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忘记目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楼（the Twin Towers） 1 遭到袭击的那一天呢？甚至那些并未身处现场的人也同样会记忆深刻，因为那是第一次现场直播的、由全世界共同目睹的恐怖袭击。那时，我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工作，在办公室的墙上新装了一台电视。我常用它来观看研究视频，但在那天下午，我打开它，看到了那件发生在纽约一个晴朗的9月清晨的惨案。那看上去特别不真实，它本不可能发生。在那之后，我尝试着从这件事中抽离，不想就所看到的一切想太多，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所做的努力，仿佛这是恐怖袭击之外的另一条新闻。然而，至今我都不能忘记那一天，它已经被深深地烙进了每一个目击者的记忆中。后来，人们将它简称为“9·11”事件。
正如之前讨论的一样，记忆并非录像，而是我们从长时记忆中提取的故事。我们建构这些故事，以理解曾经历过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会被扭曲、合并、翻动、混淆，或与其他终将消失的经历一道受到损坏，从而发生变化。然而，其中的一部分记忆并未消退，依旧历历在目，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这些就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事。当我们目击某些惊人的事件时，记忆就会被铭刻于大脑中，正如被烧红了的熨斗烙下永久的痕迹一样。这是因为边缘系统的电活动为充满情感的记忆注入了能量 2 。杏仁核的唤起引发了敏感性和注意力的提升。瞳孔的放大表明警戒系统已经发布高水平预警，以留意潜在的危险。随着各种在平时被忽略的琐碎细节被一一呈现出来，世界突然就变得清晰而丰富了。就像是眼前的景象瞬间被强光照亮，在这些惊人的事件中，仿佛有狗仔队用闪光灯照亮了整个世界一样，正是因此，这类记忆才被称为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 3 。与此同时，我们能够体验到过去情感的存在。似乎是受到增强的唤起和情感重要性在大脑中铺设下的生命的轨迹，形成了闪光灯记忆。
我们常常哀叹记忆的流逝，但有时候，忘记反而更好。虽然许多闪光灯记忆都与令人愉悦的事件相关联，如出生、婚礼等，然而，大部分还是源自恐惧情绪。最典型的当属事件受害者与幸存者所体验到的那些无法抹去的创伤性记忆，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常见症状。在“9·11”事件之后，住在双子塔楼附近的居民有近1/5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4 。他们噩梦缠身，常常不能自已地反复回忆当时的情景。情绪系统似乎强迫着我们记起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糟糕的事。事实上，闪光灯记忆的细节可能和其他类型的记忆一样包含错误信息，但是它们看上去却准确无误。例如，许多人包括乔治·布什都记得，自己曾目睹第一架飞机撞上双子塔楼，但实际上，电视直播是在这之后很久才开始的。闪光灯记忆让我们能够铭记最糟糕的场景，也许这具有某些进化方面的意义。当涉及生存问题的时候，大自然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这样的幸存模式：相比于对生活中的快乐念念不忘，铭记遭遇危险时的感受则更加重要。
一种对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方法是在事件发生后立即注射β受体阻滞剂，如普萘洛尔（propranolol） 5 。β受体阻滞剂可以抑制边缘系统的唤起，从而降低记忆编码时受到的情绪冲击程度。人们仍然能够记得发生过的事，但不会产生那么多负面情绪了。最近，耶鲁大学医学院的迪安·艾金斯（Deane Aikins）正在进行一项研究，主题是普萘洛尔是否能有效减轻军人的应激症状。在此之前，甚至有人提出，应当本着未雨绸缪的思想，为每个奔赴战场前的军人配备普萘洛尔。这种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真的想要服用这类药物，关闭能够阻止我们冲动行事的控制系统，并避免道德的谴责吗 6 ？如果失去了负罪感，人可能会变得对痛苦免疫。然而，我们真的需要一群只懂盲从而毫无道德感的士兵吗？想想米尔格拉姆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事件吧。抗击创伤后应激障碍、帮助患者走出不可控事件的阴影，与自觉毫无过错可言，显然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总之，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药理学疗法尚是一片道德雷区。
无论如何，对那些幸存者来说，“9·11”事件造成的情感浩劫是不可能轻易由药物治愈的。他们的心灵受创，被闪光灯记忆反复折磨。最开始，美国民众尚能与他们分担悲伤，每个人都试着理解由“9·11”事件带来的极度恐惧。然而生活终究需要回归正轨。相关记忆逐渐褪色，人们开始继续向前，但幸存者们却做不到。“9·11”事件发生两年后，幸存者们开始自发地组织小型聚会，交流彼此的经历、噩梦与痛苦。他们通常对自己活下来了这件事心怀愧疚，急需倾诉。“9·11”事件生还者联盟的建立者之一格里·博加奇（Gerry Bogacz）对此解释道：“在这件事过去之后，你再也不能和家人谈论它，因为你已经让他们精疲力竭了。你倾诉的欲望远远大于他们倾听的能力。”生还者联盟在曼哈顿地区逐渐扩大了规模，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期望从其他幸存者的身上寻求慰藉，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痛苦。在聚会中，他们分享彼此的故事。每一次讲述都能帮助他们释放出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
不久之后，一个故事开始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流传起来。故事的主人公是从双子塔楼南楼成功逃生的塔妮娅·黑德（Tania Herd），当美国联合航空的175次航班撞入南楼时，她正在78层等待电梯。她在爆炸中被航空燃油严重烧伤，但最终还是爬出了废墟。逃生途中，有一个男人在临死之前将结婚戒指交给她，她后来将戒指转交给了他的妻子。塔妮娅是从撞击点之上的楼层生还的19人之一。她后来回忆说，自己是被24岁的志愿消防员韦尔斯·克劳瑟（Welles Crowther）救出的。这位志愿者总是戴着一条红色的印花大头巾，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他在第四次进入废墟时牺牲了。而成功逃出的塔妮娅也并非一无所失，在获救之后，她才得知身在北楼的未婚夫戴维已经遇难。她在几周之前刚刚挑选好了婚纱，但这场婚礼再也没能举行。
正如其他的幸存者一样，塔妮娅也需要努力抚平精神创伤。她创建了一个幸存者的网络小组，后来，她的故事传到格里·博加奇耳中，他邀请她加入生还者联盟。塔妮娅的故事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在“9·11”事件中，她比大部分人失去得都多，但她最终找到了战胜不幸的勇气与信念。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故事，主人公为那些迷失在痛苦中的人们提供了希望。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还有谁能继续沉溺于自己的伤痛中无法自拔呢？
很快，塔妮娅开始为幸存者而战斗了。人们需要倾听来自这个群体的声音。她积极奔走，为幸存者取得了参观对外封闭的双子塔楼遗址归零地（Ground Zero）的权利。后来，她成为生还者联盟的发言人，并在其后出任主席。2005年，世贸中心游客中心投入使用，塔妮娅作为首任导游，负责带领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前市长朱利亚尼（Giuliani）、前纽约州州长帕塔基（Pataki）及其他政要进行参观，并为他们讲述了她的“9·11”经历。
塔妮娅·黑德成了“9·11”事件幸存者的代表人物……如果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着的话。她的故事不是来自虚假记忆，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和我一样，她是通过电视收看了直播，彼时她尚身在家乡西班牙。她实际上不在南楼为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工作，未曾爬过瓦砾遍布的废墟、带走一个垂死男人的戒指、被真实的“9·11”事件英雄韦尔斯·克劳瑟所救，更没有失去一个在北楼工作的未婚夫戴维。塔妮娅·黑德是不存在的，她其实是西班牙人艾丽西亚·埃斯特维·黑德（Alicia Esteve Head），塔妮娅的故事全部由她凭空捏造，她甚至是在“9·11”事件发生的两年后才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7 。然而，美国当局不能逮捕她，因为她未触犯任何法律。2007年，她失踪了。2008年2月，生还者联盟收到了一封来自西班牙的电报，声称艾丽西亚·埃斯特维·黑德已经自杀。意料之中的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消息。
艾丽西亚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她一定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某样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东西。为了加以弥补，以这场世上最惨烈的恐怖袭击为背景，她将自己视为其中一个浪漫的悲剧故事的受害者，以获得他人的注意与同情。如果没有被知情者揭穿，艾丽西亚甚至能以塔妮娅的身份一直活在这个弥天大谎中。我们也许不能知晓她究竟为何编造了这场骗局，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个故事正是她想要的生活。她可能已经在不断地重复中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冲破万难而幸存下来的英雄，封闭于幻想的世界中。
如果存在生命复制机
记忆是什么？你能保留它、编造它或是复制它吗？如果我们是我们的记忆，我们能被再创造吗？记忆是以电活动的形式被储存起来的信息，能够“再现”它形成之时的情景。这种再现正是记忆的本质，虽然人类记忆是动态的而非僵化的，并会随着新信息的涌入而变化。如果我们是我们的大脑，而大脑是由加权的电活动连接而成的细胞网络，那么，复制记忆就是可行的。我们应该可以复制我们自己。
复制记忆的可能性是“何为独特性”这个问题的关键。读者不妨想象一台能够从基本原子结构开始复制任何物理对象的机器。无论是什么材质、难度有多高，这台机器都能完美地复制任何物质。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师们其实正在致力于发明这种机器，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即3D打印机。3D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是用激光扫描目标物体并计算其尺寸，随后将信息转移到喷气模塑设备上，使用液态塑料制作出目标物体的复制品。这种技术未来能被应用于在外星球建造人类居住点，并免去运输材料的麻烦。不过目前为止，这项技术还不成熟，其中的一项关键问题，即怎样建造由不同材质构成的复杂物体的内部，依然未能得到解决。但正如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在15世纪被视为科学史上的奇迹，在今人看来也不过尔尔，3D打印技术的成熟大概也只是时间问题。
跟我一起做
现在，让我们忽略手段问题，直接假设人类已经拥有精确复制任何事物的技术。想象你进入了这样一台机器并被复制。这个新的“你”会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同时假设一切非物质的精神都是可被复制的。那么，这个复制品会是“你”吗？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吸引了无数的哲学家和作家 8 ，并在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3D打印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而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在所有的情境中，人们都发现了一个关于同一性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让每个人与众不同？
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给被试讲述了不幸的吉姆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科幻背景下，那时移植技术已经非常先进。吉姆遭遇了一起事故，身体严重受损，需要进行记忆移植 9 。在第一个故事版本中，吉姆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但医生能将他的大脑移植到机器人或由基因工程技术制造的生物身体上。而在另一个版本中，医生在吉姆脑死亡前下载了他所有的记忆，并将这些记忆转植到替代体上。移植手术结束后，吉姆的身体被火化。被试在听完故事后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手术是否成功？病人还是吉姆本人吗？
被试是否认为这个人还是吉姆，首先取决于他的记忆是否被保留下来了，而不是它现在被移植到了什么样的身体上。事实上，被试更倾向于认为承载了原有记忆的机器人是吉姆。在记忆缺失的情况下，吉姆也就不存在了。
记忆与同一性的关系属于常识范畴，在儿童四五岁时即有体现。我们用复制机研究 10 来验证以下两个问题：儿童是否会认为一只活着的仓鼠可以被复制，以及其复制品是否拥有同样的记忆 11 。为了达到“复制”的假象，我们在实验中使用了两只外貌极其相似的俄罗斯仓鼠，未经训练的人根本无法分辨出它们的差异。将复制机的原理告诉儿童被试之后，我们向他们介绍了实验用的仓鼠，并将它拥有的一些通常难以被注意到的身体特征告诉了他们：它吞下了一颗弹珠，有一颗断裂的臼齿，心脏是蓝色的。随后，我们创造了一些属于这只仓鼠的独特的记忆，可以确定的是，记忆也是被试所看不见的，但又不像弹珠和蓝色的心脏一样具有物理属性。我们给仓鼠看了每一个儿童被试画的一幅画，将他们的名字告诉了它，并让被试为它挠痒，这些都是能被存储在记忆中的情景。然后，我们将仓鼠放进复制机进行“复制”，最终“成功”地得到了“复制品”。儿童被试会怎样想呢？这两只“一模一样”的仓鼠是否拥有相同的看不见的物理特征和记忆？我们询问儿童被试，是否每只仓鼠都有蓝色的心脏、一颗断齿并吞进了弹珠。我们也问了关于记忆的问题：是否它们都记得儿童被试的名字和画，也记得曾被他们挠过痒？
凭借直觉，你会怎样认为？如果将你放入复制机，你的复制品会拥有与你相同的记忆吗？我们设计了一项在线调查，让60个成人回答，在复制仓鼠和复制他们自己的情境下，复制者与被复制者是否拥有相同的身体与记忆。大约有4/5的参与者认为复制品与原来的仓鼠（84%）和人（80%）拥有同样的身体。约有一半（46%）的人认为复制品与原来的仓鼠拥有同样的记忆，而认为自己的复制品与自己记忆相同的人则只占约1/3（35%）。总体来说，成人认为身体比记忆更容易被复制，尤其是跟仓鼠作对比时。
在实验室中，我们重复进行了几次仓鼠实验，实验条件稍有变化，而结果基本一致。大约1/3的4~6岁的儿童被试认为第二只仓鼠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与第一只仓鼠完全不同，也许他们不相信复制机能复制生物。有1/3的被试认为两只仓鼠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有趣的是，剩下的被试则认为，它们的物体特征相同，但拥有不同的记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复制机能够成功复制生物体，但不能复制记忆，这一点与成人被试的结果一致。
在另一个版本的实验中，我们给第一只仓鼠取了名字，暗示它的确具有某种身份，结果这种记忆的独特性效应增强了。很显然，给动物命名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同一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想要吃掉你养的牲畜，就不应该给它们取名字。由命名带来的独特性与同一性或许也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幼儿在第一次知道自己与另外的孩子重名时，会表现得非常愤怒。
我们认为，以上发现表明儿童开始理解心智与记忆能够创造出独特个体。在之前的心理理论研究中，我们发现从4岁开始，儿童逐渐对他人的心理状态有了意识。发展的第一步是认识到他人也有心理，随后则能认识到心理与心理内容的重要性，即将此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在我们成年之后，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传体记忆对自我感知起了关键作用。身体可以复制，但记忆却不行，因为正是它造就了独特的个体。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吉姆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有至亲因罹患痴呆而失忆的人都知晓，患者的同一性与自我知觉是如何解体的。由失忆导致的同一性丧失使得患者再也不认得身边的人，这对其亲友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折磨。
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依赖他人才能建立起自我同一性。他曾接待过一个名叫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患者。威廉曾是一位杂货店老板，后来患上了科尔萨科夫综合征（Korsakoff’s Syndrome）。该综合征患者记忆受损，新生成的记忆只能保持1~2秒的时间，症状与前文提到的克莱夫·韦尔林类似。因此，威廉永远活在过去，不能生成稳定的自我感知。在一次治疗中，萨克斯穿上白大褂走进威廉的病房，想知道后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今天想买点什么呢？”威廉一边说着一边擦了擦手，“来半斤弗吉尼亚烟草，再来一块上好的诺瓦火腿如何？”
（很显然，他把我当作了顾客。他经常在病房里接电话，说“这里是汤普森熟食店”。）
“哦，汤普森先生！”萨克斯喊道，“你看我是谁？”
“天哪，刚才光线不太好，我把你错认成了一位客人。你看起来有点儿像是我的老朋友汤姆·皮特金斯（Tom Pitkins）……我和汤姆……（说到这里，他转向了一个护士，悄悄对她说道）我们经常一起去看赛马。”
“汤普森先生，你又认错人了。”
“是的，我又弄错了，”威廉毫不犹豫地回答，“汤姆可不会像你一样穿白大褂。你是海米（Hymie），我隔壁的那个犹太屠夫。虽说你的衣服上没沾血迹，可我还是认出你了。今天生意不好吗？不用担心，到周末你一定会发大财的 12 。”
根据各种对萨克斯的身份的判断，威廉不停地转换着自我身份。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正在住院治疗的科尔萨科夫综合征患者，而是像萨克斯描述的一样，“时时刻刻都虚构着自己的身份与周围世界”。与那名不自主地模仿他人动作的图雷特综合征女患者不同，威廉是利用周围人的身份来建立他自己的身份。
左右大脑分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虚构症常见于多种类型的痴呆患者，病人常会编造听起来似乎可信的故事，以便让自己能够理解周边环境。还记得患者TH吗？他在照镜子时已经认不出镜中人其实就是自己，却将那人误认为是曾潜入他居所的邻居。其实，我们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虚构，即使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种行为。虚构导致了偏见、选择性理解、事件重构与认知失调，使得我们比平时更加主观。我们都有一种用有意义的故事理解世界的自然倾向，这也许反映了一个位于大脑左半球、被称为“解释器”的脑区的活动 13 。
因为大脑活动是阈下协同的，所以我们通常不能意识到解释器系统的存在，所能觉察到的只有系统的输出结果，即对客观环境、思维和行为的有意识的估计。毕竟解释器是在无意识中工作的，而我们只觉察得到意识部分。不过，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通过“裂脑人”实验成功地揭示了解释器的工作原理。
正常人的大脑犹如一部由左右半球共同书写的《双城记》。加扎尼加的实验显示，通过给大脑两个半球呈现不同的信息，我们能发现它们具有不同的自动加工过程。被试因患癫痫而被切除了连接大脑两个半球的胼胝体，也就是“裂脑人”。在实验中，被试坐在电脑屏幕前，凝视屏幕中心的一点，文字或图像将在屏幕的左侧区域或右侧区域呈现。这保证了某一侧的视觉刺激能传输到对侧大脑半球，同时因为胼胝体已经被切断，左右半球之间并不会产生信息交换。例如，当“钥匙”（Key）和“戒指”（Ring）这两个词分别在左侧和右侧屏幕闪现时，被试报告说看见了“戒指”这个词，因为“戒指”是由负责语言的大脑左半球加工的。但如果实验者要求被试从一堆物体中选出与他看到的词对应的东西，被试则会用左手选出钥匙，这是因为大脑右半球主要负责空间知觉。也有一名女性被试在看见进入其大脑右半球的裸体男性图片时开始哈哈大笑，但因为负责语言的大脑左半球并未觉察到图片的出现，她无法回答自己笑的原因。一系列的实验证明，大脑两个半球在工作中是互相独立的。
然而，被试有时候会编造故事，试图理解自己的无意识加工结果。加扎尼加提过一个关于他的病人保罗的经典例子。左侧屏幕上呈现的是一幅雪景图，而右侧屏幕呈现的则是一只鸡爪。实验任务是选出他看到的那两幅图片。保罗用左手选择了一幅铲子的图片，用右手选了鸡爪的图片。当他注意到这其中的差异，并被问到做出选择的原因时，他回答道：“哦，这很简单。有鸡爪自然就有鸡，既然有了鸡，你就需要用铲子去清理它的粪便！”
加扎尼加提出，“裂脑人”的身上并不存在两个心智或两个自我。实际上，心智是大脑两个半球协同作用的心理过程的产物。语言具有提供叙述性输出的优势，因此左半球的解释器能够整合不同来源的信息。这些加工过程通常是在各个脑区的信息流里协同进行的，但对于“裂脑人”来说则是不可能的。当面临大脑左右半球信息不一致的情况时，为了协调差异，解释器只能选择妥协，进而编造一个看似有理的故事。
“裂脑人”研究告诉我们，自我幻象是多重加工的结果。一般而言，这些过程通过协同工作最终得到的是一个统一的自我。但在出现不一致时，极大程度上受语言影响的加工系统则需要重建一致感。也许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之一来自加扎尼加 14 所讲述的一则关于马克·雷波特（Mark Rayport）的逸闻。雷波特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神经外科医生，在一次手术中，他无意中刺激了病人的嗅球，这是掌管嗅觉的脑区，结果病人报告闻到了各种不同的味道。当雷波特要求病人回忆快乐的经历时，他报告说闻到了玫瑰花的香味；而当被要求回忆痛苦的经历时，病人则闻到了臭鸡蛋的味道。这则故事说明，大脑的神经网络中存储着能编出连贯故事的连接。在许多方面，正常人也会像虚构症患者一样编造故事，以协调与自我感知不一致的信息。
巴纳姆效应：这就是在说你
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提出，当需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就创作出各种故事，以解释我们来自何处、在做什么、将去何方 15 。在这种叙事模式中，故事通常包含背景、奋斗、高潮与结局。例如，有些人将自己视为生活中不可控事件的受害者，他们在讲述时就会将自己描述得与这个角色定位相符；而另一些人在讲述同一件事时，则会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百折不挠的英雄，最终战胜了困难，胜利走到了今日。这些故事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意义，反映了文化与身边人对我们的影响。之所以称之为故事，是因为它并不是来源于事实，而是由一个演员人格来提供。对某些人来说，所谓的事实甚至完全是虚构，正如塔妮娅·黑德的例子。
在建构故事时，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意味着我们只会注意到那些被认为是与我们相关的事物。在人的一生中，这些个人故事会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反复修改、更新，并在向他人讲述或回忆过去时重现。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也在以神话的形式不断地循环着同一个故事 16 。《星球大战》的故事背景被设定在未来，但却拥有与《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一样的希腊神话式套路。我们喜欢关于旅行和战争的故事，故事中一定要包含好人与坏人的矛盾冲突。这个定理也适用于我们的个人故事。
自我叙事的问题在于，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歪曲事实，以达到我们追求的效果，这被称为“整体自尊”。在这种自尊中，我们会压抑、扭曲或忽略生活中与理想自我叙事不符的负面部分 17 。例如，我们更有可能记得与理想自我相符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一致的方面。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拥有某种人格特质，我们就会选择性地讲述与其一致的事实。实际上，我们还能够轻易地将自己概括为符合这种特质的人。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以下叙述能准确地描述你的性格吗？
你渴望被喜爱、被崇拜，同时也有自我批判的倾向。你拥有很多未被开发的潜能，这些能力尚未以优点的形式发挥出来。虽然有一些性格缺陷，但大体而言，你都能有效地进行弥补。你外表严肃自律，内心却焦虑不安。有时候你会质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或对的事情。你追求多变的生活，当被困在重重束缚中时，会对现状十分不满。你以独立思考的能力为傲，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对方是正确的，你不会轻易采纳他人的观点。你认为对别人过度坦率是一件不明智的事。你时而外向、友善、合群，时而内向、谨慎、缄默。你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生命中最大的追求就是安全感。
这段话准确到吓人，是不是？1948年，心理学家贝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对学生进行了一项人格测试，并根据结果给每个学生提供了一份测评分析 18 。事实上，学生们拿到的都是同一份分析。它的准确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即使它其实是由福勒从各种星座书里搜集出来的。这些内容具有足够的概括性，因此适用于大多数人。福勒向世人揭示了这一现象，并巧妙地嘲弄说：“我们身上总有一些东西是大众化的。”随后，它被命名为“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巴纳姆效应告诉我们，我们的个人故事也许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独特。当描述中包含了较多的正面特质、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内在偏向时，这种效应尤其强烈 19 。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比一般人幽默、聪明、漂亮、和善，但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总有一些人在这些方面低于平均值。
巴纳姆效应表明，我们都沉醉在独特自我的幻象之中，即使这种独特性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高。仔细观察福勒在测评分析中使用的描述类型时你就会发现，大部分语句都与我们认定的别人对我们持有的看法，以及因实际上与我们比别人认为的更复杂而产生的社交焦虑和担心有关。由此可见，我们比想象中更在意别人的看法，对他人更加具有依赖性。
探索大五人格
虽然巴纳姆效应揭示了我们的许多信念和态度都与他人有惊人相似这一事实，但很显然，我们都还是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在描述不同的人时，我们会强调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并为此使用不同的描述方式。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是毫无特点可言的。我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性格，随着成长中与周围环境的持续互动，又会受此影响形成不同模式的社会性依附。简而言之，我们相信人格这一概念的存在，这套在行为、思维、感觉等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特征将我们定义为独特的个体。
以多年来的职业兴趣研究为基础，人格测试方兴未艾。最早的人格测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1年至约公元前287年）用了几个词语来描述雅典人的性格 20 。最近，心理学家则提出了“大五”人格模型，认为人格是由开放性（openness），指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富于想象的程度；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指自律与克制的程度；外倾性（extraversion），指社交合群度；宜人性（agreeableness），指帮助他人的意愿；以及神经质（neuroticism），指不安全感与自我中心的焦虑的程度这5个独立的特质构成。5个特质的英文首字母合起来，简称为OCEAN 21 。大五人格问卷是使用最普遍的人格测验之一，常被用来预测人们的社会关系质量、生活满意度，以及工作的成功程度和满意度 22 。
大五人格测验受到的评价很高，人们可能会受此影响，认为人格心理学家已经否认了自我幻觉的存在，而每个人都共享着一个核心人格。
然而，为了追求稳定的测试手段，人格理论学家们忽略了在不同情境与社会角色下，大五人格问卷分数可能会产生的变化 23 。
例如，有研究者要求学生写出当前自己会扮演的5个典型的社会角色：大学生、兼职打工者、其他学生的朋友、父母的孩子以及恋人。随后，他们在大五人格测验中的表现出现了人格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不连续性表现为个人测评分数随社会角色的变化而不同，但将得分放入小组来看，各人在每一个角色里最为显著的人格因素又是相当稳定的。在大五人格测验中，被试通常在扮演恋人角色时在“开放性”维度上获得最高的分数，在扮演兼职打工者角色时“尽责性”得分最高，扮演朋友角色时“外倾性”得分最高，扮演大学生角色时“宜人性”得分最低，而“神经质”得分最高。
由此可见，大五人格测验的测评结果对某一个体的某一社会角色来说是可靠的，但正如镜中自我概念所表明的那样，一旦转换了角色，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换句话说，人们在生活中各方面的表现可能很不一样，那个在工作中吹毛求疵的同事也许在家就是个大懒虫，任凭屋子里乱得一团糟，也不收拾。环境对自我概念的影响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
自我实验室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被要求到一栋教学楼里，就“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 (6) 进行一个布道演讲。为此他们需要横穿校园，并会在途中遇到一个倒在过道里的病人 24 。如果他们得知自己已经迟到了，只有约10%的学生会停下来帮助这个人；而如果被告知还有充裕的时间，助人比例会上升到60%左右。当看到那个病人的时候，那些学生在想什么呢？很显然，无论他们在想什么，都与布道的内容完全无关。他们要怎样应对这种言行不一致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我们会用认知失调重构整个事件，以维护自身行为的正当性。艾丽西亚·埃斯特维·黑德并不是“9·11”事件的受害者，但作为塔妮娅·黑德，她的所作所为其实对那些幸存者来说不无裨益：如果不是化身为塔妮娅，艾丽西亚是无法做到这些的。神学院的学生们都发现了那个病人，然而布道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因此可以被认为是更加重要的使命。为了保护自我叙事的一致性，对事件进行重构无疑是非常容易的事。
为什么我们会让认知失调呢？以诚待己难道不比自欺欺人更好吗？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积极错觉，即认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优秀的错觉可能会提升主观幸福感 25 ，因为它以低估缺点（“不止我，其实每个人都偷税漏税”）并高估优点（“我比大部分人都更具创造力”）的方式保护了我们的自尊。有了积极错觉，即使是在不能控制周边事态进程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己具有足够的掌控力。不知读者还记得吗，我在前文曾提到，这种错觉式的掌控感能够有效减轻焦虑 26 。积极错觉通常意味着，我们更容易认为好的结果是由自己的努力带来的，而坏的结果则由他人的过错导致 27 。这使得我们盲目乐观，但同时也更加坚韧不拔。
或许在进化与选择的过程中，这种坚韧让我们更具优势。生活在非洲东部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猎人也许分为两种：一种人拥有积极错觉的思维方式，在狩猎受挫时会坚持追逐猎物；另一种人则常常过早放弃，他们经常一无所获，难以得到女性青睐，所以也难以找到伴侣繁衍后代。这当然只是我的推测，不过这种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相信自己会成功，你总会在某些时候取得成就；而如果认为自己终会失败，坏事则总会不可避免地来临。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在描述过去时，我们通常会涉及自我认识和成长经历。这个过程看起来非常客观准确，所以我们从未质疑过其内容的真实性。但实际上，文化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上起了很大作用。事实证明，分别代表东西方典型思维方式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在影响着我们的自传体记忆。
康奈尔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王琪指出，东西方人的童年记忆有显著的差异 28 。这个研究发现了自我中心的西式思维，如“我记得那一次我考了全班第一”，使人们更注重对即时个人事件的详细编码。因此，比起东方儿童，西方儿童能回忆出更多的细节 29 。而在东方儿童中，那些能记起更多细节的被试也在与个人主义有关的题目中得分更高，即更具有个人主义倾向。这个研究由此证明，决定自传体记忆模式的不是文化或者语言，而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30 。
父母给孩子讲述往事的行为也会影响儿童的记忆。之前已经提到，如果父母在孩子两三岁时就开始这样做，那么孩子的记事时间就会大大提前。这说明成人提供的认知框架能帮助儿童理解过去的经历，并且更好地形成记忆 31 。同时也有研究显示，东西方家长的讲述方式存在差异，前者呈现出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而后者则更趋于个人化 32 。
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利用启动效应诱导东方被试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思考，他们就会回忆起更多的个人事件；相应地，对西方被试来说，若思维方式变得集体化了，他们的记忆也会更多地与集体有关。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记忆仍是可得的，只是很少被提取出来。记忆加工具有选择性，因此自我认知的环境甚至能决定我们提取记忆乃至描述内在自我的方式。就像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爵士所说：“社会组织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持续作用的认知框架，所有的记忆都必须与其相符，记忆的方式和内容也都深受其影响 33 。”被用来建构个人故事的记忆自然也在受影响之列。
神游症与多重人格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个人故事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为情况过于恶劣，所以难以面对，他们因此试图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或者至少丢掉已有的那一个。吉恩·桑德斯（Gene Saunders）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有一个问题重重的家庭，还曾与18岁的儿子有过激烈的争执，儿子甚至称他为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吉恩收拾行李，出走至300公里外的另一个城镇。在那里，他成了一个名叫伯特（Burt）的快餐厨师，吉恩·桑德斯的过往记忆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这种记忆丧失被称作分离性神游症（Dissociative Fugue），“fugue”一词来自拉丁语，意为“逃离”。
神游症常见于成年早期，50岁以上的患者则较为罕见。症状的开始和结束通常都是非常突然的，这种病被认为是一种应对压力的方式。发病期间，患者会丧失自我知觉。如在2006年，杰弗里·艾伦·英格拉姆（Jeffrey Alan Ingram）就闯入丹佛市的一个电视新闻会议，试图解开自己的身份之谜。他只记得自己中间名的昵称。他求助于电视机前的观众，对他们说道：“如果有人认识我或是知道我是谁，请说出来。”原来，杰弗里原本住在离丹佛市有千里之遥的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市（Olympia），这次出门是要去吊唁一个因患癌症而去世的朋友，但在他到达丹佛市之后，分离性神游症开始发作。他的未婚妻的哥哥碰巧看到了这个新闻，并将他认了出来。而杰弗里的母亲则解释道，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发病，早在1995年的时候，他就在去杂货店的路上开始了神游，9个月之后才重新露面。到了那个时候，他依然不知道自己是谁。
分离性神游症只是分离性障碍中的一种，此外还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过去曾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即患者身上存在多重人格。第一部相关的流行小说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1886年出版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自此之后，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就成了近现代文明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最近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即于1999年上映的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影片中，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饰演的主人公拥有双重人格，他的另一个自我是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饰演的一个名叫泰勒·德登（Tyler Durden）的男人。正如《化身博士》中的杰克尔（Jekyll）博士和海德（Hyde）先生一样，我们看见邪恶的泰勒·德登将正直的主人公一步一步拖入犯罪的深渊，直到最后，主人公才发现，德登其实是他的第二重人格。
人性有善亦有恶，这句话已经成了一条至理名言，但很少有人将善恶推广到多重人格上。而对于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患者来说，这却是事实，这甚至已经作为一种辩方辩护词被用于刑事诉讼中。第一个案例出现在1978年，有人通过匿名电话举报，23岁的比利·米利根（Billy Milligan）因涉嫌强奸4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女学生而被捕。乍一看，米利根是一个典型的小混混：他有一个糟糕的童年，长期受到继父的虐待，并常常闯祸。然而，司法鉴定的结果却表明，他是一个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患者，拥有至少10重人格，其中有两个是女性人格。事实上，正是其中的一个，即19岁的女同性恋者阿德丽娜，声称对这数起强奸案负责。米利根所拥有的另一重人格是一个因长期受虐而胆小怯懦的9岁孩子大卫，这个儿童身份正是那个匿名举报者。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侦查员在米利根家的电话旁边发现了一个便笺本，上面写着警察局的电话号码 34 。米利根最终被判在精神病院中监禁10年，并于1988年刑满释放。
另一个涉及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著名案例是“山坡扼杀者”（The Hillside Strangler）案。嫌疑人肯·比安奇（Ken Bianchi）声称，史蒂文·沃克（Steven Walker），即自己的另一重人格才是真正的凶手。但一位精神病学家对此充满怀疑，指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患者通常拥有至少两个子人格，比安奇的抗辩由此失败。在接下来的催眠治疗中，比安奇又显现出了一个名叫比利的子人格。当警察对此案进行深入调查时，他们发现史蒂文·沃克其实是一个与此案无关的心理系学生，比安奇试图冒充他的身份并制造一个骗局。最后，比安奇被判处终身监禁，现如今正在狱中服刑。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虽然已经被写入权威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但依然饱受争议。最早的病例见于19世纪，与精神分析运动紧密相连，此后少有相关消息。直到1957年，一部讲述一名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女患者的故事的著名电影《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 ）上映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1976年，又有一部相似的电影《心魔劫》（Sybil ）上映。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病例很少，但以此为转折点，发病率开始激增。这使得许多人提出质疑：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究竟是一种真实的精神病，还是一种颇为流行的伪装？此外，这种病症多发于北美洲，在其他地区则十分罕见。对北美患者进行诊断的是同一批医生，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其来源的怀疑。
正如催眠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学生狱卒一样，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被认为是一种角色扮演的极端案例。在这种角色扮演中，患者对分离性状态的信念受到社会的推动和权威专家，即精神科医生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是在蓄意捏造病症。相关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研究发现患者的不同人格会激活不同的大脑脑区。例如，脑成像研究结果显示，当患者处于不同的人格状态中时，大脑活动的模式也有所区别 35 。对于其中一个病人来说，当他从一个人格转换到另一个人格时，有关记忆的脑区似乎停止工作了，仿佛人格的转换引发了另一套记忆的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