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镜像行为的工作原理也是如此。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行为储备库，能在自身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被他人的行为启动，而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其实是在模仿他人。这种模仿在无意识中进行，可能会让我们做出跷二郎腿、打哈欠、揉鼻子、玩头发、改变坐姿或说话方式等行为 44 。它是一种能将自我与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有效机制 45 。模仿并非全然自动化，我们只会模仿自己喜欢的人，以获得自我满足：我们先模仿喜欢的人的行为，而对方对我们的喜爱程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此更有可能对我们进行模仿，最终在这样的循环中营造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氛围 46 。
我们不仅会偏爱那些模仿自己行为的人，还非常乐意在他们有需求时提供帮助 47 。在受到模仿时，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变得更棒了，并且这种效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一项相关研究中，行为被他人模仿的被试捐献的钱数是未被模仿的人的两倍之多，而捐款其实是匿名的 48 。此外，当餐馆服务生模仿顾客的行为时，他们收到的小费会比平时更多 49 。
不过，我们并非完全受他人摆布的傀儡。即使不能完全意识到模仿行为的存在，控制社会互动的镜像系统依然能对可模仿的对象进行仔细的评估与筛选，以此对局外者进行隔离。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模仿那些与我们处于同一个社交圈子或想要结交的人，圈外者则不在其列。事实上，如果圈外者对我们做出模仿行为，我们只会对其更加厌恶而已。
在一项实验中，实验者给被试分别呈现头像为摩洛哥人和欧洲白人的电子虚拟形象，而在偏见量表上获得高分数的荷兰白人被试面对前者的模仿行为时，厌恶程度比面对后者时更高 50 。
同步，生活的旋律
在发展早期，婴儿已经开始对那些模仿自己的人产生喜爱之情了。他们对面部表情的模仿可以被看作模仿行为的早期例子，在此过程中，大脑的运动系统被他人的行为自动激活。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行为储备库中的储备在一个人出生之初尚十分有限，毕竟新生儿能够凭借自身完成的行为实在是屈指可数。而在出生后的12个月里，模仿他人的机会渐渐变多了，狡猾的婴儿们同时也开始寻找那些模仿自己的人。当5个月大的婴儿被放在学步车中，可以在地上自由走动时，他们更愿意接近那些模仿他们行为的陌生人，而非那些不对他们做出回应、不与他们保持行为同步的人 51 。有时，使得婴儿发育迟缓的不仅仅是可模仿对象的缺失，还有时间与努力程度的不足。患产后抑郁症的母亲对婴儿的教养方式通常有两种，要么过度冷淡，要么过度热情，无论哪一种都不利于孩子的发展。两个月大的婴儿更偏好程度适中、以模仿同步为主的互动方式 52 。
同步性是社会交往的一大特征。对话中通常需要参与者轮流发言，每一个听过广播访谈节目的人都知道，当所有的人一齐说话时，谁也听不清别人到底说了什么。因此，发言需要依次进行。这样的模式在发展早期便已经出现了：当母亲给婴儿哺乳时，她们凭本能就知道如何将自己与婴儿的行动节奏同步起来，以配合他们时快时慢的吮吸速度 53 。
动作与时机的同步会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持续影响社会交往。
儿童必须要学会如何轮流做事，并控制自身冲动。人们需要习得各种日常惯例，而这些规则突显了与他人合作的重要性。无法在他人在场时进行自控的人会被形容为失去了控制。组成社会的各种机构，如学校、教会与军队等，也都需要成员之间的同步来巩固内部团结，以获得繁荣发展。音乐与舞蹈的美妙动人都需要依赖于时间的同步。在现代化军队中，即使军人需要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而不必再像过去一样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搏斗，他们依然需要学会如何步调一致，以建立队伍中的和谐气氛。同步太重要了，这就是我们将那些不能与群体保持一致的人形容为“走乱步伐”或者“掉队”的原因了。
组织化并不仅仅能被用来控制大数量的个体，实际上还能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分配到不同的小组中，以组为单位由主试带领着在校园中散步，有的小组保持同组成员步调一致，有的小组则不一致 54 。之后，他们都按组参与了一个交易游戏，游戏的目标是使小组的总收益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组内成员必须共同选择一个风险更高但收益更多的选项，而风险较低的选项则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如果成员觉得团队凝聚力不够强，他们就倾向于选择那个更加安全的选项。研究者发现，在游戏前曾保持同一步调的小组表现更好，即使他们其实不知道散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更强的团队凝聚力。甚至让美国人齐唱邻国加拿大的国歌《噢！加拿大》后，他们也比只听过这首歌或是读过歌词的人更有可能在测试互信程度的交易游戏中获胜。
请往这边走
来自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巴赫（John Bargh）已经用实验证明，只需要让被试阅读关于他人特征的文章，变色龙效应就会出现。这就是启动效应，它反映了储存特定信息的大脑区域能以某种方式受到外部相关事件的影响。例如，当学生在实验中被要求整理一系列包含与老龄化相关的词汇，如“健忘的”“退休的”“皱纹”“僵硬的”“传统的”“尖刻的”“顺从的”“保守的”“针织衫”“依赖他人的”“古老的”“无助的”“容易受骗的”等的句子后，他们离开实验室时的走路姿势通常会与老年人十分相似，走得更慢，也更容易摔倒。而如果他们阅读了带有不礼貌意味的词汇，如“大胆的”“打扰”“妨碍”“入侵”“烦人的”“无耻的”“不礼貌的”“侵犯”“令人厌恶的”等的句子后，比起阅读了有礼貌意味的句子的被试，前者更有可能打断他人的谈话 55 。
相关的外部事件会对人产生作用，有时候仅仅接触到这些词汇就能改变人的想法，进而在短时间之内影响行为。事实上，能被影响到的不只是行为，人的知识水平也会受到启动效应的影响，变得更高或者更低。如果你用5分钟的时间思考一名教授的必备素质是什么，你会在接下来的全民猜谜大挑战（Trivial Pursuit ）中表现得比那些用这段时间思考如何做一名足球流氓的人更好 56 。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黑人心理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方向是刻板印象可能对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 57 。在他的研究中，白人学生先完成一项任务，之后被要求想象自己是一名黑人。在第二次完成这个任务时，他们会带有明显的敌意情绪。这表明，研究者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启动负面的刻板印象。例如，仅仅列出自己的种族就会影响人的任务表现，在智商测验前被要求填写种族类别的黑人学生在测验中的表现水平就显著低于控制组。
这些启动效应甚至也能通过模仿行为而产生。例如，在数学测验中存在这样一种种族刻板印象，即亚裔的成绩高于白人，白人的成绩又高于黑人 58 。为了探究这种刻板印象是否能被模仿行为激活，研究者让亚裔、白人与黑人被试进行了一场数学测验 59 。
自我实验室
在测验之前，每一名被试都需要在等候室中稍坐片刻，而坐在同一房间内的还有另一名与其来自同一种族的学生。不过，这名学生实则是经过训练的主试，会模仿或不模仿真被试的行为。当主试不模仿被试时，三组被试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刻板印象未被启动。然而，当模仿行为存在时，亚裔被试的成绩显著高于白人被试，而黑人被试的成绩最差。在相关的性别刻板印象，即女性不如男性擅长数学中，这种模仿行为效应也是存在的。
尽管表现得尽可能好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我们仍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刻板印象以及那些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将其启动的身边人的影响。
东西方的碰撞
近年来，最令人吃惊的研究发现之一，也许便是文化刻板印象带来的影响比我们之前想象中要大得多。就算是在感知世界的方式上，这个结论也是正确的。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即使各国人民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好与品位，音乐与艺术也是无国界的。当来自北京和波士顿的人都听到莫扎特的作品时，他们听到的音乐是一样的；而当某个东京人在欣赏马格里特（Magritte）的绘画作品时，他所见到的画面与另一位田纳西人的所见也是一致的。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作品持不同看法，但却获得了相同的知觉体验。不过，这样的看法真的正确吗？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itt）并不这样认为。多年来，他搜集了大量证据，证明文化会影响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并最终塑造人们对自我的看法。
在其著作《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 60 中，尼斯贝特提出，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还在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他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大致划分开来，认为东方人倾向于以一种整体或集体主义的方式对世界进行观察和理解，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可能存在的模式；而西方人则更加注重个体。不过我们必须牢记，在尼斯贝特的默认概念中，这里的西方基本指的是美国学生，而东方则基本指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
根据尼斯贝特的观点，这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分能解释许多复杂的行为与传统的文化差异。例如，东方整体论的一大特点便是对秩序、共鸣与和谐等信念的哲学性偏好，比如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选择更佳的居住与工作环境的理念。相反，对西方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相对来说更可能会持有一种对独立自我与个人主义的积极态度 61 。
尼斯贝特认为，这种文化差异的起源可以被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希腊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不过，其实美国的近现代历史已经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了。总体而言，美国这个国家是崇尚个人主义的。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批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来到此地的移民白手起家，建立起了这个国度。其他的国家基本是在漫长的时间中以战争吞并的方式逐渐发展壮大，但美国却依靠移民成功地迅速崛起了。早期的北美洲移民之中，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而迁徙至此，而这种目的再一次强化了他们的独立意识。他们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型集体，在陌生的环境中挣扎求生，与土著居民进行对抗。无所事事者在此无立锥之地，人们必须要依靠自身的奋斗才能生存下去。
个人主义与独立自主的概念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深深地烙入了美国精神。当被要求用20句话形容自己时，西方人通常会从自身的角度进行特征描述，如“我很高”，而东方人的描述则具有更高的相对性，如“我比我的妹妹高”。在东方社会中，个体总是倾向于将自我置于社会情境中进行考量，这种对人际关系的看重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东方人的社会惰化不如西方人强 62 。
在文化心理学这一领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结果在于，东西方人不仅在描述自己的方式上存在差异，在感知世界方面的差异也同样明显。
跟我一起做
例如，请看图6-2，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左侧的方框与线段上。你的任务是下列两个之一：其一，将线段视为独立于方框的个体，在小方框中画一条与左侧线段长度相等的线段，即绝对任务；其二，将线段与方框看作一体，在小方框中画一条比例相等的线段，即相对任务。在右边可见正确答案。
图6-2 方框实验
完成绝对任务需要将注意力放在线段上，忽略方框的存在；而完成相对任务则需要估测线段与方框的相对关系。日本学生在相对任务中的表现显著优于绝对任务中的表现，而美国学生则正好相反 63 。这一发现意味着东方人更注重相对性而非绝对性。然而，这种差异在低龄被试中是不存在的。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来说，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他们的答题模式都是一致的，即在相对任务中表现得比绝对任务中好。
只有在学校教育开始后，东西方思维模式上的典型差异才逐渐显现出来 64 。
文化背景甚至可能会影响人们观看电影的方式。在一项实验中，日本学生和美国学生一起观看了一部在水下拍摄的电影，影片中呈现了各式各样的鱼类与植物 65 。观看之后，美国学生能够回忆起大量与鱼类相关的信息，而日本学生回忆出来的则更多的是关于画面背景及物体间关系的细节。在再认任务中，被试需要从无背景、有影片中的原始背景、有与影片中不同的背景的鱼类图片中选择自己看到过的部分。对美国学生而言，无论图片的背景如何，他们都能认出影片中曾经出现过的鱼类；而日本学生则无法辨别无背景与背景被替换掉的图片中的鱼类。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选用了美国被试与中国被试，让他们观看鱼群移动的视频。在这个鱼群中，有一条鱼脱离了队伍，单独游于最前方。这可以理解为它在引领整个鱼群的游动方向，也可以理解为它被其他的鱼孤立了 66 。美国学生倾向于持前一种意见，而中国学生则通常认为后者是正确的。
受文化影响的内容不仅有你能看见的，还有你看不见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对周边发生的事情都非常了解，但实际上，除非倾注了特别的注意力，许多显眼的事物都常常受到忽略。这就是找茬游戏的关键所在。
跟我一起做
请仔细看图6-3中的两幅图片，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答案在本章末尾。
图6-3 变化盲视：东方人通常能更快发现两张图片之间的差异
这种不能注意到图片之间的变化的现象被称作变化盲视（change blindness），而这种盲视的程度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如果你能快速对整张图片进行加工，你就可能会更快地注意到图片之间的区别。而更关注图片中的个体元素的人则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发现不同，因为他们在单位时间内加工的图片面积更小。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研究结果证明，西方人发现差异的速度要慢于东方人，前者通常更关注图片中的个体元素，而后者则会更多地考虑图片的全局。而眼动研究发现，相比于西方人，东方人的眼球运动更频繁，在观察时于个体目标上停留的时间更短 67 。这些都是初级水平上的加工，我们几乎都不能觉察到自己究竟是如何控制眼球运动的，那么，文化又是如何对它们造成影响的？
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可以改变吗
来自东西方的人们为何会以如此不同的方式看世界？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大脑的可塑性使得发展中的大脑能对相关经验进行编码，从而对我们的视听觉造成影响。尼斯贝特认为，这一发展过程同样也影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注意的方式。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或复杂难懂或含糊不清的事物，信息缺失比比皆是，还有威廉·詹姆斯曾说过的“极度模糊、叽叽喳喳的混沌” 68 。将信息按有意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它。随着大脑有条不紊地产生感觉信息，这个组织过程几乎是自动完成的，它是我们通过遗传获得的来自祖先的馈赠之一。比这些默认的感觉加工更高级的过程是知觉，知觉统领感觉。
知觉引导思维的形成，当我们能越来越熟练地发现并记忆事物的规律性时，知觉会变得更加敏锐。这使得我们形成了对未来的期望，因此能够预测尚未发生的事件。例如，如果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我们就能从中提炼出熟悉的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不熟悉某种运动也不了解其比赛规则的观众而言，他们常会觉得全场一片混乱，不知该如何观看赛事。
除了这些默认的规则，他人应当算是我们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谈到过婴儿如何从出生开始便具备对面孔的喜好。尼斯贝特认为，发展早期与成人的互动也会影响一个人后来看世界的方式。例如，东西方的母亲与婴儿互动和说话的方式通常是大相径庭的，美国的母亲更可能在与孩子的玩耍中提到单个的玩具，而日本的母亲则更可能与孩子一起玩社会性游戏。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观察了美国母亲与日本母亲用同样的玩具与婴儿互动的过程，发现其中存在显著的差异 69 。美国母亲更倾向于给玩具命名，并着重介绍每件物品的特性，让婴儿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方面；日本母亲也会给玩具取名，但她们做得更多的事是与孩子一起玩互换游戏，比如“我先把这个给你，现在你再把它给我”。她们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同的，美国母亲的重点在于玩具个体，日本母亲的重点则在于玩具之间的相关性质 70 。这一现象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西方儿童能较为熟练地考量单个物体的性质，进而将其分类，而东方儿童习得这种能力的时间则较晚。
这些对事物的不同分类方式反映了孩子们能习得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这一事实，但这种习得不像那些关键期现象一样，一出现便终生不会改变，因为它不具备固定不变的生理必要性与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观点差异很容易便可以被逆转，这表明它们并非坚如磐石。举例来说，欧美学生被要求从文章中圈出有独立意义的代词，如“我”或“我的”，或具有非独立含义的代词，如“我们”或“我们的”，被以独立代词启动的被试更支持个人主义倾向的表述，而被以非独立代词启动的被试则更支持集体主义价值观 71 。
这些操纵很明显地说明，我们对群体与自我认同的观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为了遵从群体规范，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修改这类观点。
此外，如果启动的对象是那些在东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长大的香港居民，当呈现的是一幅中国龙的图片时，他们的观点就会具有集体主义倾向，而当呈现的是一面美国国旗时，他们又会变成个人主义倾向。
自我实验室
在一项实验中，两组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香港华人被以不同的方式启动后，研究者给他们讲了一个肥胖的男孩因控制不住美食的诱惑而暴饮暴食的故事 72 。之后，被试需要评估，这个男孩的体重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自身的性格导致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两组被试对前者的评估结果相等，即他的肥胖的确是由于自身缺乏控制力造成的恶果，但差别在于，被带有中国文化象征的物体启动的被试认为，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而被美国国旗启动的被试则不持有这样的看法。
如何应对不断改变的我
上述研究用大量实验结果证明了核心自我这一概念是不可信的，同时支持了自我幻象的存在。如果我们如此容易受到群体压力、启动效应、刻板印象及文化线索的影响，或是自我时常屈服于环境中的风吹草动，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个真实的、威武不屈的自我。自我幻象虽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却是由人们周遭的环境塑造而成。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他们的自我幻象的典型特征是个体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奇迹，而东方人中最常见的自我幻象则是具有合作精神的团队成员。如果这些自我真是内在固有的，它们就不应当被环境如此轻易地改变。而无论是用哪一种方法来看世界，都需要大众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肯定，自我幻象亦是如此。它们的产生都需要有他人在场。
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今时今日，我们越来越需要与他人共享这个星球上有限的生存空间。多数人都坚信自己是体贴周到、通情达理且处事公平的，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其实满怀偏见、盲目和种族歧视。但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接受各种刻板印象与失真信息，它们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我们显然也比自己想象中更容易为他人所左右。
如果想要做到平等待人、坚守自我，我认为第一步便是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偏见是时常存在而非偶然出现的，并且如泰菲尔等人发现的那样，偏见在群体心理中根深蒂固。
解决问题的首要步骤就是承认自己正在面对这个问题，但只要自我幻象还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便无法承认外部环境在一生中会对我们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无法看清这个事实，因为认知失调始终都在替我们抗拒这样的失败，以尽力维持一个完整统一的自我，即一个关于我们想象中的自我的理想化的故事。
跟我一起做
图6-3答案：右图的铅笔筒旁边有一只猩猩布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