在布里斯托大学的实验一样，被试通过掷硬币的方式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扮演狱卒，另一组扮演囚犯。每人每天都会获得15美元的被试费。最开始，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钱唾手可得，在接下来的两周中只需要敷衍了事即可，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大为震惊，并最终为邪恶心理学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资料。邪恶心理学由津巴多提出，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表面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暴行。
自我实验室
为了尽可能地模拟真实情况，“囚犯们”在实验开始前的一个周日被真正的警察逮捕起来，被铐上手铐、蒙住眼睛并送进了“监狱”。在那里，他们又被强行脱去所有衣物，穿上囚衣。这才仅仅是受辱的开始。之后，身着制服、戴着镜面墨镜的“狱卒”出现了。当犯人想如厕时，狱卒会在他们头上套上纸袋。狱卒还给囚犯制定了冗长的规章制度，他们必须一一牢记，否则就会遭到严惩。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情况便开始恶化了。虽然狱卒没有事先收到可以虐待囚犯的指令，但却开始自发地将种种残酷的折磨施加在他们身上。在这种独裁的高压氛围中，囚犯们痛苦不堪，而狱卒们的理智还在继续失控。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令人振奋的。即使每位被试都清楚自己并非身处真正的监狱中，暴行与痛苦却都已经切实存在了。道德竟然败坏得如此容易且迅速，津巴多为此感到激动不已，他要求让实验继续下去。在这里，他的主要角色是负责这一实验的科学家，但同时他也扮演了监狱主管。他渐渐沉浸在这个虚构的故事脚本中，成了角色扮演游戏里的一员。
津巴多当时的女友是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那一年刚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后来也成了一名心理学教授。她碰巧造访了这座临时监狱，想要知晓实验的进度，却被自己的见闻所震惊。她告诉津巴多：“你对这些男孩们所做的一切实在太可怕了！”这对恋人之间随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她后来回忆道：“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我了解的那个他，也不再是我熟悉的爱人了。”显然，津巴多已经迷失在了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无法觉察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残忍。在实验的第七天，主要应克里斯蒂娜的恳求，他终止了这个实验。第二年，他们结为夫妻。
在随后的40余年中，人们就斯坦福监狱实验进行了种种讨论。一方面，将被试置于这种可能导致极端结果发生的情景中是违反实验伦理的；另一方面，如何解释实验结果也异见重重 33 。津巴多认为，在去个性化的过程中，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魔鬼随时可能会挣脱束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只是一场过火的角色扮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后者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也许一些被试的确看了太多的监狱题材电影，比如《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 ）。在这部影片中，狱卒正是戴着与实验里同样款式的镜面墨镜，表现得又凶狠又残忍 34 。一名扮演狱卒的被试甚至讲起了美国南部方言，这正是一种对监狱警察的广为流传的刻板印象。被试的一举一动都与想象中的狱卒与囚犯的行为模式相符。然而，就算这一切只是在演戏，我们依然想要知道，角色扮演与现实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别。“我可能会行为失控，但那不是真正的我。”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呢？真正的“我”，或是真实的自我，它到底是什么模样？
穿白大褂的人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性。而当权威真实存在时，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正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研究内容。米尔格拉姆曾是所罗门·阿施的研究助理，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想在导师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在一项被后世认为是心理学界最具争议的研究中，米尔格拉姆揭示了权威的巨大力量，在这种力量的影响下，服从变成了盲从 35 。
实验开始于一个招募被试的简单广告，广告中说，这个实验是关于学习与惩罚的，将在著名的耶鲁大学进行，参与者会获得每小时4美元的被试费。当被试来到实验室时，他们会见到穿着白大褂的主试以及另一位中年男子。主试会告知被试，这名男子也是来参与实验的，但他实际上是一名经过专门训练的演员。在伪造的“随机”决定中，主试将被试分配到教师的角色上，演员则被分配到学习者的角色上。学习者将会进入另一个房间，教师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向其朗读单词，再由学习者进行重复。如果他犯了错误，教师可以按下按钮，对其施以电击。电击的大小最低为15伏，最高为450伏，被平均分为30个水平。每一个按钮旁边都有电压大小的标注，以及该水平电击带来的后果描述，由轻至重依次为“轻度”（15伏-150伏）、“强”（165伏-195伏）、“很强”（210伏-255伏）、“剧烈”（270伏-315伏）、“极度剧烈”（330伏-375伏）以及“危险，致命”（390伏-420伏）。435伏-450伏的按钮旁边没有标注，只有代表不吉利的“XXX”。为了让被试知道电击的感觉，他们都会在实验前接受一次大小为45伏的电击。这种水平的电击会带来刺痛感。
一开始，一切进展顺利，学习者返回的都是正确答案。但当他开始犯错时，教师便开始按照主试的指导实施惩罚。当然，身处另一个房间的演员不会真的遭到电击，而只是按照被试选择的电击水平表演出种种痛苦之状。随着电击水平的升高，他也表现得越来越痛苦。最初，他抱怨说电击让他感到疼痛，接着又说电击让他十分痛苦。之后，他开始尖叫，电击越强，叫声越高。接下来，他开始哀求教师停止惩罚，声称自己的心脏已经出了问题。在这时，许多教师都说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但主试会面无表情地告知他们：“请继续。”被试显然已经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身体发抖，不断出汗，却还是按主试的要求继续教学。即使学习者那边已经沉默了，电击水平也达到了300伏，被试依然被告知说，学习者不能给出正确答案就是犯错，教师需要继续进行惩罚。
若是身处这样的情境中，你会怎么做？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咨询了40名精神病学家，请他们对被试的行为进行预测。作为人类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他们一致认为，将电击水平一路提升至450伏的被试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会低于1%。他们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呢？实验结果显示，约有2/3的被试采取了这样的行为。在穿着白大褂的主试的要求下，他们已经做好了杀人的准备。
或许被试很清楚这一切其实都是假的，也知道学习者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呢？我对这样的看法持怀疑态度。我曾看过这项实验的早期录像带，因为被试屈从于主试的命令，对学习者施加足以致死的电击，他们看起来明显十分痛苦，这也使观看他们的行为成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而在一项放在现在绝对不会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的后续研究中，整个米尔格拉姆实验的过程几乎都被复制了下来，只是被惩罚者变成了小狗，而电击会被真实地施加在它们身上 36 。这一次，一切都不再是伪装了，小狗的痛苦显而易见，虽然它们承受的电击不足以致死，因为真实的电压远低于教师所看到的描述。在男性被试中，有一半的人将电击水平提升到了最大值；同时，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的女性被试都遵循主试要求，将电击水平提升到了最大值。
权威人物甚至不必与被试处于同一空间，后者也会自动服从。
在另一项以护士为对象的实验中 37 ，他们接到了一个来自匿名医生的电话，要求他们给自己将要去检查的一位病人注射一种药物，注射量为20毫升。药瓶上的标签已经写明，常规的注射剂量为5毫升，建议的最大单次注射量不应超过10毫升。然而，在21名护士中，只有1人没有按医生的要求为病人注射整整超过安全剂量最大值1倍的药物。这是一项早期研究，在那之后，人们修改了伦理准则，以避免这类盲从行为的发生。不过津巴多还是记录到了许多近年来的反面例子，在这些案例中，在等级森严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很容易屈服于来自上级的压力，即使他们明知这些要求是错误的。
在工作场所之外，权威的影响力在执法行为中最为显著。当被穿警察制服的人要求靠边停车时，大多数人都会服从命令，我知道我也会这样做。在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盲从事件的记录中，津巴多描述了自己作为专家证人参与美国一起连环侵害案件的经历。这一系列案件发生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各地的快餐连锁店中，共计60次。嫌疑人致电店内，向大堂副理声称自己是一名警察，因为有一名店员涉嫌盗窃钱财与藏匿毒品，所以警方正在来店里的路上，在他们赶到之前，大堂副理需要协助他控制这名店员，并对其进行搜身检查。当然，这通电话其实不是警方打来的，嫌疑人是一名性变态者，他通过在电话里倾听大堂副理描述搜查的细节以获得性满足。在津巴多参与审理的案件中，一位饱受惊吓的18岁女店员被脱光了全身衣物，并被命令与一名男同事发生性关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项来自他们认为代表“法律”的匿名来电者的要求 38 。
平庸的邪恶
许多对服从的研究都出现在二战后不久，那时，纳粹暴行带来的痛苦还未平复。阿施、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都是美籍犹太人，他们想知道纳粹大屠杀为何能够发生。而实际上，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看似普通的人会对他人实施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
或许米尔格拉姆实验是那个受权威主义统治的时代的特殊产物，而现在，处于后水门时代的我们要比当初自由得多，对权力的腐蚀影响也更为警惕。然而，就在2007年，美国广播公司旗下的电视节目《黄金时间》（Primetime ）重复了米尔格拉姆实验 39 。在40名被试中，仍然有大约2/3的人屈从于身着白大褂的主试的命令，将电击的水平调到了最高挡。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自己能抵挡住他人的影响，这纯属自欺欺人。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滥用酷刑的傀儡。
当听到有人残忍地折磨他人时，我们依然十分不解：人类为何能够变得如此邪恶？一个令人惊骇的例子便是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2004年，世界各大报社争相刊登了一系列虐囚照片。在这些照片中，赤身裸体的伊拉克男囚犯互相堆叠，搭成了一个人形金字塔。在他们身边，军官们嬉笑着竖起大拇指，摆出各种姿势，拍出了这些被视作战利品的合影。此外，他们还对囚犯进行心理折磨：戴着头套的囚犯被强迫伸开双手站在箱子上，如果摔下来，狱卒就会通过缠绕在他们手指上的假电线进行“电击”惩罚。这些照片与津巴多的监狱实验中的情形有惊人的相似。另一些囚犯则被强行穿上女性的衣物，或是与他人进行模拟性行为。这些照片表明，在被联合部队占领后，曾被萨达姆·侯赛因用来折磨其反对者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依然在上演着各种暴行，一切如旧。
最开始，美军司令将这些丑闻斥责为害群之马的行为，声称有部分心理不正常的施虐狂不幸渗入了这支优秀军队的内部。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中还有一位女兵。列兵琳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在照片中笑容满面，正用狗项圈牵着一名全裸的男性囚犯。琳迪·英格兰的成长过程平庸无奇，她从未有过出格的表现，因此不能被判定为一位性施虐狂。她从前的一名授课老师甚至将她描述为“隐形人”。因此，她或许只是一个模仿他人行为的普通人罢了。她的恋人查尔斯·加纳（Charles Garner）才是虐囚事件的主导者与照片的拍摄者，他也许对她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将会被永远与这些残忍行为联系在一起的，都是21岁的英格兰那张天真无邪的笑脸，而不是加纳的脸 40 。
这样的邪恶或许最令人感到不安。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受《纽约客》（The New Yorker ）之托报道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时，她写到，艾希曼及其同党的问题在于，他们并非天生邪恶，而仅仅是“极度可怕的普通”。看似平凡的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她所谓的“平庸的恶”仿佛正是这样一种证据，足以证明个体已屈从于战争带来的残酷行为，而人们也无力抵抗他人的意志 41 。
变色龙效应：无意识模仿的秘密
当论及上述研究中的群体影响力时，似乎没有人对自己的行为是一无所知的。在由津巴多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的盲从案例中，人们也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不认为自己应对那些行为负责。甚至在自我幻象中，他们依然坚信，只要自己不愿意，便可以不这样做，但实际上，他们总是更倾向于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或服从权威人物而暂停执行自身意愿。意识到这一点并不令人开心，但随后，人们便总能权衡最佳长期利益，以此证明自己的妥协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这就又涉及我们的老朋友认知失调了。
有时候，我们的行为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身边人的操纵。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社会影响所左右。
自我实验室
例如，荷兰奈梅亨大学的心理学家雅普·狄克斯特霍伊斯（Ap Dijksterhuis）曾回忆过自己与几名同事一起去看足球比赛的经历 42 。在去体育场的路上，这群起初表现得平静且有序的学者迅速被裹挟进了由上百名大喊大叫的球迷和足球流氓组成的人群。就在那时，一件反常的事发生了：他们中的一员看见了一个空啤酒罐，在一时冲动下狠狠地将它踢了很远。等反应过来之后，他一时间站在原地呆若木鸡，难以相信自己方才都做了什么。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他已经变得与身边的人群一样了。
这种改变自身行为以便与他人保持一致的现象被称作“变色龙效应”（Chameleon Effect） 43 ，因为变色龙能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肤色，因此以其命名。
这种行为并非刻意为之，我们对他人的模仿是自动完成的。可模仿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一切事物，从简单的体态、表情与手势，到言语与情绪等复杂的行为模式，都在这一范围内。我们会受到来自他人的种种影响，自己却毫无觉察。当朝向一个目标努力时，大脑的镜像神经系统既会被我们自身的活动激活，也会被抱有同一目标的他人的行为激活。这些镜像神经元以一种简便的方式直接将他人的行为映射到我们的大脑中，其过程与共振颇为类似。这就像是你在吉他商店里拨动了某一个吉他上的G弦，如果响度足够高，店里其他所有吉他的G弦最终都会同步振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