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相关脑成像研究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只要改变思维的内容，大脑活动的模式就会产生变化。例如，如果我想象某一次难过或愤怒的经历，我的大脑活动就会变化。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的一个病例中，脑科学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自我实验室
一个德国患者曾失明了15年，而后又通过心理治疗逐渐重拾光明 36 。最初，只有一部分人格复明了，剩下的则仍未恢复。相关脑电测量记录表明，这并不是患者伪装出来的。被监测的是她的视觉皮层，即大脑中对感觉信息进行初级加工的区域之一。当患者处于复明人格中时，视觉皮层的电活动是正常的；而当她处于失明人格中时，这一区域便停止了工作。也就是说，她大脑中掌管人格切换的区域同时也在以某种方式控制着视觉区的工作。这一发现简直令人大跌眼镜。
相信自己看不见是一回事，关闭加工感觉信息的初级脑区则又是另一回事，它实在令人震撼。简言之，大脑中对自我、人格等复杂概念进行操纵的高级连接网络能够用某种方式对初级的早期信息加工过程进行管理。
大人物是怎样堕落的
如果我们没有脑损伤，也不曾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我们能从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一个不同的自我？在这个整体西化的世界上，有的人似乎过着复杂的多面生活，戴着各色人格面具穿行于各种公共和私人场合；而另一些人的生活则相对简单，比如乡村里那些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农民们。我们呈现给世人的自我一定是所生活的社交圈子的倒影。有时候，当我们发现熟悉的人还有陌生的另一面，这些圈子就会互相冲突，如不忠的伴侣、虐待孩子的保姆，还有贪污腐败的政客。这些都是常见的存在于他人身上的自我冲突。公众人物似乎常常做出一些有悖常理的事，从而陷入丑闻。那么，我们是否能用自我幻觉的相关理论来解释这些冲突呢？
第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将他们的公共形象置于危险之中？例如，为什么看上去品行正直的社会成员常常会卷入性丑闻中？为什么英国前检察总长艾伦·格林（Allan Green）爵士明知道很有可能被发现，还是要去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参与附近一个臭名昭著的妓女游行活动？与此类似，没有人能明白为什么身为好莱坞的大众情人的休·格兰特（Hugh Grant）会在日落大道上公然召妓，全然不顾此地正是风化纠察队经常出没的红灯区。他一定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充满风险的，但也许这才是关键。若被发现便会有所失去，这种情境下的冒险或许会带来一种紧张刺激的快感。但当事后被要求对这些行为进行解释时，许多人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能说自己在那时突然举止失常。
这类行为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方面，就是性行为中的角色扮演。在性行为中，人们呈现出的自我可能与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大相径庭。
显而易见的是，让人们谈论自己的性行为是一件难事，不过幸亏还有人敢于问出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问题。一位名叫凯瑟琳·默里斯（Katherine Morris）的美国心理学家采访了460位定期参与异类性行为的异性恋男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高知阶层的从业者，包括不少企业高管，甚至还有几位首席执行官。此外，受访者还有精神科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些来自其他高压高知行业的人 37 。
默里斯发现了一个规律：在异类性行为期间，受访者都会体验到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表达的情绪，这就像是他们在公众生活里丢失了一些东西，为了整体的满足感，必须将其找回。为此，他们必须在私下重新整合那些丢失的部分，并将其作为性仪式的一部分。默里斯指出，许多身为企业高管的受访者都认为自己是个骗子，并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人们会寻找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平衡点。”
寻求满足感并不是人们参与性活动的角色扮演的唯一原因。异类性行为同时也能让人们暂时丢掉已有的身份，以扮演另一个人的方式获得性满足 38 。比起我们在公众生活中的行为，性活动通常都是私密的。这意味着我们能在卧室里做一个不同于通常情况下的自己的人，就如同我们的大众形象只是一层挡住真实自我的假面具。关起门来，那个大众眼中羞涩矜持的壁花小姐竟然变成了色情女王。当然，我们都需要在公共场合控制自己的性冲动，这是我们很早就知道的道理。那些不能做到的人或被视作性变态者，或被视作精神病患者。
科技也许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有一个地方，我们能够释放这些幻想和冲动，而不必担心会被发现，这就是互联网。下一章将会讲述互联网正在如何改变我们人际交往和分享过往经历的方式，并最终在我们建构的自我幻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互联网赋予了每个人参与接受、生成和发送信息等一系列过程的能力，网上的故事讲述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如果我们的镜中自我正是身边人的倒影，那么，在新媒体改变、增加、限定那些我们能联系的人的过程中，我们的自我幻象也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
